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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论南中国——中国文明有一种“越变越南”的大趋势

2019年08月13日 15:40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按:今日香港抗争,也许是”整个南中国”的一个觉醒。有人再贴梁文道2012年的演讲《重新认识香港,重新认识》,我第一次读到,特别是他说,《河殇》”肯定是那些人弄的”,饶有趣味。自古有一种”越变”的大,是陈寅恪、钱穆、余英时等史家一再论说的,但是现代中国人已经不懂了。缘此,再贴一篇旧文,我写于二十七年前,从未发表过。】

中国的概念,上古时指只黄河下游的中州一带。春秋”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大抵不越长江。湖广、江南、巴蜀之地皆为”群蛮””百璞”的未开化区。然而几千年历史的走势,却是中原的文明之气越来越南移,经济都渐渐聚集到南方,并取代长江以北的文明发源地而主导全国。南北朝以后,中国的格局便有了南北之分。此南北盛衰之转变,可窥见中国经济、人文、历史的诸多关键。历史的造化,非人力所为。古代社会,中原的华夏族受游牧人南下的压迫,若无江南转圜之地,恐怕早就没有生存余地;待到江南糜烂,大帝国便要另起炉灶了。南中国虽通向太平洋,文明南移的趋势确也开发了南洋,但这个方向却始终未能成为中国文明向外延展的主要通道。中国人的中原心态,历来重北轻南,虽几度被北方游牧文明所征服却又永远鄙视东南的文明边缘地区,及至工业文明从东南方向逼迫过来时应对无措,在整个近代,都错过了东亚崛起的机遇。回头来看,南中国对于中国文明的意义便尤其厚重,而未来的发展,中华民族将更为倚重这个南中国,则是无疑的。

一、第一帝国与中原丧乱

文明的摇篮为什么首先不是长江流域而是黄河流域,这件事我们至今说不清,只知道到司马迁的时候,他仍在讲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而”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虽然他也说过楚越之地”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显然比北方好活),但中原这个摇篮至少有两个地理上的严重问题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的文明和历史。其一是高含沙量的黄河及其支流的洪水泛滥,天候形成的不断饥馑,使春秋各诸侯国经常为”阻籴”而生战事,治水又大多以邻为壑,所以封建状态不利于治水和赈灾,中央集权若非人为也是自然力量所驱策的。其二,离这块降雨量并不丰沛的农业区以北一千华里之外,便是游牧民族出入的异常干旱的塞外,绵延两千里的国防线与十五英寸雨量线(15″isohyet line) 吻合。因此黄仁宇先生说,因治水和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

秦皇筑长城,汉武征匈奴,都是第一帝国(秦汉)的大事功。可这两件事都恰好显出,中国在各种技术(财政、司法、行政、通讯等)尚未成熟之前,就在很大的规模上组织起来,以一天子而统御千军万马,的确是政治上非常早熟,可是它的代价却是”只好先造就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掩盖了具体的人事和经济的复杂性”(黄仁宇语),制度简单,中层架构脆弱,结果大帝国常常首先从内囊里腐烂起(如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团),庞然大物便在瞬间崩塌,社会顿成地狱,所谓”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后汉书》记载,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人口五千零六万六千多人,此数字已是因王莽之乱减少了一千万,但又经东汉末年之大乱,到西晋时被消灭了三千三百九十万人。这个代价,或许就是为早熟的大帝国所付出的。

中原丧乱引起人口的第一次大迁徙。一路北上辽东,另一路南下江南、荆楚、巴蜀,因此两晋时南方人口密度大增。此时北方已是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紧接东汉末年的大乱,南北朝之际,欧亚两洲同时发生民族大迁徙,均受蒙古高原的”喷发”所推动。先是北匈奴被东汉击败,西走欧洲,接连击溃日耳曼族和哥德族,公元四七二年阿提拉攻陷罗马城。降汉的南匈奴也趁汉室内乱纷纷南下,虏掠人口,执汉怀帝北去。东西两大帝国都在匈奴的铁蹄下覆亡。南北朝时,南方小朝廷虽有长江作屏障得以苟安,但南北疆界则是”越变越南”的趋势。

二、中唐转折点:北衰南盛

西罗马覆亡后,偏安一隅的西欧使进入封建社会,到近代之前,不复有类似帝国出现,古代世界在西方就此终结。但在中国,很快又有所谓第二帝国(隋唐宋)的兴起。本来,东汉覆亡以后的三百多年里,中国需要从头到尾重新来组织。但中国人只是把原有的制度在江南复制,等夷狄衰退后再到全国的规模上去复制帝国。所以隋柞短促,无非是复制暴秦。

盛唐以东方共主的姿态出现,既是七八九三个世纪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又以”天宝开元”盛世而为中国历史不可逾越的峰颠,但唐朝三百年间中国却发生了一个大变化,是为秦汉至明清间最大的转变关键。此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此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键”。

以”渔阳鼙鼓动地来”而叛唐的安史之乱,恰好发生在”稻米流脂粟米白”、”齐纨鲁缟车班班”的开天盛世,虽说也有唐玄宗腐败、用人不当、纵容藩镇的责任,但从社会制度上看去,第二帝国(隋唐宋)依然如同第一帝国,满足于大而化之的简单制度,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官僚政治所想控制过于庞大,实际掌握不深,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是一种”金字塔倒砌”的不稳定系统。后来宋太祖接受唐朝教训,也只会耍”杯酒释兵权”的小聪明,而削弱藩镇的后果,则是完全忘了北方国防线的至关重要,以致终于连长城也抵挡不住,令蒙古入主中国。伦理上最重”华夷大防”的华夏文明,在政治文化上的早熟而幼稚,便导致这样的悲剧。

明清两朝(第三帝国)其实也并无长进。朱洪武虽费尽心计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室的权力,却不能防止他一死便有骨肉相残,也不能防止整个明朝皇帝的无能和宦官政治的黑暗。大清三百年虽有康乾盛世,疆域也扩展得最大,政治制度仍是大而无当的一套,且以外族统治中国,心理上无安全感,异常狭隘与残忍,道咸以降,面临西方、日本挑战而不肯变革,使中国尝尽耻辱,积弱不堪。

三、移民潮与经济南移

春秋地广人稀,诸侯采邑多在长江以北,国计大体依赖北方农业,其中齐国有鱼盐之利,得天独厚,最为富庶。南方虽有川泽山林之饶,但都是未开发的蛮夷之地,《史记•货殖列传》说,”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楚国虽然强大,但农产贫乏,所能贡献于周天子者,不过桃弓棘箭而已。自春秋至秦汉,黄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长江流域,尤其关中、中原一带,土地肥沃,农业发达,秦人得其地而能兼并六国、汉高祖据北方而能战胜楚霸王,均非偶然。但秦汉两朝在关中、中原的经营,包括长安、洛阳两京师,都在汉末、两晋的大乱中成了铜驼荆棘,中原膏粱之地皆为”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所以,东汉覆亡后,中国人口长期地由北向南、由西向东迁徙,其腾出的空间,势必被长城之外的游牧人所填补,因之,黄河流域本是开发较早的农业区,却倒退为半农半牧状态,而江南则因移民而得到开发,火耕水耨状态为之一改。

那时向南移民的路径,大致有以下几条:其一江左线。晋代王公士族,及青衮并冀诸州流民,沿古邯沟渡江,寄居建康及太湖流域边缘,所以有”古代朔方士族,萃居江表”的说法;其二淮南线。司、豫两州流民沿淮河各支流到芜湖、寻阳及鄱阳湖区寄居;其三汉江线。关中及长安、洛阳京畿之流民,则顺汉水走襄阳、南郡及洞庭湖区;其四栈道。秦雍流民大多取栈道入蜀求食。东晋元帝南渡后,于大江南北诸州设侨州侨郡安置流民,同时,北方失籍流民多投当地大姓为客,政府又颁行给客制度,此客家人之由来。

南迁人口使东晋农业大为兴盛,荆扬两州,即今两湖沼泽区及长江下游流域,不出四十年就已”余粮栖亩,户不夜扃”、”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这个经济基础,不仅使南朝各代皆得以奢糜无度,建康城里是”六代竞豪华”,整个江南也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且,也为隋唐的繁荣打了底子,唐人形容开天盛事是”江淮绮谷,巴蜀锦绣,但充后宫玩好而已”,虽然意谓政府财政所依仗者并非南方,但江南也已富庶起来。

安史之乱后,中原再度丧乱,刘宴写信给元载说:”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虎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向南移民浪潮再起,”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政府财政遂唯江南是赖,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南北盛衰由此便在中唐以后定局。此后再度经历唐末大乱、北宋覆亡以及南宋对江南的长期专一的经营,到朱元璋统一中国时,划天下为十三布政使司,南方占了九个,北方只有四个,明代对南方的偏依更加明显。而且,明朝向北发展的机会已不存在,只求再筑长城要塞做一个防守者,相反则积极开发云贵,向南延展。

四、北方人文大杀播迁江南

中国人文的渊薮,在关东齐鲁之间。《史记•货殖列传》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两汉儒学大盛,承春秋渊源,仍以齐鲁为重镇,一时大师均起于其地。关东之地,即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人文鼎盛,不仅大儒文豪极多,还有”关东出相”之说。因此,汉末以前,中国人文的正宗只在北方,此外只有蜀中是一学术”飞地”。三国时儒生避乱南下,刘表在荆州收罗人才,开坛讲学,为一时之冠。到晋代时见于纪传的大人物,以三大流域计,仍以河域最盛,江域次之,粤江流域尚无大人物可纪。

经魏晋南北朝之乱,北方人文大杀,中州人物过江如鲫,”吴下之音,多与古合”。北方落入石勒、刘渊之辈手中,视衣冠士人如牲畜,且民风以射猎战斗为能事,则南去之人视河北如夷狄之地,自古为礼仪之乡的齐鲁间,”率多犷戾”,中原文哲之气衰尽。而江左人文蔚盛,超过北方,南朝已然,于唐尤甚。不仅”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而且”虽吕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竟令白居易自称”不得独步于吴越间”。

唐以前,政治人物多为北人,尤以关西、山东两大系人物垄断政坛,南人几无进仕之途。北人认为,”南方君子,安知朝礼”,视之如蛮夷,唐初依然。当时人物之出身与地理的关系,河渭流域之北人最为优越,江域之南人次之,岭外之人又次之。中唐以后,国家财计仰给于江南,南人始得步入政坛。此外,科举以经术取士,北人有历史传统而占优势。但人文南移之后,经学发达,开元初年,天下进士,河北只剩一人。但官僚集团中,位高权重者仍以北人居多,习性保守;中下级官员多为淮汉以南之人,秉性强悍,凡革新、政变多由南人发难,概因不甘屈居下品。

盛唐以降,南方人文艺术彻底压到北方。晚唐五代之词,以南唐西蜀为最盛,李后主旷世不逮,淮南张泌、广陵冯延巳都是第一流的大词人。而”中原多故,风流歇绝”,统计五代诗话词人,竟无一北人。这个局面,到北宋不改,始知人文北衰南盛,五代成定局。及至明清,中国人文的钟灵之气,大致凝聚到江浙湖广。明代阳明之学,成为后世数百年的一个源泉,流被天下。儒家讲学成风,书院如林,但最着名的几座,象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以及东林书院等,都在江南。有清一代,人文荟萃,尽在江浙。清初大儒,昆山顾炎武、余姚黄宗曦、衡阳王夫之,北方只有一个博野颜元。史学上的浙东派、乾嘉考据学的吴派皖派、文学上的桐城派阳湖派,一代宗师,毕集于苏皖。咸道后经世致用之常州学派兴起,尔后奇伟之才渐转湘粤之间,康梁二氏起于沿海,受西学沁濡,搅起轩然大波;而岭南奇特豪杰之士层出,遂执中国之牛耳矣。

五、下吴越如流水

长江流域自汉末两晋以来逐渐成为中国文明的另一依托,遂使各朝代因政治经济的需要而广修图籍地志,大兴驿传邮铺,治水开河,以沟通南北。此端绪当首推隋朝,炀帝好大喜功,敕虞世基等撰”区宇图志”千二百卷,规模宏大,尽囊山川城廓。宋太祖讨平五代各国,搜索其图籍,”唯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宋代也开始治理长江淮河,疏导太湖,兴修海塘。

扬州当运河与长江交汇处,中唐以后,北方经济大坏,一切仰赖南方供给,而货运以水道为便,于是淮汉以南,西自民峨,南自岭表之财货,皆汇聚扬州为转运口,朝廷盐铁转运使移驻扬州,诸道节度使也在此设邸店,南北汉胡之商旅竞趋于扬州,文人墨客笔下称扬州富甲天下,并非虚夸。这些开发都使中央得以聚敛南北两个流域的物产,支撑起唐宋以来以皇室消费为主体的庞大城市经济,武则天之神京(洛阳)、北宋之汴梁、南宋之临安,其繁华都是当时举世无双。

到明代商品经济渐开,靠北方棉花而兴起的江南织造业尤富盛名。万历时江南最发达的城市要数苏州,”总一海内,闽粤之贾,趁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明清两朝数百年不衰;江南湖广也遍布专业性市镇,”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贸易由南北互通有无而走向海外,福建商贾经营大宗绢丝铁糖,”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南中国的崛起使中国经济空前繁荣也空前复杂,只能应付小自耕农经济的国家管理制度更形捉襟见肘,既无现代化的技术管理支配资源,也缺乏成熟的民间商业组织的辅助,所以不仅王安石的变法不能成功,明中叶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也胎死腹中。

六、徒有通洋之利

中国经济南移的最大意义,在于利用东南港口而将内陆型经济转为开放。对南洋的贸易和移民在隋代就从南海郡(广州)开始了,经唐宋两代,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成为西太平洋最大的通商口岸,陆游说:”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来自大秦、天竺、大食及南洋诸国的富商多以广州为家,往往滞留数十年不归,筑宅其地,富甲一方,唐末大乱时,广州外侨被杀者,竟有十二万人之多。

唐以后闽粤海岸的意义越来越明显,不仅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从泉州马尾港起航的,而且民间”通番”贸易大兴,”豪门巨室,间有趁巨舰贸易海外者”,以至海禁政策不能维持。中国的出口那时就常常处于出超地位,迫使外商用墨西哥银元来偿付,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通洋之利,不仅是民间财源,也是”天子之南库”。应当说,在世界性的海洋贸易时代兴起之前,中国已经作了长期的历史准备。然而,尽管中国在十一世纪就已感受到某种现代化的需要,但整个庞大而简单的政治系统依然不能更新,私人财产权不能摆脱皇权和宗法而确立,社会无法在商业法制的层次上有效管理,所以十七世纪以后当以海洋势力和贸易竞争为整合的时代一旦来到,中国没有内在的竞争潜力,只有闭关挨打。中国政治上的内陆性,始终压抑了它经济上的海洋性。

七、亚洲第五条小龙?

从历史长程看,中国的内陆性从根本上抑制了南中国的作用。上个世纪末以来,从中国东南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在短短半个世纪里就被历史淘汰。蒋介石之败退大陆,即是新兴资本主义力量无法战胜中国强大的内陆性的一次历史性的失败。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或可称为”第四帝国”。基本上就是靠这个内陆性赢得了江山,但它不过是在中国复制了暴秦暴隋,统治不到三十年也同样几乎被这个内陆性托垮。中国的北方不再有游牧人的铁蹄,中国的海岸线也不再有西方的坚船利炮,可是中国却陷在贫困落后里不能自拔。

十年前邓小平的改革,无非就是放开对南中国的捆绑;今天他也几乎是靠南中国去搞”经济北伐”。这个南中国对于香港、台湾、日本乃至欧美的意义,也越来越变得非同寻常。人们已经在预测,亚洲的第五条小龙,就是这个南中国。太平洋时代也好,大中华经济圈也好,大约都离不开南中国的起飞。然而,南中国毕竟只是中国的一半,它的命运,还系于那看不到希望的另一半。

1992年6月

刊于《民主中国》第十期

  

——转自作者脸书

发文者:NCN 发布时间:8/12/2019 11:49: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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