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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蘇曉康：論南中國——中國文明有一種“越變越南”的大趨勢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作者按：今日香港抗爭，也許是”整個南中國”的一個覺醒。有人再貼梁文道2012年的演講《重新認識香港，重新認識南方》，我第一次讀到，特別是他說，《河殤》”肯定是那些北方人弄的”，饒有趣味。中國文明自古有一種”越變越南”的大趨勢，是陳寅恪、錢穆、余英時等史家一再論說的，但是現代中國人已經不懂了。緣此，再貼一篇舊文，我寫於二十七年前，從未發表過。】
中國的概念，上古時指只黃河下游的中州一帶。春秋”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大抵不越長江。湖廣、江南、巴蜀之地皆為”群蠻””百璞”的未開化區。然而幾千年歷史的走勢，卻是中原的文明之氣越來越南移，經濟人文都漸漸聚集到南方，並取代長江以北的文明發源地而主導全國。南北朝以後，中國的格局便有了南北之分。此南北盛衰之轉變，可窺見中國經濟、人文、歷史的諸多關鍵。歷史的造化，非人力所為。古代社會，中原的華夏族受遊牧人南下的壓迫，若無江南轉圜之地，恐怕早就沒有生存餘地；待到江南糜爛，大帝國便要另起爐灶了。南中國雖通向太平洋，文明南移的趨勢確也開發了南洋，但這個方向卻始終未能成為中國文明向外延展的主要通道。中國人的中原心態，歷來重北輕南，雖幾度被北方遊牧文明所征服卻又永遠鄙視東南的文明邊緣地區，及至工業文明從東南方向逼迫過來時應對無措，在整個近代，都錯過了東亞崛起的機遇。回頭來看，南中國對於中國文明的意義便尤其厚重，而未來的發展，中華民族將更為倚重這個南中國，則是無疑的。
一、第一帝國與中原喪亂
文明的搖籃為什麼首先不是長江流域而是黃河流域，這件事我們至今說不清，只知道到司馬遷的時候，他仍在講關中”膏壤沃野千里”而”江南卑濕，丈夫早夭”(雖然他也說過楚越之地”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顯然比北方好活)，但中原這個搖籃至少有兩個地理上的嚴重問題長久地影響著中國的文明和歷史。其一是高含沙量的黃河及其支流的洪水泛濫，天候形成的不斷饑饉，使春秋各諸侯國經常為”阻糴”而生戰事，治水又大多以鄰為壑，所以封建狀態不利於治水和賑災，中央集權若非人為也是自然力量所驅策的。其二，離這塊降雨量並不豐沛的農業區以北一千華里之外，便是游牧民族出入的異常乾旱的塞外，綿延兩千里的國防線與十五英寸雨量線(15″isohyet line) 吻合。因此黃仁宇先生說，因治水和救荒，中國即須組織大帝國對付，可見得歷史並非全是人為。
秦皇築長城，漢武征匈奴，都是第一帝國(秦漢)的大事功。可這兩件事都恰好顯出，中國在各種技術(財政、司法、行政、通訊等)尚未成熟之前，就在很大的規模上組織起來，以一天子而統御千軍萬馬，的確是政治上非常早熟，可是它的代價卻是”只好先造就理想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著過去，掩蓋了具體的人事和經濟的複雜性”(黃仁宇語)，制度簡單，中層架構脆弱，結果大帝國常常首先從內囊里腐爛起(如外戚、宦官、朋黨攪作一團)，龐然大物便在瞬間崩塌，社會頓成地獄，所謂”白骨蔽平原，千里無雞鳴”。”《後漢書》記載，東漢桓帝永壽二年(156年)，全國人口五千零六萬六千多人，此數字已是因王莽之亂減少了一千萬，但又經東漢末年之大亂，到西晉時被消滅了三千三百九十萬人。這個代價，或許就是為早熟的大帝國所付出的。
中原喪亂引起人口的第一次大遷徙。一路北上遼東，另一路南下江南、荊楚、巴蜀，因此兩晉時南方人口密度大增。此時北方已是所謂”五胡亂華”的局面。緊接東漢末年的大亂，南北朝之際，歐亞兩洲同時發生民族大遷徙，均受蒙古高原的”噴發”所推動。先是北匈奴被東漢擊敗，西走歐洲，接連擊潰日耳曼族和哥德族，公元四七二年阿提拉攻陷羅馬城。降漢的南匈奴也趁漢室內亂紛紛南下，虜掠人口，執漢懷帝北去。東西兩大帝國都在匈奴的鐵蹄下覆亡。南北朝時，南方小朝廷雖有長江作屏障得以苟安，但南北疆界則是”越變越南”的趨勢。
二、中唐轉折點：北衰南盛
西羅馬覆亡后，偏安一隅的西歐使進入封建社會，到近代之前，不復有類似帝國出現，古代世界在西方就此終結。但在中國，很快又有所謂第二帝國(隋唐宋)的興起。本來，東漢覆亡以後的三百多年裡，中國需要從頭到尾重新來組織。但中國人只是把原有的制度在江南複製，等夷狄衰退後再到全國的規模上去複製帝國。所以隋柞短促，無非是複製暴秦。
盛唐以東方共主的姿態出現，既是七八九三個世紀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又以”天寶開元”盛世而為中國歷史不可逾越的峰顛，但唐朝三百年間中國卻發生了一個大變化，是為秦漢至明清間最大的轉變關鍵。此誠如錢穆先生所說：”唐中葉以前，中國經濟文化之支撐點偏倚在北方(黃河流域)，唐中葉以後，中國經濟文化之支撐點偏倚在南方(長江流域)。此大轉變，以安史之亂為關鍵”。
以”漁陽鼙鼓動地來”而叛唐的安史之亂，恰好發生在”稻米流脂粟米白”、”齊紈魯縞車班班”的開天盛世，雖說也有唐玄宗腐敗、用人不當、縱容藩鎮的責任，但從社會制度上看去，第二帝國(隋唐宋)依然如同第一帝國，滿足於大而化之的簡單制度，如黃仁宇先生所說，官僚政治所想控制過於龐大，實際掌握不深，引用的原則過於簡單，當中籠罩著很多不盡不實之處，是一種”金字塔倒砌”的不穩定系統。後來宋太祖接受唐朝教訓，也只會耍”杯酒釋兵權”的小聰明，而削弱藩鎮的後果，則是完全忘了北方國防線的至關重要，以致終於連長城也抵擋不住，令蒙古入主中國。倫理上最重”華夷大防”的華夏文明，在政治文化上的早熟而幼稚，便導致這樣的悲劇。
明清兩朝(第三帝國)其實也並無長進。朱洪武雖費盡心計加強中央集權和皇室的權力，卻不能防止他一死便有骨肉相殘，也不能防止整個明朝皇帝的無能和宦官政治的黑暗。大清三百年雖有康乾盛世，疆域也擴展得最大，政治制度仍是大而無當的一套，且以外族統治中國，心理上無安全感，異常狹隘與殘忍，道咸以降，面臨西方、日本挑戰而不肯變革，使中國嘗盡恥辱，積弱不堪。
三、移民潮與經濟南移
春秋地廣人稀，諸侯采邑多在長江以北，國計大體依賴北方農業，其中齊國有魚鹽之利，得天獨厚，最為富庶。南方雖有川澤山林之饒，但都是未開發的蠻夷之地，《史記•貨殖列傳》說，”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楚國雖然強大，但農產貧乏，所能貢獻于周天子者，不過桃弓棘箭而已。自春秋至秦漢，黃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大大高於長江流域，尤其關中、中原一帶，土地肥沃，農業發達，秦人得其地而能兼并六國、漢高祖據北方而能戰勝楚霸王，均非偶然。但秦漢兩朝在關中、中原的經營，包括長安、洛陽兩京師，都在漢末、兩晉的大亂中成了銅駝荊棘，中原膏粱之地皆為”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所以，東漢覆亡后，中國人口長期地由北向南、由西向東遷徙，其騰出的空間，勢必被長城之外的遊牧人所填補，因之，黃河流域本是開發較早的農業區，卻倒退為半農半牧狀態，而江南則因移民而得到開發，火耕水耨狀態為之一改。
那時向南移民的路徑，大致有以下幾條：其一江左線。晉代王公士族，及青袞並冀諸州流民，沿古邯溝渡江，寄居建康及太湖流域邊緣，所以有”古代朔方士族，萃居江表”的說法；其二淮南線。司、豫兩州流民沿淮河各支流到蕪湖、尋陽及鄱陽湖區寄居；其三漢江線。關中及長安、洛陽京畿之流民，則順漢水走襄陽、南郡及洞庭湖區；其四棧道。秦雍流民大多取棧道入蜀求食。東晉元帝南渡后，于大江南北諸州設僑州僑郡安置流民，同時，北方失籍流民多投當地大姓為客，政府又頒行給客制度，此客家人之由來。
南遷人口使東晉農業大為興盛，荊揚兩州，即今兩湖沼澤區及長江下游流域，不出四十年就已”餘糧棲畝，戶不夜扃”、”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這個經濟基礎，不僅使南朝各代皆得以奢糜無度，建康城裡是”六代競豪華”，整個江南也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而且，也為隋唐的繁榮打了底子，唐人形容開天盛事是”江淮綺谷，巴蜀錦繡，但充後宮玩好而已”，雖然意謂政府財政所依仗者並非南方，但江南也已富庶起來。
安史之亂后，中原再度喪亂，劉宴寫信給元載說:”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虎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余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凄慘，獸游鬼哭”。向南移民浪潮再起，”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政府財政遂唯江南是賴，韓愈說:”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南北盛衰由此便在中唐以後定局。此後再度經歷唐末大亂、北宋覆亡以及南宋對江南的長期專一的經營，到朱元璋統一中國時，划天下為十三布政使司，南方佔了九個，北方只有四個，明代對南方的偏依更加明顯。而且，明朝向北發展的機會已不存在，只求再築長城要塞做一個防守者，相反則積極開發雲貴，向南延展。
四、北方人文大殺播遷江南
中國人文的淵藪，在關東齊魯之間。《史記•貨殖列傳》說”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兩漢儒學大盛，承春秋淵源，仍以齊魯為重鎮，一時大師均起於其地。關東之地，即今河南、河北、山東一帶，人文鼎盛，不僅大儒文豪極多，還有”關東出相”之說。因此，漢末以前，中國人文的正宗只在北方，此外只有蜀中是一學術”飛地”。三國時儒生避亂南下，劉表在荊州收羅人才，開壇講學，為一時之冠。到晉代時見於紀傳的大人物，以三大流域計，仍以河域最盛，江域次之，粵江流域尚無大人物可紀。
經魏晉南北朝之亂，北方人文大殺，中州人物過江如鯽，”吳下之音，多與古合”。北方落入石勒、劉淵之輩手中，視衣冠士人如牲畜，且民風以射獵戰鬥為能事，則南去之人視河北如夷狄之地，自古為禮儀之鄉的齊魯間，”率多獷戾”，中原文哲之氣衰盡。而江左人文蔚盛，超過北方，南朝已然，于唐尤甚。不僅”翰苑詞人，播遷江潯”，”金陵會稽，文士成林”，而且”雖呂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竟令白居易自稱”不得獨步于吳越間”。
唐以前，政治人物多為北人，尤以關西、山東兩大系人物壟斷政壇，南人幾無進仕之途。北人認為，”南方君子，安知朝禮”，視之如蠻夷，唐初依然。當時人物之出身與地理的關係，河渭流域之北人最為優越，江域之南人次之，嶺外之人又次之。中唐以後，國家財計仰給於江南，南人始得步入政壇。此外，科舉以經術取士，北人有歷史傳統而佔優勢。但人文南移之後，經學發達，開元初年，天下進士，河北只剩一人。但官僚集團中，位高權重者仍以北人居多，習性保守；中下級官員多為淮漢以南之人，秉性強悍，凡革新、政變多由南人發難，概因不甘屈居下品。
盛唐以降，南方人文藝術徹底壓到北方。晚唐五代之詞，以南唐西蜀為最盛，李後主曠世不逮，淮南張泌、廣陵馮延巳都是第一流的大詞人。而”中原多故，風流歇絕”，統計五代詩話詞人，竟無一北人。這個局面，到北宋不改，始知人文北衰南盛，五代成定局。及至明清，中國人文的鍾靈之氣，大致凝聚到江浙湖廣。明代陽明之學，成為後世數百年的一個源泉，流被天下。儒家講學成風，書院如林，但最著名的幾座，象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以及東林書院等，都在江南。有清一代，人文薈萃，盡在江浙。清初大儒，崑山顧炎武、餘姚黃宗曦、衡陽王夫之，北方只有一個博野顏元。史學上的浙東派、乾嘉考據學的吳派皖派、文學上的桐城派陽湖派，一代宗師，畢集於蘇皖。咸道后經世致用之常州學派興起，爾後奇偉之才漸轉湘粵之間，康梁二氏起於沿海，受西學沁濡，攪起軒然大波;而嶺南奇特豪傑之士層出，遂執中國之牛耳矣。
五、下吳越如流水
長江流域自漢末兩晉以來逐漸成為中國文明的另一依託，遂使各朝代因政治經濟的需要而廣修圖籍地誌，大興驛傳郵鋪，治水開河，以溝通南北。此端緒當首推隋朝，煬帝好大喜功，敕虞世基等撰”區宇圖志”千二百卷，規模宏大，盡囊山川城廓。宋太祖討平五代各國，搜索其圖籍，”唯蜀、江南最多，凡得蜀書一萬三千卷、江南書二萬余卷”。宋代也開始治理長江淮河，疏導太湖，興修海塘。
揚州當運河與長江交匯處，中唐以後，北方經濟大壞，一切仰賴南方供給，而貨運以水道為便，於是淮漢以南，西自民峨，南自嶺表之財貨，皆匯聚揚州為轉運口，朝廷鹽鐵轉運使移駐揚州，諸道節度使也在此設邸店，南北漢胡之商旅競趨於揚州，文人墨客筆下稱揚州富甲天下，並非虛誇。這些開發都使中央得以聚斂南北兩個流域的物產，支撐起唐宋以來以皇室消費為主體的龐大城市經濟，武則天之神京(洛陽)、北宋之汴梁、南宋之臨安，其繁華都是當時舉世無雙。
到明代商品經濟漸開，靠北方棉花而興起的江南織造業尤富盛名。萬曆時江南最發達的城市要數蘇州，”總一海內，閩粵之賈，趁風航海，不以為險，故珍貨遠物，畢集於吳之市”，明清兩朝數百年不衰；江南湖廣也遍布專業性市鎮，”每歲浙直湖湘客人腰纏過梅嶺者數十萬，皆置鐵貨而北”。貿易由南北互通有無而走向海外，福建商賈經營大宗絹絲鐵糖，”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南中國的崛起使中國經濟空前繁榮也空前複雜，只能應付小自耕農經濟的國家管理制度更形捉襟見肘，既無現代化的技術管理支配資源，也缺乏成熟的民間商業組織的輔助，所以不僅王安石的變法不能成功，明中葉的所謂”資本主義萌芽”也胎死腹中。
六、徒有通洋之利
中國經濟南移的最大意義，在於利用東南港口而將內陸型經濟轉為開放。對南洋的貿易和移民在隋代就從南海郡(廣州)開始了，經唐宋兩代，廣州、泉州、明州(寧波)成為西太平洋最大的通商口岸，陸遊說：”萬里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來自大秦、天竺、大食及南洋諸國的富商多以廣州為家，往往滯留數十年不歸，築宅其地，富甲一方，唐末大亂時，廣州外僑被殺者，竟有十二萬人之多。
唐以後閩粵海岸的意義越來越明顯，不僅鄭和七下西洋，都是從泉州馬尾港起航的，而且民間”通番”貿易大興，”豪門巨室，間有趁巨艦貿易海外者”，以至海禁政策不能維持。中國的出口那時就常常處於出超地位，迫使外商用墨西哥銀元來償付，使白銀大量流入中國。通洋之利，不僅是民間財源，也是”天子之南庫”。應當說，在世界性的海洋貿易時代興起之前，中國已經作了長期的歷史準備。然而，儘管中國在十一世紀就已感受到某種現代化的需要，但整個龐大而簡單的政治系統依然不能更新，私人財產權不能擺脫皇權和宗法而確立，社會無法在商業法制的層次上有效管理，所以十七世紀以後當以海洋勢力和貿易競爭為整合的時代一旦來到，中國沒有內在的競爭潛力，只有閉關挨打。中國政治上的內陸性，始終壓抑了它經濟上的海洋性。
七、亞洲第五條小龍？
從歷史長程看，中國的內陸性從根本上抑制了南中國的作用。上個世紀末以來，從中國東南興起的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在短短半個世紀里就被歷史淘汰。蔣介石之敗退大陸，即是新興資本主義力量無法戰勝中國強大的內陸性的一次歷史性的失敗。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或可稱為”第四帝國”。共產黨基本上就是靠這個內陸性贏得了江山，但它不過是在中國複製了暴秦暴隋，統治不到三十年也同樣幾乎被這個內陸性托垮。中國的北方不再有遊牧人的鐵蹄，中國的海岸線也不再有西方的堅船利炮，可是中國卻陷在貧困落後里不能自拔。
十年前鄧小平的改革，無非就是放開對南中國的捆綁；今天他也幾乎是靠南中國去搞”經濟北伐”。這個南中國對於香港、台灣、日本乃至歐美的意義，也越來越變得非同尋常。人們已經在預測，亞洲的第五條小龍，就是這個南中國。太平洋時代也好，大中華經濟圈也好，大約都離不開南中國的起飛。然而，南中國畢竟只是中國的一半，它的命運，還繫於那看不到希望的另一半。
1992年6月
刊于《民主中國》第十期
——轉自作者臉書
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8/12/2019 11:49: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