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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练乙铮：五大诉求海牙仲裁 瑞士模式善意游说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英国《金融时报》消息指北京准备对涉港事务官员进行大清洗，包括林郑在内。若然，对她本人无疑是一解脱。林郑鹰犬北人，对香港犯下弥天大罪，民主派认定她十恶不赦，爱国派反感她还不够心狠手辣，外国人围观看热闹，要看这位钦点的第四任特首怎麽下台。可怜啊！一个曾经风头无两、京城里的宰相也得让她三分的能吏，如今连她的副官怕也看她不起，却仍得坐在全城最当眼的位子上，怎不度日如年？
落得如此，政坛某君会笑她不懂政治、「有冇入错行」；不过，她大可反讽说：「德不孤，必有邻。」试问她之前的三个特首，哪一个不是「入错行」，哪一个可以善始善终？老董脚痛落台，当奴锒铛下狱，而那个号称「懂政治」的专业人，却在春风最得意的时候横遭腰斩，後来没事干沦为拼存在感的键盘战士。
持平而论，四个特首其实皆非等闲辈，而是香港菁英中的菁英，名校出身而有历练，无论是创业守业还是兢兢业业，都能干出名堂，最终百里挑一当上特首，自有其过人处，而且钦点他们的，据说都是14亿人当中的足赤完人至智者。然而，物竞「天」择的四次结果，大家有目共睹。
一次是偶然，两次打问号，三次现端倪，四次显规律。由此推断，再换人，恐怕也於事无补，徒令香港社会继续分化，中南海鸡犬不宁，国际上惹人耻笑。那麽，南墙撞四次，显示的到底是甚麽规律？这个问题，恐怕正从香港的街头巷尾一直问到中南海的四中全会。
大凡一个制度，能否作为大略的自然平衡而存在，不视乎其设计师名气有多大（例如那姓邓的），也不视乎其宣传口号有多吸引（例如「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而在乎制度是否能兼顾成员自身的最低限度利益，即其机会成本，以及彼此之间的根本矛盾能否融和。这两个要素存在的话，就具备了组织设计学里头说的incentive compatibility（诱因相容），让大家都愿意协力保持体制稳定，并从中得到足够好处。
如此，这个制度就可以低成本运作，成员大体安居乐业，管理者不需出大力气维稳（如让警察变黑警），达到大略的自然平衡。
然而，这样的优良设计，因为内外因素，偶尔出大问题还是会的，但制度管理人透过微调，以及启动制度自身的各种自稳机制，就可以复元，即所谓的「返得到去从前」，例如1997年金融风暴、2003年的中国沙士入侵，等等。
一国两制的设计硬伤
不及格的制度设计，则恒常有互为表里的双重特徵，一是经常出现大规模动荡，一是不断需要强制性更换或推翻领导人。常说领导坐的是「热位」，意指那是所有矛盾的汇集点。制度的设计失宜，产生大量本身不能承受的震荡，高压电就流向那热位，坐那位的人，就算是由制度内部最佳选拔程序产生，也会焦头烂额体无完肤死硬。一国两制蜜月期2003年结束，其後16年里，政治大动荡出现五次，一次比一次严重，领导人换了又换，无论甚麽颜色的民怨民愤都已沸腾，目下这一次，还出现了势无可挡的分离意识。所有人都明白，香港「返唔到去从前」。
一国两制是古老中华帝国管治模式里的常用具，唐代称羁縻，元代以降叫土司。中共故弄玄虚，称之为少数民族自治，露出真相之後在香港改称「一国两制」，「自治」一词前面冠「高度」，吹嘘是邓大爷的新发明。2008年香港特区第二管治队伍坐镇中联办，一国开始大剌剌凌驾两制。当然，主权在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爱怎麽搞就怎麽搞，但如果它想在香港把一加一变成三，就不是权力问题。
22年实践证明：由中国认可、爱国爱港小圈子选出、须无条件效忠北京的特首，无法驾驭誓要保有自由生活方式和开放社会价值、进而争取体制民主的香港人、以致中国欲稳定香港原有的先进社会经济体制而加以利用，也日益变得不可能。
本来，一国两制设计规格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在一个会变得越来越宽松的中国政治氛围里，还是有望调和的，香港人也会接受那样的一个制度，但中国没有朝政治开放的方向走，而是刚好相反。於是，20多年来，矛盾不断固化，特别是2012年之後，成为铁打的，送中事件开始不久，更很快达至金刚钻般的终极硬度。
由於香港内部矛盾固化，无论甚麽人当特首已无济於事，迫在眉睫的问题无解，必须寻求界外救济。目下最大矛盾、最解不开的死结，莫过於运动提出的五大合理诉求。
大家看看：为了解决其中最容易解决的一个诉求──撤回送中恶法，香港人和香港社会付出的代价已是何其高昂！林郑说，法案「寿终正寝」和「撤回」是一样的，但就是为了阻止民众争取这个「一样的」，港警变成黑警，黑道人变身白衫帮，2,000多民众以身抗法被捕，政府的本地威信和国际声誉尽失，香港经历了一场还未打完的准内战。
以这样沉重的代价解决一个不是问题也不应是问题的问题，唯一的结论是：一国两制证实失灵。试问，如果还要解决其余四个问题，香港社会还要付出多少代价？代价过高，即等於无解。香港如果要重新达至一个大略的自然平衡，需要在一国两制之外寻求新设计，不能再迷信一些诸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类的真诚谎话。这是无论甚麽政治派别的人也应该思考的香港前途问题。
短期：五大诉求国际仲裁
目下运动以五大诉求向政府施压，而政府的回应是加强打压。此导致所谓的胶着状况，表明此矛盾於香港内部无解；唯一出路，是双方特别是政府愿意改在国际上找寻非对抗性解决办法。这种办法有好几个，其中最可行最文明的，是到海牙的常设仲裁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PCA）寻求仲裁。这个机构跟海牙国际法庭完全不同，不是联合国一部份，因此中国虽是成员却无否决权。仲裁的好处是无分原告与被告，完全非对抗性。（此仲裁本可在香港进行，是替香港仲裁业界在国际上打响名堂的绝好机会，但因为律政司里那位阿姐涉事也涉仲裁业界太深，在港仲裁给人的观感是结果可能偏袒政府，所以不宜，殊为可惜。）
PCA成立於1899年，品牌声誉良好，既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主权仲裁，也能处理法人与国家之间的商务及人权纠纷。2016年菲律宾不服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把问题交到PCA要求仲裁，中国拒绝参与，并表示不会承认仲裁结果；菲律宾依然以要求一个法律意见的方式单方面呈请PCA，结果在道理上得直。这替今天外国军舰在南海诸岛12海里范围内巡航提供了国际法基础。
2007年，三间前苏联国营石油公司私有化分拆出来的石油公司同时向俄罗斯联邦政府提出业权仲裁的要求。这些公司的物业在俄罗斯，公司则在境外注册。俄罗斯联邦政府还是比较文明，同意参与PCA主持的仲裁，并愿意接受仲裁结果。最後，PCA通判三公司得直。争议额不算大，俄罗斯後来总共赔偿了一亿美元左右，其中约10%是三间公司所付出的仲裁费和法律服务费（可见仲裁费用不算高）。
如果特区政府认为五大诉求不合理，大可主动把问题拿到PCA要求仲裁。运动方面，尽管没有大台或统一领导，也可由某些团体如民阵及个人联名参与并取得众筹支持，到PCA要求给个说法。
长期：「瑞士模式」国际游说
不仅是五大诉求，其他如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历次选举中的DQ事件、特府一手挑起送中事件导致所有社会损失的直接间接赔偿责任金额等，都可以拿到PCA找个说法。
同理，2047年的香港前途悬而未决，而现在《基本法》太多空子给中国钻，特区政府也过分软弱而不断犬随，从而导致一国两制明显失效，对香港对中国皆无好处；那麽，考虑2047年後香港的政治前途和中国在香港的利益之时，独立自决都应该成为合理选项。这个立场的正当性，如果在香港内部无法取得各方确认，也可以拿到国际上找说法。
2047距今还有28年，故除了快速寻求国际仲裁之外，还可以有更广泛更积极的其他做法，例如向国际包括中国游说。如果要考虑的「後2047方案」不同於《基本法》所规范的「前2047框架」，则游说比仲裁更合适，因为牵涉到法律条文以外的政策空白。
这种游说的内容，应该尽可能让西方国家视为非对抗性、多方皆赢，而且真正符合中国长远利益。本来，在1984-1989那几年里，一国两制理论上就是一个多方皆赢的方案，所以能得到国际支持。不过，一国两制的弱点和漏洞越来越多越明显；送中运动开展以後，其内在矛盾已不可能调和，再提「高度自治」无疑自欺欺人。未来28年里，还有六个或更多的特首很可能要「死」於非命。如此一个令中国头疼、西方不满而香港重伤的体制，还要在2047之後存在下去吗？
如此一问，爱国派如以前那位律政司和一众自乾五会狂喜：好啊，一国一制，中央直辖！不过，这些蠢蛋马上会遭上头打脸，因为他们忘记了邓江温习四大家族的私募基金都需要在一国以外的香港运作。
非对抗性双赢港独
2016年，我在《壹周刊》写了题为〈瑞士模式：双赢港独的的纳殊平衡〉（ https://nextplus.nextmedia.com/article/2_437412_0 ），马上招来爱国派围攻，说我在主权问题上搞对抗，违反《基本法》，那当然是无稽的。一来，2047年《基本法》寿终正寝等如撤销，任何有关的安排提议都无法可违；二来，围攻者未搞清楚纳殊平衡乃是一个完全因私利而自愿的东西，比姜太公钓鱼还要好，连计谋也没有，哪来甚麽搞对抗？
至於民主派内部，当时因为误会重重，也没有多大回响。大概是因为，一来大家对一国两制还未心死，不愿旁骛；二来认为共产党和中国人都很「民族主义」，绝对不会同意任何形式的港独，但那是严重误读中共及其治下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特性。
但是，今年发生送中事件，一国两制徒剩空壳，港人不得不另谋出路。明白这点的人多了，不同取向的民主派之间的误会减少，团结加强。因此，上星期六我在公民实践论坛上作题为〈一国两制之外有路行？〉的演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D5d4LKCDno ），再次介绍了这个完全和理非、具备非对抗性多赢的特性、对中国非常有利非常善意的瑞士模式港独方案；在场200多来宾的反应超越我的预期。
到目前为止，香港民主派在外国的游说工作，主要都是内部抗争的直接外延，或多或少都带有反中对抗性，会遇到相当阻力，主要原因当然是外国政府要衡量和中国做生意时会否受到影响。因此，如果一个方案是多赢的，即对中国对西方各国都是「诱因相容」的，都是善意的，而且都有利可图，那麽，游说遇到的阻力就比较小。
对抗型港独在国际上的接纳程度很低；自决也因为可能包含对抗性选项，所以拿到国际上游说也会遇到很大保留；瑞士模式港独，因为不含与中国的对抗性而是多赢的微笑的善意的，因此在国际上的接纳程度反而会较高。开始的时候，中国一时之间也许接受不来，但假以一些时日待它想清楚其中奥妙，这个方案的接受程度就会逐渐提高。
一国两制是一场单边的美丽误会，於共产党的「初心」里从来都是一项权宜。这点，中华帝国史上那血淋淋的「改土归流」一幕已说明一切。那段历史弥足殷监，我在两年前的一篇题为〈从明清「土流并治」看西环干政与2047〉的文章里引《清史稿》及其他文献详说过（ https://hk.lifestyle.appled……article/20170712/2_528544_0 ）。
往者已矣，知来者之可追。大家今天清楚知道，香港已经「回不去」。但正当你开始感到失落迷惘，你就差不多找到了希望的泉源。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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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者：吴一舟 发布时间：10/31/2019 06:56: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