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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胡浩： 谁应该真正为“亚洲病夫”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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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浩： 谁应该真正为“亚洲病夫”道歉？
2020年2月24日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有24万多推特粉丝和“战狼”称号的新任发言人赵立坚就《华尔街日报》发表在评论版上的文章说，第一，面对恶意侮辱、抹黑，中国不做“沉默的羔羊”。第二，该报以新闻报道和评论相对独立为由，百般推诿，没有道理。《华尔街日报》究竟谁来负责任？谁出来道歉？《华尔街日报》既然有骂人的嚣张，为什么没有道歉的勇气？
咋一看这样的要求，似乎比较合理，因此也有了部分中国人在白宫网上请愿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据说已经达到7万多签名。我不知道这些签名的人有多少真正读了这篇文章的英文版，但是，只要你有独立思想，基本的英文阅读能力，明白“亚洲病夫”或“东亚病夫”这个词的来源及其意义，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外交部显然又一次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国内武汉肺炎处置不当的矛盾，完全照搬以往所有国内问题的黑手都是境外反华势力的套路。
首先，在西方语境中的sick man of…… ， 并不是指身体上的虚弱，而是指某个地区， 或者某种状况的衰弱，大多时是用于形容经济力量的衰弱。欧洲病夫最早是指当年的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菲律宾也曾被称为“亚洲病夫”。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把正在脱欧的英国也称为欧洲病夫时，英国政府并没有说“辱英”，更加不用说要求这两家英国本地媒体道歉。
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武汉肺炎”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文章的副标题是“中国的财政市场可能比它的野生动物市场更加危险”，指的是大量贷款和产能过剩等。这个病夫是指财政上的，而非国民体质。作者发表在华尔街日报，很显然是向所有关心经济的美国精英发出警告，中国经济问题比武汉肺炎严重的多，让美国企业或者金融机构早作准备。
其次，外交部发言人并不是不明白这篇文章的真正意思，而是为了政治需要，他们要用标题中的“亚洲病夫”这个词大做文章。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说法自相矛盾，因为他们自己曾经为这个词正名。2012年3月7日，人民网发表题为《被误读的“东亚病夫”》评论文章，文章说：自近代已降，“东亚病夫”在中国就是一个很着名的词汇。很长一段时期内，它都被主流意识形态解读为一个由外国人强加给中国人的蔑称，专门用来讽刺中国人生理上的虚弱不堪。因此，当新中国的竞技体育运动获得了天翻地覆的进步，当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站到了冠军的领奖台上之后，很多媒体流行的宣传口径就是“终于洗刷了百年来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东亚病夫’的耻辱”云云。
人民网的文章认为，这其实是对“东亚病夫”的严重误读。第一，最早提出“东亚病夫”一词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恰恰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人！此人就是晚清时期大名鼎鼎的改良派思想家、曾经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校长一职的严复。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考察“东亚病夫”一词产生的背景，可以知道这个提法的初始含义并不是用来讽刺中国人生理上的不健康，而主要是说中国人在精神思想层面上的麻木、萎缩、愚昧，以及面对极权统治的无动于衷、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和没有信仰的国民特性。提倡文艺运动，从“精神”上改变中国人，正是鲁迅先生那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疗救“东亚病夫”问题上的先知先觉的飞跃。
文章最后说，恰恰相反，观之今天的某些现实，任何一个理性的中国人恐怕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吊诡，这就是：如果把“东亚病夫”的内涵界定在思想精神层面，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还是不是‘东亚病夫’”这样一个沉重的命题，我们实在没有十足的底气做出理直气壮的否定性的回答！也可以说，要完全摘掉我们头上的这顶“东亚病夫”的帽子，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现实是最好的判断。从这次武汉肺炎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民的思想素质，跟100多年前相比，是否真正有了明显的进步。在中国政府的独裁统治下，有多少中国人可以不为强权，大声说出真话。李文亮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敢于说真话的人还是相当的少。央视最早开始批李文亮等8名医生造谣，在微博上也收获了4万多点赞。就像网络上一句话，“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很多中国人在武汉肺炎发生之前都觉得“民主不能当饭吃”，“言论自由不重要”。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民主运动中，有多少中国人能真正理解大部分香港人要求的并不是独立，而只是真正落实一国两制中的核心，基本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司法独立。香港人要求的并不多，只是要求中国政府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确保一国两制50年不变。而不是仅仅过了22年，就要用各种手段收回对香港人乃至国际社会的承诺。
如果真如2017年6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那么，美国政府是不是也可以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是一个历史文件，对美国政府也没有约束力，从而与台湾建交呢？
中国宪法中也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但是，现实中有多少人敢让中国政府兑现这条承诺。2003年爆发的SARS，已经跟世界带来很大危害。结果过了17年，中国又一次给世界输出了病毒。我们不得不反思，如果中国大陆民众都像香港人一样，敢于要求中国政府兑现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等合法权利，我们也就不会事隔多年又一次犯同样的错误。
至于外交部发言人指责《华尔街日报》的第二个问题，也根本站不住脚。《华尔街日报》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属于两个不同部门，相对独立，这在西方国家很常见，《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报纸也是这样。外交部发言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能反映出他们的无知。也许在中国政府的眼中，所有媒体都姓党，内部设置无关紧要，没有什么独立之说。这也正是上周美国国务院将五大官媒列为外国使团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是宣传机构，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中国政府，根本不具备进行独立新闻报道的功能。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根本不需要道歉，需要道歉的反而是中国政府，导致国民变成亚洲病夫的根源正是他们没有兑现宪法中承诺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直到今天，中国政府依然一方面打压敢于说真话的人，另外一方面用民族主义转移焦点。在香港、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做法也都如此。要想摘下“亚洲病夫”这顶帽子，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挺身而出，再也不能有那种搭便车的心态。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就是，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给国家争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给国家争权利。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可以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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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旅美独立学者，新加坡智库ThinkChina研究员。 来源：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