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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Matters
前前文提到香港前途谈判时，若有100万市民上街，英国将会如何。历史没有如果，当时的社社会结构影响了香港人的表现。从来社会上带头出来抗争的都是没有家庭事业包袱的年轻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时，一些走温和路线的民主团体搞示威游行，预估参加的民中众不多，故选择在铜锣湾东角道集合，谁料一向不满这些民主团体的年轻人不计前嫌，开开始动员民众，结果在许多年轻人的广泛动员下，当天有14万人挤爆东角道，到6月9日，在年轻人事前各区设街站宣传动员，更有100万市民参加游行。很明显，年轻人的热情感染了绝大部分市民，才会有後来波澜壮阔的运动。
1981到84年，大专学院活跃的学生领袖们，大都在「反殖」「民主」「民族大义」这些堂皇而抽象的观念支配下，支持脱离殖民地、回归祖国、民主治港。那时文革已过去多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管治也趋於宽松，因此年轻人反对中国97年收回主权的不多，根本搞不起运动，更别说大型示威了。中老年人从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对中共有所认识，许多人都从大陆避秦来港，但他们有家庭、事业的包袱，对强权只想到要「躲开」，也就是找寻「太平门」，抗拒中共的意识明显，但不会也不敢面对中共抗争。政治团体大部分由中产者组成，他们的思维是想方设法让中共调整政策，或向英国游说关顾香港人。行政局首席议员锺士元为香港人权益仆仆风尘於伦敦、北京，都没有结果，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认为香港没有强力的民意支持他的行动。这也是事实，因为当时大部分香港人的想法，是随大流，反正香港变得怎样自己也无能为力；小部分人的想法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说上一辈的人接受「民主回归」绝非事实，说上一辈的人没有如後来般联合抗拒「回归」则是事实。但我觉得也应该在这里把历史背景讲清楚。
我和《七十年代》、前景社是少数力拒主权转移的人士之一，《明报》《信报》的评论也反映多数民意。六四後去了美国的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回忆录》中，主要讲自己如何在香港开展统战工作，如何与不信任中共的人「求大同、存大异」。书中多次提到与前景社这些长期批评中共的学术和传媒中人的谈话，以显示他的宽容和耐心。
实际上，我们正面作思想交锋只有一次，就是由陆铿和新华社杨奇安排的对前景社成员的宴请和之前的座谈，《许家屯回忆录》说，「由李怡带头发言，对我穷追猛打，我因有心理准备，尽量地『存』了彼此的『异』，『求』了彼此的『同』，以缩断彼此间的距离。整个宴会二、三个钟头，始终保持紧张却和谐的气氛。我也对他们尖锐的提问给予肯定，不因有人反共，而认为不爱国。」他说他与批共文化人「接近交友，这是关键一役」。
我也记得这一役，但记忆与许家屯不同，我不认为我们有什麽「大同」，而是真正存在「大异」。前景社其他成员，因为是客人，包括主席劳思光都说话留余地，我确实是不停提出尖锐问题和反驳许的讲话的一人。
我主要问他，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来而且长期对中国有好处的对香港政策「长期存在，充分利用」，为什麽不「存在」、要改变了？有没有考虑过这种改变使中国付出多大代价？中国的对内施政确实比文革时好太多了，但一党专政没有改变，基本上仍然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决定人民的命运，如果只有自上而下的决策而没有自下而上的制衡，谁能够保证邓小平以後的政策不会改变？
许家屯的回应是，我们对中国的批评，是基於对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了解，而现在中国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一直有进步，过去二十多年，在中国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在人类历史上更微不足道，我们应该用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过去那二十年的短暂历史。
我回应说：二三十年对人类来说无疑是短短一瞬，但二三十年对一个人来说就是半辈子，尤其是正值可以做事可以奋发的好时光，我特别提到我那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大学後二十多年下放劳动，就这样牺牲了整个人生。我又提到中国收回香港的政策，产生了许多「太空人」，制造了许多家庭悲剧。我希望中共党人，不要只想着中国历史、人类命运，而是想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从每一个人的命运去思考政策。
许家屯一下子无言以对，有一刻似在沉思。我想，以他这样的部级高干，即使在香港接触权贵，大概也没有试过被人这样当面顶撞。但我也必须承认，他始终保持温和的笑脸，没有因为我不留情面的「穷追猛打」而发怒。论度量，还是值得一赞。
（原文发布於 2022 年 1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