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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个月后，胡耀邦电召我去北京，当面告诉我：“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在常委会上表扬了你，说江苏搞得不错！让许家屯再‘过渡’一段。常委都很高兴，一致同意小平的意见。”

当时中共中央正按照十二大的精神，实现干部的年轻化，进行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年届六十七岁，已超过正省级干部的退休年龄规定。“过渡”，意指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耽误了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所以让一些超过规定退休年龄的老干部留任一段，作为中青年干部接班“过渡”的桥梁。

因为邓小平已经表态，我当即欣然接受。回到南京后，我遵照胡耀邦的交代，暂不宣布，等待中央的正式通知。

没想到江苏省一直和我作对的几个老人坚决反对我留任。他们得到陈云的支持。中央派专人工作也不行，形成了僵局。最后，中央常委做出了决定，将我调出江苏。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经问我：“为什么陈云支持他们？”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其实，那几个老人同我的矛盾，主要并非是个人恩怨，而是工作上的是非之争。他们坚持反对在把经济搞活的基础上高速发展，尤其反对放手发展社队集体企业。此外，他们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早，在党内资格比我老，认为我对他们不尊重。他们都按规定先后退下来了，而我却继续留任，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两年前，江苏班子也经过一次调整，中央调整方案已定案，他们找到陈云出面反对，结果推翻重来。其反弹之强烈，能量之大，令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奈何他们不得。

正式通知我的还是胡耀邦。他说：“中央考虑，勉强下去，你的困难太大；决定另行分配你的工作，江苏就不用回去了。”同时要我帮助组织江苏省新的领导班子。我无话可说，点点头表示理解。

在组建江苏省新的领导班子的任务基本完成时，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场面。我接受了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任命后，向胡耀邦请示：“要不要去看看邓小平、陈云同志？”胡耀邦说：“不用了，不要去影响他们的休息。”

不过，为了表示对邓、陈的尊重，我还是给他们两位的办公室打了电话，“邓办”回答：“小平通知说，耀邦都已谈了，以后有事再见。”“陈办”回话：“陈云同志身体最近不太好，他说你下次来再见。”

后来我去见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他向我透露：“常委对你的去处讨论了几次。紫阳有次主张你去华东经济协作区（属国务院管辖，负责协调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市场经济建设事务）当主任。常委讨论，这个安排还是没有脱离江苏，仍会有麻烦。后来耀邦提出让你去香港。耀邦说，香港需要人，到现在还没有定下来。许家屯有魄力，是合适人选。这样安排，对许家屯本人也好交代，党内也过得去。结果常委一致同意。征求主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的意见，廖承志表示‘欢迎’。报告小平同志，他也表示赞同。”

就这样，几经周折，我从留任江苏变成了改去香港就任新职。

4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今后是我的定投上色。接受任命后，我最先要做的就是去见他。

我以往和廖承志见面的机会不多，在我当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后才有所接触。久闻他为人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胡耀邦向我介绍他时评价很高：“水平高，原则性强，很坚定。容易相处，为人厚道。”他是中共首屈一指的华侨事务专家，港澳通，日本通。除党内高级领导人仍习惯地称他为“小廖”外，党内党外都尊称他为“廖公”。当时我已得悉，在六月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推荐他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说起来，廖承志还帮过我一个忙。那是一九八零年清明，他到南京扫墓——他的父亲廖仲恺和母亲何香凝合葬在中山陵，南京称为“廖墓”。我到他住的中山陵五号高干招待所去看他，谈起外商投资的南京金陵饭店已经建成，外界反应不错。他很感兴趣，于是我陪他去参观。他见金陵饭店的总经理是本省人，就问道：“有没有外边人参加管理？”我理解，所谓“外边”，指的是外国或香港。我告诉他，原来拟请香港南华酒店来人管理，因省委内部有人反对而作罢。回到招待所，我向他请求指示。廖承志先批评了北京饭店搞得乱七八糟，原因就是不肯让外人来帮助。接着说：“我们自己没有管理现代化大酒店的经验，沿用招待所的老一套，不去学习现代管理知识，进步不了！管一个现代化的大酒店，各种用具、器皿就有三、四万种，总经理应该都知道。就这一项，就不是我们管招待所的人可以做到的。”廖承志的这番话，说到了我的心上。
南京金陵饭店是在华国锋当政时确定的项目。是当时全国楼层最高的饭店，后来北京发动“倒华”，反“洋冒进”，全国同类项目纷纷下马。我坚持不能对外商失信，才保住金陵饭店建成。但因省委内部有人反对，游泳池、商场等被砍掉；原来计划请香港有经验专家帮助管理，以及派送服务员到香港培训等，也被认为“花费太大，没有必要”，给反对掉了。
廖承志对北京饭店的批评，成了我“翻案”的资本。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做了“传达”，同时重提金陵饭店请香港专家管理和派人去香港培训之事，借廖公之权威，把反对者的嘴堵住了，提议通过了。金陵饭店开张后的几年中，备受中外宾客赞扬，在全国也获得普遍好评，各地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这里面有廖承志一份贡献。
廖承志在家里见我，方式很特别：他同时接见查济民。查济民是香港有名的华人企业家，浙江人。由于他又是我们江苏省党外副省长刘国钧（以前江苏纺织大财团的老板）的女婿，我们曾经见过面。我知道，他是廖承志的老朋友。在廖承志家碰面时，我们双方都有些意外。查济民找廖承志要谈的是有关中国收回香港时的建议，当时我去香港工作尚未公布，他不知我为何始终在座；而我是第一次见顶头上司，按照中共党内的做法，上级要交代工作情况和任务，有一个党外的香港人士在场，多有不便。
三人谈话历时一个多小时。廖承志把气氛搞得很轻松。开始时他养的宠物——一条小狗跑过来，他摸摸它的毛，然后轻拍它的臀部，挥手说：“去！到外边去玩。我们要开会了。”
廖承志手执查济民给中央负责人——可能包括廖承志在内——的建议书，侃侃而谈。查济民看来花了很大功夫，建议书内容详细广泛，共二十多条，均属政策性问题，廖承志首先表态：“建议书不错。”建议书是英文，廖承志边译边讲，读一条，评一条，“这可以，同意。”“这条某一点需要斟酌，这一条可否改一改。”等等，一气呵成。他也不时看看查济民的反应，然后又继续下去。
事后我才理解，廖承志是利用和查济民商讨建议书的机会，既给查济民以答复，讲述了中共关于收回香港的方针政策，表达了对查的尊重，又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党对香港的主要政策精神，给我上了一课，可谓别开生面，一举两得。廖承志思想之开放、敏锐，风度之潇洒，外语之熟练，谈话之深入浅出，都令我深为折服。
廖承志以后几次同我见面，也没有专门谈情况和工作，只交代我看文件找谁，了解某方面的情况找谁等等。我见他很忙，也就少去打扰。没想到不久后六届人大开会期间，他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了。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廖承志在，我在香港工作的六年多，是否会是另一个样？是否会提前离开？当然，这是无从回答的假设。
我这样想是事出有因的。接任前夜，在北京接触中央负责人多了，或明或暗，察觉中央一些人对廖承志有所不满。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一次要我今后多向中央反映情况时漏出一句话：“廖承志很少向中央汇报。他垄断港澳情况！”用语相当严重。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则要求我：“你能不能三个月内，向中央做一个较完整的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我作为任务接受下来，也完成了，此为后话。
还有一件在组织原则上很特别的事。诺贝尔奖得奖者、物理学家杨振宁，很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反映，香港有些人对香港新华分社不满，说不能向中共中央反映香港人的意见。杨振宁建议：另设渠道。办法是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学派个“访问学者”，此人能直接向中央负责人反映港人意见。胡耀邦同意了，由万里选人。选的是已故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他早我三个月去香港。成为新华社香港分社之外，另一条直通中央胡耀邦、万里的专线。在我临行前，万里见我，交代说：“中央认为这条线没有必要了，决定交给你。”由此亦可见习仲勋所言“垄断”，在一些中央领导人心目中的严重程度。

5

廖承志去世后，中央在姬鹏飞（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谷牧（国务院副总理）两人中选择继任者，李先念力主姬鹏飞出任港澳办主任。

李先念当时是国家主席，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赵紫阳为副组长。港澳工作也属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管辖范围。我和李先念过去在工作上接触多，比较熟悉。早在他当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我当江苏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在中央会议上就经常见面。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期间，华兼总理，李先念是当家副总理，兼管经济建设；我已任省委第一书记，直接抓经济工作。那时，我们是“洋冒进”错误的“共犯”。江苏许多大的经济建设项目，如南京的三套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就是李先念在上海时，经我当面要求批准的。江阴长山两座九十万千瓦的核电站项目——反“洋冒进”时被迫下马，后来移至广东大亚湾——也是他统一的。所以，李先念可以说是我多年的老领导。

人大开会期间，李先念身体不适，在家休息。我去看他，请求给予指示。一见面，李先念就说：“你去办洋务，好啊，我支持！”随即发牢骚：“你看看，他们计划订得那么大，搞了几个‘洋冒进’了！那时还批我们！”我理解，他指的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当年为反对华国锋的“洋冒进”，波及李先念；如今六届人大提出的经济建设计划，规模远远超过“洋冒进”。李先念当然愤愤不平。李先念说这话时把我也拉进他的“我们”里去了。我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姬鹏飞、谷牧，哪个当港澳办主任合适？”李先念突然向我征求意见。

我事先对中央内部考虑的人选一无所知。不过，因为和李先念平时很熟，就毫无顾虑地随口答道：“恐怕谷牧比较合适。”我同姬鹏飞、谷牧都挺熟，也并无任何成见，只不过感觉上似乎觉得后者更好相处些。

“谷牧是革命派（我理解即海外通常所说的‘改革派’），我不欣赏！”李先念提高声音说。

我还有点不知趣，坚持说：“姬鹏飞外交有经验，经济上还是谷牧……”

李先念没有等我说完，打断我说：“我还是主张姬鹏飞当。”

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姬鹏飞接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6

五月十九日，新华通讯社正式向外界发布消息：人大常委会通过对我的任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六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期间，我作为江苏省代表出席，但参加的是港澳小组讨论赵紫阳政府工作报告等活动。同时，还列席全国政协港澳小组会议，探望与会的港澳委员，其中多是港澳社会的知名人士。李先念接见香港名流世家利铭泽，我也参加了。这些是我公开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身份，接触香港社会的开始。

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招待我去他在中南海的家里吃饭。胡启立有事找万里商量，碰在一起。万里喝了两杯茅台酒，谈到我去香港，说：“港澳工作‘一左二窄’毛病不除，局面难以打开。”胡启立点头称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也邀我去他家谈谈，话题一样，批评港澳工作‘一左二窄’。他具体谈到对过去廖承志“垄断”港澳情况的不满，同时批评香港新华分社前任社长王匡等太“左”，特别提到：“何铭思粗暴，在政协小组会上，不让党外港澳知名人士发言，随便批评人家。王匡让这样水平的人当新华分社的统战部长，还推荐他当全国政协委员，真不像话！”我当时还不知何铭思为何许人。习仲勋又说：“尚昆同志要我对你讲，这样的人，不要让他当统战部长了。”

杨尚昆（当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我以前在会议上见过面，我认识他，他是否认识我，就难说了。他着人通知我，要来看我。杨尚昆是党内老前辈，军委负责人。我去香港工作，他可能有任务要交代，我应当去请示，接受任务。我表示他来看我，不敢当，要求去看他。结果，他仍然来到我住的房间看我。至此我们才有直接的交往。

见面中，杨尚昆也批评了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问题，要我到香港后注意改正，否则香港工作打不开局面。

杨尚昆和蔼可亲，不摆架子；讲话直率，坦诚，能听进不同意见；对港澳工作关心、支持。我在香港工作六年多，每次我返回北京，或他南下广州，有事无事我们都要见上一面。这样，我们在公谊的基础上建立了私交，彼此相当融洽。

后来在“六·四”事件中，他同意我的“游说”，支持赵紫阳于先，但又镇压民运于后，这是共产党专政体制的悲剧，也是杨尚昆自身性格的悲剧。杨尚昆的一位秘书私下议论他：“原则清醒，不能坚持。”我深有同感。有关情况，将在后文详述。

7

上任之前，除了在北京面会有关中央领导人外，我主要作了两件事情：休假旅行与阅读有关文件、材料。养精蓄锐，准备一搏。

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同意我去香港之前，休息一个月。

参加共产党四十余载，终日忙碌奔波，没有想过暂停工作，休息十天半月。只有两次例外：

一九四八年在江苏苏北地区的新安镇，我所在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与国民党部队激战，一发迫击炮弹打过来，我身边的警卫员当场牺牲，我身上三处受伤，住院开刀，算是休息一个多月。

第二次不言而喻，是“文革”期间作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时，“休息”的时间可谓比较长。只不过那种在“牛棚”里的“休息”，比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还要难受。一个星期七天，一、三、五“好”派批斗；二、四、六“屁”派批斗——江苏省当时“造反派”主要分两派，一派夸他们夺权“好得很”，人称“好派”；另一派斥之为“好个屁”，人称“屁”派。——只有星期天让我们这些“走资派”苟延残喘一下。“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好得很！”“好个屁！”

如今我已届退休之年，眼看要退下来了，本想这次真的该长期休息了，甚至打算好要趁腿力未衰，到名山大川悠哉一番；岂知党中央又要我重新披挂上阵，而且新任务要求从头学起，真是“老来重学吹鼓手”，又要过紧张的日子了。

因此，平生第一次向党提出：休息一个月。休息的形式是到各地走走。

第一站是天津。市长李瑞环知道我要到香港去，在介绍天津经济、外贸发展等情况的同时，希望今后在外贸和利用外资方面得到我的帮助。我对李瑞环说：“这是我的职责。天津市有什么要求，你有什么吩咐，我尽力照办。”

此行我所到之处，各地负责人都盼望我到香港后，能为他们所在省市与香港及海外的经、贸交流方面做些事情。游山玩水之外，听取介绍成为不可获取的日程。我从地方来，对他们的心情感同身受，决心今后在香港为内地多做些出尽改革开放的事情。

随后取道西安，转赴延安。延安是我年轻时向往的“革命圣地”，抗战时期曾经投奔延安，走到半路被中共地下党员说服，在河南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创办的“抗日青年军团”接受训练，进行工作，没有去成。这次也算了却一桩心愿。身临其境，见到以往只在电影、照片上见过的众多革命遗迹，虽然敬意犹存，但看到延安地区依然保持着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风貌，结合自己大半生党内外的种种经历，又多了一种莫名的感慨。

最后一站是广东，主要在广州、深圳、珠海参观它们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又临近香港、澳门，“近水楼台先得月”，再加上数千万海外侨胞的关心、支援，正面临起飞前夜，一片兴旺景象，令人兴奋、鼓舞。特区及广东的许多方面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预感到，前几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江苏恐怕很快要被别人超过了，特意托人给江苏省的领导班子捎话，建议他们带领干部到珠江三角洲和经济特区参观学习——到底是“旧情难忘”啊！

后来，省长顾秀莲来了，但省委第一书记始终没来。中共党的体制，第一书记是关键人物，讲的是民主集中制，实行起来，往往是第一书记说了才算数。我在香港几年，眼看江苏的改革开放起色不大，内心虽是焦急，但碍于多种原因，欲助无方，徒呼奈何。

认识深圳经济特区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和副书记、副市长周鼎后，他们改革开放的精神，处事的魄力及勇气，给我很深印象。当时有人批评梁湘：“深圳只对旅游事业有兴趣，不似蛇口，着重发展工业。”旅游业当时还是新生事物，了解的人不多。我支持梁湘强调要发展“无烟工业”，并办了全国第一间专门培养旅游业人才的学校。两人相谈下，成了知音。他庆幸我到香港，抱怨王匡对特区不支持。成立经济特区是中央的政策，我不明白王匡为什么不支持。到香港后，听到原《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讲的两个故事：特区成立之初，王匡评论：“多此一举。”香港有商人要在特区搞一个华侨、港澳同胞死后葬身的墓地，王匡反对说：“出卖国土，丧权辱国。”如此上纲！真不可理解。

我佩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开放、勇敢精神。当时北京方面，以及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对广东、深圳特区非议甚多。有人还“上纲上线”，职责特区是“新租界”，“经济上天，红旗落地”，“几十年闹革命流血牺牲，换来了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压力很大。

任仲夷处变不惊，提倡“中央给的政策，要用够用足”，遇事要“变通”，灵活运用中央政策，鼓励和支持广东干部大胆放手创造，开创了新的经济局面。广东民间有新谚语：“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映了群众对一些保守政策和横加指责的巧妙抵制。

我和任仲夷谈起这些，对此表示欣赏。他笑而不语，看来是默认、支持的。回京后我也向赵紫阳反映了广东这方面的情况，表示欣赏他们抵制反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的做法。赵紫阳同样笑而不语，体现了一种理解、支持的态度。

8

胡耀邦叮嘱我，上任前要“吃透”中央有关香港、澳门的文件。胡启立介绍我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说那里有全套有关文件。廖承志也向当时的港澳办秘书长李后（后为副主任）做了交代。

我同李后是第一次见面。他冷冰冰的，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严肃得怕人。

李后找出几份中央文件，带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可能专供外来干部看文件用的，让我在里面阅读，同时声明不能带出，不许摘录。

我很专心地阅读了两个半天。再向他要，李后说主要的就这些，都看过了，让我提出还想看什么。真是见鬼了！我怎么知道还有哪些文件？尽管我心中有些不快，但还是客气地表示，既然主要的都看过了，那就算了。

奇怪的是，不仅李后，几乎港澳办的每一个我见到的工作人员，对我都没有笑脸。我是一个人都不认识，见到谁都是笑脸相迎，点头打招呼，可对方偶尔有人点头回应，多数是毫无表情地看我一眼，即扭头走过去。两天来唯一见到的一张笑脸，是一个给我送茶水的女同志。

我的秘书也遇到类似问题。他办理一些我们去港前的具体事务，也不顺利，港澳办的工作人员缺乏合作的态度。他问我：“港澳办的人似乎不欢迎我们去香港。”我当即批评他：“不要胡思乱想。”

不过，我隐约感到，今后我这个派驻香港当地的“现管”同北京港澳办的“京官”之间，弄不好会有些麻烦。

六届人大闭幕后，我抵达广州，准备赴任。在广州，我抓紧不到十天的有限时间，连续了解情况热身。

香港新华分社在广州设有“后方”办事处，对外用广东省委第八办公室名义。我请香港新华分社的几位副社长，一天一人分别来广州见面相识，介绍他们各自分管工作的情况。

第一个来的是第二副社长李菊生。他协助前任社长王匡管全面工作，并兼管外事、情报。我对他的介绍寄予很大期待。可是，他全面情况根本不讲，自己主管的工作也讲得很少，概念多于具体，叫人理不出头绪。谈话中，他还给我泼了冷水——我说起胡启立要求，三个月内给中央写一份关于香港、澳门情况和今后工作打算的比较全面的报告。他不以为然地冷笑说：“港澳情况复杂，我看没有两年，不可能有发言权。”听得我目瞪口呆。请他提供港澳工委的文件，也推说文件都留在广州存档了，让我自己直接找第八办公室索阅。李菊生同李后一样，不愿提供便利。

其他几位副社长见面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对我态度不冷不热，介绍内容不生不熟。

这使我想起了行前在北京有人的告诫：“广东有些人地方观念和排外意识很强，你这个‘外乡佬’可要当心。”还有人指出，香港新华分社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广东人。那时我还不相信，几天的接触下来，开始有所体验。

当然，也有例外。副社长李启新，也是广东人，就相当热情、诚恳，详细介绍了他主管工作的情况和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是老华侨，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曾在马来西亚共产党中任过要职，当时是港澳工委（中共香港澳门工作委员会）的常委，分管港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直接向廖承志负责，也接受王匡的指导。李启新批评王匡：平时多半不闻不问。不过，李启新七十开外，当时已决定同王匡一起退下来。此外，新华分社留守广州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热心地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

从李启新的介绍中，我了解到，香港党组织分成两部分，一是李启新领导的当地地下党员，另一部分是新华分社本身及中央各机构派驻香港机构的党员（身分也不公开），由港澳工作委的组织部领导；副社长罗克明主管。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分成两部分，管理和整合都存在不小问题。后来，我上任之初立刻进行内部整顿，将港澳党组织合二为一，主要就是受了李启新的启发。

在广州期间，本来关系不是那么直接的人对我的帮助反而很大。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大力支持我所提出了解港澳情况的要求，他不仅自己向我介绍香港、澳门的情况，还找来了一些曾经在港澳工作过的人，为我做介绍。其中一位，是曾经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多年的梁威林。

梁威林很热情，和我交谈的时间也比较长，向我介绍了不少香港社会的情况。可是，对于我很希望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北京领导人提及的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具体情况，他却一再回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文革”中所谓“反英抗暴”[注]运动的领导者，本身便是在香港搞极左的代表人物之一。

总之，上任前的“热身”，由于时间有限，又有种种阻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只有鼓足勇气，“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了。

注：一九六七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事件，这是左派人士的说法，一般香港人称为“左派骚乱”，也有人把它叫做“香港式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左派群众的情绪、行动与当时大陆正在进行的“文革”如出一辙。

六七年五月六日，九龙新浦岗“香港人造塑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香港警察对工人进行镇压，左派人士同情工人，络绎不绝前往慰问，变成向港英抗议的示威行列。狂热的人群手持《毛语录》冲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墙壁贴上抗议书和大字报，一如国内红卫兵的行动。

港府出动大批警察和防暴队镇压，双方冲突扩大，左派人士提出“爱国无罪，抗暴有理”，组织“各界斗委会”，发出“立即行动，准备战斗”的紧急号召；后来又号召罢工、罢市，又遭受港英政府更大规模的镇压，事情延续约三个月才结束。

这次事件，是在当时港澳工委书记、新华分社社长梁威林，常委、副社长祁锋直接领导下发动的。后来，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纠正了这一极“左”错误。责任在中央的“四人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责任在港澳工委的领导人，但由于王匡、李菊生奉命批判这一错误时，没有明确指出责任在上面，基层党员原以为是抗英爱国活动而参与事件，遭港英逮捕下狱，还有的被资方解雇失业，却被批判。这是港澳地下党员长期精神不振的主要原因。

9

带着满脑子的新情况、新概念以及许许多多的疑问，一腔迎接新挑战的兴奋和激情，我终于踏上了正式赴任的路途。

同行的本来还有三位新上任的副社长，一个叫李储文，原是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一个叫陈达明，原为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另一个是郑伟荣，廖承志的秘书。中央让他们在六届人大闭幕后，来广州同我回合，同赴香港。可是后来廖承志突然病逝，郑伟荣在北京帮助料理后事。陈达明是广东人，久离家乡，希望多留几天，访亲拜友，我同意了。结果，最后同行的只有李储文。

据中组部长宋任穷介绍，这三人都是廖承志推荐的。我以前则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连名字都是陌生的。

李储文从前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党员，“文革”中暴露身分。有人据此不同意他去香港工作，担心对外影响不好。但他英语好，有外事工作经验，廖承志坚持要他去香港新华分社。陈达明曾是广东东江纵队九大队的政治委员，广东、香港关系多，情况熟，英语也不错。我在广州同他们初次见面，两人都文质彬彬，给我好感。动身前，我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郑伟荣工作有变，不来香港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六月卅日我乘上广州——香港的直通列车，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车到罗湖桥，中国乘警在桥这一边下车，港英警察在桥那一边上车。

当列车隆隆作响地驶过罗湖桥时，我想到自己：是出使？不是。中国不承认香港是殖民地，但实际上，英国管治香港已一百多年了，这是个不是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

过了罗湖海关，已是英国国旗高挂，火车行不多远，又看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飘扬。

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特殊的职务，一个特殊的使命。

我有点心不在焉地听着随行人员的介绍，一路筹划着如何在香港打开新的局面，应对不测的风云。

　



第二章 初到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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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列车缓缓驶入香港九龙红磡车站。

陪同我和李储文到香港赴任的，是广东省委第八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广州的后方机构）主任李相国。

动身前，李相国通知我，第二社长李菊生会到车站接我。

火车停稳后，我看到新华分社副社长李启新、曹维廉、港府政治顾问麦若彬（现英国驻北京大使）在月台等我。李菊生并没有来。

和麦若彬在火车站贵宾室寒暄几句之后，他们告诉我，一群香港记者在大堂外等候，可能要我讲几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立即说“不接受采访”。

当我随着新华分社保安人员匆匆步出禁区时，没想到香港记者一下子便围了上来，保安人员和我走得很快。他们也追得快，边追边问：“你为何来港？”匆忙之间我只好从实说：“为祖国统一而来。”没想到我到港第一天在红磡火车站的首次亮相，给香港人的印象竟是个大陆“土”高干。

几十年来，我从未穿过西装。即使七十年代出国几次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日本访问，穿的都是“中山装”。八三年春节前，心血来潮，在南京做了平生第一套西装，做好了一直放着没动。来港上任，把西装也带过来。动身前一天，首次穿上，并请李相国品评。那几天，李相国很照顾我，为我打点一切，李相国看了，很正经地说：“不行不行，这是冬天的料子。”其实，这不仅是冬装，而且是很不合身的冬装。镜子里，我看到衣服既肥且短，十分难看。一时无法，便打开衣箱找，李相国指着一件短袖衬衫说：“这件可以。”第二天，我就穿了这件香港传媒称为“夏威夷装”的短袖衬衫来港。我夏天经常戴墨镜，赴任这天，我也习惯性地戴了。

想不到这身打扮竟变成话题。当时有报导形容：“当他步出红磡火车站时，他的打扮令人生疑，他戴着一副黑眼镜，身穿不称身的衬衫，披着一头乱发，完全是一个共干的典型打扮。”

社会上对我戴墨镜反应很强烈。一些报刊专栏著文正面规劝、侧面讽刺都有，新华分社也接到多封“人民来信”，建议我摘掉墨镜。信中指出：“在香港戴墨镜，人们一般视为黑社会人物，有损中国政府干部形象。”当时，在大陆，高级干部夏天戴墨镜很普遍，想不到在香港成了严重问题。这使我强烈意识到注意形象绝不是只关个人的小事情。

在形象问题上，《百姓》杂志社社长、资深记者陆铿还为我上了专门一课。经过社内一个较开放的同仁的介绍，我会见了陆铿。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我知道他坐过中共廿多年的牢，有意让他多讲，给他发抒一下。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多是听他的。陆铿姿态高，不提个人恩怨，所谈多属批评中共之意见。最后，他直率批评我不懂资本主义礼仪，特别指出我有时见客不打领带之不当。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很注意形象，您的意见要人能接受，影响上占的分数很高。美国总统雷根每次见记者，上电视发表讲话，都有专门的形象顾问负责为他打扮。“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当即真诚地表示：”谢谢你的好意见。“以后，打领带就成为我见客的必修课了。

到港第二天，头一件事便是到国货公司做了一套西装。用国货公司发给新华分社人员购货的八折卡，花了六百元港币。我感到很不错了。可是过了不久，有个干部好心地对我说：“外面有反映，说你的西装式样陈旧，料子也差，不合你的身分。”我也注意到副社长们在机关里都穿便服，外出时才换穿西装，且看来多属穿着已久的。我在开会时谈到这件事，大家认为靠现在的低薪，没有办法解决。国务院规定，副社长以上，每年每人补助一套服装。在香港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衣着不但分春夏秋冬，每年还要转换新款式，这个规定使我们根本无法适应。这次谈论，虽然无法解决问题，却增加了我的穿衣常识。一年后，经过争取，征得财政部同意，新华分社副部长以上干部都有一套衣着补贴，副社长以上则增加一套。

不仅穿着打扮，连座车也有考究。行政处主管征求我的意见，喜欢坐什么型号的车，我回答他，在江苏用的是日本车“皇冠”。还是用“皇冠”好了。他不同意，理由是“和社长的身分不称”。有些地方的大门都进不了，要我坐“平治”。还问我座车用什么颜色，我不理解，难道座车颜色也有什么考究？他解释说，原来社长们用的车是黑色，与港英政府高管用车同一颜色，港英政府的警署向新华分社保安部门提意见，要求改成他色，王匡社长没有同意。他还介绍有关用车的安全问题，如预防港英政府情报部门利用保养、修车、停车机会，安防窃听器，分社自设了修车厂、社外停车不离人等。我便说：“为了安全，可以不再用黑色，也照顾了英方要求。”

座车型号代表身分，还有两个小故事。

八四年，有人愿以九十万港币将一辆九成新的劳斯莱司车，指名让给我，这样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他是通过一位副社长向我提出的，指这样的车“才合社长身分”。我谢谢他的好意，不能接受。李嘉诚更是一年内两次当面向我建议：“以你的身分往来香港、北京，应有一架小型飞机，这样便利得多。”这个建议较称作劳斯莱司更不可能。我推托：“没有小型号的喷气机吧？”李嘉诚认真地说：“有，性能和大型的一样平稳。”我理解他的好意，以暂时没有迫切性，谢谢他的关心。

八三年九月，我乘回内地述职之便，花了十几元人民币，在南京买了一副平光镜，国庆前夕，我又花了八百元港币，做了一套西装。在“十·一”国庆酒会上，我带上新眼镜，穿上新西装“亮相”，果然，朋友们看了称赞有加，一些专栏作家以及“人民来信”称我“从善如流”。一位专栏作家甚至估评我的新眼镜要花一千港币，我为自己的形象能获得香港社会的接受而高兴。

11

我做过地方工作，带过兵，打过仗，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先看看“地形”。到香港头两个多月，香港岛、九龙、新界，能通汽车的地方，都“跑”了一遍。引起社会注意的，首推九龙城寨。

一八九八年，英国租借九龙北部，即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地区，清廷坚持保留九龙城寨不让，派官员镇守。但租借第二年开始，就没有再派官员驻守。关于城寨的管辖权，晚清至民国初年，交涉频仍。由于城寨地位特殊，港英政府人员不能进入，成为三不管地区：国民党政府不管，中国政府不管，英国政府也不能管，成为“黄、赌、毒”肆虐地区。

分社副秘书长黄文放，是老香港，他对城寨情况比较熟悉。我提出要去城寨参观，请他介绍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城寨黑社会势力已减弱，“黄、赌、毒”情况较前改善很多，“城寨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是居民自己成立的自治社团。城寨里有几个中共党员，和自治组织的秘书——自治社团实际负责人，私人关系较好。他认为，我去参观，安全不会有问题。

八月七日我在办公室主任陈伟陪同下，驱车前往，我们在城寨边下车，步入狭小街道，只见两旁楼房破旧，抬头望去，上空被床沿、走廊盖满，黑暗潮湿，一线天空也看不到。保安人员不让我停下来去找居民访问。走不多久，出乎我意料，陪同的保安人员说，已经出了城寨了。我诧异地问：怎么这样短！陈伟建议去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访问，我跟他沿城寨外边街道走去，看到不少牙医招牌。陈伟介绍，这些多为无牌照医生，港英政府管不到，收费便宜。“我们分社职工，也有到这里看牙的。”

走过一道狭窄的楼梯，在一间约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见到自治组织的办公室秘书刘子群，他年轻精干，热情地接待我们。他说居民比较团结，但生活条件差，饮水特别困难。在居民申请下，港英政府也曾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与实际要求差得很远。我同情他们的处境，表示在现在情况下，还只能靠他们自己向英国政府争取改善。我也考虑适当时候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但当时没有公开承诺。刘子群还说，不少大陆逃港居民担忧九七后，会遭“秋后算帐”。也担心将来香港同胞会歧视他们。我知道香港不少大陆出来的人，都有这种顾虑，就利用此机会说：“香港市民同大陆来港人士都是同胞，香港很多市民本来就是从大陆出来的，大家要团结起来，来了就来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赞同祖国统一，就是爱国的，就是在大陆有问题出来的，也不会‘秋后算帐’。”

新华分社内专责新闻通讯的机构——“小分社”的资深记者殷新诚陪同我一起访问。原来约定，此行只发“内部参考”，不发新闻稿，他听了我这一段讲话，建议发新闻，对安定从大陆出来的人，可能起些作用。我感到他说的有道理，同意了，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第二天，香港多数日报在主要地位刊登了这个消息，有些报刊还发表评论。同天港英政府发表声明，指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非注册团体，其会员数目及选举程序亦无记录，并说政府对城寨居民情况向表同情关注，因环境所限，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受到限制等。声明特别强调，我在访问前，没有知会港府。布政司夏鼎基也立即到城寨边沿地区“视察”，还许诺改善对城寨的供水。想不到，我的访问还意外地使居民改善了生活条件。

港英政府的反应，显然过份。城寨属中国地方，社团为何要向你英国注册？我“跑”了香港那么多地方，没有触犯香港政府法令，我到中国城寨参观，为何须“知会”港府？

我和新华社外事部商量最后决定对港府声明“置之不理”。但外事部提醒我：“还是向外交部报备一下为好。”我同意，用分社外事部名义发文向外交部报备。

对于舆论界的批评，宣传部认为有些报刊为了配合港英，对我这次访问批评得过份，主张“反击”。我初来乍到，不知深度，不仅同意，还主张对过份者可以点名反批评。从而又引起反批评，说我们“随便给人扣帽子”，反应很差。

我接受教训，与宣传部商量，以后对批评谩骂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一般不做反批评，特别是点名反批评，须采“正面宣传”作法。我体会到，大陆、香港一个样——越批越香。

我以为事件就过去了，九月回北京述职，去看望国家主席李先念。

李问：“你去看了九龙城寨？”我答“是”。李先念说：“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去看！”我感到北京高层，似乎有人不同意我去城寨，对我有批评。李先念是在保护我，为我抱不平。

后来有人告诉我，港澳办和外交部为此事都写了报告，就是说，向中央告了我的状。

接着又发生一件事，香港重光日（纪念二次大战后日本无条件投降，英国政府重新恢复对香港统治的节日），副社长陈达明拟会同东江纵队（共产党抗战时在香港附近的武装游击队）在港同志，在新界抗日烈士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工委会议研究后同意了。《大公》、《文汇》等报做了报导，《文汇报》还发了专页。当时我在北京开会，会上，李后将《大公》、《文汇》的相关剪报拿给我看，附有李后的批条：“请鹏飞、家屯同志阅，李后。”

我意识到，李后不同意陈达明参加纪念活动，不同意公开报导。我立即向李后解释：“纪念活动，不违背香港法律，有助于提高香港同胞民族意识，是经过工委讨论同意的，报纸这样处理，并非工委授意，但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妥。”李后听了没有表态，随机将剪报拿给姬鹏飞看。姬鹏飞正在讨论问题，只看了一眼便放下。我奇怪为何事情已发生了一个多星期，李后现在才发觉有问题？后来还是港澳办的工作人员透露：香港有人“告状”。

我开始意识到，我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国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在一次和我漫谈时，带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香港码头这口饭，可不好吃呀。”

我理解他话的意思。

12

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社会知道新华分社的人并不多，即使知道，大多以为它是个新闻机构，真正了解这个特殊形态组织的人很少。说是个新闻机构，但它发的新闻不多；说不是，出去的人拿出名片都说是记者、编辑；更多的人连名片也没有，既不像记者，也不像编辑。总之，在很多人心目中，新华社很神秘。

新华分社同外界有接触，但圈子窄，领导人也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到港后，拜会一些外国驻港机构，包括领事机构时，发觉部分人士竟然不知道新华分社还负责外交职务。

一九六七年所谓“反英抗暴”（香港左派暴动）后，香港有些人对新华分社，对中资机构还产生恐惧心理，本地干部形容：“一个时期，中国的国货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进去买东西，有些甚至绕道而行，避免接近。”“我们与外界接触也不敢公开身分，社会上对中资机构的人另眼看待，有鄙视心理，背后称呼为‘左仔’。”

我问“左仔”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这是“反英抗暴”后，香港社会对“左派”机构中言行“极左”的人的贬称。他们还反映：社会上对新华分社有几种形容，一种称谓“城隍庙”。城隍是阴间小鬼的头子，城隍庙既神秘又阴暗，显然是个贬词。

坊间还有一种说法是新华分社干部不接近人，很少接受社会上的宴请，主动请人吃饭就更少。有人形容新华分社的人，是“属虎的”，不请人吃饭，却专门“吃人”，反映了同新华分社有来往的人的不满。

在分社新闻机构和中资机构内工作的干部，也有不满情绪。他们反映，分社领导限制他们活动，对大陆派出干部如同对驻外使馆外交人员，规定不许一个人单独上街，必须三人同行，任何事情、任何关系都要汇报；香港本地干部也要汇报自己的行动。

这些人在社会上有家庭、亲戚、朋友，怎么可能有什么行动、有什么关系回来都要汇报？这是很难做到的，做不到，硬要做，因此机关人员很有意见。中资机构的人说，他们对分社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怕招惹是非。

这些反映，使我感到必须改变作风，让新华分社和分社干部同社会接触，让他们了解社会，也让社会了解分社，了解中国机构的干部，只有放开干部的手脚，广泛开展社会活动，才可能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政策，向社会人士宣传，争取他们接受我们试图建立的新形象，包括干部个人以及机关的形象。要香港社会接受我们这批人，我们必须地方化。必须与地方“同俗“。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李菊生说：“这样做，会不会被资本主义融化？会不会庸俗化？周恩来总理曾提出，外派人员应该‘出污泥而不染’，应该保持纯正清洁。”

我说：“孤芳自赏只会脱离群众，单只这么一条原则不能适应香港今天的任务，要再加一条：‘同流而不合污’，要适应这个社会，要迎合这个社会的风俗习惯，才能接近社会，进行工作。当然，对这个社会腐败的、肮脏的东西，我们不靠近，不沾污。不仅我们，共产党人排斥这些东西，我想香港社会正派人士也是排斥的。”

13

要打开香港工作局面，我知道必须解放思想，打破以往港澳工委在工作上“一左二窄”的种种设限和禁忌。

长期以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大楼被视为“深似海”的“侯门”，有人说，过去几位社长大都是“闭门不出”的神秘人物，形容不免有点夸张，形象保守则无可置疑。我决定打破“侯门”，把客人请进新华分社里面。

我到港后十天，就在新华分社大楼里设宴招待刚夺得世界超级女子排球赛冠军的中国队，借此邀请了香港体育界的知名人士。

邀请香港人士进新华分社大楼，也不只是参加社交活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交换意见。九月十二日，我邀请香港大学学生会代表来新华分社见面，陈达明、杨奇一起参加。这批学生是八月中旬来分社递交请愿书，对时局提了他们和中共不同的意见，并要求与我会面讨论。我希望借此会面，让外界知道我们不只听所谓“亲中”人士的意见，也听其他反对的意见。我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回答了他们提问的问题。青年们热心社会，关心祖国，天真纯情，十分可爱，和他们在一起，自觉也年轻很多。会上我首次公开表示，中共容许将来香港存在不同政见，“右派”可以继续活动，出版报纸刊物，甚至批评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报刊进行了广泛地报导。

利铭泽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我六月赴任前，他到北京探望李先念，李先念接见了他，当时我也在场，后来李先念在中南海请吃饭，我们又再度碰头，席间天南地北一番。

利铭泽回港后不久，心脏病突发，住进养和医院，我得讯去看他，已是发病的第三天。利铭泽夫人告诉我，“利先生平常身体很健壮，过去也没有发现心脏有病。他才住院三天，便要回家。”利夫人要我帮忙，劝劝利铭泽，再住院休息几天。我进病房见利铭泽时，他已下了病床，坐着等我。我向他问好，他说：“我很好，他们太紧张。”我劝他留院多休息几天。我说：“我看你红光满面，身体很好。老人家还是要多注意，越是身体好，越要注意，还是听医生意见，多休息两天。”利铭泽很自信地说：“我自己有数，谢谢你的美意。”寒暄几句后我便告退，利铭泽跟着出院回家。岂知，第二天他又心脏病发，终告不治。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老统战对象，副社长祁锋参加他的治丧筹划。祁锋提议我参加治丧委员会，当主任委员，但举行葬礼仪式时，能否参与扶灵却不能决定，因为这是没有先例的。

港澳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国务院的代表。为一个过世的资产阶级名人当治丧委员会主任，为他扶灵，做“孝子”（习俗上，扶灵者多是死者子孙），是否成为阶级“立场”问题？祁锋不敢做主。我想：既然可以任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何就不能扶灵？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

按惯例，这种事情须报北京批准，我担心北京办事的人又会有异议横生枝节，就不提报此事，其他副社长也没有提，决定就通过了。

七月十一日葬礼那天，用的是佛教仪式，我随俗参礼，出席全部过程。扶灵仪式进行，我站在前排首席，扶灵共八人，有港府立法局首席议员钟士元等。我们缓步扶着灵柩走出礼堂。站立在两旁参加丧礼的来宾肃默地注视者。

我思绪万千，为了实践一国两制，我愿意承担任何风俗。事后我同几个较谈得来的同事半真、半开玩笑说：“万一再搞文化大革命，香港这一段，恐怕说也说不清楚了。”他们说：“怕什么？为了工作才这样做，又不是为了个人。”

是的，我可能是第一个公开为资本家扶灵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党内可能有人视为丧失阶级立场。但利铭泽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他去世了，我们应表达诚挚的怀念和敬意。我也希望香港资本家及市民看到，共产党并非无情，是不能共处的异类。

参加唐翔千公子的婚礼，又是另一考研，唐翔千是香港沪籍富商，在大陆有投资，也是老统战对象、老朋友。他公子结婚，送喜帖给我。我查问统战部，新华分社惯例如何处理。他们说：王匡没有参加过这种场合。这里也有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为了表达中共实践一国两制的诚意，为了顺应民俗，进入社会，我送了贺礼，也出席了唐府的婚宴。我记得婚宴在尖沙咀丽晶酒店举行，当日宴开百席，贺客盈门，热闹非常。唐家见我参加婚宴，欣喜非常。我自始至终出席了宴会，观了礼、听了歌、看了舞、吃了菜，尽兴而归，心中坦然已没有什么顾虑了。

为了争取接触社会，融入社会，很多场合如某些公司企业开幕或周年纪念、建筑物平顶、展览会开幕、酒会宴客、体育比赛、戏剧活动，我都出席。

八四、八五年的时候，此类活动一年出席五百多次。我动员大家改变作风，多参加社会活动，多接触社会人士。特别希望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生意来往多，接触人也多，我不要求他们见人就谈政治，能多交朋友，就是工作。

我也入境问俗，逢年过节，对重要的朋友和统战对象送礼问好，一则联络感情，一则也让对方觉得受尊重。开始时我请统战部门拟了三、四十名对象，送中国名产水果，荔枝上市送荔枝、哈密瓜应市送哈密瓜。这是大陆出产水果中，少数可送人的礼品。香港水果供应丰富，世界各地的水果应有尽有，但大陆产水果，有资格上席面的只有两个半：荔枝、哈密瓜，还有半个是天津鸭梨，这是大陆多年执行“以粮为纲”方针，忽视水果培植，品种退化的恶果。

随着朋友越来越多，送礼对象也扩增至一百人。每年春节、元旦，必发贺年卡，从一千多张增至三、四千张，对少数社会名人我们又赠送牡丹花，送果送花对象，包括港督、布政司等港英政府高层，这都是新华分社过去未曾做过的事。

香港社会交朋友、谈公事，谈生意，多通过吃早茶、午餐，更多是晚饭进行。我在工委会上提议，要将主动请人吃饭，也接受被请，列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方法。并规定分社领导干部及各部的负责人请客人吃饭的标准。

有专栏作家嘲笑：新华分社把毛泽东的“红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戏改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我不以为忤：一字之改，改得好，改得符合实际。

在吃饭当中，做工作交朋友，开始我很不习惯。

广东菜有许多我都不能吃，像香港名贵的石斑鱼、老鼠斑，我都不吃，我只吃黄鱼，后来有几家我常去的酒楼知悉，在上鱼时，专为我做道黄鱼，变成吃“小灶”。黄鱼在香港是上不了正席的，我只好自我解嘲说：生来“穷嘴巴”。我也不太能饮酒（不像周南到港上任后，大杯豪饮XO）。

“吃饭”不久便变成很重的负担，不但中午吃、晚上吃，有时还要一晚赶几场，令我经常是借吃饭来谈事。每次吃饭，我若非主人就多是主客，如主题已讲过，必须不断找话讲。政治话题，客有问，我必答，客不提，我不讲，不随便令宴席气氛政治化，是我到香港后学到的经验：只有不停搜肚刮肠，锻炼闲侃的本领。结果每次吃饭嘴巴用来“吃”的时间少，“说”的时间多，这是我过去未曾经历过的训练。

至今我仍认为这种作法相当重要，效果很好，周南上任后批判我铺张浪费，我认为这是歪曲事实。我到美国听到这说法后笑一笑：他们既批判了，就应该完全放弃这作法，周南能做到吗？周南在新华分社这几年，不是还在“吃吃喝喝，铺张浪费”吗？

14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的名言。一九四三年中共“整风”运动后，成为我党性的一部分。从那以后，我做过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及地方上的党政领导工作，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每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每接触一个新情况我都会全力以赴，都要先调查研究一番。

来港前，我对主管香港事务那些同志介绍的情况，深感不足，觉得介绍浮面现象多，深入分析少。例如，他们估计香港同胞普遍拥护香港回归祖国，并以英首相戴卓尔夫人北京谈判回到香港机场，遭香港学生抗议为例。事实上，这只能视为学生的爱国活动，并不能代表香港所有人都赞成回归。我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同胞内心极为复杂，真正拥护回归的并非多数。我痛感不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香港社会的真实情况，就不能正确决策，也就必定做不好工作。几天后，在港澳工委的会议上，我提出重新认识香港问题，建议把调查研究列为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求大家都动手。

这时中英第二轮谈判即将开始，新华分社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派出机构，我认为调查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配合谈判斗争，摸清楚英国将在谈判桌上采用什么战略、策略，什么战术等，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可是李菊生不冷不热地说：“我们和英国斗争，从来都是‘后发制人’的。”当时我对分社的情报工作还不知底细，没有和他争论。

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我知道在“反英抗暴”斗争后，我们的情报系统遭港英政权严重破坏，已无可能事先掌握情况。李菊生所谓的“后发制人”是完全被动的。

于是我在工委会上做了评论，我认为“后发制人”必须事先掌握对手的基本情况，知道其斗争策略、手法、步骤，而后制订我方的斗争策略、方法、步骤，待对方出手后，予以还击，才能主动地“后发制人”，控制全局。如果我们事先不知对方底细，待对方出手后，才一点一点明朗情况，再予还手，虽“后发”，却不见得能“制人”，更无法主动控制全局。这种没有主动权的所谓“后发制人”策略，应极力避免。

经过考虑，我决心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加强分社的调查研究工作。

一、整顿充实政策调研室。刚开始，我对于由李伟庭负责的政策调研室抱很大希望，因为他们为中英谈判，提供不少材料及建议，做了许多工作。但当我提出进一步要求时，往往感觉不足。

李伟庭他们搜集的，几乎都是公开材料，且缺少深入分析。例如，我要社会人物资料，他们只能提供报章杂志的现成文章，却没有自己独到的调查了解；对人的评论往往也浮于表面。

调研室人员当时所占比例很大，新华分社全体只有百余人，调研室就有二十多人。李伟庭凡事自己动手的精神不错，但手下干部只能听命找材料，无法主动，即使从广东调来几个水平较高的研究员，也因李伟庭不放手的作风，无法相处。有一位实在无法工作，要求去香港大学深造，我无法挽留，只好放走。

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见改进，后来在起草基本法期间，我只好另成立调研小组，由乔宗淮、毛均年负责，配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八八年，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借调他们的高级研究员佐牧，出任调研室主任，李伟庭调任中区分工委书记，给他到基层锻炼的机会。

二、要求小分社（北京新华通讯社在香港专门从事新闻工作的部门）加强采访社会新闻，将不宜公开报导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对我供稿，帮助我了解香港，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罗保动议事件中他们就为我提供了社会上罕知的情况。

我还要求“小分社”派记者参加我的一些公开活动，向中央发报有关工委和我的活动的“参考消息”。

根据我在江苏的经验，地方上某些事件，由于种种原因，地方党委一时不能或不宜向中央报告的，可以由记者发“内参”，这个方法有助中央领导及时了解下情，并且融洽地方党委和新闻机关的关系。

三、扩大动员各机构参与调查。大陆派出的外贸机构，如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华润贸易公司等，都设有调研机构，暗示发表调研结果对内发行，我建议他们扩大发行，供给有关中资机构阅读，我还将其中有价值的资料批示给工委编辑的刊物《香港参考》转载。以便让全国省部级的领导干部都有机会看到。

四、为了加强掌握国际经济信息，我决定成立“东南经济信息中心”，搜集世界经济讯息，研究后提供见解，供工委、北京领导机构及国内有关单位参阅。

“中心”并接受委托，提供调研服务，打算由研究香港问题开始，再逐步发展成类似美国“蓝得”研究所的研究机构，成为国际经济、金融研究的权威。

我选择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负责，出任“中心”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由我兼任，但不对外公开。可惜的是，九零年周南上任后，以一句“不务正业”，把“中心”解散了。

五、编纂《香港概论》。当时中央宣传部要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由部长邓力群主编，各省、市分工写自己省市的专册，要求我们写香港分册。我支持分社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杨奇的主张，编纂《香港概论》，作为《大百科全书》的“附册”，以示区别（因为香港尚未回归，出“分册”不宜）；同时还可以结合我们试图重新认识香港的要求。

杨奇约请了内地与香港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专职编撰。经过三年努力，他们交出上卷经济篇初稿，我参加讨论，肯定他们的成果，也提供修改意见。

来美后我曾担心能否出版，可能周南还未曾有暇顾及，终于看到它问世，很兴奋。前不久，又看到下卷出版的报导，我托友人邮购，一气看完，感觉基本上做到了“比较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了香港现况及其历史背景”。然而看到金应熙教授名字加上了黑框，不禁黯然良久。一个默默耕耘，头发花白，面布深思皱纹的学者面孔，不断在眼前闪耀，他对《香港概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遗憾的是，在一些篇章的叙述中，渗入了某些当前“左”的观点，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原作者们的手笔。

六、整理情报机构。中共中央规定，邓小平也指示，中国驻外机构不搞情报工作，但香港新华分社不在这范围内。

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组织，以往颇有基础，港英政府内部，有较高层的关系。例如目前广东省某位省级官员，就层在港英政府任高级警司，因暴露身分撤回大陆。

大陆在港澳的情报工作，也渗入台湾在港澳的特工人员内。在“反英抗暴”以前，大陆公安部门靠港澳情报，对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工活动，了若指掌。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中外记者在香港称作印航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台湾方面认为周恩来在飞机上，趁飞机在港停留时放置定时炸弹，台湾这项行动事先已为中国获悉，通知英国注意预防，英方不信，结果出事。

飞机爆炸后，大陆又加强对台情报工作，记不清哪一年的国庆，台湾拟趁游行活动，毛泽东登天安门城楼观礼的机会，谋杀中共领导人。大陆据香港情报侦知情况，在台湾特工人员从香港携带武器过罗湖桥之后，即予逮捕。那几年，台湾特工进入大陆，多随即被捕，港澳反特情报工作，做得很有成绩。然而“反英抗暴”时，对台的情报工作也遭严重破坏，重建也没有达到原来水平。




在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中，港英政府大肆逮捕了三千多人入狱，香港地下党员及情报组织成员为港英侦破极多。在港英政府内部、社会各方面的情报组织濒于瓦解。

大陆派到香港管理情报工作的人员，大都安排在新华社内的保安部。成员来自公安部与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任务主要负责新华分社（港澳工委）、中资机构的保安工作，也管理少数情报工作人员。国家安全部派出人员，主管社会情报工作。

军事部门也有派出管理情报的人员，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派出人员寄职在新华分社或中资部门。如总参派来某人，以新华分社文化体育部副部长面目出现，管理该部在港的情报人员。八十年代后期他年届退休调回。又被派来香港，自组公司掩护其工作。

社会上的情报人员，他们渗透在社会各方面，多数是香港本地人，大陆也派出一部分。发展情报人员的惯用手法，是“派出去，打进来”。

有一个曾任香港政府行政局议员的某人，通过关系请我到他家里吃饭，要和我交朋友。我去了，坐下来才闲聊了几句，他突然申明：“我不会给你们做情报。”我感觉奇怪，这人怎么会这样说话？既不礼貌，也不自重。我正经地回答：“我们是交朋友，朋友就是朋友，绝不会有对不起朋友的要求。”但更奇怪的是，随后的谈话中，他又讲了不少港英政府内部，也可说属于情报的故事。我深感香港社会的复杂，人们性格中的矛盾；同时也警惕到，我们发展情报人员是否过多过滥，引起如此严重的反应。

回北京我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谈及此事，彭冲曾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主管过公安、安全、政法部门。离任后，因他好客，原下属部门一些负责人还时常来往。这次谈话，在座的有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听了我的故事，既嘲笑了“这位仁兄”，也感叹香港的情报工作有些做法的不当。

据我了解，沿海一些省，如江苏、浙江、福建的国家安全厅，一些大军区如广州军区、南京军区，都派有情报人员在港澳。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曾介绍军区联络部长与我认识，要求我给他的情报关系予以支持。有些香港商人为了做大陆生意有靠山，也乐意接受。结果是多头派出，管理混乱，数量虽多，质却不高。一个关系替几家做事，向几家送情报，拿几家的钱，我就不止一次接到几家送来同一内容的情报，还看出其中有一份是我认识的人提供的。

我同分社主管情报工作的副秘书长商量如何整顿。他主管情报工作多年，有经验，公安部已决定他退休，我取得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同意，留下他当分社保安部长。

我问他可否统一管理在港澳的情报工作，以加强香港方面，特别是高层方面的情报。他说，邓小平也曾有过指示，对外情报尽量避免重复。

九月我回北京述职，将这想法向胡耀邦、赵紫阳、姬鹏飞提出，胡、赵要我提具体方案，姬则不置可否。报告送到中央后，我找安全部长凌云、公安部长刘复之商量，他们同意合并，但条件是为了保密，有个别重要“关系”（特别秘密的情报人员）不交给工委，仍由他们管理。我表示同意，也提了一条：这些“关系”提供的有关港澳的情报，要送给工委一份，如含有内容不宜扩散的，可只供我一人阅读。有关港澳的台湾情报，也按此办理。他们也同意了。

军事部门不同意合并，他们通过杨尚昆向我打招呼。杨尚昆派副总参谋长徐信与我商量，主张军事部门派出单位，由军方统一管理，不和地方合并，并说这是杨尚昆的意思。中共中央书记胡启立、习仲勋为此对我打了招呼：“不好勉强。”我向徐信提出同样要求，即有关香港情报，要送给我看。他也同意了。

地方两大部门的情报工作合并以后，经过整顿，不断改善，有了新的发展，在中英谈判中做出贡献，两次得到外交部、安全部的表扬。但仍未达到反英抗暴以前水平。

作为新华分社社长，我在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上全力以赴。我几乎调看了港澳工委历史上所有的主要文件，对前任王匡他们“一左二窄”的错误作法有了更形象的认识，我还大量听取汇报，深入了解下属各部门的具体情况，换约见一些专家，请他们为我“上课”，增加知识。我把香港所有的报刊都浏览了一遍，了解全貌后选择订阅十二份港澳出版的中文报纸，连内地报刊在内，每天必读二十份左右。又请分社宣传部、外事部将每日的英文报纸社论及主要新闻译成简报供我阅读，此外，还订了十多种杂志。

从我的沙发椅在六年内更换两次，就可知我整天勤坐沙发阅读传媒材料的程度。每天早上起来，我先浏览大标题、要闻、社论。晚上酒店后或应酬以后，再用三至四小时边看电视边详细阅读，久而久之居然也能理解广东话了。偶尔出差内地，回港后便要“恶补”。香港情况变化速度太快，几天不阅读报刊，便有脱节之感，非“恶补”不可。每日坐沙发数小时，八七年沙发坐坏换成皮沙发，不到三年，新沙发又给我坐坏了。

我阅读报刊的方法，几乎是遍及各版，不仅看新闻、评论，还看专栏、娱乐新闻，连马经也扫一扫。一些看似不重要，实际很有用的情况，往往从中可得。读“马经”能知道社会上某些人士的脾气、嗜好等等。《信报》曹超仁的《投资者日记》，往往透露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金融动态。他讲某些闻人，多用代号，如称王某某为“红色肥猫”，邵某某为“排骨”……。

香港还有一份半公开的小报，姑隐其名，它专好揭工商名人隐私，据说，有些知名人士因此曾被要挟。阅读此报，可获知一些坊间流行传闻。例如它曾刊登大陆某公子在港奢侈、阔绰的生活消息，报导他有高级住宅、数辆名牌汽车、两艘游艇、高级音响、打高尔夫球入会费就花了一百多万港币等等。有人把这张报纸送到北京，赵紫阳、张劲夫都看过。某公子声称该报捏造，到处喊冤，声明要上法庭控告它诽谤，后来不了了之。

此外我还广泛接触社会，与社会各方人士会谈，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倾听，了解他们的心态。接触越多，互信越增，了解越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越多。我就这样逐步加深对香港社会的认识，也交了不少朋友。

15

奔波了三个月，对香港有了初步认识。九月中，带着自己草拟的汇报提纲，回到北京。请示了耀邦同志，他请外事领导小组听汇报。

汇报安排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厅，外事小组组长李先念、副组长赵紫阳、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先后到场，胡启立也来了。到会的还有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炳乾及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他两人是我向胡启立点名邀请的，我持的理由是：要钱、要人。

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他说时间只有一个上午，要我择要汇报。

汇报围绕三个问题：香港形势、经济情况、党和干部队伍。首先报告香港形势。我说，香港通报知道中央决定九七收回香港后，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上层社会尤为严重。基于民族大义，他们即使不赞成、口头上亦要说拥护，至少也不好说反对香港回归。但实际上，他们担心九七后私人财产被社会主义改造、共产。担心失去自由。此外知识分子怕“洗脑”，中下层担心生活水平下降。据我这几个月的接触，香港多数同胞还不知道中央收回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少数知道的，担心将来会变：他们对党不信任。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世纪末来临的气氛，逃资、移民情况在发展中。

我注意到与会者都在专注地听。

李先念插话：“逃资严重不严重，逃了多少？”

“根据我了解，情况是严重的。带头逃的是一些爱国资本家。中央负责同志请他们来北京谈话，他们得到消息，回香港转头便逃。但据香港中国银行的估计，进来的资金比出去的多，他们认为，只要香港继续有钱赚，出去的还会回来。”

李先念再没说什么。

我说，这几个月我接触过很多香港同胞，包括不少中、上层人士，希望维持现状，让英国人继续管治的不是少数。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就公开提出要中国当“董事长”，英国当“总经理”，这种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究竟是英国人的策略，影响了他们，还是英国人接过他们的想法，形成英国人手中的“民意”、斗争策略，我的看法是两者皆有可能。我说，当前香港同胞正在“信中”还是“靠英”、留港还是移民的天秤上动荡、摇摆，加速分化、重组。争取香港同胞信任，是迫切任务。

李先念听到这里，有感而发地说：“争取人心，是第一要务。”

对香港经济，我说六十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七十年代后半期“大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当前外在由于国际经济因素，内在是港英的高地价政策，导致楼宇供过于求，加上“九七”因素，地产市场正处于低潮，香港消费市场亦受到拖累。赵紫阳插话：“地产活动，只是整个经济其中一环。”

提到香港工业问题时，我说，香港工商界要我转达，请求中央允许香港工业产品进口大陆。我解释，工业是香港经济支柱，让工业产品开拓大陆市场，可令当前不景气的香港经济有所转机。

李先念立即插话：“不行，香港应去找世界市场，国内市场有限，不要来挤国内的产品。”我理解他认为允许香港产品进口，会减少国家外汇收入，并影响大陆工业的发展。

我继续说，香港经济是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英资依靠特权、垄断、控制不少经济部门，处于举足轻重地位。近十年来，华人资本崛起，他们不少依靠英国起家，现已逐步成长为英国资本的主要竞争者。东南亚华侨资本、台湾资本，以及其他国家、地区资本，都认为香港是容易赚钱的地方。“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为他们带来不同的忧虑和打算，要繁荣香港，必须争取他们继续在香港投资。我说：“我们考虑的方针是：拖住英资；稳住华资；团结侨资、台资；争取外资；壮大中资。”

胡启立听了很感兴趣，他重复说了这二十二个字，和我一句、一句核对，做了笔记。

我对实施这个方针，汇报了初步想法。说到壮大香港中资企业时，我建议说到：可否学习香港商人改革进出口业务的经营。对投资房地产、股票、黄金等业务，进行试点，而后考虑逐步推开。

李先念立即回应：“陈云同志说，‘肥水不落外人田’，国内资金还不够用，哪有钱出去投资。”

此外，我又提到中国银行做生意的手法太谨慎，生意对象只集中在中小户，开拓大户不够，要改善。

对此，李先念、赵紫阳都没有插话，散会后，赵紫阳个别做了交代：中银的改革要小心，整个国家的外汇都靠它！

最后，我提议整顿新华分社、港澳工委的组织，改善干部士气低落，以及“一左二窄”的情况。要求中央批准扩充新华分社编制，增加经费，改革工作员工工资制度，逐步向社会工资靠拢。

赵紫阳说：“要人问组织部。”那位组织部副部长随即问我：“要扩编多少？”我已估算了今后的工作量，回答说：“分社现在连看门、司机等勤杂人员只有百多人，难以应付今后任务，估算要五、六百人。”他嘱我弄个详细编制，让他们考虑。（结果认识编制后来扩充到四百人。）

要人后又要说钱。赵紫阳指着王炳乾说：“要钱，你找他。”王炳乾是铁算盘，我在江苏工作时，每年至少和他吵一次架：地方要少缴多留，他则要多缴少留，最后总是算不过他。他这次说得慷慨，笑着问：“你要多少，预算带来吗？只要先念、紫阳同志点头，我给！”我也笑着说：“工作还未安排，哪来预算，你们给香港、澳门的钱也太少了，全年才给三千多万（港币），这点钱，就可以拿回香港吗？”说得几位负责人都笑了，赵紫阳也笑着说：“你向王炳乾开个价吧！我和先念同志都没有意见，是吗？”李先念笑着点点头。后来，经常费、特费共给了三亿多港币。第一年，没有用完，“盈余”了一亿多港元。

第二天，我到勤政殿见胡耀邦，简要地汇报一遍。胡耀邦说：“你三个月内做到这样的汇报，我很高兴。港澳工作中央分工，先念、紫阳他们负责，以后你多向他们汇报就可以了。”接着我又去找也在勤政殿办公的胡启立，他邀我一起午餐。中南海的膳食供应，极为简单，他们个别就餐，没人一份，两菜一汤，味道相当可口。我们坐下来边吃边谈，我说：“你交代三个月要做到的任务，我总算勉强交差了。”胡启立笑着说：“不错！不错！你想要人，我可以推荐几个。”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说：最需要一个“二把手”，能够帮助“管家”；次要的，是管宣传的人才——“秀才”。他告诉我：“‘二把手’中央正在为你找。”他倒想起一个做宣传工作的人，向我推荐，说着便放下碗筷，写了两个名字给我。（这两个名字递给中央组织部考虑后，结果只来了一个。）我将胡耀邦的交代，向他复述一遍。两人又闲聊一会，很愉快地过了一个中午。

这次汇报，基本上得到中央肯定，三个多月的日日夜夜，没有白费，兴奋之外，更增信心。

16

回香港前，我专门去见了姬鹏飞。他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我顶头上司。每次回北京向他汇报请示是必需的例行公事。

姬鹏飞的办公室在中南海内。和其他几位国务院副总理一样，他的办公室共占三个房间。一间给他两个秘书，一间会客兼作小型会议厅，一间姬鹏飞办公用。三个房间都明亮宽敞，我们两人谈话，多在他的办公室。

我向他表示，打算年底在深圳召开港澳工委扩大会议，落实对港澳党组织的整顿调整，请他或李后届时到会指示，他听后表示同意开会，问谁来参加会议，“到时再说。”我又征求他对我的汇报作指示。（汇报会上，他没有发言。）他说：“可以，先念、紫阳都讲了，就按他们的指示办。”

回港传达后，工委扩大会的筹备活动随即开始。所谓工委扩大会，即与会的不仅是工委委员，还包括工委领导下所有党支部、党小组的党员代表，与会人员约有一、二百人。

我认为香港回归祖国，任务光荣、艰巨，一国两制，又是一项历史性创举。中央港澳工作主管部门，港澳工委本身，竟无通盘部署，这种局面需要改变。

当时港澳地区党内，新华分社内，干部工作散漫，思想问题多，多数人工作上处于半盲目状态，要他们做些什么，无明确要求。正如一个企业，要办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才能全力以赴取得成功。开扩大会议的目的在此。

开会的地点有人主张在广州，我主张在深圳，我的考虑是，会议预计要开一个星期，与会者多是各单位负责人，如果期间单位有事，可以随时回去。

离开香港开会，主要考虑是保密；即不能让外界知道港澳共产党在开会，也不能让外界知道开会内容。香港太敏感！我考虑，这么多单位负责人同时过关离开香港，能瞒得过港英政府？何况，港英政府有专门机构全天候监视新华分社和中国在港机构的电话，他们的情报部门也并非白吃皇粮，但事在人为，我们要尽力而为。

我们又担心如果传媒获悉，向社会报导，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为了掩护，对外采用了一个经济研究会的名称。果然成功地瞒过传媒。

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很帮忙，让出新园宾馆作会址，会期中要他帮助，有求必应，真的尽了我对他的要求：深圳是新华分社的“后方”。

最主要的筹备工作是会议报告，由分社代秘书长杨奇找人撰稿，内容以汇报提纲为基础。十一月开会前几天，看了初稿后发现无法使用。这不能责怪杨奇，王匡任期内，他虽然是代秘书长，但基本上“闲置”，办公室主事的是号称“二社长”的办公室主任。此人和办公室的秘书们看来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只好用了几个白天黑夜，自己重写了报告提纲。

会议是在十一月召开的，我发表工作报告一天，接着分组讨论。

港澳办姬鹏飞、李后都没有来，只来了两位处长列席会议。不可能请他们在会议上作指示了。他们也声称没有带指示来。一年多以后，我方知姬鹏飞、李后故意不来。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工作报告，有几个要点：
一、从中英公开谈判香港回归开始，到“九七”中国恢复主权十六年过渡时期，香港社会是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争取人心是第一要务。

二、过渡时期，中英矛盾是香港的主要矛盾。中国对英斗争策略，是通过和平谈判，既斗争又联合，通过斗争取得联合，保证香港回归，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稍后，改“联合”为“合作”，词意更确切。）

三、依靠香港工人阶级、依靠广泛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是实践一国两制方针的两翼，缺一不可。

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一国两制方针。在意识形态上求“大同”——爱国爱港、赞同香港回归；存“大异”——可以批评共产主义、共产党，可以宣传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主义。

五、拖住英资，稳住华资，团结侨资、台资，争取外资，壮大中资，维护香港经济繁荣。

六、整顿党的队伍。在政治思想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香港、澳门就是实行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保持港人高度自治方针。坚决客服“一左两窄”错误倾向，要走出“左派”狭窄圈子，走向社会，深入各阶层群众，团结中间分子，争取“右派”。

小组讨论很热烈。同意、补充的意见较多。部分本地党员代表有异议。会上讲出来的，主要是：第一类，对过去工作成绩肯定不够，责备多；第二类，有些话是中央没有说过的，是否妥当，有怀疑；第三类，外界有人认为，我来香港后，新华分社成了香港第二权力中心。

讨论结束，我做了“总结”讲话。接受第一类批评，补充了过去工作成绩部分。对第二类意见，没有作解释，留待未来实践检验。

第三类批评，做了解释。我说：作为新闻机构的新华分社，人们不可能视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作为国务院派出机构，它要代表国务院尽派出机构之责，进行一定活动，在当前中英谈判回归之际，香港同胞承认新华分社为祖国代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争取人们归心工作的初步成果。在“九七”之前，新华分社不会，也不可能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侵犯港英政府对香港的管治。

会议休息期间，私下品头论足的还不少。因此港澳办的两位处长，将这些议论，自然都带回去了。

从我七月上任到工委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以往香港工作“一左二窄”的倾向，改变工作作风，希望能借此打开局面，改变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争取人心回归。也期望通过这次深圳扩大会议，落实香港工作的全盘方针、政策，团结全体香港党的组织和工作干部，为保持香港继续繁荣，贯彻“一国两制”而努力。

17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有组织活动的历史已很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依靠苏联援助进行北伐，从那时起，香港就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的组织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一九三八年中共在香港公开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由廖承志负责。港英政府之所以允许中共机构在港存在和活动，是迫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希望得到中共抗日武装——东江纵队九大队的配合，保卫香港。香港沦陷时，中共游击队曾拯救了不少英国人逃出香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南方局曾设在香港。

一九四七年，新华社香港分社设立。同时中共南方局成立了港澳工委，以新华分社的面目出现，第一任社长是乔冠华，他也是工委的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南方局撤销，中央委托广东省委代管港澳工委。

文化大革命前，港澳工作一直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管理，小组长是廖承志，党的工作由广东省委管理。一九七八年，国务院成立港澳办公室，廖承志为主任，直接管理港澳工作，港澳工委也改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是由廖承志代表中央领导。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八三年廖承志去世，我上任之前。

长期以来，香港始终是中共活动的重要据点。香港一直在英国管治下，中共只能秘密活动，是“白区党”。新中国成立后，形势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但在处理上不得不有所改变。同时，随着中国在香港的外派机构逐步增多，外派人员增多，党员也增多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的发展，特别是中英两国进行关于收回香港的谈判以来，英国统治香港已时日不长，香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虽未公开活动，港澳工委的领导机关——即新华分社——的一些活动已经半公开化了。中共在港澳有组织存在，一直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已成公开秘密。

中共港澳工委在我的前任王匡领导时期，领导班子的组成，有书记、副书记、工委委员，约四十人。工委委员中，除了书记、副书记外，还包括工委机关各部负责人、内地在港企业机构的党员领导干部。如当时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华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建华，招商局代董事长袁庚等，都是工委委员。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对内是中央侨委在香港设的港澳侨务领导小组，其负责人也是工委委员。

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区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对外活动，由“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这是澳门的特殊情况，葡萄牙澳门政府柯正平是中国政府代表。——分党委书记是郑华，他和柯正平都是工委委员。

香港共产党的组织，在廖承志主管期间，大体分两部分，也可以讲分为三部分。一是当地的秘密地下组织，完全是地下党的做法，通过个人单线领导，直接向廖承志负责。

另一部分是工委机关，即新华分社和中央及内地派出机构，派出人员中的党员。中央有不少部门在香港有外派机构或外派人员。所谓机构，有大的，比如外交部外派的签证处；有小的，如军委总参在港有一小组，专门收集国外的书报、刊物。各省也有派出机构，往往是在他们组成的香港公司里。这些党员由工委组织部管理，由工委直接领导。

还有一部分是由中央侨委派出，以及在香港由他们管理的那部分党员，他们自成系统，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所有在一个地方的党员都由当地的党委或支部来领导，因此，侨委委托工委来领导这部分党员，人事由侨委自己负责。

一九八三年，香港、澳门有中共党员六千多人，从内地去的不到三千人，二分之一以上是当地党员。

虽然这些党的组织归港澳工委领导，但实际上，当时的工委只能管理党员的组织生活、学习、传达中央的指示、新党员的发展等。至于业务上、人事上一直是双重领导。这种双重领导执行起来情况很复杂，问题也多。比如王匡任内，曾打算由工委统一管理中资机构的一切工作，包括其业务部分，没有成功。我到港后，也有人向我提出这一建议，我认为不可行。各中资机构分属不同省、市和中央不同部门管辖，别讲共产党在香港处于地下状态，我在江苏的时候，中央各部委的下属机构也很难统管。他们对中央外经部业务的指示更尊重，因为他们要项目、要钱、要物，要靠业务上司。

我认为，只要求中资机构在涉及香港、澳门的问题上，接受港澳工委的意见，做到这条就很不错了。

果然，后来在一些问题上，常有分歧。如工委从政治上考虑，希望中国银行贷款给某人，开始还勉强做到，后来却坚持要由北京主管部门批准。我们也不反对，双方都向北京请示。可是要获得北京批准很不容易，有些勉强同意了，意见却很大，他们向中央告状说，许某人“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太多了”（指政治性贷款）。

其实，贷款基本上仍是按业务规则办理的。无条件贷款仅属个别现象。银行要我代表新华分社做担保，我照办，出具字据。

到任后，为搞清楚“一左二窄”的具体表现，成为我和干部及工作人员交谈的重点。几位原社长、副社长，大都沉默相对，不提供材料，不表态，部门的干部在会上见他们不讲，也都不讲了。个别谈话时，少数广东籍干部也不肯讲。内地来的干部可能“包袱”少，反映了不少事例。例如某人告诉我一个走极端的事例：

工委一度对赞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七十年代》（现改为《九十年代》）和《争鸣》杂志持支持态度。西单“民主墙”事件后，这两个刊物态度改变，批评邓小平的反民主言行。北京不能容忍，廖承志把王匡叫到北京，当面交代：“把他们彻底搞垮！”王匡回来要杨奇坚决执行。杨奇表示：在香港条件下，“彻底搞垮”有困难，而且和两个杂志以往关系较好，主持人都是“左派”的朋友，有的还是从“左派”机构出去的，还有个刊物原在“左派”印刷机构印刷，也不再替它们印了，想用这样的手法来“摧毁”这两个刊物。在香港社会，怎么能做到呢？结果反而引起社会对这两个刊物的同情，不仅本地，海外也一样。两刊非但没有垮，反而提高了知名度，发行量有所增加，影响更为扩大，这种“左”派幼稚病的作法，连廖承志也不能免。

机关风气保守，不伦不类。比如机关互相之间，文件上统称“兄”，例如一部门称另一部门“李兄”，保持地下党做法。事实上，看了文件内容，就会知道“某兄”是哪个部门，文件泄露出去，一样保不了密。部门之间互不沟通，把自己管的工作与“关系”，看作是个人资本，不允许别人过问，具体说法是“他不能插手”。这种作风，连工委一些主要领导人也不能免。

李菊生当外交官多年，实属中共中央调查部管辖。后来中央调查部撤销，转归国家安全部管理，是职业外交官，也是职业情报人员。在工委，他是第二社长，帮助王匡处理全盘事务，还分管情报保安工作。我遵中央指示，要纠正工委的“一左二窄”，除王匡外，他反感最大，只要会上提及有关反“左”反“窄”的事，他总是紧皱眉头，板着面孔。见面笑容很少，严肃异常。他开会时也很少发言，有不同意见，也只简单表达，给人一种冷眼旁观的感觉。

我到香港前后，他从未向我主动介绍工作情况。他专管的情报工作，更神秘得一句也没介绍过。

中英第二轮谈判，李菊生是中方代表之一，以工委的副书记、第二社长身分安排他参加会谈。按理，他是代表工委参加，就如尤德参加英国谈判代表团一样。（中方不承认尤德代表香港政府，只承认他为英国代表，避免英方借“民意”为谈判时的筹码。）李菊生应该每次参加会谈前，将本次会谈主题内容、我方的斗争策略，向工委汇报，以便工委根据本地各方反应，提出建议，供北京参考；会谈回港，亦应将北京对工委建议的看法、会谈情况，下次会议主题，工委要为那些问题搜集资料等事做汇报。李菊生从没有向工委或我个人这样做过，至于他有否以第二社长身分去搜集资料或找研究室研究课题，我亦不得而知。

中英谈判的情况，李菊生对我和工委是封锁。我了解谈判情况主要靠两个渠道：一、参加北京召开的有关会议。二、阅读外交部编印的“情况通报”（专供部长以上参阅的内部文件）。这种情况，至乔宗淮接管李菊生任谈判代表后才改变。

李储文和祁锋合作，分管统战工作。祁锋在港工作十多年，工作关系较多。李储文和他合作半年多后向我诉苦：祁锋从不向他介绍情况与工作关系，什么也不告诉他。李储文抱怨，无法再合作下去。我说服李储文：“他们几位差不多，不只祁峰，我们不要受影响，要放手工作，有问题，我会支持你。”

在干部使用上，原工委领导人有宗派情绪。我来港前就已听说，他们搞“广东帮”。七个社长、副社长，有三个是广东人，他们的小圈子，连广东省籍的干部也感到被关在门外，受歧视。

杨奇是代理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但王匡等对他并不信任。王匡如有事，不论公私，不找杨奇，直接交办公室主任处理。机关内部，称这位主任为“二社长”，对他意见很大，反映他眼里只有王匡、李菊生。只要是这两人交代的事，即使不符原则，他也会照办。对其他人，则一律“不买账”，对同级“目中无人”，对下霸道，分社做事务的员工，多是所谓“反英抗暴”中失业的地下党员和“左仔”社团职工，这位办公室主任对他们态度粗暴，极不尊重。被员工视为“虎”。

特别使人反感的，是不少干部反映一件事：有一位北京派来的外地（非广东籍）副社长，与王匡等关系很紧张，北京将他调回内地。按规定，副社长持有外交红皮护照，过海关免检，多带一些规定外的小件物品，一般不会引起海关例外检查。主要靠持照人自觉。据说在王匡、李菊生授意下，办公室有人写信给深圳罗湖海关，检举这位副社长携带走私物品。海关因此搜查了他的全部行李，查出多带了一块手表。海关上报到北京，这位副社长不仅做了检讨，还受到全国通报处分。当然，这位副社长多带一块手表是不对的，工委领导人既然发现了，就应该与人为善，当面指出错误，帮他改正，可是他们竟然当面不提，背后整人。这种作法，在党内、在同事中，很不光明磊落，连与王匡同过事的一些副社长，都觉得寒心。

王匡、李菊生还在内部搞情报，造成干部人人自危。他们对某些人——特别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一言一行都持怀疑态度，向上打报告或小报告，甚至动员安全情报部门，对一些人设立专案调查。按中央规定，干部管理，属党和政府的人事、组织部门，他们的日常工作、思想表现，由人事、组织部门了解。犯有错误，由人事、组织和纪律部门共同调查处理。情报部门没有调查干部情况的任务，除非干部有外逃、通敌等行为，否则情报部门不能对干部作情报活动。我阅读有关档案，果然发现王匡、李菊生将一个有关在港高干子弟情况的调查报送北京安全部。（王匡有一个女儿，李菊生有一个儿子在香港，都没有列入报告。）按规定，这种事可以调查，也可以向上级做报告，但这不是情报、安全部门的业务，应有人事、组织部门主管，属“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与“敌我矛盾”混淆。

他们又对代秘书长杨奇成立“专案”，指杨奇社会关系复杂，和港英、台湾等方面常有来往，怀疑杨奇传递情报。另外《文汇报》社长李子诵亦有“专案”，指李子诵接受台湾某高层任务，并有信件为证。被立了“专案”的还有外事部负责人谭干，甚至安全部本身负责情报工作的XXX，也是他们怀疑的对象。依据是他和谭干二人参加工委会议时，详细做记录。王匡等人规定，会议不许详细做笔记，只能用脑。要做笔记也只能提纲式。二人不遵守规定，便怀疑他们为敌方做情报，成立专案审查，这种立案态度，是很不严肃的。

在香港做统战工作，不接触社会，不接触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做外事工作，不接触各国政府在港人员，能团结绝大多数吗？领导对干部的工作接触不放心，甚至怀疑，令干部人人自危，担心被误解、被调查，工作如何开展？局面如何能打开？

我决定快刀斩乱麻。我在工委会议和全体机关干部会上宣布：今后必须遵照中央规定，在内部不允许搞党员、干部的“情报”，调查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不管什么人，违者必究。但发现某人有叛逃、叛党、叛国行为，可向领导人检举，也可越级检举。如果须进行审查立案，仍须经工委集体讨论批准。就此安定了内部。

基层党组织问题也很多，当地的地下党员百分之七十是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的，年龄大、文化水平低、蓝领工人多、分布面不广。在“反英抗暴”斗争中，相当多的党组织暴露了，被破坏。但又不清楚究竟哪些暴露了，哪些人没有。据李启新向我介绍，地方党组织分两大线（即两大部分，工委称之为“线”），工业线和学校线，两条线的主要负责人家里，港英当局都曾安过窃听器。其中一线的负责人，不仅家中被装窃听器，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中，也有被港英“策反”的。

地下党员情绪普遍不振，认为“反英抗暴”出于爱国，现在反而受批评，心中愤愤不平，工作没有积极性，也不知怎么做工作，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已有好几年陷于停顿。

眼见香港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处于这样一个状况，我感到十分焦虑，依靠这样的队伍来贯彻中央交给的香港回归任务，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试验，太困难了。我下定决心要彻底整顿党组织。

整顿从调整机关部门开始。工委经过讨论，决定把统战部改名为协调部，因为香港人对统战这个名词反感；把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工作由保安部统一起来；成立青年工作领导小组、妇女工作领导小组，以开展青年与妇女工作。最重要的调整是在港岛、九龙和新界成立三个分区工作委员会，作为港澳工委的派出机构，领导这三个地区的组织和党员，展开群众、社团和屋邨居民工作。

对党的基层组织也进行调整，改变了原来地下党和机关、企业党两条线的做法，把两条线合并起来，以期让地方上的党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估计港英方面已相当了解地下党组织情况，继续依靠他们来发展新的组织，不可能保密，因而改变原工委不准他们公开活动的决定，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下，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开展活动，发挥作用。为了今后斗争的需要，有必要发展一个绝对秘密的新组织，决定在原地下党组织里，筛选一些估计港英可能没发觉身分的党员在社会中、上层做工作。这部分人仍然实行单线领导，采取地下党严格的秘密做法。其余的合并以后，归三个分区工委管理。

随着机构、部门的变动，对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了相应调整，也任命了一些新的部门负责人。

这一次调整，使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顿是不顺利的。几位原副社长实际上不肯合作，会议上，李菊生、罗克明讨论问题不表态度，或对一些问题三言两语、冷冰冰地持否定态度，如在工委讨论设立三个分区工委时，李菊生只说了一句：“为时过早。”在杨奇真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秘书长的讨论中，他和罗克明都不直接表示意见，只讲几句言不由衷的话。

李菊生等几位不合作的态度，延误了不少工作。中央书记处也知道他们和我“不团结”，我虽然反映过情况，但未提出改组要求。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经他启发，我正式向胡耀邦提出改组要求，胡耀邦原则上同意了，交代习仲勋与中央组织部和我商订调整方案。

不久中央决定，李菊生、罗克明退休调回内地，当时副社长中，李启新已退休，叶锋另行安排工作，两人已先行回到内地。副社长祁锋和曹维廉经我要求中央后，继续留在香港帮助工作，对内任顾问，对外保留副社长职称。习仲勋推荐调澳门分工委书记郑华到香港任港澳工委副书记，新华分社副社长，获中央批准。澳门分工委书记一职，我建议调前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继任，时周鼎已调出深圳，传说广东省委准备向省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他出任副主席，我征求赵紫阳意见，他高兴地说：“我正为他的出路发愁，你的考虑我赞成。”又说：“好是好，他经济工作还可以，政治上经验不够。”我说：“政治上可以锻炼嘛。”赵紫阳指示秘书打电话告诉中组部，说他同意这个安排；中央同意了。这样，我的班子不再设第二社长职务，副社长从原来几人（包括第二社长），减至四人，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包括部以上，从六十五岁降至五十五岁，具体情况是：

社长、港澳工委常委、书记：许家屯

副社长、港澳工委常委、副书记：李储文、郑华

副社长、港澳工委常委：陈达明、陈伯坚

港澳工委常委、澳门分工委书记：周鼎

中资机构的常委不变。

顾问（对外称副社长）：祁锋、曹维廉

秘书长杨奇获真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并列席工委常委会。对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了调整，主要是新设社长助理职务，人选包括：

谭茀云、陈凤英、王如登

副秘书长：乔宗淮、毛钧年
几个月后，祁锋退休回广州，曹维廉因心脏病发作，不幸在港去世。

第三章 中英谈判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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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在我任职香港的第二天，中英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第二阶段会谈，将于七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这一宣布，对当时正为香港前途持极为复杂心情的五百万香港同胞来说，是一件有人欣慰、有人期待、有人焦虑的事情。对一直关注香港问题的本地及国际投资而言，也是瞩目的大事。

十九世纪，满清政府在英国的炮舰下屈服，鸦片战争后，先后同英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这就是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还有一八九八年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及香港地区二百三十五个岛屿九十九年。凭借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迄今已有一百多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不承认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自然包括这三个条约在内。但是毛泽东、周恩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的严峻形势，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决定暂不收回香港，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使香港成了中国对外几乎是唯一的通道，对打破西方的禁运和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中美建交之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解冻，香港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利用。周恩来曾经讲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做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建国几十年，一直不收回香港的原因。

据我所知，中国并没有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英国谈判香港问题的计划。问题是英国提出来的。

一九七九年，港督麦里浩访华，他向外交部提出：“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界九十九年，将于一九九七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九七年以后继续租让。”很明显，麦里浩是来进行续约试探的。外交部对此没有一点准备，请示中央后，才答复他：“中国要收回香港。”外交部还希望他在会见邓小平时，不要向邓提出这一问题。麦里浩仍然坚持向邓提了，结果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他：“中国届时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权。”麦里浩表示这样做，香港人会担心，邓讲了一句名言：“请香港的投资者放心。”请他回香港公开声明。

邓小平这样一种说法，我估计当时中共中央已经有了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参与有关香港的工作，这段历史情况不甚清楚，但可以讲，如果不是麦里浩来试探续约，不是英国首先提出香港前途问题，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不会那时开始，很可能会推迟。

中英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前，港督尤德从伦敦回到香港，记者们知道英国谈判代表团名单中有尤德，并且排名第二，就在记者招待会上问他：“你是代表英国？还是代表谁？”尤德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回答：“我以港督身分代表香港市民参加会谈。”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即对尤德的讲话予以反驳，声明港督尤德只代表英国政府参加谈判。

这是中英谈判活动中，中方第一次公开进行反对英国“三脚凳”谈判策略的斗争。北京会议上，我们曾议论到英方这一谈判策略，结论是：英国企图在两国政府代表之外，挤进一个代表香港的席位；在会谈中，借代表香港“民意”，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我们决议，中英谈判，是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不容许有“第三脚”参加。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会征集尊重香港同胞意愿，那是中国政府应做之事，无需英国政府代劳。

为此外交部还拒绝尤德的谈判随员、港英政府的新闻处长曹广荣，以港督私人秘书身分参加谈判的入境申请。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英国驻华大使很快宣称：英国政府不坚持曹广荣赴北京参加会谈。

这样，几经周折，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中英两国终于在北京台基厂头条三号外交部宾馆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会谈。

我开始接触中英谈判，是在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廖承志去世，姬鹏飞接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新官上任，第一次召集了由他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这是一种由港澳工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不定期召开，分析研究港澳情况，拟定港澳工作方针政策，供中央决策。

会议在中南海国务院第四会议室举行，与会的除主持者姬鹏飞外，还有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钟英，李后（李后这时已从秘书长提为副主任，乃兼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第二阶段中英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姚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陈楚，我以即将上任的港澳工委书记、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身分参加了会议，陈楚开我玩笑，见面握手戏称：“我们的港督。”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专门研究香港工作的会议，自认没有发言权，主要是听。

会议的主题关于中英香港谈判问题，先谈到英国首相戴卓尔给赵紫阳总理的一封信。姚广读了信，信中戴卓尔表示对中国主权的立场已有所了解，不反对中国以自己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入谈判，并表示她本人愿将香港主权问题交国会重新讨论。

我知道，自八二年九月戴卓尔访问北京，两国高层举行了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阶段会谈以来，中英一直未能开始正式谈判。英国不愿意交回香港，戴卓尔始终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

她访问北京前不久，英国在与阿根廷争夺福克兰群岛的战争中打了胜仗，她是挟胜利余威到北京的。无形中表明了英国为了保持它的殖民地，甚至不惜一战。她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傲慢地表示，维持香港的繁荣，需要英国人留下来；并警告说，香港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邓小平非常强硬地回答她，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中国有信心，不认为收回香港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即使有，中国人也会勇敢地去面对。邓小平还告诉戴卓尔：“中国希望和平收回，谈判收回，如谈不成，中国也要收回。”虽然没有讲用什么手段收回，但意在不言中。

以强硬见称的“铁娘子”碰了这个“钉子”，精神恍惚，在走下北京人民大会堂台阶时，跌了一跤，虽然这只是意外，实际上显示戴卓尔受挫折之深。尽管她在尔后的记者会上仍然坚持三个条约有效，声称：“从国际法论，这三个条约是有效的，我们的一切行动也是以这三个条约为依据的。”但她也不得不签署表示两国要对香港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联合公报。

戴卓尔访华之后，两国外交部一直为谈判程序交涉。英国坚持要把主权问题列入谈判内容，中国则坚持主权不容谈判，只谈如何移交主权和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双方僵持、胶着了半年多。

现在戴卓尔这封信显示英国终于退却了，不得不放弃“三条约有效”的立场。姚广读完信后，会场笑声一片，都为这个结果高兴不已。

英国政府为何放弃“三个条约有效”论？会议并未讨论。会后，我与几个当过大使的朋友一轮，得到几点“共识”：

第一，中国虽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也并未主动提出提前毁约收回的要求。问题是英方首先提出来的。说到底，三个不平等条约是大英帝国不光荣的侵略历史，在国际道义上站不住。

第二，中国不是阿根廷，英国无力用福岛的方式，赖在香港不走。

第三，英方已知中国收回香港的“底牌”：采用“一国两制”方针，这不仅可保持英国在香港既有的利益，还可以利用这一方针，争取更多的利益。

第四，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让香港回归中国，避免中国采取其他方式，英国可以光荣撤退。

姚广又把外交部正与英方就谈判开始时间，以及谈判代表问题进行交涉的情况，向与会者通报，大家都认为，中英之间可以开始正式谈判了。

李后将港澳办准备的一份文件发给与会者，是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收回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注]，对香港回归和“九七”以后的香港政策，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既是和英方谈判的根据，又是“九七”后实践“一国两制”的根据。

注：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1）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2）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外交由中央管理；（3）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行政长官提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人员和警务人员可以留用，可聘请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5）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依法保障居民的权利自由和私有财产；（6）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灌水地区的地位；（7）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卷、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自由兑换，继续流通；（8）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不向香港征税；（9）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10）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11）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负责维持社会治安；（12）中国将以《基本法》规定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及这些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五十年不变。

后来，我才知道，这十二条基本方针，是麦里浩访京要求续约被拒之后，中央负责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廖承志等会见了几十位香港各方面人士，广泛听取意见，有关部门又配合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廖承志主持下起草的。

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中英谈判策略的一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谈判开始，不先谈主权问题，先谈九七年以后如何管治的问题；九七年以后的管治解决了，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中方主要的一条策略；二、谈判日期要设限，订八四年九月为最后期限，不能任由英国人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方知道，届时仍未谈成，中国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具体的收回限期，邓小平没有讲。会议上估计，一种可能是，如果谈判无结果，到九七年七月一日强制收回；另一种可能是，加入九七年前，英国既不合作，双方又谈不拢，“他又在香港捣乱，‘拆烂污’，或者香港发生意外的动乱或暴乱，那中国也可能提前收回，不至于搞到不可收拾。”（这是邓小平的话）

邓小平的这些策略，成为中英谈判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两国的谈判活动基本上依次设计展开。

然而有些干部对邓小平的“谈判设限”策略不理解。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梁威林、现任副社长的祁锋，在广州回答记者说，关于中方规定谈判最后时间是属于咨询。受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通报批评。

19

中国要收回香港，需要争取人心，前提是要真正了解港人心态。多数港人看法如何？中国共产党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

来香港前，所有向我介绍情况的人都讲，大多数香港同胞拥护祖国收回主权；只有“极少数”不愿香港回归。

来港不久，我就感觉，这一估计和实际情况差距甚远。我估计实际状况是，相当多人不愿香港回归，但不便公开反对；只有极少数公开表态。

虽然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香港一直是个华人城市，中国人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外国人不到百分之二，其中英国人只占百分之零点几。从民族感情上讲，中国收回香港，港人应该感到高兴。然而事实使我改变了看法。

七十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起飞，各阶层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文化教育水准提高。英国殖民政府利用时机，改善和市民的关系，扭转形象。在它的诱导下，相当多的香港人特别是在中青年港人中，产生一种“归属”的情绪，自称“香港人”。我在和社会各方人士接触中，有强烈感觉，不少人出口便是：“你们中国人”、“我们香港人”。似乎香港已非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实体似的。

有一次，我接受某巨商宴请，他的三个公子在座。谈到热门话题收回香港，我解释中国政策是“一国两制”，一切不变，要变的只是港府英国国旗换中国国旗，英皇委派港督换成港人自选的港督，不再是英国殖民地。一位公子很不以为然地反诘：“那不变成中国的殖民地了吗？”他那时脑袋中，已视香港非中国领土，自己是具独立性的香港人了。

对于“爱国”，港人也有新的定义——这也是我的新知识。有一次，我和一些反对共产主义倾向的文化人接触，他们告诉我，他们是爱国者，但爱的“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不爱国民党中国”，“我们爱的是中华民族。”

香港五百五十多万居民，约一半从大陆来。主要有两次入潮，一次是四九年前后，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一次是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那次有六十多万人。新中国建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不少人逃离内地移居香港。

这些从大陆移居香港的人，相当多数曾在大陆遭受过政治、经济，以致精神、肉体上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香港相当多数居民中，存有“惧共”、“仇共”情绪。几十年来，他们在香港立足生根，有些发家致富。中国要收回香港，他们第一个反应，便是会不会再来一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共产党又要对他们“共产”。我和江苏籍的几位巨商比较熟悉，他们中有个第二代，更出言直率：“华人资本家怕共产党，‘上海帮’更怕。因为已经被共产了一次，余悸犹存。”“你说一国两制，不会共产了，毛泽东开始不也说，资本主义太少了！后来还不是‘共’了！”当时，我只能解释，共产党已经接受教训，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实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

一些大陆出来的知识分子则担心，“九七”后共产党在香港搞政治运动，“秋后算帐”，他们有些已成香港文化传媒闻人，在他们的制作言行中经常批评共产党。大陆移民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受西方教育，普遍担心香港的自由环境能否继续，相当多的中年人怕共产党来对他们实行“洗脑”运动。

我感觉基层（香港称“普罗”）阶层多数有爱国热情，但也并非全数真诚“拥护”香港回归。即使“左派”阵营内的基层群众，他们对“一国两制”方针也有意见，认为“回归不解放”，即不能和大陆解放后一样，“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和平常不关心政治的多数基层一样，他们担心“九七”后，生活水平下降，对大陆“大跃进”后，向大陆家人、朋友寄送粮油视频的记忆犹新。

这些“惧共”、“拒共”、“反共”情绪，在香港社会弥漫着。相当多数港人开始希望英国人不要走，中共不要来。后见收回香港已成大势，又希望英国人多留异端时间；或中国收回香港后，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国际共管”。

后来，港英政府公开打出“代议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内涵——以香港民意为基础抗拒中国对港事的干预。中英开始谈判以来，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参加，影响两国谈判，争取有个好的前景。

英国在谈判斗争中，采用的“三脚凳”、“民意牌”、“代议政制”等策略，我认为，是英国基于前述港人的情绪，并加以利用；既赢得港人的信任，打击中国在港人中的形象，又可以增加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中英在谈判斗争中，“针锋相对”，势所必然。

英国政府常根据谈判斗争需要，不断“放风”，运用得比较灵活。中国方面则僵硬不化，固守“保密”原则，常陷于被动。

我逐渐理解香港人这种在“两大”之间，极力争取自我存在、自争前途的情绪。于是尽力设法，增加他们有接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的机会。例如，尽可能多组团去北京会见中央领导人。然而限于两国谈判斗争策略，和谈判保密原则，我们始终没有找到更满意的途径。

相当多的香港人在无法直接参与谈判以影响自己前途的情况下，不但对中共不信不满，也对英国失望。英国口头虽说，“从道义上讲，要尊重港人议员”（戴卓尔夫人语），使一部分港人想依靠英国抵制中国，以维持现状；但事到临头，英国本身利益与港人意愿矛盾时，便弃港人意愿于不顾，英国抛弃“三脚凳”策略，同意谈判只在两国之间秘密进行，使港人感觉被出卖。

《信报》林行止在他的评论里，概括称：“中国不可信，英国不可靠。”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港人心态。

当时，相当多数香港人对前途无可奈何，非常悲观，视香港回归之日，中国管治香港之始，即香港末日到临，相称一种世纪末的思想，在口头与文字上出现“九七大限”、“时光倒数”等悲凉词汇。不论有财无财，都尽量设法在“九七”前多搞一些钱。有人一面移民逃资，一面搞钱；有人则是准备有钱后，再移民他国。社会上也出现“无厘头现象”，即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嬉笑人生。

几年来，我深感香港土地回归较易，香港人心回归很难。地归人心不归，不能算完全回归。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很难。

20

推盘恢复后，英国在香港就玩起民意，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三个条约有效”，另一方面又推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新策略，和中国政府的主治权不可分的立场对峙。一时间，香港社会纷纷出现代表英方立场的言论和方案，以主张“公司论”与“绝缘论”者最活跃。

乔宗淮来港后，通过中文大学校长马临，认识了港英政府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议员邓莲如、利国伟。他（她）们是当时华人在港英政府中的最高级官员。我到香港后才知道，他们就是杨振宁向北京领导人所反映的，不满香港新华分社的代表人物。

我来港三天，就约见了乔宗淮，随机在中文大学的校长别墅，一起会见了钟士元等三人。那是在新界中大校门对面的一处半山上，风景极好。校长马临出面设宴款待我们。吃饭之前，大家先在花园内坐下饮茶，闲聊起来。

他们先向我“介绍”了香港人心动荡的情形，移民日益增多、移民心态无奈；又谈到投资者不放心，把资金分散——“鸡蛋不再放在一个篮子里”，纷纷外移。主要原因都是中国要收回香港。

他们建议，中国稳定香港人心最好的办法是，采取香港经营“公司”的作法：中国收回主权，当公司的董事长，聘请英国为总经理，继续管治香港。英国驾轻就熟，香港人心就可稳定，投资者放心。

主讲者是钟士元，他普通话生硬，结结巴巴，三人中邓莲如普通话说得最好。他们极力迁就我这个不懂广东话的内地人。

我向他们较详细地推荐了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方针、政策。看来，他们已有所闻，语气婉转却直率地表达：香港人对中国没有信心。中国政府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并无先例，试验能否成功，港人没有信心。而且还说中国政府也曾对西藏允诺给予高度自治，后来还是变了。中国过去的记录，使港人疑虑。

我注意到，他们用词极为小心，不似香港多数传媒称“中国”为“中共”。

我对西藏情况没有做详细的解释，只是告诉他们，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到西藏纠正了以前的错误。“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以后是不会改变的。”

我应允将他们的意见，向北京反映。

我估计自己并未说服这批香港社会的上层人物。他们同英国政府、英资财团关系较深，知名度高，具有社会影响力。要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了解、赞同中国政策，需要费较大功夫。我考虑让他们去见北京高层领导人，这样不仅可以让领导人直接听听他们的反映，还可以争取领导人对他们做工作。而他们也有此愿望——在他们去伦敦向英国政府游说之前，曾向我表示，希望有机会能去北京，代表香港政府行政局反映意见。

我立即向中央报告与三人会面情况，建议邀请他们去北京，特别建议邓小平接见他们（邓小平很少会见宾客），北京很快便同意了。由我出面邀请他们以个人身分访问北京，而不是代表香港政府的行政局。邓小平见了他们。钟士元虽然比较老练，但思想比较固执，同邓小平见面时，仍然强调他们代表港人；邓莲如比较灵活，她随机应变，扯开话题。邓小平一开始讲话就不承认他们是港人代表，强调他们只是以个人身分来见面的。

北京之行后还有个插曲。他们三人回港仍向新闻界表示是代表港人去北京反映意见的。我们立即向港澳办提出要求，将邓小平与三人谈话记录传来香港全文发表，一方面是不要港人产生错觉；另方面让港人了解邓小平讲话的全部内容，由他这位权威人士谈方针政策，争取港人放心。

为配合我们的舆论，我利用向青年经理午餐会发表演讲的机会，批评某些要求英国继续管治的人，用了“殖民主义的孤臣孽子”这个词，试图对他们心理加压，改变他们的想法。后来听到社会上负面反应，感到用词确实重了一点，以后就吸取教训，注意讲话用的词尽可能照顾港人的心态和情绪。

不久，汇丰董事会主席沈弼请我参观汇丰银行，并在顶楼宴会厅设宴款待。

当时，汇丰新大厦尚未建，老楼低于中国银行大厦，大厦面临维多利亚港，可惜沈弼没有请我看海景。宴请用的是西餐，一道汤、两道菜、一道甜品。时间却长达三个多小时，作陪的是议员谭惠珠、一位英国人（不记得名字了），还有我的英语翻译。

讲话最多的是谭惠珠，看来是有备而发。她也从社会人心动荡讲起，讲到香港人对中国不信任，香港人移民、移资。（她也用“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这类词，但不用“逃资”。）她建议中国政府采用“香港公司”办法，当香港的“董事长”，聘用英国当“总经理”。她很露骨地说：“这样的办法，英国可以接受。”

因为她用英语讲，连同翻译，用掉两小时。我虽和她第一次见面，其实已发现她普通话说得还可以。

沈弼在谭惠珠讲话后，画龙点睛说了十多分钟：“就在社长先生您现在坐的这张椅子上，”他指着我坐的长靠背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前次来，也坐在这张椅子上说：‘香港应该是西方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之间的绝缘体，起这个作用。’”

沈弼加重语气说：“李光耀先生说得好。如果贵国政府采用谭女士的建议，香港人就可免于恐慌，保持稳定繁荣了。”

沈弼这番坦率的发言使我了然于心：以主权换治权，已成为英国政府对付中国收回香港的主要谋略。这个谋略的创始者是香港人，还是李光耀？为英国所接受？还是英国人自己创造，利用香港人传播？这有待验证，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国这一阶段对中国收回香港的谈判斗争，谋略已明。

我回社后，立即把我的分析电告中共中央。

中国政府掌握各方面反映后，通过政府发言人和领导人讲话，重申主权治权不可分，没有治权就谈不上主权；“九七”后主权、治权要一起收回。

沈弼口中所说的李光耀“绝缘体”理论，大陆决策部门认为，同戴卓尔夫人讲的“独立”有关系，她曾经讲，“假如香港是一般的殖民地，香港早就是另一个新加坡了。”这对香港社会某些人影响颇深。在我同一些港人的谈话中，就有人讲，“应该有香港自己的李光耀”，很明显地表示他们希望“独立”。有人干脆公开提出，希望在联合国或英国的监督下进行公民投票，看看香港居民是否赞成独立。也有一些学者建议用波多黎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认为波多黎各是美国辖下的一种“半独立”或“准独立”的自治模式，香港应该借鉴。

所有这些言论，同“绝缘体”一样，都是希望香港脱离中国“独立”，或者成为某种变相的“独立实体”，这当然不符合香港是中国固有国体一部分的实际，不容允许；而在客观力量上，香港要像新加坡或英国其他殖民地那样“独立”，也是做不到的。

当时更多的一轮，是希望保留英国人管治。实际上是希望香港成为变相的“独立实体。

八三年七月，中英两国第二轮谈判开始后，英国代表果然提出了“过渡论”：认为英国撤出香港，把治权转移到港人手中实现本地化，需要过渡，距离“九七”只有十四年，时间不够，至少需要三十至四十年来过渡，香港才会稳定。这个过渡期，可以在中国主权名义下，由英国继续管治。

至此，一直在香港各界酝酿传播下未公开的英国官方的“以主权换治权”谋略，终于明朗了。“过渡论”、“绝缘体”和“公司论”异曲同工，如出一辙。钟士元、沈弼等见我，是表达自己见解？还是英国透过他们向中国传达信息，进行试探？都有可能。

然而无论如何，英国动员各方力量，为其谋略服务的本领，的确令我大开眼界。

21

英国在谈判的同时，为了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不断影响舆论，刻意发挥“民意牌”作用。对此，中国方面也动员舆论配合谈判斗争，不仅在内地，《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要发挥作用；在香港，对英国的“民意牌”也要有反应，不能回避。

围绕“治权能否延续”等问题，中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宣传战。

我们在香港发动了“左派”七十二个工会举行座谈，表达香港劳动群众赞同中国收回主权、“港人治港”的决策，在香港社会引起轰动，有报刊评论：“颇具声势”。

为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我走访香港的工会、农会、群众团体、新界的居民区。我还广泛地接触中上层人士、传播界负责人，以争取他们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政策的支持。

对此，香港报刊评论说：香港有些奉“中华民国”为正统的报纸，或者一向立场较为反共的报纸，在许家屯的宴请攻势下，逐步调整言论尺度，不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政策唱太明显的反调。电视台也起了一些变化。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夸大了。

我也积极向港英政府人士、英资财团的负责人宣传中国的政策。

怡和洋行的董事长西门·凯瑟要求见我。怡和是鸦片战争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他这是主动要见我，估计是代表在港英资财团，推销英国政府以主权换治权的谋略。

我们在新华分社会客室见面。西门·凯瑟由怡和的一位华人买办陪同，他年约三十岁左右，有一股青年人的傲气。

果不出所料，他是推销英国谋略而来的。我在他讲话后，向他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方针和想法，他很不以为然，多次打断我，批评中国政府的不讲信用。

我耐心解释：中国情势已变，未来不会改变香港的经济制度，损害私人和企业家的财产。我理解他的心情，新中国成立后，怡和在大陆的产业损失殆尽。

西门·凯瑟年少气盛，粗暴地打断我的话：“香港现在被英国人管得很好，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收回？既然一切都不变，为何要把英国赶走！”

看来，他祖先的侵略心态依旧，我正色回答他：“为什么要收回？道理很简单，这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结果，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了。”“制度虽然不变，要变的是英帝国的侵略历史。英国殖民政府要下旗，撤回伦敦！”

他见我面色起变，忙承认自己失言，请予原谅。

我当即表示谅解，说：“我愿意和您做朋友。朋友间偶然说错话不要紧，您也不要放在心上。”

八四年三月，怡和迁册百慕大，我想这不是偶然的。新中国成立后，怡和在内地遭受的待遇，给西门·凯瑟家族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南京长江大桥边，现在的江苏肉联加工厂，过去就是怡和洋行的一个大企业。中国实际上是把它没收了。因此，他们怕香港收回后，对怡和进行第二次“共产”。

我曾想，我的话是否也成为西门·凯瑟家族决心迁册的因素呢？我如果和缓地回答他，是否可以避免事情发生？当然，这是个我无法得出结论的猜想。不过我当时想，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时，我将更理智对待。

怡和迁册以后，收到香港各方面舆论的斥责。西门·凯瑟又要求见我，这次他改变了态度，解释怡和迁册纯属商业行为，希望予以谅解。我没有批评他，只是对他说：“你们迁册是没有必要的。中国过去在上海所执行的政策不会再继续，我们在香港完全采取新的作法。当然，你已经这样做了，我也能理解。”看起来他很感动。我考虑，怡和已迁册，不可能再挽回。我们的政策是“拖住英资”，希望英商继续留在香港，并尽量保持他们的利益，还是应该做好英商的工作。

西门·凯瑟也表示：虽然迁册，怡和的主要业务仍在香港，今后也还有兴趣进大陆投资，重点仍在香港和中国。他这话并非全属敷衍之词，我知道他们在广州有投资。我表示赞同。

我和西门·凯瑟兄弟还真的做了朋友。以后他兄弟每年来香港，双方都有宴请。西门·凯瑟不再称我“社长先生”，而称“叔叔”。我临退休，他还送我四幅画，要为设宴饯行。我那时心情不佳，也不愿再给李鹏等人增添借口，对外界饯行活动几乎一律谢绝，自然也没有应他们兄弟之邀。

八四年一月十日，香港大学评议会例会，校长黄丽松邀请我到会讲话。那天，黄丽松主持会议，一百多位港大教职员和毕业校友出席，他们多半是香港著名的学者、教授、社会各界的精英。

我根据中央制定的“十二条”收回香港政策，做了题为“前途和希望”的讲话，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由负责官员，较正式的公开、全面地做有关收回香港政策的讲话。与会人士很重视。香港中外报刊、电视台广泛地做了报导。也在社会各方面引起注意和反响。

不久，邓小平见到我，讲：“你那次讲话，反应很好！”给予肯定。显然，邓小平也知道了，因为我并没有向北京报告这次讲话的反应。

总之，针对英国打“民意牌”，我们采取一系列做法，目的主要是争取人心，打开香港工作的局面，也为了配合谈判。当然，这两方面是统一的。

22

八三年九月八日，台风“艾伦”袭击香港几天几夜，整个港岛风雨交加。中英双方“民意牌”之战，也随着风雨越打越激烈。

中英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后，英国一直坚持“过渡”，“以主权换治权”，谋求先谈香港的主权问题，而中国则坚持主治权不可分割，九七年整体收回，先谈九七后香港如何管治问题。双方谈不拢，关系很紧张。从第三轮开始，公报上就没有“有益的”、“建设性的”表示谈判气氛良好的字眼，加剧了香港社会的惶恐心理，股市、地产不振，港币币值节节下降。社会舆论几乎一面倒，批评这是中国收回香港的强硬态度使然。

我们认为港币贬值确有政治因素，但并非中国单方面造成的。地产不振，还有供过于求因素，更非中国造成。更不寻常的是，通常各个国家在币值失控时，政府都会进行必要的干预，而港英政府不但故意放手让它动荡，港府财政司彭励治还公开发表讲话，称：“港币贬值主因是政治前景，香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没有政府可以控制币值的趋向。”也就是明白告诉香港同胞，是因为中国要收回香港，才造成港币贬值。矛盾指向中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增强英国的谈判筹码。

香港政府执意不采取措施的态度，无异对形势火上加油。我察觉到港英政府在对陷入僵局的中英谈判施加压力，不惜牺牲港人利益。当天晚上，我就到深圳打电话给北京——港英政府对新华分社电话全天候舰艇，我们有重要事情和北京相商，都到深圳通电话。我连夜找主管宣传的杨奇商量，针对英国这种作法，在舆论上予以揭露。

当时大陆三位理论权威正在香港访问，他们是经济学家钱俊瑞、许涤新，以及外交、政治学家宦乡，我曾就港币贬值问题请教他们。于是就决定请三位专家用适当的形式公开发表意见。钱俊瑞、许涤新都公开表示了态度，批评香港政府对港币不断下挫不负责任。

中央之间“民意牌”之战，延伸为“经济牌”之战。社会心理，更为紧张。

九月二十三日，中英第二阶段第四轮会谈在北京结束，因双方立场严重对立，谈判陷入僵局。消息传出，香港金融外汇市场立即发生疯狂抛售港币、挤兑美元的狂潮，使港币从一美元兑八·一二，急剧下降至九·七，并且大有破十之势；金价狂升达每两七零·五港元；人民币半日内调升三次，卖价达每百港币二二·一二元。

报刊对那两天的描述是：整个市“癫”了。称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是“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六”。

一份港刊对挤兑美元的情况描写道：“银行出现两条人龙，一条是兑换美元或提取美钞的，另一条是把美钞放进保险箱的。”

在超级市场内，抢购油粮食品的人潮，把货架扫荡一空，一些地方乘机把视频价钱一再提高，原来十八远一包的米改售二十三元。一位大学讲师说，他明知抢购食品是毫无必要的，但也不得不多买几罐奶粉，因为家里的婴儿是不能没有奶粉的。

香港政府这时才紧张起来，港督匆忙从北京返回香港，第二天即发表声明以稳定人心。财政司彭励治这是仍在国外，香港社会对他批评纷纷，港府压力很大，原先声明自由市场，货币不容政府控制，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干预了。十月中旬，港府宣布挽救港币措施：实行联系汇率，港币同美元重新挂钩，订出一美元兑七·八港币的“官价”，取消百分之十的港币存款利息税，港币就此稳定，直到现在。

港币实行联系汇率，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年来，我看正面的作用还是主要的。中国政府也一直表示支持实行联系汇率。

经过这一役，英国政府总算了解中国决心了。在接下来五轮、六轮会谈中，英国放弃“过渡论”、“以主权换治权”的策略，接受中国的“十二条”，从九七年以后如何管治香港着手，双方开始了实质性的讨论。

自此，英国的策略改为要对香港“继续保持联系”。不仅在九七年以后要保持经济上的“联系”，还要尽可能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保持“联系”。这在后来的谈判过程，及制订基本法的过程中，都明显、具体地表现出来。

23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商务，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大会秘书处通知我提前半小时到福建厅。

我按时到达，姬鹏飞、李后也先后到达。

李后告诉姬鹏飞和我：“邓办通知，用二十分钟时间，向小平同志做汇报。”我理解，邓小平要了解最近香港社会和人代会期间港澳代表的情况。这是姬鹏飞出事，可是姬鹏飞调转面吩咐我：“你汇报吧！”事出意外，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邓小平已经走进来了。边和我们握手，边说：“好啊，今天讲些什么？”随即坐下，听我汇报。

最近，国内一些有身分的人，随意对香港问题发表讲话，引起香港社会一些思想混乱。如广州市计划委员会主任麦扬公开说：“香港未来会包括在以广州市为中心的珠江经济圈内”，引起港人许多猜测和不安：香港将来是否会划给广州，成为广东或华南的一部分？

我发现后，立即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请他们澄清。广东省就安排报社记者再去采访他，让麦扬公开表示：“珠江经济区应包括港澳在内，只是个人设想，对引起的误会表示歉意。”以此来解除港人的疑虑。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北京有些负责人，对香港政策的一些说法，同邓小平、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如人大副委员长、前国防部长耿飙在人大湖南小组上讲：“中国军队不驻香港。”被香港记者公开报导了。耿飙这一说法，和邓小平的意见、中央的决策是不一致的。邓小平说过：要在香港驻军，以象征国家主权。我看到人代会的简报后，很讶异：为何没有把邓的意见和中央的决定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传达？我当时就在考虑，这种现象应该引起中央注意，尽快纠正。

我着重当前香港同胞，对中央收回香港方针、政策的种种疑虑，概括地做了汇报。也说到我们对香港同胞讲中央政策的工作做得不够。还有一些负责人，讲了一些和中央政策不符的话，包括少数中央负责同志在内，增加了香港社会的不安与疑虑。

邓小平立即追问：“是哪几个（中央）负责人？”

我举了耿飙、黄华的例子，他们都是人大副委员长。耿飙说：“中国在香港不驻军”，与中央决策“在港驻军象征主权”完全相违。黄华说：“九七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可以有香港代表”，为中央已定政策中所无。按中共规定，中央未定之事，负责人不应做公开承诺。

邓小平听后没有再说话。汇报结束，我们陪着他走向东大厅会场，代表、委员们已站好，等待摄影，而后到会场就座。

根据会议秘书处和记者的约定，开会之前给记者五分钟时间拍照。记者退出后，会议才开始。港澳和大陆记者数十人拥挤着对邓小平照相、摄影，银光闪闪。五分钟过去了，大会工作人员请记者退出。记者们依依不舍，有的一边倒退，一边仍抢着拍照。

就在这时刻，邓小平突然向记者招收，高声说：“你们香港记者留下来，我要讲几句话！”

太意外了。全场惊愕地看着邓小平发脾气的模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记者们又回到大厅，有些记者竟惊吓得面色铁青，有些则手忙脚乱，在找什么东西，原来有人连录音机都没有带。

邓小平开始很激动地讲话。他的谈话内容，香港记者都如实报导了。邓小平说：

“第一，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发言，我说是正式的，赵总理说是正式出。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港澳办公室，姬鹏飞当主任的；一个是我们的外交部，有部长和主管这个问题的发言人。还有，我相信许家屯会按中央意见讲，不会乱说的。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发言都无效，都不是正式的。

“第二，我要辟个谣，黄华、耿飙两位胡说八道，讲的香港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么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

“英国外相跟我谈的时候，他也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

“明确得很的。这个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中国领土吗？”

《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作为港澳首席代表，坐在邓的旁边，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言不由衷地说：“五分钟拍照时间过了。”他说了几次。我想他是为了提醒邓小平，要记者退出，可是他忘记了，记者是五分钟拍照以后被邓小平留下来的。

我当时坐立不安，没想到邓在记者面前发那么大脾气。一方面，我为香港将会振动感到不安；另方面，也为邓在公开场合指责耿飙、黄华感到不安，对他们深感抱愧。

会议结束，我赶紧出来找香港记者，他们有人也在人大会堂的北门外等我，想要探知他们退出（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有误）邓小平的讲话内容。他们见到我先问：邓小平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我则问：你们稿子发了没有？他们说：我们一出来就发了。我原想，说服记者们不要发，或换一种“说法”，以减少香港社会的振动。（当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只是想努力试一试。）既已发出，我只好无奈地说：“那就算了！”

这时，费彝民也走出大会堂，被记者留住，也利用这机会，对驻军问题做了一些补充解释。当日下午，我请新华分社宣传部副部长韩力，将邓小平关于驻军问题的谈话，较全面地搞了一份材料，分发给香港记者看，供他们做报导参考，力求减少港人的疑虑和社会震惊。

后来回到香港，我也利用各种场合反复解释：中国在香港驻军是主权的象征，驻军费用不需香港负担，现在英国驻军，香港要负担四分之三，中国不会如此。驻军人数不会太多，邓小平讲只需三、四千人。驻军不会干预香港的日常事务，也不会管社会治安，治安由警察负责；只有在遇到灾害或者发生动乱时，应特区政府要求，军队才会出来帮助稳定。驻军只是预防性质。

当时香港社会有相当多的人不主张驻军，他们担心解放军干预地方事务，不遵守地方法令等等。有人主张军队驻在深圳，不要来香港；有需要时再过来。

邓小平关于驻军问题的讲话由香港传媒报导后，社会上果然出现强烈反响，恒生指数下跌三十点。我迫切感到，有关中央的香港回归方针政策，我们的宣传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应该筹划加强。

24

八四年元月，中英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第八轮，中方宣布更换谈判代表团团长，由外交部部长主力周南接替姚广。据我所知，这次“阵前换将”，是中央外事小组的决定，他们认为在前几轮谈判中，面对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纠缠，姚广斗争不力，致使谈判没能按照中方的设想展开。

第八轮以后，谈判总体来讲是顺利的。四月，英国外相霍维访问北京后抵港，公开宣布英国在九七年放弃对香港的主权，他还说：“要达成一份能使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这说明，英国已决定，九七年把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一起交还给中国，谈判的主要问题应该讲已经解决了。

然而，根据外交部通报和乔宗淮自北京谈判桌上带回的消息，我知道，中英双方仍在为一些问题争执不休，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中方有关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提议。

中英之间设立这个小组，是邓小平的主张，目的是在九七年前——即香港回归祖国前这十三年过渡期内，有关执行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的问题，双方通过这个专门设立的小组进行联络和磋商，处理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此提议，英国和香港社会反应强烈：英国不愿意当“跛脚鸭”。“跛脚鸭”是个美国俚语，新总统当选而旧总统尚未卸任时，旧总统实际上已难再有所作为，被成为“跛脚鸭”。

英国不愿意“九七”前的香港政府成为“跛脚鸭”，他们顾虑联络小组会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或另加港英政府之上的权力组织。抗拒情绪很大。他们采用一贯手法，把中国这个提议的内容公开，广泛地制造舆论，以此压迫中方收回提议。香港社会一时反对声浪不断。

中方向英方解释，联络小组不是权力机构，也不是权利执行机构，而是双方遇到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时，商讨解决办法的联络机构。它既不参与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不对其起监督作用。

在后几轮谈判中，这个问题一直僵持不下，眼看中国设定的谈判限期九月快到了，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谈判团很紧张，似乎找不到解围之道。

八月，我返北京述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到机场迎接，告诉我，中央负责人都去北戴河度假，姬鹏飞也在那里，要我立即去。

北戴河的夏天凉爽宜人，海滩绵延几十公里，是有名的避暑胜地。每年七、八月，铁道部都要为全国各地涌来的旅客，增添加班列车。我先乘车去海滩，弄潮儿众多，五色缤纷；午间，我也参加行列，到近海去“泡”了几趟（我游泳技术太差，只有“泡”的份）。

中央负责人住在以往外籍人士构筑的红色铁皮顶的小别墅内，他们半天休息，半天工作。住宅附近沙滩上，完全另个样，静悄悄看不到几个人。

晚凉时，我在树荫下，向胡耀邦汇报香港近况，一轮到最近中英会谈的僵局，胡耀邦说：“英国人过去撤出殖民地的记录太差。香港收回，过渡期还有十多年，他们会不会不负责任，做些小平同志说的‘拆烂污’的事？还是要防范它一手。设联合联络小组，主要考虑是这样。当然，还有些事情可能需要两国商量着办，对两国都有好处。”

我汇报了香港一些人担心中国可能要借小组干预香港事务，以及英国人不愿做“跛脚鸭”，然后说：“为免除英国和香港某些人的顾虑，我有一个想法，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时间，设定到‘九七’以后，让他们理解，如果‘九七’前联络小组会干预英国对香港事务的管治，成为第二权力中心，‘九七’后岂不也会成为干预中国管治香港事务的第二权力中心？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不会这样考虑问题。同时，在面子上也让他们过得去。此外，从我们的立场着想，可能‘九七’后有些事，还需要英国合作处理。”

胡耀邦很高兴，要我找赵紫阳，把这个意见告诉他。

第二天午睡后，我去见了姬鹏飞，告诉他同样的意见，姬鹏飞没有表态。赵紫阳的秘书打电话要我立即去，姬鹏飞说：“你去吧，把你的意见讲给他听听。小平同志这几天可能要讨论这个问题。”

赶到赵紫阳处，他等得很急。原来胡耀邦告诉他，我有打开中英谈判僵局的建议，他急于知道，因为邓小平就在当天五时，约好中常委讨论这个问题。

我做了简要的说明。赵紫阳问：“你看延到‘九七’后什么时候？”他急匆匆看表。

看来无时间细说了，我说：“时间也不宜太长，二、三年可以，最长不宜超过五、六年。”

赵紫阳点点头：“时间快到了，我们找时间再谈。”匆匆离去。

第三天，姬鹏飞告诉我：“紫阳在常委会上提出‘许家屯的注意’，小平同意了。刚才紫阳已经通知我们。”

李后在座，听到姬鹏飞讲话后，自个儿喃喃自语：“我们也有过这样意见的。……”他面部表情复杂，给我印象极深。

不久，中英两国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中英联合声明中，决定联合联络小组一九八八年后设在香港，工作到二零零零年，即“九七”之后三年。

我和姬鹏飞还讨论了航空权问题。我考虑，我们应该维护英国的权益，但也要防止他们的垄断；特区政府成立后，香港不应该只有一家国泰航空公司，即使现在也不应该这样。这问题我也向赵紫阳提过，赵紫阳同意我的看法；并从中国民航管理落后，屡训不改考虑，他认为在香港成立一家中外合资的航空公司，“刺激”民航引进外国管理经验。

姬鹏飞同意我的意见，但因为时间急促，双方等着要草签，没有时间形成具体协议，就未能避免中英在航权问题上后来发生的争论。

25

经过二十二轮、一年多时间的谈判，中英两国于八四年九月廿六日，在北京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又经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英国国会上、下两院的审议通过。

中英两国政府商定，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两国政府负责人赵紫阳、戴卓尔夫人，将在北京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向世界宣告：中英用和平谈判方式，历史性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开创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局面。

这是中华民族洗雪国耻的大事。港澳办提议邀请香港各界人士，组成观礼团体赴京观礼，我和副社长们很赞同。但港澳办通知的名额，只有六十至八十名，显然少了。

我到港已一年多，频繁接触中外人士，广交朋友，初步改变了过去新华分社“一左二窄”的局面。我的头发，要创造、利用每一个机遇，进一步打开统战工作局面。观礼活动有两国领导人出面，尤其有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出席，是动员一些平常较少和我们接触的统战对象参加，对他们进行工作的好机会。因此，拟定邀请名单时，我交代协调部的负责人，除照顾到各阶层，都要有代表人物参加外；尽可能多邀请社会上的“右派”人士，特别是港英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以突破港英政府限制官员与我方交往的规定。协调部据此，排出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超出港澳办的规定。经与港澳办磋商，同意增至一百名。协调部再做挑拣，提出一百零一人的名单，说没办法再减了。我们也就这样决定下来。

观礼名单涵括中英籍人士，八名港英政府官员，十名行政、立法两局议员，行政、立法两局首席非官守（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议员都在邀请之列。英国在港巨商有汇丰、太古、渣打的主席。（我一直抱憾的，没有邀请怡和与港电的主席。）此外，我们试探在港台湾势力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或无回应，或表婉谢。总之，这个名单，有所突破，也有不足。既限于名额，也有港澳工委思想“解放”不够的因素，包括我在内。

北京同意这个名单后，再由新华分社外事部出面，征得港英政府及受邀人士同意，由我陪同，在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乘机飞北京观礼。

十九日下午六时，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出席了仪式，采访的中外记者多达两百人，中国还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现场转播仪式实况，香港各界人士观礼团被安排在签字绿绒长桌的斜对面，目睹这历史场面。

在摄影机的银光频闪中，赵紫阳的戴卓尔夫人分别在声明文书上签名，然后在一片掌声中，互相交换文书，正式完成签署中央联合声明。从此，殖民统治即将过去，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邓小平那天十分高兴，仪式结束后，对香港记者表示，如果到九七年体力仍能支撑，一定会到香港看看。在场的港澳人士听了十分高兴，船王包玉刚，巨商李嘉诚、查济民等人立即向我表示，非常希望邓小平在九七以前就到香港看看，盼我促成。我转告赵紫阳、姬鹏飞，他们都笑而不答。我知道他们不便表示可否。我动员赵紫阳：“你可以到香港看看。”赵反问我：“怎样去？”使得，他是总理，没有邀请怎样去。“将来你访问英国，回国时，可以顺道访问。”我说。赵紫阳笑笑，“是个办法，但手续也不简单。”我看他有些心动了。

回港后，包玉刚等又提到邓小平和中央负责人“九七”前来“看看”的事，谈到谁邀请，以及住宿问题。我说：“姬鹏飞来港，可以接受港英政府邀请，新华分社出面也可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就不适合了。”包玉刚满有信心地说：“总会有办法的。实在不行，由我们出面也行。”他和邓小平有死角，我考虑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但我没有说出来。

谈到邓小平来港住在什么地方？酒楼总有些不便。包玉刚便带我到他石澳的别墅看是否合适。亚视老板丘德根也请我到他家吃饭，顺便看看，中央领导人来后可否供他们居住。他们的房子都很宽大，包玉刚的别墅踞山面海，风景极佳，但都只能住主客，随从及保安人员无法安排。我经工委同意，姬鹏飞批准，购买原佳宁集团主席陈松青赤柱住宅，一个院落里的七栋住宅，作为招待所，北京领导人来港可作住所，平时并可招待香港各方面的朋友。陈松青企业破产后，这七栋住宅为银行没收并转手卖给包玉刚，当时已属包玉刚的产业，因此很快成交。买时，社内有些同仁担心价格高，恐有反映，我说服他们，作为地产投资，也可买下。七栋高级住宅，当时购价为四千七百万港币，现价可能达一、二亿。

　



第四章 “统战”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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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国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权，并不同内地一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中央起初提五十年不变，后来胡耀邦又公开讲：“一百年或更长时间不变。”这一总的方针、任务，确定了在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内地有显著不同。

我的理解：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期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以前没有提过。列宁曾讲过利用资本主义，是一种局部的利用。以全中国范畴来讲，香港是一个局部；然而，从香港地区来讲，却是一种全面、长期的利用。“九七”前后，如何规定香港共产党组织的责任，不管称之“领导”也好，“推动”也好（我后文将有论及），都要在那里实行“一国两制”，贯彻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的原则。而要长期不变，就不仅仅是维持现状，中英联合声明中提的要求是要“保持繁荣、稳定”，因此，香港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就必须研究如何使当地的资本主义不断繁荣，亦即不断有所发展，以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对香港的共产党组织来讲，这个命题完全是个崭新的课题与挑战。

这就需要研究香港过去的发展经验，以及今天的状况，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就必须重新认识香港，对香港社会重新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调查研究，这也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前提。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要从重新认识香港开始。重新认识香港，又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认识其在战后进行改革演变，适应发展规律，得到新发展的经验，求得香港资本主义继续繁荣稳定。

邓小平讲过多次，在香港不实行包括共产党领导在内的“四项坚持”[注]，在此原则下，“港人治港”，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前提下的“港人治港”，是资产阶级为主执政下的“港人治港”，而不是工人阶级为主执政下的“港人治港”，因此，也不可能由北京派人来“京人治港”。

注：思想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作为中国在港的派出机构，港澳工委、香港新华分社，也不能派出人员参加治港。毛钧年虽是道地的港人，但他已是新华分社的副社长，公开的共产党员，不管未来其个人主张为何，如果他以共产党员身分参加“港人治港”，不论实际上，或观感上，都是中共代表治港。即使有少数隐蔽的，即秘密共产党员以港人身分参加治港，他们也要执行基本法与香港原有的法律、规则。如果党那时有“指示”，不符基本法与香港原有法规，他应拒绝执行。除非依法定程序，修改基本法和原有法规。

总之，未来的“港人治港”，其性质是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各阶层联合政府。有别于大陆的工人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随着经济的改革，未来发展会有变化——这是我现在的观点。）也有别于港英统治下的殖民专制政府。还可能有别于西方某些大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工人阶级很少能直接影响的政府。

我和赵紫阳、姬鹏飞个别交换意见时涉及这一认识，没有深入探讨。赵紫阳的回应很简单：“香港的事情，我们少管，越少越好。”看来他是同意的。我还估计：“第一任行政长官，很可能是‘亲英’的。”两人都没有表示反对。

这些认识，不仅成为我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依据，也成为后来制订香港未来政治体制模式的主要考虑。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当前是为了多交朋友，争取香港通报关心；并为九七后，无色、培育治港人才。

根据邓小平意见，香港统一战线不要求和内地一样：爱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所提“更广泛开展港澳统一战线”的概念，对港澳统战对象只要求“爱国、爱香港”。这是符合香港、澳门当前实际，可以广泛团结港澳各方人士，实践“一国两制”的设想。我在统战工作上的思想和作法，都是根据他的这些思想衍生的。

27

邓小平在和中共中央常委的一次谈话中，主张在港澳的统战工作，“要敢于做大右派、大特务”的工作，“敢于和他们交往，做朋友”。我决心打开统战局面，就从这方面着手。

港澳工委，新华分社传统把社会各界从政治倾向上，分成左、中、右。社会上也有类似这种分法。所谓大右派，是指大资产阶级中的亲英派、亲美派、亲台派等等香港社会上层人士。

自我和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在中文大学马临处会面之后，就与他们建立了一个经常接触的“君子协定”。钟士元是行政局首席议员，是华人参加香港政府的首席；邓莲如是英资财团太古洋行出身，是英国政府和英国财团培养推重的首席精英，后来，英政府还让她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皇室授予她勋爵爵位，可见倚重之深。利国伟是香港世家之后，恒生银行董事长，属于汇丰集团，在华人银行界居首位。我想，同他们建立定期直接接触关系，可以了解香港亲英阶层，以及港英政府的意见。我们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李储文在职时，李同我一起去；李去职后，乔宗淮同我一起去。主要是一起吃饭，多数由他们请我们，地点在利国伟恒生银行的俱乐部，也有几次我们出面请他们。吃饭时，互相交换对香港问题的看法，比较融洽。因此后来也逐渐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在以后的接触中，他们要求以行政局、立法局的名义同香港新华分社、同我接触。对此，港澳办表示反对，坚持不承认他们代表行政局、立法局与我们接触，认为他们意图利用这个机会，让中国机构承认他们两局的地位。我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不但同他们进行私人个别接触，并利用春节、国庆节宴请两局全体议员，也接受他们集体请我吃饭。

中国承认不承认香港政府两局地位，一时也成为香港的敏感问题。在记者问我既然请两局议员一起吃饭，为什么又不予承认，我只回答：“尊重不等于承认。”因为我在宴会上讲了“尊重”两局的词汇，免与北京相违。考虑他们在香港的地位，在中、上层甚至下层某些人心中，他们有相当影响力。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在未来特区政府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地位，争取他们，无论在当前或以后，都非常必要。

为了对港英政府中的华人高级官员开展工作，前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告诉我，他部下总政文工团有一女团员要到香港来，她的义父张有兴是香港市政局议会主席，因为有这层关系，河北省委不批准，要我帮忙。我了解这一情况后，专门向总书记胡耀邦打电报，希望能批准她到香港，打开与张有兴交友之门。胡批准了，并指示公安部派专人去河北省委所在地石家庄办理这件事。经过她介绍，我们与张有兴有了接触。

当时港府华人官员与新华分社接触，包括接受邀请吃饭，都要事先经过港英政府批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主动争取多联系多接触了一些人。后来包括警务处长李君夏及他的英籍前任，我都请他们吃饭，开始有了个别接触。

在交朋友、互相增进了解和沟通的目的下，我们同香港政府高层官员的交往逐渐增多，不仅是我，分社的其他同仁也交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对港英政府的政策、情况都比较熟悉，其中有不少人，在“九七”后的特区政府中可能会继续任职，对政权延续、顺利过渡，将会起很大作用。

在文化界、传播界的一些所谓大右派，很多都是反对共产主义，以至反对中共的。有些人还经常发表文章批评中共，“香港前景研究社”就属于这一族。这一族人士也有区别，不少表示反中共，但爱中华民族，也有一些人当时“批毛不批邓”，批判毛泽东，赞成邓小平，认为邓的改革开放主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香港有相当多数年纪大的文化教育界人士、传播界人士、专栏作家、评论家、老报人，是从大陆到香港的，对共产党多少都有意见，以至怨恨，他们有些坐过中共的牢，受过摧残，吃过苦头。

和这些人相聚，我同他们采取不强辩观点，意识形态的差异暂搁起来，先求缩短差距，“求大同，存大异”，在爱国，或爱中华民族，国家统一上交朋友。前景社的人士与我第一次接触时，尖锐地批评中共，但他们表示不反对香港回归祖国。《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李怡当时问我，“我们是不是爱国者？”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们是爱国的。”我至今仍然这样看。我当时在另外一场合曾表示：在爱中华民族，在赞同邓小平改革开放，赞成中华民族统一大业方面，我们是一致的，在批评毛泽东，批评共产党方面，可以存异。

当时在报上几乎天天写反共文章，尖锐地笑骂讽刺中共、拥有相当读者的《明报》专栏作家哈公，他也是从大陆来香港的，且在香港中方机构工作过。此公好酒，我同他接触，就是吃饭喝酒，我酒量不好，只能勉强陪他喝几杯，不谈他写文章反共的事，也不谈政治。他真名叫许国，与我同姓，酒过三巡，他称我本家，彼此间距离拉近，交上了朋友。可惜他不久去世，结束了再进一步交往的可能。

我想，同反对派对话，就有沟通的可能，也就有可能减少阻力，有些人还可能成为助力。当然，不能讲反对派意见没有正确的部分，从马克思主义观念讲，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是发展的，真理是相对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总应该注意接受他们意见中正确的部分。

我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基本态度是待人以诚、以信、以礼、以师。对待朋友，相待以诚，不虚情假意，不搞权术。相处之道，不说假话，一时不能说的，可以暂时不说，或用另一种方式说。平等待人，相见以礼，“大”人物、“小”人物都一样，还要抱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虚心求教态度。另外一个重要原则是有容有忍，特别是要容忍别人反对甚至当面责骂，否则难与反对我们的人相处，也就无法去争取反对派。对反对的批评和舆论，如有必要，可以在报刊上辩论，但仍可继续做朋友；见面时，可以辩论，可以少辩论，也可以不辩论；甚至只讲友谊，不谈政治，通过朋友之间交换意见来谈一些问题。友情深，可以适当辩论，由浅入深，视对象而异。从淡淡之交走向逐步深交，以求逐步改变反对者的质与量。可惜在这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够，失去不少机会。

香港中国联合银行董事长余兆麒，是一个国际反共组织的副会长（会长是台湾的谷正纲），有人介绍我同他见面，他提出要我去见他，我同意了，他年岁比我大，依中国人尊老的习俗，我应该“移樽就教”。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房间正中挂着蒋介石的大幅照片，室旁还插有一面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幅“国旗”。老人八十多岁了，身体显得很好。见面时，我们相对而坐。我就面对着蒋介石像。余兆麒表示对中国大陆当时的政策很欣赏，对邓小平评价很高。他说：“共产党现在变了，变得好，既然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为什么不把名字改一改呢？不要叫共产党，叫民主主义党或其他什么。行吗？”他说过去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他向我讲了他们从大陆撤退时的情景，还讲了一些恩恩怨怨的话。对他的态度和说法，我没有介意，我讲：“国共两党过去的帐，不管谁欠谁，都过去了。都是中国人，不要再做什么回忆了，还是面向今天，共同为中国的繁荣、民族的统一，大家再重新做朋友、重新合作。现在大陆改革开放，共产党对共产主义并没有放弃，你的想法很好，但这种想法是互相不够了解造成的，谢谢你的好意。”我同这位老人，以后就相处颇好，每逢过年过节，他还特地送些小礼品给我。

28

繁荣稳定香港，我领会中央意图，首先要把华人资产阶级中的大资本家稳定下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对香港华人大资产阶级，以及在港的华侨大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香港资金流出多少，流进多少，他们的动态如何？

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同香港著名人士会见，都是经过新华分社提名，大多认为是爱国的资本家。中央负责人告诉了他们有关中国收回香港的政策，也听取了他们对收回香港的意见，不少人回香港后或多或少开始向境外转移资金。这种事瞒不了社会，引发社会性的移资、移民潮。因而，稳定和争取大资产阶级，成为稳定社会的重心。

对这些人做工作，困难在于不易取得他们的信任。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和过往的实际，本质上是对付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本家的。其次，香港许多资本家，在内地有被“共”了一次“产”的经验，对共产党怀有戒心，他们担心“九七”后，在香港新发展的财产，又可能被共产党没收或者“公私合营”，当时，香港流传一个说法，叫“联合国”，意即共产党先用公私合营的办法同你“联合”，后再“国”有化。包玉刚便亲自向我提过：“香港人怕‘联合国’。”

我相信：“一国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是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了解香港中外资产阶级心态，为长期利用香港，稳定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而制定的。在这样的政策中，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立面，也不仅是同路人，而是实现这一政策的执行者。“港人治港”，或“香港由当地人治理”的实质，是由当地各阶层香港人，尤其是资产阶级自己管理。这就是邓小平所说，在香港，不实行“四个坚持”的具体内涵。除外交、国防外，中央政府能不管的，将尽量不管；只是如邓小平所说，在香港自己无力管治的特殊情况出现时，中央政府方出面给予支持、干预。

而且，中央对香港不仅不会改变私有制，实行所谓“联合国”，又来一次“共产”运动，还会给予新的发展条件。胡耀邦要我“吃透”中央政策的精神，我以为这样的认识，是接近这一要求的。

这也就是我在深证工委扩大会上，关于实施“一国两制”方针，既依靠工人阶级，又依靠统一战线，制定“两翼”理论和原则方针的依据。这一依靠两翼的方针后来经总书记赵紫阳口头批准。具体情况后文交代。

我在港澳的统战实践，就以此为根据。

我们开始设法打开接触面，特别是一些以前同共产党、新华分社少接触或没有接触的人。香港华人资本家当中，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产生不同的派系，如广东帮、上海帮、福建帮、齐鲁帮……广东帮里又有潮州帮、番禹帮……，附件帮又有侨帮……侨帮里又分印尼的、泰国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从关系上分又有亲英的、亲台的、亲美的、亲日的；还有一些豪门世家，是由过去英国的买办家族发展起来的。

我们对各方统战人物广泛接触，力求不厚此薄彼。社长、副社长分工，固定经常联系交往对象，逐步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增长互信和有意。我分工的是包玉刚、李嘉诚、郭德胜、邵逸夫、霍英东、查济民等十多名，都是华人大资本家中的顶尖人物。他们关心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也关心内地经济、政治方面发展情况，经常向我提问，探讨发展趋势。

生意上的事，他们反而谈得少，他们多是这方面的能者、成功者，和我交往期间，相互政治上的需要，多过经济上的需要。

八三年前后那几年，正值香港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对于在香港“投资”，感觉彷徨。尽管邓小平要“投资者放心”，但大多数资本家相反，是“不放心”。

邓小平的话，固然是以“一国两制”为基础，为稳定香港资产阶级而发，也说明要稳定香港，主要对象是“投资者”：资产阶级。

香港的“金王”胡汉辉约了一桌朋友，在家中请我吃饭。“赌王”何鸿燊在座，他是一位很具幽默感，会说笑话、健谈之士，饭前几乎他一人“包场”，他说完一个笑话，大家笑一阵后，他又来一个，又笑一阵；席间，胡汉辉才涉及他请我赴宴的“正文”，他径问：“社长看香港前途怎样？”胡汉辉和杨奇是老同学、老朋友，他大概从杨奇那里了解到一些我的情况，也就开门见山，不怕我见怪。我也乘何鸿燊渲染的欢乐气氛，简单地笑着回答“谁有信心，谁未来得益最大！”胡汉辉也许听进去了，他未去世前，曾多次邀我吃饭，几乎每次都重复这句话，表示“欣赏”之意。我知道他那几年生意做得比较称心。

我到港不久，体会到：商人的政治倾向，往往是和他做的生意“挂钩”。生意上、融资上，得到谁的支持，往往就倾向谁。多家支持，就看谁支持得多。有些人时东时西，有些人保持“中立”，往往也是这个因素起的作用。所谓“亲中”、“亲英”、“亲美”，大体如此。我就在工委会中提出：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资源”，在港澳培养一批亲中的资本家。在港的中资机构，不要怕受指责，要为此方针做贡献。还要运用内地“资源”——这是更大的“资源”，为争取人心、繁荣稳定香港做贡献。

香港中资机构的客户发了财，内地往往批评说：“外贸公司养肥了资本家。”这种批评本来就是错误的。商人如果不牟利、不发财，难道还为你外贸义务服务？我的提议得到做财经工作大多数同仁的赞同。

几年来，我们不但直接支持了一批人不同程度地发了财，也做了一些努力，影响内地决策，为香港人经营内地业务，增添条件，帮助港人发财。

对于一些遇到经营困难的人，我们还给予支持。有人批评我们这种作法是政治“救火队”，违背自由市场规律，可能对自由市场起破坏作用。但是，只要不违背当地法律、规章，我认为，这是过虑。事实证明，我们的几次“救火”，不仅使困难者走出困境，得到新生，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也使不少资产者相信，共产党确是变了，不再“共产”了。还帮助他们免于破产，支持他们继续发财。

已故巨商冯景禧在和美商美林、法商某银行的合作中发生困难，失掉了控制权和基本的领导权。社会舆论因他平日作为，多不同情。但他的创业与从业精神，社会颇为称道。冯景禧找到新华分社寻求援助。我开会讨论，中银集团负责人，以及社内的广东籍同事都不积极。我说服了蒋文桂，还是协助冯，让他有条件进行重组，重新控股、当董事长。事后冯景禧高兴地去休息旅游，不幸中风去世。我们继续支持他的公子，接掌他的事业。

还有一位姓冯的香港世家，他的公司发生财务危机，要求新华分社、港澳办给予支持。他是中国的老朋友，港澳办也同意支持他，可是银行不同意。不仅香港中银集团，北京总行也不同意贷款。港澳办李后出面和北京总行交涉，仍坚持不同意。李后没办法，要郑华转告我，斟酌怎么办？他把棘手难题踢给我。既然是老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我决定在中央给工委的“特费”中，拨出他们要求的数字，存入中银作为抵押，再由中银拨给他们同额贷款。

29

八三年深圳工委扩大会，我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统战工作主要争取的对象，是中间阶层，亦即中产阶级。为打开香港的统战工作局面，必须从大资产阶层突破。一旦大资产阶层代表人士肯与我们接触，中产阶层人士便易于和我们交往。

八五年间，统战工作已打开基本局面，我要求主管统战工作的工委副书记李储文，对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包括宗教工作，提出规划，以供讨论执行，他拖延很久，直到退休，迄未做到。

接下来乔宗淮分管统战工作，我请他筹划一个统战工作规划，巩固既有统战关系，扩展新关系，重点放在发展中间（中产）阶层。

我们试将香港的中间阶层分为三个部分：中上、中间、中下。我们分析，中间阶层是个变动的、过渡的阶层。相当多的人会从中下、向中间、中上发展，已有一部分人接近社会上层，或已成为社会上层。也有人从中上、中间向下变动。

中间阶层的普遍个性，是企求向上爬，思想倾向满足于沿现社会阶梯发展。也有不满足的人，他们正在日见增加，要求有一个较平等发展的民主环境。

中英香港回归谈判斗争中，他们在维持和改变社会现状之间，急剧地变异、分化。他们政治倾向上的独立性本来不多，又夹在两大政治（中、英）势力交锋的夹缝间，因而不太可能摆脱两者的影响，真正独立行事。

中间阶层也普遍存有惧共、拒共的情绪，这正成为英国争取他们较易，中国争取他们较难的所在。因为他们多数受西方教育，受益于港英经济发展；加之新中国建国以来，运动频仍，受害者对他们产生影响。

我们从两方面开展中间阶层统战工作。一是工作基础，改进“左”派社团的工作方针，从“一左二窄”的框框里解放出来；二是工作重点，加强和各类社团交往。

新华分社内部为此新建科技部、文教部，加强文体部，重点是在加强科技文体界的中间阶层的工作。

香港中小学教职员，既是群众工作，也是统战工作的对象。我和“左派”教育团体负责人座谈，建议他们从自己的圈子里走出来，把全市广大中、小学教职员列为工作对象，要像司徒华那样，把全市大多数教职员团结起来。香港中、小学教职员薪给较高，生活比较稳定，但部分人士也对现状不满，亟欲向上发展。有些人还可能对港英统治不满。我们应多了解他们，依据他们的理想，把他们组织起来。

我说：“抗战时，我开辟敌后根据地，先从中、小学教师做工作，出干部。他们不满现状，为求个人出路参加革命。收回香港和敌后打游击，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问题，但这个经验还可参考。”

我也接触了不少社团的代表人物，请他们吃饭、交换意见。有些歧见过大的，就不谈政治，只做感情上的联络，让对象感觉，不因政治见解不同，就不能共处。李柱铭、司徒华推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后，我照往常一样，个别宴请他们。李鹏飞、谭惠珠找我诉说政见，以及对中英两方的感受，我耐心听取并回答他们，表达中国方面对有关问题的主张。在我宴请新界几位政坛“新秀”时，立法局议员黄宏发批评中国不重视香港民意，赞美港英政府；我虽不同意他的见解，但没有和他辩论。

一些社会团体如狮子会、香港杰出青年商会的聚会，我也出席发表讲话，表达中国政府对他们的重视。前者是个世界性的民间社团；后者是历届青年精英组成的联谊组织（香港每年选出十大杰出青年），李柱铭、李鹏飞都是会员。

压力团体“汇点”成立一周年纪念会，邀我参加，我欣然赴会。会场布置简单，人数似不满百，我随便坐在一张排椅上，听该会副会长杨森致辞。他在致辞中批评了中国。有位政协委员也应邀与会，见到此情景，在会后好意地和我打招呼说：“你怎么也参加这种会？以后不要再来了。”他的善意我领情，含笑点头致谢。香港记者没料到我会出席这种的会，只来了二、三名记者，追上来采访，问道：“你为何来参加？”我答：“他们请我来，我就来了。”他们又问：“其他压力团体请你，你会不会去？”我答：“只要他们邀请，我都会参加。”可惜后来并未再有其他邀请。

每年的春节活动中，科技、文艺、新闻传媒界精英，新华分社能够邀请到的，我们都邀请。我了多次参加香港京剧票友清唱会。在赤柱招待所，我也举办过京剧程派清唱会，邀请了几十位程派名票友聚会，互展歌喉，大饱耳福。想不到名影星夏梦，也是程派名票，一曲“锁麟囊”，倾倒全座。

参加名歌星的演唱会，以示我们对演艺界的尊重，也是工作之一。徐小凤婚后宽广的女中音，我很欣赏，两次观看她在红磡的演唱会。林子祥、钟镇涛的演唱会，我也去听了。梅艳芳的演唱会，我本想去“捧场”，因为去了内地，未能如愿。我很喜欢听她的一些歌。

为了争取演艺界的友谊，我参加了钟镇涛的婚礼，还专门安排无线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汪明荃为人大代表。汪明荃政治倾向上属中间性，在演艺界有一定代表性。以往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香港演艺代表多属“左派”人士，我亟思突破这种现象。但争取增加人大代表名额未果，只能请原代表让位。我也很欣赏原代表的艺术成就，为了工作，不得已方出此策，结果未获谅解。

至于未能与成龙等名影星相聚，我迄今引以为憾。大概由于台湾政治那时不许与大陆有关系的影星的影片在台湾放映，不便与我们接触。

几所大专院校，是我们工作的薄弱部分。香港大学、中文大学较好，我们与两校前后任校长都有友谊交往。香港大学前校长黄丽松、中文大学前校长马临，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但是，与教授间的交往，和总人数相比，能交上朋友的，就显得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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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交新朋友的工作中，听到一些老统战对象的反应，他们表示不满，讲我们“注意了新朋友，冷落了老朋友”。

我听到这些反应之后，感觉我们虽然没有对老朋友故意忽视，在客观上会不会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呢？我在工委会上明确提出“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工作方针。

利铭泽在世时，当时新华分社的社会关系少，如果春茗由新华分社出面邀请，估计一些人士不会参加，利铭泽就主动出面邀请，这样他请到一些当时新华分社请不到的客人，使新华分社负责人有机会同他们接触。利铭泽去世后，利太太秉承他的遗志，继续担任这样角色，由她出面邀请，八四年元旦这样做，八五年也是如此，实际上，到八五年已无此需要了，新华分社已经打开社交局面，邀请的对象已远为超过。但为了尊重利铭泽以前对中国和新华分社的帮助，表示对他的怀念和感谢，我同意协调部意见，请利太太继续做。

利铭泽生前曾率先集合香港其他一些大资本家与广州合资经营广州花园酒店，这是习仲勋、杨尚昆在广东分别任第一、第二书记，杨尚昆并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时决定的。

香港资本在广州花园酒店的投资比例占百分之五十一，控股，但实际拿出的资金比较少，绝大多数是中国银行贷款，还由中国方面担保。

项目开始建设后，由于香港正处于经济低潮，内地也开始紧缩经济，中国银行决定对外资在国内的投资项目，不再担保贷款；香港方面增加资金也有困难，而项目必须增加资金才能继续下去。为此，广州市方面组织了一个公司来经营这个项目，提议要不港方增加投资，要不港方把股份让出来，由广州市单独继续经营。

这时利铭泽已去世，利太太主持香港投资方面的事情，找到杨尚昆申述困难。杨尚昆就找我，要我出面帮助解决，实际上是要我出面找广东商量，仍然维持原来的协议，支持利家。杨尚昆自己也可能向广东打过招呼了，我找到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叶选平，又找了当时经办此事的副市长朱森林（现任广东省省长），经过反复困难的交涉，总算维持了原协议。

对一些著名的老朋友，每年春节我都要去他们家里登门拜年，探望问候。如中华总商会里当年第一个挂中国国旗的爱国商人高卓雄，以及费彝民、安子介（南联集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李子诵（香港《文汇报》社长）等等，表示对老朋友的尊重。费彝民去世后，我仍去他家，向他夫人苏大姐拜年，并让有关部门经常注意关心她的情绪，照顾她的生活。

何贤（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和霍英东（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政协常委），都是中国的老朋友，何贤在澳门、香港很得人心，他虽然出身基层，但上、中、下，左、中、右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中国在澳门的工作，一直对他倚重很深。

八三年，他同霍英东同时患上癌症，我知道后，立即向他们两人建议去北京治疗，我表示愿意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给予特别的关心。结果霍英东同意了，何贤仍决定去美国医治。

霍英东去北京治疗前，我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报告这件事，并派专人去卫生部、港澳办交涉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在接到我电报后做了专门的批示，卫生部因此十分重视，集中了全部的名医到北京为霍英东治病。不久，霍英东康复了，回香港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用了四个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霍的关心，我们应该做的。

何贤在美国没有治好，回来之后不幸去世。他的去世，同利铭泽一样，对中国的港澳工作是一大损失。在香港举行追悼会时，我同样参加，并为他扶灵。

何贤去世后，家庭内有纠纷，事业也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在工委会上经过讨论，确定支持他的公子何厚铧，帮助他解决银行的麻烦，继续何贤的事业。

香港的左派工商界，很多都是中国商品，即国货的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改革开放之后，外贸渠道多元化，不再完全由外贸部和华润公司控制了，各省市、各部门都在香港自己经营进出口，都有自己的代理。这样，原来国货的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就受到相当的影响，不仅经济利润降低，政治上也感到受冷落，因为以往新华分社主要就是和他们交往，我去香港为打开局面，重点做大资产阶级、大右派的工作，相形之下，同他们的交往就显得少了。

既然听到反应，我就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我在工委会上提出，要避免冷落他们，应与他们多接触、多关心，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特别对中华总商会的老关系，要多尊重，多在经济上予以照顾。

因此，新华分社同仁便加多与他们接触，关心他们的利益情况。我并交代华润总经理张建华、中银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在外贸和资金上予以注意照顾，帮助了一些老朋友，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

第五章 展开“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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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工委扩大会上，正式提出执行“一国两制”，依靠“两翼”的方针，一“翼”是依靠工人阶级，另一“翼”是广泛开展爱国爱港、澳统一展现，这和一贯提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大大“出格”的。

这是我认识上的变化，“出格”有据：

其一，中央决定，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或更长时间不变，由当地人实行“港人治港”，未来特区政权应是资产阶级为主，有工人阶级参与，各阶层联合的政权，它基本上属资产阶级性质。这就需要有一个广泛身后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工作为基础。

相反地，如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工人阶级为主，组织特区政权，“港人治港”成为“港共治港”，其政权属工人阶级性质，显然不符中央所定“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其二，重新分析香港的工人阶级。香港新华分社以前的领导层，仍停留在划分蓝领工人、白领工人这样的层次上（蓝领从事体力劳动，白领从事脑力劳动），对中间阶层既未涉及，也未分析。我初到香港也是按这样的区分来认识问题和确定方针的。不久，在认识到香港有一个中产阶层后，我感到把香港工人阶级局限在八十多万产业工人上，显然不符合已发生的阶级状况。

香港人称为“打工仔”的范围很广，凡是为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服务的人，都包括在内，总人数不仅是八十万，而是二百八十多万。香港还有一个名称——“打工皇帝”，是指企业、机关管理阶层的中、高层人士，他们虽然并非投资者，不是资本家，月薪却很高，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都有。从阶级观念分析，实际上，称中产阶级为中间阶层更符合实际，用共产党的语言来讲，其中一部分已属于工人贵族，接近资产者，他们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已不完全属于工人，而更接近资产阶级。广泛地讲，依靠工人阶级应该包括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的中、下层。

从香港社会实际看，很多人又不完全是“打工仔”，从某个角度看，他们自己也是投资者，所以工人阶级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所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分化。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所追求、向往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完全是资本主义，他们追求的是现实利益，情况比原来想象的复杂。

要保持香港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长期不变，就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同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至少在当前是矛盾的。当前实际状况和“一国两制”方针，都不是“埋葬”，而是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埋葬”至少是个长期的未来。

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对当前和“九七”后“一国两制”方针下，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亦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提出：在资本主义不断繁荣和发展的前提下，要不断改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与生活素质，这样才能不断改善劳资关系，使双方关系不至于恶化以至对立，保持香港长期和平共存的情况下，在经济上劳资两利，在政治上合作共处。由此也决定，在“一国两制”下，工人阶级对政权的参与，是合作、监督、影响，而不是领导、实行专政。

我理解这就是邓小平所说，不在香港实行“四个坚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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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工会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应、支持内地的运动，成为主要任务，忽视为香港工人争取自身福利，严重脱离香港实际，“中间”工会乘此空隙，脱颖而出。我在新界见到一个老工友，他很不满地告诉我：“我们不断搞运动，忘掉为共有争福利。刘千石到处为工人争福利，哪里闹劳资纠纷，哪里就有刘千石。现在刘千石在全香港有名，我们工会领头的没人知道。”那时我刚到香港几天，还不知道有个人名叫刘千石。

“反英抗暴”活动就是受这种“左”的政策影响。主导这个活动的“左派”工会，在香港社会的政治形象损伤很大，甚至被视为“暴徒”，英国政府逮捕几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会的工人，被释放后，又被资本家大批解雇。此后“左派”工会就处于停顿状态，共产党员身分暴露，党组织被英国掌握；再加上工会领袖年岁大，社会形象不佳，有些人被直指为“左仔”，又对现状拿不出办法来。而且工会会员大多属于蓝领阶级，文化水平低，年纪大。

因此，整顿“左派”工会，确定工会的正确方针，解决工会干部彷徨、苦闷的精神状态，就成为我到香港后很重要的工作。

许多工会干部和工人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很不理解为何“反英抗暴”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反对英国有什么错？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应该反吗？他们对中央新的香港政策也不理解，认为香港“收回不解放”，仍然保持资本主义那么多年，“港人治港”实际上是资本家治港，岂不违反马克思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什么香港不能让工人阶级领导？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反复说明“反英抗暴”是四人帮利用香港工人的爱国情绪，试图改变中央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正确方针，使用暴力提前收回香港。这是四人帮控制的中央犯的错误，不是香港工人阶级犯的错。但香港工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对“收回不解放”的问题，我们说明工人阶级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原则，希望能说服他们，“统一认识”。中国共产党党章指出，党有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实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当前实现社会主义，演绎到香港的现实斗争中，“一国两制”是党在香港的最低纲领，是当前斗争的纲领。我们没有放弃在香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的提法，但那是远期目标，至于将来怎么实现，要在今后实践中探索。

我们确定了工会的新方针，即香港工会要为收回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服务；当前，要为争取工人本身的福利服务。工会应该关心香港社会，关心自身福利，这是主要任务。配合内地，应从香港的实际出发，不能同内地采取一样做法。在争取工人本身利益时，应服从“一国两制”的总方针，在同资本家的矛盾和斗争中，应采取劳资两利的政策，劳资协商的方式，不要动辄用罢工斗争手段，必要时才考虑其他适当方式。换言之，应该视协商本身也是一种斗争形式。

八五年“的士”司机大罢工，在九龙弥敦道游行，罢工代表到新华分社请愿。我们由祁锋出面接待，并告诉他们，这是香港政府管的事情，应该去找他们解决。社会舆论反应很好，认为新华分社没有利用罢工干预香港政府的事务。让祁锋出面，是我们商定的，因为祁锋曾指挥“反英抗暴”，被某些港人指为“左仔”，对他印象不好，我们想通过这次，改变他和“左派”工会的形象。后来，工会根据“劳资两利，协商解决”的方针，与资方协调，很快达成了协议，顺利解决了罢工问题。在香港社会，尤其是工商界反应比较好。当时“中间”工会也介入了罢工，争夺罢工的领导权，提的口号、条件高，但未被工人接受。

事实说明，“左派”工会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后，符合香港实际，能被香港工人阶级和香港社会接受。

在新形式、新工作方针下，我们对“左派”工作进行了整顿，依靠工会自己的努力，培养新领袖，以代替老领袖。老一辈思想上“左”的意识多，社会形象不佳，要改变很困难，所以需要培养年轻、有知识、思想开放的一代。现在工会的几位领袖都是这样产生的。我交代分工管理工会的郑华，允许工会领导人有自己的风格、语言，对外言论可以不同于内地、新华社的表达方式，即使有不一致的地方，也不责备追风，放手让他们去做，以免他们脱离群众。我们还让谭耀宗专门去英国学习，这几年他在立法局表现不错，既能代表工人，又不给人“左”的印象，社会上比较能接受，知名度也高。他同右派工会的立法局委员彭震海的关系也处理得好。又如陈婉娴，九一年直选，她获得四万多票，只差一万多票即可当选，社会形象也很不错。这些都是工会培养的新领袖。

调整工会结构，也是重点。工会会员重新登记，并且着重发展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白领阶级，成立新的工会来吸收这些人，而且在行动中树立新的形象来扩大影响。八四年工会开始整顿后，“左派”工会发展的人，每年约减少一万人（因年老退休或死亡），而发展吸收的新会员也约有一万人。“收支”相抵，保持十七万人。

为了进一步发展工会，通过工会发展其他方面的群众组织，新华分社成立三个分区办事处即分工委以后，工会就实行双重领导，即基层工会由上层工会及分工委双重领导，业务工作以上级工会为主，党的工作以分工委为主，开始他们有些不习惯，抗拒较多。但双重领导的目的，是想在分工委统一部署下，除工会本身业务外，配合做一些其他工作，如屋邨的居民工作。九二年直选以后，我从报纸看，“左派”工会设立了分区办事处，我认为他们认识到地方工作的重要性了。

香港工人阶级有三大特色：一是处于分裂状态，二是白领工人不断增加，三是流动性大、变动性大、福利少。

大多数工人并未加入工会组织。工会总人数不到二十五万，如以香港有八十多万产业工人算，只占三成；如按香港工人阶级二百八十万人算，工会会员还不到百分之十。

处于这样状况下的工会，又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右派”工会是台湾国民党控制的，还有“中间”工会，主要领袖为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刘千石。

三种工会，“左派”的力量比较大，当时号称有二十万人，其中登记、缴会费的有十七万人；“右派”工会有三万多人，“中间”派工会有二万至三万人。

由于左、右两大派势力的划分，香港的工会、工人阶级一直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彼此很少往来。

港澳工委的方针，是逐步解决香港工人阶级分裂的状态，要求“左派”工会做统战工作，争取和“右派”工会、“中间”工会团结合作。

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左派”工会举行纪念酒会，工会、新华分社都邀请“右派”工会的人士参加。我每次都到场。八五年，我利用参加工会酒会的时机，主动同香港“右派”和“中间”工会的领导人、工会工作者见面，进行了一次不算座谈会的座谈会。那天，事先并未如此安排，“左派”工联会郑耀棠告诉我，他们都在，我临时提出要去看看他们，并坐下来谈话，主要讲香港工人要团结起来，不要分左、中、右，一起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繁荣香港而工作；并且解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看来比较满意。“左派”工会与“右派”工会逐渐地增加了联系，香港政府组织劳工顾问委员会，港英政府有意让“右派”工会也有代表担任委员；“左派”工会有两种选择，一是抵制，二是也参加这个组织，我们决定参加，确定同“右派”工会合作。并联手选代表，形成左、右两派工会联合的局面。

鉴于香港实际的情况，工人对共产党的看法，受到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白领阶层本身就意见分歧，因此吸收他们进入“左派”工会的可能性不大，要团结这些人，就要发展“中间”工会。我们决定支持港九劳工社团联会的李启明等人所组织的“中间”工会，并推荐李当咨委会副主任，以提高他的知名度。

要争取“中间”，不仅对工人，也要对教师、公务员做工作。素图话（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会长）曾经是年轻教师爱中国、要求回归中国的这一派，他曾经自己要求参加共产党。我到香港后，每年与司徒华见面一、两次，他曾向我表示，看了《陈云选集》之后，不想加入共产党了，假如以非党员身分，工作会更好做一些，个人自由度也更大一些。我同意他的想法。我认为，香港中间偏右的人占多数，争取中间偏右势力很重要，我们许多工作都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

消除分裂状态，争取三派工会团结合作，成为“左派”工会新的工作目标，这些年来，虽经努力，但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



第六章 未来政制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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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订后，香港开始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制订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成为过渡期最重要的工作。

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订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中国政府这一正式的宣布和承诺，表示中国要用法律形式将国家政策固定下来，以保障国家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等实施的法律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让未来香港特区政府行动规范上有依据，并希望借此进一步增加港人信心。

邓小平对基本法有比较原则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内部先有传达，后来他在八七年四月十六日会见全体基本法起草委员时，公开讲了，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不宜太细。宜粗不宜细，原则一点。

二、香港制度不宜全盘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赞成搞“三权分立”。

三、不赞成立即实行普选，即使搞普选，主张逐步过渡，一步一步来。

四、对待特别行政区，中央要管一点。大体分三个层次：中央不干预香港的具体事务，也不需要干预；香港会不会出现损害国家与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香港有时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门解决不可的问题呢？“九七”后，香港有人骂中国，骂中国共产党，我们还是允许的，如果变成行动，把香港变成打着民主幌子反对大陆，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可。如何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干预，不一定要中央驻军出现，只有出现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总要干预。

邓小平的这些意见，就成为中方草拟基本法时正我的原则。也变成基本法草拟过程中，以及以后香港事态发展中，中港矛盾的焦点。

从国家起草基本法的组织运作可以看出，中国对制订香港基本法的重视，和慎重、细致的态度。

基本法的具体起草，由国务院港澳办主持，在姬鹏飞领导下，具体工作则由当时的港澳办副主任李后、秘书长鲁平负责。成立草委会之后，李、鲁二人也随即成为草委会正、副秘书长，毛钧年也是草委会的副秘书长，分工负责联络香港草委。

国务院港澳办在这方面的工作程序大体如下：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草案，由姬鹏飞召集有关单位共同讨论。港澳工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港澳办、外交部、国务院外事办、香港新华分社，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参加。

在讨论涉及到其他部门问题时，国务院该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会议，例如财政部负责人参加讨论财政问题，军委总参谋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讨论驻军防地问题，民航总局的负责人参加讨论航权等。经过讨论、修改，意见一致后，由港澳办写成书面报告，经中央批准后执行。

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不少意见是由草委会秘书处先提出的，在这方面港澳办和草委会秘书处已是混合一致，很难区分了。

起草委员会吸收了国内许多专家，如著名的法学家张友渔、裘劭恒，国际法专家邵天任、王继岚，中国宪法起草者之一胡绳也是草委会的副主任，他和包玉刚共同领导一个小组，对各专题小组讨论的方案和意见，予以总归纳和整理。这些专家在国内颇具权威，他们对基本法的讨论都是字斟句酌，非常细致、慎重。

香港新华分社，自始至终参加了基本法的调查研究、咨询、建议和讨论的过程。有两类情况，一是港澳办交下一些“课题”，要求新华分社提供情况、看法和建议；另一种是新华分社主动提出情况和建议，多数情况是这样的。

新华分社以调研室为基础，抽调有关人员，专门成立了政制研究小组，由乔宗淮、毛钧年负责，专门研究政制方案，收集世界各国民主发展、政制发展的资料，研究香港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方案和一轮，经工委议定，写成报告，向港澳办和草委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英国政府实际上始终参与基本法的起草，他们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两国外交部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多数问题，他们在北京接触；部分问题，他们与香港新华分社沟通。虽然起草基本法是中国的事情，由于涉及中英联合声明的执行，他们并考虑到香港在十二年过渡期内，行政管理是由英国负责；“九七”以后，某些涉及基本法内容的事情，还需要英国合作；联合联络小组还要保持到二零零零年，这期间某些事情，也可能需要英国的合作。

总之，九七年前后，英国在香港的特殊地位与情况，导致中国政府对英国的参与持欢迎态度，也尊重英方的意见。据我们所知，英国外交部在港府设有专门机构研究基本法，以提出意见和建议。

港英政府通过草委会的香港委员了解情况，他们不仅找任职于港府的人士，有几位没有政府职务的，也经常被找去资讯会议情况。可以讲，英国自始至终参与了基本法的制订，其参与程度达到为每章、每节、每段，以至个别文字，都提过意见，其细致之具体程度，可谓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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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对中英谈判的参与是间接的，因为谈判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中方不允许英方把港人意见作为讨价还价的牌。中国政府在北京、香港接触香港各界人士与社会团体，听取港人意见与建议，也重视香港传媒所反映的香港社会各种情况和意见，并尽量将这些意见和建议，纳入决策中。

基本法的制订就不一样了，需要有港人直接参与。在考虑起草委员会要不要港人直接参与时，北京有关方面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不需要，另一种则认为起草委员会应该吸收港人参加。港澳办的主导意见属于后者。我和姬鹏飞在北京议及此事，我们一致认为港人应该参加。

我当时的看法是：基本法是决定香港人前途的事，应有港人代表参加草拟制订，将来基本法才能获得大多数人认可，成为他们自己的基本法。而且有了港人参加，在制订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了解香港各阶层的心态，也便于更实际地争取港人归心。

姬鹏飞同意我的见解，交代我回香港后，先考虑名单（这种作法是大陆“习惯”，在香港暂时还没有条件根本改变），待他报告中央批准后，再正式进行。我回到香港，即收到港澳办的通知——经中央批准，决定十八名香港人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为了这份名单，我们在两个问题上很“伤脑筋”：一是代表性，二是名额。依前者考量，应是主要的原则，但这么一来，十八名就显得太少了。要扩大名额，就须得到北京同意。因此，我们一面草拟初步名单，一面向北京要求增加名额。姬鹏飞同意增加两名至二十名。

参与草拟基本法，是全体港人的事。从理论上讲，各阶层都应有代表性人物参加。但名额有限，工委同意我的考虑，偏重上、中层，基层少一点。因内地委员中，共产党员不会少，有他们可以弥补。事后证明，这个考虑不周。在广州召开第八次草委会全体会议上，就把谭耀宗领头，维护劳工界利益的提案否决了。我为此向姬鹏飞、李后提了意见，企图谋求补救。

为了让英国资本放心，还要有与港英政府关系较密切的人参与草拟。

为了让台湾方面知道起草情况，也让他们实际参加收回香港统一祖国的活动，我们也争取与台湾方面关系较密切人士参加。结果，限于当时台湾政情，有代表性的人物无法应邀，可以应邀的却缺少代表性而作罢。

工委内部对草拟名单中的两个人有争议，一是律师李柱铭。当时有人认为李柱铭倾向英方，主张激进民主。结果说服了反对的同仁。

另一个是香港议员、全国人大代表廖瑶珠。新华分社同仁一致认为她是老爱国，但好提反对意见，常弄得人下不了台。新的、老的副社长和协调部较多人不同意提名她。我曾经拜访过她父亲廖恩德，他坦率地评论女儿说：“她是一把两面开口的刀子，心里有话留不住，但她是真爱国的。”我以廖老的话说服反对的同仁：“两面开口的刀子有什么不好！我们对不友好的批评，还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况爱国的人。”

名单“排”来“排”去，需有二十三名，超过三名。报给姬鹏飞，说明无法再减，获得同意。

港澳办将草拟的内地草委名单，通知工委，征求意见。这个名单包括内地有关部门负责人（毛钧年和我在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资深法律界人士。我们无异议，唯有关部门人士内，将原新华分社几位退休社长也包括在内，我向姬鹏飞建议：“是否以较年轻，对香港情况较熟悉，思想较‘解放’的人代替？”姬表示，“可以考虑。”

姬鹏飞召集港澳工作会议，讨论起草基本法的有关工作。在讨论草委名单时，我重复了对内地有关部门委员名单的建议，姬鹏飞立即同意，并问大家：“谁适合？”一时无人答话。我提议：“郑伟荣怎么样？”会上无人反对，姬鹏飞说：“就郑伟荣好了。”我对郑伟荣知道不多，当时以为他合乎我考虑的几条。后来才知，对他的了解不全面。

确定的名单经中央批准后，香港新华分社才同被提名人接触，征求各人意见，确定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提名。一般说，都很高兴地接受了。在港府有职位的人士，如港人称为“四料职员”的谭惠珠（指她身兼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和区议会四职）、上诉庭按察司（大法官）李福善，我们特意向港英政府征求意见，回应是“乐意见到他们的任命”。

香港社会有对此表示满意的，认为香港人能参加起草、制订基本法，直接反映港人意见，争取港人权利，这对港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也认为这份名单：“保罗各界精英，照顾各方利益。”

但也有种种一轮，认为偏重上层、商界；而地区人士、中下层人士参加不够等等。

八五年七月一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二十三位香港委员，同三十六位内地委员一起，为十二年后，在香港实行的基本大法共同筹商。很巧，十二年后的这一天，即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港人参加起草基本法。草委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自向各委员颁发聘书，仪式隆重，这是全国人大从未有过的做法。以往人大常委会成立若干委员会，从未举行过委员长颁发聘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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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草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前，就已考虑如何让港人更充分地参与起草工作，因为二十三名草委委员毕竟有限。

我与姬鹏飞交换意见，说到香港政府通过三百多个咨询组织，施行“精英民主”，我们在香港也可成立一个起草基本法的咨询委员会，做为民间团体，使港人有机会更广泛参与起草基本法。姬鹏飞可能将此设想报经中央批准，草委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即将此设想征求香港委员的意见，获得一致赞同，并推举在港的草委会副主任负责筹备。

在港的副主任，就是安子介、包玉刚、费彝民、李国宝（东亚银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许家屯五人，其中只有我不是香港人，把我包括进去，内部讲，我是工委负责人，原则问题上要我负责；对其他四位副主任声称，是考虑一些具体工作，可能要动用我出面安排。

姬鹏飞召集草委会主任、副主任开会，建议这一方案，香港的副主任都积极赞同，包玉刚首先表态赞成。安子介提出：按照香港法律，在香港成立一个组织，要向香港政府注册，但基本法咨委会这个组织，要向港府注册，感到有点别扭，认为应该向港英政府交涉，免于注册，他建议，是否找谭惠珠商量，请她出面同港英政府沟通。大家认为可以一试。会后，安子介即与谭惠珠、黄丽松、司徒华一起，通过长途电话与当时正在伦敦的港督尤德联络，尤德一口允承咨委会无需办理社团注册。安子介表示，应该要求港府对此有书面承诺，并且十分坚持。大家没有公开表示意见，私下里姬鹏飞要我出面，劝安子介不要强港府所难。

咨委会免于注册后，章程便无须由港府批准，成员名单和活动也无须向港府报告。

成立咨委会，首先有一个起草章程和筹备经费的问题。五位在港副主任商量是否召集在港的起草委员一起研究。安子介又提问题：在香港开会，是否会抵触香港法律，被称为非法集会？其他几位副主任都认为，既然港督已经表示咨委会是做为个案处理，无须向港府注册，开会应该也没有问题。这样，就决定在湾仔华润大厦五十层上的会议室，请在港全体草委座谈咨委会成立事宜（二十三名香港委员加上我和毛钧年）。

座谈由包玉刚主持，提出推选五个人，起草咨委会章程。二十五名委员中，有四位法律界人士，他们是李福善、李柱铭、谭惠珠、廖瑶珠，他们成为当然人选，安子介提名新华分社副秘书长，也是草委会的副秘书长毛钧年参加，因为事实上，筹备咨委会要依靠新华分社来做具体工作。这时，司徒华自己提出，他愿意参加起草，李福善表示反对，很激动地讲：“假如他参加，我退出。”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同包玉刚商量，多一人，少一人，不存在原则问题，单数、复数也不要紧，因为只是起草章程，小组如有异议，三票对三票，可以提交全体香港草委议定。包就出面打圆场，缓和气氛，最后，通过六人小组来负责起草章程。

咨委会所需经费，在筹备酝酿过程中，包玉刚、李嘉诚、查济民等几位自愿负担，他们不希望公布。为尊重他们意见，迄未公布。具体情况，新华分社也没有过问，由咨委会正副秘书长迳向主任、副主任报告。咨委会名额，港澳办通知新华分社，主张八十人，不超过一百人；一些香港草委提议二百人。我交代毛钧年和协助他的协调部部长杨声，“排排名单再说。”我主张范围要更广泛，人数尽量多一点。名单基本上要涵盖上、中、下；左、中、右；中国、外国；男、女、老、少。所谓“右”，包括反对共产党，当前不赞同收回香港的人。我们排了一百人、一百八十人、二百人三种不同方案。经过反复比较，再三考虑，最后定下咨委会由一百八十人组成，经几位在港草委副主任同意后，报港澳办备案。

在酝酿名单中，曾经考虑争取钟士元、邓莲如参加。派人向他们本人征求意见，被婉言拒绝了，没有多讲理由，只说不便参加。

台湾在香港的势力，也考虑应该争取他们反映意见，当时，台湾政坛对大陆态度，还很僵化，对中英谈判香港问题持反对态度，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台湾政府也发表声明，声称要保护他们将来通过谈判收回香港的权利。对“九七”之后，他们继续留在香港，还是撤退，也未明了，处在混乱状态。为了争取台湾方面减少顾虑，争取他们对基本法的草拟和制订有所反映，影响他们对“一国两制”的看法，设想争取他们之中有影响的人士参加。即使他们本人有顾虑，可能不敢参加，台湾政府不愿意他们参加，也可以公开表明，我们团结为国的意愿。我就公开点了三个人的名，一是台湾政府在港的实际负责人、国民党港澳支部书记陈志辉，一是《香港时报》董事长曾恩波，还有一位是台湾的立法委员卜少夫，三人中考虑到思想开放、民间立场的卜少夫较有可能应邀，便将他列为首位。结果他们都没有回应。后来，卜少夫在报上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谢谢许家屯的好意》，给予善意的回应。我们又重新选了三个同台湾关系接近的人士参加咨委会。

在所谓“飞石事件“——刘千石事件的处理上，我有些偏激。刘千石是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负责人，香港中间工会的领袖，当时认为他有政治背景，某一势力想通过他在香港搞波兰式的团结工会，培养他成为瓦文萨（华勒沙）式的人物。香港不少工商界人士认为刘千石是与他们势不两立的人物，在处理劳资纠纷当中，他主持的工会，要求往往过高，令资方难以接受。从不能再助长提高他的知名度出发，我不同意“左派”工会——“工联会”提出的，让刘千石也参加咨委会的意见。因为“工联会”已经公开进行了酝酿，我这个决定，招致他们要公开改变承诺，给他们带来困难，引起中间、左派工会的不满，社会舆论也不佳。事实证明，工联会的意见是对的，不让刘千石参加，反而增加了他的知名度，得到相反的效果。况且，即使是有背景的人物，也要交朋友，做工作。

咨委名单经过香港草委同意后，安子介提议增加几位外籍金融界、商界人士当顾问。几位副主任没有异议。我为平衡计，建议增加陈耀才——“左派”“工联会”老工会领袖，业已退休，安子介立即表示反对，表情异常坚决，完全出乎意外。在场其他几位副主任，面面相觑，显有难色。为不使大家为难，我就放弃了。

咨委会筹备期间，在选举执行委员和咨委会的主任、副主任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小风波，香港报纸形容为“茶杯里的风波”。选举在中环连卡佛大厦举行，这座大厦是包玉刚先生收购“汇德丰”之后的新产业，他主动提出可以让出一层来给咨委会使用，做为办事处。

执行委员的选举比较顺利，由咨委会全体委员选出十九名执委。只是我们原先认为很有希望当选的劳工界代表“工联会”的负责人郑耀棠，以一票之差，没有选上。

执委会选出之后，稍事休息，五位发起人商量选举主任、副主任事项。我表示，按照内地经验，先让执委们酝酿一下候选人名单，再进行选举。但其他几位都主张立即就选，我也就没有坚持。这样，就在选出执委后，立即召开第一次执委会，由包玉刚主持。他一上来就宣布要选举主任、副主任，并宣读了拟定的主任、副主任候选人名单，执委们感到很突然。包玉刚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有一位执委表示没有意见，包玉刚讲：“如果没有意见，就请鼓掌，表示通过。”结果大家就鼓掌算是通过了。会后，执委们反映很大，认为这样的选举太仓促，没有准备，不符合咨委会的章程等等。记者们问我，我也只是很勉强地做了解释。当然，这也不能责怪谁，只能说明，几个副主任都缺乏民主训练，包括我在内。为了挽回影响，我要毛钧年与几位副主任协商，同意重新按章程提名和选举。选举结果，虽然仍是原先当选的那几位，仍引来一些批评。

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一周年的前一天，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姬鹏飞以草委主任身分，在会上做了讲话。他当时应港英政府和香港新华分社之邀请，正在香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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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基本法起草过程，民主的气氛可说是空前的。

起草过程实际上是各方面（中港为主）合作、协商、妥协的过程，也是充分民主的过程。在四年又八个月时间内，起草委员会开了八次大会；五个专题小组，前后开了六十多次会；内地草委多次到香港征求各方面意见，其中两次正式组团到港全面地征求意见，所谓两上两下。第一次是八八年五月至九月，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是八九年二月至十月三十一日，对七届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审议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

咨委会征求意见采客观、全面的方式。咨委们在香港活动频繁，还不断去北京反映意见，两次全国征询意见时，咨委会收集了大量意见，整理成书面意见。为使原始意见保持原来面貌，没有综合整理，而是逐项收集逐条记录，忠实反映，没有曲解，没有简化。只做“归类”处理，便于参阅。

此外，香港新华分社通过与个人、社团以及各方面的接触，也收集了不少意见，新华分社对各方意见做了专题研究，在港的中资机构也听到和收集到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数都反映到新华分社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港澳办、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会见港澳各界人士时，也都听到不少意见。

应该说，港人意见在四年八个月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绝大部分获得重视；特别是在草委会中，这些意见得到反复地研究和讨论。

香港草委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和立场，意见分歧。比较单一、合理、争议较少的议题，草委会就容易接受，如新界原居民的土地继承权问题，只涉及新界居民，同其他地方没有冲突，所以很快通过，现在反映在基本法第四十条中。又如宗教界顾虑宗教财产的使用、继承、接受资助等问题，较少牵动其他方面的利益，在基本法上也很快确定下来。

然而涉及各方利益，产生冲突、矛盾的议题，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关于港人自治，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彼此关系如何界定，争论很多；草委会当时确立一个原则，先易后难，先把容易的、争议少的问题定下来，累积了基本法的部分基础，便于有充分时间来考虑和讨论难题。

在草委会内部，内地草委与香港草委之间，以及草委会与外界关系的处理上，改变了许多内地的习惯做法，以便互相能妥协合作。

如内地工作一般有保密原则，秘书处按内地惯例，在草委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保密问题，香港草委和新闻界不赞成，社会舆论要求草委活动公开化，于是秘书处在主任会议上提出讨论，认为应该接受意见，有所改变，以后就确定在专题小组会议之后，推选发言人向记者通报会议内容，只提出一条需保密的，即不透露是谁讲的，可以透露争论的内容。假如个别草委他自己在另外场合透露自己讲的内容，草委会无权干涉，但正式的吹风会（新闻背景说明会），不透露人名，保留委员个人的选择权利。发展到后来，会议越来越公开，整个起草过程，基本上是个公开的过程，透明度很高，大大改变了内地在这方面的作风和做法。

在内地委员和香港委员之间，内地委员尽量让香港委员发表意见，听取他们意见，落实到文字时，也尽量满足香港草委的意见，尽量考虑香港各方面人士的合理反映。

香港草委们对内地的议事规则和作法，也做了适应。例如咨委会在订立章程时，有些委员反对在章程中提“民主协商”，认为这个词“词意不明确，欠科学”；还认为在内地具有民主党派附和执政共产党的涵义。但在内地，民主与协商是连在一起讲的。后来还是有了妥协，把这个词写进了章程。我曾经讲，协商也是民主的内容之一，遭到香港一些人士的批评。

其实是两地对此的理解不一样，协商也有在平等地位上的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有坚持的一面，也有接受、附和的一面，或双方都有让步。后来，在基本法制订的实践中，香港的草委、咨询委中有许多人接受了这种方法，大家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协商，成为发扬民主的一种方式。

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前，秘书处把拟好的基本法结构草案，先寄给主任、副主任委员看。记者问后，我讲：“我已经看过了，但不允透露内容。”没想到引起香港社会一阵风波。廖瑶珠质问：“我们都是委员，为什么他可以先看？”这使我接受了教训，在内地，我们开会一般都不注意程序这件事，主要负责人先看草稿，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程序，所谓的游戏规则，是民主很重要的部分。

后来负责秘书处的草委会秘书长李后也表示：“我们原来觉得结构好像不是什么实质问题，不涉及具体内容，不妨由我们先草拟，岂料引起误会。因这件事，我们决定成立专题小组，由国内和香港委员组成。”以后的实践证明，专题小组这种工作形式很有效。

基本法是内地的专家及关心香港问题的人士，结合香港社会各界，包括一部分外国人士，共同提出意见，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传播媒体，互相争论、协商，最后写成“征求意见稿”——“草案”——“定案”。我的观察，总体来讲，香港各界对基本法原来还算是满意的，“六四”之前，港人主要反应在于“九七”后能否实施。“六四”以后，港人对基本法政治体制的定稿，尤其是第二十三条关于反颠覆条款的修订，增添不满。

总的来说，基本法是以集思广益为基础，通过复杂的协商过程，综合而成的，是妥协的捷径，也是共同发挥智慧的产物。我到现在仍认为，这是港人走向民主自治，较好的一个选择。

38

中英两国八四年九月草签香港联合声明，港英政府在七月份推出代议政制改革《绿皮书》，又抢在十一月，中英联合声明十二月正式签字前，推出《白皮书》，在香港，引起我们的注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港英政府在《绿皮书》中提出的目标，是要“逐步建立一个政权，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权威代表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地向港人负责。”到了《白皮书》，目标更为明确：“要在政府中央阶层逐步建立一个更直接向港人负责，而又稳固立根于香港的代议制。”

英国政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香港建立一个代议政制，实施所谓“还政于民”。

我们从内部情报和社会舆论趋向看，证实了英国这个打算，英国准备在“九七”前，把香港政府的架构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香港现在是殖民政府的政制架构，港督由英皇委任，他拥有最高统治权，实际上是个港督专权的专制政府。香港政府的行政、立法局只是咨询机构，立法局并非真正的立法机构，不像英国本土那样，是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衡机构。

《绿皮书》也好，《白皮书》也好，明白宣告了英国企图把其他殖民地非殖民化的一套，也在香港实施。但是香港和其他殖民地不一样，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存在“独立”问题。英国应将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还政于中”，而不是“还政于民”。还政于民，那是中国政府的事。

从《绿皮书》看，步骤还慢一点，推出《白皮书》时，步伐又加快了些。例如立法局议员选举名额，原来八八年的计划，提前三年到八五年实施。《绿皮书》确定八四、八五年为六名，八八为十二名；到了《白皮书》，八五年就十二名。

港英方面还通过舆论，和某些议员如邓莲如在施政报告辩论中，提出实行部长制，认为政府应当重新评鉴中央组织，迈向部长制形式的制度，采用类似美国的制度，使立法机关有决策权。把现在香港政府行政局的决策权——实际上是港督的决策权，转移到立法局手中，根本改变目前政府的架构。

对英国政府竭力推行代议制，想急剧改变香港政制架构的做法，香港社会不少人高兴，主要是对中共不放心的人；也有不少人担心，主要是上层及部分中上层。

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当时有两篇专访，一片是对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另一篇是对香港政府当时即将退休的高官——民政司黎敦义。他们两人的谈话，透露讯息十分明显。

钟士元认为中国讲五十年不变，不是九七年当时的情况不变，而是指在目前情况下，五十年不变，因此，他有三个担忧：一、是否真正的港人治港，而不是京人治港。二、能否保证真正的不干预，是否总公司对分公司的经理人所说的真正的不干涉。三、中国能否保证继续开放，不回到极左路线去。他讲，香港已经输了第一局，所以香港没有理由沿袭殖民地政府的组织，而是要跟从一套民选的政制，要利用十三年转变成民选的代议制。

钟士元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他明知中国讲五十年不变是讲现状不变，不是指九七年时的状况不变，但他们想要在十三年中改变现状。二、怎么变？就是“要跟从一套民选的政制”。

钟士元所透露的讯息，明确显示了英国对中国收回香港的斗争策略有所改变。因为中英谈判每一个回合，行政局议员都知道，他们很多意见是反映港英的意见，或与港府的意见一致。

黎敦义讲的就很露骨了，他明确提出：“今天不同往日，要从一个时代转到另一个时代，原有的情况，港督是由香港以外的其他人委任的，我们希望他们善待人民，但他们也可以是坏家伙，我想，没有人乐见目前这种情况在未来十三年，以及在权力转移时，仍维持下去。所以我们要转到另一种情况，就是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他对香港人讲：“以后要靠你们自己。”采访他的《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问他：“过去政府一直说避免改变政制，还说要求改变的本地居民亦不多，而现在我们不但有政制的改变，而且是急剧的改变？”对这种矛盾现象，黎讲：“我们怎样自圆其说呢？”李又问：“是不是为势所迫？”黎回答：“绝对是。”李又问：“过去一些政府官员不只一次地对我们说：‘民主不是唯一的好制度’，而我们也没有民主制度。……”黎讲：“对，在我们没有任何政治时，生活显得更平静。”

黎敦义是港府高官，虽即将退休，估计他知悉港英内情，不为过分。他提供的信息证实英国改变了对中国斗争的策略，也尴尬地显露了英国政府对“还政于民”的虚伪心态。

当时，香港有文章评论说：“英国想搞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

刚开始，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只知道英国要搞代议制，但对他们想急剧改变的意图没有摸清。北京方面如何，我不了解；我们在香港是如此。当北京的口径是“不予置评”时，我们在港也根据北京的口径讲。有记者问我，我增加一句说：“这是英国政府的事情。”后来北京也说：“这是英国政府的事，我们不承担义务。”英国可能认为这是中国默许的表示，就越来越表现出“势所必然”。

根据各方讯息，尤其是“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这句话的提示，我们判断英国政府确已改变对中国收回香港的策略。它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抢步”，是谋定而后动的，这是它所谓“九七”后继续与香港“联系”、保护利益的策略的具体化。它可以继续打民意牌，并发展为民主牌，将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九七”后特区政府体制改革的规划，提前实现，成为英国对香港的“德政”，取得港人好感的支持，又可从而加速香港社会的分化，加强培植、发展亲英势力，在“九七”后，搞一个没有英国统治的英国代理人继续治港的局面。我要求姬鹏飞召集一次会议讨论此事，港澳办、外交部、外事办公室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当时，中国外交部已经向英国交涉，要求代议制的变革，要与未来的香港基本法衔接，不要影响“九七”的顺利过渡，英国还未有正式回应。会议上估计，英国可能搞另一种“衔接”：通过“抢步”，要基本法与既成事实衔接，达到“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放弃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这是中国不能接受，而亟思防止的。我们也考虑到英国已发表《绿皮书》、《白皮书》，引发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民主欲望，如果十三年内完全不变，会与这部分港人的愿望脱节；同时，也需给英国政府下台阶。按邓小平所提，“一步一步来”的设想，争取政体的变动，步骤也要小一点、稳一点。

我在会议中向姬鹏飞报告，回香港后要开记者会，这是我来北京前对记者们的许诺，可能会有记者提问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我将按会议“精神”回答。姬鹏飞点点头，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在新华分社内，召开了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记者会，两个电视台记者也来做现场转播。

主持杨奇要求记者书面提问，汇集后由我一并回答。

记者会将结束，亚洲电视台女记者忽然发问：“香港繁荣安定问题，关键何在？目前有何因素会破坏繁荣安定？”

我的回答主要内容是：“关键是按中英联合声明办事。坚决地、全面地、实质地按声明去办。”……“离开声明的规定办事，就有破坏（声明）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人，有不按本子办事的趋势，我们不能不关注这问题。”“假如有意想不到的变化，我想就是这个。”

记者又追问：“究竟谁不按本子办事？”我回答：“时机未成熟，暂不讲。”

陪同参加记者会的副社长陈伯坚说：“谁不按本子办事，大家心里有数！”

当记者提这最后一句时，我已回答了一个多小时的话，眼镜有些模糊，正取下擦拭，我右手拿着眼镜，左手拿着中英联合声明的小册子，边比划边晃动边回答问题，从画面上看来，似乎很激动。

我公开指出当时中英之间的矛盾后，立即引起一连串的反响，香港传播界谓之“本子风波”。

港英政府、伦敦外交部立即反应，英国舆论也动员起来，评论我的讲话。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他们“有责任管制香港至九七年，中国政府则负责制订基本法，两国政府都是从中英联合声明出发。”强调他们没有违反联合声明。一些舆论说“北京现时采取高压态度，中国会允许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令人产生怀疑。”香港社会反应强烈，恒生指数下跌五十点，有些团体甚至来新华分社抗议，指我讲话不负责任。

各国际通讯社也进行了报导，引起一些日本银行、法国银行托他们在香港的关系，直接找到我谭文：“中英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有位新闻界的朋友托人转告我：“讲得太激烈了，形象损失太大！”

我直接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有告诉我社会、国际上反应的，有表示支持的，也有籍间接反应不同意见，善意建议：以后讲话注意仪态。也接到一些“人民来信”，表示支持，赞好的。

包玉刚也找我表示支持：“讲得很好，很是时候。不但一些华人朋友赞成，一些英国朋友也赞成。”他还说：“嘉道理也说你讲得好！”

后来，怡和的西门·凯瑟也当面对我表示，不满港英政府对代议制的做法，同情我的讲话。

不同立场，有不同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但对分寸掌握，特别是对仪态的反应，始料未及。我接受教训，以后在公开场合，力求避免再现。

“本子风波“也引起北京注意，外交部、港澳办打电报来询问我怎么讲的？新华分社同仁很紧张，认为查询是否意味做错了。我把报纸记载报给外交部、港澳办，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并安慰同仁不必担心，这事没有做错，加入做错了，北京批评，由我承担，因为：“话是我讲的。”

外交部对外发言，采“顾左右而言他”的辞令，根本不置可否，显示出中国对我的发言处理上的矛盾。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柯在铄，在小组内英方批评我的讲话时，用“不公平”驳回，比外交部默然接受，不一样，勉强表达了中国的立场。我估计他可能没有遵照外交部指示，或没有街道外交部指示（这个可能性不大），才会作出这种“中性”的措辞。我想，他是很为难的。

姬鹏飞继而访问香港，，见面后，他问：“当时怎么讲的？”我回答后，他没有再说什么。（事实上，他多此一问，因我已电告，并附送了报纸记载。）我知道他有不同看法，也就没有再谈下去。在公开场合，有记者问他对“本子风波”的看法，他不表态。在工商界招待他的酒会上，香港总商会（社会通称西商会，会员多为英商）的麦理觉向他“告状”，批评我的讲话，当时，我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姬鹏飞竟一言不发，我感觉他做得未免过分。然而，待他与港督卫奕信交谈后，在一次餐会中，有人又提到“本子风波”，他这才讲了一句：“看来推动英国接受‘衔接’，还是有作用的。”

就在姬鹏飞访问香港期间，北京传来消息，“本子风波”在北京也起了“风波”，外交部、港澳办向中央、国务院告了我的状，引起中央的注意。万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说：“我把许家屯讲话的全文都看了，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嘛。”看来，由于万里等人的支持，北京的风未能刮得起来。

八六年上半年，我见到邓小平，邓问我：“你不是有一次讲话引起争论吗？”我不知道他是指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我说：“是啊，引起不少麻烦。”邓讲：“你没有错，你假如不讲，让英国那样搞下去，香港非乱不可。”当时国务委员谷牧在座。我回到香港，对新华分社一些同仁谈到此事，他们建议：“你应该向外交部、港澳办写给报告，让他们知道一下。”同仁们想法很好。我感到无此必要，因为我始终感觉我没有做错。

“本子风波”后一个月，英国就表示接受代议制要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虽然政制问题上彼此还有许多争论。此后，在基本法草拟过程中，基本上，双方走上合作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