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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专访普立兹得主、摄影师刘香成：「如果你对人类，抱存一种潜在的希望」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那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五天。作为美联社驻北京摄影师，刘香成连续多日投入高强度的摄影、发稿、调配记者等工作，他成功和同事Jeff Widener配合、把「坦克人」的照片从北京发布向全球，也拍下浑身鲜血躺在板车上的学生，此刻坐在飞机上，他身心累透，已经无法思考。
「我的心情很沉重，毕竟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到了6月7日、8日的时候，我看见电视机上他们把民运份子全部戴上手扣那时候，我觉得，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什麽意义，」他顾不上询问东家的意见，直接买了一张头等机票返港。
30年後，刘香成早已一头银发，68岁的他架一副玳瑁色眼镜，说话与步伐一样不徐不疾。一个微雨的清晨，他缓步走过香港跑马地的斜坡，来到咖啡厅与记者交谈。曾任职美联社记者以及美国《时代》杂志驻京首席摄影师，刘香成见证过上世纪最後20多年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毛泽东逝世、八九民运、苏联解体、苏联阿富汗战争；他拍下戈巴契夫辞职掷下讲稿一刻的独家照片，让他在1992年夺得普立兹奖突发新闻摄影奖，令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个殊荣的华人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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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受伤学生从天安门广场赶往北京协和医院。
主持美联社采访工作
1989年4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学生在北京天安门举行悼念活动，逐渐转变成学生静坐、绝食乃至全国性示威，高峰期天安门广场聚集数十万名示威者。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於5月20日宣布北京戒严，调动解放军前往北京，不同派别的学生组织就撤离或留守广场出现严重分岐。
对於外国媒体，当时中国的控制已愈来愈严，大部分外国通讯社摄影师纷纷於5月尾、6月初离开北京，刘香成决定留下。他看到民众在西单民主墙将运送解放军进城的公交车拦截，将武器都抛上车顶；看到天安门广场上耸立的民主女神像，与城楼上的毛泽东肖像遥遥对望，他说，当时自己纵使没有预感会发生甚麽大事，但经验和直觉告诉自己，眼前事情「许多时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这个情况不会捱很久的，你们不要走。」他对同行说，可惜没有多少人听他的忠告。事後一批摄影师再想回去北京已没可能，只能後悔郁闷。当时连他的上司也离开了，美联社便对他说：「刘香成你来主持工作。」他一心只想拍照，起初拒绝要求，但公司却说：「你要拍照，也是你来主持工作。」
「坦克人」照片由他发稿
北京高度戒备，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大量学生和群众，整个城市蔓延着胶着的气氛，连续好几天，刘香成几乎没有睡觉，每天把民运的照片传回总部。「那时候长途电话每分钟9元人民币，我们有两条电话线从来不挂上的」，因为一旦挂上，再难以取回线路，「美联社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6月5日清晨，解放军在前一晚控制了天安门广场一带，北京市街头显得一片平静，美联社纽约总部对刘香成说，希望要天亮之後天安门现场的照片。刘当时忙着发稿，匆忙中吩咐从曼谷前来帮忙采访的同事、摄影师Jeff Widener说：「你去吧。」刘知道从北京饭店的阳台可以看到天安门，便叫Widener带备400mm长镜头以及2x增距镜（相等於800mm）出发。
大概在早上10时，Widener从北京饭店致电给他：「我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否清晰，但我拍到一个人站在一列坦克车前面。」刘香成叫他先把菲林卷起来收起，将底片和相机分开，人留在酒店，底片交给留学生运送出来，「事後证明这个建议也不错，因为许多人下来（酒店）时，菲林都被公安没收了。」
不久，一位金头发、紮辫子的外国留学生拿着美联社信封将底片送来，刘香成立即叫同事、日本摄影师Sadayuki Mikami冲洗菲林，「我看到是有几张照片是虚的，有一张可用，我第一时间将那张照片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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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5日，一对年轻情侣在建国门桥等待上方坦克经过。
坦克桥下的年轻情侣
刚发完照片，他便接到多伦多《环球邮报》女记者黄明珍的电话：「刘，坦克向你的方向开。」他马上开车赶往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跑上一幢楼房天台，天台大门紧锁，他用力把门撞开，「还在喘气的时候，我看见坦克正转过来，刚好桥下面有对年轻的情侣在那里。」
刘马上举起相机，照片中有一对年轻情侣坐在单车上於建国门桥底张望，载着两名士兵的坦克车於桥上驶过，军民形成强烈对比。照片令刘香成夺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年度图片大奖》（POYi）及同年美联社最佳摄影师殊荣。刘香成和Widener的照片，一直一横，占据第二天世界各地报章的头版。
在那历史性的一天，拍到「坦克人」瞬间的还有几位摄影师，分别是Magnum图片社的Stuart Franklin、《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路透社的曾显华、香港摄影记者冼伟强。不过，部分摄影师当时只配备了较短焦距的镜头，拍出来的「坦克人」只占原画面一小部分，事後需要大幅度剪裁影响了画质，又加上美联社发稿时间较快，因此Jeff Widener版本传播得最快最广。
作为八九民运的见证者，刘香成说，即使是文革也要待毛逝世後才得到平反，六四的平反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对一个普通的、稍有知识的人，你也知道每一件事情，到底你是站在历史对的一面，还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
童年在福州生活，对中国产生兴趣
刘香成1951年於香港出生，10岁前在福建福州度过，那是极看重人的出身和家庭成分的年代。刘香成生於知识份子家庭，父亲是位左派报人，一位母系亲戚曾於清朝当官，获皇帝赐地，就因为这样的历史渊源，母亲被划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
虽说是「和平地主」，但不管是甚麽种类的地主，作为「黑五类」後代，无论刘香成怎样积极参与拍乌蝇、除四害活动，每学期成绩报告书一发下来，政治表现栏目永远不过「丙」等，像是「全红入面一点黑」。
刘香成认为，中国大陆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中最政治化的，就连前苏联也及不上，「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强调，要『政治挂帅』，他对其他中共干部最严厉的观察或判断就是：『某某人不懂政治』。」他想了一想，说：「福州童年对我的影响，是对中国产生兴趣。」这种政治和生活紧扣在一起、政治直接干预到人们日常活动的情况，让他後来读书时念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对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特别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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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北京，毛泽东肖像被卸下。
摄影是光圈和快门结合的语言
刘香成在16岁时留学美国，就读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当时中美还未建交，尼克逊仍未访华，他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到兴趣，每星期也会到大学图书馆观看《中国新闻分析》。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旁边的一间图书馆，刘香成看到Magnum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中国的三面红旗》摄影集，又时常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观看不同的纪实摄影展览，开始感受到影像的力量。
大学最後一年，他选修由《生活》杂志（LIFE）着名摄影师Gjon Mili教授的摄影课，期间刘香成拍摄街头无家可归的老太太，又到纽约州一间为智障学生而设的犹太学校拍摄图片故事。Mili看到照片，邀请刘香成毕业後当其助理。在纽约洛克斐勒中心的办公室，他时常遇上《生活》杂志其他着名摄影师，如Nina Leen、John Loengard，Alfred Eisenstaedt等，对年轻的他有莫大鼓舞。
「Mili经常说，『你要是跟画家一样，一笔一笔的去画，你画不过画家。而摄影师能够捕捉到的东西，是画家画不出来的。』」他明白老师的意思，是要发挥摄影的独特性，「这麽多种艺术媒体和手法，是什麽令到摄影独特？我觉得一个是快门，一个是光圈。这两种东西的结合，使摄影创立了它一种独特的语言。」
後来，一位教授介绍时代集团总裁与刘香成见面。时代集团办公室也在相同大厦，他从28楼跑到34楼去面试。一个不算高大的美国人、拿着一支大雪茄，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年轻人，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想做甚麽？」
「我想去中国。」刘香成也很爽快。两个星期後，他就得到了第一份到中国的差使，开始《时代》杂志特派记者的生涯，那年他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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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合上他刚刚在全国转播的演讲稿，宣布辞去职位。
用1/30秒拍摄苏联解体，23秒拍摄中国好学青年
直至今天，他仍然相信Mili的见解站得住脚。1991年，前苏联总书记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宣布辞职，象徵苏联正式解体，当时美联社派驻莫斯科的刘香成混进了克里姆林宫，在全球进行新闻联播禁止摄影的现场，躲在录影机背後静待时机。
当戈巴契夫演讲完毕後将讲稿掷在桌上的一刻，刘香成马上按下快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见状向刘香成挥来一记重拳，刘香成也顾不了这麽多，马上奔跑离开回去黑房冲照片。同行看见他从房间跑出来，知道他拍到独家新闻，气得牙痒痒，齐向他叫「Fxxk You！」
刘香成清楚记得，他将快门调校1/30秒，只拍摄了一格，他形容：「如果他（整个人）动的话，这张照片就不成立，但是很幸运，他就很清晰，那张纸在动」他补充道：「如果不能将这张纸的瞬间（动感）表现出来，会和一般新闻发布会（的相片）没有什麽区别。」
另一张他於1981年，拍摄夜里在天安门广场争取灯光阅读的青年，就用了23秒的快门。因为青年後方还有其他人群、街灯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你想想，如没有f/22（光圈）的景深，体现不出天安门的情况。」他笑道，由於现场环境昏暗，测光表也无法准确量度，於是他把相机放在地上，「我自己数，一、二、三……」凭感觉用23秒时间来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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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北京，广场华灯下学习的中国青年。学生在考试中交白卷并且自称反智运动英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高考於1977年恢复。
从百姓细微表情捕捉《毛以後的中国》
1976年9月，刘香成在巴黎正要采访新上任的法国总理Raymond Barre，一天早上，经过报摊看见所有报纸都刊登毛泽东的照片，才知道毛逝世的消息。刘香成取得了采访毛泽东追悼会的差使，可惜来到广东後，因签证限制，只能留在广州而无法前往北京。
在广州期间，市民的姿体语言令他有很大的启发：「人的面部语言、眼神都有种放松，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大陆人是这样的。我觉得在毛泽东之後，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改变。」刘拍摄在公园耍太极的男子，臂上带有悼念的黑纱，面部表情却是放松的，从平民百姓一个细微的举动，他看到时代变化的缩影。
其後他曾在不同时间采访中国，拍摄在故宫拿着可口可乐面露笑容的男子、三名看起来一模一样穿戴黑超的时髦男孩、在毛泽东像下玩滑轮的年轻人等，「如果我小时候未在福州生活过，我想我对中国人姿体语言的感觉，不会有很深的印象。」相比起拍摄大人物和国家政要，他认为平民生活更可反映时代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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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三个带黑超的时髦男孩。
成为西方人观看中国的眼睛
有一段时间，刘香成的照片成了西方人观看中国的窗口。1978至1980年，他是北京唯一外国派驻中国的新闻摄影师；曾有一位外交部新闻官员告诉他，他们调查发现在1979至1981年间西方媒体发表有关中国的照片，有65％是刘香成作品。
1983年他推出成名作《毛以後的中国》。摄影集出版前，他问一位国家社会科学院院长：「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搞了几多场政治运动？」那位院长数一数，说从1949年到82年，中国经历了25场政治运动，几乎一年多便有一场运动。
「是谁人能够接受这麽多场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有大有小，每一次也有许多人遭殃，我说答案就是中国人。」刘香成在摄影集的前言写道。
「我的人生观是，这杯水永远是半杯满的，而不是半杯空的水。」他说，「如果你对人类，抱存一种潜在的希望，对人和事会有一种同情心，这种同情心很重要。」刘香成最近出版摄影集《红海余生》（A Life of a Sea of Red），书名借喻「苦海余生」，展现他所拍摄的人民在中国和前苏联两个红色国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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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北京紫禁城，一位年轻人在举起可口可乐玻璃瓶。可口可乐公司刚在中国重新恢复生产。
好的照片有一种共识
刘香成相信，一张好的照片是有共识的。
他回想纪实摄影的黄金时代，报纸杂志有足够采访资源，但在重大事情发生时，编辑们必定会观看各大通讯社的照片才决定用相，不一定使用自己媒体摄影师的照片，「你看一些较大型的刊物：《生活》、《时代》、《新闻周刊》、《星期日泰晤士报》、《亮点》、《巴黎竞赛画报》等在重大事情上都使用同一张照片，因他们觉得：『这张是最好的，我就用这张』。」
他说，这种共识带来传播的力量，令许多摄影作品都成为西方的一种集体回忆。他不无惋惜地表示，现在这情况愈来愈少了，「我会记得越南战争什麽是经典的作品。但我问你，你记得伊拉克或者叙利亚的画面吗？除了叙利亚小童伏在沙滩上的那张照片外，近年你已看不到什麽经典了。」
刘香成提及，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曾在70年代接受《纽约时报》访问说，「自己拍摄了50年，那些我看得起的照片，不会多於30、50张。」基本上一年多才拍到一张能让人看上3、5秒的图片。
「虽然每一个人的情感反应也不一样，但一张好的图片，会令你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也更为耐看。」刘香成说。
一生推动中国摄影
20世纪最後25年，刘香成几乎采访过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多年来，他派驻过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苏联和阿富汗等多个动荡的地区。自2000年起出任媒体集团高层，但他一生都离不开摄影创作或推动的工作，除了出版自己的作品集，刘也参与编辑几本摄影书，例如《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及《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
除此之外，他也致力发掘中国摄影师。199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30周年，一位北京朋友对刘香成说，有位黑龙江摄影师的作品值得一看。朋友把他带到哈尔滨，看到了摄影师李振盛拍摄的10万张文革照片。「那时候我在香港办M图片社，Contact Press、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Outline等通讯社图片的远东代理都在我这里。」於是他挑选了90多张作品，推荐给《时代》杂志，最後成为《时代》封面故事，报道震惊中外。
2015年，刘香成创立上海摄影艺术中心，致力把国外的作品带来中国，又将中国的作品带到世界。他认为中国人特别喜欢摄影，近年中国摄影也进步得很快，年轻人模仿力好高，但对摄影的教育和视野始终有所局限。「摄影，最好不要说那麽多，最好就给人去看。这是我的初衷，因此在上海建立一个ICP。」他期望让中国年轻摄影师，也有机会像他当年一样，在纽约ICP面前直接感受和体验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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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爱沙尼亚塔林，一位士兵在服役前亲吻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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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莫斯科，一位俄罗斯年青人坐在坦克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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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薪金难以维生，苏联士兵依靠家人提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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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难分摄影刘香成策划林振东——端传媒 20190519，网友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