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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书摘】《非驴非马──中医、西医与现代中国的相互形塑》5. 中国医学革命与国医运动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书摘】思想坦克 2024 年 3 月 15 日
5. 中国医学革命与国医运动
中国医学革命
很少中国现代史学者听説过「中国医学革命」，原因很单纯：那场革命原本的目标是要废止中医，结果不仅彻底失败，更在相反的方向造成革命性的後果，极为反讽地催生了支持中医的国医运动。在陈志潜眼中，那场革命留下了一个极其不幸的後果，使中国的医疗领域自此分裂为中西医并立。藉着聚焦於中国医学革命与国医运动这两起历史事件，本章将追溯中、西医师如何陷入长达十年的集体斗争，从而深远地形塑了中医的现代形貌。
中国医学革命是余岩首创并大力倡导的概念。当他在一九二八年声称自己倡导这场革命已有十年之久时，他指的是他在一九一六年出版的《灵素商兑》一书。问题是，直到他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余氏医述》为止，该书所收录的四十多篇文章里，却完全没有任何一篇的标题含有「医学革命」一词。但是当余岩在一九二八年发表了〈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之後，「医学革命」就成了他最喜欢的口号，在他後续的着作里一再出现。在《余氏医述》出版四年後的一九三二年，他更将该书的书名改为《医学革命论文选》，并在次年以同样的书名出版续集。鉴於他采用这个概念有一个如此明确的起始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医学革命的灵感来自国民革命的政治情势。
余岩曾明确指出，他的医学革命概念源自创立社会医学（social medicine）的德国自由主义病理学家魏尔肖（Rudolph Virchow；一八二一—一九○二）。余岩引用魏尔肖的着名口号：「医学是一种社会科学，而政治就是规模比较大的医学。」藉此倡导「医学社会化」与「政治卫生化」。就这一点而言，余岩的取向并不特殊，反而是当年东亚与东南亚殖民地常见的现象。如同安德森与波尔斯（Hans Pols）最近的发现，魏尔肖的社会医学在亚洲殖民地启发了许多本土医师，鼓舞他们把触角伸展到临床诊疗之外，甚至自居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正是为了在中国实现这种同时包含医学与政治的愿景，余岩才长期献身於废止中医。
余岩在一九二八年左右突然高举医学革命的旗帜是有原因的。一九二八年底，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终於结束军阀割据，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一部分是因为国民党宣称要建设现代国家，另一部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决定在新都南京建立一个卫生部。由於这些发展，包括余岩在内的若干西医师开始担任国家医政官员。新取得的权位使余岩得以用比攻击中医学理更有效的手段来压制中医。於是，余岩和他的同僚把他们对中医的攻击，组合为实现中国医学革命时不可或缺的一环。他指出：
是故吾人近来之所以大声疾呼，提倡医学革命，垂涕而告国人者，岂有他哉？痛旧医之不由科学、医政之不统一、卫生设施之多窒碍，而东方病夫之诮不能涤除。
如此一来，余岩构思的医学革命，就把废止中医纳入其核心任务，而与建设国家医疗基础设施以及解决「中国欠缺」卫生现代性（hygienic modernity）问题等量齐观。中医问题一旦被视为一个国家层次的问题，余岩便可提议使用「政治手段」予以解决。
中医学校合法化的争议
由於此时西医师已经发展出「以国家力量普及西医」的策略，中医师也逐渐学到把中医与国家连结的重要性。中医师第一次学到这个教训，是由於政府在一九一二年为现代学校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其中却完全没有涉及中医。由於以往没有中医学校，因此所谓的「国家教育体系忽略中医」并不必然代表是一种反对中医的官方政策。不过，这个事件促使中医师首度发起抗议运动，在上海召开一场有十九省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请愿。这场会议也促成後来十几所中医学校的成立，包括最具影响力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建校於一九一六年。
另一场规模更大的运动发生於十年後，起因是备受敬重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於一九二五年在太原召开一场全国教育会议。在会议中，江苏中医学会提案要求把中医学校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虽然中华教育改进社向来以提倡现代教育而知名，但大会却决议通过传统中医这项提案，并将决议提交教育部。
中医师非但没有抗拒国家介入医疗，反而要求国家负起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就是认证他们新创立的中医学校。这项不寻常的要求绝非孤例，而是反映了民国时期的一个大趋势。如同巴斯蒂（Marianne Bastid）以深刻的洞察力指出的：「相较於其他领域，教育这个领域十分独特。在帝制时期它是不容民间染指的场域，但当革命推翻满清而将之开启之後，教育却变成资产阶级、仕绅阶级与前立宪派人士最有能力进占的场域。这个场域，就是国家机器。」
正如资产阶级与仕绅阶级，中医师也认为教育是他们入主国家机器的新管道。很明显地，中医师发起运动的关注点并不在於医学本身，而在能否获取由国家新创造出来的权益。
无怪乎中医师居然和西医师抱持类似的看法，也强烈批评中国政府没有认识到医学的重要性，所以迟迟未能充分介入医疗事务。为了强调中国历史已有开明政府的先例，他们盛赞宋朝（九六○—一二○○）提倡医学的不寻常表现。有人更进一步主张，中医之所以在近代落後於西医，就是源於宋代以後政府投入的衰退。有一名抱持此一观点的中医师指出：「以医一端言之，历代鄙为方伎，社会视若雇工，政府既未之提倡。此医学积轻之故，非医术不精之咎也。若国家高视医科，如西医之设校传习，而许以种种权利，当不致寖销寖灭，至於斯极也。」
对於中医师而言，相较於看出西医的「优越性」，他们更容易注意到西医师享有他们从来不曾得到过的特权、职业利益以及政府支持。与其顽抗国家将触角伸入医疗领域，许多中医师很早就看出一个关注医疗的「非传统国家」可以为他们带来许多权益。
这项追求中医学校合法化的运动，激起西医师的危机意识，而在一九二五年成立上海医师公会，其中汇集了最积极发声也最坚决批判中医的人士：余岩、汪企张（一八八五—一九五五；他也是大阪府立医学校的毕业生）、庞京周（一八九七—一九六六；毕业自德国创立的同济大学）以及范守渊。中医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对立在几个月後又进一步激化，原因是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一九二五年十月於湖南召开大会。在那场大会上，两个省级教育协会再度提案把中医学校纳入学校体系。再一次，大会投票决议支持这项提案。
在此同时，余岩於一九二六年发表了〈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逐一驳斥提案中关於中医学校应该纳入国家学校体系的每一个论点。与他先前批判《黄帝内经》时的情形截然不同，余岩的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中医师们强力反击。反应虽然如此不同，但这篇〈驳议〉里反对中医的论点其实与先前的《灵素商兑》大同小异。最重要的是，此篇文章与《灵素商兑》都还没有把中医当成推动医学行政与公共卫生的「障碍」，但当余岩於一九二八年开始提倡「中国医学革命」後，这就变成他主张废止中医的关键论点。
一九二九年的废止中医案
一九二九年春，国家终於采取了不利中医的行动。卫生部成立五个月後，中央卫生委员会於二月二十五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在那场会议上，委员会全体通过将中医纳入管理的提案。中央卫生委员会的成员全都是受现代医学训练的西医师，包括刘瑞恒（卫生部副部长暨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颜福庆（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伍连德（防疫事务总处处长）、胡定安（南京卫生局局长）以及余岩（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会议通过的提案采用了余岩草拟的内容，但也予以修正，要求中医执业者必须向政府登记，并且参加政府认可的进修教育课程，才能继续执业。根据这项提案，登记期限至一九三○年的最後一天为止，而且进修课程只提供五年。中医不得设立学校，也不得在报纸上发表推广文章。由於余岩的提案清楚说明政府只会举行一次登记，其终极目标显然是全面废止中医。
在这份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里，余岩详细说明了应当废止中医的理由。他绝不是第一个对中医提出这些批评的人，但由於他是中央卫生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论点就形塑了此後中西医长期争议的主题，是以值得我们仔细地考虑。以下我先引用这份提案的内容，然後再逐一分析他的四个论点。
况在今日，治疗医学进而为预防医学，个体医学进而为社会医学，个人对象进而为群众对象；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
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皆凭空结构，全非事实，此宜废止一也。
其临证独持挠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藏府，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候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
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问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
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所谓绝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
要而言之，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虽然余岩的前两项论点只是重述他先前对中医理论的抨击，但他这次的论述却高举具有目的论的医学发展观。如同他在提案开头所写的：「况在今日，治疗医学进而为预防医学，个体医学进而为社会医学，个人对象进而为群众对象。」此外，由於他认定以「群众」为对象是医学演进的方向，医学发展便势必要结合科学医学知识与现代政治理论。余岩的主张显得颇具说服力，因为他陈述的正是西医师们为了建立国家与西医之间的连结而致力推行的策略。
我们可以从他的第三项论点开始看起，这也是他提出的第一个新论点，其中断定中医在因应「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这一点上全然无用。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余岩试图证明中医「无用」，他还是避免明确否认中医治疗个别病患的疗效。如同第四章探讨过的，他曾经自问自答「中医的学问，是无根的草木，是靠不住，何以也会医好病」这个问题，并且提出四项详尽的解释说明为何中医能医得好病。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余岩和西医师们都极力反对从治癒个别病患的效果这个角度来评价中西医的优劣，因为这正是余岩以为落伍的「个体医学」的决定性特徵。
在余岩眼中，中医的无用之处在於「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问焉。」不过，何谓「有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於评估的人。在余岩和其他西医师的眼中，「调查死因」与「勘定病类」无比重要，因为他们负有建立「国家生命统计数据」的责任。这种特定资讯主要是对国家医政官僚有用，也只有他们能够取用。説「中医无用」，是对已掌握国家机器的他们而言「无用」。
余岩的第四个论点声称，中医不仅对医学行政无用，更糟的是，对於努力使民众「思想科学化」的政府而言，更构成巨大的障碍。毫不意外地，余岩大力抨击中医不符现代科学的理论，像是「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而宣称这些理论导致民众抗拒传染病防治与细菌学说。鉴於中医师在满洲鼠疫时的表现，余岩论述这点时当然有理由义正辞严。为了正当化政府行使「四千年来未经见之极惨忍政策」，国家有强烈动机与西医联手垄断一切具有合法性的医学知识。用余岩的话来说，这种排他性的垄断就叫做「民众思想之科学化」。
第三与第四个论点体现了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称的「国家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of the state）。在西医师进占国家医学官员的位置之前，他们对疾病分类与死因的观点只是医学领域里许多相互竞逐的观点之一而已。但等到国家根据他们的知识颁布一系列的法规定後，西医即可不战而胜，因为此後国家运作的规范中已经内建了他们的知识，像是标准化後的疾病与死因分类。从此之後，中医对抗的就不再只是另一种医学知识传统了，而是国家认可的官方知识。很自然地，对国家而言，中医不但显得无用，更变成了「医事卫生之障碍」。
西医师没有与中医师进行任何深入辩论，就成功转变了医学事业的重点事项、重新界定了医学问题的优先顺序，并且把他们的学理转变为国家的官方知识。这一切之所以可能，都是藉着余岩所谓的「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而形成的结盟。在这两者联盟的威胁之下，中医领导者旋即理解，中医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当有政治之眼光」。
三一七抗争
包括中医师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想到中医师竟然能够阻挡医学革命的时代潮流。就在余岩和西医师们热切迎接国民革命军之时，有些中医师已意识到国家的统一可能意味着中医学校的终结。余岩的提案公开後，同样积极批判中医的汪企张写下一篇措辞强烈的文章〈促学习旧医的青年自决〉，公开警告中医学校的学生考虑改行。汪企张相信余岩的提案将会胜出，是有道理的。首先，南京政府显然致力追求现代化，所以卫生部内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西医师。此外，即便是在先前的军阀割据时期，中医师企图影响国家政策的努力绝大多数都是以失败收场。
先前中医师从事的政治运动大半会失败，主要有两个因素：他们既没有基础组织，也没有体现共同利益的愿景。此外，日本明治政府在一八七○年代藉着施行医学执照制度而成功打压汉医的历史经验，想必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有监於此，许多中医师都不认为与政府打交道是个好主意，更遑论积极追逐由国家创造的权益。之前部分中医师发起将中医学校纳入教育体系的政治运动之时，他们的许多同僚都只是隔岸观火。为了避免中国政府仿效日本政府的策略，经常有人提议中医师应该抗拒政府介入医疗，理由是「依据四千年（医学）学术，素未行执照」。简言之，中医师在政治运动方面之所以一直不太成功，就是因为许多人都不认为连结中医与国家符合他们的利益。
反讽的是，余岩的提案为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立即的解方。由於中医师本就焦虑於重蹈日本汉医的覆辙，因此立刻将余岩的提案视为彻底废止中医。是以动员一切力量以组织一个全国联盟来阻止此提案，立刻成了他们共同的目标。
余岩提案目标是消灭中医群体，但其实那时中医师尚未建立一个能够让他们形成群体的沟通网络。虽然他们过去曾经为了政治运动而集结，却一直难以组织永久性的全国协会。一名传统医师哀叹埋怨道，「取缔之声稍起，便纷纷入会；取缔之声暂歇，即烟散云消。」因此，上海中医师试图动员群众抗议这项提案之时，他们几乎必须从零开始。
最先发起抗议活动的是神州医药总会，它先前曾为了将中医学校纳入教育体系在一九一三年发起过运动。这次运动的许多筹办者都来自於副会长丁甘仁的人脉，包括他的同僚、老师与学生。举例而言，三一七示威的发起人之一陈存仁（一九○八—九○），就是丁甘仁次子丁仲英（一八八六—一九七八）最信赖的学生。陈存仁回忆指出，他原本不晓得该怎麽向全国各地的中医师发送讯息，呼吁他们参与这场群众集会。所幸，陈存仁主持一份医学周刊，而另一名发起人张赞臣（一九○四—九三）则是中医期刊《医界春秋》的编辑。陈存仁与张赞臣检视他们的订户名单，从每一个县里随机挑出两个人，把诉求寄给这两个人、请他们把这份文书交给当地的中医协会，如果当地有这种组织的话。
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後来由上海总商会所支持的三天大会，竟有一百三十一个组织的两百六十二名代表参加。由於清末以来，上海总商会就是中国商业菁英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总商会对中医的支持令西医拥护者感到格外地失望与懊恼。两千多名中医师休诊半天以示支持，全国知名的胡庆余堂也强烈抗议。各大报纸都刊登支持的全版广告，甚至散播一项谣言，指称外国药厂以六百万美元贿赂余岩提案。这个由中医拥护者发起的示威活动被描述为国民党终结军阀以来最庞大的群众运动。在中医师聚集开会的礼堂里，墙上悬挂着两副巨联，分别写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以及「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为了争取各界支持，中医师不仅诉诸文化民族主义，更诉诸国货运动。
国货运动兴起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主要是鼓励人民购买国产商品以支持国家经济独立。藉由全体一致的经济行动来回应国耻，国货运动标志了一种新式群众运动的兴起。於是，政府官员与新兴的中国资本家共同努力把爱国精神与购买国产商品连结为一。藉着把中药转译为「国货」，中医支持者不止可以争取到中药业者，更可以争取到原本并不关心中西医之争的国货运动的人士。结果证明这是一项非常成功的策略。除了中医药业者本身之外，全国商业联合会、国货维持会以及药业职工会（主要是药业工人）都立刻表态支持示威抗争。实际上，中国的药业协会不仅从一开始就加入这场抗议活动，而且还接待了来自上海以外地区的代表。
在第一天结束之前，杭州中医协会的一名代表说出了所有与会者的心声：「全国中医药团体之团结，与此次之全国代表大会，为空前未有之首举。我中医药界，受人摧残，至於如此，实堪痛心。今日为我们代表大会开幕之第一日，我中医药界同人，应以今日为纪念日，亦即『三一七』为我们今後永久之纪念日。」他的提议获得热烈鼓掌通过，於是三月十七日就此定为「全国医药大团结纪念日」。与会者最为感动兴奋的一点，就是目击彼此以全国大会代表的身分齐聚一堂，从而见证了中医是一个全国性的团体。这个目标当然不可能仅靠一次聚会达成，而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为期三天的大会里讨论并且通过了一百零五项议案。除了反对余岩的提案之外，中医支持者也决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全国组织──不只代表中医执业者，也代表制药产业──藉此「集中力量，以御外侮」。
许多代表提议借此机会为中医业与中药业建立起永久的结盟关系。於是决议建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其中包含中医界团体、中药界团体，以及药业职工团体。
此处必须厘清的是，大会与会者刻意避免提及「中医」，反而在他们的总联合会与次联合会名称当中强调「全国」一词。这麽做显然是为了制造他们代表中国大多数医师与药师的印象。在总联合会之下，也设有各省、各县与各区域的分会。面对被废止的威胁，中医执业者踊跃加入。在三年内，分会数目就从两百四十二个增加至五百一十八个，包括在香港、菲律宾与新加坡的分支机构。为了回应余岩提案的威胁，史无前例的跨国中医网络开始逐渐成形。
大会中最戏剧性的一刻，就是当与会代表要为他们的专业「正名」之时。代表们不仅排斥「非科学医」与「旧医」这类带有贬义的名称，而且令人意外地，也决议拒绝「中医」之名，尽管有些人已经如此自称好一阵子了。郭适（Ralph Croizier）关於中医的开创性研究的结论指出，国医运动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心理认同的需求，源於支持者希望能在文化钜变下保有独特的中国认同（uniquely Chinese identity）。如果这真是最主要的动力，实在难以想像其支持者为什麽舍「中医」而偏好「国医」之名。
作者为台湾大学化学学士、芝加哥大学化学硕士、科学史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合聘教授，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创刊成员及副主编 （2016-2020）。
曾荣获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疗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所颁发的竺可桢青年学者奖（2005）、中央研究院年轻学者研究着作奖（2006）、科技部杰出研究奖（2016）。
所着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荣获美国医学史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所颁发之William Welch Medal （2016），以及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2015）。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员（2013－14），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人（2004－05）。
书名：《非驴非马──中医、西医与现代中国的相互形塑》
编者：雷祥麟（Sean Hsiang-lin LEI）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