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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学生运动反思
刘孔伏
［提要］
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席卷全国，要求自由民主和反腐反官倒，声势浩大，远胜过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学生运动。 但是 ，北京学生运动始终是非暴力的、和平冷静地占据天安门广场表达诉求，结果却遭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派兵镇压，死伤惨重，震惊中外，史称「六四」天安门事件。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学生运动，由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北京高等工业学校等十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聚集，要求北洋政府惩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的巴黎和会的卖国行为。游行示威的学生队伍走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受到了军警阻挠，於是转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处。曹汝霖闻讯已逃走，游行的学生痛打章宗祥，然後将屋内易燃品点燃，引发火灾，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1］。事後打人放火的学生并没有受到抓捕惩处，北洋军政府也没有派兵进行镇压。
两相比较，号称「人民政府」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远远胜过北洋军政府，比北洋军政府更坏、更凶恶。正如李锐评论说：「後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邓小平「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能干出来的事」［2］。毛泽东为什麽干不出来这种事？因为古今中外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博学多才的毛泽东尚且明白这个道理。拙文〈赵紫阳是如何得罪邓小平的？）［3］一文末云：
无论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多么复杂残酷，邓小平心里有多少苦衷和不得已，都不能为邓小平开脱，他就是天安门「六四惨案」的刽子手，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关於「五四」学生运动的反思与评价，笔者曾与着名社会文化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教授书信交流过，他於2012年12月4日覆信云：
孔伏先生：
十一月三日大函，我昨日始读到，我刚从外地返港，迟覆为歉。
其中「五四」之评价，近百年来，褒贬不一
，此在中国大陆如此，海外亦然，我个人是把它看作中国现代化（特别是思想、文化层面）的一个里程碑（当然是正面的）。诚然，对於五四中一股极端主义的反传统思想，我是不认同的。
关於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是否重集体一点，想先生会同意，这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非数语可决，我曾对此一问题有所论述，後收入拙着《中国社会与文 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未知先生有机会见遇否？此书早已断市，现「增订版」正在排印中，明春问世。
谢谢先生来信，并祝
研究
金耀基
2012、12、4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笔者友人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先生被称为「六四」学生运动幕後黑手之一，他当时就在天安门现场，後被中共抓捕投入北京秦城监狱一年有余。他出狱後
，於1991年春来我家相会，拙文〈曹思源《秦城之歌》〉［4］一文记其事云：
我将曹思源让进书斋，不用寒暄，一见如故，抵掌而谈。话题当然是「六四」事件，我先了解北京现场方方面面的情况，他侃侃而谈，严谨沈重，又不失幽默风趣。最後我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反省的问题：政治妥协是一门艺术，应该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的道理，明知赵紫阳同情学潮，在「六四」最後关头他到天安门看望学生，为什麽不与他达成妥协方案？曹思源反应很快，他回答说，当时学生领袖一个比一个革命，被称为「幕後黑手」的知识精英根本无法引导掌控。当然这个问题太尖锐了，这是群众学生运动之弊端，虽然不能求全责备，但是应该值得深刻反省。
笔者是历史学家，加上不在天安门现场的「旁观者清」，所以反思「六四」学生运动较早。
今年是纪念「六四」三十六周年，2025年5月24日「追寻六四真相，推动转型正义」研讨会在美国纽约皇后学院召开，主办单位：纽约思想者智库，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北京之春》杂志社，博登书屋。其研讨会主题：聚焦「六四」事件在中国改革中的历史地位，探讨中共体制内改革可能性与当代中国的民主前景，邀请学者与公共知识份子发表见解。
戴晴新着《邓小平在1989》［5］一书，是近年来记录与反思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的难得力作。博登书屋再版了该书，每个研讨会参加者都获赠一本，自然该书也是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之一。
戴晴好友、清华大学陈小雅教授首先在2019
年对该书做出了评论，她在〈戴晴新书《邓小平在1989》的看点〉［6］一文中云：
话题就是八九民运期间的中共高层斗争；观点就是学生运动为党内保守派所利用，成为改革派出局的原因。说是「老话题」，是因为，在事发当时笔者周围就有类似议论，经由陈一谘《十年改革与八民运》得到强化。笔者在《八九民运史》的初版中，也采用了其书的相关例证。笔者也注意到，包括鲍彤在内的一批赵系人物，大多持有类似视点与结论。随着学运主体叙事的崛起，「民间民」资料的日益丰富，这种原始的高层视点虽然略有转移，但并未淡出对运动整体思考的视野。而是最终促成了八九研究中「高层博弈」与「朝野亘动」架构的搭成。这期间，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以及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等一大批当事人叙事的面世，都在资料层面，对这一基本构架形成了有力的
拱卫。也正是在这一整体思考的观照下，戴晴的新书奠定了其在「高层博弈」叙事中不可替代的价值
。
近来《老杨到处说》节目播出〈与戴晴访谈〉
中，戴晴认为八九学生运动在中共允许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後，就应该做出妥协让步，撤离天安门广场，即4月27日反对《人民日报》社论大游行後。後来的绝食抗争和反对戒严是「形右实左」，
企图反抗到底，必然会醖成悲剧，断送胡耀邦、赵紫阳开创的政治改革。
笔者赞同戴晴「形右实左」看法，这是学生群众运动的弊病，不懂得政治争斗中的妥协艺术。这也难怪，他们从小耳濡目染中共的斗争哲学教育熏陶，只知道斗争到底、战斗到底，却不知道必要的妥协会更好地解决政治纷争。但政治妥协需要把握时机，这也是非常关键重要的。诚然不错，4月27
日反对《人民日报》社论大游行後是最佳时机，但
这是事件参加者难以抓住把握的，只可能是事後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才能做出的结论。戴晴是事件参加者，他自己当时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故此说法太理想化了，近乎於苛责。
其实，八九学生运动参加者最应该抓住把握妥协的时机，应该是5月16日阎明复等人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和5月19日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
劝说学生之时，与其达成协议。其理由如下所述。
自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八十代年代主要是中共两个元老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明争暗斗，他们俩人有着几十年的交往友谊，感情深厚，但在政治改革上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歧，总是「谈不拢」。邓小平的政治政革思想是在保证中共执政地位下进行宪政改革，使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中共党内四大才子之首的胡乔木看准了这一点，利用他掌管的中宣部，宣传影响或阻碍政治改革的方向与进程，诱导邓小平做出了制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策，且将其写入宪法。关於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撰专文详论，这里不再赘言。
邓小平不仅与陈云「谈不拢」，而且也要受其他中共元老和势力的限制，「改革开放」一触及政治改革问题，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就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事，反对政治改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搞得邓小平无言以对，犹如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其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在进行拨乱反正和实际的宪政改革中也经常受限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如愿，束缚手脚，犹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久而久之，他们在思想意识和看法上与邓小平产生了矛盾与冲突，亲密关系产生疏离，渐行渐远，特别是在对中国民运与学生运动的看法和处理上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八九学生运动发生在中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派别势力明争暗斗背景之下，学生政治上较为幼稚，不完全懂得这些，但所谓的「幕後黑手」应该有这样的政治意识和认识。
关於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
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一文，定性学生运动为「动乱
」当然不可接受，但并不知道此定性出自邓小平。
李鹏抓住了这个机会使坏，把此定性出自邓小平向北京市传达，使北京人人皆知，引发了次日大游行抗议反对。 根据(邓朴方和他的「康华」在八九学潮中的政治表演〉［7］一文云：
事後分析起来，如果当时仅仅是发表「四二六社论」，而没有让一般百姓知道社论中对学潮性质的无限上纲是邓小平的原话，那麽虽然仍会引起群情激愤的後果，但应该不至於引出「万人齐咒」邓小平的局面，因此也可能不会使邓小平肝火愈旺，
以至在最後的决策中失去理智。在此前提下，当时的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後提出的否定「四二六社论」
，由他本人承担责任的主张也有可能实现。
赵紫阳从朝鲜访问返回後，虽然提出否定「四二六社论」，以缓和学生强烈抗议反对，但在处理学生运动的主导权上已从他领导的中共中央转移到国务院，由邓小平、李鹏等人主导。甚至「此时中办已经被李鹏为首的「中央」撇在一边，无法正常履行职能了」［8］。他提出否定「四二六社论」的建议，自然不被一惯固执、一言九鼎的邓小平所接受采纳，反而成为了清算他的罪状。
为了让学生认清当时局势，五月四日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
「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起，邓小平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内外公认的领袖。尽管前年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退下来了。但是，我们党的所有同志们都知道，没有他的领导、智慧和经验，是不行的。
因此，在十三大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正式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凡是重大的问题，我们都必须向他请示。这个决议没有公布，但是今天就向您通报了。」 ［9］
赵紫阳这就向学生桃明了，我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一把手，实际上是邓小平说了算，学生们要搞清楚。随後他知道邓小平、李鹏实行戒严令 ，就派阎明复去劝说学生未果，所以他又亲自去劝说学生。《海南日报》副主编程凯〈我的1980年代〉［10］一文云：
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
这个时候学生领袖还「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 达成协议，究竟要干什麽？要推翻中共
，学生领袖上台掌权，这可能吗？戴晴称其为「形右实左」，恰如其分，无疑是正确的。
在这次纪念「六四」三十六周年研讨会上，胡平先生语重心长地说：
「 六四」后民间再无大规模抗争，朝中再无赵紫阳，有关民运人士必须躬身自省 ！
此言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胡先生还希望海外民运人士研究当前中共党内派系争斗
，利用其矛盾，推动中国民主化转型。
［1］《维基百科》火烧赵家楼事件条目。
［2］editr：〈李锐「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独立中文笔会2015年2月8日。
［3］刊美国《北京之春》2025年5月号。
［4］刊美国《议报》2024年11月9日。
［5］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出版。
［6］2019年8月3日PDF版。
［7］自由亚洲中文网「中南海夜话」，2023年9月29日。
［8］〈温家宝的1989（下）：六四电报罗生门〉
，万维博客2021年11月11日。
［9］高伐林：〈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交底，让邓小平恼火的是什麽〉，《伐林追问》2020年6月5日。
［10］程凯2025年5月16日EDF。
作者系中国历史学家，现流亡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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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