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美国左祸与自由危机》自序：福山「历史终结论」错了，杭廷顿「文明冲突论」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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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杰

関键评论 2022-7-25

今天，人类面临中共极权政府及渗入西方心脏的各种左派思潮的威胁，甚至大过昔日的纳粹。我将写作视为作战，书斋就是战场，我在书斋中打这场思想和心灵的战争。

余杰《美国左祸与自由危机：以美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视野的政治思想史》

新冷战时代，我将书斋当战场

朋友，热血震动着我的心

片刻之间献身的非凡勇气

是一个谨慎的时代永远不能收回的

就凭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我们是存在了——T・S・艾略特（T.S. Eliot）

歧路亡羊的美国，如何归回正道？

二○二○年十一月，在中国COVID-19（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病毒肆虐全球之际，我完成了酝酿二十年的《大光》三部曲，似乎有千斤重担卸下肩头，甚至一生的使命都已完成。

然而，就在我兴奋而庄严地作为美国公民、第一次投票选举总统之後，却赫然发现二○二○年总统大选陷入一场美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全国性舞弊丑闻。此後两个多月，美国清教秩序的摇晃和左派意识形态的长驱直入，让人心惊肉跳、夜不能寐：传统媒体和社群媒体集体造假，大学知识菁英为虎作伥，官僚系统腐败因循，乃至最高法院对宪法漠视与羞辱……「深层政府」无耻地篡夺了本来属於川普（Donald Trump）总统的胜利，将正在走向再度伟大之路的美国重新拖入「华盛顿的沼泽」。

之後，大政府卷土重来，种种宪法保障的基本公民权利被以防疫为名遭到剥夺，激进的移民、福利和能源政策造成物价飞涨，中产阶级苦不堪言，中国如同对待战败国一样羞辱美国外交官，美国扶持的阿富汗世俗政府在美军仓促撤军後如融冰般溃败，正是看到美国民主党政府的软弱无力，俄国独裁者普亭（Vladimir Putin）才悍然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我突然醒悟：我的使命尚未完成。我由中国流亡者成为美国公民，我感激美国予以我庇护，我更要挺身扞卫美国的自由——很多新移民偏偏充当美利坚秩序的破坏者，我不齿於他们卑贱的言行。我想起香港电影《黑金》中主人公的一段台词：「我爱这块土地，我不能看着她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弄得乌烟瘴气，当年，他们把大陆搞垮了，我们还可以退到台湾，但是如果今天，他们把台湾也搞垮了，我们还可以退到哪里去？再退一步就是大海了。」

这何尝不是我的心声：美国是我和妻儿最後的栖身之地，是人类的诺亚方舟，如果美国也被中共渗透、被左派搞垮，我们还能躲在哪里去呢？与其躲避，不如应战，像T・S・艾略特那样，穿越荒原，穿越在「各自的监狱」里「绕着圈子走的人群」，仰望一片寂静的「光亮的中心」。

我在《大光》三部曲中梳理了五百年的文明史和观念史，指出英美文明是人间正道。但由於篇幅所限，对晚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只能简略陈述。所以，还需要另外写一本书，回答「美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和「左派是如何一步步肆虐全球的」（左派思想之无孔不入，超过中国武汉肺炎病毒）这两个大哉问。

我要写一部以美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视野的当代政治思想史，一部像《共产主义黑皮书》那样的对左派追根究底的反左之作——这里的「左」，不单单是共产党掌权的极权国家，还包括深入西方骨髓、花枝招展的各种左派意识形态。

於是，在此後一年里，我废寝忘食地完成了新书《美国左祸与自由危机》。我赫然发现，不仅过去学习和接受的中国史、亚洲史是被扭曲的假历史，甚至美国史、欧洲史和西方史也是左派的洗脑工具。重新思考、书写、校正历史尤为重要。

此刻，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至暗时刻的演讲萦绕在我耳边：一九四○年五月十三日，组成战时内阁的邱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我们面临着极其严酷的考验，面临着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斗争。若问我们的政策是什麽？我的回答是：在陆上战斗，在海上战斗，在空中战斗。尽我们的所能，尽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去战斗，同人类黑暗、可悲的犯罪史上空前凶残的敌人战斗。」（注1）

本书第一部「进步派，自由派，都是左派」，写一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二战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又称小罗斯福）以及如今愈来愈像共产党的美国民主党。

威尔逊和罗斯福是一般意义上的「绅士」与「好人」，但其思想意识已被十九世纪末以来的左翼「进步主义」俘获。人最大的败坏是观念秩序的败坏——他们用「进步主义」处理国内和国际问题，并形成一整套政策，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灾难性後果。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及人们普遍认为「理所当然」的论述中，他们伟大、光荣、正确。现在，该将他们请下神坛了。而现今的美国民主党，早已在左翼歧路上夺命狂奔，要将美国带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指出此一危机刻不容缓。

第二部「麦卡锡对抗马克思」，为长期被左派妖魔化的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平反正名。掌握话语权的左派，偷天换日、暗度陈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将英雄贬斥为小丑，将小丑打扮成英雄。如今，该让英雄归位英雄、让小丑归位小丑了。麦卡锡清共，如同美国队长般拯救美国，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美国本土，战斗不是壕沟与铁丝网、坦克与机枪，而是观念与观念之战、心灵与心灵之战。在二战中战败的德国，悄悄让「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德国思想侵袭美国；上世纪六○年代，以反越战为名的一场「文化革命」，伴随着爱滋病、性变态和毒品横扫美国大学校园和知识界。

而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对华绥靖外交，成为中共政权的续命金丹，让中国不仅熬过了冷战，还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了野蛮崛起，成为美国和美利坚秩序的首要敌人。

第三部「家人与敌人」，马克思当年宣告的那个在欧洲大陆游荡的「幽灵」，如今已然在美国侵门踏户。在美国内部，从大学、主流媒体、科技巨头到教会，这些美国社会的中流砥柱，都被左派严重渗透，一不小心，家人就变成了敌人。

在美国外部，「美利坚秩序」摇摇欲坠，二战之後美国打造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被中国腐蚀得千疮百孔。二十世纪以来，美国和西方出现过三次绥靖主义高潮：对纳粹、对苏联和对中国——最後一次绥靖主义，仍在持续演化之中，吃过中国大亏的若干亚洲国家醒了一大半，美国醒了一小半，欧洲却还在昏睡。（注2）

毛泽东当年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今天习近平的中国仍是共产极权主义加「天下帝国主义」。美国和西方能战胜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大敌吗？

历史并未终结，只是中场休息

在本书中，我有力地反驳了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

冷战的结束，对於美国和西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麽？胜利似乎易如反掌，凯旋当然让人心花怒放。一九九○年代初，福山发表的「历史终结论」是这种单纯而热烈的乐观主义情绪的典型代表。

福山认为，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或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或黑格尔（Georg W. F. Hegel）说的一八○六年（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在以上时间节点，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已确立，此後人们所做的只是实现「自由民主」原则。

冷战的胜利证明作为一个统治体系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正统性，自由民主已胜过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已没有一种伪装普遍的意识形态能跟自由民主竞逐，也没有一种普遍原理比人民主权更具正统性。

自由民主政治的成长跟其伴侣经济自由主义的成长相偕而行动，已成为四百年来最值得注意的显着现象。因此，自由民主有可能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後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的「普遍史」，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同质社会。（注3）

福山是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学生，却并不具备老师所坚守的清教秩序，後来他从新保守主义滑向左翼自由派，不足为怪。他的思想更多来自於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启发。前者是流亡法国的俄罗斯贵族，是黑格尔的释经学家，融合了德国、俄国和法国的哲学传统；後者是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人，是柏拉图的阐释者。

在「历史终结论」中，迷恋黑格尔和尼采哲学的福山对「自由民主」的具体内涵只是泛泛而谈，将一七七六年和一七八九年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及其启动的不同历史方向煮成一锅粥。

不过，他也意识到，「美国国内最强固的共同体形态，与其说是合理的私慾，不如说是根植於共同的宗教价值观。定居於新英格兰的五月花号清教徒及其他清教徒的共同体，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是为了颂扬上帝的荣光这种共同的关怀而结合为一体。」

「杰佛逊或富兰克林这些推动美国独立革命的洛克式自由主义者，或者像林肯这类热烈信奉自由平等的人，都会毫不犹疑地主张需要信仰上帝。」然而，他看到清教徒精神是美国立国根基这个事实，却无法理解清教徒虔诚的信仰和力量的源泉，而将他们视为「排他而偏颇的狂信者」。

福山笃信另一种「更纯粹形式的自由主义」，即跟宗教传统分割的世俗自由主义。他特别提及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基於非特定教派的「上帝信仰」可能伤害无神论者的感情，所以不得存在於公立学校。此类判决的结果必然是：「在宗教宽容的考量下，道德主义和宗教的狂信遭到了挫折；因为向世界『所有』信仰和『价值体系』开放的热情，使得信奉『某一』教义的可能性反而弱化。」他赞成此种多元化趋势，却也意识到，「在这种处境与知识风潮下，美国共同体生活的劲道会衰退。」

是自由先於平等，还是平等先於自由？这是左右分野的标志。福山承认这一事实：「在民主国家，对平等的热爱是比对自由的热爱更深远也更持久的一种热情。」他也看到这一事实背後的深层危机：「《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被新制定的权利严重削弱，只为了实现更彻底的社会平等化。」

换言之，如果摒弃基督教信仰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由此推展出的社会进化论、马列主义史观和左派正义论——平等论），相信尼采说的「人只是有生命的烂泥浆」，那麽「一个自律自主、能为自己创造法则并理性遵守的人，必将沦为一个自吹自擂的神话」，最後结果就是「爱滋病毒跟人有平等权利」，服药杀死爱滋病毒就是破坏平等的秩序（在台湾的「环保胶」看来，海藻跟人有平等权利，海藻的生命甚至重於人的生命）。

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就不能区别何谓「他者」。福山意识到左派的邪恶，却拒绝基督教传统，靠世俗主义、人本主义不可能战胜自有其「神格」的左派意识形态。世俗主义必然骄奢淫逸、自私自利，不能形成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也不能锻造出福山所憧憬的「勇敢的胸膛」。抛弃清教徒传统，必然出现福山所说的「最後之人」、也即尼采所说的「末人」。

世俗主义不能回答「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何不能被剥夺」，也不能赋予人权以神圣的来源。在此意义上，被视为新保守主义者代表人物的福山，其实是机会主义者和马基维利主义者——此後三十年，他的一系列言论和预测全都错得一塌糊涂，几乎「逢赌必输」，如果他是一名日本武士，大概早就为此破腹自杀了。

历史并未终结，只要还有毛泽东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崇拜者挥舞红旗（包括作为其变种的「安提法」和「黑命贵」），只要形形色色的左派意识形态占据媒体、学校、网路乃至教会，冷战的落幕就不是一场右派对左派的绝对胜利，而只是短暂的中场休息，下半场还有更艰巨的殊死搏斗等着我们。

我们为何而战：为家庭、为自由、为国家、为上帝

一个自以为没有敌人的世界，实际上更加危险。

一战不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一战後出现了共产苏联和纳粹德国两个恶魔。二战也没有实现「消灭法西斯」的目标，另一种法西斯——共产主义——成为最大的胜利者，席卷数十个国家。冷战结束，亦非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在过於富庶的西方，饱暖思淫慾，左翼极端主义思潮蛰伏一段时间後，如爱滋病毒（或「中国武汉肺炎病毒」）一般扩散全球，如入无人之境。

整个一九九○年代，苏联这个对手消失後，美国失去了敌人，严峻的安全挑战不复存在，没有动力制定新的安全政策。一九九一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重新思考」国家安全的会议，只是表明「多数美国人觉得重新思考的问题是多麽让人别扭」。（注4）於是，更大的危机在十年後爆发了。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下时，基本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人们在柏林墙的废墟旁边载歌载舞，如同一场大派对；二○○一年纽约世贸大厦遭到伊斯兰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时，造成两千九百九十六人丧生，而後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给美军带来越战之後最惨烈的伤亡及美国国际威望的重挫。与此同时，中国抓住此一「战略空窗期」实现「大国崛起」，从「韬光养晦」走向「有所作为」的「全球治理」。

美国和西方再度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在内部，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面临着左派势力处心积虑的腐蚀，乃至颠覆——左派思想是《圣经》中所说的人的罪性，左就是罪中之罪。人天生就倾向於不劳而获，人天生就希望将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人天生就像《动物农庄》中的猪那样相信「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错了，杭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才是对的。杭廷顿反对一些美国人对内推行多元主义、对外推行普世主义——他说的就是福山这类人。杭廷顿坚信「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美国必须扞卫美国之为美国的价值（特别是基督新教信仰）；而在全球范围内，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永远不会结束。（注5）

一战、二战、冷战，美国表面上是赢家，但在胜利背後被忽略的，绝非丁丁点点的「瑕疵」——以二战後欧洲势力范围的画分而论，美国和西方背弃了数千万计热爱自由的东欧人，这一政策跟战前坐视数百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没有根本性差别（如今，西方又坐视上百万维吾尔人被中共关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中营实施种族灭绝）。

历史学家齐斯・洛韦（Keith Lowe）指出：「东欧共产党在夺权时的心狠手辣，让西方政府相形之下显得像是手忙脚乱的业余玩家。……透过恐怖手段的使用，加上对任何反对声音的零容忍，共产党所创造的不仅仅是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战略缓冲区，更是以苏联为原型的一系列复制品。」（注6）四十多年後，东欧各国的自由和解放才姗姗来迟。

但普亭入侵乌克兰，如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让东欧再度被笼罩在极权暴政的阴影之下，更打破了西欧在二战後长达八十年文嬉武戏的承平时代。欧洲发现，自己根本无力保护自己。

左派不亡，鲁难未已。昔日，左派在美国的国门之外，清教秩序如同疫苗【小编推荐:显微镜学家发表对四家疫苗公司的成分分析】，有效地遏制左派病毒蔓延。如今，美国将清教秩序弃之如敝履，左派攻入常春藤大学、攻入好莱坞和迪士尼、攻入《纽约时报》和CNN、攻入苹果和脸书、攻入白宫、攻入国会大厦、攻入最高法院、甚至攻入教会……病毒深入骨髓，病人病入膏肓。

那麽，美国还有能力和智慧纠正错误、回归正道吗？二○一七年七月六日，美国总统川普在波兰首都华沙克雷辛斯基广场的「华沙起义纪念碑」前发表了一场重要演讲。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郝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评论说，川普的华沙演讲如同雷根（Ronald Reagan）的柏林墙演讲一样，是其就职以来最具力量的演讲。

川普在这篇演讲中说：「今天我们必须指出，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方式正在遭受可怕的威胁。……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共同面对来自南方或东方的、内部或外部的力量。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削弱我们的价值观，消除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信仰和传统的纽带。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些势力会削弱我们的勇气，削弱我们的精神，削弱我们维护自己和我们的社会的意志。」

敌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西方拥有哪些克敌制胜的武器和资源呢？川普指出：「西方的防务最终不是依赖於手段，而是依赖於人民求胜的意愿。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西方是否还有生存的意愿。我们是否对我们的价值观抱有信心，并且不惜代价去扞卫它？我们是否足够尊重我们的公民，去保护我们的边界？面对那些想颠覆、摧毁我们文明的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欲望和勇气去保守我们的文明？」

他直指问题的核心：「我们为西方文明而战，并不是在战场上开始的——它始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灵魂。」他对西方的胜利拥有十足的信心：「我今天敢向世界发言，西方绝不会被打垮。我们的价值观将会取胜。我们的人民将会兴旺。我们的文明将会取胜。……让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像波兰人一样战斗——为家庭、为自由、为国家、为上帝。」

家庭、自由、国家和上帝，是左派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的核心价值，是奈保尔（V. S. Naipaul）所说的「我们的普世价值」。

本书所讲述的，是现实版的《魔戒》和《冰与火之歌》的故事：敌人已经抵达门口，但我们必不丧胆，我们将战斗到底并取得终局之战的胜利。

二○二二年一月四日

暴风雪中，於美利坚合众国维吉尼亚共和国费郡绿园群樱堂

注1：邱吉尔：《永不屈服：温斯顿・邱吉尔一生的最佳演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页181。
注2：曾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中国问题高级顾问的余茂春教授讲过一个有趣的细节：国务院某部门耗费巨资，就各国民众对美国和中国的观感做民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很多国家得到的信任和爱戴超过美国。众人对此结论颇感沮丧。余茂春问该计画主持人，有没有哪些国家的民调结果对美国的好感排在中国之前？该主持人说，对美国的地缘政策，那些都不是重要的国家。余茂春坚持让对方报告出此类国家的名字。主持人支支吾吾地说，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越南、蒙古、台湾等。余茂春回应说：这就对了，你们的调查是用科学的方式做的，但分析方式错了。正确的结论，不是中国多麽受欢迎和爱戴，而是凡是中国的邻居、凡是真正跟中国打过交道的国家，都知道中国有多麽邪恶和野蛮。
注3：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历史的终结》，（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页62。
注4：沃伊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冷战留给国家安全的遗产：一种历史视角〉，见沃伊切克・马斯特尼、朱立群主编：《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页46。
注5：塞缪尔・杭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页5。
注6：齐斯・洛韦（Keith Lowe）：《二次大战後的野蛮欧陆》，（台北）马可孛罗，2020年，页415、页444。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美国左祸与自由危机》，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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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种族理论╳政治正确＝美式文化大革命！？

自由堡垒的美利坚，何以陷入分崩离析的价值危机？

为什麽左派总以自由为代价，开启通往「奴役之路」的专制大门？

左胶到底要把美国变成什麽形状？

自由作家余杰、对美国百年左祸乱象的沉痛反思

我们已经意识到「政治正确」的种种危害，

但只有余杰敢於「政治不正确」地大胆检讨！

欧洲左派思想传入美国，途径原来是透过威尔逊的理想、罗斯福的新政？
在二战中击败纳粹德国的美国，在文化上为何反沦为德国左派思想的殖民地？
麦卡锡主义并不是白色恐怖，而是对抗共产暴政、扞卫自由民主的必要方案？
为什麽越战期间的反战运动，最终演变为对试图摧毁社会传统的「美式文化大革命」？
以基督教传统为基础的美国大学，为何会陷入名实不符的平等、进步、多元等左派价值而无法自拔？
为什麽美国大多数新媒体与高科技产业，反而会是左派意识型态的当然支持者，进而认同大政府与中共？

本书是身为美国公民的自由作家余杰所着。他提出质问：为什麽历经一战、二战，越战，多次成功保卫西方自由民主、抵制共产暴政的美国，会一再沦为意识型态冲突的文化战场？为什麽历史上主张进步、平等、多元的左派知识分子，最终却以「自由」为代价，开启一条通往专制暴政的「被奴役之路」？为什麽追求自由、扞卫真理，在今天会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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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书回溯至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以保守主义的角度论述美国百年来如何受到左派思想影响的文化思想史，进而反思美国的自由价值与清教徒观念秩序的内在连结，是余杰继《大光三部曲》後，又一论述西方文明历史演变的重量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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