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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丹

镜报  2026-3-9

继委内瑞拉之後，在美国的强大打击之下，伊朗政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随着美国横扫中国的盟友，外界有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全球扩张战略受到沈重打击，台湾应当是安全了。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事情恐怕恰恰相反：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处处受挫，台湾其实更应该提高警觉。 为什麽这麽说呢？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 当一个国家的国际空间被压缩，其领导人的扩张野心是否会随之收缩？ 这个问题如果放在民主国家，答案或许是Yes，因为权利的制衡机制会迫使领导人调整失败的政策和错误的发展方向。 但是这个问题放在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答案可能就不仅仅是No，而更可能是恰恰相反。

首先，在独裁制下，独裁者的心理分析显得至关重要。 习近平的政治行为可以从三个心理特徵来理解。第一，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显示出明显的权威取向，他强调纪律、服从与组织控制。这种性格特徵使他倾向於集中权力并直接掌控重大决策。

第二，习近平反覆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将这一历史叙事与自己的政治任期紧密联系。在官方宣传体系中，他被描绘为带领中国走向复兴的核心人物。这种叙事不仅是政治宣传，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历史压力：如果没有重大历史成果，整个叙事就会显得空洞。

第三，是深层的不安全感。习近平的个人成长经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家庭政治冲击与下乡经历——塑造了一种高度警惕的政治心理。这种心理特徵往往表现为对潜在威胁的过度敏感，以及对权力控制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中国军队与党内系统的多次整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不安全感。这三个心理特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强势领导模式：既具有强烈的历史抱负，又对权力稳定保持高度警惕。在这种心理结构下，政治目标往往不会因外部压力而收缩，反而可能因压力而更加集中。

其次，中国的高层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具有彻底的个人独裁特点。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往往依赖於「历史使命」与「重大成就」，领导人必须透过不断扩张的政治目标来维持自身权威。换句话说，在极权体制中，野心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个人特质，而是一种制度性的需求。当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於一人时，制度本身会鼓励领导人不断提出新的战略目标，以证明集中权力的必要性。同时，领导人的野心往往呈现出一种自我强化的特徵。一旦历史叙事被建立，政治目标就很难被主动缩小。否则，领导人的权威本身就可能受到挑战。这正是理解习近平政策逻辑的一个关键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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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徵性。它既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叙事紧密相连，又能被描述为「历史遗留问题」。如果将「统一」与「民族复兴」叙事结合，台湾就自然被塑造成一个历史性目标。当其他地缘政治空间受到限制时，台湾在战略议程中的重要性就会进一步上升。换句话说，当国家的国际空间被压缩，而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并没有同步缩小时，决策重心往往会集中到剩余的少数选项之上。而在中国的战略议程中，台湾正是这样的一个选项。因此，当习近平和中共在国际上越来越无路可走的时候，台湾的风险系数其实是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