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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支联会案．海外证词】王丹为邹幸彤及支联会作见证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追光者 2026-3-18
法官大人：
我名叫王丹。今天我以一个见证历史的人、也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回应邹幸彤小姐的呼吁，为「六四事件」以及支联会作供。因为我人在海外，无法亲自到庭接受盘问，只能把我知道的、我经历的、我亲眼见过的事情，尽量诚实、清楚地写下来。
我不是法律专业人士，这份证词未必符合最严格的法律文书格式。我也明白，任何人的回忆都不可能像仪器测量那样完全没有情绪。但我愿意在这里向法庭坦白：我写下的每一段，都以「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良知负责」为原则。我相信，法庭要判断是非，不能只听权力一方的说法，更应该听听曾经在现场的人，如何理解那段历史、以及那段历史如何延伸到香港。
以下分两部分：
甲：关於「六四事件」
乙：关於「支联会」与邹幸彤
甲 关於「六四事件」
一、我对「六四事件」背景的见证
1. 我亲身处在那个年代的气氛里。
1989年之前的几年，中国社会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下出现希望，另一方面也累积了非常多不满：贪腐、官倒、特权、言论限制、对改革的反覆与倒退。对我这一代年轻人而言，最深的感受是：我们爱这个国家，但我们看见它被一套僵硬而且不容批评的权力机器压住；我们想要的是更公平、更有尊严的生活，以及能够公开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
2. 运动不是「外国势力煽动」，而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
我很清楚记得，当时学生走上街头、走到天安门，最初的语言非常温和，诉求也非常具体：要求反腐、要求对话、要求自由的言论空间、要求尊重宪法里写着的权利。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很多人用最笨拙、但也最真诚的方式在表达爱国：有人拿着手写标语，有人唱歌，有人只是站着流泪。那不是某个境外力量能「指挥」出来的场面，而是一种社会情绪走到临界点後的自然爆发。
3. 胡耀邦逝世是导火线，但不是「阴谋」。
胡耀邦先生逝世（1989年4月15日）之後，学生自发悼念，背後的情感很直接：很多人把他视为较能包容改革与不同声音的领导人。悼念活动逐渐转化为对政治改革的期待，这是历史逻辑的延伸，而不是外力操控的结果。
二、我对「六四事件」发展过程的见证
1. 我就是运动的当事人之一。
1989年春夏，我身在北京，直接参与运动的组织与行动。我不需要靠想像或转述来理解那段历史，因为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很多细节——广场上夜里的风、同伴的疲惫、群众送来的食物和水、一次次对话无果後的失望——到今天仍然非常清晰。
2. 运动长时间维持和平、理性、非暴力。
外界常常忽略一个关键事实：这场运动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努力保持克制。我看到的是学生自发维持秩序、劝阻冲突、对市民表达感谢。我也看到许多北京市民——工人、店员、老师、司机——用他们能做到的方式支持学生：送水、送饭、提供纸张、提供药品。这些都不是「暴乱」的样子。
3. 局势被一步步推向不可逆的悲剧。
我不能替任何政治人物下定论，但我亲眼见证了：在关键节点上，官方用强硬定性、威胁镇压、拒绝真正对话，使得矛盾被放大。到了後期，北京城里充满一种压抑的恐惧：大家都在猜，军队会不会真的开枪。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会对自己人开枪」这件事会发生，但它最後发生了。
4. 六月初的镇压造成大量伤亡，这是悲剧性的事实。
关於死亡人数，因资讯封锁与多年来的政治压力，外界难以掌握完整数字。但「发生了以武力镇压和平民众、造成严重死伤」这点，不是争议，而是历史事实。这也是为甚麽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受难者家属、幸存者、见证者不愿沉默。
三、我对「六四事件」性质的理解（以见证者角度）
1. 它首先是一场对人民的伤害。
对我而言，六四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很多具体的人：有的人再也回不了家，有的人留下终身伤痛，有的人失去青春，有的人失去子女。
每当有人把它轻描淡写为「一场风波」，我心里都非常难受，因为那等於再次否定了无数人的痛苦。
2. 它也是一段必须被记住的历史。
如果一个社会连自己的伤口都不能说，那它就很难真正走向成熟。记忆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重演。这也是我理解香港多年来纪念六四的原因：香港人用烛光守住的不只是同情，更是一个社会对「不可以再杀人」这个底线的坚持。
乙 关於「支联会」及邹幸彤
一、我与支联会的接触与亲身观察
1. 我多年来与支联会及香港烛光悼念活动有直接关联。
自支联会成立以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晚会长期是全球华人社会极少数能公开悼念六四的场合之一。我在不同年份、不同身份下，与这类活动保持关注与参与，并与多位香港公民社会人士有交流。支联会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非常「香港」：来的人很杂，立场不必一致，但大家愿意为一个基本的人道立场站在一起。
2. 支联会的核心工作是纪念与倡议，不是暴力，更不是秘密颠覆。
我所了解的支联会活动，主要是公开的：悼念晚会、展览、座谈、出版、教育与公众倡议。它的表达方式是烛光、文字、演说、集会。这些活动即使尖锐，也属於公共讨论范围，与暴力、恐怖、或秘密组织的模式完全不同。
二、支联会的性质：为何我相信它不是「外国代理」
1. 支联会是一个以香港社会为基础的公民组织。
就我长年观察，支联会之所以能维持那麽久，不是因为某个外力操控，而是因为香港社会长期存在一股自发的道德情感：对六四死难者的同情、对暴力镇压的反感、对中国未来的关心。支联会能做的事、能动员的人，都高度依赖香港民间的参与，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力量。
2. 「动辄指控境外势力」是威权政治常见手法。
我作为被迫害过的人，非常熟悉这种语言：当权者不愿面对社会不满的根源，就把一切推给「外国势力」。这种说法方便、廉价，却经不起检验。六四当年如此，後来对很多异议人士也如此；把同一套说法套到支联会身上，我并不意外，但我认为那不是严谨的司法判断方式。
三、支联会的社会意义：我看到的三件事
1. 它让香港人有一个面对历史的方式。
六四对很多香港人而言，是一种集体创伤。每年的烛光晚会，像是一个公共的「哀悼场域」：人们在那里承认悲剧发生过，也承认人命值得被尊重。这种公共哀悼本身，就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
2. 它让中国受难者家属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
在极权环境里，孤立是最可怕的。支联会多年来让很多人知道：仍有人记得那些死去的人，仍有人愿意说出「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种精神上的支持，是非常真实、非常具体的「人道援助」。
3. 它曾是香港自由空间的象徵。
很长时间，国际社会观察香港是否仍保有自由与法治，六四烛光是否仍能点起来，往往就是一个指标。支联会存在与否，与其说是某个组织的命运，不如说是香港公民社会空间的缩影。
四、关於邹幸彤：我对她的了解与判断（以事实证人角度）
1. 我知道她做的是「公开倡议」，不是秘密行动。
我与邹幸彤的接触与了解，主要来自她多年以来公开的言行与她所承担的工作。她的表达一贯是公开的、可以被检视的：她说甚麽、做甚麽、呼吁甚麽，都在公共领域进行。这与「暗中颠覆」的想像完全不同。
2. 她的言行延续的是支联会一贯的路线。
我没有看到她把支联会带向暴力或非法的方向；相反，我看到她承接的是一条很清楚的脉络：以公开方式保存记忆、以公民方式表达立场、以和平方式唤起社会关注。这些做法，也正是香港长年公民社会的典型方式。
3. 她的坚持让我想起很多受迫害者共同的特质：不愿说谎。
我说这句话不是抒情，而是事实上的感受：在一个压力巨大的政治环境里，很多人会选择沉默，因为沉默最安全。邹幸彤选择不沉默，这本身就意味着她付出代价。她如果是为了私利，完全没必要走到这一步。这是我作为曾经付出过代价的人，能够理解、也能够判断的。
结语
法官大人：
我写下这份证词，不是为了把法庭变成政治战场。我只希望，当你要判断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性质时，能够把历史放进来，把人的经验放进来，把常识放进来。
六四的悲剧确实发生过；香港人以烛光纪念它，也确实是自发而长久的社会事实。支联会长期以公开方式在香港进行纪念与倡议，我所知所见，并不符合「外国代理」或「暴力颠覆」的描述。邹幸彤作为其中一位承担者，她所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在公开领域，她的行动逻辑也与支联会多年来的路线一致。
我愿意为我以上所述负责。如法庭需要，我亦愿在可行的法律程序下（例如以视讯或书面补充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谨此作供。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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