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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为「香港式文革」致歉

2026年04月14日 14:15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撰文:罗孚 (前《新晚报》总编辑)

原刊於《当代》月刊 第24期 1993年3月15日

「一九六七年,爆发了「反英」斗争,许多群众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马上就要到手的退休长俸,拼死拼活地去斗⋯⋯」

《当代》的朋友劝我写回忆录,我是踌躇的。

这比在时,已经算是进了一步,或者说退了一步——从不打算写什麽回忆录上後退了一步。当时有朋友劝我写在香港几十年工作的回忆,最好或最少写出引起近十年羁留在北京的原因和情况的回忆,我一直没有接受这些好意。

要善於识别历史

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也许有人以为我「大」,其实很小,没有什麽值得写的。我知道的,经历过的事情不多。

现在大陆上写回忆录成风,这是好现象,保存历史。但後来听到不少人表示不欲观之,因为据知情者说,不少回忆录的作者都在美化自己,上至国家大事,下至个人感情 (主要是爱情或恋情) ,都有歪曲事实,自我美化之处。这里面包括平日受人尊敬的名人。而指出这种歪曲的往往是作者的朋友而并非敌对的人。书写历史因此成了改写历史了。我既没有什麽资格书写历史,更没有资格改写历史。

我也并不因此就反对人家写回忆录,我依然是爱读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我没有这麽狂而自信,只是带着警惕的目光去看回忆录和历史就是了。

历史也并不都可靠。苏共的历史、中共的历史,不都是左写右写,写过来写过去的麽?既不能阻止覆雨翻云,就只有带着眼睛去识别。

史书总得有人去写,回忆录总得有人去写。一无所有,就未免太蒙昧,太寂寞了。

但是,我还是对自己执笔写回忆录感到踌躇,尽管回到香港後因朋友的力劝而有了动摇。我想,我还是看人家写的回忆录为好,包括我的朋友写的。

似乎有人说,我要写「」的回忆录。

这怎麽可能呢?我根本没有参加过「文革」。十年「文革」,我一直是观潮者。在潮畔,不在潮中。

制止在港搞「文革」

「文革」一开始,我们在香港的就接到指示:香港不搞「四大」——、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连。也就是:不搞「文革」。这使人放心。

但有人并不安心,还想「搞搞震」。据说,新华分社里就有人蠢蠢欲动,甚至已经开始贴出了大字报,要在新华社内部展开「文革」,作为革命的表率。这事情弄到「上震天廷」,劳动了周恩来,把一些人召上北京,苦口婆心地劝了六、七个钟头,才算把香港可能爆发的「文革」之火,扑灭在摇篮里 (我想,这里不能用「扼杀」吧) 。至今回忆起来,还不禁使人感叹一声:「辛苦了,周恩来总理!」当「文革」的火势燎原时,区区一点的香港之火就要费他这麽多精力,举一反三,也够把他累死的了。人们不是听说了麽?左一派、右一派、这一派、那一派红卫兵的头头,他都要接见做工作,往往是一个通宵。

香港避免了「文革」。应该首先感谢周恩来!

罗孚在香港一家团聚。(原文附图)

反英抗暴—香港的「文革」

香港却又爆发了「香港式的『文革』」——一场「反英抗暴」。这是当年左派的称呼,而英方和一般人,却把它叫做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动」。一边是说:「我抗暴政」;一边是说:「你搞暴动」。

为什麽说是「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呢?

香港左派奉旨不搞「文革」,不搞自己斗自己。而左派总是要革命的,在国门旁边,被「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文革」之火烘烤得不免面红心热,热血沸腾,就不能不采取一些革命行动,表现革命积极。这表现,首先向北京表现,向和中央文革表现。「我们也在革命,并没有睡觉!」既然不能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斗自己,那就只有去斗港英,革港英之命了。

这就借了新蒲岗一间塑胶花厂的,发动起一场「反英抗暴」。像香港这样的地方,当年的劳资纠纷俯拾即是,不过那间塑胶花厂刚好被看中了、选上了、中了头彩而已。

这以前,已经小试其锋,取得大胜。那是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在澳门,对澳葡的一场斗争,以狮子搏兔的压倒之势,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澳葡被迫低头,澳门据说因此有些红彤彤了。

让港英「走头」

「胜完可以再胜」!不是「饮胜」,而是斗争的胜利。可以再胜港英。

「胜利冲昏了头脑」。据说,领导人在深圳总结了澳门的胜利以後,就决定了在香港要大干一场。这以前,还组织了香港左派机构的工人、职员、学生一批又一批,去澳门参观学习,学习那边的斗争经验。大约是练兵吧。我们都去过。

澳葡低头了,「反英抗暴」的口号於是叫出:「港英不低头,就走头!」「走头」就是走路,意思是回老家,也就是回英国「祖家」。用现在斗彭的文雅一点 (还是粗鄙?) 的提法,就是「归西」。

这就等於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而中央文革的王力,在北京提起《人民日报》社论之笔,向香港的左派叫好、打气,用随时都可以收回香港 (不必等到一九九七,更不必经过事先的谈判) 的暗示性文字,一边向自己人煽风点火,一边向对立面嘘声恫吓。可能他并不是只发虚招,不过他们的真心实意却被毛泽东的指示,「盘马弯弓故不发」阻止住了。不必考证也可以知道,这一定又是首先出於周恩来的一片苦心。

六七暴动期间各行业都有积极参加者。(原文附图)

左派斗士的闹剧

当时只能集中一些棍棒铁枝,只能从爆竹中搜集一点火药制造土炸弹以及「同胞勿近」的假炸弹的左派斗士,是日也盼,夜也盼,深圳河那边有大队人马开过来,青山湾一带有红色军舰开过来的,那里知道最高一人已经有令:「盘马弯弓故不发!」事情已经闹起来了,做一做姿态是可以的,但不是真正的发动,不能把弦上的箭真的射出。

结果是大家知道的,港英不低头,也不「走头」。在周恩来三令五申地抑止下,没有成效、不得人心的武斗终於停止,一场闹翻了天的「反英抗暴」终於收场。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斗争。这上,恐怕包括了中共在香港的领导、广东的党委以至中央文革吧。广东当时打出了「支港」的旗帜,组织了「支港」的活动。

错了,傻了

我当然参加了这场「反英抗暴」的斗争,大小也当过斗争的领导,只不过是一张报纸小小的领导。当时以为这是一番正义的事业、革命的事业,是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 (毛泽东语录) 。而且随时准备在港英的武装力量进攻我们的机构时,和他们搏斗,被抓去坐牢,以至当场牺牲性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守在报馆里,後来我也曾被当做英雄,回到广州,接受致敬和慰问,被人们捧起来抛在空中。也就在这看来似是「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时刻,私下里却有朋友告诉我,「反英抗暴」错了,上边 (指北京) 已经在批评,方向错了。我这时真有些五雷轰顶的味道,傻了。

错了,但群众是好的,群众的积极性应该保护。

群众当然是好的。他们奋不顾身,不顾个人的利益 (有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马上就要到手的退休长俸) ,接受号召,听从指挥,拼死拼活地去斗。有人牺牲了,有人生活上陷入极大的困难;有人受到了一些照顾,有人据说至今也没有得到什麽照顾!

深表歉意和忏悔

想到他们,我就深深惭愧,尽管我不是他们的领导,无需要对他们直接负什麽责任,但是,我所做的一些脱离实际的极左宣传,总是多少起了蛊惑人心的欺骗作用的。尽管这也是奉命行事,但依然有我自己应负的责任。我是为此难过的。

我愿借此公开表示我的歉意和忏悔!亲爱的朋友们,牺牲了和还健在的朋友们,我向你们致敬!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当年受过损失和不便的人们,我向你们致歉!

我不代表任何人,只是表示我个人的微意。我的歉意也是不足道的,只是表示一点点心意。因为我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表达了。

我不要求原谅,因为我自己并不原谅自己。

这些文字也不是什麽回忆录,只是偶然触发的一点回忆。如有错失,只是记忆之误。

「我所做的一些脱离实际的极左宣传,总是多少起了蛊惑人心的欺骗作用的。

我愿借此公开表示我的歉意和忏悔!

我不要求原谅,因为我自己并不原谅自己。」

——罗孚

——转自 消失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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