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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为何犯错？：诡辩、观念洗白、同温层取暖、盲从「大师」……知识最渊博的一群人如何破坏我们的社会？

Pourquoi les intellectuels se trompent

• 作者： 赛缪尔・菲图西   新功能介绍
• 原文作者： Samuel Fitoussi
• 译者： 张颖绮
• 出版社：脸谱   新功能介绍
• 出版日期：2026/05/28
• ISBN：9786263157446

内容连载

▌知识分子怎麽样将不道德的行为合理化

　　认知科学领域中的许多研究都显示，我们替自己的决定（比如替自己的主张）找的理由通常是事後才形成的合理化解释；它们并不是先前促成那些决定的原因。尤其我们用来解释某个行为的理由，有时不过是藉口，我们用它们来向别人和向自己掩饰那些真正的、并没那麽高尚的动机（社交上的从众、自私、懦弱……）。有句谚语说，人做一件事往往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听起来好听的理由，另一个是真正的理由。举个例子，在一项研究实验中，每位受试者得把一笔钱分给自己和一位同伴，同时也要回答他是否认为对方在前一个小时内曾做出利他行为。结果如下：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选择把所有钱都留给自己的受试者，最可能认为他们的同伴是自私的。换句话说，他们把自己欠缺仁慈心的行为合理化，包装成一种对他人不良行为的正当、甚至正直的回应。雷韦尔说得一针见血：「人类的一大本领，就是为不正当的行为编造出高尚的动机。」

　　可以想见，最聪明的人就是替那些各种各类行为找到正当理由的人。知识分子是最高明的伪善者。班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过：「人具有推理能力是方便的事，因为我们能够靠它找出理由或编造出理由来为我们想做的任何事辩护。」

　　以美国一所大学的进步派学生为受试者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请他们回答是否认为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一百个人是道德的。研究者给一半学生的情况版本是杀死一个黑人来拯救一百个白人；给另一半学生的情况版本是杀死一个白人来拯救一百个黑人。就前一种情况，学生大多认为这麽做不道德，并以「不可杀人」是无条件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来说明自己做的选择。就後一种情况，学生大多则认为这麽做是道德的，而理由就是基於「最多数人的最大好处」这种功利主义道德计算。两方都在扞卫自己的「反种族主义」立场，但援引的原则恰恰南辕北辙。可以想见，因为知识分子比其他人更擅长道德推理（例如，可以在结果优先还是义务优先之间随时切换），他们也更善於把不道德的行为合理化。在一九四○年代，波娃为苏联政权的「大清洗、流放及滥权」辩护，高举的理由是「要评断一个手段，不能不看它的目的，那是采用它的意义所在」。她写道，史达林杀害政治反对派「的确是一桩丑闻，但如果这是为了使一个改善广大人民命运的政权能稳定延续，那麽此等做法并不无意义与道理……也许此项举措仅仅代表任何积极建设过程中必要的失败部分。」欧威尔曾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深受进步派知识分子喜爱的《新闻编年史日报》（News Chronicle）刊登了德国人把俄国人吊死的照片，表达出对这种野蛮行径的谴责。两年後，同一家日报刊登了俄国人把德国人吊死的照片，表达的却是热切的褒扬，该报还鼓励读者到电影院观赏行刑的影片。欧威尔也说：「当任何一种做法：酷刑、劫持人质、强迫劳动、大规模驱逐、未经审判的监禁、伪造、暗杀、轰炸平民，是由我们这一方采行时，它的道德色彩都会幡然改变。」

　　顺带一提，人把现实扭曲为对自己有利的这种能力，并不是为结果论道德观（基於对我们行为後果的计算），而是为康德道德观（基於对若干原则的不可妥协奉行）提供了有力论据。为什麽？因为每个人往往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无论是什麽行为，其结果都会是正面的（自己的自私是惩罚了自私者；自己的暴力是打击了不公不义；自己的偷窃是惩罚了贪婪的资本主义等等。）罗素写道：「一个希望以某种方式行动的人，他会说服自己这样做就是完成一件好事。他判断事实和机率的方式与那些抱持相反愿望的人都截然不同。」当然，集体也会做出这些合理化行为，这就是为什麽人类每每是以善之名犯下恶行，正因为如此，雷韦尔的这段话说得极是：「一个社会用来当自我辩护理由的意识形态，不应该用来当作评断该社会的依据，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不应该用来当作评断他这个人的依据。」再者，波娃以共产主义「积极建设」的名义来将那种杀害政治反对派的行径合理化时，她并没有明确说明应该由谁（以及根据哪些标准）来进行成本效益计算，应该由谁来在人命价值与政治目标之间做出权衡。似乎一切就交由暴君自行裁断。因此，这位哲学家的说法，无异於把任何独裁者打着崇高理念的名义而行使的任何暴力（意思就是任何独裁者行使的任何暴力）统统正当化了。结果论道德观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就算一个人做某个行为的出发点没有恶意，但他可能对效益的计算并不在行。波娃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将会「改善广大人民命运」；但它实际上导致了两千万人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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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更广的层面来看，我们也许应该提防某些修辞术，因为那些巧妙言辞有时很可能会让某些大有问题的澎湃激情显得正当（或起码担保了它们在道德上的合宜性）。如果成功者「剥削」了其他人，那麽愤恨和嫉妒就是合理的。（对康奎斯特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重要的心理效用：它「为富人掠夺穷人这个简单的主张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如果某个群体操纵仇恨来为己方谋利，那麽这种仇恨就会变成是道德的。如果现状是一种压迫，那麽动用肢体暴力就是一种抵抗行动。如果破坏和劫掠是对不公不义的不平之鸣，那麽就是值得嘉许的。如果反抗自由是一种挣脱资产阶级成规樊笼的反叛行为，那麽就是值得赞赏的。把懦弱伪装成和平主义的话，那麽这样就是英勇的。把战争描述成一种去纳粹化行动的话，那麽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就成了自卫行为。欧伦多夫这位纳粹「特别行动队」（导致超过一百万名犹太人被枪杀）分队队长（他亦是杰出的经济学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还把自己的暴行合理化，称之为……正当防卫：「苏联企图攻打我们。要阻止他们进攻，我们就得先下手为强……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支持布尔什维克。所以我们也得杀掉他们……为了长久保障国家的安全，我们也杀掉孩子。」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 写道，「从古至今，盲目的刺客总是将被害者视为他得不顾一切对抗的迫害者，最强大的帝国总是将最弱的邻国视为它不除不快的威胁，然後发动攻击。人存心要做一件事时，总是可以找到合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