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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三年世界大瘟疫与香港抗暴运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我的一个怀疑
闻雨
很少有人会把三年大瘟疫与2019年的香港全民史诗般抗暴运动联系起来。更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没有2019年的香港全民抗暴运动，後来是否还会发生席卷全球的三年大瘟疫？我到现在还无法证明这一点，但多年来始终保留着这个怀疑。
2019年十一是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庆。对习近平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展示政权稳定和统治合法性的重大政治时刻。然而香港持续数月的大规模抗议愈演愈烈，不但严重冲击了中共的国际形象，也使七十周年庆典蒙上阴影。北京当时最大的政治任务，就是尽快结束香港乱局。
我之所以会对香港局势投入如此大的关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六四事件的亲历者，1989年发生的整个过程，对我而言不仅是生与死的洗礼，更是真实经历过的时代创伤。当2019年香港爆发全民抗争时，我预感到自己这辈子可能要经历第二次六四。市民和学生走上街头，民间与政府形成全面对抗，整个社会都在等待一个未知的结局。
从运动爆发到结束，我几乎不分昼夜地收集资料、整理信息、制作节目并在社交媒体持续报道。整个运动期间，我先後制作了近两百部与香港运动有关的视频，包括对真假陈彦霖事件的深入分析和长期追踪，对中文大学突围事件的持续报道，以及对香港理工大学围城事件长达84分钟的纪实专题《坚守与逃亡》，还有大量关於假港警真共军的甄别视频。
我记得大约在2019年10月底至11月初之间，官媒开始报道武汉出现类似非典的病例，并称源头可能与当地海鲜市场有关。随後又有消息称，已有14名感染者前往香港。这一点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按照中共一贯的做法，面对可能引发社会恐慌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封锁消息，而不是主动释放消息。为什麽偏偏在香港局势最敏感的时候，官方会主动强调已有14名感染者前往香港，而不是前往其他地方？
看到这条消息後，我立即在推特发文，并在多个讨论群中提出自己的判断：北京是否试图利用疫情封控香港，阻止市民继续上街抗争？当时还没有人提出这种看法。大多数人都把它视为一条普通新闻，而我恰恰相反，因为当时我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香港。多年过去，我已经无法调出当年的推文和讨论记录，但我十分确定，这个怀疑是在事件发生当下提出的，而不是疫情失控之後才形成的。
後来事情的发展与我的猜测并不一致。病毒没有首先在香港大规模传播，反而在武汉迅速扩散，并最终蔓延至全世界。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产生了更深的怀疑。香港抗暴运动与後来的全球大瘟疫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外界至今仍不知道的关联？
2019年夏秋之际，外界普遍担心北京会像1989年那样，对香港实施戒严，派遣军队进入香港，并以实弹镇压结束运动。然而这种情况最终没有发生。事後，川普曾公开表示，他与习近平就香港问题达成秘密交易，并认为自己阻止了北京对香港采取军事行动。在川普的叙述中，习近平承诺不出兵香港、不实施戒严、不进行公开开枪镇压。川普把这视为自己的外交成就，并认为自己拯救了香港人的生命。
实际上公开的坦克和机枪没有出现，并不代表镇压没有发生。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大批抗争者被抓捕、起诉、监禁。大量关於失踪、被自杀、被溺水、被跳楼、酷刑、性暴力以及街头乱捕乱抓、秘密遣送大陆的指控和视频不断出现。香港长期积累的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政治反对力量和自治空间，也在极短时间内遭到系统性摧毁。
我把这一没有公开射杀的消灭过程称为“隐形大屠杀”。上万香港抗议者成为这场隐形大屠杀的受难者。这个数字来自我当年长期追踪香港运动过程中收集的大量信息、视频、个案和线索的累积判断。其中包括大规模抓捕、失踪个案、遣送视频，以及香港大量小水泥柱无名手足碑的照片。许多年轻人前往祭拜，并留下小黄伞、“时代革命”等与香港运动有关的标记。正如六四死难者的真实数字至今仍然无法统计一样，香港隐形大屠杀的真实规模，也许只有等未来档案解密之後才会真相大白。
与六四不同，这场隐形大屠杀没有坦克轧人的画面，没有机枪扫射的镜头，没有震惊世界的血腥现场直播，因此也没有引发国际社会同等规模的关注和干预。
六四发生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而香港抗暴运动发生在全民直播的时代。许多人原本以为，科技的发展会让六四式的大屠杀难以重演。现实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科技并没有消灭暴政，而是迫使暴政改变了自己的形态。
公开的大屠杀开始转向隐形的大屠杀是大屠杀应对互联网时代的进化。坦克和机枪不再是唯一的镇压方式。大规模抓捕、秘密审判、失踪、流亡、被自杀、长期监禁以及社会性清洗，同样可以达到摧毁反抗力量的目的。
香港不仅是一场隐形大屠杀，也是一场新时代镇压技术的试验。大量身份不明人员混入警队体系，各种过去极少出现在街头的新型武器被投入使用。围城、围点打援、分割包围等军事战术被用於对付学生和市民。闪光弹、雷鸣弹以及各种强烈刺激性武器被大规模使用。我在记录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事件时，亲眼看到许多过去只会出现在军事行动中的手段，被直接用於城市镇压。
问题在於，民主社会和文明世界对於这种变化并没有做好准备。人们知道如何谴责坦克，却不知道如何面对没有坦克的镇压；人们会对街头屍体作出反应，却往往对长期发生的失踪、监禁和清洗视而不见。
香港或许正是这种新时代镇压方式的第一个大型实验场。
事後，川普不断强调是自己阻止了习近平在香港实施公开镇压，并把这视为自己的外交成就。然而这恰恰反映了这种认知滞後。
公开的大屠杀被避免了，但悲剧并没有被避免。屠杀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更难被外界察觉的方式继续发生。
我始终无法认同川普“拯救了香港”这种说法。恰恰相反，川普的介入改变了镇压的形式，却没有阻止镇压本身。
2019年香港抗暴运动期间，美国国会几乎一致通过支持香港的相关法案。许多香港人也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游行队伍经常见星条旗飘扬，期待国际社会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然而川普後来披露的川习协议，却把重点放在阻止公开出兵、公开戒严和公开开枪上。虽然香港没有出现第二次公开六四。但香港也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拯救。
公开的大屠杀被避免了，隐形的大屠杀却开始了。多年之後，伊朗再次让我产生类似的感受。
川普不断呼吁伊朗人民反抗神权统治，鼓励他们争取自由和民主。但当局势真正发展到需要外部支持的时候，反抗者却没有等来他们期待中的援助。等来的是，川普放弃巴列维，要与当局作交易，并指责抗议者捣乱。 於是伊朗神棍放下心来，反抗者付出的代价是3-4万抗议者被虐杀。香港被屠杀的悲剧在伊朗重演。
隐形大屠杀没有引发世界性的干预。北京避免了承受六四式镇压所带来的国际後果，香港问题也逐渐被边缘化。
随後三年大瘟疫爆发了。这究竟只是巧合，还是一条尚未被揭开的历史链条？
我不知道。现在我还无法证明。
在中共档案彻底解密之前，许多问题永远不会有明确答案。但我同样无法忽视那些反常的时间节点、反常的官方信息，以及後来发生的一切。因此我始终怀疑，香港的命运与三年大瘟疫之间，并非毫无关系。我甚至怀疑，後来席卷世界的大瘟疫，正是香港隐形大屠杀没有受到有效阻止之後所产生的历史後果。
有一天真相真的浮出水面，如果最终证实，中共为了尽快平息香港抗暴运动，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前动用了秘密研究多年的生化武器——新冠病毒，那麽利用病毒平息香港未遂事件就是三年大瘟疫真正的导火索。
而还有另一种可能，当年国际社会因为习近平在香港发动公开大屠杀而采取强力干预和全面制裁，香港问题立即升级为国际危机，那麽习近平是否还会产生利用疫情平息香港局势的念头，就得重新思考了。中共研制新冠病毒是为了对付最危险的对手，香港绝对不是他们的首选。
那也将证明，一个地区的自由与安全存在蝴蝶效应。香港的问题，乌克兰，台湾，从来不只是地区的问题。
当世界对香港的遭遇保持沈默时，许多人以为那只是香港人的悲剧。而我始终怀疑，後来席卷世界的大瘟疫，正是这种冷漠最终付出的代价。
这或许就是历史给予世人因果报应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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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