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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无耻的洋人》第五章 3 美化凶手掩盖罪恶
如果说卡玛在《天安门》中恶意剪接柴玲访谈以达到通过丑化柴玲，扭曲真相，诋毁八九民运的目的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八年后，她在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里通过美化红卫兵比如“恶之花”宋彬彬，掩盖“文革”罪恶的目的则昭然若揭。
卡玛在高伐林（心远）对她的专访《始终凝望中国八九点中的太阳》中表示，“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我问过‘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王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最深入，她说宋彬彬没有参与”。然而王友琴在接受同一个记者的采访《大规模残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恶——学者王友琴答问录》时却说：“我看到网上您和卡玛的对话，她提到我说了‘没有参与’，很觉得奇怪。……应该说明，卡玛在制作她的电影时，并没有向我问过任何问题。在她的电影上演并且受到观众的质疑后，她才在回答你的提问时引用我来作辩护。”卡玛为什么要撒谎？
王友琴是《文革受难者》的作者。她以一己之力在芝加哥大学网站建了一个“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王友琴收集了近万名被“文革”害死的大陆人的数据，让后来人通过具体事实了解罪恶的“文革”。与卡玛的网站“八九点钟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比。卡玛网站的首页是文革中《人民画报》的一期封面。这幅宣传画上，有一家八口个个手拿小红书，列队站在巨幅毛泽东像下，由最小的孩子指挥着唱红歌。网页背景是道出“八九点钟的太阳”出处的毛语录。连地址栏上都有毛泽东头像，可见卡玛对毛的感情非同一般。
点击该网站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栏可获知卡玛的解读：“纪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片名出自一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两小时篇幅展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历史”。简言之，王友琴用事实还原历史，卡玛借艺术掩饰罪恶；她们一个悼念死难者，一个缅怀凶手。
对此在“文革”中用退团信抗议毛泽东，并因此遭受十三年残酷迫害的王容芬特发表长文《红卫兵——毛分子——反人类 —— 分析一个为文革张目的野蛮网站》加以谴责，她写到，“至于毛泽东的红卫兵，其杀人之多，手段之恶，为害之劣，都远甚于希特勒的青年党卫军，实属反人类暴力组织。用这个标准解析‘八九点钟的太阳’网站，它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挂蛇头卖毒药，就像它的网址一样，挂着毛泽东和红卫兵的蛇头，贩卖文革暴力的毒药，以耻为荣，以恶为德”。
“同是反人类罪，文革之暴虐远胜于纳粹。同为暴君，希特勒对毛泽东望尘莫及。同为打手，红卫兵对人权的践踏比青年党卫军残酷十倍、百倍而过之。可惜由于韩丁、卡玛这样的西方毛分子的宣传粉饰，中国现代史上的令人发指的反人类暴行仍未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首恶及帮凶依然逍遥法外。这也是‘Heil Hitler’触犯刑律，‘毛主席万岁’却能在卡玛们的网站从头喊到底的原因。”
如果没有历史义工王友琴和反共先驱王容芬，我可能也会受卡玛误导，因为我是“文革”同龄人，对“文革”几无亲身感受，难以看出卡玛也象中共一样在粉饰历史，掩盖真相。
王友琴收集了足够的史料证实卡玛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宋彬彬是“恶之花”，她亲自参与了红卫兵的反人类罪行。时任北大女师附中语文老师的林莽亲眼见证了卞仲耘被宋彬彬们殴打致死。当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在妻子被打死后，到北师大附中讨说法时，见他的红卫兵头目中就有宋彬彬。王先生保存了他当年请这些负责人留下的签名。而殴打不是自发的，是革委会组织的。林先生两次被提审时，宋彬彬都在场。
王容芬在影评《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中表示，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于中共中央台广播后第二天，北师大附中就贴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领头署名的就是宋彬彬。而“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给宋彬彬、李南央等提供了面对历史的机会，但他们却只为自己辩解，避而不谈他们各自所在的五所中学里都有老师被学生活活折磨致死。宋彬彬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带头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 在宋彬彬于八月十八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敬献红袖章并因此被改名为“宋要武”后，北京女三中的校长沙坪，从十九号起被殴打，旁边还跪着一大片老师，打到二十号中午全校斗争会上，就被活活打死了。李南央的学校打死了语文老师孙迪。卡玛的学校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坤。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主要都是中学生红卫兵打死的。但是亲历者卡玛不仅在“文革”纪录片里回避了如此史无前例的罪恶，反而让拒绝忏悔，不敢见人的宋彬彬们（在影片中宋是黑面）为自己开脱。给毛泽东带上红袖章的中学生宋彬彬成了“文革”纪录片中的演讲者，而王容芬却没被采访。或许卡玛不知道王容芬的英雄事迹，但她却认识当年也象宋彬彬一样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啊？
属于“文革”一代的网友螺杆气愤地表示，“卡玛的无耻，在于她对文革没有正确认识，在于她的影片没有揭露文革的惨烈野蛮，如果她没有参加文革，不是文革当事人，而且是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这都情有可原。恰恰相反，她觉得自己‘青春无悔’，文革只不过是一种全民疯狂的闹剧，她觉得很好玩，很浪漫，很值得幸福回忆”。 螺杆还发表《卡玛的〈天安门〉的解说词是甜砒霜》和《柴玲为什么不与卡玛合作》两文，揭批卡玛。他说，“因为从《天安门》解说词来看，她确实是在同情和理解中共当局，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有点脑子的人都能品出个中滋味。对六四事件时的当局和学生，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其实用心很险恶，绝对不是出于无意”。对害人的中共当局和受害者各打五十大板是洋五毛的惯用手法。
简言之，卡玛不具有记录片制作人应有的道德观、公正性和历史观。她在主动配合中共掩饰罪行。
曾被卡玛迷惑，在《天安门》里露面的封从德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出版《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在后记里，他陈述过去二十年里与中共势力进行的“记忆的战争”。“追寻真知坚守真实”的封从德也是通过王容芬的长文获知卡玛的来历，明白卡玛的用意。
遗憾的是，卡玛不仅能骗大陆人，还可以骗台湾人，卡玛因上述两部影片在台湾轰动一时。《中国时报》发表对她的采访，不过她的表弟阳和平就此采访写作的《也谈人性、恶和文革》却未得到采纳，毕竟自由社会的正常人无不“指责文革和毛泽东”，不会接受阳和平的观点，“文革的失败是暂时的”。
除此之外，阳和平透露， “卡玛比我大三岁。我小时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岁的我还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阳泉煤矿串联。她那时是我的启蒙人。我们那帮学生们在矿里‘煽风点火’，帮着矿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矿领导，和保皇派工人辩论。我们也干了一些过激的事，如一起闯入一位矿领导的家，搜寻他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可是在二零零三年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发表的《从中国到美国：卡玛专访》中却说，“卡玛即不可以跟他们去串连，更不能跟他们上山下乡。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个别几个城市对外国人开放，乡下可不是外国人能去的地方”。就是说，阳和平和卡玛中有一个人在撒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