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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囚徒的梦想》第二章、市局六处三天三夜不眠审讯
恐怖的市局六处，原来在熟悉的上梅林
警车驶入一个幽静的大院落，门口竖有两三块白漆木牌，其中有一面写的是：深圳市公安局六处。由于字大，虽未戴眼镜，我还是依稀看清了。原来地王大厦背后那个大院并不是市局的全部，这里看来还更有一番洞天，如同市政府，在众所周知的市府办公地之外，还存在一个更具规模的市府二办。
这处幽静大院的背后有一座矮山，凭山脊的形状，我知道这是在上梅林，以前我常来这里。在这附近，有一处著名的超大规模花园楼盘——梅林一村，它是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微利房，里面住的全是“高薪养廉”体制下养尊处优的公务员，他们当中的著名代表有南山巨贪虞德海和市府巨贪王巨。前者曾有一笔500万港币的巨款居然忘了是谁送的，最后就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轻发落了这笔款子，一个多么温暖的法制避风港啊，如同这美丽的梅林一村，同样是他们温暖的家园。后来的民政局长黄亦辉玩得更精彩，鲸吞6500万元，足抵三四万灾民全年的活命钱。据说，为了清点他的某处藏款，检察机关曾调来一辆运钞车和五部点钞机，五部点钞机运转了两个小时才完成工作，其中一部竟累得趴下“牺牲”了，我想，这部点钞机也许是被气死的。处在灾困之中的百姓听到这个数字一定是心都碎了，即便作为“囚犯”，面对这样惊人的数字，我也不禁为母国吏治的败坏感到割心般的悲伤。
在房地产经纪公司打工时，我曾来梅林一村参观，有发展商说——如果这个花园是私企开发的商品房，每平米至少卖6000元，而“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只需1000多元即可微利购入。我记得距梅林一村不远处有一座著名的小户型工薪楼盘——华富园，它仅是独独的一栋公寓楼，没有花园草坪，没有喷泉水池，它的销售对像是介于蓝领与白领之间的外来工薪青年，每个房间精抠细掐，小得真如蜗居，一层楼面居住二三十户，电梯紧张得如同公共汽车。而它的售价居然是5000元每平米，这个价，差不多就是体制外的普罗大众在深圳市区购买商品房的最低价了，由此可见体制外与体制内的福利之差真可谓天壤之别，冷暖如三九三伏。我曾陪一位朋友在华富园购买了一间19平米的小屋（首期款的四分之三是她老母亲多年的积蓄），凭她的收入，十年之内将很难与这间小屋说分手，那么她将来和老公、孩子就必须得在这间小屋里设法共用空间，如果她老母亲退休后从贵阳来深圳，就必须得去旅店开房过夜。
坐在“老虎椅”里，十几个公安一日三班连审
市局六处的背后是深圳市第一看守所，我被直接带进与看守所连为一体的预审室。预审室是一排长达数十米的平房，处于看守所大院内，但与关押区相隔离。预审室总计大约有二十多间，我有幸被安置在最后一间。这间预审室比旁边的要大两倍，特别宽敞，地上铺着厚厚的毯子，四周墙壁似乎装着一种泡沫饰材，因为我发现墙壁上有许多碗大的坑凹，好像是人头撞击而成。房间正中有一张怪怪的椅子，我被套了进去，一上锁扣刚好将我拦腰箍住，椅脚全螺固在水泥地里，任我如何怒发冲冠也是不可能挣脱的，而且还可以将两手也套箍起来，这可真是稀奇的发明了（不过，它还有更妙的功能，只是刚开始我还未能发现）。我想这大约就是老虎椅了。老虎椅正前面是一排平桌，五六名公安已排坐在其后，并摊开了本子和笔，桌面上还散放着他们的“首饰”——手机、烟盒、打火机。门口的墙角放有一只纸箱，凭我模糊的视力可以判断是半箱纯净水。老虎椅的背后则是两间铁笼子，肯定是临时关押人犯用的。从我路过的多间预审室来看，今天是享受了豪华待遇——这是最大最阔的一间，估计是用来审讯他们认为“挺重要”的人犯的，或者是专门派给“挺重要”的主审官员使用的高级审讯室。我前两次被抓时均使用的是简易提审室，没有地毯，没有墙面装璜，犯人坐的是砌在墙角的三角形小水泥台，和这排预审室的其他房间情况类似。
从广州到深圳，这一番折腾得我相当疲惫，但公安并不管我的状态，将人一套进老虎椅，便立即展开了气势上颇显凌厉的审讯攻势。这在军事上可能叫“乘胜追击”或“连续作战”，对他们而言大概应该叫“疲劳战术”，据说相当有效，因为凡是人，没有不对疲劳投降的，只是各人能够抵抗的疲劳程度有异。试想，被突然捉拿，又经历殴打、初讯和长途铐解，此时我肯定是困顿不已，昏昏沉沉，一倒地就会睡着。但是这帮人如同阎罗殿派来的勾魂鬼，总在耳边和眼前跳来跳去，总是把我的意识拉到疲劳线上去继续疲劳，令人烦不胜烦。我知道这也是他们的“烦扰战术”，让你在不堪忍受烦扰时投降。我想，干脆权当这是养猪场吧，我就好比是坐在蚊蝇飞舞的猪粪堆里打瞌睡的人好了。睡自己的觉，让蝇子们烦扰去吧！
但是，我的强行入定根本无法奏效，因为有一个小青年（此时，随同来预审室的几位领导已“功成身退”了）觉得光靠语言刺激不够力度，竟动起了手来，不时将我歪过去的头摇一摇，时不时还要占便宜地在脸上拍打拍打。这种情况下，强行入定是不可能了，纠缠了一些时间，睡意居然渐渐消退，干脆就坐直了听他们如何讯问吧！
不准睡觉，和公安一起在草坪上撒尿
“你的父母辛辛苦苦把你培养长大，送你上大学，容易吗？据我们了解的你家的情况，山区、农民家庭，考个大学稀奇得宝贝似的，可你这么些年来不务正业，尽干这些犯法坐牢的事情，你父母不伤心？你孝敬过他们几个钱？咹，你还有没有人性？”
那个小青年终于失去了耐性，使出了他们认为是最致命的语言攻击武器。按理说，他的这些话也是我常常在内心自我叩问的话，我确实非常抱愧于自己的父母，这是我内心深处久有的伤痕。亲情是至高圣洁的东西，但此时我明白他并非是在对我进行道德评判和良心谴责，他只是在套用侦讯教科书上的“亲情武器”打击我的心理防线，以求套取他需要的口供。说白了，他是在利用别人至高圣洁的亲情来完成自己服务于暴政的差事。这是共产党人惯有的修为——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因此，他越是作道德说教，我越是鄙视他的人格，我不会在这种语言面前有任何羞愧，因为亲情在我心中始终都是至高圣洁的，没有能够孝事父母，我自有道德谴责，我会在自己的道德谴责里惭愧和遗憾。但是我不会让他利用我的感情，我冷笑着淡淡地看着他的道德表演，等他讲到无词无语时，我开口轻轻为他作了一个总结——“这和本案没有关系。”然后歪过头又想打瞌睡。
小青年暴跳起来，用力打我的脸，终于使我无法打瞌睡。我便要求解开双手，以便喝水。对我的喝水要求，他们显得相当大方慷慨，毕竟这费用是公家的，不是他自己的，于是水一支支地给，饭也是餐餐周到。喝多了水就多尿，我每隔一两小时就要求上厕所，除了排尿外，另一个目的是想活动活动身子，因为半天过后我终于发现了这老虎椅更妙的功效——令人既无法趴下睡觉，亦无法靠着打盹，它固定在腰腹周围，却不提供任何有利于上半身的支撑，从而有效促进了受用者的疲劳进程。当他们终于不堪其烦时，竟示意我就在预审室山墙外的草坪上解决，那么绿油油的青草，而且恰又在高墙岗哨的监视之下，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便民措施。见我不肯，那公安竟哈哈大笑，扯开拉炼先自个在草地上撒开了，看那模样，既是方便自己，又是在为我示范，并且末了还鼓励性地朝我努了努嘴。我只好背过身如法炮制了，墙上哨楼里的大兵始终假装没看见（此时我已索回了眼镜戴在了头上），看来公安们应该是经常这么干的，并且靠近山墙的草也长得特别茂盛，理应是得了充分的尿素的缘故。至于岗楼上的大兵，既然警匪都可以一家，兵警就更有理由是一家，何必多嘴多舌。
“你怎么会想起来反对共产党？我们是这样强大，你真是可笑至极，拿鸡蛋碰石头还是想做当代唐·吉诃德？我们有六千万党员、七千万团员，加起来刚好全国每10个人里有一个。军队，400万！连美国、前苏联都撼不动，那蒋介石不比你厉害得多吧，有800万军队哪，怎么着，不都消灭了吗？再想想你弄那玩意儿有什么用？你的传单大多数被清洁工扫到垃圾桶里去了，确实有几个人拣起来看了，但是人家没看完就也丢到垃圾桶里去了。我们调查了几个看过的市民，大多数人表示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说，人家不明白在深圳怎么会有你这种人？你想想，深圳是邓小平创下的特区，深圳在他的手中变得这么富，深圳人对他感激都来不及呢，你倒借用邓小平之口来煽动人家反对共产党？真是找错了地方。还有，你另一份传单以深圳市民的口气来发号召，可是你是深圳市民吗？虽然你在这里打了几年工，但你还不是深圳户口啊。小伙子，现实点吧，我们国家是会变，而且不断在变，但不会像你主张的这么过激，人家那么多人都忍受得了，怎么就你受不了呢？说有意见，我也有意见啊，可我怎么就不会走到这一地步呢？”
“狗不理”策略对付公安车轮口水战
傍晚时分，又换了一帮人来审我，要问的问题看样子是编好了顺序的，各人负责一部分，在程式走不下去时，他们会插科打诨给受讯人来一番“头脑风暴”式的口水，这口水当中，酸甜苦辣百味俱全，一会儿是百分之百的好心好意，一会儿是百分之二百的侮辱与讽刺，甚至是咒骂，如同匠人打铁，一会儿在火上烧红，一会儿用钢锤狠砸，一会儿又用凉水淬火。这些倒都为难不了我，我不会顺他的思路去想问题，也就是说别让他的语言操纵了你的思维，要在他的口水里保持精神独立和神志清醒，辱不怒，奉不喜，因为他的手段全是教科书上照搬来的，你要上了他的路子，就会令他自以为学有所长，“知识真是力量啊”。
像他刚才说的这一段话早已有人说过千万遍了，我无须与他认真思辨，仍是采用省力的方法简单总结：“既然您讲800万国民党军队都败了，贵党才400万军队，怎么就不会败呢？你们党员团员加起来差不多有1亿半，但哪个敢说他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追随？你敢说你是吗？基本上全是利益追随，只要是利益追随，树倒猢狲散，多有何益。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你们的垮台是雪崩式的。再说回来了，前苏联是超级大国啊，军队强大得举世无敌，可变起来的时候，军队、党员、团员全都不管用了。这些道理，《毛泽东选集》里也讲得有呢，您说您上过中央党校，相信不陌生吧？”
我还是觉得自己说多了，如果与他展开辩论，我将更快走向疲劳，这会正中他的下怀，我在心里暗暗约束自己：以后管他说什么，尽量不理他，听了就当没听见。“狗不理”的策略应当是最省力的。
“共产党究竟什么地方让你恨了？她不伟大吗？我们用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你有这个本事吗？”这话我听李鹏讲了无数遍，在他任总理和委员长的年代里，每逢会见外宾都必说这句台词。实际上他的潜台词是：是我们共产党用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感到非常不舒服，辛勤劳作在这7%土地上的全是我们的农民，哪个共产党员去亲自种地养活农民了，人民自己养活自己难道也成了共产党的功劳？事实上是：占世界22%的中国人民用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最庞大最腐败的专制政党！背过这个事实，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真是可耻，实际上，只要他们不捣乱，中国人民就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把自己养活得很好。李鹏常挂在嘴上的另一句话是：我们解决了12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每次听到这句话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对！是在你们不捣乱的前提下，人民自己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第二反应是：他以为人民是动物啊，解决了温饱就是一切，这仍是“民以食为天”的古代思维。执政是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温饱只是最底线，而关键还是在于民权的发展，他的执政理念还停留在“动物生存”的水准，还在以解决温饱为荣呢！温饱其实早在汉唐盛世、康乾盛世就曾经实现过的，二十一世纪的执政者还在以此为荣，这便是可笑和可耻了，实际上更是无能。
但我只是在心里这么想着，口上并不与他分辩，由他说去吧。我开始练习和适应老虎椅上的睡法与睡功。
公安无奈：你很像法轮功的人啊，信仰坚定，四大皆空！
他们从我随身的物品中找到一张复印有“香港民主2000联盟”通讯录的纸，对此大感兴趣，以为我是有组织、有后台的，甚至不相信那些传单是我写的和印的，于是对这个问题久缠不下。我多次对他们解释说我是志愿者，告诉他们做民运是个人志愿的事，不一定非得有组织，即便有组织，也绝不会像共产党一样讲究组织严密、讲究绝对服从，许多事都可以依自己的意愿去做，而完全可能与组织无关。
他们相信自己屡试不爽的车轮战法，决计要从我口中撬出个组织和后台来，于是人分三批，每批四人，8小时轮班骚扰围困，用语言武器磨我泡我，不时还有一两个头目加进来助阵。解释与否认毫无用处，我干脆一言不发，睡不成就不睡，双目盯住对方的嘴皮，看它一张一合地动，而充耳不闻其声。这帮人耐性不好，急切时仍会动手动脚地拍我的头和脸，有时明明咬牙切齿，极想殴我，但明显又极其忍敛。看来因为是所谓“政治犯”，肯定上峰有不能殴打的指令，否则早打得满地找牙了。在他们无休止的迫问中，我曾要求保持沉默，但公安回答说我国法律不承认沉默权。我国法律不承认的权利也真够多的，比如罢工权、组织工会权、组织农会权、抗议权和反对权，唉，真是悲哀——中国人连不干活的权利都没有！
第一个日夜过去了，我已深有领会24小时不睡眠的滋味，但还没有到精神崩溃的地步，还能够不时打个俏皮回应一下气急败坏的公安。次日换班来的人当中，有位自称是研究生，看了昨日的讯问笔录后，让其他人出到门外，单独与我聊，口气非常温和恭敬，我知道这是换了一种手法，便只是听。他聊自己的大学生活、公安生活、研究生生活，以及他对政治、对民主、对腐败的看法，谈了很多，许多内容我都点头表示尊重与认同，但并不发话。末了，他还是不能免俗，向我提出了他需要答案的问题，我于是笑了笑，请他看昨天的笔录即可，我没力气重复。
9月4日白天换来的仍是第一天那四个人，见无法得到更多东西，居然和我聊起了足球，大概是发现我在宾馆房间里放了不少体育报纸。刚好那阵儿中国队在打世界杯外围赛的十强赛，这又是与案件无关的事，于是就与他们聊了起来，权当放松休息。当这人觉得话题扯远了，便又旧话重提，回到了审讯轨道上来，他一“官复原职”，我便又沉默依旧。
这样僵持了大半天，公安们也颇觉无趣，其中一位讥我：“你挺像法轮功的人哪，信仰坚定、四大皆空！你该不会真的是法轮功的人吧？哎，对李洪志、对法轮功怎么看待？”这倒是题外话了，不妨活动一下口舌吧：“法轮功闹得你们挺忙活吧？”看着他们尴尬的笑，我继续说：“我对法轮功的人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贵党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本来它是正常的民间宗教信仰，根本没必要干涉，干涉也罢了，却要整天在电视和各大报纸上大搞舆论镇压，岂不知国人素来厌恶贵党的宣传，信仰危机存在已久，国民心灵中普遍存在信仰真空，凡你们大力镇压的，百姓便本能地同情、好奇并本能地信他迷他，于是法轮功信徒越来越多，到现在，大有赶超贵党人数之势。我真的怀疑贵党领袖江主席是否是李洪志的信徒，因为完全是由于他的努力把法轮功培养成了中国最大的宗教，我还怀疑他’99大阅兵并未花到1200亿元，而是把其中一部分转帐资助法轮功的事业了，否则怎么会飞速成长出这么大一个势力呢？江主席是举世公认的能花钱，想必在壮大法轮功的事业上也绝不会小气的。”
这些人听了倒是觉得新鲜，哈哈笑完，有一位就郑重其事地说：“我们的确是应该搞一些社情研究，了解百姓信仰问题和政治态度。”但共产党从来不允许搞民意调查，我想他这句话肯定是空谈了。
好不容易，骗了一觉睡
9月4日晚上换班来的四人当中有一位中年人，看样子是个老侦讯或小头目，他是今夜的主谈手。至此，我已有三天两夜未合眼了，精神几近崩溃，这时如果说拿杀头来换一觉睡我也情愿。那中年人坐到我旁边，将我双手解出，并把老虎椅打开，给我吃给我喝，但有一条——不给睡。我疲惫而无望地求他先让我睡会儿，哪怕是10分钟，那人并未应允。我深知他们的意图，那就是决计要用疲劳拖垮我。
中年人很和婉地与我聊天，神态显得很老练。他与我聊魏京生，聊民阵民联，聊中国民主党，聊王有才，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我最感兴趣的，而兴趣才是最好的敲门砖。我静静地听他聊，感觉差不多比较融洽时，我向他提出——允我睡几个小时，哪怕是三个小时，睡醒了，我将所有的东西全盘托出写成供词给你。他的眼睛里露出了喜悦的光芒，显然觉得自己的方法真是见效，一用就灵，不禁更加自信起来。此时睡觉对我而言真是比活命还重要，感觉身体的大多部件都已与我失去了联系，处于麻木的崩溃状态。中年人很爽快地往墙根背门处的地毯一指：“小李啊，你只能睡地毯了，我是冒着掉乌纱的危险给你行方便的，明天早上7：00交班时如果我交不了差，那你可是害了我呀，所以你最好早晨4:00钟就醒来，帮我写好笔录啦。小李啊，我老白是个讲义气的人，我就住这附近家属院，不信你将来出来了，有任何困难找到我，我绝对尽力帮你，等你恢复了自由之身，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这可太珍贵了，求了三天终于可以躺在地上睡了。一躺下去，大约两分钟不到，我就迷过去了。这一觉可真糊涂，没有一秒钟的梦，到4:00钟老白摇我醒来时，我又央他再给1小时，告诉他我其实1个小时就可以写好的。老白谨慎，只允我又躺了半小时。4:30分，我依然很瞌睡，但实在无法睡了，只好坐回老虎椅。写不写？不写算不算欺骗？我自认为这不算欺骗，因为首先是他们三天三夜不让我睡，这已经是在恶意折磨我了，从恶人手中骗得一个觉来睡，这符合我生理的甚至是生命的迫切的合理需要。我老家常有句话叫——“雷都不打吃饭人哪”，我骗来这么个至关重要的觉来睡，相信上帝都会赞成的。（后来在看守所里看电视，有一部反腐题材的片子，公安也采用了这样的疲劳战术逼出了供词，但这供词在检察院却被视为无效，女检察官的理由是：人体不睡眠的极限是三天三夜，超过这个极限就很可能衰竭而死，所以认定供词是刑讯逼供所得而当视为无效。这种检察官以及如此理想的“检察精神”，在现实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它们只存在于天真的作家和被如此折磨的囚犯的想象之中，所以看到这个剧情时我没有感动而只有苦笑。）
写不写？不写的话老白不好交差呀！看着他逐渐在失去自信的面容，恻隐之心又冒了出来，那就写吧。我将前两天提讯时所回答的基本问题又作了一遍重复，写成两页纸交给了他。老白看完后显得相当失望，但他知道我不可能再有让步，考虑到反正也有两张白纸黑字可以蒙混交差了，也就放弃了索求，只是闷坐在桌后抽烟，不理我，满脸是强行克制的愠怒，我知道这才是他的“真相”。
戴脚镣勘验现场，街上大喊“打倒共产党”
无论如何，这几小时并不充足的睡眠使我的身体终于复现了生机，如果他们再折腾的话，我想应该还可以顶上一天一夜。但是9月5日，也就是被抓后第四天的早晨，这帮人不再讯问我什么，将我带到看守所大门附近，拎出一副锈迹斑斑的脚镣，然后命我坐在地上，由一个年轻的公安给我套上，并用扳手拧紧。这时我才发现，一直穿在脚上的袜子有一只已破了几个洞，应该是他们拖我去东站派出所时在砂石地上磨出来的。
套好脚镣后，这帮人将我拖上大门外的一部三菱吉普，依然不给我鞋穿，并收去了眼镜。车迅速驶出六处的大院，我不知这是要去向何处。划过视野的那些高层建筑大多都是熟悉的地标，我基本可以判断走的是些什么路。大约20多分钟后，车驶到了地王大厦，然后直接从人行道拐到了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处，并停了下来。那位给我套脚镣的年轻人上前吩咐保安员，要他们打开消防梯，然后就拉我下车，准备从消防梯上楼。这里人并不多，不如正面电梯厅，但也有不少往来人员。看来公安是要去勘验现场，但我觉得这铁链很重，不太容易行走，一走便磨得脚腕生疼，我非常愤怒公安的如此虐待，遂不肯走了。他们于是拉住我强行往前拖，我突然张口向往来行人大喊：“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当时其实我也找不到更好的语言来表达愤怒，权且以这种口号来震动他们的鼓膜吧。公安大吃一惊，为首那位他们叫“老板”的人（后来得知是预审科长），相当高大肥壮，将厚重的手掌一挥：“快拉回车里。”将我塞入车内，这些人一边咒骂一边威胁，要求我不要再喊，否则没有好果子吃，他们要我作保证，我不吭声。“给他塞上毛巾吧。”小年轻提议，“老板”想了想，从驾驶台找出一卷胶带：“给他封上！”我大声抗议：“如果封口，我就不走，你们把我抬上去！”“老板”并不理会，吩咐封口，几个年轻便衣将我的头捉定，然后用胶带一圈一圈去缠，直到认为“保险”了，方才住手。我决计不走，几个力壮的从两边架起我，一直拖到消防电梯口，铁镣在水泥地板上拉出叮叮当当的脆响，引得过路人都好奇地引颈探看。
上到大约64层，电梯止住了，于是出电梯走楼道，这些人仍架着我，铁镣在阶梯上依旧击打得叮叮当当，并在幽深的楼道里上下回响。我的脚后筋已被铁镣磨出血了，身后跟的公安里有一个是女的，可能是做现场记录的，她实在看不过去了，好几次帮我在后面提住链条中部，后来她调整好了姿势，一直帮我提到了67层。
地王大厦总共69层，第67层是消防避难层，透过一圈玻璃窗，可以看到罗湖大多数建筑和街道，著名的深圳发展银行大厦也只是一个小矮子了，其余的建筑无论高低都将黑灰色的顶台暴露在眼皮下，煞是难看，从高空欣赏城市原来一点都不好看。十多天前我从这里抛下传单，等我下到楼底，又乘过一站公共汽车来到半公里外的深圳博物馆的时候，少量传单还在天空飞扬，甚至也飞到了博物馆的上空。
现场勘验无非是迫我指证在何处抛撒，然后录像拍照，测量和收录指纹，很快便结束了。
深南大道天桥再喊“打倒共产党”，预审科长大怒
勘验完地王大厦的楼上，然后是楼下横过深南大道、通往对面深圳书城的人行天桥。因为每天去书城的顾客就数以万计，所以天桥上行人很多，这里当时也是我散放传单的地方。公安怕我再喊口号，将口上的胶带又进行了一遍加固，然后“老板”命人上天桥驱赶行人，并封锁住两端，不使通行。完成了现场布置，这才将我拉上天桥。深南大道，尤其是地王和书城这段游客特别多，突然这么一封锁，又猛然拉出一个戴着手铐脚镣并封了口的人来，人们还以为是拍戏的，于是驻足观看，其中就有几位掏出随身携带的相机咔嚓咔嚓拍了起来。“老板”一看，相当紧张，又忙命人上前夺下游客的相机，抠出胶卷予以没收，而游客又不甚明白，双方于是还发生了短暂的口角。
我上到天桥中部时，对面桥下又恰好是公交车停靠站，上下车的客人与往来书城的客人围成一大团观看桥上的“演员”们。趁公安忙于应付人群时，我挣脱了胶带，张口大喊“打倒共产党！”刚喊完这句，就被用手封住了口。公安相当狼狈，仓惶拍完现场照片，就迅速将我拖下桥塞进车开走。
现在要去的是人民路天桥，那是一个环状巨型天桥，桥上设有蓝色遮阳板，是往来国贸与东门的必经路口，行人也颇多，这里当时也是散放传单的地点之一。公安这次吸取了教训，拖我去人少的这一边，但待他一不注意，我又用手蹭开胶带放声大喊，行人于是都向这边看来。公安们终于恼羞成怒，将我一把按倒在水泥地上，开始踢打我，我只觉得牙齿狠狠地磕在水泥上，然后尝到了咸咸的血味，显然是嘴唇破了。他们打了一阵，我不出声了，就拖起我赶紧下到东门路口，又塞进车里，连现场也不要我指证了，只派了一个公安过去。“老板”这时坐在驾驶座里，显然也是异常暴怒，回过身，将碗大的拳头照我胸口就捣，我只觉得一阵闭气的疼痛。打完拳击，又将巨掌在我脸上扇了两个来回才住手，临开车时恶狠狠地威胁说回去再找我算帐。
最后是勘验“滨河新村”，这里当时是张贴了一些传单。公安们拖我指证完张贴的位置后，要我指证是在哪家文具店买的双面贴，我知道那家文具店不在这里，但不想再给他拖来拖去，于是说就在这附近但不记得是哪家。公安于是就近找了一家，问是不是，我说是，公安就叫出老板问认不认识我，那老板很害怕，自然说不认识，于是公安又去查他的帐册，询问他的售货员，当然也得不到任何结果。无奈之余，公安从货架上拿了一大把双面贴和几个笔记本，装进包里带走了。我感到惊讶：作为公务人员，拿走百姓的财物居然不付帐也不打任何收据！民间把公安、武警骂作“流氓”看来并不过分，并且他们这一路对我的虐待，以及在人行道上肆意停车、驾车和逆向行驶的行为，已经是很好的证明。
回到看守所，袜子磨破，脚筋出血
回到看守所里，除掉手铐脚镣，我才发现袜子只剩下了一只，而且布满了新磨出的破洞。脚后筋则磨出了一个鲜红的创口，脚腕被铁锈染成了黄褐色。这时，连续作战式的审讯结束了，他们办完羁押手续后，将我交给了看守所。一位看守员把我带到更衣室，指着一大堆散发着霉味的囚服，命我脱下便装换上它。这时还是深圳的夏天，换上的囚服是灰色线织的短袖衫和大短裤，背后印着大大的“深一看”三个字。我的便服则被收到一个小柜子里，说是代存。换完衣服，又将我领到另一间屋子，里面乱七八糟堆了些草绿色的被子，霉臭味更重，我随手拎了一床，然后按指示又在地上拣了一只胶盆（饭钵）、胶匙。胶盆胶匙实在太脏，看守员说“进仓洗一下就得啦”，转身摘下四五寸长的大钥匙带我向大院走。
（2010年9月1日，作者出监，这是监狱给的释放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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