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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危机大逃亡》

2018年01月12日 15:25  PDF版 分享到微信

逃亡的自由-----为《中国大逃亡》序
作者:赵明兰
《中国危机大逃亡》

先生用数年时间,深入研究危机现象,写成中国危机系列书。第一本《中国危机路线图》已经在谷歌图书出版,《中国危机大逃亡》是系列书的第二本。《中国危机大逃亡》涉及了中国宏观政治经济问题,他的书尤其涉及面对危机,每个人怎么办的现实问题。写作期间,他与我就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有过多次交流。在危机的奇点“明斯基时刻”来到前夜,《中国危机大逃亡》顺利完成并出版。

逃亡,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话题,也是当下中国社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早在2015年10月,一个名叫也的诗人,就写下一首题为《跑不跑》的诗歌:能跑的都跑了/没跑的在想办法跑/跑不了的在骂跑了的/不想跑的在制造跑。海风吹进我的门缝/恰巧打击了我的眼睛/不由自主的泪水/竟然比海水还咸。这儿的空间,谁说不新鲜?/剩下四脚的鸟儿/剩下割脚的镰刀/剩下窄窄的脸。这是一首用文学的语言描述中国社会知识精英逃亡的现象。

川普当选后,网上有个段子:记者在纽约街头采访一个华裔移民:作为移民政策的受益者,你投票给限制移民的川普?华裔:再不限制移民,纽约快成北京了,见个老外都难。我原来的领导也陆陆续续移过来了,见天碰到他们,我就是为了躲这帮混蛋,才辛辛苦苦移民过来的,再不限制,那些混蛋领导就全移过来了!这是用黑色幽默的语言描述中国贪官群体逃亡的现象。

《金融时报》引述2015年7月1日的一项调查的数据:中国47%的高净值个人已经安排30%以上的资产投资海外;海外资产增持目的地的首选是美国,其次是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海外资产增持的首选是住宅房地产、其次是固定收益证券、商业地产、信托产品和人寿保险。中国富人海外投资,促进了美国一些城市房地产也长盛不衰。仅仅以纽约长岛为例,从2013年1月到2015年2月,中国投资者就占300万美元及以上住宅买家的四分之一。这是用货币的数字语言描述中国商人群体的逃亡现象。

逃亡常常自上而下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最先逃跑的是路易十六。路易十六逃跑不成,在华伦内被截获,送回巴黎。为了维持路易十六的名声,以被绑票为由,处决了一批计划逃亡的人。在路易十六的带头下,法国高层人士纷纷避走他乡,以免遭杀身之祸。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描绘了逃亡场景:1789年情势不稳时,两个月之内批发了二十万将护照,虽说有些持有者只在国内旅行,但多数流亡国外。这种情形迄未停止。1792年正规军内2/3的军官都已离职。因为这些领导人物之离散,社会更不安定。

为什么富人、官员和知识精英会率先出逃?从目前中国泛滥着对未来的普遍的不确定感,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的享受,大多数人对新极权主义产生一种错觉,看不到极权主义的本质和它与人类普世价值相反的路径选择。他们看不清新极权主义的本质,和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全面社会主义复辟带来的危机。商人面对新公私合营,官员面对选择性反贪,知识精英面对言论控制,都有一种深刻的无力感和由它带来的集体恐惧。那些逃亡的贪官和纷纷移民国外的经济、政治和知识精英,是最早感到恐惧的群体。

最早感受到危机的,总是体制内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我们称为“富豪”、“官员”和“知识分子”那些人。面对经济清算、政治清算、文化清算,他们采取的策略,毫无例外,那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秦伟平的《中国危机大逃亡》揭示了中国富人、官员和知识精英逃亡的现象,并分析了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同时,他还给那些准备逃亡的人提出几条逃亡的路径。这不仅是一本坐而论道的理论书,而且是一本非常实用的逃亡指南书。对于那些想逃亡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逃亡的人,这本书提供的技术性指南,无疑会为他们增强逃亡的信心。

逃亡是中产阶级和有能力出走的人的共识。逃离雾霾,逃离越来越恶化的医疗教育环境。逃离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互害社会生态链”。“互害社会生态链”代表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代表中国当下结构性制度腐败的严重程度,代表中国已经到来的政治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经过几十年的酝酿,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这场危机,你可以在雾霾空气中闻到,你可以在污染的水里尝到,你可以在愤怒的风中感到,在人们道路以目的眼光中看到……

危机的触点是全能政府推动的贫富两级分化。以社会主义为号召的中国,贫富分化居然居于世界之首。赢者通吃,强者通吃,是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正如张千帆所说,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强势,也没有绝对的弱势。再弱的群体也有自己的报复手段。我们不尊重农民的权利,设置种种不正当的规则歧视这个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对此无可奈何,却可以用同样不负责任的行为给城里人输送有毒的大米、蔬菜、猪肉……一旦陷入相互投毒、以邻为壑的丛林状态,谁都别指望自己能维持强者姿态全身而退,剩下的出路就是逃亡。或者,我们也可以像美国立宪者那样,走到一起为自己立约,永远告别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

恶法的改变,不可能来自于法律制定者的觉悟,只有遇到底层的反抗,才有可能。逃亡是牺牲最小的反抗形式,逃亡是弘扬人的权利的正义之举。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南方黑人从来没有停止逃亡潮,积极逃离蓄奴制的枷锁。美国人至今缅怀推动废奴运动政治领袖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塔布曼加入名为“地下铁路”的反奴隶制组织,成功救出上千名黑奴。被美国人称为“黑摩西”、“摩西祖母”。塔布曼的头像将取代20元纸币正面位置的杰克逊像,成为美国货币史上头像进入纸币的首位非裔美国女性。显示美国人对19世纪废奴主义追求自由的领袖人物的赞誉。

奴隶制的废除既不是感情问题,也不是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如果美国黑奴没有觉醒,不逃亡反抗奴隶制度,无论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主张,都没有任何意义。正是因为奴隶的反抗,给政治家提供了政治改革的。废奴主义者义无反顾、不懈地努力和厌恶奴隶制的政治家顺势推动的共同结果。没有黑奴用逃亡持续不断地反抗,没有废奴主义者坚持不懈支持逃亡,没有在特定时间出现开明的政治家林肯,奴隶制不可能被废除。是他们的合力,促成了1863年《解放奴隶宣言》和1868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于是,美国宪法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没有逃亡就没有一部分黑奴的自由,没有一部分黑奴的自由,就没有南北战争推动的林肯的黑奴解放运动,和宣告全部黑奴自由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当逃亡只在上层和社会精英群体发生时,逃亡对社会的震撼将远远不如社会底层的群体逃亡。只有逃亡在底层群体发生,才会对一个社会制度造成震撼。

底层群体的集体逃亡,往往发生在饥寒交迫的情形下,是对人的自身生命存续的本能的追求。底层群体的逃亡的意义在于证明”被统治阶级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然而还不足以推动一场社会运动。只有底层群体逃亡与自由的理念结合,成为一种在自由理念引导下的行动,并在特定的时期,出现开明的政治家,振臂一呼,顺应历史潮流,解决逃亡背后的政治问题,才会由群体逃亡起步,形成具有变革意义的社会运动。

以赛亚柏林爵士把自由分为“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伯林认为,与消极自由是摆脱( from)的自由相反,积极自由是去(to )遵循某种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只要消极自由的所有情形同时就是我自由地摆脱强制,并自由地根据我的选择行动的情形,这种区分就不能用来表明两种不同的自由概念。积极的含义是指与根据外在的力量行动相反,成为一个人自己的主人的观念,没能分离出一种独立的积极自由概念。凭着不受外在力量的干扰自由地行动的情形正是某些人在日常的消极意义上拥有他们的自由的情形。

叙拉古之惑说,用最通俗的话来概括“消极自由”,那么就是免于被强制;而“积极自由”,就是无所顾忌的去实现自己的意志。通常基于二十世纪的历史教训,人普遍的倾向于肯定“消极自由”,而否定“积极自由”。对此,共和主义一直批评自由主义的自由观过于简化,将“自由”纳入一个现实主义的考察中,而不只是抽象的演绎。所以,共和主义认为:离开政治共同体,绝无天赋人权存在,自由国家是自由个人的前提。个人自由与国家政体存在现实性的逻辑关联。这种逻辑关联的起点是自由的国家。

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忽略了自由作为天赋人权必然先于自由国家的事实。没有自由的理念,就没有自由的行动;没有自由的行动,就没有保卫自由的立宪者挺身而出,建立以保护人权为基础的自由国家。“自由因自由国家而生”的前提是,捍卫自由的人们首先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自由国家”。在那里,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爱因斯坦的这句话,今天被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德国人相信:国家应当是人民的保护者,而人民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2005年被德国命名为“爱因斯坦年”,纪念在纳粹德国期间逃亡的爱因斯坦。

自由国家不会从天而降,民族国家更不是自由的前提条件。在不自由的民族国家,人民丧失一切自由。不仅丧失正常的言论自由,甚至丧失“不言论的自由”。1949年,胡适去台,儿子胡思杜则留在中国大陆。随后,中国展开对胡适的批判。胡思杜与父亲划清界限,写了一篇《人民公敌---我的父亲胡适》。《纽约时报》记者问胡适,为什么连你的儿子都在骂你?胡适回答:“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自由是沉默的自由,中国人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我的儿子做的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当一个民族连不言论的自由都失去,除了反抗,逃亡是唯一的正义的选择。逃亡是反抗不自由的成本最小的方式。

自由作为天赋的权利,是无条件的,然而,自由的实现又受到特定的社会条件的限制。虽然人的自由是在自由国家的框架下发生的,我们对出生的共同体,没有权利选择如何进入,这种权利由于我们的父母天然赋予我们,然而,我们有权利选择是否退出,有权利选择逃亡。没有退出机制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必然是无条件的选择,是人的意志、过程和目的的统一,是人的行动。如果说自由国家是个人自由的前提,个人的自由选择则是自由的保证。没有自由的选择就没有自由。自由的本质是随时随地有选择的权利,随时随地有行动的权利,随时随地有逃亡的权利。

杰拉尔德•麦卡勒姆则认为,不管在何时,谈论一个行动者的自由,它总是摆脱对于做什么或成为什么(或不做什么或不成为什么)的某些强制因素的自由。自由“总是”行动者、强制和目的之间的“同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谈论自由的在场就是谈论一种缺席: 妨碍行动者实现某个目标或目的的强制的缺席。换句话说,只有一种自由概念。

这种自由就是行动的自由,进行的自由。阿伦特说,“人是自由的……当且仅当他们行动之时,既非行动之前也非行动之后,因为拥有自由和进行行动是同一回事。”她认为,自由不仅仅是免受他人干涉的消极自由,而是积极行动;自由不是意志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它是在行动过程中而不是其他任何过程中经验到的自由。

在极权制度下,有一种自由,较少被提及,这就是“逃亡的自由”。践行逃亡的自由,是极权制度下个体反抗极权制度可以选择的一种积极的行动。陈闯创在评价《赖活之恶》这本书时说:在极权体制内,不与政权合作,只有死亡和逃亡两种选择。逃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抗拒极权主义积极的手段,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是除了正面抗争之外唯一的积极的自由。逃亡是摆脱赖活的恶和政治的恶的积极手段。逃亡者用追求自由的逃亡写出抗拒暴政的宣言。

在任何制度中,自由都是双行道。如果一个制度的设计,包含阻止人们身体逃亡的机制(如东德的柏林墙),那么,这个制度无疑是一个邪恶的制度。同样,如果一个制度的设计,包含阻止人们精神逃亡的机制(如中国的电子墙),那么这个制度无疑也是一个邪恶的制度。无论阻止身体逃亡还是阻止精神逃亡,都意味着自由的丧失。

秦伟平的《中国危机大逃亡》这本书中,向读者展示了自由丧失的恐怖的画面。面对危机,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应对方案。秦伟平这本书不光分析了中国危机的必然性,画出从债务危机到金融危机,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到政治危机到难民危机的路线图,也从技术层面谈到对不同的危机的预案和逃亡指南。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一定会有所收益。实践积极逃亡的选择,握在每一个人的手上。

通过逃亡之路,实现个人的自由,是一项艰难的选择。逃亡的自由的障碍,既来自于外在的制度,也来自于内在的认知。缠绕自我的那些对、地位和名利的认知,羁绊一个人和一个民族迈向自由之路。人的自由的状态在于他能够超越这些羁绊,看到物质之外的精神自由状态。马思聪超越了,所以马思聪逃亡了。如果不能超越物质、地位和名利羁绊,即使一个人不在极权制度下生活,依然会自愿接受极权主义无所不在的精神奴役。投怀送抱,甘当海外自干五。

自由的状态不仅是物质的身体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自由。不追求精神的自由,一个人即使摆脱了身体的非自由状态,也依然继续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精神被奴役状态。今天生活在自由世界中的自干五群体,就生活在中这么一种精神被阉割、思想被奴役的状态中。身体虽然自由,精神依然受奴役。人要逃出有形的物理的牢狱,首先要打碎无形的思想的牢狱。张雪忠说,“处于暴政压迫下的人们,最要紧的是反抗和摆脱暴政,而不是担心自己无法过好暴政终结后的生活。” 《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 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不愿通过对抗形式反抗暴政,逃亡是反抗和摆脱暴政最积极的方式。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孔子看来,逃亡是践行天道的替代性选择。在今人看来,逃亡的自由,是人的选择的终极选择。没有逃亡的自由的终极选择,个人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自由,也没有最后的、确切的、根本的保证。只有确立逃亡自由的正义性和神圣性,人的权利才是绝对的,人的自由才是鲜活的;只有把积极逃亡视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人的权利才是完整的,人的自由才是真实的。

积极逃亡,代表的是民心的向背,代表的是国家的方向;代表的是走向制度文明宽阔的大道,代表的是人类社会普世的价值。历史上的一些大的政治变革,往往从普通民众的逃亡开始。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就发轫于从六十年代开始的从未停止的逃港潮。一个国家的文明和进步程度,既取决于人民的积极抗争,也取决于人民的积极逃亡。抗争与逃亡形成的合力,共同构成一个国家进步的动力。一个社会践行“抗争的自由”的人越多,践行“逃亡的自由”人越多,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就越大。《中国危机大逃亡》伸张和弘扬逃亡的自由,以此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这就是《中国危机大逃亡》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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