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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颦毛泽东的习近平彻底否定了邓小平

2018年10月11日 1:55 PDF版 分享转发

变态辣椒:毛泽东、习近平与邓小平变态辣椒:毛泽东、习近平与邓小平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的统治模式脱胎于毛泽东的文革遗产》中曾建议听众和读者们不妨上网查找一下习近平五年前的“八一九讲话”,重点阅读一下该文的第四部分“关于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就能够深深感觉出习近平真真是完全彻底的,彻头彻尾的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学说”。

正如先生文章中所说,毛式文革话语已经融化在在习近平等人的血液里,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红二代们的思维行为方式,成为他们执政模式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习的执政思路和手段不可避免地带有毛时代的印记,散发着文革的气息,不久前提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就是最新的例子。

人民网上刊登过一篇习近平“八一九讲话”后重温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学习体会文章,重点引用了习近平至今随时都能朗朗上口的数百条毛主席语录之一的是: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就要形成某种舆论,造成某种声势,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段由一九六六年八月问世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传达出来的“毛主席最高指示”,正是习近平二零一三年八月的“八一九讲话”,即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所作的讲话”的主题和指导思想。

五年前习近平的“八一九讲话”出笼后,有中国大陆内地公知透露2013年度的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原本是定于当年八月十八日举行并由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做“重要讲话”的,但会议安排计划报习近平处后,习近平认为八月十八日的日子“有些特殊“,所以才推迟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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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上点岁数的人都明白习近平为什么说“八一八“是个“敏感日”,1966年8月18日,北京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当时还分别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习近平和薄熙来都荣幸地挤进了被接见的红卫兵队伍里。

按照高文谦先生文章中的说法,薄熙来到重庆主政一方后,为了重回北京问鼎中央,打的也是毛牌。他曾私下表示:想来想去,只有毛思想才是党内正资产,要回到毛。他在重庆搞的所谓“唱红打黑”就是从中获得的灵感。

回过来再说当年的习近平在北京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之后,北京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风起云涌,因为他父亲的原因,习近平欲参加本学校的“八一八红卫兵造反兵团”未果,于是便加入了所谓“革命大串联”的队伍,第一站就是乘不需要花钱买票的火车直奔湖南韶山拜毛……

正如高文谦先生所说:毛是习近平这一代红色接班人的精神教父、政治上的领路人,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文革是他们思想成长定型时期,有着他们的青春情结,留下很深的人生烙印。这种深入骨髓的崇毛情结和文革思维定势,掌权红二代的政治生命、思路和手段都来源于此。作为红二代,习近平本来就有崇毛情结,从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中更是看到毛在底层民众中的能量。红二代虽分左中右,但他们最大的共识为毛是共产党的“正资产”,从政的红二代更是从捍卫红色江山的角度,把毛作为政治图腾和他们掌权的合法性来源。

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早已经详细介绍了当年的习近平是如何在重庆为薄熙来站台,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书记处力挺薄熙来的“唱红”和王立军的“打黑”,并当众承诺要把“熙来同志为班长”创造出来的“重庆经验”推向全国!

其实,无论如上所说的习近平不愿意选在八月十八日那天那发表他的“在互联网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动员令是因为当年自己欲参加“八一八造反兵团”遭拒,是真有其事还是纯属是在调侃习近平,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除了毛泽东的“八一八”,毛泽东去世,文革被邓小平下令“彻底否定”之后,邓小平曾有一个很著名的“八一八”。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复出掌权后已经稳定住局面的邓小平在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二零零五年八月的《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杜光的文章将其称之了“反里程碑”。如今重读邓小平的这份“八一八讲话” ,不难发现当年邓小平所批判和否定的正是当今习近平所强力推行、全面复辟的。

邓小平说: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2015年8月,显然是针对当时的习近平已经在明目张胆地效法毛泽东当年的个人集权,毛泽东当年封建专制和个人独裁统治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时方才喊出的口号“党的一元化领导”,“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被习近平重新祭出,先生在当时的《》杂志邀请下发表了《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 讲话”》一文。

李锐先生说:几年来,我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多次提过这样的建议:重新发表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今年是这个讲话发表35周年,我再次提出“8·18讲话”有现实意义。 邓小平在“讲话”中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突出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压制民主、贪赃枉法;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特权,特殊化。对于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35年过去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李锐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没有直接抨击习近平,但回顾了邓小平的这份“八一八讲话”发现后居然被党内发文要求“不准再宣传”到赵紫阳一度为此篇讲话暂时“解禁”的内幕。说的是当年 邓小平的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曾经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但是,很快就没有了下文。这是因为当时国际上发生了“团结工会事件”,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

李锐先生回顾说,当年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我们党内的保守派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借口。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1980年9月24日,胡乔木就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中央要研究类似波兰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和政治纠葛;他强调,“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大问题;如独立工会问题,“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出现类似情况”。于是,在胡乔木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好像有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 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的这篇讲话被停止了宣传,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搁下了。

李锐先生继续回忆说:为了给十三大做思想准备,中央曾经重新发表过邓小平的这份“八一八讲话”。那是198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新发表这个讲话,并配发了《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的社论。 这个社论说:“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着眼,深刻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经验和十年动乱的教训,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改革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重新发表这篇讲话,组织全党同志认真学习,可以说是十三大的重要思想准备”。

能够重新发表一次这份讲话的内部原因是,1987年年初,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巨大震荡,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党内一部分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反自由化”的运动席卷全国。年内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可能会成为一个“反自由化”的大会。 当时中央代理总书记的非常担心这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冲击研讨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于是他利用各种机会,给“反自由化”运动降温。 4月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同小平做了一次长谈。他汇报了一些人以“左”反对,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情况。他说,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做好舆论准备。邓小平赞同这个意见,要赵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于是,赵建议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邓小平同意了。

李锐先生说: 不过,十三大开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就又中断了。“价格闯关”和新的学潮转移了党的指导思想和整个社会的关注重点,我们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邓小平这篇讲话很少有人再提起过……

正如笔者在一年前发表的《习近平用新党章回归毛泽东否定邓小平》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如今的“习氏党章”中一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不但是回归了毛泽东,而且是回归了文革极左时代的毛泽东。与此同时,则是完全否定了“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党要管党,党政分开!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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