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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紧跟毛泽东“砸烂”北京市公安局的刘传新“自杀身亡”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1967年7月23日，时任中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说：“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义之当晚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将这一消息刊登，并迅速传遍全国，立即在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
1966年、1967年，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从军队选调兵团级军官1人，军级军官3人，师级军官10人，团级军官20人，以后还调进大批军官，进驻公安部，实际接管了公安部的权力，公安部绝大多数官员被遣送黑龙江农场审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要求“凡全国公安机关未军管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文件下发后，大批军人开进公安机关，95%以上的警官被集中下放农村改造。
在砸烂公安机关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有3.4万公安警官受到打击迫害，其中被打死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1300多人。公安部5位副部长被捕，政治部主任被隔离审查；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被捕后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公安部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身亡”后，涉嫌被监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长49人中，有43人先后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名警官受到打击迫害，其中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烂后，2980名警官受到残酷迫害，78人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浙江省公安厅666名警官，被审查、批斗298人，被隔离审查88人，受处分74人。前任公安厅厅长王芳、时任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等6人被怀疑在毛泽东住处安装窃听器，被押解到北京，被囚禁审查。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全都被审查过、打倒过，其中，45人坐过牢，17人自杀或死在监狱里。
1966年5月16日，十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第一批被打倒的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是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罗瑞卿是原中共军队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此前担任过十年的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1966年5月，随着对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批判不断升级，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了一个由44人组成的华北局、公安部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
1967年3月24日，军代表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刚满一个月，军管会“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后，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在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编造了两个材料，诬陷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名坏人”。
不仅如此，刘传新还指使专案人员从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继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等31名官员“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又组织起从300多人逐渐增加到2000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主要档案77万多卷，零散材料105万件，编造了《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焦昆定为“ＣＣ特务”。
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通过这一番“折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此前的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
1968年8月17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8000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原北京市公安局官员“逮捕法办”。8月23日，刘传新将814名警官定性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8月29日，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中共元老的子女70人关进北京市公安局少管所，强迫命令他们揭发父母的“罪行”。经过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的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
1976年淸明节前后，北京因悼念周恩来引发一场“四五”群众运动。4月4日晚，中共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将它定性为 “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作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这一次又冲到了最前线，不仅组织全部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清明节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全北京市在“双追”活动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官员被触及者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刘传新因为“双追”有功，颇受赏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夸奖他“干得好”。
刘传新主管北京市公安局差不多十年，开启了中共首都北京公安机关的“刘传新时代”。刘传新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局党委书记等，成为京城最有权有势的人之一，风光无限。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刘传新顿觉大祸临头。果然，北京街头很快出现了类似《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这样的大字报和漫画等。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1977年5月18日，刘传新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警官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