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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後的布拉格和华沙
曹长青
共产主义垮台後的东欧，一直是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人关注的焦点。任何一个前东欧国家的经济波动，或共产党人重新获得权力，都令世人忧心。我曾读到和听到过很多关於东欧国家的现状的评论，不少是负面的。但我上个月亲自到波兰和捷克采访考察的结果则是相当令人振奋和乐观的。
●在自由报刊装点下的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在结束共产统治後，发生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分成两个国家的变化，但双方都表现得理性而平和，尤其是捷克，面对斯洛伐克要分离出去的要求，既没有用飞弹演习威胁，更没有使用武力干涉，而是尊重斯洛伐克人民的自由选择。捷克人民有这样的理性和现代人权意识，新闻自由和总统哈维尔的政治智慧起到了重要作用。
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可以充分感觉到新闻自由的气息。书报亭里，各种各样的报刊在出售，种类多得惊人。我在一个报亭随手数了一下，杂志就有234种、报纸61种，其中不仅有捷克当地的报刊，还有西方国家的主要报刊，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英国的《独立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法国的《世界报》和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等。
●在捷克的“欧洲自由电台”
但即使这样，捷克总统哈维尔还认为新闻自由的程度还需继续提高。本来共产主义在东欧和原苏联垮台後，美国就准备撤销“自由欧洲电台”，认为它的任务已完成。但哈维尔认为，在後共产时代的东欧和俄国，人们还是需要“自由欧洲电台”来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保持一个独立的声音是必要的；同时，刚刚结果共产统治的东欧和俄国，新闻人员没有能力向大众提供客观、公正、独立和专业化的新闻。“自由欧洲电台”现在设在了布拉格，捷克免费提供了办公大楼。
除了新闻自由和政治稳定，捷克的经济发展也是整个东欧最好的之一，全国失业率低於3％（德国的失业率是9.6％，法国是12.4％，西班牙超过了20％，美国是5.2％）。布拉格的失业率是零。
●李志绥的书登上波兰畅销榜首
新闻自由的景观在波兰同样引人注目。在华沙中心火车站里，就有很多书报亭，出售的报刊杂志和布拉格一样种类繁多，形形色色。其中最让我惊讶的是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被摆在各个书报亭的显著位置。当地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这本书的波兰文上个月出版後，迅速登上畅销书榜。我在时，它已攀到波兰全国畅销书榜首。这本书的封面是毛的画像，定价合美金13元。我不解地问波兰朋友：“一般波兰人的月薪才是300美元，这麽贵的书怎麽能这样畅销？”波兰朋友解释说，“波兰老百姓对独裁者毛泽东的秘闻非常感兴趣，很多知识份子也在研究它。”
●严肃报纸发行量最大
最让波兰新闻界自豪的是，他们有一张被誉为“波兰的《纽约时报》”的严肃报纸《新闻报》（Gazeta）。令我吃惊和兴奋的是，这样一张严肃的报纸却是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该报的总部大楼，副总编辑培斯维奇（Piotr Pacewicz）告诉我，《新闻报》周日发行50万份，周末达到70万份。在只有3,700万人口的波兰，能达到这个发行量是令人惊奇的。鼎鼎大名的《纽约时报》周日发行量才77万份，周末约150万份。《新闻报》在全波兰有24个地方版，不仅发行量大，而且内容严肃，新闻专业化程度相当高。我翻阅了一下这张报纸的近期存报，发现它报道的范围相当广泛。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共对台湾的导弹演习，该报都用很多版面图文并茂加以报道。对西藏人权状况，该报也给予很多关注。在《新闻报》总部的各个楼梯口，都张贴著被中共关押的西藏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照片。
《新闻报》的波兰文全名是《Gazeta Wyborcza》，意思是《选举期间的新闻》。培斯维奇向我解释说，因为这张报纸是在1989年6月波兰全国大选期间正式公开发行的。在这之前，它是一张地下周报，1982年由10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创办，秘密发行。现在《新闻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和主要编辑记者都是前持不同政见者，是当年办地下报纸的主力。听到培斯维奇的介绍，我十分感慨东欧知识份子和中国大陆知识份子思路的不同。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们想的是在“体制内”改革，在不挑战共产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尝试“思想解放”。即使当年比较开放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深圳青年报》等报刊，苦心琢磨的仍是“钻共产党政策的空子”或“打擦边球”，而不是像波兰的知识份子那样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专制的对立面，否定共产政权的合法性，通过地下报纸，传播必须结束共产主义的真实。
《新闻报》的现任总编辑就是当年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现在他在《新闻报》发表的文章对波兰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而《新闻报》对整个波兰社会的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八月六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病态的东欧新闻”的社论，对东欧各国的报纸，包括俄国的报纸的非专业化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同时指出，只有两张东欧的报纸是出色的，一张是布拉格的《Respekt》，另一张就是华沙的《新闻报》。
●波兰大选，中国屠杀
波兰知识份子这种站在专制政权对立面，否定共产主义，从事地下斗争的智慧和勇气，在我采访华沙的“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时有了更强烈的感受。该基金会的干事考兹埃特（Adam Koziet）向我介绍说，在共产党还执政时，这个基金会就在地下成立，20名发起人中有记者，医生，法官、物理学家，法学教授，还有当年反抗纳粹的英雄等。当年这个基金会的成员百分之九十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向国际社会揭露共产波兰的黑暗，谴责当局践踏人权。在共产党倒台後，这个基金会才由地下转入公开。现在这个基金会不仅关注波兰的人权和监督波兰政府，还关注其他国家的人权。在考兹埃特办公室的墙上，张贴著达赖喇嘛、失踪的“转世灵童”的照片。该基金会规定，它的任何成员一旦成为政府官员，就必须从基金会退出。
当我提到中国流亡者中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天安门屠杀推动了东欧的剧变。考兹埃特对此没有正面回答，他说，1989年“六四”那天，正好是波兰全国大选，波兰人第一次享受投票选举的时刻，却听到北京正在屠杀，心情极为痛苦和感慨。“那天有几千人在投票後去了中国领馆前示威抗议。”不言而喻，在中国人还不相信共产党会屠杀的时候，波兰人民已经开始用选票埋葬共产党了。原因就是这样简单：在中国知识份子先是感激涕零邓小平的改革，继而千呼万唤胡耀邦、赵紫阳时，波兰知识份子们却在用地下报刊和地下组织传播从根本上结束共产党统治的声音。
●“中国模式”不成立
波兰的经济曾一度是中国知识份子争论的话题，因为它采用了哈佛教授赛克斯的“震荡疗法”。给现任波兰国会议员Onyszkiewicz（他曾在1992至93年出任过波兰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做了五年助理的普拉塔斯（Arkadiusz Protas）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详细介绍了“震荡疗法”给波兰经济带来的活力，以及波兰的政治情况。他说，由於“震荡疗法”，波兰多数企业迅速实现了私有化，经济一直稳步成长，1995年的经济成长率达到6.5％，使波兰成为东欧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今天已没有人议论震荡疗法，因为它的成效已有目共睹。即使在当时，虽然普通民众有怨言，但大学生和知识份子，都认为长痛不如短痛，短期做一下牺牲是值得的。”
当谈起波兰的政治，普拉塔斯精熟得如数家珍。他说，虽然前共产党人当选上了波兰总统，但他的政见与华勒沙几乎一样。现在的波兰共产党也不强调他们是共产党了，而是认为他们是“专业化的政治家”。普拉塔斯强调说，波兰再回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连波兰总统，这位前共产党人也在选举时公开宣称：“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死亡并被埋葬。”
当我让他比较一下“先政治改革，後经济改革”的“波兰模式”和中国的“先经济改革，以後政治改革”的模式的利弊时，他说，“波兰的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们的民主政治不仅稳定，经济也稳步成长，人民享受著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普拉塔斯最后的结论是，“我无法评价中国模式，因为它还谈不上是一个模式，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进行政治改革。而且经济改革并不意味著自动的政治改革。”
（载《开放》1996年9月号）
1996-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