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还我民族魂之批判文化弑父派
一些反儒派喜欢摆出一副饱读经书的样子不懂装懂。别说四九之后,就是之前的五四的反儒名家,也毫无经学常识。比较而言,鲁迅虽然缺乏经学修养,多少读过些古书。但可以肯定,鲁迅没有通读过四书五经。古书分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若通一经,或者通读过四书五经,了解了圣贤的伟大儒家的真理,就不可能再那样轻薄诋毁无忌惮。
民国大师中,真有经学功底和大师风范的很少,唯康有为、熊十力、钱穆、马一浮等寥寥几位。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几个略有经学修养,非常有限,皆未见性。章太炎胡适鲁迅顾颉刚蒋梦麟傅斯年柳亚子钱玄同徐志摩季羡林辈,不三不四,浪得虚名而已。章太炎有大儒和革命儒之称,其实浅尝辄止,乱解儒学,误导社会,晚年方才有所悔悟。
大多数都是好摆文人架子、惯耍名士派头的半吊子,或以刻薄为风趣,或以轻浮为风流,或以狂妄为风度,或以无礼为风骨,到老都是个无礼无畏的轻薄子。
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宋高宗之世,将不乏人,宰相则虚设已久,其中贤者,也不过矜气近名而已。所谓矜气近名,就是恣逞意气,虚浮张扬,追求名誉。这四个字用在民国多数大师身上,倒很合适。
《大禹谟》提醒:“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意谓不要违背天道以求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百姓以满足一己的私欲,两者都是政治大忌。
从己之欲,损民利己,是特权主义的特征;逢迎民众,违道干誉,则是民粹主义的表现。前者之恶,人所易知;后者之劣,世所难察。民国知识群体最最热衷干的事就是“违道以干百姓之誉”,逢民之恶,哗众取宠。
话说回来,民国虽然反儒成潮,但大多数文武名家多少受过儒学熏陶,多少保留着仁义精神。像张作霖、冯玉祥、张宗昌等人,虽没屠过龙,毕竟见过龙腾。人称“三造共和”的“六不总理”段祺瑞,曾读过八年的私塾,在祖父督导下打下了一定文化根基,还能写旧诗作古文呢。
四九以后大量马家知识分子更加低劣,身为奴才而不自知,学马列学毛著学鲁迅,以硬骨头自诩,不知自己才是彻头彻尾的软骨头、逢君之恶的大帮凶或为虎作伥的小奴才!反儒反掉了为人为政待人处世的道德常识,把自己弄成了无知无畏无耻的小人而不自知。呜呼悲哉!
嬴政坑儒,尔朱荣、朱全忠分别对北魏和唐末的百官士夫大开杀戒,王夫之认为那些死者自有取死之道:“人士之大祸三,皆自取之也。博士以神仙欺嬴政而谤之;元魏之臣阿淫虐之女主而又背之;唐臣不恤社稷,阴阳其意于汴晋,恶朱全忠而又迎之。故坑于咸阳,歼于河阴,沈于白马,皆自取之也。”
按照王夫之的逻辑和眼光判断,被毛氏和毛帮害死的知识人更是“道之贼也,德之弃也,死之徒也。”其物化恶化程度,是秦廷的博士、魏廷的公卿百官和唐廷的衣冠清流都望尘莫及的。死于嬴政者四百六十多,死于尔朱荣者两千多(或说三千多),死于朱全忠者三十多,死于毛氏者更多了。
百年风雨沧桑,好东西百学不成,坏东西一学就会,民主化至今无望,全盘北化即马家化一举成功。追根溯源,反孔反儒是第一因。反儒是最大的文化反常和道德反动,反掉了中华之根,民族之魂。清朝因偏离王道和杀害儒家而衰亡,五四反儒更是背道而驰,先亡国后亡天下是必然的。
无父犹自可,弑父太可怕;无儒犹自可,反儒太可怕。反儒就是文化弑父,必然导致思想、道德反常,进而导致社会、政治一切反常。反掉仁义礼智信,人必不人,国必不国,一切不仁不义无礼愚昧欺诈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或沉滓泛起。百年中国为此提供了彰明昭著的证明。
恶势力的成长和成功,有赖于邪恶的环境、土壤和气候,有赖于歪理邪说的泛滥和大量暴民、刁民、愚民的支持。一个恶势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功的地方,必然是很坏的地方,其政府和领导阶级肯定不行。盖遏恶扬善赏善罚恶,是政府和领导阶级的基本政治责任。
反儒的群体和民族,必然野蛮化邪恶化,贫富都不行。钱穆说:“文化不长进的民族,骤与以物质上的享受,只是害了它。”此言发人深省,说的虽是唐时回纥,其理则通乎古今中外。任何文化不长进的群体和个体,穷斯滥矣,富了更烂,骤与以物质上的享受,是害了它。马邦的暴发户们(包括权力暴发户和财富暴发户)就是最好的例子。
孔子说:“诬文武者,罪及四世。”文武是圣贤为王,圣王;三十年为一世,四世是一百二十年。据此,五四反儒派诬蔑孔孟、毁谤圣贤的重大罪孽和恶劣影响,要一百二十年才有望消除。五四距今已一百零六年,还剩十四年。那么,彻底清算现在就应该开始了。
非常欣赏一句无名之言:“你不给历史一个交待,历史就会给你一个交待。”说得太对了。历史因果历然,是混不过去的。对于过去的罪恶,只能以真诚忏悔和现行功德去争取消解,而不是千方百计遮掩甚至美化—这么做,只能延续恶因,继续恶业,让恶果更加沉重,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要相信天道的公平、因果的公正和历史的公道。欺诈有效也有限,骗得了一国骗不了一世,骗得了一时骗不了历史。假冒伪劣恶的东西,无论怎么粉饰神化,终究要裸出本相来的。全能神和它树起来的鲁迅之类欺世盗名的偶像,终究要还原为一地污泥和垃圾。当代儒家就是奉天承运来还原它们的。
国人弃如敝屣的东西,日本人却收藏得不错。日本明治维新有一个中心思想:和魂洋才,又称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由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道德主要指儒家道德,日本以之为民族魂。桥本左内也强调学习西方目的在于“补助我义理纯明之学”,主张“仁义之道、忠孝之教由吾开,器技之工、艺术之精取于彼。”日本维新成功奥秘在此。
日本一个小小岛国,居然犯我中国八年之久,最后靠了美国出手才打败之,战后又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政治制度和物质科技各方面却越来越落后,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又不如民国。我们要自强要振兴要雪耻,就必须深入探讨其中的文化政治原因。靠自欺欺人的横店功夫,徒然遗笑天下。
中国愚昧狂乱不是日本武力来犯的借口,但日寇凶恶残暴也不是中国拒绝反思、安于愚昧的理由。声讨日寇之罪是一回事,反思自身之病又是一回事。易经系辞说:“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孟子说:“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反思是为了不再被侵受辱,为了改过自强复兴中华。
或说日本畏威不怀德,是不了解日人。日人极尊汉唐宋,是畏威更是怀德。无德之威则非日人所畏,元朝两次侵犯,日本坚决抗战,就是最好的证明。明清的文明程度有所降低,日人尊重程度也随之降低。五四以后倒孔反儒,举国如狂,被日人极度鄙视,也大大刺激了日人的文化骄傲和领土野心。
侵华大恶,但不妨碍日本人尊儒和一定程度的善良。尊儒和善良就是很多日本企业家的成功奥秘。企业家吉田忠雄说:“我在17岁念高中时读到一本书,给我印象十分深刻,便是‘除非你将你所得利益,设法与他人分享,否则你这一生不会成功’,这就是善的循环,它给了我成功。”马邦大多数人不能成功,少数人侥幸成功但不能长久或下场悲惨,根本因就是不善,循环的不是善而是恶。
于此可见,民主自由启蒙重要,文化道德启蒙更重要,于国家于个人都重要。致良知就是最好的启蒙。格物致知是知识启蒙,诚意正心是道德启蒙,统归于致良知。如果当时五四群雄有一定的致良知功夫,他们何止于此,中国何止于此。
深深认识到,儒学是仁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血脉,就是民族魂,民族精神,同时是最优秀的人学,具有至高无上的普世性。当仁学成为世界第一学科、仁道成为全球信仰的时候,大同理想就水到渠成了。
深深认识到,反孔是最大的恶,尊孔是最大的善;灭儒是最大的罪,弘儒是最大的功。只要弘儒,一切过错都可以原谅;如果反孔,任何功德都不足挂齿。反儒派都是灾星,必有恶果,除非脱离政治社会,遁入佛道两家,争取出离三界。换言之,反儒派若不改过自新,只能皈依佛道,否则自绝慧命,苦海无边。
深深认识到,倒孔反儒是百年人道灾难的最大根源,政治性反儒派是最大的反动派,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和文明的最大祸害。让体制内反儒派有所转变或不敢公开反儒,结束了百年反儒恶潮,是习近平一大功勋,比反腐更重要更有意义。东海极端痛恨毛而有限拥护习,原因在此。
来源:儒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