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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吴惠林：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崩坏(五)下篇
作者：吴惠林
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为邦先生，因为自己的惨痛经验，乃登高一呼成立协会希望结合受害者来“团结力量大”，期能压逼中国励行“法治”。（大纪元）
(四)台商投资中国的陷阱
上文已提过，外国对中国的投资热已退潮，在2003年上半年，中国的外人直接投资（FDI）还继续成长，但2003年下半年，连续五个月，FDI却呈现成长下滑，该年的七、八、九、十这四个月，与上年同期相比，FDI分别减少18.8％、28.3％、28.8％，以及36％。SARS疫情固然是重要因素，尚有诸如中国已呈现“后发劣势”、加入WTO效应已接近尾声、贫富不均、社会动荡、金融体系脆弱、能源危机、过度投资供需失衡、基础设施不足及诸项优惠外资政策转变等等其他重要因素之存在。
外资退烧、2006年11月中国外汇存底已突破一兆美元，有识者早已示警，若人民币升值政策及各种政策处理不当，很可能会扮演引爆中国投机泡沫的“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而章家敦等人的中国崩溃论是否会成真，确实值得世人、特别是台湾人民关切！而马政府执政八年，一再“鼓励”加速两岸三通，早已造成雪上加霜效应，对于此刻仍在中国投资的众多台商，更是切身的严重课题。2016年5月2日，IMF公布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展望报告，特别分析中国经济“再平衡”对亚太地区经济体的溢出效应。报告提到，由于台湾过去过于依赖对中国固定设备的投资，而非软性的商品及服务，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际，将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冲击。
早在2004年2月16日，数名台商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控诉在中国投资被坑，并希望讨回公道。那是“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在立委偕同下举办的记者会，该协会理事长高为邦博士本人就是受害当事人，他在2002年9月出版《大陆司法迫害台商实录》一书，详尽道出自己投资中国毕生投资被劫掠的始末，读之令人鼻酸。最值得注意的是，高先生明指“司法迫害”，等于是说被“光明公开的抢劫”，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白道比黑道更可怕”这句话，亦即司法成为坑人的“工具”，直让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苦说不出。
就是因为自己的惨痛经验，高先生乃登高一呼成立协会希望结合受害者来“团结力量大”，期能压逼中国励行“法治”。那次记者会就是希望中国新领导人胡锦涛可以彻底执行2003年3月所发表的“四点意见”和“三个凡是”，前者之一是“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后者之一是“凡是有利于台湾人民的利益，我们都要全力推动”。
虽然高理事长欢迎并认同这些善意对台政策，但他怀疑这只是花言巧语的骗术，并无执行的诚意。除了他自己的冤曲至当时仍无半点平反迹象外（时至2018年也仍没能平反），他还列举六项其他实例作为佐证：一是银行吃掉百万美金存款，被害者却受到活埋的威吓，这是彭姓、曹姓台商的例子；二是遭官方侵占二亿房地产，十六大期间被禁止入境，这是现任“受害台商协会”副会长鲍扬波的亲身经历；三是遭中方合资人陷害，甫下飞机遭捕至今眼瞎体衰，这是投资河北林姓台商的境遇；四是书记无理收回工地，并扬言：有本事，你告我好了。此是廖姓台商在江西龙南投资被坑实例；五是蔡姓台商受李岚清亲自邀请，江泽民设宴款待，但厂房完工不发执照、三亿投资泡汤的经验；六是山东张姓台商经营人工草皮，遭中方合资人陷害，打官司反被抓，至今还在谈判未能获释中。
我们相信，这六个案例只是冰山之一角，此由2004年初的“台谍案”，以及时不时地传出在中国的台商被抢、被杀事件可见一斑。必须提醒的是，中国人治威权体制，对新闻媒体的百般封锁，却还都流出诸多消息来，不见天日的案子之不计其数应是合理怀疑。其实，由商人私下聊天中，我们也得知台商投资中国的诸多辛酸血泪，而由“台流”这个流行名词也可证诸一二了。
在2016年4月掀起台人在海外诈骗中国人民而让台湾被冠上“诈骗王国”之际，高为邦在4月16日投书报纸，以“何不从受害台商角度想想”为题，再控诉台商在中国被坑的惨事，全文如下：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以台籍为主干的电信诈骗案，每年从中国汇至台湾的赃款高达百亿人民币，被追缴回来仅廿万人民币，许多被害人倾家荡产，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甚至上吊或跳楼自杀，受害人对这些诈骗行为深恶痛绝，因此，希望台湾方面在看待此事时，多从受害人角度想想。
我想举台商在中国的遭遇做一个比较。一九九六年七十岁的台商栾有廷与湖南省常德市临沣县的供销联谊社合资，成立一家纺纱厂，栾老投资价值一九一五万元人民币最先进的捷克纺纱机，占百分之七十的股权；中方以三十亩土地、一万坪厂房及六百万人民币现金作为投资，占百分之三十股权。栾老任董事长，负责经营。
开工后中方的现金六百万元人民币始终没有到位，要台商先垫钱以维持运转，后来连薪水都发不出来，栾老只好到处张罗。有一天回到寝室突然发现他的衣服箱子寝具全部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法院趁他不在，把他工厂的生产设备、原物料成品及私人衣物用品，全部以一百七十七万人民币卖给一个司机，该司机只付了廿万人民币头期款就得到了二千万人民币的资产，可怜的栾老被扫地出门。从此除每年两次去中国讨公道外，他向海基会及台商联合服务中心投诉，最后中方只愿付五十万人民币补偿，他在去年过世，连五十万人民币都没有拿到！
一九九三年台商林胜俊在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的安排下，与河北省胜利客车合作生产七到十二人座的厢型车，八年间投资三千多万美元增添设备与购买新厂房用地。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他从台湾经香港飞抵石家庄，一下飞机就被公安直接关进监狱，罪名是‘虚假投资’。关了一年四个月后林先生全身发黑四肢瘫痪送医急救，两个月后逐渐康复，中方代表告诉林先生，他可叫法院判刑一年六个月，如果同意收到判决书后立刻回台湾，事情就可做了断。如果不同意，只好送他再进监狱，林先生只得接受。出狱后与律师及朋友商量，决定继续上诉，两年后无罪定谳，回到台湾已癌症末期而往生。他的全部投资泡汤，家人拿不到任何补偿。
这样的案子有多少？依据国台办过去公布的数字推估，向国台办投诉案件应在七万件以上，损失金额远超过新台币一兆元，极恐怖且悲惨呀！请习近平主席及国台办张志军主任也从受害台商的角度想想吧！”
十多年来持续不断传出台商“西进悲歌”，而中国的游戏规则不明，甚至司法公然迫害事件历历在目，但台商却还是前仆后继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应不是“杀头生意有人做”就可形容的。我们也不宜一味地指责台商们“利字摆中间”，而让他们自作自受。我们是否应广泛的搜集正确的讯息并有效地广为传布给台商呢？尤其有必要让台商清楚投资中国的陷阱。不过，由于中国现今力量的强大，以及阴谋手段的可怕，愿意现身说法的受害者依然不多，幸好高为邦先生在2005年9月出版了《投资中国—你必须知道的陷阱》一书，他整理出投资中国的十二大陷阱，台商投资前不能不知，十三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效。
这十二大陷阱都是以台商实际受害的实例归纳而来，分别是：
陷阱一“不履行承诺、套牢台商”：做生意靠的是信用，所谓一诺千金，宁可吃亏也要履行语言。为政者重的是诚信，所谓君无戏言，言出必行。可是在中国，承诺只是勾引台商的甜言蜜语。
陷阱二“不履行合约、侵占台商权益”：合约只是绑住台商的工具，对中方毫无约束力，台商如诉诸法律，就会掉入司法陷阱，不死也成残废。
陷阱三“不遵守法律、掠夺台商资产”：〈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名存实亡，因为中共中央及地方政府都不遵守这部法律，条文如同虚设，根本不能保护台商的权益，应改名为〈台湾同胞投资诱骗法〉，因为名符其实。
陷阱四“假合资、真诈财”：台商千万不要以为政府出面或政府的文件就代表有公信力，歹徒与地方政府联手骗台商的案例太多了，真正的藏镜人是地方政府的高干，出面的打手只是演员而已。
陷阱五“假借据、真要钱”：借据是真是假？法官说了算！合不合情理没有关系，合不合法律不重要。法院不是伸张正义的地方，法院讲的是实力，台商必须要有这种认知。
陷阱六“强取利益、不从囚禁”：当中方强取豪夺时，你不肯轻易就范，还要到处投诉，那就把你关起来，折磨你，威胁你，瓦解你的斗志，最后你不得不屈服。
陷阱七“先囚禁、再掠夺”：在毫无预警之下，将人先关起来，因为你是台商，自然孤独无援，中华民国政府因敌对关系，即使海基会出面，国台办也只是敷衍。坐穿牢底，冤死牢中，大有人在。就算侥幸逃过一劫，最后也是一无所有。
陷阱八“白道撑腰、黑道威胁”：中国黑道的特色在于它与政府官员挂勾，为了共同的利益，狼狈为奸，所以中国的黑道远比外国黑道可怕！因为黑白挂勾，黑道的另一面就是白道，一旦你被黑道威胁、勒索，就别想有地方投诉。
陷阱九“勾结银行贷款、债务套牢台商”：台商公司的中国职员能够与银行主管勾结，用伪造的文件贷款，将贷款所得侵占，而将债务牢牢套住台商，任凭贷款的过程是多么荒谬，贷款的文件是多么不合法，台商必须负责还钱。
陷阱十“银行掠夺台商存款”：抢银行，古今中外时有所闻，没什么了不起。银行抢客户，大概没有听过吧！应该算是奇闻，但不要怀疑，确实发生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而且不是偶发事件。更奇特的是，中共当局不处理！
陷阱十一“台商不履约严惩”：在合资的情况下，中方不履约，没事，因而产生的损失，台商索赔无门。在同样合资的情况下，台商不履约，那事情就大了，轻则赔偿，倾家荡产，重则坐牢。
陷阱十二“假执法、真抢劫”：打家劫舍、抢银行、绑票勒索，钱到手后，逃之夭夭，古今中外都一样。抢工厂设备、抢模具、抢原料，东西到手后另立工厂，生产同样产品，销给同样客户，这是世界奇谈，却发生在当今的中国！
(五)台商的因应之道
经由上文对台湾外贸、投资的发展演化及未来的趋势，以及两岸经贸投资的变化过程，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中国经济早已走到一个关键转捩时期，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沦、甚至于崩溃，再加上全球化潮流的持续加温，所谓“新兴经济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笼。面临此种机会增多，风险也升高的瞬息万变局面，台商如何妥善因应呢？谨提出以下七点建议供参考：
一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久远以前，《孙子兵法》中指示的“知己知彼”，虽然当初是用于战争，但在商场“竞争”上也同样适用，当然不是要将对方消灭掉，而是藉由讯息的较充分致在市场上获得先机。如此，台商必须了解国际情势的演化，市场上商品的需求情况。对于两岸经贸，特别应注意中国还是极权、不自由的专制国度，不能以民主社会的观点去看待，必须对报导中国黑幕的书籍杂志特别留意，例如上文所引述的《投资中国你必须知道的陷阱》，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著作的《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和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以及被中共视为反动份子的专家们所写的书，例如何清涟著作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等，而章家敦和大前研一之论辩也应该去了解。此外，台商可敦促政府在提供“中国发展的真相和台商投资中国的实例（成功与失败）”上戮力。例如提供正确充分的中国讯息：台湾到底投资多少中国去了？这些投资中，成功多少？失败几成？有多少台商的财产都被并吞了？如果中国金融发生问题（这是中国崩溃必然引发的问题），台商财产会有多少损失？台湾与中国的生产链会受到多大影响？这些都有赖平常的调查累积。政府不能做，不方便做的，可以委托民间来做。如果美国国会有资料，台湾应有更多便利条件可以做。正确的决策须有正确的资讯为基础，包括政府与民间都一样。这不仅因为资料是共用财，经济学严格定义的“共用财”，值得政府投资，而且也因为台湾媒体报导的中国资讯不仅量少，甚至十分偏颇，过度美化。真正了解中共还有一个好处：你会知道中共崩溃的危机，因此不再惧怕中共。马政府非但没有这样做，还一味强调两岸经贸整合的好处，并宣扬签订的ECFA对台湾利大于弊等等让台湾更依赖中国，如今中国经济大泡沫濒临破灭，小英新政府必须赶紧亡羊补牢，建立停损点，并唤醒迷失的台商及台湾人民，及早跳脱火坑，向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地区发展或返台打拼。
二是戒急用忍行稳致远：这里所说的“戒急用忍”，指的并非政府的管制政策，而是台商自己的经营心态。其实，“戒急用忍，行稳致远”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只是肩负较大资产成败重任的商人更不可或忘，且应谨记在心并化为行动。毕竟“下一刻”都是未知的，古人不是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一般人平时都需要“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了，遑论面临更大风险的商人！切忌见猎心喜而冲动，凡事多做理性思考，“保守些”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尤其在当今人心沈沦的世界，虚伪、诈骗无处无之，更要小心、三思而后行。
三是时刻准备因应环境变化：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再成功的企业总有面临危机的一天，尤其21世纪的今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国防、教育、人口、文化等等方面的影响，使人类必须面对诸多大环境变化趋势的挑战，随之也为企业带来了很多经营困难及发展机会。不论是大型企业或中小企业，不论是外销型或内销型企业，不论是单国籍或多国籍企业，不论是独资型或大众型企业，都必须严肃面对这些挑战，悉心审时度势，经权致用，以利趋吉避凶。
四是台商续留中国经商因应危机之道：中国执业律师夏卫整理出台商在面对规范不明、不稳定的中国市场时，有四大危机需因应可供参考：
第一个危机是行政性壁垒。这是台商产品融入中国市场的最大障碍。所谓“行政性壁垒”并非指必须由政府控制的垄断行业，如水、电、煤等，而是指应该市场化而没有市场化的行业，主要分为“行业壁垒”和“地方壁垒”。前者是指在纵向行业内，行业主管部门透过行政力量设置行业的进入壁垒，排斥、限制或者妨碍市场竞争（亦称为“条条壁垒”）。只有这样，才能让行业里的国有或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可共享行业壁垒带来的利润，保证其共存，确保大家基本上能和平共处。后者是指横向的行政区域内，由地方政府设置的、用以保护本地产品免遭受外来产品冲击的一道屏障，当今的行政壁垒有两个特征。
特征之一是由显性向隐性方向发展，以及行政力量透过幕后操纵，制造看似市场垄断的行政壁垒，例如，虽然官方三令五申禁止政党机关办企业，但以政党机关为企业的实际发起人或幕后靠山的“嫡系企业”多得是，已超出了法律领域。特征之二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的许多行政性壁垒，大多以加强宏观调控的名义取得合法性，实际上行干预市场竞争之实。此外，还有一种典型表现是由政府牵头搞企业并购，即在以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口号下，由政府出面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不公平地兼并中小企业，实质是排除竞争以维持国有企业经营的主导地位，以“大公司”战略，迎接外贸经营权开放后，外来企业及产品的竞争。对行政性壁垒的障碍，夏卫认为台商的应对措施是，入乡随俗，作为权宜之计，走“合作双赢”之路。
第二个危机是假冒伪劣。这是进口品牌在中国市场遇到的最棘手问题。台商的应对措施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自保能力，多方寻求国际制衡。
第三个危机是政策不透明。这对经营成本和利润的影响日益显现。所谓政策不透明是指政策筹画、制定、实施等缺乏清晰、准确和国际市场普遍认可的作法。台商应对措施是做好对中国市场的可行性分析，避免盲目西进。要想在中国市场“掘金”路上少花“买路钱”，可行性分析非常重要，应认真、诚恳向中国当地同行业中小民营业者了解实情。
第四个危机是价格竞争。这是中国共通性问题。价格竞争不单出现在中国传统强项如纺织品和家用电器行业，其他行业也普遍存在，有中国产品参与的国际市场也同样存在。在中国市场，与台湾商品相比，不排除某些中国产品有本地品牌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但最具杀伤力的仍是价格优势。
台商对价格竞争的应对措施是，择业开发与产业对接（合作）。毕竟中国相关行业的财务收益，既有明显低于国外的，如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产品，也有高于或与国外基本持平的，如通讯业、汽车业、电脑业等。此外，中国的贸易结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变化，贸易模式以对外加工为主，进、出口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五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企业必须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根据《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作者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的观察，“与任何时代相较，现在有了电脑、电子邮件、视讯会议，以及不断推陈出新的软体，就有更多人可以在更平等的立足点上，同时与别处更多的人，就更多种类的工作进行合作及竞逐。”
面对这股不断席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企业该把握3大致胜法则：一是与网路共生，利用网路建构本身优势；二是全球运筹，发展新的合作关系；三是专注于创新，将非核心业务外包。
六是中小企业主尽早寻回早期胼手胝足、讲信用、刻苦耐劳、打拼、弹性灵活的特性：不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即便世界大同无国界的时代来到，中小企业都是社会的中坚，以任何定义指标来看，也都占绝大多数。长期而言，小至个人，大至整体产业结构变化，都逃脱不了“比较利益法则”的制约，其中虽有外部力量的拉扯，但业者本身终究是主角，在起起落落、浮浮沈沈中扮演适当角色，不要忘记“自助、人助、互助、天助”的优先顺序，也就是说“自立自强”最重要，自己是主力，外力是助力。在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那一段“台湾经济奇迹”年代，中小企业扮演着中流砥柱的主角，以弹性、灵活、压不扁、打不死的特性著称，讲求信用，与国际大商社进行着“产销分工”，在只赚取微利下蓬勃发展起来。
自1980年之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台湾中小企业因循故例继续发展，相对的缺乏自行研发转型，再因经受1985～90年台湾泡沫经济的冲击，原本的纯朴、打拼、讲信用伦理美德遭受侵蚀。当中国经济开放近10年，已不再欢迎台湾中小企业且劳工成本提升，加上中国本土企业的抬头，台湾中小企业逐渐感受到生存威胁，或者向中国西部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移动重施故技，或者回台升级转型。如果要可长可久，回归本土与时转换体质，迎合比较利益法则动态变化，是最稳当方式。不论选择何种路线，找回早年的那股特质才是根本正道，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其微型贷款银行，让具诚信笃实的穷人自立更生、摆脱贫穷、找回尊严的做法，正可作为借镜，他们所显露出的情境正是早年台湾中小企业在地下经济中存活的翻版呢！
七是同心协助民主中国、自由市场经济早日落实：愈来愈多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已愈见明显，症结所在就是“经济体制”转型的不顺利，三十多年的发展也到了瓶颈和危机爆发的最后关键时刻，除非尽早实现“民主、自由”体制，让市场机能充分运作，否则全球大灾难就会不断且密集的降临，全人类都无法幸免。因此，有必要促使“民主、自由、市场”皆备的新中国早日来到，这是每位世人的责任，企业主也不例外，而台商在中国从事经贸投资即可利用各种机会，在有形、无形中将台湾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经验传播在中国各个角落！
最后，有必要谈谈中华民国政府面对中国经济泡沫和两岸经贸演化，以及中资来台并购和红色供应链、陆客来台缩减等冲击下，应如何因应。
(六)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向前行
蔡英文在1月16日赢得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后，包括她自己在内，大家都同意，她的担子非常非常的沉重，不但要收拾烂摊子，还要面对台湾人民的高度期待和内外环境的严酷挑战，尤其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刁难和冲击，不说没有蜜月期，连一刻都不得松懈。新政府到底要如何因应，进而开创新局，让台湾在全球发光发亮、台湾人民绽放笑容过着幸福快乐生活？经过两年的执政，在中共掣肘、内部纷扰及各项改革并不顺遂下，成效不彰。个人认为还是要做到以下三件事：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重建台湾人民的信心。俗话说：人者心之器。除了自己有信心外，人与人间的互信也很重要，尤其对政府的信任更要赶紧拾回。毕竟“民无信不立”。可悲的是，长年以来，台湾社会充斥虚假、欺骗，在“政治是高明骗术”的洗脑下，高层政治人或政客虚假的表演早已司空见惯，上行下效，终致假、骗被认为正常，真诚被奚落，被认为呆瓜。
在自私自利催化下，无所不用其极的假、恶、斗也悄悄上演，“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早已成为座右铭。黑心食品泛滥是此种现象的真实反映，而投机炒作、金融风暴的常相左右，更是人心贪婪、腐化、衍生性金融剧毒商品遍布的具体呈现。如何消弭此种不良习性，让诚信重见天日，让“人‘若’为己，天诛地灭”回归，是新总统的第一要务。除了以身作则真诚为人并带动全民效尤外，破除“黑箱”、公开透明，让“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充分发挥。“做真人、办真事、说真话”是个人对蔡英文的第一项要求和期许。
其次，认清政府的适当角色，让政府“做对的事”，进而“把对的事做好”。到底政府应做什么事呢？简单的说，“创造并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和谐的生活及投资环境”就是对的事。政府是凡人组成的，没有超凡的能力，自身又没有资源，其资源都来自民间，应是人民自愿甘心提供资源给政府，请政府做好人民交付的任务。
当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已经本末倒置，政府甚至反客为主，自行规划并强迫或以各种方式半强迫或迷惑人民接受。于是“功能性财政”挂帅，政府举债、赤字预算被认为理所当然，如今的“寅吃卯粮”、“债留子孙”、大债时代的现象就是鲜活的结果，而官商勾结、贪污舞弊、行政立法部门权责不分也是写照。说得明确些，政府是做服务人民的事务，由人民支付服务费，一切“营利”的事务都是民间事，充其量政府只配合行政事务，让交易成本降低。再说的清楚点，国防、警察治安、法治才是政府应为之务，经济事务还给民间，拼经济不应该是政府带头，也并非政府的责任。所谓的“庶民经济”是对的，可惜的是这已成为口号，挂羊头卖狗肉玷污了它，期待新政府予以落实。由蔡英文近几年深入民间，亲身参与百工百业实际事务，相信新政府不会蹈马政府的覆辙，而会是“小而有能”、贴近人民的！
第三，跳脱“一意追求GDP、高经济成长率”的迷思。GDP和薪资、人民生活幸福之间没有绝对关系。GDP只是一种资讯，它是社会中“个人”生产加总的概念，重点不在“总量”，而是各个行为“个人”，何况总量是“估计值”，且“加总”是困难的事，不可能是“真相”。英国经济学家黛安．柯尔(Diane Coyle)在2014年出版的《GDP的多情简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中说的好：“过去，我们用GDP评估经济。现在，我们用GDP来骗取选票”。
毕竟“GDP从一开始就不是被设计来衡量国民福祉，它是衡量一国财政收支的工具，是一种会计帐，但其账目复杂，资料又难精确，很容易被乔来乔去，人民也很容易受唬弄。”所以，新政府应将GDP作为一种资讯参考指标，且认真去调查、编制，让它尽量反映现实，供研究者及全民参考应用，绝不可作为施政的唯一目标。
当然，要改变既有观念很不容易，但只要有心且愿意认真去做，没有不可能的事。不过，国家社会是属于全民的，没有人能置身度外，有待全民“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向正确的路努力前进。有必要再强调，当政者及官员们有必要以身作则，带动全民真诚互信俾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