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寻租发展型国家”
关于中国“大国崛起”的原因，中国国内及西方都有很多著作加以讨论。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受到普遍的赞誉。但是，在晚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腐败成为一个如影随形、越反越腐的问题，甚至有亲官方的经济学家（比如当年从台湾叛逃到中国的林毅夫），振振有词地提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的辩解。
台湾学者吴介民在《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针对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链接的模式，提出一套完整的解释。台商作为“中间人”，促成中国从广东赚取第一桶金，这桶美金作为“原始积累”，迂回造成“中国崛起”。作者从全球价值链切入，指出“寻租发展型国家”，在经济发展与财政攫取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解释架构链接了全球层次与在地层次，从宏观到微观，剖析政商关系的运作，并提出“机构化寻租”、“在地镶嵌治理”、“公民身分差序”等概念，突破既有文献对中国发展逻辑的理解。这是我目前看到的分析中国经济模式的最佳著作。当然，今天的中国并非没有像吴介民这样优秀的学者，但中国学者确实没有写出这样让人眼睛一亮的著作来。其根本原因乃是中国缺乏最基本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中国的学术研究成了党的宣传政策的一部分——就好像讳疾忌医的曹操杀掉药到病除的华佗，就只好等死了。
“寻租”这个概念来自西方经济学，用于中国更恰如其分。一九六七年，图洛克在《关税的福利代价，垄断与偷窃》一书中讨论了“特权垄断”的议题，公认是“寻租”（rent-seeking）理论的开端。不过，直到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在一九七四年发表寻租的实证研究《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之后，这一术语才开始流行。
用“寻租”来揭秘中国经济，吴介民不是第一人。中国经济学家汪丁丁早就追问说：“中国腐败至此，何以保持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这里涉及的，是寻租活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辨析。改革初期流行“官商合理”论，因为初期的改革，关键在于突破意识形态障碍，不论是“官”商还是“民”商，关键在于允许经“商”。在这一意义上，寻租确实是生产性的。最近十年，在中国经济转入“创新驱动”的关键发展阶段，寻租活动的主要性质是腐败的和压制创新的。汪丁丁根据学者王小鲁估算的数据认为，中国的灰色收入大致相当于腐败收入，中国GDP的腐败系数（即由特权寻租而有的收入占GDP的比例）至少是百分之十五，更可能是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五——若是后者，中国就可以名列世界上最腐败国家的榜首了。
吴介民在本书的序言中指出，他的研究起点，在探问台湾与中国的纠葛，他选择从经济而不是文化、从当代而不是历史切入这个问题。由此，他提出“寻租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来剖析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简言之，中国崛起的诀窍是“顺着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吳介民对中国的研究，乃是试图为台湾解套：读懂广东模式，看清楚中国发展的优势与弱点，便能够更自信而平衡地评估台湾经济的现状与出路。此时，中国正掉入“困顿期”，台湾与中国，各自需要从世界史的尺度，冷静思考自身的出路，与世界的连动以及彼此的关系。
台商与农民工是广东模式的两台引擎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系教授李静君评论说：“在众说纷纭关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论述中，《寻租中国》以「台湾因素」的新视角开拓一条有原创、典范意义的研究路径。吴介民以台商的在地经验为焦点，揭示了在两岸持续喧腾的政治纷争底下，台商与中国地方政府已结成经济利益联盟，多年来利用中国公民差序体制，建构专制的民工工厂政体，及协同中国在全球价值阶梯的攀爬。书中的分析视野不同凡响，结合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丰富的实证描述与批评的理论探索，是中国研究、台湾研究的经典之作。”本书的最大特色，是指出台商（当然也包括港商、日商、美商与欧商等）与农民工是广东模式的两台引擎，如同飞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台商中大规模蜂拥而至中国投资设厂，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当时，西方对中国施行经济制裁，台商和港商抓住此契机，争先恐后到中国淘金，搭上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快车，春风得意马蹄疾，钞票多得淹没膝盖——他们才不在乎六四杀人事件呢。并非所有商人都没有祖国，也并非所有商人都缺少良心，但说大部分台商既没有祖国也没有良心，并不冤枉他们。中国演变到今天这样张牙舞爪、面目狰狞的模样，离不开台商当年的输血，如吴介民所说：“台商将现代制造业引入中国，中国则将台商卷入其发展模式，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个气旋当中。”
广东模式的另一台引擎，是学者秦晖所说的“低人权优势”，即作为现代奴隶劳工的农民工。这是毛时代“人多力量大”的生育政策意外遗留的“人口红利”。这种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的“隐蔽的奴隶制”，用吴介民的话来说就是：“民工阶级提供相对优质而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让不断寻找低廉劳动力的全球价值链延展到中国，快速与中国沿海的地方制度结构产生镶嵌，而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环。”在中国这个“党国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字塔的塔基，是不计其数的、任劳任怨的、沉默不语的民工，“在中国，正因为国家对公民身份差序体制的支撑，才使得资方对劳工剥削变得更加严重”、“中国的这套剥削机制，构成了共生结合的体制环节。从公民身份差序、二元劳动力失常、等差化社保方案、地方成长联盟、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治理到寻租发展型国家，环环相扣”。西方左派关于人权的讨论，通常不会触及这个群体。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二零一九年春，中国官方大张旗鼓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却刻意遮掩五四运动中的左翼特征——当初，中共创建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大力宣扬“劳工神圣”，鼓励大学生参与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学校。但今天真有左翼青年去做同样的事情，立即遭到官方的强力打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谆谆教诲鼓励青年学生“继承五四爱国精神，投身祖国建设”言犹在耳之际，中国社交网站热传一个视频，北京大学学生、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原会长邱占萱现身，讲述自己被北京公安刑讯、受到非人道虐待的经过，包括人格污辱、狂扇耳光、脱光衣服查肛门、音箱置耳旁高声放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等。他诉说受虐过程时，悲愤交加，怒火中烧，直斥公安“多么的无耻、多么的下流”，表示想起其他被公安拘捕的老师和同学，“我不敢想象他们会遭受什么样的虐待”。网民感慨，当局对一个情衷马列的大学生，连“满清十大酷刑都用上了”。
广东模式为何未能让广东走向自治？
此前，学界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争论。中国模式或许过于宏大，吴介民在本书中勾勒出了中国模式的核心——广东模式，以后发展出来的江苏模式、浙江模式、上海模式等，跟广东模式相比，只是大同小异而已。本书有两个章节专门讨论广东的经济模式：“广东模式的起源、表现与变迁”和“广东模式转型下的台资与中资”。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这其中有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的功劳。习仲勋眺望对岸灯火通明的香港，知耻而后勇，知道非改革不可；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文革末期中国经济已千疮百孔、奄奄一息，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活路。广东先走一步，是因为广东在地理上（靠近香港）和文化上（近代以来广东早已成为商业大省）有优势。然而，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仍面临中央计划官僚的阻力，比如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对于所谓“经济犯罪分子”，持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的陈云等高官主张“要杀一些人，不杀不行”，幸亏胡耀邦和赵紫阳给予广东莫大的支持，广东才不至于走回头路。当然，广东并没有什么“创举”，只是学习港台的既成经验而已。三十多年后，广东的经济总量相当于整个俄罗斯，让昔日高高在上的老大哥相形见绌。
习近平时代，广东的政商关系面临洗牌，中央整顿、压缩地方官员的寻租空间，同时也压缩了台商获利的空间。从官场变化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一趋势：二零一九年三月，广东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林少春奉调北上，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他是近两年第三位出省北上的广东籍高官。他走后，广东省委常委班子中，真正本省籍的官员仅剩一人，可谓形单影只。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央最近几年打破广东官场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缩影。随着这些行动，曾经“针插不进”的广东官场、这个“独立王国”已被瓦解。广东本土的地方势力主要分为客家、潮汕、广府三大势力，其中又以一九四九年后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叶剑英为代表的“客家帮”势力最大。在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代后，广东本土的地方势力一度发展到顶峰，广东书记入政治局一度成为惯例。
然而，中央最担心的就是“粤人治粤”的趋势。从胡锦涛时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习近平时代，不听指挥、离心离德的广东本土官场多次遭到清洗，如今已溃不成军。在江泽民时代及胡锦涛时代前期风生水起的所谓“市场化媒体”、在全国范围内最敢言的“南方报系”，几乎同步遭到清洗，逐渐走向瓦解，变得跟北京的中央级媒体一样空洞无物、面目可憎。那批最优秀的中青年记者、编辑（其中不少是我的同学或年龄相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量流失，或转战网络，或移居海外。同时，北京对以粤语为代表的广东本土文化也严防死守，试图消灭粤语而以普通话取而代之。广东的新兴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失去了他们的言论喉舌，成为被任意收割的韭菜。
吴介民在本书并未讨论这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经济上的广东模式未能在政治上发展出强劲的广东自治？这个主题或许可以写成另外一本书：在民国时代功败垂成的地方自治、联省自治，如何在今天中国各省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首先在广东这样的先进省份再度复活，进而瓦解中央集权体制？
台湾模式优于广东模式
中国崛起的奥秘，卑之无甚高论，如吴介民所说：“中国这三十年从农民工身上挤压出来的价格剪刀差（被压低的劳动成本的剩余），一部分被资本家（外资与本地资本）夺取，一部分则被国家汲取而成为高速积累的资金。”这些借助台商等外资的“金母鸡”生下的金蛋，这些用农民工的血汗和眼泪熬炼成的金蛋，却成为习近平“一带一路”计划中天女散花般“大撒币”的本钱。几亿农民工作为卑微的“低端人口”，随时可能会被赶出城市，也无法享有城市居民最基本的教育、医疗资源，习近平却大大方方地将数千亿美金的“剪刀差”用于其帝国扩张的虚妄霸业。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吴介民多年来赴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直至太阳花学运后被禁止进入香港——当然从此再也不能踏足中国。本书中有对一家名为“台阳公司”的台商的个案研究：台阳是一九七九年就进入广东的最早一批台商，确实挖到第一桶金。但在二零一零年，全球经济格局翻转以及中国的经济生态体系变迁的大背景下，台阳公司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结束了在中国的业务，及时全身而退。十年以后，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被当着炮灰的台商苦不堪言，想抽身却已然来不及了，正应了香港电影《无间道》里的一句台词：出来混，总要还的。
在中国拥有最多工厂和工人的台湾首富郭台铭出马选台湾总统，新当选的国民党高雄市长韩国瑜宣称接受一国两制就能“人进来，货出去”，似乎如果失去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和最大市场，台湾就连饭都没得吃。但吴介民在脸书上分析说，台湾模式并非广东模式，广东乃至中国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下坡路，這并不意味着台湾只能跟随中国走入这段下坡路，台湾还有别的选择。
如果说郭台铭的鸿海代表着广东模式，那么张忠谋的台积电就代表着台湾模式。吴介民指出，鸿海能够在中国采取以量取胜的战略，乃是中国为鸿海提供了廉价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廉价的人力资源，如果没有过去几十年庞大民工队伍贡献劳动力，哪会制造出像鸿海这种「高新科技业、但劳力密集」的庞然大物？反之，台积电也是采取所谓代工模式，但它开拓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以优异技术获得非常高的利润，成为全球顶尖企业，并且在台湾形成了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成功，背后有累积几十年的制造业文化因素，不是凭空而生。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砸下重金搞半导体制造，至今成果仍有限。吴介民进而分析说，鸿海与台积电是在不同产业类别、不同技术档次上的企业，无法以简单量化数据做比较。但两者呈现出台湾在企业升级与转型策略上的路线差异。台积电，还有无数不靠中国廉价生产要素的中小企业，仍持续在台湾走出一条稳健可行的道路，背后一个重要因素是，三十年来台湾在民主法治上的进步，提供了安稳的产权与经营环境——这就是台湾模式比广东模式及中国模式更加优越的地方，台湾人应当有充分的自信，不依靠中国也能幸福且快乐，脱离中国反倒能更加幸福且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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