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尋租發展型國家」
關於中國「大國崛起」的原因，中國國內及西方都有很多著作加以討論。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受到普遍的讚譽。但是，在晚近三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間，腐敗成為一個如影隨形、越反越腐的問題，甚至有親官方的經濟學家（比如當年從台灣叛逃到中國的林毅夫），振振有詞地提出「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的辯解。
台灣學者吳介民在《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中，針對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鏈接的模式，提出一套完整的解釋。台商作為「中間人」，促成中國從廣東賺取第一桶金，這桶美金作為「原始積累」，迂迴造成「中國崛起」。作者從全球價值鏈切入，指出「尋租發展型國家」，在經濟發展與財政攫取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解釋架構鏈接了全球層次與在地層次，從宏觀到微觀，剖析政商關係的運作，並提出「機構化尋租」、「在地鑲嵌治理」、「公民身分差序」等概念，突破既有文獻對中國發展邏輯的理解。這是我目前看到的分析中國經濟模式的最佳著作。當然，今天的中國並非沒有像吳介民這樣優秀的學者，但中國學者確實沒有寫出這樣讓人眼睛一亮的著作來。其根本原因乃是中國缺乏最基本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中國的學術研究成了黨的宣傳政策的一部分——就好像諱疾忌醫的曹操殺掉藥到病除的華佗，就只好等死了。
「尋租」這個概念來自西方經濟學，用於中國更恰如其分。一九六七年，圖洛克在《關稅的福利代價，壟斷與偷竊》一書中討論了「特權壟斷」的議題，公認是「尋租」（rent-seeking）理論的開端。不過，直到安妮·克魯格（Anne Krueger）在一九七四年發表尋租的實證研究《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之後，這一術語才開始流行。
用「尋租」來揭秘中國經濟，吳介民不是第一人。中國經濟學家汪丁丁早就追問說：「中國腐敗至此，何以保持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這裏涉及的，是尋租活動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的辨析。改革初期流行「官商合理」論，因為初期的改革，關鍵在於突破意識形態障礙，不論是「官」商還是「民」商，關鍵在於允許經「商」。在這一意義上，尋租確實是生產性的。最近十年，在中國經濟轉入「創新驅動」的關鍵發展階段，尋租活動的主要性質是腐敗的和壓制創新的。汪丁丁根據學者王小魯估算的數據認為，中國的灰色收入大致相當於腐敗收入，中國GDP的腐敗係數（即由特權尋租而有的收入佔GDP的比例）至少是百分之十五，更可能是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五——若是後者，中國就可以名列世界上最腐敗國家的榜首了。
吳介民在本書的序言中指出，他的研究起點，在探問台灣與中國的糾葛，他選擇從經濟而不是文化、從當代而不是歷史切入這個問題。由此，他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這個概念來剖析中國發展的根本問題。簡言之，中國崛起的訣竅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吳介民對中國的研究，乃是試圖為台灣解套：讀懂廣東模式，看清楚中國發展的優勢與弱點，便能夠更自信而平衡地評估台灣經濟的現狀與出路。此時，中國正掉入「困頓期」，台灣與中國，各自需要從世界史的尺度，冷靜思考自身的出路，與世界的連動以及彼此的關係。
台商與農民工是廣東模式的兩台引擎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系教授李靜君評論說：「在眾說紛紜關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論述中，《尋租中國》以「台灣因素」的新視角開拓一條有原創、典範意義的研究路徑。吳介民以台商的在地經驗為焦點，揭示了在兩岸持續喧騰的政治紛爭底下，台商與中國地方政府已結成經濟利益聯盟，多年來利用中國公民差序體制，建構專制的民工工廠政體，及協同中國在全球價值階梯的攀爬。書中的分析視野不同凡響，結合了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當下、豐富的實證描述與批評的理論探索，是中國研究、台灣研究的經典之作。」本書的最大特色，是指出台商（當然也包括港商、日商、美商與歐商等）與農民工是廣東模式的兩台引擎，如同飛鳥之兩翼，缺一不可。
台商中大規模蜂擁而至中國投資設廠，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當時，西方對中國施行經濟制裁，台商和港商抓住此契機，爭先恐後到中國淘金，搭上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快車，春風得意馬蹄疾，鈔票多得淹沒膝蓋——他們才不在乎六四殺人事件呢。並非所有商人都沒有祖國，也並非所有商人都缺少良心，但說大部分台商既沒有祖國也沒有良心，並不冤枉他們。中國演變到今天這樣張牙舞爪、面目猙獰的模樣，離不開台商當年的輸血，如吳介民所說：「台商將現代製造業引入中國，中國則將台商捲入其發展模式，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個氣旋當中。」
廣東模式的另一台引擎，是學者秦暉所說的「低人權優勢」，即作為現代奴隸勞工的農民工。這是毛時代「人多力量大」的生育政策意外遺留的「人口紅利」。這種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存在的「隱蔽的奴隸制」，用吳介民的話來說就是：「民工階級提供相對優質而低成本的勞動力供給，讓不斷尋找低廉勞動力的全球價值鏈延展到中國，快速與中國沿海的地方制度結構產生鑲嵌，而將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環。」在中國這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字塔的塔基，是不計其數的、任勞任怨的、沉默不語的民工，「在中國，正因為國家對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的支撐，才使得資方對勞工剝削變得更加嚴重」、「中國的這套剝削機制，構成了共生結合的體制環節。從公民身份差序、二元勞動力失常、等差化社保方案、地方成長聯盟、全球價值鏈治理與地方治理到尋租發展型國家，環環相扣」。西方左派關於人權的討論，通常不會觸及這個群體。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二零一九年春，中國官方大張旗鼓地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卻刻意遮掩五四運動中的左翼特徵——當初，中共創建人陳獨秀、李大釗等大力宣揚「勞工神聖」，鼓勵大學生參与工人運動、開辦工人學校。但今天真有左翼青年去做同樣的事情，立即遭到官方的強力打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諄諄教誨鼓勵青年學生「繼承五四愛國精神，投身祖國建設」言猶在耳之際，中國社交網站熱傳一個視頻，北京大學學生、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原會長邱占萱現身，講述自己被北京公安刑訊、受到非人道虐待的經過，包括人格污辱、狂扇耳光、脫光衣服查肛門、音箱置耳旁高聲放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等。他訴說受虐過程時，悲憤交加，怒火中燒，直斥公安「多麼的無恥、多麼的下流」，表示想起其他被公安拘捕的老師和同學，「我不敢想象他們會遭受什麼樣的虐待」。網民感慨，當局對一個情衷馬列的大學生，連「滿清十大酷刑都用上了」。
廣東模式為何未能讓廣東走向自治？
此前，學界對是否存在中國模式的問題展開過一場激烈爭論。中國模式或許過於宏大，吳介民在本書中勾勒出了中國模式的核心——廣東模式，以後發展出來的江蘇模式、浙江模式、上海模式等，跟廣東模式相比，只是大同小異而已。本書有兩個章節專門討論廣東的經濟模式：「廣東模式的起源、表現與變遷」和「廣東模式轉型下的台資與中資」。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這其中有當時主政廣東的習仲勛的功勞。習仲勛眺望對岸燈火通明的香港，知恥而後勇，知道非改革不可；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文革末期中國經濟已千瘡百孔、奄奄一息，鄧小平等最高領導人不得不另闢蹊徑、尋找活路。廣東先走一步，是因為廣東在地理上（靠近香港）和文化上（近代以來廣東早已成為商業大省）有優勢。然而，改革開放之初，廣東仍面臨中央計劃官僚的阻力，比如關於「姓社姓資」的爭論，對於所謂「經濟犯罪分子」，持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的陳雲等高官主張「要殺一些人，不殺不行」，幸虧胡耀邦和趙紫陽給予廣東莫大的支持，廣東才不至於走回頭路。當然，廣東並沒有什麼「創舉」，只是學習港台的既成經驗而已。三十多年後，廣東的經濟總量相當於整個俄羅斯，讓昔日高高在上的老大哥相形見絀。
習近平時代，廣東的政商關係面臨洗牌，中央整頓、壓縮地方官員的尋租空間，同時也壓縮了台商獲利的空間。從官場變化就能清晰地看到這一趨勢：二零一九年三月，廣東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林少春奉調北上，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他是近兩年第三位出省北上的廣東籍高官。他走後，廣東省委常委班子中，真正本省籍的官員僅剩一人，可謂形單影隻。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央最近幾年打破廣東官場地方保護主義的一個縮影。隨著這些行動，曾經「針插不進」的廣東官場、這個「獨立王國」已被瓦解。廣東本土的地方勢力主要分為客家、潮汕、廣府三大勢力，其中又以一九四九年後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葉劍英為代表的「客家幫」勢力最大。在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代后，廣東本土的地方勢力一度發展到頂峰，廣東書記入政治局一度成為慣例。
然而，中央最擔心的就是「粵人治粵」的趨勢。從胡錦濤時代後期開始，特別是進入習近平時代，不聽指揮、離心離德的廣東本土官場多次遭到清洗，如今已潰不成軍。在江澤民時代及胡錦濤時代前期風生水起的所謂「市場化媒體」、在全國範圍內最敢言的「南方報系」，幾乎同步遭到清洗，逐漸走向瓦解，變得跟北京的中央級媒體一樣空洞無物、面目可憎。那批最優秀的中青年記者、編輯（其中不少是我的同學或年齡相近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量流失，或轉戰網路，或移居海外。同時，北京對以粵語為代表的廣東本土文化也嚴防死守，試圖消滅粵語而以普通話取而代之。廣東的新興資本家和中產階級失去了他們的言論喉舌，成為被任意收割的韭菜。
吳介民在本書並未討論這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經濟上的廣東模式未能在政治上發展出強勁的廣東自治？這個主題或許可以寫成另外一本書：在民國時代功敗垂成的地方自治、聯省自治，如何在今天中國各省市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下，首先在廣東這樣的先進省份再度復活，進而瓦解中央集權體制？
台灣模式優於廣東模式
中國崛起的奧秘，卑之無甚高論，如吳介民所說：「中國這三十年從農民工身上擠壓出來的價格剪刀差（被壓低的勞動成本的剩餘），一部分被資本家（外資與本地資本）奪取，一部分則被國家汲取而成為高速積累的資金。」這些藉助台商等外資的「金母雞」生下的金蛋，這些用農民工的血汗和眼淚熬煉成的金蛋，卻成為習近平「一帶一路」計劃中天女散花般「大撒幣」的本錢。幾億農民工作為卑微的「低端人口」，隨時可能會被趕出城市，也無法享有城市居民最基本的教育、醫療資源，習近平卻大大方方地將數千億美金的「剪刀差」用於其帝國擴張的虛妄霸業。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吳介民多年來赴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直至太陽花學運后被禁止進入香港——當然從此再也不能踏足中國。本書中有對一家名為「台陽公司」的台商的個案研究：台陽是一九七九年就進入廣東的最早一批台商，確實挖到第一桶金。但在二零一零年，全球經濟格局翻轉以及中國的經濟生態體系變遷的大背景下，台陽公司關閉了在中國的工廠，結束了在中國的業務，及時全身而退。十年以後，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被當著炮灰的台商苦不堪言，想抽身卻已然來不及了，正應了香港電影《無間道》里的一句台詞：出來混，總要還的。
在中國擁有最多工廠和工人的台灣首富郭台銘出馬選台灣總統，新當選的國民黨高雄市長韓國瑜宣稱接受一國兩制就能「人進來，貨出去」，似乎如果失去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和最大市場，台灣就連飯都沒得吃。但吳介民在臉書上分析說，台灣模式並非廣東模式，廣東乃至中國走上了一條不能回頭的下坡路，這並不意味著台灣只能跟隨中國走入這段下坡路，台灣還有別的選擇。
如果說郭台銘的鴻海代表著廣東模式，那麼張忠謀的台積電就代表著台灣模式。吳介民指出，鴻海能夠在中國採取以量取勝的戰略，乃是中國為鴻海提供了廉價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廉價的人力資源，如果沒有過去幾十年龐大民工隊伍貢獻勞動力，哪會製造出像鴻海這種「高新科技業、但勞力密集」的龐然大物？反之，台積電也是採取所謂代工模式，但它開拓出一條獨特的道路，以優異技術獲得非常高的利潤，成為全球頂尖企業，並且在台灣形成了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成功，背後有累積幾十年的製造業文化因素，不是憑空而生。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中國砸下重金搞半導體製造，至今成果仍有限。吳介民進而分析說，鴻海與台積電是在不同產業類別、不同技術檔次上的企業，無法以簡單量化數據做比較。但兩者呈現出台灣在企業升級與轉型策略上的路線差異。台積電，還有無數不靠中國廉價生產要素的中小企業，仍持續在台灣走出一條穩健可行的道路，背後一個重要因素是，三十年來台灣在民主法治上的進步，提供了安穩的產權與經營環境——這就是台灣模式比廣東模式及中國模式更加優越的地方，台灣人應當有充分的自信，不依靠中國也能幸福且快樂，脫離中國反倒能更加幸福且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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