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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萧晓华: 占领立法会“死士” 从无力感到抑郁到恐惧到看到希望
作者：萧晓华
2019年7月1日，香港历史上立法会大楼首次被示威人士占领。
当天下午，有人用铁笼车撞破立法会的玻璃，警方施放胡椒喷雾进行驱赶；及至傍晚，包围立法会的示威者渐多，各人忙于呼喊把物资，如索带、铰剪、铁马等传至“煲底”示威区；大约八小时后，至晚上9时，示威者闯进立法会内。随后，警方于脸书发声明表示即将进内清场，一名示威者自立法会步出“煲底”示威区，拿起大声公向已经撤离的人声泪俱下说：“转达入面的人的意思，有人已写好遗书，暂时无打算走，我们只好尊重……可能第二日就见到出实弹，有人死在里面。”听罢，部分人激动地说：“要救人！要走一齐走！唔可以俾人送头！”接着，近百示威者再次冲入立法会救人。凌晨12时许，场外响起施放催泪弹的枪声，决意要留守至最后一刻的“四死士”，最终被同伴带离现场，当中，包括二十九岁的文化工作者阿铭（化名）。
那一夜，阿铭没有死去，也没有被捕，他的情绪状态却异常复杂。好一阵子，他把自己关起来，一个人不停追看新闻，一天只勉强吃一餐，睡觉每隔一小时便扎醒，面容显得憔悴。
更改了外表更改不了恐惧
阿铭有如经历劫后余生，但一切没有随着离开现场而平静。第二天，他不停回想自己行踪有没有泄露，细想所有蛛丝马迹，例如有没有使用过八达通、回家后有没有丢掉衣服、脸书上有没有说过什么等。他染了发，换上隐形眼镜，甚至修了眉。“走在街上，总觉得不认识我的人，也知道我是谁。”
他发现自己在现场戴上口罩的容貌，已在网上媒体出现，照片被截图流传，“我突然在电话看到自己”，后来一些亲友亦来电慰问，他意识到事态严重。“我是后来才害怕，因为看到警察好像发了狂的样子……政府也说要追究到底。”
那天之后，他到了一个没有个人住址登记的单位“避风头”，那里连一张牀也没有，他只带着一部手机，却不敢讲电话，“看到一些令人伤痛的新闻，就会嚎哭；读到一些苦中作乐的搞笑文章，又会大笑起来，像个傻佬。”他变得疑神疑鬼，害怕随时有人前来拍门，很注意屋外的人声和脚步声；好多天不敢外出，“觉得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也不安全，搭地铁会俾人查，搭小巴会俾人查，搭的士又会遇上路障。”
他说，这种恐惧是他不曾领略过的。“不知道会否被秋后算帐，早几年没有这样害怕，因为政治而坐牢的人会判多重？那时想，最多不会超过一年，现在很容易便要坐十年八年，动辄告暴动罪！”
五年前的雨伞运动出现，阿铭第一次参与社运。虽然不是走在前线，但他也曾在预演占中时被捕，那时，他与一班被捕者被扣留在黄竹坑警校，等候保释的时间虽然漫长，但过程中未有受到任何言词上的恐吓，最后也没有被起诉。五年后，他没有被捕，却感到整个人置身于监狱。“现在除了警察以外，撑警的人也改变了，他们会用不同方法搞你，例如影相，扯你口罩；就算你只是和理非，走出马路也可以被人打。那一份恐惧是十分实在的！”
想像狱中生活
头几天，阿铭觉得要在警察找到他前，做好一切被捕准备，所以像突然人间蒸发一样，“我对朋友也启动‘我无嘢讲mode’，保持缄默，朋友显得担心，其实我在准备“应该如何抵受严刑逼供”，我睡不着也吃不下，但内心告诉自己，要恢复体能，不能倒下。”他找来律师分析案情，对方提醒他要准备应对不同处境，例如警方执法时可能会警告要控告你阻差办公、不让你致电律师，以至落口供的簿仔没有提供副本等。
他很感慨，“我宁愿被警察拉进监狱，坐几个月，反而没什么要害怕，总比过著有如逃亡的日子好。但是，我没有坐过监，别说六七年，就算三年，也不知道如何度过。”他试过想像坐监的情景：狱中起牀，收拾牀铺，吃饭吃橙，然后遇到其他犯人……“狱中的纪律生活，能令自己思考更多东西？”他说，那些都是很片面的想像。
“我之前认识一个露宿者，在雨伞后被捕，虽然他最后无罪释放，但也被困在收押所一段日子。当时回想他住在里面可能比瞓街还好。不过，那只是安慰自己的方法。你觉得痛苦，所以要想像一些正面的东西，说到底，没有人想失去自由。”
其实没有“四死士”
离开立法会的往后日子，阿铭活于一种恐惧、不停思考问题的状态。他占领立法会的当晚，反而想法坚定。至今，他没有后悔过。
“我记得当日有人在柱上喷上一句话：“是你（林郑政府）教我们和平游行是没用的。”他说，当初根本没有打算到现场，及至晚上8至9点吃饭，他在电视上看到示威者冲进立法会，“当时画面是行人电梯也逼满人，就像朗豪坊一样，大家在讨论是否拿下曾钰成的照片破坏。”他饭未吃完，马上收拾东西出门。“如果有什么事发生，愈多人愈好，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我很想在现场。”
他去到金钟，车站大堂内有两三条长长人龙，龙头的人在购买单程车票准备离开。他一路走，当踏进立法会时，首先看见一个似乎是保安室的房间，假天花已被拆掉，破烂的电视屏幕仍然亮着一些蓝光和一些红光。“满地垃圾，周围是路障，地下很湿，有玻璃碎，第一时间联想起打机丧尸游戏，这个形容好像不大好，可是当时的确给我这样的感觉。”
随后阿铭走到议事厅，发现留下来的人大多数是记者。不久，几个人在朗读宣言，梁继平亦除下口罩，劝说大家不要走，因为愈少人愈危险，“我也觉得这么难才能进去，不应该这么容易离开。”他听到有人要写下遗书，声称割脉也不会离开。“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在眼前，我应该阻止他，还是应该尊重他这个行为？如果在其他地方有人要死谏、自杀，我会阻止，但唯独在立法会这个有象征意义的地方，意义可能不同，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有答案。”
他续说，“不过，当时我觉得没有可能说：你们加油，我出去了！而周围的人在问我，你留或走。我答，我要看到最后一个人走我才走，其实，我不是死守，我是留守，我不能看到有人在而自己仍然要走，我做不到。”
结果，阿铭被外界认定为留守到最后一刻的四死士之一。“其实，大家的想像与现实有一段差距，坊间形容当时的情景，主席枱上有四个人坐在下来，然后绑住白色头巾，放下四封遗书，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外面资讯又指，留守的人在主席台前，我当时也曾走过去看看主席台有没有人，发现是没有人的，反而大家也很低调，走到一个角落坐下，或在那里躺下。”
后来阿铭在台前被一个记者截停下来，她问：“警察进来就走不到，为什么现在不走？”阿铭当时心不在焉，便说：“只有一个门口当然走不到。”说罢，他看见远处一位留守者正被前往救人的示威者抬走，他于是便走过去，未及开口说话，救人的示威者便说：“不要再说了，他们随时会进来。”然后阿铭亦被人夹带走了。
“也许，四死士的传说不如就继续说下去吧，我不够胆说是否只有一个人要死谏，但至少我自己没有写遗书。不过大家清楚，留守或者会俾人打至重伤，或被意外弄死，至少可能会被判坐牢很多年。”
当前社会最缺乏的是意志
阿铭说，当晚被人强行抬走，第一个反应是很生气，“为什么不是警察来拉我走，而是你们来拉我走？”
他回想，雨伞运动时曾经历的一个情景。当时有人说要霸占龙和道，有两个黑衫蒙面的
人坐在马路上，两边围着纠察及示威者组成的人链。“大家不停呼喊，叫两个人回来，很危险。起初，他们两个也不肯，其后一人被人劝说，只剩下一个人，那个人说：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事，只剩下我一个我也不会走。”
他觉得，那种只有一个人也不会改变的意志，是当前社会所缺乏的，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永远都是跟随别人，用合理或安全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要全身而退。我们会变得没有意志，或变得被说服甚至是妥协。但，意志其实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得到，我会被这些吸引，看电影也是，看到这些情节会哭。”
从生气被救到多谢被救
但在议事厅的那一刻，他已被团团围着，无法转身，被人带进一道扶手电梯，后面的人仍在猛力推，感觉更像被警察拘捕的样子。阿铭当时说：“不要再推，电梯很危险！”最后走到地面，继续被两个人强行送到海富中心。“我一手甩开他们，说为什么其他人还未走要赶我走？”
后来阿铭坐地铁返家，他看见列车的人在欢呼庆幸没人被捕，他心想：“为什么要高兴？难得打回来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容易还？”他看着大部分人到旺角下车，未几电话信息显示旺角红van被截停“抄牌”（被警察记下身份证资料），他则一直乘地铁到观塘。“到了票务中心，职员已经开闸向乘客放行，还说了声加油，我打算付钱，但结果钱也不用，就像发梦一样。”
事后，救人的示威者向“四死士”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为强行救人而未有尊重他们意愿而解释和道歉。“其实，我多谢他们救了我们，否则大家就在警署，被捕其实是很可怕的。他们也解决我的道德难题，令我坚持留守的原则没有受损，因为在留与走之间，我从来没有想过有第三个方案，会被人带走。”
后来，他也想到，不少示威者已经冲破自己的底线，日后会慢慢累积经验，正如以前你觉得催泪弹、胡椒喷雾很厉害，现在“当食生菜”。马丁路德金说过，暴力是被忽略的人的声音。“他们本来没有参与占领立法会，他们没有冲进去，但为了救人，他们鼓起了勇气。知道这些人性光辉，你会觉得，香港人值得拥有更多。”
抗争运动后创伤疑神疑鬼
“这几个月发生很多事，以前你觉得不可能的事，现在都变成可能。譬如早几年你叫我去游行，我不会去，但现在不同，原来只要我们能够团结，而且有足够智慧，对手不是无敌的，他们也有犯错的时候，我们要等这个机会。”
五年前，阿铭曾积极参与雨伞运动，他留守占领区，跟很多人聊天，发现大家也觉得不会争取到双普选，最后整个运动没有成果。
在金钟的最后一晚，就像开派对，大家撒金粉……我觉得不应是这样，然后就陷入一种很无助的感觉。
及至2016年的补选和立法会选举，他重新看见政治希望，可是最终亦没有出路。“如梁天琦说本土派在选举要取得议席，后来选举前后出现DQ；本土派力量本来已不足，内部又分裂，而且勇武派很多人被补，这令人觉得十分抑郁。我不会去支持泛民，觉得没有人能代表我。”
他形容，那抑郁的感觉一直影响日常生活，有一阵子他不看新闻，睡不着觉，吃不下东西。间或出现一些快乐的事，转眼也会觉得“那又如何”。“叠埋心水做‘港猪’也做不到，社会的事，真的不能不理。”
谈到“港猪”，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妈妈以前是退休公务员，她不是心地不好，却有很多事不知道，几十岁人想法也是很单纯，觉得政府一定是对的，不会那样离谱。我爸爸，他活脱脱是见到国旗会敬礼的人，他是真心的那一种，是那些维园阿伯，会对着电视说应该捉那些示威者去打靶或射死他们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阿铭为此思考了好几年。“1989年，我妈妈大著肚的时候，他们有上街游行，参加那些民主歌声献中华。三十年后，他们不见踪影，其实他们也不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只是有自己的那一层楼，所以我也想不透。”他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父母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羣，被人绑架完还喜欢了绑匪的那种。“你觉得你斗不过他们，加上你看到和他们作对的人变成这样，那你不如拥护他们，不知不觉，变成忠实拥趸。”
他说，雨伞运动时我经常觉得，我们这一羣人将来有可能会变成父母现在的模样，变成“港猪”，或者上到位赚到钱，阶级变得不同。“我不想变成那样，不单止不支持不体谅，还对抗争的人作出攻击。他们觉得，你如何做，政府不会变，结论是自己变，为了生存下去，苟且偷生。”
他坦言，这些思虑有时让他情绪受困，无缘无故觉得很害怕，无缘无故觉得很生气。“例如我在一些密封环境会受不住，不要说坐飞机，连坐的士也害怕，怕得要马上下车。
“有时会出现眼花，看到一些东西，可能在屋企看到一个衣架，觉得有人看着你，并不是很现实林郑月娥出来与你聊天那种，而是突然疑神疑鬼，又或者是脑海中有某些画面浮现。好像一段影片，突然间cut了一格进来。那一段日子，整个人的状态和hang机差不多。”
无力感只是力量在等待爆发
他出现突然情绪失控而暴躁的状况，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觉得自己没有用，觉得要死，很辛苦，顶不住，就像现在上网，看到很多人都这样说，我很明白他们的心情，我自己大概几个月一个循环，睡觉不多，也没有胃口，经常情绪低落，全是抑郁症的病征。”
他说，社运界早几年主张快乐抗争，特别一班本土派当中最孤立一羣，有人很积极参加军训或运动，但有一班人是“书生型”，很容易多愁善感。“那时已经一直在说不要死，自杀念头，不是现在才出现，这和社会气氛有关。我自己也有亲身的体会，这几年，我明白了身体状况，知道最主要做的，就是没有死去，那不容易。我常在脑海出现懦夫两个字，现在的人流行自己辅导自己，我对自己说，不要怪自己，不要觉得什么也做不到，所以我不再要求自己去改变世界。”他说，有些人不了解甚至批评自杀的人，其实是因为批评者不觉得政治权利是必需品，可是对另一些人来说，那绝对是必需品，没有自由，他们宁愿死掉。
他续说，情绪问题往往环环相扣，不只是政治上的挫败，也可能是人生的挫败，“可能有些人会更努力做人，但有些人会被打沉，斗志也没有，可能他事业上感情上也有问题，一方面可能家里关系变差，例如我自己，2014年我本身与父母同住，雨伞后，我发觉受不住，搬了出来。搬家后出现其他问题，不是做长工，收入不稳，每月交租又贵，早期住劏房，生活环境又差，然后各样东西加起来，就开始抑郁。但最初为什么要搬出去？其实是因为政治原因。”
他说，他认识有人情绪问题比他更严重，有些甚至要去精神病院住一段日子，另外也认识一些人真的会自杀。他认为，这一段日子有一些人自杀，跟政治完全脱不了关系，外界“终于留意到”。反修例运动出现后，阿铭说反而再没有自杀的念头，因为他在运动中坚持
留守，实践了个人意志，感到可以轰轰烈烈，抬起头做人，而且也看到希望。“可以主动去做一点东西，不再觉得很懦弱。大家经常说无力感，其实无力感不是真的无力，而是夹杂了很多情绪。真正的无力感，是你没法站出来。你有很多力量等待爆发，只是缺乏发力点。今场运动，就算失败，我也能对得住自己，而不是永远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做。”
来源：明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