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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国统时着名七君子之唯一女性 共统下的出卖者
【希望之声2021年2月25日】（作者：慧明）在中共的语境下，“民主党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个参政的政党的统称。说得好听的这八个参政党，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无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卫星党”。
这些“卫星党”在中共建政前后为中共实施统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们虽然被中共称为“肝胆相照”，虽然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们却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风暴中，不能幸免。特别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党派高官、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同样为中共夺取政权不遗余力的史良也为是其中之一。
史良（1900-1985年），字存初，江苏常州人。1922年（民国十一年）暑假史良从武进女师毕业。后来在好友资助下，进入上海法政学院学习法律。在校期间参加学潮后脱离法政学院转入上海法科大学。
1931年（民国二十年）开业任律师，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还加入了中共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人道互济总会”，任该会律师，任期内办理多起营救邓中夏、任白戈、熊瑾玎、方知达等中共地下党员的案件。
国统时期着名的七君子之一
1935年12月21日，史良、沈慈九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救国会。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召开，推举马相伯、沈均儒、邹韬奋等35人为执行委员。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吴耀宗等40余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沈均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仆、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14人被选为常务委员。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了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并支援上海日商纱厂罢工取得胜利。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当时正在清共的国民党，日本方面也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救国会。
1936年11月11月22日深夜（23日凌晨），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6位救国会的领导人分别被捕，史良受到通缉，后来投案。1937年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案开庭审判。当时宋庆龄、何香凝、沈兹九等人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七君子于1937年7月31日被保释出狱。
1938年史良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并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2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在重庆谈判中，担任民主同盟代表团顾问。1946年后回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并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 1948年后在上海建立民盟华东执行部，任主任。“民盟”与共产党一向联系密切，配合默契。史良为中共建政做了许多贡献。
共统时期沦落为出卖者
中共建政后，她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时兼任司法部长，追随中共主持杀死了二百多万“反革命、原政府人员”。1959年全国人大通过撤销司法部，史良去人大做委员。
1957年毛发动“反右”运动时，史良“打响了轰击‘章罗’的重炮”。据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在此之前，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当晚，史良就向找上门来的章发问道：“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章答称：“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毫无防范意识的章伯钧将自己的不满一一告诉了史良。当他无比畅快地回家后，妻子李健生问他：“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他答：“很好。”
令章伯钧万万想不到的是，史良在6月14日民盟中央的会议上，将他那些私人谈话和盘道出，包括其要害，即他说卢郁文是小丑，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这样的评价其实已将章的立场表露无遗，但史仍然穷追不舍地说：“今天我在民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其结束语则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待。”
章诒和在书中接着写道：“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只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次日北京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登史良发言的全文。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
1958年大跃进时期，郭沫若等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光荣加入中共”，史良也向周恩来提出申请，遭毛否决。周称史良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1963年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病逝，就在大家以为史良将接任民盟主席时，中共任命的却是秘密党员杨明轩。尽管“反右全靠她打开了民盟的缺口”（罗隆基语），甚至即使“无反右之功，她的资历也是足够的”（章伯钧语），但事实上，中共还是实行“内外有别”。这给了一心效忠中共的史良沉重打击，从那以后，她的身体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学习，她常请假。
文革中，史良遭到批斗，被造反派抄家、勒令写检查和参加劳动，还被贴大字报，说她是“地主兼资本家”。原来配给她的司机也被取消，暖气也不烧了，家里就生两个大炉子。她还被强迫在民盟劳动，砸煤，刷痰盂，擦桌子，擦地，擦玻璃……
文革后民盟恢复活动，史良终于出任主席，彼时她已经近80岁了。
1985年，史良病死。
当年七君子其余人的结局
七君子事件是在当时救国会的一系列行动后发生的，当年由史良等发起的《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宣言》中除了抗日救国的内容，还有一条：要求人民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那么他们在被关押期间是什么情形呢？
根据法治周末程骞撰文《“七君子”案：最豪华之律师团》介绍：“由于证据不足，“七君子”久遭羁押，直至4个月后方才被提起公诉。
“羁押期间，由于‘七君子’均为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看守所对其颇为优待。史良因是女性而被另外关押，其他6人并未囚于一般监室而是共用四间‘小巧玲珑的小洋房’。他们把其中一间用作会客室，还安置了沙发。囚室四周有一院落，得以辟为运动场，并植花卉。在生活上，被囚诸位颇为团结，共同作息。
“沉钧儒为家长、章乃器任事务部长、李公朴任运动部长、沙千里任卫生部长、邹韬奋任监督部长。他们每晨七点半起床，晚11时就寝，读书写字、锻炼身体。其中邹韬奋仅4个月便写了近十万字的论文。史良则主要研究犯罪学，并每每烹饪，将做好的小菜送至六君子处。”
当时有二十余人的律师团为他们辩护，有两度开庭。
关于这个案子，“1938年12月6日，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吴宏恩向最高法院具信表示，审理七君子案的江苏高等法院一再迁移，事实上无法行使审判权，声请将其管辖权转移至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七君子”亦函司法行政部，声请撤销其案。同年12月31日，最高法院检察署向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首席检察官下发训令，令该院详核有无撤回起诉之必要。
“次年1月26日，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检察官赖毓灵呈交《撤回起诉理由书》，表示该案所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已经修正，被告所行各节与当前国策不相违背，应不起诉，故该案依法应当撤回起诉。2月21日，最高法院检察署复令，将撤回起诉理由呈奉司法行政部存查。至此，轰动民国的‘七君子’案在法律上完全告结。”
个人的结局如何呢？
邹韬奋：1944年7月，因癌症病逝。9月，中共接受其在遗嘱中的申请，追认其为中共党员。
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开枪行刺身亡。
沈钧儒：1949年后曾任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后任民盟主席，1963年去世。
王造时：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中再次受到冲击，被关在看守所到1971年病死。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
章乃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抄家，受到批斗、毒打等残酷迫害，1977年离世。
沙千里：在1938年就加入中共，成为披着民主人士外衣的地下党员，在后来的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
结语
敢问，史良在国统时提出的“要求人民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在共统下她敢提出来吗？在国统下，她还有律师，可以开庭辩护，还有人要去和他们一起坐牢；在共统下，她当年的狱友王造时、章乃器遭难时，她敢去说句公道话吗？其他那些为了七君子表现堂堂的人还有机会、胆量、和正义和过去一样表现吗？
在1958年11月12日至12月4日召开的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把民盟内部全体的思想“改造合理化”，成为民盟的任务。搞统战利用完了，要想留下这个名称都得和它们沆瀣一气。
诚然，我们不可否认当年民主人士的爱国热忱和善良愿望，在那样复杂的局势下，他们也不能分辨要利用他们来欺骗更广大人群的中共——披着羊皮的狼的本性。被它套进去的人：要想保持人性的诚善，面临的就是灵魂被拧碎，甚至肉体被消灭；要想保住平安，保全自身，都得昧着良心；人性堕落到和它们一样，撒谎、欺骗、离间、出卖……才有可能飞黄腾达。
至少，从前人的惨痛经历中，我们知道应该远离、抛弃、唾弃这个吞噬人类灵魂的邪党，保有自己人性的真诚、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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