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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國統時著名七君子之唯一女性 共統下的出賣者
【希望之聲2021年2月25日】（作者：慧明）在中共的語境下，「民主黨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個參政的政黨的統稱。說得好聽的這八個參政黨，在中共一黨專制下，無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們又被稱為「衛星黨」。
這些「衛星黨」在中共建政前後為中共實施統戰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們雖然被中共稱為「肝膽相照」，雖然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們卻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風暴中，不能倖免。特別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黨派高官、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面人物，非黨高級知識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同樣為中共奪取政權不遺餘力的史良也為是其中之一。
史良（1900-1985年），字存初，江蘇常州人。1922年（民國十一年）暑假史良從武進女師畢業。後來在好友資助下，進入上海法政學院學習法律。在校期間參加學潮后脫離法政學院轉入上海法科大學。
1931年（民國二十年）開業任律師，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還加入了中共設在上海的外圍組織「革命人道互濟總會」，任該會律師，任期內辦理多起營救鄧中夏、任白戈、熊瑾玎、方知達等中共地下黨員的案件。
國統時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35年12月21日，史良、沈慈九等人發起成立了上海婦女救國會。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大會召開，推舉馬相伯、沈均儒、鄒韜奮等35人為執行委員。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吳耀宗等40餘人被選為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沈均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僕、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14人被選為常務委員。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呼應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停止剿共。11月12日救國會舉行了孫中山誕辰紀念活動，並支援上海日商紗廠罷工取得勝利。救國會多次同情中共的舉動惹惱了當時正在清共的國民黨，日本方面也不斷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要求取締救國會。
1936年11月11月22日深夜（23日凌晨），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等6位救國會的領導人分別被捕，史良受到通緝，後來投案。1937年6月11日，江蘇高等法院對「七君子」案開庭審判。當時宋慶齡、何香凝、沈茲九等人還發起「救國入獄」運動，要求與七君子一起坐牢。七君子於1937年7月31日被保釋出獄。
1938年史良任全國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兼聯絡委員會主任，並任第一、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2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重慶市支部組織部長。在重慶談判中，擔任民主同盟代表團顧問。1946年後回上海，繼續執行律師業務並積极參加民主革命活動。 1948年後在上海建立民盟華東執行部，任主任。「民盟」與共產黨一向聯繫密切，配合默契。史良為中共建政做了許多貢獻。
共統時期淪落為出賣者
中共建政后，她當選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時兼任司法部長，追隨中共主持殺死了二百多萬「反革命、原政府人員」。1959年全國人大通過撤銷司法部，史良去人大做委員。
1957年毛髮動「反右」運動時，史良「打響了轟擊『章羅』的重炮」。據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中回憶，在此之前，6月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當晚，史良就向找上門來的章發問道：「伯鈞，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先和你商量過沒有？」章答稱：「沒有，羅隆基是看過的。」毫無防範意識的章伯鈞將自己的不滿一一告訴了史良。當他無比暢快地回家后，妻子李健生問他：「你和史良談得怎麼樣？」他答：「很好。」
令章伯鈞萬萬想不到的是，史良在6月14日民盟中央的會議上，將他那些私人談話和盤道出，包括其要害，即他說盧郁文是小丑，胡風、儲安平要成為歷史人物，這樣的評價其實已將章的立場表露無遺，但史仍然窮追不捨地說：「今天我在民盟的會議上要求伯鈞表明立場和態度。」其結束語則是落在了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人的身上：「羅隆基現在出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待。」
章詒和在書中接著寫道：「史良的講話是按照要求，適時順勢而發。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藥，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牆，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線路，使民盟這隻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次日北京各大報均以頭版頭條，刊登史良發言的全文。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
1958年大躍進時期，郭沫若等一批高級民主人士「光榮加入中共」，史良也向周恩來提出申請，遭毛否決。周稱史良為「黨外布爾什維克，不入黨，作用更大」。
1963年民盟中央主席沈鈞儒病逝，就在大家以為史良將接任民盟主席時，中共任命的卻是秘密黨員楊明軒。儘管「反右全靠她打開了民盟的缺口」（羅隆基語），甚至即使「無反右之功，她的資歷也是足夠的」（章伯鈞語），但事實上，中共還是實行「內外有別」。這給了一心效忠中共的史良沉重打擊，從那以後，她的身體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學習，她常請假。
文革中，史良遭到批鬥，被造反派抄家、勒令寫檢查和參加勞動，還被貼大字報，說她是「地主兼資本家」。原來配給她的司機也被取消，暖氣也不燒了，家裡就生兩個大爐子。她還被強迫在民盟勞動，砸煤，刷痰盂，擦桌子，擦地，擦玻璃……
文革后民盟恢復活動，史良終於出任主席，彼時她已經近80歲了。
1985年，史良病死。
當年七君子其餘人的結局
七君子事件是在當時救國會的一系列行動后發生的，當年由史良等發起的《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宣言》中除了抗日救國的內容，還有一條：要求人民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那麼他們在被關押期間是什麼情形呢？
根據法治周末程騫撰文《「七君子」案：最豪華之律師團》介紹：「由於證據不足，「七君子」久遭羈押，直至4個月後方才被提起公訴。
「羈押期間，由於『七君子』均為知識分子和社會賢達，看守所對其頗為優待。史良因是女性而被另外關押，其他6人並未囚於一般監室而是共用四間『小巧玲瓏的小洋房』。他們把其中一間用作會客室，還安置了沙發。囚室四周有一院落，得以闢為運動場，並植花卉。在生活上，被囚諸位頗為團結，共同作息。
「沉鈞儒為家長、章乃器任事務部長、李公朴任運動部長、沙千里任衛生部長、鄒韜奮任監督部長。他們每晨七點半起床，晚11時就寢，讀書寫字、鍛煉身體。其中鄒韜奮僅4個月便寫了近十萬字的論文。史良則主要研究犯罪學，並每每烹飪，將做好的小菜送至六君子處。」
當時有二十餘人的律師團為他們辯護，有兩度開庭。
關於這個案子，「1938年12月6日，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吳宏恩向最高法院具信表示，審理七君子案的江蘇高等法院一再遷移，事實上無法行使審判權，聲請將其管轄權轉移至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七君子」亦函司法行政部，聲請撤銷其案。同年12月31日，最高法院檢察署向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首席檢察官下發訓令，令該院詳核有無撤回起訴之必要。
「次年1月26日，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檢察處檢察官賴毓靈呈交《撤回起訴理由書》，表示該案所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已經修正，被告所行各節與當前國策不相違背，應不起訴，故該案依法應當撤回起訴。2月21日，最高法院檢察署復令，將撤回起訴理由呈奉司法行政部存查。至此，轟動民國的『七君子』案在法律上完全告結。」
個人的結局如何呢？
鄒韜奮：1944年7月，因癌症病逝。9月，中共接受其在遺囑中的申請，追認其為中共黨員。
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開槍行刺身亡。
沈鈞儒：1949年後曾任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長，後任民盟主席，1963年去世。
王造時：1957年被打為右派，文革中再次受到衝擊，被關在看守所到1971年病死。兩個兒子和女兒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兒海容因為拒絕參加復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備受折磨而死。
章乃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抄家，受到批鬥、毒打等殘酷迫害，1977年離世。
沙千里：在1938年就加入中共，成為披著民主人士外衣的地下黨員，在後來的運動中沒有受到衝擊。
結語
敢問，史良在國統時提出的「要求人民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在共統下她敢提出來嗎？在國統下，她還有律師，可以開庭辯護，還有人要去和他們一起坐牢；在共統下，她當年的獄友王造時、章乃器遭難時，她敢去說句公道話嗎？其他那些為了七君子表現堂堂的人還有機會、膽量、和正義和過去一樣表現嗎？
在1958年11月12日至12月4日召開的民盟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關於社會主義改造規劃》和《開展社會主義自我改造競賽的倡議書》，把民盟內部全體的思想「改造合理化」，成為民盟的任務。搞統戰利用完了，要想留下這個名稱都得和它們沆瀣一氣。
誠然，我們不可否認當年民主人士的愛國熱忱和善良願望，在那樣複雜的局勢下，他們也不能分辨要利用他們來欺騙更廣大人群的中共——披著羊皮的狼的本性。被它套進去的人：要想保持人性的誠善，面臨的就是靈魂被擰碎，甚至肉體被消滅；要想保住平安，保全自身，都得昧著良心；人性墮落到和它們一樣，撒謊、欺騙、離間、出賣……才有可能飛黃騰達。
至少，從前人的慘痛經歷中，我們知道應該遠離、拋棄、唾棄這個吞噬人類靈魂的邪黨，保有自己人性的真誠、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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