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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六四血,我生命的图腾

2021年06月03日 19:36 PDF版 分享转发

――写于“纪念六四中国未来研讨会”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精神是追求正义和良知的激情,还是利害权衡的理性?“六四”已经过去十六年了,这个问题却仍然通过不同的方式反复重现。

有人以老气横秋的教师爷语调指责“六四”――据说学生们没有策略,没有理性,拒绝了一次又一次同官方达成妥协的机会,把邓小平逼到绝路,最终导致政府开枪镇压;据说“六四”不属于运动,因为当时只要求反腐败,没有直接提出民主的理念;据说“六四”事件破坏了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政治改革努力,从而阻止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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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闻目睹此类指责,不禁悲从衷来。不是为“六四”悲哀,而是为中国文人的愚蠢和奴性感到可悲。愚蠢在于,对激情“六四”的指责是基于对“六四”的无知;奴性在于,对伟大“六四”的指责深处,往往可以看到血都难以洗去的对官权的奴颜媚骨。

“六四”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倡导思想宽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得以在中国大学中广泛传播――一大批中青年教师是这种思潮的播种者,大学生、研究生则是生机盎然的沃野。八十年代末,沃野上已然开满多姿多彩的思想之花。这正是“六四”运动崛起的大背景。

时至八十年代末,权力腐败已经深刻伤害了经济改革的成果,全民性的对权力腐败的强烈愤慨,通过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大学生,聚焦于大学校园。胡耀邦先生去世所蕴含的人性悲剧,震撼了人们的道德良知,追求正义的激情点燃了对权力腐败的愤慨,“六四”运动的历史性进程由此开始。

“六四”运动从起点到终点,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理性策划和利害权衡的结果。当局指控有“一小撮”黑手在幕后阴谋操纵,只不过是为屠杀学生制造莫须有的根据。“六四”精神本质上就是追求正义和良知的圣洁的激情――圣洁得几乎没有一丝策略的阴影。那些责怪学生不懂策略,不懂妥协的说教,就像责怪美少年没有衰朽老政客的狡诈与奸猾一样荒谬。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六四”血案发生的罪责究竟应由谁来承担。难道由于学生面对强权而毫不妥协地坚守了伸张正义的意志,就可以为邓小平屠城暴行找到合理根据了吗?从某些中国文人设定的这种逻辑深处,我们分明看到了对专制暴政谀媚的笑。

至于说“六四”阻碍了中国政治改革,更是大荒谬。那种以为通过党内改革派的渐进改革就可以实现民主化的观念,在中国乃是春梦一场。中国专制力量之顽固和凶残,绝非苏联和东欧诸国可比。中国民主的艰难,犹如在铁板上播种希望。没有“六四”,专制力量也不会允许党内改革派放弃官僚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有了“六四”,中国才有了属于民主的道德象征。

贬低“六四”意义的诸种观念中,最令人齿冷的莫过于指斥“六四”没有资格称为民主运动。持这种观念人物的心目中,民主运动似乎如古板的老修女一样,要有统一不变的服饰。但在活的历史中,民主运动的形式和风格则必然千姿百态。“六四”运动反对权力腐败,不正是从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角度对专制体制的批判,对民主政治的呼唤吗?属于民主运动的历史,一定会超越写在书中的理念,展现为具有个性的进程。就是以上帝的名义,也不能要求民主运动遵守某个中国文人心目中的标准。

对“六四”的种种责难,如果仅仅是出于无知,倒也还可以理解,可悲的是,责难的后面总躲藏着营营苟苟的动机。指责“六四”过程中学生不懂策略,缺乏理性,并非为了给下一次民主运动的崛起总结经验,而只是为了炫耀指责者个人的“聪慧”;责怪“六四”阻碍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无非要取悦官家,希冀得到中国当权者的垂青,满足心中对权力的一份苦恋。

凡此种种,不禁令人仰天长叹,中国的文人,你们何时才能不再用无耻的人格来侮辱知识;你们何时才能让知识成为美德。

万恶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性复苏,胡耀邦、赵紫阳先后主政,国运曾为之一振。人们一度寄希望于的健康力量推行政治改革,从而以社会代价最小的方式实现民主宪政。但是,“六四”时军队射向人民的枪弹击碎了这一希望。长安街头,坦克履带压碎青年学生血肉之躯的同时,也压碎了残存于中共内部的最后一丝良知。从此之后,兽性如狂,贪欲如炽,中共整体迅速沦落为腐败至极的政治黑手党。为特权阶层谋取私利,乃是这个政治黑手党剩下的唯一政治意志;在中共内部,任何政治改革的冲动都会被空前绝后的腐败所窒息。正因为如此,这个政治黑手党的前途也只剩下一种可能――待到天遣降临之日,被历史埋葬在耻辱之中。正像戊戌变法六君子的血洗去了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现代中国改良与彻底的政治变革之间的界限。“六四”血夜之后,如果有谁再宣扬中共可能进行政治改革的幻想,这种人不是愚昧至极,就是有意欺骗人民,邀宠于暴政。

“六四”是中共暴政之下一次最壮丽的民主运动。千百万被奴化的中国人为学生纯净的心灵所感召,在那一刻摆脱了奴性,像自由人一样对强权说“不”。那真是一刻值千金的历史过程。

“六四”精神,只是圣洁的激情;她超越理性的利害权衡之上,以崇高道义的名义,执着于让正义得到确认,哪怕为此付出青春的生命。自命崇尚理性的文人们完全没有能力理解,现代中国民族人格缺乏的,不是以精明商贩式的利害权衡为灵魂的实用主义理性,而是只以真理和正义为目标的圣洁的激情。正是发展到极致的实用主义理性,使现代中国的民族人格疯狂地追逐物欲,奴颜婢膝地向专制乞讨物性的生存,并在这种追逐和乞讨中腐烂。唯有圣洁的道德激情,才是可能令现代中国民族的心灵得到救赎的启示。一个在价值观念上只崇拜实用主义生存理性,而放逐圣洁激情的民族,乃是一个无梦的民族,一个凋残了诗意和人格之美的民族,一个被阉割了追求理想能力的民族――在精神的王国中如此堕落的民族,根本不配受到光荣命运的垂爱。中国人将圣洁的激情供奉在心灵的祭坛上之日,才是中华民族之魂得到救赎之时。

青春就是美,年青的生命中总有朝霞的神韵。“六四”之夜,破碎的青春中迸溅出的血,染红的却不是朝霞,而是漫漫无尽的黑暗夜空。然而,我仍愿把属于年青生命的“六四”之血――那圣洁的激情,作为我心灵的图腾。为伸张正义,抗争强权而涌流的“六四”圣血,乃是生命美的极致。

追寻生命圣洁的至美,正是我自愿选择的终身苦役。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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