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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中国经济两难选择：保楼市，还是保三胎？
【希望之声2022年3月13日】（作者：李明）据路透社报导，中国央行数据显示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19万亿元，中国2月金融数据全面弱于预期，社融尤甚需求不足。
2月社会融资疲弱，主要体现在居民购房贷款：2 月居民中长贷净减少459 亿，同比少增近4600 亿，这是十五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尽管放松房地产管制的声调还在加强：各地松绑、放开限购、首付款限低，但是来自WIND数据表明，3月上旬中国35城地产销量增速有所下滑，其中对于土地出让金更为倚重的一二线城市销量增速降幅扩大。2月土地市场成交量缩价跌，百城土地成交面积同比增速降幅扩大。
房地产发动机，失速了。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房企到期的海外债约3560.2亿元，其中上半年到期的规模为1967亿元，占比超过55%，房企爆雷不止。
房地产的债务危机仍然持续向其他领域扩散。2022年以来，中国区县“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2022年1月-2 月15日，城投债发行6406亿元，较2021年同期减少2016亿元。降幅显着，而发行新的城投债主要是用于还旧的债务，用于新的基础建设或其他投资下降明显。
没有土地出让金的支撑，市长、县长们提不起撸袖子干阵仗的底气。
在2022年的1、2月份，曾经频频传出土地拍卖的消息。然而，彭博社援引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去年最后两个月集中供地的21个大城市中，有九个城市至少有一半的地块被当地城投公司购买。近几个月来，地方城投公司购买了全国约30%的地块，一些县城的贡献率可能上升至50%左右。
彭博社分析指出，虽然此举有助于遏制当前土地销售下滑的趋势，从而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缓解各地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无疑也将推升城投公司的杠杆率，并进一步增加其本就沉重的债务负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测算，截至2020年末，中国城投公司的总债务达到39万亿元。彭博数据显示，中国城投公司在境内外市场今年将面临约3760亿美元的债券到期，其中大部分债券为境内债券。
在此压力下，“城投债”除了借新还旧，在“新基建”的投入上并不积极。
“新基建”能扛多重的份量？
在房地产疲弱的状况下，新基建成为中国经济几乎全部的想象空间。
然而，按照中共公布的规划，预计今年新基建领域投资规模约1.39万亿元，同比增长在5.7%左右，对整体基建的拉动在0.4-0.5 个百分点。
即便是“十四五”期间的新基建规划，共计7大领域合计投资规模接近8.5万亿，年均投资规模在1.7万亿左右，而这样的体量仅仅相当于过去“铁公基”的10%左右。
虽然5G、大数据中心、充电桩轰轰烈烈，但并未带来房地产失衡之后的补充作用。
新基建冲刺无法为GDP带来较大的提升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并不愿意付出新的冒险。
“谁家孩子谁抱”
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是“城投公司”，一个介于市场化与官方的混合体与媒介。
从2010年开始，城投公司的机制形成，成为地方政府GDP的超级引擎，而地方政府负债率从 3.2%飞速攀升至40.4%，隐性债务问题日趋严峻。
《华尔街日报》曾经对此报导称，城投公司是一个主要的隐性债务库，内含大量的地方隐性债务。中共政治局、中央办公厅及中共国务院曾在2017年、2018年多次发文强调，“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化解地方隐性债务的政策定调，“2025—2030年期间化解完毕地方隐性债务已成为一项政治任务。”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称，“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随后出现了多个城市的土地流拍。
2021年12月财政部发言人曾表示：“拿中央债务来置换地方债务，有些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情，效果并不好，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安排”。
既然是“谁家孩子谁抱”，地方政府开始审慎利用城投公司进行新的投资，并抑制“隐性担保”与“隐性债务”的增长。恒大的烂尾楼，在哪一个省由哪一个省解决，让地方政府第一次吃到了“谁家孩子谁抱”的苦头。烂尾楼的风险，成为打击购房者买楼的最大障碍。到现在恒大烂尾楼的解决方案尚无明确的公示，只有用超出原来交楼时间更长时间来缓解。
会不会重走刺激房地产的老路？
土地的疲软、房地产销售剧烈下行，使得经济面临巨大挑战？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等米下锅，会不会重走刺激房地产的老路？
国内不少学者、经济人士忧心冲冲，担心中共一轮又一轮的刺激政策将埋下新的房地产隐患。
房地产已经像一个透支所有力气的“老牛”，气喘吁吁，步履蹒跚。
2022年，中共换届之年，加之俄乌战局对于能源造成巨大冲击，以及大宗商品飞涨，通胀反应明显。
从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声称泡沫已经出清，房地产不可过分压制。可以看出，中共仍然寄希望房地产的平稳发展，以土地财政解中共“二十大”燃眉之急。
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家庭的负债率已攀升到高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了一份《2021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报告提到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从2000年不到5%，增长到当前的62.2%，是各部门中增长最快的，当前已超过多数发达经济体。
“六个钱包”重负不堪，在2019年，中国法拍房的数字是50万套。去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60万套。
不仅普通家庭承受重压，年收入超过30万元的中等家庭也因为房地产而高负债：在《2019年金融稳定报告》中称，在有负债的家庭中，年收入低于6万元的家庭平均债务收入比为286%，年收入高于36万元的家庭平均债务收入比为89%。
这是造成年轻人不愿结婚，没有生育意愿的主因。
“保楼市还是保三胎？”
据澎湃新闻社报导，近期浙江卫健委发放调查问卷，并设问：孩子出生到3岁每月补贴1000元，你是否愿意生育二孩或三孩？
很多人的答案，依旧是“NO”。问题的核心，大家都心知肚明：房子。
国内多地2021年婚姻大数据近日相继公布，多地结婚登记量逐年下降，而且初婚年龄推迟的现象明显。在安徽合肥，2021年共有57166对年轻人结婚登记，比2020年下降了6.6%。在湖南岳阳，2017年-2021年，每年的结婚登记量分别为39271对、35329对、31545对、29194对、24672对，结婚登记人数逐年减少。江苏省民政厅发布的2021年该省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五年来当地每年的结婚登记量逐年下降。
中共国家统计局1月17日称，2021年末全国人口出生率为7.52‰；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全国人口出生率已跌至60年来的最低水平。
整个2021年，全国人口仅比2020年增加“48万人”，创造了中共建政以来的破纪录新低，也是连续五年刷新增长率新低的纪录。
人口问题已非常严竣。保楼市还是保三胎？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个二难选择。
育儿成本几近全球最高
据国内知名学者任泽平参与的公益调查机构“育娲人口研究”出具的报告，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育娲人口研究”报告，引用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77.4%、45.6%和33.2%。
“育娲人口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以及各种物价来估算各种育儿费用。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通过研究分析，本报告得出如下结论：
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
（育娲人口研究）
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
“育娲人口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开始持续下降，2021年出生人口已经是连续第五年下降。五年的下降幅度高达40%，比起20世纪90年代2000多万的新生人口更是不到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来形容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也不夸张。按照1062万新生人口计算，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5，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
一直以来，中国大陆媒体以对日本老年人悲惨生活频繁报道，然后未曾想仅仅在十余年的高房价、疯狂的经济刺激下，已经让全国不堪重负。
这样的机制，无论怎样“稳”，对于人民而言都是无以承受之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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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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