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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东海一枭：伐不义厥功至伟，曾国藩瑕不掩瑜
一、尽管不乏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这类英杰的参与，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太平天国的夷狄“本色”和拜上帝教的邪教性质，无法改变其无道不义、黑恶反动的本质。
太平军檄文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父老，还我河山”之句，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拜上帝教信仰和反孔反儒恶行，却比满清“夷狄”万倍（满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儒家化、中国化了。）被中原父老所唾弃，理所当然。
而英杰之士误入其中，被边缘化或淘汰掉，也是理所必然。反孔反儒的势力，必然不仁不义，对敌对方固然绝不容情，对自己人同样辣手无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们不辨华夷，不明大义，误投贼巢，错入邪教，害人害己，身败名裂，不亦悲乎。
王老是广西著名作家，对太平天国颇有研究，出过《太平天国败亡写真》一书。每说起洪秀全的荒唐和太平天国的罪恶，总是义愤填膺。王老可是正宗的壮人，而当年太平天国的“首义元勋”多是壮人。
人类德智无涯，愚蠢起来也没有底，最邪恶的东西也会有支持者和歌颂者。太平天国的粉丝，可谓前仆后继。如果说当年孙中山、毛泽东们吹捧、歌颂太平天国是别有政治目的，现在的粉丝们多数是由于无知愚昧而认贼作父。
“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吕氏春秋-禁塞》）为无道不义的势力强词夺理地狡辩，为之歌功颂德，同样是一种“为天下之民害”的恶劣行为。
二、就像萨达姆、卡扎菲政权及其粉丝们喜欢控诉联合国部队残杀利比亚平民一样，太平天国的粉丝们也热衷于“控诉”曾国藩部队如何残忍嗜杀甚至大量杀戮平民。这都是捕风捉影或毫无根据的污蔑。
他们所提供的所谓资料，大多出于别有用心者或充满偏见者之手，或被掺了假，真假混杂。有些资料本身没问题，但“解说”和结论有问题，比如将资料中提及的战争中“死者”及死亡人数都归类为无辜平民—-完全背离历史事实。
曾国藩筹办湘军时，看到官兵“奸淫掳掠”，成为民众之矢，并让一些地方的民心迅速转向太平军，深以为忧，“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为此，他提出“不扰民”三字为“治军之根本”（《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当遇到扰民案件事，一再强调“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剖决曲直，毫不假惜”，对扰民者“严加惩治”（《曾国藩家书》。
他专门制定了《禁扰民之规》，里面说道：“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是“爱苗”，打蛇杀虎是“爱人”，募兵剿贼是“爱百姓”，所以“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
他在《劝诫营官四条》中又强调：因为贼匪“淫掳焚杀，扰民害民”而官兵“救民安民”，所以“恶乎贼匪”而“贵乎官兵”，“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因此他强调“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
除了严格纪律，曾国藩还从“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着手，把“不扰民”作为精神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爱民乃行军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他在训令部属的批札中说：我们带兵，要如父兄带子弟一般，千万不可使他们“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而要使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这样的话，“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他曾作《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我让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啼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曾国藩全集•诗文》）
从大道理到小事情，巨细悉举，通俗细致，循循善诱。
湘军在实际军事行动中确有扰民之举，但严重程度绝不象太平天国粉丝们所“指控”的那样。湘军基本上还是赏罚分明的，“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
曾国藩后来自叙道：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其弟子李元度也说曾国藩“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遂能得人死力”。
在剿捻期间，曾国藩对于战乱给百姓带来的创伤深感痛心，明确表示“以剿贼为第二着，爱民为第一着”。他在日记家书中多次描述所目睹的情形，因而“目击心伤，喟然私叹”：乱世之际，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实属人生大不幸。他在家书中屡次提醒诸弟：“用兵既久，民间厌苦，吾辈宜格外体恤”，要“时时存一爱民之念”。
三曾国藩吊民伐罪卫道杀贼，绝非“以戮民为义”把矛头指向平民，也绝不曾纵容部队行凶为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即使是攻无道伐不义的正义战争，也难免伤及无辜。至于怎样分辨“邪方”的兵与民，更是一件头痛的事。这个方程式几乎“无解”。
古今中外的无赖政权和邪恶势力，往往擅搞“人民战争”，煽惑、引诱、欺骗或逼迫普通民众乃至妇女儿童上战场作炮灰，或者把军队伪装成普通民众—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就喜欢伪装成平民，防不胜防，辨不胜辨，导致我军大量伤亡。
“太平军”尤擅玩这些下流把戏。例如，太平天国里有一支以战死为荣的童子军“敢死队”。太平军每到一地，对成人进行掳掠强行编组外，对小孩也一律编入牌尾。俊秀聪明的由军官收为义子，愚笨丑陋的则从事一些杂役工作。这些童子加入太平军队伍后，全部经过洗脑，对太平天国死心塌地，甘为前驱。他们是邪教与恶势力的牺牲品，却也是“心腹之大患”。所以清军在情报里说：
“凡临陈攻城，亦惯用童子为倡，以童子皆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且手足轻便，往往登高陟险如履平地。”又说：“每陷一城，掳一庄，童子又愿为前驱，群贼随其后”。
战争期间，曾国藩对被拜上帝教那些洗脑之后充满“宗教激情”的、思想上转向“太平军”、行动上帮助“太平军”的民众，确实相当“辣手无情”，衡以现代标准，未免鲁莽粗暴。两军对垒之时，让曾国藩部队对那些被拜上帝教洗了脑而勇于“杀妖”的民众及妇女儿童进行“耐心细致的转化工作”，或者严格把关，明辨民匪，“不伤害一个好人”，显然不现实。
如果说这是曾国藩的瑕疵，那也是历史的局限性和战争的特殊性造成的，纵有瑕疵，瑕不掩瑜。
其实，湘军既有“忍”的一面，又有“仁”的一面。史载，咸丰四年八月，太平军禁不住湘军围攻，弃武昌城而逃，湘军著名猛将塔齐布伏兵东北门外予以猛击。突围之师被困于“沙湖塘角间”，无处可逃，“争赴水，填尸幾满”。
此时有数百童子军赴水逃命，淹毙甚众。塔齐布在血海骨山之中目睹此状，号啕大哭，立即下令拯救，最终捞上二百多名。太平军馀众见“辫妖”亦非丧尽天良，犹有恻隐不忍之心，“因而乞命”，塔齐布再度传令拯救，又捞上七百多人。
四或曰：“太平天国反孔反儒，固然不对，曾国藩赶尽杀绝，更加不对。即使依儒家义理，破坏孔庙不见得就犯了死罪，就要受到屠戮。就算太平天国是夷狄和邪教，这样对待它也太残忍了。”云云。（大意）
东海简答：纯属混扯。儒家怎么对待反孔反儒的夷狄和邪教，那要看对方怎么反。言论上反，讲道理，批判之；行动上反，坏孔庙，须赔偿，挖孔墓，要谢罪，一般情况下讲法律既可，不应该也没必要诉诸军事手段。言论问题言论解决，法律问题法律解决，一般暴力事件也可以诉诸于法律。
但是，对于太平天国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暴力，就不得不以武止戈了。否则，于对民于道都不负责任。“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吕氏春秋-振乱》）曾国藩所为正是“攻无道而伐不义”，卫民卫道，厥功至伟。
2011-3-25东海儒者余樟法
注：本文所引曾国藩文字，除另有注明外，均引自《曾国藩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