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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何清涟：六四运动为何遭受不应出现的指责？
作者： 何清涟
“六四运动”迄今已经过去37年，对该事件的纪念活动基本是一边倒地悲情叙事与对屠杀的控诉。从五、六年前开始出现一些批评声音，今年却登堂入室，一些人以极少数“六四”参与者现今的见识、行为与脱离现实的主张为由，认为中共当年镇压有理，否则这批人成事，肯定会搞乱中国，更别想有今天位居世界第二的“强大中国”了。这个说法当然不排除中共暗中主导舆论这一因素，但其本身就是错置前提，比如将海外民运少数人以“进入中南海”作为人生目标当作1989年“六四运动”的主旨。针对这种指桃为李的混乱，本人认为，如果分成三个层面看，对六四的认知就会比较清晰。这三个层面就是：六四运动本身在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地位;对中共镇压六四的国际批评;少数六四运动参加者的现实行为不代表当年那场运动的全体参加者。
中国六四运动是世界第三波民主化高潮的重要一环
关于六四事件为何发生的国内因素早就形成共识：它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多重矛盾剧烈交织下的必然产物。
从国际背景来看，中国“六四事件”发生于1989年，当时全球正处于塞缪尔·亨廷顿所定义的“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其开端与前奏1970年代完成，标志性事件是葡萄牙、希腊及南欧的民主化连锁反应，以及70年代末至80年代，阿根廷、巴西、秘鲁等拉美多国相继结束军政府统治，回归民主选举。即便是专制传统相对深厚的亚洲，在六四事件爆发前的数年里也迎来了强烈的民主化风暴：1986年菲律宾人民推翻了独裁者马科斯;1987年韩国六月民主运动引发了卢泰愚发表《六二九宣言》，正式开启总统直选和全面民主化转型。以及1987年台湾总统蒋经国宣布解严，随后开放党禁、报禁，拉开了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序幕。
1989年春夏之交六四运动爆发之时，正值民主化第三波的高潮。1989年6月4日（与六四天安门清场同日），波兰举行了战后首次部分自由选举，团结工会取得压倒性胜利，拉开了东欧剧变的序幕。在同一时段，匈牙利开始拆除与奥匈边境的铁丝网，引发东德居民的逃亡潮，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标志着冷战东西方对峙的结束，东德及整个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全面瓦解，紧随其后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罗马尼亚政权更迭，以及最终在1991年发生的苏联解体。
中国1989年的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正是受到了全球这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激荡和启发。邓小平将此称为国际大气候，中国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负面影响。客观的正面解释就是改革开放带进了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西方观念，影响了数届大学生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当时很受欢迎的启蒙读物代表作，正是在这一“西风东渐”的影响下，知识界和大学生开始系统性反思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尽管非常粗糙，但这扇打开的窗户让中国人看到了本国社会的落后愚昧，当时的西方政治体制有辉煌的物质文明做为映衬，”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就是当是中国社会求变的内在推力。以改革开明形象立世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猝逝，成为积压社会情绪的集中爆发点。
在这一时刻，中国出现六四事件，当然不仅是一场国内事件，更是苏东剧变这一全球民主化最高潮的关键一环。虽然中国的民主化尝试在该阶段未能成功，但其巨大的国际反响加速并深刻地改变了整个冷战末期的世界政治格局，其后的30多年内，世界进入了一超多强、美国主导并引导世界进入全球化的人类全新时期。
我敢肯定，如果当时没有六四运动，如今的青年一代一定会痛诟那一代人麻木不仁，让中国错失民主化良机。
川普时代：民主VS专制的二元对立叙事淡出
二战以来，世界就形成了民主VS专制的二元对立国际叙事，第三波民主化就是这种叙事的积极推动，民主必须战胜专制是世界共识。具体到中国，中国知识界当时认为，中国在世界第一波民主化时就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只是由于各种内乱外忧，在二战以后的第二波民主化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的统治让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因此，中国不能再错过民主化第三波。在六四这场以北京为中心，以学生与知识界为主体、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的全国性社会抗争中，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怀抱这种赤忱。
六四的海外流亡者虽然免去牢狱之灾，但毕竟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脚下的大地”，此后的30多年岁月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融入了所在国的各行各业，与常人无异，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以及各具特色的缺点，他们一样也不少。只有在年复一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中，六四流亡者这个身份标签才会再次出现。“六四”参与者是他们一辈子的骄傲，拒绝遗忘并为六四正名也是他们背负的责任。
在民主VS专制的二元对立叙事年代，六四流亡者确实自带正义。只是世界变化太快，自2025年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已变，本国利益优先成了国际新地缘政治的叙事。自美苏冷战开始以来的民主VS专制的二元对立叙事，拜登任总统时期两次雷声大、雨点小世界民主峰会算是为其划上了终结符。正是在此背景下，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震动世界的中国六四事件，今年遭遇了不少质疑，其中认同者最多的质疑就是六四一代不再具备道德感召力，理由就是少数六四精英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见识都证明他们不配成为政治领袖，并进而否定六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甚至还有人从老布什当时的两面做法出发引出种种联想，再下挂至今天美欧民主国家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政治衰变、经济不振，与中国今天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终于能“平视美国”对比，得出了六四如果成功，这批六四精英进入政权，只会比中共更坏，中国经济将会陷入停滞。
上述这些，当然都是胡乱攀说，不值一驳。首先，这些昔日的精英现在的不堪，完全与当年的运动本身无关，这种将现在少数人的个人品行延伸至当年的运动并否定的立论本身就毫无逻辑。其次，六四并未打破邓小平确定的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只是打破了邓小平与胡赵两任总书记之间的政治联盟，让陈云的计划经济思路再次显山露水。九二南巡之后，邓小平重续改革开放路线，经济领域中的重大改革，比如最重要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股份制的推行与股票市场的出现、以抓大放小为主线的国企改革为核心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美欧资本大量涌入中国，都是发生在1992年之后。这些改革全过程，我都写入了《现代化的陷阱》，本身就证明“六四葬送了中国的改革”只是假想不是事实。
中共镇压六四，历经30多年，谴责依然不断，这种事件在国际社会并不多见。（法新社）
国际潮流已变，六四精神进入历史
历史上重大事件的评说，从来就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以现在中国变得强大与美欧民主衰变就庆幸六四没有成功，并以此论证37年前中共镇压六四有理，是荒谬之论。正因为第三波民主化声势浩荡，中共镇压六四才遭到全球异口同声的谴责。如今历经30多年，谴责声依然不断，这种事件在国际社会并不多。
“六四”是否能成为中国的民主火种且薪火相传？对此我并不乐观。对六四精神的概括，是指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广大青年学生与市民所展现出的理想主义、民主追求、爱国情怀以及和平理性的抗争精神。中国当今青年一代缺乏就是这些精神，社会土壤也不培养这种精神，这是中国的内因。
从国际因素来说，美国已经主动结束向外输出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自赋任务，川普让世界回到了以国家利益为主诉的新地缘政治的竞争格局，短时期内美国也不会再有推行颜色革命、按照美国样式改造世界的雄心。
从20世纪以来的三波民主化当中，中国都与民主化擦肩而过。早在六年前，我已经不再撰写纪念六四的文章，这不仅是因为要说的话已经说尽，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真正应该让中国人感到悲哀的，不是发生了六四事件，而是中国今后不会再有六四运动，因为当局的社会监控之严厉，让中国人不再具备1980年代曾有过的自组织化能力，如今以躺平为乐的青年也缺乏六四一代青年那样的精气神。
谨以此文作为我多年写过的六四长歌最终章。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着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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