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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跨国镇压的升级 多种人士须警惕
作者： 常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涉及境外组织和个人的相关规定。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承认这种域外管辖权。事实上，一个国家国内法如何规定，与国际社会是否认可其法律效力，本来就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然而，无论国际社会是否承认，只要有关人员进入中共能够实际控制的司法范围，这些法律条文便可能成为执法依据。这也是为什么不少海外异议人士、人权律师、记者以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人，对类似法律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7月1日，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表面上，这是一部以“民族团结”为名的法律；然而，其中涉及“依法追究境外组织和个人法律责任”等条款，却引起不少国际观察人士和海外华人的关注。真正值得思考的，不只是它今天是否会大规模执行，而是它所代表的法律方向。
许多人容易产生一种误区：只要暂时没有大量案例，这部法律便无需担忧。然而，对于研究中共治理模式的人来说，恰恰不能如此理解。法律一旦写入法典，就意味着国家已经正式宣示拥有相应的权力。今天是否广泛适用，与明天是否可能成为执法依据，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中共不少法律和政策都经历过类似过程：最初出台时，社会认为只是原则性规定，影响有限；随着政治环境变化，相关条款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最终成为现实执法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民族事务以及域外适用的新法律，更需要认真阅读其文字本身，而不能仅凭当前执法情况判断风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涉及境外组织和个人的相关规定。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承认这种域外管辖权。事实上，一个国家国内法如何规定，与国际社会是否认可其法律效力，本来就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然而，无论国际社会是否承认，只要有关人员进入中共能够实际控制的司法范围，这些法律条文便可能成为执法依据。这也是为什么不少海外异议人士、人权律师、记者以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人，对类似法律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历史经验同样值得借鉴。高智晟长期失踪至今下落未明，董广平在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加拿大同意接收的情况下仍被遣返回中国，这些案例都说明，对于特定群体而言，风险评估不能建立在“过去没有发生”或“现在执行不多”的基础之上，而应充分考虑一旦判断失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种法律更大的影响，未必在于每天都有人因此被起诉，而在于它带来的长期心理效应。当法律边界模糊、解释空间宽广，而最终解释权又掌握在执法机关手中时，人们往往会主动收缩自己的行为。有人减少公开发言，有人放弃参与公共事务，有人因担忧未来风险而放弃回国探亲或学术交流。法律尚未真正落下，威慑已经形成。
当然，任何法律都应放在事实框架下分析，而不能凭空推演。讨论其风险，并不意味着断言未来一定如何执行；同样，坚持证据原则，也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法律文本本身所赋予的权力。真正负责任的态度，是既不过度渲染，也绝不轻视。
法治社会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法律边界清晰、权力受到约束、公民能够合理预见自己的法律责任。如果一部法律因措辞宽泛而让大量人产生持续的不确定感，那么它带来的影响便不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也会影响社会信任、国际交流以及个人自由。
因此，面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最值得关注的不是今天已经有多少案件，而是它已经明确写入法律的权力边界，以及未来可能对相关群体产生的现实影响。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这或许只是一本法律；但对于那些可能成为执法对象的人来说，它关系到的，可能是自由，甚至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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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