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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张国焘：洛川会议后中共高层貌合神离
作者：张国焘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出席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多月没有举行过会议，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和我三个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常举行，由张闻天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各部部长为组成分子，我也曾出席过一两次会议，都是讨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从未讨论过抗日的局势。因此，延安对抗日的动向，只可在毛泽东、张闻天的言论中去找寻。
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仍然是阴一套，阳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随着抗日军事的不利发展，批评蒋介石的话便增加起来，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如何不中用，便是说南京的妥协派如何活跃，妥协倾向如何增长。当南京将要失守的前夕，张闻天曾对我说蒋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有奢望的人，还有甚么话可说。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些让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动声色所先到山西前线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军的一部，在山西平型关曾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这是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第一个大功绩。日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后，南向太原逼近，抗日军凭险节节抵抗。平型关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敌军侧后，实施攻击。敌伤亡颇重，稍向后退;林彪部伤亡也在千数以上。八路军这一次的表演，是得力于周恩来在前线的鼓励。延安接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之后，曾大事宣传;一般人也感觉到八路军不仅可以从事游击战，在运动战中也已获得胜利。但毛泽东却电令前方将领，以后应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陆续开往山西前线，毛泽东那时聚精会神指导这个军事行动，强调独立自主和只打游击两个原则。毛泽东有点怕周恩来在前线搞风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小的军官，唯恐他们充当抗日英雄。到这年十一月九日，日军占领了太原，那时八路军大致都转到敌后去了。一一五师林彪部转移到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一带的太行山脉，向河北地区发展。一二0师贺龙部在同蒲路以西晋西北地区打游击。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部正向晋东南长治地区发展，并准备向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敌后打游击。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心情才比以前轻松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四周苦战了约三个月，许多战绩可歌可泣，直到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后撤退。连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也宣称要在山西守土抗战。毛泽东从来不谈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听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当南京失守，国军向后撤退，形势相当混乱的时候，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
我听了毛泽东这种议论，真有点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国为甚么要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为甚么不积极支持蒋介石坚持抗战，为甚么不积极维持抗日的国民政府，为甚么不同抗日友军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国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容易翻身吗?我为此曾经愤怒的感到，毛泽东的想法和由此出发点而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帮组日本侵略，毛泽东将会遗害中共和八路军以及整个中国，简直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皮的汉奸。
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又重新被掀起来了，这是由检讨陈昌浩应负西路军失败责任开其端的。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化装逃到他的家乡湖北，企图回到鄂豫皖苏区去。抗战爆发后，他于八月间潜行来到延安。他见着我时羞惭满面，自承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听候党的处罚。他闲住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有时写些有关抗日的文章。
十一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集中共延安积极分子会议，检讨陈昌浩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选择这个时机来展开党内斗争，是因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守，八路军已转入敌后，抗日形势果不出他们所料。反对我的斗争虽在当年二月间已告一结束，但暗中反对我的宣传，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张闻天径指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表示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抱有右倾观念，对蒋介石亦有投降思想。据他们看，足见反党分子又在新的形势下从事反党，非重重予以打击不可。
斗争陈昌浩的会议，连续举行了约一个星期。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五百余人，多数是延安以外来的小伙子，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校的党员学生，少数是延安各机关的干部。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之下原系要批评陈昌浩的，但重点却逐渐转到我身上，主要内容还是土匪、军阀、反党那一老套。那些党校学生往往不根据事实，任意攻击和污蔑，似乎中共的一切错误，都是出自四方面军和张国焘、陈昌浩这班人，中央的领导则是完全正确的。
我为了表示抗议，没有参加最初几天的会议。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我曾出席作一个总的答辩。我首先指出这次检讨西路军失败经过，又牵涉到过去一、四两方面军对立的往事，真是遗憾。我说明当年红军的西进计划和西路军的失败，有很多复杂的经历。陈昌浩同志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在红军中不但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对党对红军也都有过惊人的贡献。四方面军在西进的艰苦战争中，牺牲惨重，一般将士，英勇奋斗，真是可歌可泣。同志们若不研究这些情况，批评一定不会中肯，许多言词都成了牛头不对马嘴的空谈。至于两个中央的对立，我早就承认了错误，请你们相信我，为了团结，我所承担的责任，超过了我所应当承担的，而且这是早已过去了的事。如果不是抗战发生，也许我早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位。
抗战发生，我不计以往一切，挺身出来为抗日做一些事。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在内，都要求我出来担负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并鼓励我，说过去对我的斗争早已结束了，在抗日紧急关头，决不会旧事重提了，他们表示信任我，使我能安心工作。他们批评我的话，我不愿多加答复，仅指出某某几点显系毫无事实根据的。我要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你们将我痛骂的不成样子，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还能够做下去吗?我还要请问你们，在此抗日紧急关头，你们没有将时间用在准备抗日的工作上，去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大声疾呼的围剿我，究竟你们的目的何在。
在我发言以后，继起的发言者指责我承认错误并不彻底，没有放弃反抗的武器;也有人说，为了中共的领导威信，要求我多承担起一些错误的责任。另外有一个在中央书记处新任工作的后进小伙子(我并不认识他)，起而发表攻击我的言论。他凭空的说：金子是发亮的，但并非一切发亮的东西都是金子;苍蝇也是发亮的，张国焘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苍蝇。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并不制止这样的谩骂，反而表示欣赏。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离开了会场。
会议结束后的次日，毛泽东约我去谈话，张闻天已先我在座。他们两人笑脸相迎，对我的辞职表示挽留;并且解释这次斗争会，原是检讨西路军失败的经验，不料又牵涉到两个中央对立的事，请问不要介意。我深恶他们这种表里不一致的虚伪把戏，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会议上的发言，指责了他们毫无信义，使他们不好等闲视之，故又来一次请我原谅，其实他们反对我的阴谋，绝不会改变的。当时我若坚持辞职以示抗议，那就当面闹翻了。我那时还不愿那样做，因此也不再提辞职的话，当场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同张闻天会见过两三次，我自然必须要将边区政府的工作向这位中央书记报告，可是张闻天摆出他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的打官腔，有点像恶婆婆折磨媳妇似的。这种小人的行径，我虽然有点生气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说甚么。当年十一至十二月之间，我可说受尽了折磨，边区政府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个星期的反张国焘斗争以及许多暗中的麻烦，这些事都是由毛泽东在后面掌舵，而由张闻天在前面喊打喊杀来进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满十二岁的儿子，都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侮辱。我的太太与我离别了约六年半，我的儿子在武汉时代和我分手，相别已超过十年，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先后来到延安;彼此都经历艰险，劫后相聚，不仅我们自己愉快，我们的好朋友都深深为我们祝贺。但窃据了当权的阴谋家，并不肯放过，用打击我太太和儿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党员，列名为中共妇女领导干部，当我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她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屡次遭受破坏，她幸而逃脱了被捕被杀的危险，最后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她历经艰险，方得改名隐藏于上海一间高级女子助产学校习医，将近两年。抗战爆发后，她才与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她来到延安，并写信回湖北枣阳县家中接儿子来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担任边区政府内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和边区医院的助产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过一个普通党员。可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必须调查她失去党的联系后的经历为理由，不允恢复她的党籍。当时归队党员，大多不需要这种所谓调查，就可恢复党籍，需要调查者，显系含有怀疑和不信任之意，这使我那热诚和爽直的太太，颇感气恼。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为学校主持人目为难的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十一月间，我就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主席职责，推交秘书长代行。任秘书长的潘自力为人很正直，与我共事相处很好，他目击党内情况，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不动声色向中共中央请求调换工作。这个时候，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筑了一排窑洞，大致已经完工，需要搬迁。搬迁的主要用意，是企图减少日机轰炸的危险。我虽已消极，但因工作不能停顿，还是如常的照料我所应做的工作。
十二月间潘自力调走了，原任交际科长的伍修权升任秘书长。伍修权接任之初，特务派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伍修权的态度竟有些改变，他遇事向我请教。为甚么有这个改变，我始终不明白。这也许有多种原因：其中的一个似是伍修权研究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们所提议办理的事，都是出自善意，并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镜所观察的可比，显然不是甚么“反党阴谋”;而且中共中央的干扰，并不一定合理，有些显有偏见。
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首先请他代替我和张闻天及其他中共中央各机关首长接头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我指出这对他自己固然是驾轻就熟，对工作进行自会较为顺利，他欣然允诺。这件事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重负。接着又将其他各项我所应当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渐由伍修权代策代行。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而我正感轻松，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同时也证明那些阴谋的独裁者，妨碍我正正当当的做边区政府主席，甚至连我在边区政府做一个苦力，他们也不放心。他们要我作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摆布。当时即使我做一个安份的傀儡，恐也难逃清算斗争的灾难。毛泽东对意见不同者的阴毒，再加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疯狂，实在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来源：摘自《我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