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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救国第一”
欧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诸行动。它为了实现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要求，多方干预中国内政、企图在北京制造出一个亲日政府，这使扰攘不安的中国政局更行混乱，也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汹涌澎湃起来。新文花运动以内部革新为主要标志，也曾引起新旧之争，反日则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主要内涵，又使人们不计思想分歧，趋于团结。“救国第一”的呼声喊了出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统治着北京政府。段祺瑞继袁世凯而当权，其资望实力不如袁世凯，而专横跋扈则殊不少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对德奥宣战。这件事他与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图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段则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元，借款条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一部分青年从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留日学生罢读归国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订。同时以反对向日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为请愿的更广泛目标。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次请愿毫无结果，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徐世昌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陈。四个代表步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
因为受了那次请愿的刺激，我和少数热心分子常向同学大声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爱国热情固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贞也大有逊色。这种说法普引起大批同学的共鸣。然而当时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不少同学主张由爱国人士逐渐展开活动，获得人民支持，将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第二，醉心新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学们发起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常是这派的发言人，找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纷歧，已经感觉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这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而偏重于社会改造一途的人们。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工读互助团”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它的成立，确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参加这组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丛事街头讲演。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供给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趁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我们所采用的大半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来。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多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这组织还决定，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都要发展这样的组织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在天安门举行的欧战胜利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先生的讲演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先生讲演的题目为《庶民的胜利》，还有一位学生代表的讲题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公开赞扬俄国的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革命，是中国一般平民所应当效法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尔赛和会开幕。美国威尔逊总统事先发表了一些演说：提倡国际联盟和无赔偿、无割地的和平理想，并于一月八日向国会演说，提出有名的十四点主张，强调民族自决。当时中国一般青年对于威尔逊总统这种主张十分景仰，一致推崇。美国又赞成中国收回山东的权益，自然更为中国人所乐闻。
可是消息传来，和会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于中国。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和会根本不加考虑；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也未被列入议程；山东问题更因日本与英法早有秘密协定，四月中旬由和平条约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等三条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掠夺物，完全转让于日本。威尔逊总统虽然表示过反对，但为势所迫，抛弃了他对中国的诺言，也公开妥协了。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它在巴黎和北京施展出外交上的伎俩，造成不利于中国的形势，企图使北京当局接受和会关于断送山东权益的条件。这些事使北京的学生们为之大哗。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那里有甚么公理？中国人除奋起救国以外，已别无他途可循。
第七章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情势下爆发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下午七时，“国民杂志社”循例举行社务会议；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可是到会者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腼颜媚日和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我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我并且说明：这次示威运动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得有声有色，获得圆满的结果，时间愈快愈好。这次示威行动的意义是向日本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唤醒民众，一致奋起，迫使在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作为收何山东权益和取消二十一条的张本；并打击亲日卖国首领曹汝霖等人，以伸张民族正义。我这提议立即得到全体到会者的热烈赞成，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说北京学生尚无学生会的组织，发动一次共同行动甚为不易，应当乘势组织各校学生会；有的认为向曹汝霖问罪，应该是这一行动的主要—目标，因为这样才能具体的表示国民的公愤。
为了实现这些意见，这次会议以爱国责无旁贷的精神立即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目前救国应采的步骤。推定易克嶷同学任大会主席；其他“国民杂志社”的同人在大会中发表演说。我们商定了具体进行办法，决定向各学校同学展开沟通意见的活动。根据这个决定，措词激昂慷慨的布告于第二天清晨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现了；同学们群起响应，爱国的热情沸腾起来了。
五月三日下午七时，第三院大礼堂中挤满了人群。北大同学一千多人几乎是全体出席，其他各校热心同学赶来参加的也有几十人。在易克疑主席宣告开会，说明宗旨之后，我即登台发言，提出我上述的主张。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群众大会中发表演说，情绪不免有些紧张。我的萍乡土音又很重，例如“群众运动”这个重要名词的发音，就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不容易为人所听懂；但还是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鼓掌。后来一些同学由于这次演说，常亲切的笑我“群众运动”这四个字的发音，“群众运动”四字，几乎成为我的浑名。继我上台演说的是有名的“大炮”许德珩，他的讲话具有甚大的鼓动力量。还有同学谢绍敏的当场啮破中指，在一块白手巾上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更激起全场的愤慨。大会于是一致决定联络各校同学，于次日正午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各校到会的同学们也当场表示热烈赞成。
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部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向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诌诌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正午，我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踊的向天安门出发了。
北大的学生队伍是最后达到天安门的。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队伍都如约先行到达了；总共有三千多人。经过简单宣布游行的主旨以后，队伍即浩浩荡荡的向东交民巷进发，准备先向日本使馆示威。白号雄帜是形形色色的，其中主要的是“还我青岛”、“废除二十条”、“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等。那时东交民巷口军警密布，我们的示威队伍无法通过，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国使馆说明示威的意图。按预定计划转赴赵家楼曹汝霖的寓所。
学生队伍到达曹宅时，北大同学钟巍所预先约集好的十几个同学，率先翻越窗户进入曹宅，打开大门。大队同学即一踊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不获；适另一亲日巨头、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那里，走避不及，被同学们痛殴了一顿。曹宅的什物也成了同学们泄愤的目标，大肆捣毁，少数同学并乘势将堆积在宅院中已经捣毁了的什物，放火焚烧。我和其他几位担任指挥的同学认为目的已达，于是分头通知乱作一团的同学们，迅速整队回校。我们刚启程离开，大队军警赶到，将火势迅即扑灭了，并并始捕人；未能赶上队伍的三十二个向学被陆续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这日北大同学们游行归来已近黄昏，虽已饥疲交加，但精神仍极抖擞，纷纷议论此后的对策。我们对赵家楼一幕的表演精来引以为快，但对于三十二个同学的被捕和即将到来的压迫，深感危惧；几乎都一致认为大事临头，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再无退缩的余地。我们决定五日上午十时再举行学生大会，进行组织大学生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并将这一运动扩展到全国去。
五日清晨，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这个老军阀是段祺瑞的亲信，是严厉镇压学李的客际执行者）为了探听学生的虚实，派遣他的军法处长虞维铎来到北弄：虞是一个旧官僚，虽然头脑顽固，但也不愿事态扩大。他来到北大，开始声势汹汹，指责学生闯了大祸，声称如再不悬崖勒马，将明令解散学校，闹事者将被处严刑。同学段锡朋挺身与之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再接再励的干下去；如政府不接纳学生要求，改弦更张，全国将大乱不已。这个官僚竟为学生们理直气壮的声势所屈，改以较温和的口吻说了些希望学生不再出街闹事，安心上课，听候政府解决等语，就离校而去。
五日上午十时左右，北大学生大会在十分热烈的情绪中决定：立即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并发起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共同组织，要求各校一致参加；推举段锡朋、方豪为北大学生会参加这个共同组织的代表；并推举狄君武、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陈剑修、鲁士毅、钟巍和我等分别担任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文书、总务、讲演等各部门的工作。
当天下午又在北大举行各校学生第一次代表会议，约有二十个学校的代表参加，通过决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生联合会）。后来清华学校和其他教会学校以及女高师等女子学校也纷纷组织学生会，并先后加入学生联合会。这样，这个共同组织就名符其实的包括了北京全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会。
这次会议还决定：学生联合会以“内除国贼，外争国权”为主旨，提出“收回青岛”“惩办卖国贼”等具体要求；并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界一致响应。这个代表会议后来根据学生联合会章程改名为评议会，负责决定政策方针。评议会由每校推派两位代表组成，其议事程序的符合民主旨趣，以及处事的敏捷果断，确表现出它是指导爱国运动的重心；所以当时舆论誉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最优良的“雏型国会”。
这次会议为了迅赴事机起见又决定：以北大学生干事会代行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职权；因此，北大就成了这次运动的总枢纽。我这个素来重视平民教育提倡讲演的人，也就成为学生联合会第一任的讲演部长；所有学生联合会的讲演团，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民众团体、发行传单报刊等实际工作，都由我所领导的这个单位来执行，事实上此后学生会许多轰轰烈烈的活动也以这一单位为骨干。
五月四日北京所发生的这件大事，像风暴似的震动着全国；声势愈来愈烈，范围愈来愈大。各大城市的学生们纷纷起来组织学生会，发通电宣言，游行讲演，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连篇累牍的用大字标题刊载这类新闻，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纯洁的爱国运动，是全国人民公意的表现。工商界、各种民众团体、国内外知名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等都先后响应，支持学生主张，要求政府罢免亲日派官员，反对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
五月七日，被捕的三十二个同学终于释放了。当时段祺瑞这亲日巨头并未直接执政，虽不愿轻轻放过这些学生，但究不能为所欲为。全国舆论都站在学生方面，亲日派显得孤立了，曹、陆、章三人成为众矢之的。北京政治圈子里多数官僚政客，一时为爱国心所支配，也或多或少的同情学生。这一切使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的摆布。这样，安福系、新交通系摧残学校的计划不能顺利实现，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以平民愤。
然而拥有实力和日本支援的亲日派是不肯干休的。他们痛恨北大，集中目标攻击蔡元培校长，非迫令去职不可。蔡氏事先虽曾劝阻学生的示威行动，但事后却完全站在学生方面，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压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但他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不愿因个人的去留使事态再行扩大；终于五月九日留下告别信，悄然辞职出京①。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进一步激起同学们的愤慨。一般同学认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残教育的明证；如果学生不据理力争，将使亲日派气焰更加嚣张，各学校以至整个爱国运动势必受到摧残。北京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方的奔走呼吁仍无结果之后，不得已乃决定于五月十九日实行罢课，力促政府接纳学生的爱国要求，挽留蔡校长，并惩办曹、陆、章等亲日分子。北京各校这一罢课举动，又获得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
五四运动也影响了那时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平会议。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在和平会议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条件，其要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中日间的密约；惩办负责签约的亲日派；取消参战军等。这八条与当时学生爱国运动的主张是一致的，博得了国人广泛的赞同。
我所主持的讲演部，是各校积极分子荟集的场所，人数极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同学参加，因此对于学生联合会的决策影响很大。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品，并进行组织民众团体。这些讲演团是当时学生活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我们向市民、军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毫无顾忌的攻击北京政府和亲日派，造成了人心愤慨、满城风雨的形势。
我们的讲演方法也日有改进。有一次我带着一个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子，发表演说。围着听讲者约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并没有减低他们听讲的热情。他们送茶水给我们；鼓掌声和发问声此起彼伏；我和同伴们都满头大汗，声音虽已嘶哑，但仍是在大声疾呼。这种爱国情绪感动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他等我们讲演告一段落后，约我们到他的住所去研讨讲演的技术。，他指出我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在一起，因此，我们虽卖了很大的气力，老百姓却还不能完全领悟。他具有很大的热忱，似乎要将他一生传教的演说经验一口气传授给我们。这使我们大为感动，尽力接受他的指教，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也是能够在经济上打击日本的实际行动。这次在北京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行动。我们的讲演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②的组织。这个新兴的组织对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团员们相约不买卖日货，并劝告商店不卖日货，市民不买日货，也发生了捣毁日货的事件。抵制日货是当局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日本外交上的压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众与日本人的冲突。
于是当局积极禁止学生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学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够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愿过分与之决裂。当军警禁止学生讲演时，我们讲演团的工作就停顿几天，还将抵制日货的口号改为提倡国货。我们出去活动时大多背着一个上书“提倡国货”四字的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姿态，来执行讲演团原来的任务。但这种较温和的活动也遭到军警的横蛮干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颁布两个命令，一为曹、陆、章三人辩护，一为重申禁止学生罢课滋事。学生看到政府是要根本摧毁这一爱国运动，乃激起更大的悲愤。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讲演部职员会议通过决议：不服从禁令，恢复大张旗鼓的讲演活动。这决议立即得到评议会的认可。讲演部立即执行这个决议，发挥以身作则的精神，首先由我和十几位本部的重要职员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这一带中心区域、高举旗帜恢复讲演。我们不顾警察的制止，向听众大声疾呼，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和其他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
我们被捕的消息，像电流似的激起了各学校学生的公愤。使大规模恢复露天讲演的决议，执行得更为热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学生分队出动，布满北京城内外；讲演团的旗帜到处飘扬。“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播着。六月四日，讲演人数更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军警在这两天内大捕讲演者，结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学生。因监狱不敷收容，又临时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闭学生的拘留所。这种压迫学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惊慌和不满，一部分商店并关闭店门，停止营业，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各女学校的女学生也都跑到街头游行讲演起来了，城外兵营里一部分士兵也有响应学生的风声。军警当局不得不关闭城门，防止更大混乱。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讲演学生之举，震动了全国。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学生、商人、工人首先响应，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其他各地也随着有同样的表示。舆情鼎沸，举国骚然。
颟顸的当局到此时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不得不于六月五日下令释放学生，并接纳学生要求，于六月十日明令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三人免职。北京政府被逼让步的事实，更鼓励了同学们不愿轻易干休的心情。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号召举国继续奋斗，非做到拒绝派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止。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同样热烈，强力阻止中国代表陆微祥等出席和会。中国代表动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会表示拒绝签字。至此，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是胜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们更广泛的理解到中国多年受屈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那末我们将更能认识五四运动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为欧战和日本侵略所诱发，直接受着新文化运动的滋润；在内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国的意志，使举世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意不可轻侮。这一青年运动能够摆脱过去中国政治恶习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织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
① 蔡元培于五月九日留书北大教职员学生，其文日：“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十一日北大学生又接其自途中函云：“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职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留去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之去职为有不满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② “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是北大事务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时所首先提倡的。他与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等友善，有革命实行家之称。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位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并致力平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方案为学生会所接受实行。
第八章 为维护北大而奋斗
北京政府虽然为势所迫接纳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仍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所以五四运动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们压迫的对象。这使学生不能安心学习，不得不继续作反抗的活动。
六月初，京、津、宁、杭各地学生会代表齐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学生后，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规模广大的罢市、罢工、罢课风潮的时候．，各代表会同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盛举。
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代表，分向各地进行组织全国学联的活动。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黄日葵等人最先到达上海。段锡朋等也在全国学联成立之前赶到。我和其他几位代表则在大会开幕之后才赶到。我到达上海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已借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经常举行会议，各地学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这所学校里。大会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讨不休。北京学生代表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只有四个是出席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我在大会是没表决权的，被选担任总务方面的工作。
我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务处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也未正式就职。我所注意的是考察各地学生运动的实况。我发觉上海及各地学生会讲演方面的工作，赶不上我们在北京所做的。“到民间去”的风气很不普遍。为了要给各地同学一个榜样，我亲身在上海从事街头活动。我制了一些卖报的布袋子，发动同学们一齐去推销爱国书刊，进行像北京学生联合会演讲团一样的工作。我背了一个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到街上去一面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晚间归来，有些代表们以惊奇的眼光笑着向我：“你这位社会运动大家的生意好妈？”我充满了自信向他们说：“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到民间去的精神才好！”我这样做了几天，终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受到一个外国巡捕的粗暴干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后用力的一推，几乎使我跌倒。当我依然停在那里表示不服的时候，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态。我为了不愿引起纠纷，以免防碍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进行，当时没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将这件不愉快的事宣扬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次尝到外国租界势力给予我的侮辱，使我确认反日之处，还要反对租界。
七月初，陈独秀先生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一位重要负责人鲁士毅、江绍源等先后被捕。
我们旋即从北京收到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团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有计划摧残北大的行动，并想到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时将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决定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号召同学们坚决反抗，决不使这个学生运动的中枢受到损伤。我遵命立即起程赶回去贯彻这一个新任务。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问题有些争执。上海和南方各地有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支持广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数北方地区的代表虽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对北京政府在各地压迫学生，但仍不愿将这种态度公开表示出来。他们顾虑这样作会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予北京政府进一步摧残教育的口实。可是，当听到陈独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代表中就有人强调的指出：我们应当与上海等地的代表采同一的态度，公开反对北京政府。果然，在我离开上海几天之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便请孙中山先生在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学生倾向孙先生的第一个公开表示。
我赶回北京后，得悉鲁士毅等十一位同学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将公开审讯。陈独秀先生则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里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学曾表示出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以前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低头；可是现在情势有些改变了，暑假期中多数同学已经离开学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学校的师生，是否能为了这件事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大有疑问。在一次北大学生干事会会议上，我鼓励同学们：“我们应当坚决奋斗下去，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我旋即被推举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并由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推举我为学生联会的主席，于是我就首当其冲的展开了与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奋斗。
在暑期中，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同学会的情景显得不如“五四”到“六三”这一期间的那样热烈。各校同学离京渡假的约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二，学生会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职员被捕了，还有一些从前较活动的同学，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或暂不返京。因此学生联合会经常工作的人员大为减少，并且换了一些生手，这样我的职责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积极，学生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
为了抵抗当局的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当局非法拘禁学生达两个月之久，要求立即释放。大批警察列队在法院门口，严阵以待，准备弹压。法庭旁听席上仅有的四十几个座位，早被同学们占住了，其余大队围坐在法院大门外不散。学生的辩护律师刘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领袖。他义务出庭为被捕的同学辩护，极为卖力，使主控的检察官在庭上穷于应付。我和其他在那里旁听的同学们每当听见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内乱罪行时，便一致怒目相视。当我们听到刘律师声称被告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法无罪的时候，就一致点头称快。学生们这种没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们意向的举动，鼓励刘律师说出一段极有份量的话，他说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请拘禁。审判长在庭内外这样舆情压力之下，终于当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多少是违反当局的意旨的。
这十一位同学由我们大队同学拥护着他们回校，沿途欢呼，到校后并举行欢迎大会。场面之热烈，真是使人难忘。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对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的感谢，声称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北大。
这些事一幕一幕的过去，北大随着就要开学了。政府发表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他不敢到校就职。北大学生和教职员一致认为蔡校长没有复职，我们的护校运动就仍未完成。而同学们推举我再度南下，去浙江作为迎接蔡校长返校复职的代表。
我到达上海后，还留在上海的段锡朋同学等告诉我，他们已会见了蔡校长，他表示此时决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学们都表示接纳蔡先生的意见，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们认为北京教育部对蒋梦麟暂代校长职务一事是会认可的。我于是和段锡朋等到江苏省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样，护校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于十月间照常上课。我也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联合会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
第九章 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先生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间，北大开学，我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参加了邓中夏同学等所组织的“曦园”。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烧饭等等）为宗旨；参加者共十六人，多是湖南籍学生，其中也有不少的出色人物。如我上文提到过的易克嶷同学，是一位谈吐动人的政论家，他形容和讥讽现实政洽的丑态，批评当代新旧人物，无不入木三分。罗章龙是德文系的学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具有谋而后动的素养，是当时醉心于俄国革命的人；他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从德文书刊中较多知道一些俄国革命情形，常在研讨时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参考。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①，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
十二月间一个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几名警察来到曦园，奔向我的住房来逮捕我。那时正轮着我在厨房烧饭，由于同学的暗示，我知道祸事又临头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头部，装着若无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们搜查了一阵之后，失望的退去。这显然是被我的临时化装瞒过去了。到了五点钟，同住的同学们出去详细查察，确认暗布在曦园四周的警探们已经离去，才护送我到沙滩北大第一院，把那里当作暂时的庇护所；因为警探们究竟不敢公然闯进学校里去抓人。
我见了蒋梦麟代校长和学生会一些负责人，商量应付的办法。我们认为警察这次行动，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压力，又一次对学生的报复和镇压行为。相信列入黑名单要拘捕的学生人数还很多。于是我们决定，为了避免学校再受打击，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起来。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动，作为在京同学的声援。于是我和罗家伦同学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晓，我和罗家伦不敢在前门的东车站上车，绕道永定门，乘着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里的一个小站上搭上火车，悄然南下。
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是比较自由的，租界当局似乎也不愿多干预中国内部的内争。那时中国内部政局是复杂极了；大体说来，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直皖两系之争日益加剧。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控制着北京的政权；总统徐世昌则与直系军人暗中结纳以示对抗；关外的张作霖因不满段的亲信徐树铮也开始与直系携手；在段系之下，又有国务总理靳云鹏与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的权力之争。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有闲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与七总裁③之一的岑春煊间的争执；此外广州还有甚么挂系、粤系、滇系等等的明争暗斗。上海是南北和会会场的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军阀进行各式各样政治买卖的中心。这里又是全国舆论的枢纽，全国性的民众团体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都设在这里。因此，各地民众团体的代表和学生代表也都川流不息的来到这里。
那时，反对北京政府并对学生运动表同情的主要有三个派系。第一是孙中山派。这一派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说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军人和政客。直系中后起之秀、时任师长的吴佩孚驻扎在南北要冲的衡阳，一面与南方联络倒段，一面发出许多电报同情民众反日运动，表现得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反日爱国军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间我们到达上海。我和罗家伦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席上陈述北京政府压迫各地学生、禁止抵制日货、有直接与日本交涉出卖山东的危机，要求全国各界一致向北京政府抗争。这主张受到国民党人的反对。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和其他国民党的代表们表示：我们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我们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无异于变相的承认它了。我们指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打击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时并进的。而且从具体事件反对北京政府，更是动员民众彻底反对它的应有步骤。但他们坚持立场，而且怀疑我们对北京政府仍有幻想。他们所强调的是与北京政府绝交，全国民众抗纳捐税等等。其实这种急进的意见，在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实在甚难做到。
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指孙中山）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上海各民众团体曾在公众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国民大会，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我们也参与了这次集会。一九二○年一月间，北京的学生联合会被封闭，吴佩孚的主张所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解散。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与我们有经常的接触。一九二○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我们—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我们向他说明被赶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确有重大的贡献；不过他的改良路线并没有找到出路。他曾依附袁世凯，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没有好的结果。他那种依附实力派，企图做加富尔的幻想④，到这时大致已经幻灭了。现在再回头从事于学术研究，成效也许较大；可是当时正是国事如麻，恐怕有点缓不济急罢！
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接触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孙中山先生的几位得力干部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与我们过从频繁。胡汉民和汪精卫这两位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简出，我们只有重要事件商谈时，前往访晤畅谈一番。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与我们来往得较为亲密和轻松，常聚在一块高谈阔论，主要话题往往是新文化运动。戴季陶爱谈社会主义，有些学者味。朱执信爱谈时事，显得满腹经纶似的。廖仲恺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着欣赏别人的高见。叶楚伧、邵力子代表民国日报，出席各种民众团体的会议，无异是国民党的公开代表，与我们好像是在一块共事似的。任民国日报总经理的邵力子，为了克服报馆遭遇的各种困难，和筹措经费，老是东奔西跑，忙过不停。任总编辑的叶楚伧，经常过着夜生活，在他那间很小的编辑室里，伏案工作，为文改稿之外，还爱饮酒做诗。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通过全国工商界抗纳捐税的决议，即是叶邵二人的杰作，我们曾予积极支持。
一九二○年一月的一个中午，我和许德珩、康白情及一位天津女代表刘清扬同在法租界一间饭馆里便餐，饭后，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许德珩接着说：“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就顺道去看他。”我附和着说：“好呀！我和罗家伦本已商定要在最近几天去看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却不在这里。”他们三人同声说，那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先去随便谈谈，下次再约罗家伦一道去正式请教。于是，我们穿过马路，走到孙先生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他告诉我们，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许德珩似乎有点生气，高声抗议：“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候，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许德珩的高声惊动了正在楼下的廖仲恺，他急步跑出来，将我们欢迎到客厅里，并即上楼去通知孙先生。
不一会，孙先生步到客厅里来了，互相问好之后，许德珩首先少年气盛的说：“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与普通人接触。”孙先生若无其事的不置答复，局面就这样僵持着。我乃说明：“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特来拜访求教。”孙先生反问我们说：“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这样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四个人一个接一个的说起来了。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批评国民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不尽洽当；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要问孙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有的甚至表示孙先生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搅外交、搅军队、搅土匪，对于五四以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等等。
孙先生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坦率的说话并不敷衍或示弱，也直率的说出他的意见。他大意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我们四个人听了这一番话，当然更不服气；同声抗议的表示：孙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我更进而指出：“今天的问题是为甚么革命？如何革命？”许德珩他们三个人又接着以责难式的口吻表示：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还没拿起枪来，就不算是革命吗？孙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国民党人总是说我们对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孙先生似乎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少、和一般乡下老百姓的意向？看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的了。我们中甚至有人这样说：“新形势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罢！”我也说道：“孙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人物，请问孙先生，过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条枪的问题吗？”
我们这样长篇大论连续的说着，似乎使孙先生插不下嘴去。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激动，时而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时而也点头赞赏，在那里若有所思的静听；仿佛要让我们说个够。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我们中有人便说：“现在已过了五点钟，我们应该告辞了罢！”一直站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插嘴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哩！”于是孙先生以安祥的态度、缓慢的声调回答我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仿佛政府负责人在议会中遭受质问，从事答辩。他的那篇颇长的谈话，大意是指出下列各点：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认我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三、他叙述他的三民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我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孙先生这一篇娓娓动听的言论，转变了这次剑拔弩张的谈话气氛。在座者都面露笑容。我于是轻松的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求教。我们今天谈得十分痛快亲切。孙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成；下次再来进一步的请教罢！”孙先生也喜形于色的说：“我很欢喜这次痛快的谈话。”于是我们告辞而去。
我们在离开孙先生住宅、赴一个书商晚宴的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孙大元帅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认为这次谈话可能建立今后合作的基础。到了宴会的地点，已是宾客满堂。许德珩和刘清扬这两尊“钢炮”向宾客们自诩刚才“舌战”孙先生的经过。诗人康白情更以轻松的语调刻划出当时谈话的情景。这曾使在座不满国民党的各派人士为之眉飞色舞，洋洋得意；而同座中国民党的人士则默默无言，似乎有点沮丧。最后我们一致说这次会谈的结果极为圆满，认为孙先生究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坦诚的大政治家，那时国民党人士才笑逐颜开，其他不满国民党的客人则又顾左右而言他了。
在我们和中山先生谈话后约十天光景，孙先生又约我去单独晤谈。我应约前往。谈了一阵有关时局和学生运动的情况，有一位朱卓文先生来到了。他似乎是负责工人运动的，好像也是孙先生预约来的，经过孙先生的介绍，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孙先生的谈锋因而转到另一个问题，他问我：“听说你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吗？”在我给予肯定的答覆之后，他又说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他也都研究过。他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他指着一个摆满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我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他似乎已知道一些我的过去和我在学生运动中的工作情形，所以向我说：“听说你在学生运动中很注意民众运动和工人运动，是吗？”我告诉他，五四运动时只是以“救国十人团”的办法来组织民众，到了上海之后，才注意调查研究工会的情况。他又阐述他注重工运的道理和事实，并且指着朱卓文说：“朱卓文同志就是一位工运专家，我们大家可以谈谈。”
于是朱先生说了一些他多年从事工运的经验，并着重指出要工人信仰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这样工人运动才有方向。我当时也针对国民党注意不及之处指出两点：一是应按产业、职业、和工厂的类别，将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二是要注重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孙先生表示：这些都是要同时进行的要点。之后不久，我们的谈话就告结束了。我和孙先生这两次的晤谈，似乎使他对我颇有印象，在以后几年中，我和他又有过好几次的会晤，他不只一次提起这两次晤谈的往事。
当时我和上海各工会团体都有过一些接触，其中有一个叫作“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这会里的职员我大都认识，其驻会理事黄介民也爱谈社会主义，与我来往比较密切。该会的理事长曹亚伯是老同盟会会员，忙于政治活动，不太过问会务。他们在我和孙先生谈话之后几天，就邀我参加他们的工作。黄介民提出要我担任这个组织的总干事，全权整理会务，并发展组织，以期能够名符其实成为全国的总工会。他并说明这是孙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就应允去试试。于是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正式通过任命我为总干事。一九二○年三月初，这工会在法租界法国教堂的广场上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到会的有三百多人，我就在那次的会上发表了就职的演说。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是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们因同帮关系介绍参加进来的。至于它的主要业务又不过是用上海工界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政治主张而已。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当年四月间，北京的同学们写来几封信，告诉我北京的情形已渐松弛，如果我愿意北返，大致已没有被捕的危险。其实，当时全国各地民众团体和反日运动仍在继续遭受北京政府的压迫。四月十四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一次短时间的总罢课，反抗北京政府的压迫行动。五月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封闭。民众运动和北京政府的对立日趋尖锐化。但另一方面，当年三月中旬，吴佩孚从衡阳提兵北上，直皖两系军阀的冲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许是因为直皖冲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这才无暇去对付闹事的学生。
我检讨我这次南行的经过，北京学生联合会给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认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做了。我和罗家伦虽然觉得我们的工作成绩不如理想，但我们已竭全力尽了责任。
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学们，多半已离开了学校。在上海的几位北大学生代表都已毕业，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已结束了他的代表任务，在那里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触，准备不久到美国去。五四运动中的另一个要角，风流诗人康白情虽无代表的任务，也同我们一道活动。他曾在上海徐家汇一个花园里举办名震一时的踏青会，参加的青年男女二百多少。他为这种交际弄得有点神魂颠倒，几乎连到美国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脑后。许德珩是北京学生联合会最老的一位代表，他虽早已解除代表职务，但仍和我们形影相随，一块热心工作。那时他忙着到各地参观考察，作赴法留学的准备。不久，我们送他搭了开往马赛的法国邮船。此外，五四运动中的健将段锡朋、周炳琳等同学也先后赴美求学，路经上海，都曾和我朝夕相聚。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照理自然应该即时北返。
这些同学们都对我说，我如回到北京，仍会受到黑名单的干扰无法安心念书；不如和他们一道出国留学。但我仍决定重回北大。我认为北京环境对我虽有困难，但求完成北大的学业总还可能，而且多年相交的师友多数仍在北京，我和师友们所共建的学生运动和民众工作的基础，也使我有不忍放弃之感。五月初，我向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辞职，重返母校。
① 关于“天津学生联合会”及“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一九一九年十月间被地方当局摧残的情形，邓颖超所写《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载《五四运动三十周年专辑》第一六二—一七三页）有较详的叙述，可以参阅。不过她说那年双十节天津所举行的市民大会仍以要求罢免曹、陆、章等为目的之一，则恐系记忆失实。因曹、陆、章已于是年六月十日经北京政府明令罢免。
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福州惨案是因日本浪人反对爱国学生抵制日货发生冲突，杀死学生多人日政府因此派军舰到福州，登陆巡行示威。
③ 军政府的七总裁是：孙中山、唐绍仪、伍庭芳、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和林葆怿。
④ 梁启超曾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对于加富尔推崇备至，并说：“吾不必为砂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也。”俨然以加富尔自许。
第十章 在北大图书馆中
五四运动后，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开始剧变，这是由于他们身受种种压迫，目睹政府的腐败颟顸，再加上俄国革命的影响所致。他们开始向往各派社会主义的学说。李大钊先生是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我和李大钊先生的接触，似乎也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初我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当时一班有志青年一样，一心企望中国的富强。我的思想向来比较急进，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旧势力，主张革命救国。但从那时候起，我便向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快步前进。我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设法去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面包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许多急进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着这样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我们已是意气相投，“五四”时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下，我们更一直并肩作战。
欧战刚结束时，欢欣的气氛弥漫北京。李大钊先生显得很乐观，觉得凡尔赛和会可能给中国带来好运。我们曾经热忱地寄望于威尔逊总统，认为他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形势，也能使中国否极泰来。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尽相同，因为他年长识广，但所怀的愿望却完全一样。我们的接触频繁起来，遇事总是有商有量，共策进行。
可是在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失败了，一个理想幻灭了。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恰当此时，新兴的苏俄却在高唱“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这些呼声与威尔逊的主张如出一辙。俄国革命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反共宣传又遍及各个角落但俄国这种论调，仍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
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重实际的资料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的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一九二○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学们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之后的一两天。这是北京首次举行的劳动节纪念仪式。据参加的同学告诉我，到会人数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师与学生，由李大钊先生担任主席。他发表演说，鼓吹八小时工作制，并盛赞俄国革命的成就。当时《新青年》杂志发刊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无政府主义者是最早注重五一纪念的，他们的《民声周刊》也发刊了“五一专号”。至于纪念劳动节而没有工人参加这一点，似乎没有人特别加以重视。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跃跃欲试，打算从理论进入实际行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一切是由知识分子起带头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后，翌日就去看李大钊先生，向他叙述我在上海的种种经历，并且慨叹地说：“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他静静听完我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他很重视我和孙中山先生的接触，觉得担任工会总干事之举也做得对，并和我讨论能够和孙先生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我们彼此同意，国民党已积累了不少旧作风，人事也很复杂，一时似不会受新时代的影响而急剧改变。
李先生特别关心陈独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我曾向他叙述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他寄住亚东图书馆，正在物色住所，准备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海长居之意，并准备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与国民党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过从颇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说曾接到陈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常在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还有，朝鲜政治难民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朝鲜临时政府，任内阁总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总长的吕运亨，曾向我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黄介民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系。自然这一切都还在酝酿中，谈不到真正的具体行动。
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认为黄介民和朝鲜临时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要少，只因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于信仰和研究。
在这段期间里，我和李大钊先生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们所交谈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反日爱国运动和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活动问题。北大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师生中，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派别。一般说来，他们都着重于学术的研究和介绍，殊少行动的决心，但对于俄国革命的同情心理则是在普遍高涨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以及后来留学日本的时候，常是学生闹风潮的领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时的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究社会主义较早①，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他负招待之责。一九二○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发生了甚大的影响，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已经踏进社会主义圈子与尚在边缘的人物，不仅撰文宣扬，有些已开始有所行动，虽然那些行动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确已走向酝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途径。
当时和我亲近的同学们，思想上多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有些较李大钊先生尤为急进。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罗章龙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据他研究所得，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其他有这种类似急进表示的青年所在多有，毛泽东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瓶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此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
由于俄国白党领袖谢米诺夫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失败，和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的成立，中俄交通已开始恢复。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也是我所阅读过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一九二○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分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②。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
李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推进，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些有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一个少年中国杂志，他原希望这个组织能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因会员们不尽赞成马克思主义，无法实现他的愿望。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我赞成他的计划，并主张邀集一些朋友来共策进行。
当年七月初，北京的局势更加紧张了，直皖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都忙于谈论时局的发展，准备应变，北大师友们多数乘着假期纷纷离校。大约是七月十二日，李大钊先生向我郑重其事地表示：“你还是赶快离开北京的好！”因为他认为在战乱期间，段祺瑞的亲日派将加紧迫害反对他的学生们，我有被捕的危险。我也向他说：“你的危险可能比我更大。”李先生表示他留在北京并无关系，因为他是北方人，躲避的办法多些。后来他也准备暂时离开北京，要我和他一起到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到海边去避暑并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赞成他暂时回乡，但我不愿同行。我愿到上海避难并和陈先生商谈一下关于马克思研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的步骤。我说：“事态发展到现在，为了革命、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今后个人的努力方向，都须从长计议一下，定下一个长期计划。”当时我还年轻，没有自动组织共产党的想法，但不只一次表示，只要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带头，我一定热诚追随。 51
李大钊先生赞成我到上海去，对于他的不能同行有些怅惘。他提到陈独秀先生最近的来信更急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没有明白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说。他认为我去一趟，正可和他当面商讨。他要我向陈先生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我们分手时，他还向我说：“战争就要爆发了，你不可耽搁，迟了恐怕交通断绝。”
① 李大钊先生在一九一二年即曾译《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九一七年三月又发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于《甲寅月刊》。接着他分别在《每周评论》、《新生活》、《新青年》、《新潮月刊》及《少年中国》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是中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者中研究杜会主义较早的一个人。
② 李大钊先生介绍威金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先生和威金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甚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威金斯墓是一位新闻记者。威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瞒着他的真实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章陈独秀的最初策划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一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正是直皖战争的前夕，我由北京乘火车赴天津，旅客异常挤拥，车行的速度也不正常，近黄昏时才抵达中途的廊房站。火车进站后即停止前进，站外隐约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旅客们惊惶不安，但都不敢离开车厢。凭窗远眺，只见高与人齐的高粱丛里有少数全副武装的士兵蠕蠕移动。旅客中的一位军官向我们高声解释，说看来这还只是双方前哨部队的接触，假若前面的铁路没有截断，我们今晚还有到达天津的希望。果然，不久火车继续开行，但沿途时驶时停，抵达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翌日（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大规模展开了。皖系的段祺瑞自称是国军总司令，以由日本装备起来的边防军为骨干，自北京附近向保定、天津进迫。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组织讨逆军，得到关外的张作霖和桂系的岑春煊等的声援，以保定为指挥中枢，向皖系军队展开攻势。战争进行约五日，即以直系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历史上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北洋军阀之后，第一次爆发的内部大规模火拼，也就是北洋军阀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显明标志。
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车南下，十五日到达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时署假已经开始，又受战争影响，南京各学校的朋友们多数均已离去；加之那时南京城内商业萧条，民气低沉；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凄凉之感。不过当时一般青年多有遍览名山大川的气概，我也深染这种游历癖，常在旅途中偷闲游山玩水，所以这次在南京不理会甚么戒严禁令，仍独自遍游风景名胜，如雨花台、清凉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无处不使人忆及太平天国的如烟往事。
不久我到达上海，报上已刊出皖系失败的消息。我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为皖系军阀的失败而称快、大谈时局的各种可能发展。他问我此次南来，是否负有学生代表的任务。我加以否认，并告诉他在离北京前与李大钊先生谈话的经过。他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女青年王会吾。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我虽抱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和热情，但还只是一种空洞的想法，是偏于兴趣方面的，还没有以这一运动为终身事业的坚决打算。因此我住在陈家的最初几天，主要仍是在外面奔忙，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的职务，并与黄介民等旧友酬酙频繁。这使陈先生等有点不耐，陈太太甚至讥讽我交游太广，也许是为了找女朋友。这些自然是不尽合乎事实的笑谈。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神的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②。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写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甚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息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惨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们曾谈论到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我们心目中的党纲内容是规定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和讲求实现的基本手段，这点有书本可资参阅，容易解决。而政纲的主要内容，却是要规定重要政策和进行步骤，我们称之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纲。陈独秀先生曾这样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参加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运动和反日爱国运动，则就根本不必成其为共产党。我们虽否定李大钊先生所谓暂不过问实际政治的说法，但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坦然接受，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傲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我们又谈到党章和实际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先生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他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国过去各政党因采党魁制而发生了种种流弊。他主张中共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也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形。他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对于甚么样的人才可以参加共产党这一点，我们的想法大体是主张宁缺毋滥。我们认为参加共产党的人不仅要同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实际工作。我们都赞成在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征求参加者。我们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参加进来；但也主张不管过去信仰那一派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只要现在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实际工作，就可以接受入党。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共产党是圣洁的，要求每一个参加者也必是纯洁的人物。
陈先生最注重如何展开各项实际工作。他素来不尚空谈，说干就干，认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并立即开始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虽是边做边学，但不愿见中国共产党竟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第一项工作是急起直追地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进一步则翻译介绍。其次，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原有的工会不是组织落后，就根本不是工人的工会；因此我们须从头做起，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再者我们很重视青年，不仅需要其中少数急进人物参加，而且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更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此外我们觉得可由已觉悟的知识妇女带头发动，广大妇女群众也很快可以组织起来。我们没有谈到农民，这大概是认为现在还谈不上，再则农民和共产主义实在距离得太远。
陈先生向我表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共，就不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国民党籍的关系，参加与否，正在考虑之中。其余诸人参加上海小组似已无问题。他还预计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会很快参加。
在陈先生看来，上海小组应立即进行下列各项工作：出版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定名为《共产党月刊》③，由一位德国留学生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李季为主编。学者型的李季或不会参加中共组织，但会竭力替这一重要刊物工作；又准备出版一个通俗的工人刊物，并物色一些青年到工人中去活动；再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这个团的上海小组预计最先约有三十多人参加，他说这在苏俄叫作少年共产党，在中国则可命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应同时组织，但比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还要松懈一些，即是说每个会员只要有兴趣研究马克思学说就行了，不须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为了加深研究和学习，他和上海的发起者们还预备派些青年学生到莫斯科去学习，并与在德、法、日等国的留学生通信，请他们分头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学说。
在各地发动中共小组的事，陈先生也在加紧筹划和策动。他曾表示：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的大地主沈定一，现正自动大减佃户应缴的租额，加上主办急进周刊《浙江潮》的施存统和俞秀松，他们三人将负责发起浙江杭州一带的组织。他自己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的老友著名学者高语罕那时正在安徽教书，是最先响应的人。陈先生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如有可能，东北、蒙古和西北等广大地区的组织发展也应注意。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李汉俊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原籍湖北，正在上海任教，担任联络武汉的急进人物，大致可找到在武昌教书的老国民党员董必武，和以能文善演说著称的后起青年恽代英等为发起人。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陈先生将与著名的马克思青年学者蔡和森通信④，请他在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的组织。他说施存统快要到东京去，和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络及在留日学生中发展中共组织的事，可由他负责。
我住在陈家的这一段时间内，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他家里有任何集议。而且我和这些人先后会面晤谈时，发现他们都没有像陈先生那样专心致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因而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即与我同住的李达，那时对组党一事也不算起劲。他是一位手不释卷的社会学学者，每天都忙于写作，没有经常参加我们和陈先生的谈话，虽然他总是被邀请的。
我对戴季陶却留下了印象。他和他的太太那时住在新渔阳里六号前楼，和陈先生是近邻，室内陈设简陋，除书籍外只有一些粗糙的家具。他曾向我盛赞陈炯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军，陈炯明那时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这位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创办。他并且邀我抽出时间到闽南去参观一下，借此机会与陈将军交个朋友。但陈独秀先生似没有特别重视陈炯明，也许他和戴季陶的看法不同，也许认为那是孙中山先生的势力范围。我也以急欲回去北京，漳洲之游只好俟诸将来，婉谢了戴季陶的盛意。
我与陈先生的谈话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全部同意，却没有写下任何文件。我们谈话有时大发议论，扯得很远，但大体头绪井然，彼此意见接近，没有隔阂，使我们都有痛快淋漓之感。所以没有形成文件协，一方面是自觉这还是一些粗枝大叶的设想，说不上精确和周到，另一方面也觉得没有事先与更多的人详谈，就拟定一些党纲、政纲、章程、要点、工作计划之类，总有点不够民主。我真诚地支持陈先生的见解和设计，并答应立即回北京发动一切，这是陈先生最高兴的事。我也曾向陈先生强调，在中共未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以前，各地中共小组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并向陈先生提出，我们虽不采取党魁制，也没有类似党魁的名义，但眼前少不了一个居中策划的人，望他暂时负起此责。他也当仁不让地欣然答允了。
正当我们的谈话大致可告一结束的时候，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
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的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几次接触还只是涉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问题。威金斯基自然会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早日成立，陈先生也许受了这种影响，才定下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并积极展开活动。他和我谈话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积极筹备的时候，，等到他认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致都可以发动组织中共小组的时候，才正式通知威金斯基，他有把握可以发动组织中国共产党，而威金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产国际将予支持。这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陈先生向我说到我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重要性。他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他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他又提到，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在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约在八月下旬。一切都如陈先生所说，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入组织⑤。杨明斋由俄共党籍转入中共为党员，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一样，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经过，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组由一九二○年五六月间开始集会商谈，经过筹备，直到当年八月下旬正式组成的大体情形。
正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来到了上海。我即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造访，坦率地告诉他，我住在陈先生家里，准备追随陈先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并请教他的意见。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赶快组织起来。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取的途径，显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
这一切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那位充当中共产妇的陈独秀先生当时绝没有想到，后来会被他的莫斯科同志们和他的一些门徒们把他当作共产主义的罪人，甚至斥之为“托匪”、“汉奸”和“日本间谍”。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赞成我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绝没料到，他自己竟会在一九二七年转到反共的立场上去，而我这个热衷于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中共发起人之一，又曾披荆斩棘地卖了十八年苦力的人，当时也决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这个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
为甚么有这些离奇的发展，请读者耐性地读下去，便会有一个分晓。总括的说，少数人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期的理想主义、人道精神和道义，代之以权力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联，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必然会湮没了共产主义的美丽理想。
① 他到一九一九年四月才以简短有力的文字，发表了一些同情俄国革命的随感录，如《二十世纪俄罗斯新革命》（见《独秀文存》卷二第二十九页—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十五年六月七日版）、《克伦斯基与列宁》（见前书，卷二第三十六页）及《过激派与世界和平》（见前书卷二第六十六页）。当年五月他所主编的《新青年》还发刊了马克思专号（六卷五号）。
② 据郭湛波说：“陈生于一八八○年（清光绪六年），初留学于日本，时中山正组织同盟会，但他首先反对兴汉灭清的狭隘民族主义，未参加。中途归国，在沪与章秋桐居寿昌里，与张溥泉、谢晓石创办国民日报，主张实行彻底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反对专制。后参柏文蔚之幕，适辛亥革命，随柏氏任安徽教育司长。民国二年，因反袁失败，亡命日本……。”见郭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页—北平人文书店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再版。据我记忆所及，他初时确是柏文费的主任秘书，后来是否兼任或改任安徽省的教育司长，则未可知。
③《共产党月刊》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七导创刊，一共出了六期。
④ 蔡和森与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似乎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间才开始。可能陈先生已先和其他留法勤工俭学生有所联系，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那时都在法国。我手边现在所有的材料，只有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台法国所发给陈先生的信，以及陈先生同年八月一日的复信（见《独秀文存》卷下第二九○页—第三○一页）。
⑤ 后来陈独秀曾和我谈到中共第一个小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至于邵力子倒没有说这类的话就正式加入了。
第二章 北京小组的组成
一九二○年八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先生相信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①。他认为陈独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我听了李先生这种肯定的反应后十分高兴，就说：“那末，请根据你的意思回陈先生一封信罢！”
第二天李大钊先生表示赞成的信写好了，情词恳切而确定，我们共同签上了名字后寄出，这就是我们组党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献。此后我们与陈独秀先生许多次的通信，都是我与李先生共同签名的，内容多半是具体进行方法的商讨。
我们没有耽搁时间，立即开始活动。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时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答应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接洽，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也应允加入。
黄凌霜等五人都是北大学生，也是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比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办了定期刊物《民声周刊》，和发行了一些小册子。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似乎还不大知道俄国共产党压迫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形，故对俄国革命一直表示同情，也常发表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组成中国共产党的论调。当李大钊先生邀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一点，虽抱有不同的见解，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赞成的，因而他们也愿意参加进来。在李大钊先生和我看来，中国革命运动离无产阶级专政还远得很，此时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不计较这一分歧，共同在一个组织里面携手并进的。
九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那时上海小组所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已经出版，我们在会场上将创刊号发给大家看，这也是使会议生色的一件事。
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及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用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应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在九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我曾在会上致开幕词，到会的约四十人。我现在记得的名字是：高尚德、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李实、罗汉、朱务善、黄绍谷、黄日葵、李骏、杨人祀、范鸿劼、王有德、高崇焕、吴汝明、周达文、刘维汉等。他们都是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以北大同学为最多，其中并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一个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次会议公推高尚德为书记，他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青年团的初期工作主要还是学生会方面的联络活动和在学生会中吸收同志。后来这些初期参加者大多成为共产党党员，也是北方初期职工运动的骨干人物。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几天举行。到会者在五十人以上。由李大钊先生致开幕词。我也在那次会议上发言。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多数人都出了席。此外信仰各派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也到了不少。会议决定搜集各种社会主义的书籍，从事研究，并由研究有心得者发表研究报告。可惜这个组织在举行过几次会议后，会务就无形地停顿了。
十月间，正当我们热烈地展开工作的时候，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来到了北京。我们这个共产党小组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会欢迎他。他发表了一篇讲演，内容空洞，只表示他要到苏俄和欧洲各国去考察一番，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我们也提出一些有关社会主义者团结一致和急于进行职工运动等问题，但他似乎并不感觉兴趣。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仍寄望于议会活动，这使我们觉得不易实行。因此会议并无结果。我们也根本放弃了和他联合的原有想法。在他离开欢迎会以后，我们都讥笑那位老社会主义者所懂得的社会主义并不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钊先生当场表示，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像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
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虽在积极展开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四个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便扩大为十五人，气势为之一振。 60
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周刊》，其他的同志们都分担了一定的职务。我们的工作从此才步入正轨。
上海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似乎更为积极。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我们和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虽为了保密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进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赞成。我们也曾去函，主张各地的共产党小组在没有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各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因而略具雏型。
① 江亢虎江西人，是提倡社会主义之较早者，清末为发表《女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文受到清理“交地方官看管”的处分。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他在上海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宣传会，并发行《社会主义明星报》。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把这个宣传会正式改组为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社会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觉纲政纲，其要点为土地公有，资产公有，设立共和政体，废止海陆军等，积极从事议会活动，号称有党员四五十万人。可是不久（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该党被袁世凯解散，就此销声匿迹，再无作为。
第三章 职工运动的最初发动
在工人间进行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认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这工作首先在长辛店京汉铁路的工厂里开始，我是这工作的最先发动人。
长辛店离北京不过二十一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那里，有工人一千几百人。我在五四运动时担任讲演部工作的时候，曾率领一队同学到那里去对工人演讲，宣传爱国和发展十人团的组织。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们以敬佩爱国青年的心情热诚地招待过我们。他们搬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我们。这些东西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可是有些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够新鲜，因而托辞不吃；唯有我和工人们一样，满不在乎的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也许是由于我这种不经意的举动，在工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和谐感，使我能和他们混得比较亲热，这是一年前的旧事。
一九二○年九月间，中共北京小组正式成立后的两三天，我又来到了长辛店。首先找着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武君（名字已记不清了）。他是本地人，在铁路工厂做过工。厂里的职工们有些是天主教徒，武君也常到厂里去传教，因此他的熟人极多。他陪着我到工厂里去找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曾与我有一面之缘的工人们在休息时围拢来同我交谈，他们以为我又是来宣传爱国的事。我坦率的告诉他们：“我这次是专程来看看你们，并且问问你们有甚么要我帮忙做的事。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甚么？”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就众口一词的表示：他们的小孩子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我说：“如果能找着房一子，办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是可以做到的。”他们听了非常高兴。虽然当时那儿的房子很难找，但由于他们的热心，没有几天，武君便兴高采烈的来到北京，告诉我有一所适当的房子，原为两家工人的住宅，他们愿意让出来，作为办学的用途。
工人们这样热心和他们对于我的信赖，使我大为高兴。我决心去克服经费方面的困难，要将这所学校创办起来，便马上去找朋友李实商量。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为人刻苦耐劳，对于平民教育素有兴趣。那时他和十几位青年朋友组织了一下“生活互助团”，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听我说完这件事之后，欣然答应担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于是我就邀他和武君同去长辛店察看预定作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们计划白天办工人子弟学校，夜晚办工人补习班，约需开办费一百元左右，每月经常费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费用，学校的筹备工作就这样积极进行起来了。
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在十月间开学。学校的课室不大，只能容纳四十几个人，所以一开始就坐满了学生，还有不少的工人子弟无法收容进去。工人补习班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拥挤不堪。小学和夜班的教员都由李实一人担任，武君则办理学校的杂务。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在学校住一夜，晚上并向工人讲演。因为听众太多，经常只好将课堂内的桌椅搬出来，大家密密地站着听。有时我还约请北京的朋友们前往讲演。我们讲演的内容多半是关于工人的生活如何改良、工人须组织工会和如何组织起来等等问题。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党小组的时候，《劳动音周刊》的发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经费自也随着增加，再加上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的费用，我们每月的各项开支总共达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这情形下，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没有钱的时候，只好将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卖，来应付紧急的开支。
当时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那位既不谈政治更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地理学家苏甲荣同学，看见我在天气转冷的时候反而典当冬衣，大为惊异。他以关怀的心情，暗地里将我这种情况告诉我的几位好朋友。有一天，当我正伏案替《劳动音》写稿，那个刚刚参加共产党小组还不知详情的邓中夏来到我的房间里，板着脸孔向我说：“危乎殆哉！你这样会堕落下去……”他的意思是指我应以求学为主，有余暇有余力才可去做职工运动，现在竟不顾一切，靠典当度日，那是不行的。我听了这种“教训”，觉得他不了解内情，忍不住愤慨地指着他说：“滚出去，谁来听你这套陈腔滥调！”可是他反笑着向我说：“有几位朋友约好正在中央公园等你，有话到那里去说罢！”不管我在生气，硬拉着我的手，拖着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园柏树林中，几位知心的朋友，围坐在一张茶桌的四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我向他们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人牺牲一切，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着我告诉他们目前经费困难的情形：李大钊先生每月已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贫，可说已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再增加他的负担；上月长辛店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筹措的。我这个各处走动的人，家中每年寄来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现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当度日。我们又不肯随便用人家的钱，例如梁善济①曾表示愿意帮助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经费三千元，这虽是出于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我们为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起见，婉词加以谢绝了。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据这些情形，我反问他们：“我的典卖东西，乃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他们听了后一致动容，向我表示既然情况如此，为何早不提出讨论？我说，李先生和我都想等到工作有相当头绪的时候，再提出来讨论。于是他们都表示愿意立即分担经费的责任。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当场就凑了几十元交给我。不久经费问题就在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规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献若干。
从此，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情况比较稳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们捐献的以外，也向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们去筹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而专心从事工运的同志也由于我的影响渐渐增加了。长辛店的职工运动比其他各处进行得更为出色。那间工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
为了工人子弟学校的事，李实忙得不可开交。他态度和蔼，又极有耐性，工人们找他问长问短，要他代写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们的医药顾问，还要他为他们排解家庭中和其他各种纠纷，他都乐意地照做。工人们还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上的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多。李实处理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当的，因而获得工人们广泛的信任，而这间学校也就成为他们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这间学校最初名为工人子弟学校，附设有一个工人补习晚班。后来工人参加补习的人数增加起来，因而改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举行成立仪式，表示庆祝。中共党员吴汝明参加学校工作，帮助李实担任教员职务。不久，李实因事他往，吴汝明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长辛店时，常到工人住所去访问，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下午六点，除了吃饭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二小时到三小时的夜班，两个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问题的是工资低微，一个低级的工匠每月工资九元，学徒还要少得多，至于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六十元的月薪则是火车司机和少数技工的特别待遇了。他们平均的工资不过是十五六元左右，这种收入迫使他们把生活水准降得很低。
此外，他们感觉最痛苦的是小杂货店的剥削，这些小杂货店都是工厂里的管工和监工们开设的。工人们向这些店里购买日用必需品，而工资要到月底才能发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改入的比例先向杂货店赊账。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资就都由那些管工与监工们代领去抵偿积欠。欠账每月尚须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积下来，欠账日益增多，每个工人都成了杂货店的债务人。欠几十元的工人算是情况较好的，通常都是欠账百元以上。有一个名叫张德惠的工匠在厂里做了几年工，欠账高达一千几百元。这样，工人们便无法脱离管工和监工的掌握，一旦债主不肯再赊，就等于宣布他们的死刑，这是他们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问他们为甚么不组织工会和办理工人合作社，来维护工人自己的利益。可是他们多数对于这一点抱怀疑的态度，有的表示他们规规矩矩的做工，为什么要干这类会党的事？有的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可以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只知道在民国元年办过什么工会，那是为选举用的，每人缴一块钱领一张会员证，到选举的时候去投上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种“工会”后来还被袁世凯严厉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办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岂不麻烦更多？还有少数比较进步的工人认为工会是要办的，可是还没有到要办的时候。他们这种畏俱厂方和政府当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时可以转变的。
我于是向他们提议：不妨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件事也经过多次的商谈和说服，方为他们所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间才正式成立。这个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有一千多工人参加，通过章程，选举职员。一位老工匠王俊当选为俱乐部的主任，他率领着这些参加者在厂内外游行庆祝，情绪非常热烈。这一举动曾使铁路官员们大起恐慌。后来工会正式成立，从此那些穷苦散漫的工人们开创了团结奋斗的途径，这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的第一个阵地。
①梁善济，山西人，清末时任资政院民选议员。民国五年旧国会重新集会，梁善济与粱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在段祺瑞政府时代对政局不无影响。
第四章 与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触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响，但主要仍是导源于中国内部状况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一样，不过它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更为深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联络、协助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并促进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威金斯基实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注意东方和发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与苏俄政权地跨欧亚的地理形势有着相因的关系。刚开始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不仅人手不够，而且多是一些工农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国和远东的实况。但他们抱有“到东方去”的坚强意向，在一九二○年中俄交通恢复以后，便开始派出人员来东方作探险式的尝试。
我第一次会见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负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
这位年约三十岁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中等身材，体格健强，目光深黯，英语说得相当流利，发音虽不算纯正，但比我的英语是要好得多。他于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国做工，革命时回国，是最早参加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一个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而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他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也许因他只是伊尔库次克局而非共产国际本部派来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用英语会谈过好几次，多数是李大钊先生和我两人都在座，有时是我一个人，还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的会谈。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很广泛，如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的实祝、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我们主要只是交换意见，而不是企图立即得出确定的结论。
威金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时对于中国情形还不熟悉，也不妄谈中国的实际政治问题。他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现在他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他的这种气质表示出他确是俄国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许这就是他能与陈独秀先生等相处无间的最大原因。 64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多所接触外，还曾会见过孙中山先生，都可以说此行已有良好的开始。他能成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不仅由于他一开始就找着了主要线索，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这类人物，主要之点，还是他能与中国的革命人物谈得投机。他也和其他俄国革命人物一样，好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有时也爱与人喋喋不休地辩论，不过态度总是相当谦虚的。
他曾和我们详谈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在他看来，苏俄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所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予以支持。他希望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的政策能趋于一致，就中国这个例子看来，那就首先需要中国有一个革命政府。否则各就其立场推行不同的政策，也没有甚么矛盾的地方。
他又详谈苏俄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说明共产国际的起源和成立的经过，指出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斯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因为这样做会妨害各国后进党的发展。而且他认为他的了解是有充分根据的。
这两个问题确为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所十分关心。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会由此发生甚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我们也曾详细讨论到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目的。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最近目的，应该是首先组织真正的产业工会，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由现在的十二小时减到十小时乃至八小时；增加工资，争取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订立集体契约的权利等等。他不满足于我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工人主要应从事政治斗争，领导农民和一般贫苦人民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我却以为中国工人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无法一致。所谓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后来一直是中共常常讨论，而意见不能完全一致的问题。
一般说来，威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型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是我们的共同要求，陈独秀先生在北京小组成立以后就曾在和我们的通信中数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们对于威氏的主张自然赞同；但对于召开大会的筹备工作，尚未具体拟定。威金斯基在北京时也没有提出关于大会应如何进行的具体意见，这也许是关于中共的党纲和政纲问题，他要向莫斯科请示，不肯自作主张的原故。因此，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筹备工作，还是在威金斯基离华之后才实际展开的。
第五章 共产运动的嫩芽到处滋生
自一九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产运动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后滋生。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广人众的中国原系沧海一粟，算不了甚么一回事，故不为当时一般人所重视；但后来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于全国，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中心。陈独秀先生所直接领导的上海小组，在一九二○年八月开始实际活动以后，九月间就组成了一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参加的有三十几位青年。上海小组还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由杨明斋主持，训练预备留俄的学生。到一九二○年冬，就派出了刘少奇、彭述之、罗觉、任弼时、卜士奇、袁达时、抱扑、廖化平等八个青年团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后来从这间学校继续派学生出去留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普及各地，影响甚大。
以上海为中心，共产运动向着四周发展。由沈定一、施存统、愈秀松等在杭州发动，大约在一九二○年十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的有宣中华、徐梅坤等二十余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开了印刷工人中的工会活动。其他如南京、芜湖、安庆等地也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参加者有的地方是十余人，有的地方不过是几个人，大都是学生。他们的活动主要也是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
北京小组是活动得最积极的一个小组，尤以工人运动做得最有声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展开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小组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八人，参加青年团的人数还要多些，他们开始在济南、青岛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展开工人运动。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参加的有李振瀛、韩麟符、于方舟、湛小岑等十余人，开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动。一唐山铁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山西方面，最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贺昌、王振翼等三十余人。开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内蒙古方面由热心蒙古工作的韩麟符去活动，结果组织了一个约三十人的内蒙青年的革命团体。至于东三省方面则还没有正式的组织，那里似乎是一个落后地区，只有俄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个别团员，做些零星的活动而已。
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三十余人，算是人数较多的一个。这个小组的活动一直是很积极的。
毛泽东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①；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其声望仅次于施孝统、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创办的《浙江新潮》②。毛泽东之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学生罗章龙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又受了李大钊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③。
中国共产党各小组，能在像湖南、山东这样的省份发展起来，倒也不是偶然的。山东因为是日本侵略的目标，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显得较为左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是南北战争的要冲，人民久经战祸，一般青年不仅思想左倾，对于现实政治也较为敏感。在近代历次的革命运动中，湖南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由于历史关系养成了湖南人一种崛强奋斗的性格，“无湘不成军”的俗语，早已为人所共知。那时（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不满北京政府的各派势力的人，都团聚在湖南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旗帜之下，以求避免战乱。毛泽东等这一群左倾青年也支持联省自治，并与湖南国民党人和其他政治派系有广泛的接触。
在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共产小组以前不久，长沙另一派左倾青年以黄爱、庞人铨为首已经组织了一个湖南劳工会。他们笼统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了解得也不算透彻，但富有实干精神。五四运动时，各地的活跃青年竞起组织左倾小团体，但各小团体之间不免有门户之见，这在湖南更为显著。黄爱、庞人铨等因受省外同道者号召团结的影响，终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并未完全化除，而且仍在暗中滋长。黄爱、庞人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因发动罢工，被赵恒惕枪杀后，湖南劳工会派与共产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汉的共产小组也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起来的。最先的参加者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这些人中一部分与国民党有过亲密关系，当时都潜伏在武汉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国民党在武汉被视为非法团体），另一部分则是五四运动中的左倾青年。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混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此之前曾组织了一个“互助社”的小团体，办有《武汉评论》，鼓吹新文化运动。
恽代英、萧楚女于二九二○年底到重庆去教书，不久就在重庆联络杨暗公等组织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结了重庆方面的三十几个青年。在这以前，吴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组织了一个“青年共产党”。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曾流亡到法国，约于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师范任教。他在法国受了共产运动的影响，并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他以“青年共产党”的名义，团结了成都等地几十个左倾青年。
四川有了这两个同一性质的团体，便难免发生一些纠纷，主要是他们的联络对象和活动范围相同，都自视为正统，互相竞争。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看来，他们的组织是全国性的，“青年共产党”则不过是成都方面少数人所标新立异的组织；可是，在“青年共产党”看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低级组织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这两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实行合并。吴玉章、杨暗公等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其余多数也都参加了统一后的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后来这两个团体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没有留下甚么芥蒂。
广州的共产小组的成立比较略迟，它在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年十二月间，到达之后才组织起来。广州这个华南重镇，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为桂系军阀所盘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传统，又苦于南方政府的横征暴敛，处于进退失据的苦闷状态之中。孙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挤出来，革命空气变得十分稀薄。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虽发生较早，却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因此广州名为革命中心，但共产主义的活动反而比较落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东，当时在各省风起云涌的各种左倾小团体和地方性刊物，在广州十分少见。我们无法找出适当的人选来发起那里的共产小组，曾引以为憾。
一九二○年十月底，陈炯明所率领的军队打回广州，那里的政治气氛才为之一变。陈炯明的军队是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硕果仅存的实力，两年前被桂系军阀排出广东，驻防在福建南部。在这支军队困处闽南约两年的期间内，国民党人物奔走于沪闽之间，多方作打回广东的策划。
一九二○年八月间，陈炯明开始向广州进军，十月二十八日占领广州。私囊已饱的桂系军阀陈炳焜、莫荣新等部队望风披靡，大多被撵回广西去了。由于这一军事胜利，孙中山先生于十一月间回到广州，从事于军政府的重建。陈炯明被任为广东省长并兼任军政府的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等职。他握有实权并成为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第二号人物，便邀请陈独秀先生去担任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先生接到这一邀请后，征求各地共产小组的意见。李大钊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赞成。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我们并指出不应受共产党人暂不做官这个约定的约束，何况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十二月间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分担，就只身到广州去了。他并未邀约其他同志同去，以免耽误各地工作的发展。
陈独秀先生到广州后，受到一般青年的欢迎。陈炯明对他十分推崇，以表示他能与新人物合作的气度。当时任教育会会长的汪精卫也与陈先生合作得很好。陈先生在广州的多次演说和发表的文章都富于吸引力，为广州知识界愉入了一些新的血液。
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先生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小组，出版《劳动声》周刊，利用教育机构在学生中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开始注意农村中的活动。也许由于广东过去的革命运动．多半从乡村发动，因而广州的共产党人能最先注意到农民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成立起来了，最初参加为团员的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后来都参加了农民运动的工作。
广东共产小组也和北京小组一样，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了一个短时间，不久因意见不合、几个参加共产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去了。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反国民党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陈独秀等人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因此常表不满。他们较之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联合和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外，还多了一项反国民党意识，因此，分裂终于无法避免。
其实，广东共产小组与孙中山派的关系也不算圆满。那时孙中山先生嫡系胡汉民等与陈炯明之间暗中已有意见不合的酝酿，而陈炯明的喉舌《群报》又是由共产党人陈公博、谭植棠任编辑，其言论不待说是偏祖陈炯明的，因而引起另一部份国民党人物的不满。在他们看来，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在支持陈炯明而与孙中山捣乱。这件事后来也为中共内部一个重大的争论。
以上我所简述的共产主义者在各地的活动，确是中国共产党正式组成前这一阶段中的主要发展。总括的说，这些共产小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这对于一般共产主义者，根据他们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公式来看，总觉得有点不合理想。他们在说到中共的发展历史时，-往往要去费力找寻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轨迹，来渲染一番，其实都是多余的。在落后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是少数的特出人物，也是政治气候的测量器，以往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等，也都是一些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欧战中中国工商业虽一度得到相当的发展，五四运动虽也掀起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浪潮，但这些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就是当时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了解，更无组党经验。因此，共产小组不能一开始就是工人的，也不会一开始就是人数众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青年向左走，构成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是使共产小组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共的发动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的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神，也继承着五四学生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织作风，因而能不重蹈中国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的士大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力的新姿态出现。
在建党的工作中，我们摆脱了历史悠久的国民党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独立组织，又逐渐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取得阵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们没有让投机分子侵入，却团聚了我们所能团聚的共产主义者到这个组织中来。我们的发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胡鄂公所组织的另一共产党④，和一位工会领袖黄介民所组织的大同党等等都为之掩旗息鼓。当时共产党人冒险犯难精神也是十分旺盛，并在工人群众中开辟了工作的新天地。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运动发展起来的主要因素。
我们向往于俄国革命，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更没有运用之于中国实际环境的经验。后来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拟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国问题，即使完全为中国革命着想，也不免要发生不切实际的流弊。中国革命就因此遭受着难于形容的灾害。事实不如理想的美丽，差之毫厘，往往会谬以千里，这是中国革命家所应反省的。
①《湘江评论》周刊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刊物，由毛泽东主编，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创刊，出版到第四期时，即因登载反对军阀张敬尧的文字于当年八月中旬为长沙军带所查封，该刊第五期虽经印就，但已无法发行。
②《浙江新潮》周刊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施存统等在一九一九年所创办。由于施存统发表《非孝》一文，以致发生该校校长经子渊去职与学生的“留经”风潮，引起全国的注意。
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受陈独秀先生的影响极大。见《毛泽东自传》第三章。爱德迦·史诺笔录。
④ 胡鄂公是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自命为共产主义者，他于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联络一些湖北籍的青年学生，组织了另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它的组成分子不久为北京共产小组所吸收，至于胡本人则因为他只是一个政客，没有准其加入。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闻匕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下车后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已往那末紧张，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Ma Lin），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谈。
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刺头，恰好碰个正着。
接着我又去拜访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他说到大会开会地点等技术上的问题容易解决，至于议程和议案等问题不妨等各代表到齐之后再行商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并告诉我许多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难。
他叙述马林和他及李达晤谈的经过。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他们之间就因这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任持状态中。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他说明了这种观点后并向我提到，马林碰了他的钉子之后，急盼能早日和陈独秀、李大钊及我见面。他主张我去和马林再作晤谈，以期获得谅解。
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太雷对于马林另有一种看法。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于莫斯科的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乌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在他看来，马林的缺点只是不懂中国情形和态度欠佳，但他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也是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张太雷竭力主张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
两夫以后，张太雷陪同我去访看马林。他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我们就在他的家里开始了第一次的晤谈。马林并没有提起与李汉俊等人相处不快的经过，也没有说到工作报告等一类的事情，他的态度显然是有些修正了。我们轻松地谈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听后对北方的工人运动甚感兴趣。我们还谈到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从此，我被视为达成了与马林改善关系的任务，也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崛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份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马林的工作与威金斯基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也不相衔接。他一开始就凭着主观见解为所欲为，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后来且还掀起了几次大风波，似乎都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关。
六月初，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我这次到上海路过济南，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求详的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清教。
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
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催促他和广州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致各化友的信件终于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①，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六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卜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
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七月一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间学校里。议事日程共有四项：一，党纲与政纲；二，党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党纲与政纲是难于拟订的，但我们都觉得非有这一文件不可。我们同意现在不必有一个详细的党章，只要有一个简明的党章要点就够用了。我被推举为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汇集陈独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李汉俊等人虽不完全同意这个草案，但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马林看了这个文件（由张太雷译成英文），却提出了较严格的批评，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写得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他指出这个文件表示中共将支持民主的民族的革命，以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能在中国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对的；但惜乎没有说明如何实现的具体步骤。我当时觉得他的这种批评很有价值，曾请就他所提出的各点拟具一些具体的意见，供大会讨论参考。但他并未这样做，也许他那时也没有确定的主张。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当时还未到达我们手里，只有少数代表从马林口中和西欧共产主义出版物中知道一些简略的内容。我们又找不到各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等做参考。因此，一般说来，大会的工作多半是由我们自己在摸索进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指出，负责起草和审查的同志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的草案可以向大会提出，作为讨论的基础。但后来经过详细研讨，认为不够成熟，主要是没有确定一个显明的政纲；不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问题自由发言，经过讨论后再行推人厘订宣言。于是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
我和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在会前曾就党纲和政纲作过几次商讨，各人的立场都显得更清楚，自然也发现了歧见。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既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准备。
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除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表都给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对于现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
这样，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内容大致是：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二，目前应着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为实行共产革命之准备；三，中国共产党不否定议会活动和其他的合法运动，但认为这些活动只是扩大工人阶级势力的手段；四，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可以赞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但仍以实现共产革命为主，并不能将共产党的社会革命与国民党的革命混为一谈。这四点结论为大会正式通过，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政纲的要点。
当时讨论这项议程，牵涉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似都认为中国应有两次革命；一次是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另一次是社会革命。对于国民党能否担负上述第一次革命的责任，大家颇有疑问，但也认为中国如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将可得到较多的自由。不过共产党人并不以民主共和国为满足，还应继续社会革命，以期实现苏维埃式的政权。至于国共合作从事国民革命，再由国民革命进展到社会革命等等的想法，那时是完全没有的。其他如土地国有、农民问题、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军阀政治等等，都曾被代表们提到过。一般代表多以为共产革命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即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现在也尚不能捉摸，因而无法作具体的规定。所以大会除否定李汉俊的改良派思想外，实际政纲就只是上述一些较抽象的要点。
在讨论由我所草拟的党章草案时，李汉俊又提出了两点修正意见。他指出中共未来的中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论，遇事公开的精神。对于征求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须从事实际工作，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他这种修正意见同样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多数代表支持原有的草案，批评他那种自由联合的想法。
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包括下列各要点：第一，凡加入共产党者须信仰共产主义，遵守决议，并参加实际工作，经由两个党员介绍和地方委员会的批准，方得成为党员；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央设在上海，其他各省设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之下按工厂学校街区分设支部，第三，各级组织均采委员制，至少有一人任书记，一人任组织，一人任宣传；第四，一切决定须经由党员的民主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第五，党员应该服从纪律，保守秘密；第六，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如有两个地方组织表示不信任中央时，中央应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从事解决等等。至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大会认为中共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不列入党章。
上述这两项议程的讨论经过都很热烈，表现了代表们的认真精神，但并没有意气之争。多数代表批评李仅俊的意见虽很严峻，但没有人指他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等等。初期的共产主义者彼此重视友谊，不愿意随便给意见不同者戴上一顶政治的“帽子”。李汉俊在讨论中虽也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
但这种意见分歧也曾使大会蒙上了一些阴拔。我是批评李汉俊的意见的一个主要发言人，也是这些议案的提出者；因此，有些代表认为这是我与李汉俊之争。代表们多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重要党员是支持我的意见的，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李汉俊的意见虽然很少人附和，但他究是一个重要的发起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现了不同的意见，总令人难免有美中不足之感。
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未列席过大会，但获知大会进行的情形。他们对大会的争论点甚感兴趣，表示支持多数的主张，并引以为慰。可是李汉俊、李达等对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让他干预大会的事；即与他保持接触的我，也只将他当作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向他清教。这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觉受到冷遇，在大会讨论党章时，他以不耐的心情向我要求准他出席大会，发表演说。
马林的要求为大会所接受。我们决定在讨论党章结束时，即清他出席演说。为便于马林与尼科罗夫斯基出席起见，大会并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七月八日晚七时，当我们围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一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说完后，就同尼科罗夫斯基首先走了。各代表也就随之分途散去。当我最后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果然，十分钟以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一批警探围住了李家。他们追问李汉俊开的是甚么会议？开会的人那里去了？那两个外国人是甚么人？这些问题都波李汉俊镇静地应付过去了。在场的陈公博反而受惊不小。警探们大肆搜查，没有发现甚么可入人罪的证据，始失意而去。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而且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择马林与尼科罗夫斯基参加时下手。
由于警探的骚扰，马林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他在李家匆忙中所说的“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这句话，就成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他对大会的全部议题从未提出过具体建议，这固然由于那时彼此关系不算密切，最主要还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一般情形，也不知道我们能做出一些甚么事出来。这次大会并未正式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事，马林也未提到这一点；因而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还是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正式决定的。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夏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问明他在李家所目击的情形，并告诉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吾非常热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并说明：南湖风景幽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并由她布置大家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大约是七月十日清晨②，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九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王会吾所预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我们登上了大画艇，四顾南湖景物，只见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楼台亭阁，使我们这些初来的观光者觉得较之西湖的景色别有风味。我们的大画艇在湖中环游了一遍之后，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静的湖上荡漾。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的会议，议题是《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我们不约而同地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的发言，大家都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这一议题之下，项目原是很多的，如宣传工作中的党报问题，与青年团工作之联系及指导问题、妇运工作等等。但都只略略谈到大要，就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工人运动的问题讨论得比较详尽，主要的两项是如何组织工会和如何在工人中吸收党员。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大会曾有几项决定：一是工人斗争的纲领，内容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保护女工童工等等；大会认为根据各地实况，由工人群众提出减时、增薪的其体要求，以期由斗争中逐渐达到八小时工作制和合理的工资标准的目的。二是工会组织原则问题；大会指出共产党人不应再因袭旧式行会和仔招牌土会哟旧习，应注重新式的产业工会的组织；即每一个企业中的全体工人不分职业和籍贯等区别，均须组织在一个工会的单位里；同一产业中的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某一类产业的总工会。三是中共应在中央所在地组设一个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并在各重要地区设分支机构，以为领导工运的枢纽。各地同志都应到工厂中去从事下层活动、将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俱乐部或其本厂的工会等组织之内。
关于吸收工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大会决定各地组织应在工人群众中宣扬马克思主义，如出版通俗刊物等。又决定工人的入党条件应从宽规定，一个工人只要能热心工会活动，为工人利益斗争，并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就可准其参加进来，不必问他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至于如何使这些工人党员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大会认为那是地方党部的责任，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工人党员的教育工作。当这一项议题讨论完毕时，已是日薄西山的时候，我们主张第四项议题的选举问题迅速进行。讨论结果，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根据这个决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大会要求这三位被选的委员立即就职，从速组成中央，并决定将大会所通过各案原则由中央整理后作成正式文件．一切尚未决定的事，也由中央全权处理。
全部议程讨论完毕，大会旋即宣告闭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由我致闭幕词。我以兴奋的心情祝贺大会的成功，并吁清各代表回到各地的岗位上，根据大会的决定，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
当我们离开这只画艇时，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赶上晚车回到上海，已是午夜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共的组成，它在中国内部较之已往各政治组织发展得更为顺利和迅速，它一开始就确立了鲜明的旗帜，规定了努力的方向，表现得十分明朗。在国际关系上，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以后，它是亚洲国家中的一个重要的共产党组织，使共产国际对殖民地的政策得到一个主要的试验场所。这些不能不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一个共产主义的巨影开始在中国筹措着③。反射出这个巨影的人物充满着勇往直前和专心致志的精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现在的人看来，还觉得有点神秘。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年八月间和我商讨组党的事情时，曾说过下面这样丫段话：“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勾结中国的旧军阀、滥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片和随地吐痰等等腐败的一面；他们有意无意地蔑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陈先生这段话—自然不是专指日本而说的，不过举日本为例罢了—预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来所起的作用，这也是当时我们这班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共同气概。
① 陈独秀的四条意见我己不能记忆清楚，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四七页）所载中共简明历史称系，“一日培植党员（按即征求党员）；二日民权主义之指导（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日纪纲（按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日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这四点大致是真实的。
② 我所能记忆的日期，可能有一天的出入。
③ 这是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

第三篇万事起头难
第一章 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虽决定了发展的方向，新成立的中央却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由于这些实际问题的不易解决，形成中共中央内部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执。直到陈独秀先生等七人被捕获释之后，我们才深悟团结奋斗的必要，内部争执也就平息下来。
大会闭幕以后，暂代陈独秀任书记的周佛海，任宣传的李达和任组织的我立即举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会议。我们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已往的经费多半由陈独秀先生筹集，因大会的开支已所余无几。各地代表在离开上海以前都表示过筹集经费的不易，使中央无法要求各地分担所需的费用。中共中央除我们三人外，并没有专任事务工作的人员，我们分别住在分租来的小房间里，并没有一个可以集中办公的地点，一切也无规可循，都在摸索试探之中。
我们将大会情形及会后新中央所面临的问题函告陈独秀先生，并催促他从速来沪就职。我们不愿因陈独秀先生的未到而停顿工作。周佛海在暑假期满后要回日本去继续学业，不可能专心致志干中共中央的工作；李达仍忙于写作，于是在这段期间，我就成了中共中央工作的重心。
马林对于大会的成就是很满意的。当我和他在李汉俊家里匆匆分别之后，直到会后几天才再见面。我将大会经过情形正式通知他，他也一一笔记下来，似是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个正式报告。他最感觉高兴的是我们居然能摆脱警探的监视，迅速完成大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怕风险积极精神的表现。他认为大会讨论党纲党章所获得的结论，大体都能站稳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更是切实可行，凡此都是很重要的收获。
我们谈到新中央将如何根据大会决议展开工作时，马林提出那个已经决定了要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应该用甚么名称。我告诉他，这个名称还在考虑之中，我们不能称之为总工会，因为还不是由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并反问他，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以使用甚么名称为最适当？他建议可以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说明这个名称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提出，似是马林对于中共第一次的具体贡献。
我们同意采用这个名称之后，又谈到经费问题。我告诉他，我们已函告陈独秀先生，请他为新中央设法筹集经费，此外，其他各地大致可以解决他们自身的需要。他又提到工作愈开展所需经费愈多，以后将何以为继等等。这样，他重新提到了他和李汉俊间所曾引起的争执。他向我解释，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当坦然接受。对于这一点，我首次向他表示赞成。接着他又说到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必要，要求我回去开一次中央会议商讨一下。
我向新中央报告与马林谈话的经过，并以赞成的口吻略加解释。
李达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对那位桀骜不驯的马林仍表不满，对于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与预算这一点，他主张须从长考虑，最好等陈独秀先生来了以后再作决定。周佛海却支持我的意见，表示为了迅速展开工作起见，不必等待，就可以根据大会的意向，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和预算也是应有的举措。李达也并未坚持他的反对意见。于是决定由我起草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提经下次会议讨论决定后，送一份给马林，征求他的同意。
不几天，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和工作计划预算等都由我草拟好了。规定在上海设立总部，除指导全国工运外，并兼办上海区的工运工作，创办一个机关刊物，定名为劳动周刊。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设分部，出版地方性的工人刊物。可以从事工运的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应参加这一项工作，总共预计约三十人须按月领用生活津贴，每人约需二十元至三十五元。这个机构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等每月约需一千零数十元。
这个计划提交中央会议讨论时，李达又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工作人员按月支领薪金，可能发生雇佣观念的流弊。但讨论结果，这个计划还是被采纳了，认为可以据此开始工作，不过暂不作最后决定，将它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并可将这个草案的副本送交马林。
当我和马林谈到这个计划时，我向他说明，我们开会讨论的经过，并指出书记部的名称算是决定了，计划中的若干细节还有些疑问，准备等陈独秀先生回来之后共同商定，至于经费数额，共产国际不妨决定补助若干，不足的数字仍由我们自己筹措。似乎他以前误会李汉俊所说由共产国际拨一笔经费交中共自由支配，当是一笔庞大的数字，现在看来竟是这样少，支配的方法又是这样节省，使他大感意外，笑了起来，表示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助，我们自己所筹得的钱可作别项用途。接着，我们三个委员曾与马林举行一次会议，商讨中央全部工作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马林询问李达宣传计划如何展开，大会所决定的要办一个党报的事如何实现。李达扳起了面孔答覆：“没有计划，等陈独秀先生回来再说。”马林听了这句话，马上显漏出不高兴的神色，但他也不再问下去，转谈其他问题。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的阴霾因此仍未消除。
七月下旬的一天早下，仍未返回北京的刘仁静带着一个陌生的人来到我的住房，他介绍说：“这是上海总商会的杨主任秘书……”那位杨先生没有等到刘仁静说完，很生气的抢着说：“我要控告周佛海，他犯了骗诱良家女子的大罪。”他手指着一份昨天的上海时事新报，向我说：“请看这篇文章！”我接过一看，这篇文章说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早已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等语。杨先生等我看完之后，又提到他初看这篇文章时，还以为与他无关，后来经过查考，才知道那篇文章所指的就是周佛海和他的女儿杨淑慧。因此他觉得他的名誉受了损害，非控告周佛海不可。
与周佛海同住的刘仁静这时才得到机会补充说：“这位杨先生今天一早就到我们那里来了。恰巧周佛海不在家，杨先生找着我谈论这件事，所以领他来，看你有甚么意见？”我看见杨先生盛怒的神情，先安慰他一番，又指出：如果周佛海真已结婚，又瞒着与另一个女予恋爱，那是不对的。不过现在有些青年，家里已有了由父母作主而本人极不满意的旧式妻子，在礼教束缚之下无法离婚，于是在外面谈恋爱，甚至再度结婚的也不少。遇着这种事，做父母的很难处理，我看最好还是约集他们坦白的谈一下，不必采取法律的步骤。杨先生听了我的话就说：“那好，我就去找杨淑慧和周佛海，另约几位亲友，在我家里吃午饭。请张先生和刘先生你们两位一定要到。”
在杨家吃午饭的时候，杨先生还是盛怒未息，可是他的太太似乎并不以杨先生的举动为然，她大概是为女儿的处境着想。在这种情形之下，客人们都不好说甚么。周佛海和那位杨小姐更低着头一声不响。杨太太终于忍不住的向她丈夫说：“你不要再闹了，让我和淑慧单独去谈谈。”说完，就领着她的女儿到另一个房间里密谈去了。不久，她又出来邀周佛海进去参加。他们谈完之后一同出来。杨淑慧毅然向她的父亲和我们宣布：“我是很爱周佛海的，他已有老婆，我是知道的，只是我没有告诉过父母。他也是很爱我的，正在进行离婚手续，将来我们是可以结婚的。”她说完这段话之后，并恳求她的父母予以原谅。我们这些客人听了杨小姐的话，众口一词的表示：既然这样，这件事就很容易解决由你们一家人商谈，用不着我们在场了。
周佛海这段故事，虽只是当时一些青年男女们恋爱纠纷的一个例子，不过对于这位代理中国共产党书记的青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的同志们多认为他身负重责，竟卷入这样的恋爱纠纷里，对党对个人似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杨小姐富家闺阁气味很重，与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合，我们站在党的立场上，总觉得这种结合影响周佛海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党外的朋友们也将这件事当作笑谈的资料，这使周佛海不无尴尬之感。
在这种情形之下，周佛海和那位富商的女儿及其家庭的来往日益密切，他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急于要同杨淑慧一道去日本留学，并忙于准备结婚的事。他对于党的工作不再积极。在我们以后几次会议中，再也看不见他那种活泼积极的神情，听不见他那种充满热情的论调。他觉得同志们对他的恋爱所采取的态度过于严峻，更加影响了他的心理，由对中共热情的消失，而脱离组织，进而成为抗战时期南京汪政权的要角。这段恋爱看似属于个人生活的小事，回想起来，却也许是他一生事业转变的一个大关健！
当年八月中旬，陈独秀先生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书记。他的到来使我们大为兴奋。他一见面就向我表示对大会的成就甚感满意，准备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积极地工作起来。可是第二天，当我见着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有些冷淡了。他说要花点时间料理私事，不愿立即举行中央的会议，也不愿与马林见面。陈独秀先生改采这种观望考虑的态度是受了李达和周佛海的影响。李达自然向他谈到过马林的作风，或者也提到过不满我对马林的迁就态度，这些事使陈先生大感不快。周佛海原是支持我的，似也因我对他的恋爱采取批评态度而有所改变，至少在陈先生面前并未继续给我以必要的支持。
在陈先生到达上海以前约十天光景，李汉俊离沪到武汉教书去了。在大会以后，他觉得被我们冷淡了，似感不快。李达原希望他留在上海担任某项编辑工作，他也未确切应允，我们曾要求他至少等到陈独秀先生抵沪之后大家会了面再走，他没有接纳我们的提议，就悄悄的动身了。这件事引起同志们的猜测，有的认为他过去与陈先生有过意见的不同，因而故意提前走了；有的认为我在大会中曾批评他的意见，会后又遇事不与他商量，因而生气走了。李达虽然批评过李汉俊的主张，但也觉得我对汉俊不够客气。这些事也许使陈先生觉得我不善于团结同志，在短期内就发生了这许多波折。
另一件引起争执的更重要的事是张太雷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就遵照马林的指派到日本去了。原来莫斯科本拟召开一次远东革命团体的会议①，后来定名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九二一年八月，美国宣布召开华盛顿会议，邀请有关各国参加，马林即接到莫斯科召集另一对台会议的紧急指示。他忙着在远东各国找代表去参加。立即派张太雷到日本去寻求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并选派代表出席。张太雷遵守马林严守秘密的指示，并未向中共中央征求同意，只找代理书记周佛海写了一封介绍信，以便他会见日本方面的同志。周佛海应允了他这个要求，并和李达联名写了介绍文件给施存统，张太雷就拿着这封信动身走了。
这件事使陈独秀先生大为愤怒。他认为马林真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虽然被派任马林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须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现在马林不征求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产国际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前也未和我们商量，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他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我向陈先生提起，马林曾正式通知我说，共产国际召集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后改名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反对列强的华盛顿会议；定于华盛顿会议举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尔库次克举行，由共产国际日本老社会党片山潜等东方要人具名邀请远东各国的革命团体派代表参加。中国方面，除由他以共产国际名义正式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参加，并希中共中央予以协助外，其余各革命团体概由中共中央代为密邀等等。对此我们也表示赞成，并同意派代表参加。至于张太雷去日本的事，他并未向我说到。我向陈先生建议先问明情况后，再行决定态度。
我立即为张太雷去日本的事向马林提出质问，马林认为应当派人到日本去联络，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既然赞成这个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原故，他这样做并没有错。这种答覆自然不能使陈独秀先生满意，他仍认为这是抹煞中共中央地位的明证，因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再度陷于僵局。
陈独秀先生几次拒绝了马林要与他会晤的要求。他在那里筹谋撇开马林，独立进行工作的计划。他指责张太雷擅自服从马林的差遣为不当，他也没有召集中央的会议来从长讨论。他表示让他作一番准备之后，再行开会切实研究。我看见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形，除尽力做些工人运动以外，也不愿多表示意见。
这样拖延了两个多星期，到了八月下旬，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先来看我，说：“李达和周佛海写介绍信要我去东京找施存统，可是他们又暗中写封信邮寄给他，叫他不要理睬我。”他认为如果那位素未谋面的施存统果真不理他，那他在东京的任务就无法达成；而且自身也将因此陷于险境。他接着向我叙述，幸好经他向施存统详细解释后，施反将李、周两人寄的信给他看，并且领他去访问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等人，面交了共产国际邀请他们派代表出席的密函。他们已经答应派代表出席，他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我听了他的话，颇为生气，冲口道：“岂有此理，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请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去质问李达和周佛海去！”
恰巧李达和周佛海都在陈独秀先生家里，我辗转找到陈先生处，向李、周二人说：“你们为何写信要施存统不理会张太雷？你们知道这样做可能发生的后果吗？”陈先生抢着回答说：“是我请他们写的，怎么样？”我又毫不客气的答覆：“如果是你的主意，那就更糟了。”接着说明：马林和张太雷固然都犯了擅自行动的错误，然而我们不应当因此就使张太雷在东京陷入险境，万一因为我们的阻拦使日本没有代表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张太雷因施存统的不理睬而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这一秘密，我们将何以自解？
陈先生也气愤地向我说：“你更错了，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冷笑着回答：“我看你虽然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却脱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先生更生气了，追问说：“我怎样是无政府主义者？”
为了回答陈先生的问题，我索性说了一大篇道理。我说我们的见解总有些矛盾，我们拥护共产国际，也愿接纳它的帮助，却又不愿向它提出工作计划。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代表是我们的顾问，却又不愿他有任何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又如何？工作是要向前发展的，所需经费是会随着增加的；如果没有必需的经费，一切将成为空想。党的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须无顾虑，才能专心致力于工作。怎见得一个党员向党拿了少数的生活费用，就成为雇佣了？
他们三人听了，都陷于若有所思的沉默中。我又说到在大会中和大会后许多事情都是我经办的，我承认有时性急顾虑不周，但仔细检讨自己，我对李汉俊所采取的态度并未失之过激。即与李达和周佛海有些看法不同，但我相信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就事论事，并无意气之争。我也不喜欢马林的自大态度，但他是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对我们的事业会有帮助。如果我们不过于重视他的态度，原是可以和他共事的。我们不见得有充足的理由向共产国际表示他不适宜担任这个代表的职务。
这些问题以前大家都藏在心中，从未痛快的发泄过，经过我这次坦率说了出来，陈先生有些感动，他以模棱的口吻说：“这样说来，那还得仔细考虑一下。”我表示这些大问题不妨慢慢谈，只是张太雷还等在我的住所，他就要去见马林，应当如何向他解释一下。陈先生向李、周问起：“你们写给施存统的那封信是如何措词的？”李、周二人经此一问觉得很难答覆，都站起来准备告辞了。我只好说：“还是由我先去严嘱太雷，不要向马林提起这封信的事。最好陈先生再约太雷来谈谈。”他们三人对于这个处理办法一致表示接纳。
这算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争吵。在上海的同志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颇引以为忧。张太雷只知道我们曾经争吵，但不知道其结果反使我们之间的意见趋于接近。他遵照我的指示，没有将这封信的事转告马林，也许在他们的谈话中，他曾流露出我和其他中央负责人有些争执的消息。翌日，马林果然当面向我问到这次争执的内容，我自然不好否认，但也不予确切的答覆：这使他疑窦丛生，颇为不耐。
他一本正经的向我表示：“陈独秀同志回来已经两个多星期，拒绝和我会面，他的言论又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如何可以负起书记的责任。你为何不丢开他，自己领导起来？”他又说我在大会中曾得到多数的拥护，工人运动又都是我干起来的，自然具备了领导的条件，已往列宁就曾反对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等等。我听了这些话，很为讶异，笑他不懂中国情形，也不知道我和陈先生间的亲密关系，听一点风声就大惊小怪起来。我坦率的告诉他：“绝对不可以。”并解释陈先生具有许多特长，是中共的唯一领导人物，现在我们之间虽有争执，但很快就会获得谅解。我相信陈先生不久将与他晤谈，而且会和他合作得很好。我并表示不愿意他再提起这类的话，如果让旁的同志知道了，又将会节外生枝的。于是马林只好耸耸肩说：“等着瞧罢！”
① 华盛倾会议没有邀请苏俄参加，所以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召集，显是苏俄第一次与列强在太平洋和远东区域所采取的对抗活动。
第二章 被捕、谅解和团结
几天后一个炎热的傍晚，我吃过晚饭，穿着一身短衫裤，活象个小店员般悠闲地踱到陈先生住处。已往每到他家，我都从后门出入，不须经过甚么通报，就直接走进去；那晚我敲开后门，一个陌生的大汉问我找谁，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就立在门外说：“找陈太太。”那大汉问：“你找她有甚么事？”我说：“我来收裁缝工钱。”他打量我一番之后继续问：“你为甚么不会说上海话？”我借用了一个我所知道的裁缝铺告诉他我的铺子开在甚么地方，老板的姓名和招牌名称，因为老板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还未学好上海话。那大汉认为我真是裁缝，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门关上了：我判断陈先生家里一定出了事，走出弄堂，观查身后没有暗探跟踪，就忙去通知同志们，嘱咐他们不可到陈先生家里去。再经过一番探听，才知道陈先生夫妇和到他家里去的几个客人，都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被法国巡捕房捉去了。
第二天上午，陈独秀先生夫妇、李达、周佛海、包惠僧等七人都从法捕房获释出来。不少客人到陈先生家里青慰问，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其他的客人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同志的时候，陈先生就对我们说：“幸好此次没有搜出甚么重要文件，否则乱子可就闯得不小：我们决不可因此气馁，更要勇往直前的干！不过更加要注意保密的工作。我们已被逼上梁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并表示周佛海快要回到日本去，他将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召集中央的正式会议，商讨一切。正当我们谈得高兴的时候，张太雷也来了，转达马林恳切慰问的意思，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先生很和气的回答：“我一两天再约他会谈。”这样，以前一切的争执，似乎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了。
包惠僧邀我一道离开陈家，我们并肩在马路上走着，他很兴奋的对我说：“陈先生真伟大，你还不知道昨晚经过的详细情形呢！”还说到从陈先生和各位同志在狱中所表现的情形看来，可以预测将来我们党的前途是无限量的，大家只有热情的交流，并无误会存在。他劝告我不必再提起已往争执的事，一心一意积极做下去好了。我们边走边谈，并在我的住所共进午餐，一直谈得非常起劲。
根据包惠僧所说的情形，那天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四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批警探，把守住陈家的前后门，声势汹汹，将陈家所有的人监视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准交谈；同时四处搜查，检去了一大包书籍和信件；凡是到陈家的人来一个就逮捕一个，因此他们七个人都先后被捕了。陈先生曾向警探厉声抗议：“你们是来抓我的，为甚么连我的客人也连带的抓去呢？”警探们不由分说，在六时左右就把他们一齐押解到捕房里去，除陈太太被关在女看守所外，他们六个人都被监禁在一个单独的看守所里。陈先生在监房里向他们说，从搜去的信件内可以证明他是在搅共产党，因此预料他将要被监禁一个时期，他嘱咐他们不可说出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这样，他虽一时不能出狱，其余的人可以先行获释，继续积极工作，在陈先生坚持他这种主张之下，他们商定如何应付警探的讯问，大家通宵都没有睡。
在监房里，他们很关心还会有甚么同志继续被捕，尤其是陈先生更为关切。每逢有犯人送到这排监房的时候，陈先生必起立张望一番，看看是否同志。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里去的，所以尤为记挂，他不只一次的说：“国焘身上总带着一些文件，他又热情气盛，易于和警探吵闹，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这样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后来看见没有另外的同志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点。
陈先生还像念遗嘱似的指出：“看来，国焘等似乎未被捕。他虽有些地方顾虑不周，但他是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的。他有主张有办法，说得到做得到，这是很难得的。这次他的主张大致都是对的；他与我之间毫无芥蒂，只因相处甚密，说话不拘形迹，现在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并要求他们出去之后，应和我和谐地分工合作，共策进行。如果大家都赞成的话，可以由我代理书记的职务，那末，他纵然在监狱里住上几年，也就安心了。当时他们听了陈先生这段话，极为感动，纷纷表示他们一向很敬爱我，愿意推我领头，要陈先生放心，并表示将比以前干得还要起劲。
幸好这次法捕房还算是马虎，而章程名单之类的东西又没有搜着，所搜去的信件等并不足以构成罪证、而且又都是与法租界无关的；所以捕房认为证据不足，不加深究，经一度讯问后，就把他们开释了。这是法租界捕房继续搜查李汉俊家之后，对我们的第二次威胁。
包惠僧说的这些话，使我感动，并受到很大的鼓励。包是自出席大会以来羁留在上海的湖北代表，向我说，董必武、陈潭秋于大会闭幕后就回到武汉去了，他也应当赶紧回去一同进行工作，并将这里的好消息告诉湖北的同志们。我也曾鼓励他一番。
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央会议。周佛海受了这次被捕的刺激，也许杨小姐对他也不无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从此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了。陈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却表现得特别积极，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我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关于宣传计划他提议《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共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募体问题，仍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正式通过后，因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执也告解决，而且大体都是接纳我的原提议；惟一修正之点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给或工资，统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由原规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减低到以二十五元为最高额。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做了一篇大文章。我们认为原则上共产党人应无报酬的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原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为最高额，显系当时低级生活水准的需要；但我们仍主张减低到二十五元以下，等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认为我们应尽量发挥刻苦的精神，关于生活费一点，应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巴黎公社以来，薪给数额任何最低规定的前例。这种生活费数额较之当时党员在社会上所任职业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约为一与十之比。我们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我们主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应该同工同酬，没有种族的区别，现在这样规定，也不是暗示中国人自安于苦力的地位。我们的用意是要一般党员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我们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这在一般领取这种最低生活的同志方面来说，应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宝贵的精神的表现。在党的方面说来，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还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
这篇大文章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似是少见的；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这可说是由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甚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甚么有人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履的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作首次会晤。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青。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①。
从此我摆脱了与马林接触的任务。后来彼此虽也常见面，但讨论政策问题时总是由陈先生约集，至于单独见面，则多是谈谈有关工运的个别问题而已。此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已建立起来，行政事务都由陈先生主办，我也不再过问了。这样，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创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的途径。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决定之后，它的机构也正式建立起来了。我被推为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及罗章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及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作。它可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劳动组合书记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开始了实际工作。我上面已经说过，一九二○年，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一九二一年八月间，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我们从报上看见了这个消息。立即参加进去一试身手。为了支持这一罢工，我们立即决定以李启汉的办公地点为临时办事处。
在我和李启汉的领导下，这次罢工维持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而宣告胜利结束。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牛刀初试，大家都为其成功而十分兴奋。
在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来了。在上海一所新租赁的单独房子门口挂上了招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
我在上海做工运正做得起劲的时候，又被推为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共代表。那时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中共首次参加国际会议，须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陈独秀先生在中共中央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须照顾全局无法抽身，因此这项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关于全国各地团体选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负责处理。
① 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质的。

第四篇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第一章第一次踏入苏俄国境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旬，我摒挡一切，准备去伊尔库次克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中共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向共产国际报告，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我们对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性质还不甚了解，因而没有甚么建议。陈独秀先生将旅费付给我，要我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
我依照陈先生所说的地址，到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内去找尼科罗夫斯基。这一弄堂内住了很多家白俄，他夫妇便杂住在白俄群中，所居是一幢楼上楼下的两层小房子，室内陈设简单，与一般白俄住宅并无分别。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这位俄国人，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经验的。
第二天，我便搭上火车，经由南京、天津、奉天、哈尔滨，直趋满洲里。这是我第一次到关外旅行，只觉得愈走愈冷，各房屋的双层玻璃窗，都牢牢关着。我随时留心着各处陌生的情况，发现在南满一带满布着日本的势力，如在奉天旅馆里，就有一个日本便衣侦探向我这个商人打扮而神情不似商人的过境客攀谈盘问。可是到了哈尔滨以后便不同了。这里原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很多建筑都是俄国型，火车也是俄国式的；铁路上的员工更是俄国人占大多数，无处不留下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这里的大好河山，比之西伯利亚的荒寒，究竟大不相同；这对于我国北方邻人，不管他们怀着一种甚么理想，总是具有诱惑力的。
满洲里位于中俄边境的中国境内，是一个俄国式的小市镇。商店旅馆等多由俄国人经营。我住定一间俄国旅馆以后，就按照尼科罗夫斯基所说的方法，先找着某某理发店去理发，用纸包着一件待洗的衬衫，将那张神秘的名片放在衬衫袋内，理完发以后，故意将这包东西遗留在理发店里。我在街道上逛了一遍之后，再回到那间理发店去取回这包东西。理发店的老板立即引我到后面的一间房间内，将衬衫交还我，却将名片取去了。我说出所住的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他约我在下午八点钟以后在旅馆中等候。
当晚近九点钟的时候，这位老板来了。他一声不响的替我提着行李，送我到旅馆门前的一辆橇车上。这辆橇车由两匹马拖拉，车上坐着我和老板与一个驾车的，一共三人。他用很厚的毛毡盖住我的下半身，车子便向中俄边界疾驰而去。经过的地方二片荒凉，没有人家，也没有遇见过边疆的哨兵或任何应有的障碍物。据说，这一带是白俄游击队和走私者活动的地方；那两个俄国人都暗藏着手枪，准备应付可能遇到的袭击。橇车在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雪地上狂奔，颠簸得很厉害。大约午夜左右，走到了离满洲里十八公里的一个车站，这里已经是俄国的辖境了。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中，两个俄国人的嘴里冒出了浓雾一样的热气，说：“冷吗？现在到了！”在我向他们表示谢意之后，他们便提着我的行李领我到一节停在车站上的车厢里。
车厢里，已经有十几位中国各团体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和几位日本、朝鲜的代表，先我到达。他们多数都盖着很厚的被毡在睡觉；只有少数几个人尚围着烛光在谈天。他们见了我，都站起来表示欢迎。我举目张望一下，这是一节破旧的三等卧车厢；车窗的玻璃大多没有了，只钉上一层木板，在木板的空隙间结着一串串的冰凌。车内的空气很闷，但还是那么冷。车站上有一两个卫兵在走来走去。车厢内只有二个车侍，他披着破旧的皮外衣，戴着皮帽皮手套，并用旧布层层的裹着脚，满脸长着胡须。他提来一壶开水送给我，似乎想和我谈话，可是言语不通，只好彼此点头一笑。不久，在冷硬的木板卧铺上，他们帮我将被盖打开铺好，互道晚安。我就摆脱了连日旅途的辛劳和征仲而安心入睡。
次日清早，我们这些代表们陆续起床之后，不约而同的在车站上做着各式各样的运动来抵御寒冷。这个车站的建筑很简陋，除了一间站长办公室外，只有一间电报室。车站里驻了一些军队，都像我们一样的住在三等车厢上。我们的活动区域只有这个车站，四望一片雪白，没有树林，也没有一幢房子，更没有卖东西的人。我们吃的饭都是由那些驻军所供给。那些兵士们戴着缀了一个红星的尖帽，穿着黄色的呢大衣，背着长枪，看起来倒很齐整。他们的军队比车站上的员工要吃得好些，有足够的面包，此外还有一些菜汤。我们在此，只有一个不通言语的俄国人照料我们的生活，没有其他的人和我们接谈过。我们的名字，不待说已电告伊尔库次克，并得到了继续前行的许可。
当时，从赤塔方面开到了一个火车头，将我们这一节破旧车厢挂上，便时停时行的向西北前进。偶尔停在一两个车站上，我们也不免从结着冰的玻璃窗向外张望一下；除了三二个旅客上下外，一切都是冷清清的，没有任何可以引起我们兴趣的事情。这条铁路修建得实在不高明，车行时颠簸如坐小艇；那些用木材架设的临时桥梁，当火车慢慢从上面经过时，发出轧轧的怪响。据车上苏俄人解释，这条路新近草草修通，还不常行车，所以通过时相当危险。
第二天午饭时，好不容易到了赤塔。我们下车后，被送到一幢相当大的房子里面暂住。从外表看去，房子原系一幢很讲究的大厦，但到各层楼的房间一看，发现多数都没有了地板，房间内的设备当然更是一无所有。在少数尚有地板的房中，摆了若干小铁床，供给我们住宿。据一个俄国人说，革命时物资非常缺乏，没有燃料，住客们就将家具来生火取暖，家只烧完了又将地板撬起来烧。在赤塔的许多房子，外表看起来很漂亮，其实内部大都被毁坏了爹我们住的这一幢大厦，还是其中比较幸运的。至于少数更幸运的，都已为各机关占住作办公之用。为了招待外宾，他们拨出这幢大厦请我们住，已经是尽了最大力量了。
赤塔那时是远东共和国的首都。从外表看来，内战的破坏似还不算很厉害。通衢上耸立着一些金圆顶的教堂，听不见钟声，也不见有人进出。其余高大一点的房子，都是办公的地点。各条崎岖不平的街道上排列着密密的木屋，这是俄国老百姓住的。商店都关了门，更看不见工厂。街上除了寥寥的行人而外，只有少数的橇车在招揽生意，偶尔也有一二个卖黑市面包的小贩走过。当时在其他各地通行的天文数字的苏俄纸币，在这里却看不见；这里通用的还是帝俄时代的卢布与阿别克。担任招待的俄国人常关照我们，这里情形复杂，且藏有不少中国与日本的侦探；要我们不要在外边多跑，也不要与任何人接触。因此，我们只看到一些表面的情况，无法更深刻的去了解这城市的内容。
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是在一九二○年四月间成立的。苏俄为了应付鞭长莫及的远东，尤其是日本军队虽经过各国干涉，但尚未退出这一带地区的复杂情势，才建立了这缓冲国。一九二○年八月间，苏俄派到中国去的优林（Yurin）代表团，就是由这个远东共和国所派出（以接洽商务为名，实际却是促进中俄外交关系的建立）。按照它当时的宣布，它实施一种与苏俄政府有所分别的民主主义的内政和外交；实际上，正如斯大林在《真理报》的访问记所说，它不过是苏俄的一个特别区域而已①。果然，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日本军最后撤离海参威后，远东共和国因再无存在的必要，便于十一月正式取销了。
过了几天，等到另外一批代表又从满洲里到达之后，我们便搭上了到伊尔库次克的火车。在这条铁路上，车行比较平稳。我们一共四五十个代表，分乘两节车厢。虽然车厢还是像从前一样破旧，可是有了一节餐车，可以到餐车上去走动走动，并享受招待外宾的特别餐。同车的俄国旅客不能进入餐车，他们都是自备面包，车上对他们没有任何供应。我们见那些旅客身上带着不少旅行证件，以备随时检查。其中大多数似乎都是有公务的，普通旅客很少，也有几位女学生，是到西伯利亚西部去学医的。
在这段旅途中，我们的自由似乎多了一点。停车时可以随便在车站上走动，行车中也可以在餐车上向车外眺望。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苏俄内战时的破坏情形。沿途，特别是车站附近，可以见到许多破烂的车厢和损坏了的火车头倒在铁道两旁。那些东西有的盖春很厚的雪，有些没有被雪盖住，尚可以看见战时的弹痕及破坏的情形。车站上的货仓不仅空无所有，而且破烂不堪。车站的办公房屋多数都遭损毁，车站旁固然没有在一般车站上常见的大煤堆，即加水的水塔等也大多还没有修复。我们所坐的火车，多数的时候是用湿的木材作为燃料，因此走得很慢，在车站停留的时间也很久。特别是水塔没有修复的车站，要用人力来向车头加水，一等就是几个钟头。火车经过桥梁的时候，桥的两头照例有兵把守，旅客们不准向外张望。代表中有不懂得这种规定的，有时探头外望，那些守兵便向他们作射击姿势，以示禁止。
这些情景使我们这些陌生的客人不免惊奇。我们这儿十个代表中，没有一个能说俄语。俄国人中也几乎没有能说中国、日本或朝鲜语的。只有招待我们的那个俄国人，用生疏浅陋的英语，很费力的向我们解释。据他说：这里一带是红军白军数进数出的地方。任何一方撤退时都将火车头、车厢与车站的一切设备尽力的破坏。
列车停留在比较大的车站时，常有俄国人到月台上和我们谈话。代表中经常欢喜问他们：“你是不是共产党？”那也是许多代表所唯一能说的俄国语。他们往往苦笑着答复：“是的。”再说下去，就彼此都茫然了。对我们这种行动，那位负责招待的俄国人再三提出警告：“不要和那些老百姓谈话。”有时，他甚至很生气，将围在我们四周的俄国老百姓逐走。
车站上那些俄国的男女老幼，看见了我们这些黄脸孔的客人，常常以轻蔑的口吻说：“要不要盐？”这虽然是他们的一句很普通的话，我们听来却都莫明所以。后来终于在车站上遇到一个华侨，将这句话的含意弄明白了。这故事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从前寄居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华侨的先人死了，他决意要将先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俄国只有薄木板的棺材，他恐怕日久尸体毁坏，便用盐将尸体像腌肉一样的腌好，再行运回。这故事的是否真实系另一问题；但是，“要不要盐？”便成为俄国人嘲笑或轻侮中国人野蛮的一句话了。
“要不要盐”，成为我们这些代表的话题。大家认为这是帝俄欺侮中国人的一个象征。帝俄要侵略中国，奖励俄国作家写了很多小说故事，将中国人形容得不像个样子。这种风气流行到俄国一般人民中间，“要不要盐”就成为极普通的一句话了。我们从哈尔滨经满洲里到这些地方，处处都可以看见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满洲里到赤塔一带，原来都是中国的领土，在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后，这一带便变成了俄国的地方。不但如此，它的势力更得寸进尺的向中国东北侵入，大肆蹂躏，这次在哈尔滨还可以看见这种情形。我们所行经的这条铁路，就是当年帝俄为了侵略中国、经营远东而建设的。它事实上既然如此积极进行侵略，当然在精神上也要竭力培养他们老百姓轻视中国人的心理。此时当权的共产政府，是否能够完全去掉这种传统的心理？它们又有甚么方法，来使这些喝醉了酒便拿鞭子打女人的老毛子根本改变对中国人的轻蔑心理？这一点，我们这些景仰苏俄革命的代表们都想考查一番。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们抱有那一种的思想，都不免带有旧的习气。他们衣衫槛楼、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嘲笑中国人的迂缓习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当时我们接触的俄国人并不算多，但从招待我们的人员以及餐车侍者等口中常听到“西卡士”（意为即刻到）这一句话。他们口中说的是“即刻到”，事实上往往要等几个钟头。于是我们也就奉赠他们一个别号：“西卡士”。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
我们在火车上过了大约三天，才到达上乌金斯克。火车在这里停了一天，进行很严密的检查。自旅客以至车上职工，都一个个的检查文件和行李；车上的每一个角落，也都搜查过。俄国旅客被检查时，首先要出示旅行证明文件，其次要出示最近几年来的工作证明。如被发现有一点疑问，便加详细盘问。倘若检查人员认为不满意，轻则在证明文件上批以考语，重则随时押领下车。招待我们的俄国人解释，火车即将进入苏俄境内，不得不有严密检查，这些代表也并不例外；除了没有证明文件可供检查外，其余和俄国人一样，每个人的行李都要经过彻底翻查，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要搜查。他们对我们虽然比较有礼貌，可是一些人已经感觉很不舒服，不免对那些检查人员多说上几句“西卡士”。
过了上乌金斯克，不久便到达色林河边。车上又经过一番检查，这才继续西行。越往西走，我们感觉到粮食短缺的情形越加严重。大概在远东共和国尚可以从中国东北输入一些粮食，多少可以弥补；到了苏俄境内，国外的粮食不能进来，而内部又正闹着灾荒，饥饿的人民便受到双重的威胁。火车沿着贝加尔湖蜿蜒前进，经过了许多森林地带和一些很长的隧道，眺望着那一片冰浪银斓、浩无边际的贝加尔湖，使我们想起了苏武牧羊、大节不屈的悲壮故事，不免触发思古的幽情。照战前的行车速度，由赤塔到伊尔库次克还不要两天的时间，这一次却经过了一个星期之久。
① 该访问记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
第二章 在伊尔库次克
伊尔库次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共产国际在这里设立远东局，又称伊尔库次克局，这个局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在调查远东的各种情状，联络远东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并扩展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当时伊尔库次克以东，还是由远东共和国统治着的不安定的地方；这里才是苏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真正的工作中心。原名“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后改称“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以择定在这里举行。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一我们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后，方才知道远东局的一些内情。它在这里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屋中办公。由施玛斯基兼任主任，那时施玛斯基等于是西伯利亚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的全权代表，又是西伯利亚军区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铁路工人，一九○五年以前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苏俄驻伊朗的大使。他在伊尔库次克局任内的主任秘书，便是我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会见过的那位威金斯基。远东局下分中国部、蒙古部、日本部及朝鲜部等。中国部的主任是麻马伊夫，他懂得一点中国话，后来曾到中国担任加仑将军所主持的军事顾问团顾问。除各部外，另设有一个情报局。情报局工作最忙，有几十个人经常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务则比较清闲，只有寥寥二三个人办公而已。施玛斯基不仅主持西伯利亚全局，即远东共和国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导。他因为职务太多，忙不过来；所以远东局的日常工作，事实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负责。但远东局的实际工作当时并没有开展，只是搜集远东各地的各种资料，开始做着研究工作。
我们这些代表住在远东局事前准备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中。这住所外表虽不很讲究，但内部的设备尚称齐全，房间中除床、桌、柜、椅等外，并有壁炉可以在早晚生火两次取暖。此外尚有特设的饭厅，午餐除黑面包外有一汤一菜，晚餐减少一汤，总算可以吃饱，较之一般俄国人民的饥饿生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房间经常由几位女工来收拾打扫，有一个替我们在璧炉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时代的贵族。他温雅的举止和生火时的不熟练动作，看来可怜亦复可笑。他在生火时常向我们讨烟头吸，如果那位代表给他几枝香烟或一块面包，他便千恩万谢的说个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经熟识，这次和我见面后，很关心的问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学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鲜代表大约十人，由设在上海的朝鲜临时政府内阁总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长吕运亨两人率领。爪哇代表一人，这位青年名西孟（Semaun），是印尼共产党书记，由马林在上海向荷属东印度物色而来。菲律滨、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地并无代表。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有三十几位。
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了许多出色人物。张秋白是安徽一位后起之秀的国民党员，这次由孙中山先生以国民党代表名义派来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黄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参加共产党北京小组的五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丽魂女士是广东一个妇女爱国团体的代表，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东省各团体的代表是前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王乐平，他曾在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民党员。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湖南劳工会的代表是王光辉。以后成为黄埔要人的贺衷寒，这次以武汉新闻记者的资格参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余则是各地学生联合会与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等。
我们这些代表本着各人所代表的团体与个人的主张自由活动。但为了料理代表们的共同事务，大家决议组织成为一个代表团。我被推举为代表团主席。
当时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便是俄国的粮荒。俄国粮食的配给制度，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给两磅黑面包；工厂与铁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一磅；共产党员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面包的质地坏得很，通常所含的面粉不过五六成，有时低到两成。有家眷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半月可领取麦子十五磅，马铃薯十五磅，有时有少许糖和茶叶；可是那些麦子和马铃薯多数都有点腐烂。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饿。机关工作人员早上起来只能喝些开水去办公，在办公室中实在饿得无法支持时，才从那一磅面包中抽出一片来充饥。其余的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午餐，一部分作晚餐。在饥饿压迫下，每个俄国人似乎已没有了别的念头，终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面包。他们托人情、玩手段，惟一的希望，是配粮人员能配给他们一些没有腐烂的麦子和马铃薯；或者黑面包，不要有泥草臭味而所含的面粉成分高些。可是，这种希望经常很难实现，即使能实现，也只能得到一个半饱。除非有钱，可以用高价在黑市中买些面包；但要赚钱又谈何容易？例如远东局中国部主任麻马伊夫，因为他能说些中国话，我便常到他家去谈天。他夫妇为人都很和气，但从不以食物招待客人，因为他们所得到的粮食也是不够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还要兼任一家剧院的跳舞演员，每晚得到大把的纸币，偷偷的去黑市买点面包带回家来。这样，第二天的两餐，才可以勉强吃饱。
我看见这些情形，也曾和威金斯基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二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要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各级政府都以全部力量应付这一问题，不断的派人到四乡去搜集粮食。可是。从农民手上征集粮食，非派军队去强迫不可；征集到了，还要由军队押送，即使有军队押送，经过灾民区时也常被灾民劫去，有些地方并将运粮的马也捉去杀来吃。各种惨事怪事，不知发生多少。
西伯利亚一带的粮食情形还不算十分坏，严重灾区更是不堪言状了。接着他又解释，好在他们政府的配给制度做得不错，士兵和工人可以吃得饱。共产党员领的粮食特别少，这是以身作则的意思。从列宁本人起，都是每天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因此大家没有话说。如果处理得不好，真是要闹出大乱子来的。
那位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在我到达伊尔库次克约两星期后，才抽出时间约我到他家去吃饭，在座的除了他俩夫妇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据威金斯基说，是要和我谈些中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先生实在太忙了，连威金斯基都很难见到他，远东局积下的许多事务也要趁这个机会商谈，所以他和我简单谈了一会，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绝的商谈他们的公务。我这个不懂俄语的客人只好静坐一旁。他这所住宅，是一座很精致的花园小洋房，内外保卫森严，房子里的陈设非常精美，有很讲究的丝罗窗帘，和上海大资本家的家庭差不多。这顿晚喂不仅有质地很好的黑面包，而且有点白面包。虽然是一汤一菜，可是内容丰富，味道很好。牛奶、点心、水果，应有尽有。这是我踏入苏俄境内第一次享受到的盛餐。
饭后，我和威金斯基在寒夜的雪地上，步行回招待所。他似乎发现我神情中有些惊异，就向我解释：施玛斯基为了郑重招待外宾，所以特别的准备了这顿丰美的晚餐，虽然没有和客人长谈，可是他是很热情的。我说：“你说得太客气了，我们是同志关系，不能算是甚么外宾。”他恐怕我心里还有不满意，接着又表示：革命不能讲平等主义。十月革命初期，平等主义的观念非常盛行，一般革命者对于负责的同志住好一点的房子，吃得好一点，都表示反对：甚至将火车的头二等车厢打毁，要大家一律坐三等；可是车厢打毁一辆便少了一辆，这不是平等主义反损害了革命吗？身负重责的施玛斯基为了工作进行顺利起见，是应该生活过得好一点才对。我也不客气的对这位混得很熟的威金斯基说：“你说列宁也只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和大家一同刻苦，何以施玛斯基要比列宁的享受好得那么多呢？可见在任何情形之下，权势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对你们的人，说你们专无产阶级的政。”威金斯基听了这段话，伸手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既接触了这许多新的事情，内心当然滋生了无限感慨，而在言谈的表现上自不免坦率流露。但我对于苏俄的一切情况，却是怀着十分的善意，而从好的方面去了解。伊尔库次克市在西伯利亚不算是一个小城市，可是它那么冷清清静悄悄，满街铺满了厚雪，行人足迹稀少，像乡村一样荒凉。街上的店铺都关门闭户，自然更没有甚么人交易。屋顶突出的烟囱不见冒烟，似乎屋内空无人居。除了车站和工厂附近有些工人在活动外，其他地方都是寒街冷巷，简直不闻人声。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才有一群群穿着油腻褴褛大衣的工作人员，匆忙来去，过了这两度热闹之后，全城又恢复沉寂。
那时，伊尔库次克周围还是很不安静，充满了革命和内战时代的色彩。我所到过的公务人员住宅里，看见房里都挂着长短枪支和子弹袋。他们经常将这些枪支擦得雪亮，到了夜晚还装上子弹，放在床头或枕下，和衣而锤，真的过着“枕戈待旦”的生活。军事演习更是经常举行，所有持有枪支或被派有职务的人员，无论昼夜，一闻警报，就得飞奔到邻近的街头集合，分别受当地驻军的指挥，举行各种演习。据他们说这里南方就是外蒙古的边境，城市四周都潜伏有残匪。
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平时很忙，只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办公处的大厅中举行一次晚会。晚会的布置相当单调，除了一架钢琴外没有其他的乐器，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那时的收音机只在大街上装置几个大喇叭，作为传达命令和播送要人讲演之用。那些参加晚会的俄国人，男的只是脱去那身褴褛的工作服而换上一套比较清洁的常服，女的不过头上多扎二块花布而已。最精彩的节目是集体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余则有一些人独唱等，最后跳交际舞，大家狂欢一番。俄国的革命歌曲，音调高亢，激昂壮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高加索舞也带有尚武的精神。
我们这些远东代表对晚会很有兴趣，常去参加。在晚会中，日本代表是比较出色的，他们集体或个别演唱许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交以博掌声。朝鲜代表也不落后，常唱一些悲壮的革命歌曲或动人的民间情歌。只有我们中国代表毫无表现，既没有跳舞的习惯，又不会集体唱歌。但是，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们热烈的一再催促中国代表表演的呼声掌声中，我们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万分。张秋白平时爱哼几句京腔，于是大家推他出来，要他唱国民党的革命歌曲。他说国民党没有革命歌曲。我们只好要他唱几句京戏，他一时也不知从何唱起。最后，他终于唱了。他一开腔，使我们非常难为情，原来他所唱的竟是那时民间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们在最初一次晚会中，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非促进我们的集体娱乐生活不可。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俄国人，那时正在饥饿的状态下，因而平时所喜爱的户外活动便大大减少。他们过去爱滑雪和溜冰，可是无法得到滑雪与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数人只好做一种俄国乡间的“木城游戏”，竖立许多木桩，用很粗的木棒打去，以倒木桩的多少决胜负。这种游戏非常吃力，是一种取暖的最好办法。不过打多了，肚皮也要发生问题。当时俄国一般卫生状况很不好，医药设备很少。一般人的衣服很少洗涤，往往发生臭味。在伊尔库次克只有一间公共浴室，各机关工作人员要排队登记，轮到了才能洗一次。我在当地住了约两个月，只轮到一次。
伊尔库次克的工会在工人区创设了一个“工人文化宫”。开幕的那一天，特邀我们全体代表去参加。远东局好不容易的借到两辆卡车，将各代表与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密密的装了两车，送到那里。“工人文化宫”是工人区中一所最大最好的建筑，其中有各种的设备，可以供工人阅览书报、下棋、饮茶、听音乐、跳舞、演戏、唱歌等等，按照当时的物质条件，确是费了一番大力量。可是书报很少，各种设备也非常简陋，尤其是在这样高大的一所建筑物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风的设备，因为人多，在极度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炭气，挟杂着俄国式的臭味，令人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和晕眩。从工人们毡靴和皮靴上带进来的雪泥，在室内化成了水浆，到处一片泥泞，仿佛到了菜市场。代表们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觉得有点不舒适，但当时为一种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兴致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我们准备回去时，先用电话催远东局将原来答应接我们回去的卡车派来，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点钟，还是毫无消息。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俄国人提出的办法走回去。每人先将西装裤脚扎起来纳在皮靴的短统内，领口扣紧并用围巾包好，帽子用力往下拉，一直盖着眉毛。约十个人一群，紧紧的互相挽着，从雪地上向前迈进。那时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利如刀剑的寒风带着雪片一阵阵怒吼着朝我们袭击。地上的雪堆，深的地方要埋没半截身子，如果不是大家挽紧，一不小心跌F去，可能很难再爬起来。羲们鼓起精神，勇往直前，约莫走了一个多钟头，居然走了四瓦公里，回到住所。于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大家在门廊边先将双手用力互搓，接连的跳跃几遍，将衣帽上的雪花抖落，再将鼻孔中吊出来的冰凌去掉，将脸孔、鼻梁、耳朵等处都轻轻的用手磨擦；经过这一番的手续后，再走进卧室去。幸好，大家的面目依然，没有冻坏。
当时，苏俄对于“星期六工作日”的办法，是鼓吹得非常热烈的。各机关工作人员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做些额外工作。代表们本来是可以免去的，但为了响应他们的号召，也很热忱的去参加。尤其是中国代表们不愿自居文弱，很想在工作中赛过日本代表或一般俄国人。头两次，我们被派到森林中去搬运木材。那些短节的大木，每节约一百磅重，由一个人抬；长的木料是更加重了，非两个人抬不可。从森林中高低不平的雪地上，一要把这些木材搬运到大路旁边，有些集中搬到河边的码头上，又没有任何工具，所以我们只做了两次，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我曾背着一节大木送往码头，经过冰凝的圆木桥时一下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伤了几处。俄国人看出了我们硬着头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后几次便不要我们搬运木材，将我们分批派到车站附近去担任扫除积雪的轻松工作。我们住久了、生活过得很腻。听说这里要举行苏维埃大会，大家赶着去参观。在一个大剧院里，到了八百多个苏维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这些代表多是四乡来的，穿得破破烂烂；大会主席似乎是个农村工人，一样穿得很破烂。我们到达时，主席正在演说。我问陪我们同去的威金斯基：“他演说得很不错，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说：“是的，这位工人在不久前还不大识字哩！”我说：“何以进步得这样快呢？”他说：“当然要有人指导。这位工人便是施玛斯基所指导的。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受施玛斯基的指导。”从他这句话中，我对于当时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当时苏俄的各项工作，确是由许多工人农人在出头负责。不过，这些工人农人的背后，都是由共产党员在一一指导着的。在伊尔库次克将近两个月，大会的会期仍未确定。我们不懂俄国话，和俄国人往来很少。平时除了准备向大会提供一篇报告外，便无所事事。我准备的一篇报告写得很长，内容着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我从井田制度写起，自周秦历朝以至现代，写了一百多页还未写完。那里既无参考资料，又无人将它翻成俄文，明知写好以后，也等于白费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却藉此消磨了这段枯寂的时间。其他代表的报告写得短，无聊时间自然更多了，只好到处去跑，或找俄国人混混，或与当地的华侨漫谈。
伊尔库次克的华侨散居各处，有少数在机关中当公务员，也有参加军队的，多数则在当地做生意、做工或开洗衣铺。他们多数不满意苏俄政府。
华侨对苏俄政府的不满，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上。俄国经过四年欧战、三年内战，苏俄政府在内战中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来支持战争，组织贫农团，派遣军队到农村中去，类似打劫式的将粮食完全没收。这样的作法当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穷财尽。等到内战完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克伦斯坦暴动之后，苏俄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因此在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反映到伊尔库次克时，一般人民都表示极不信任。新经济政策虽然准许商人做买卖，但商店仍旧家家关门，连理发店也没有恢复。农民虽在农业税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后，还是不肯多种粮食。他们对于政府的纸币尤其不信任。人民之间几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们中有人曾问华侨：“俄国人为甚么对政府这样的不信任呢？”所得到的答覆大致是：“这种政府，如何能信任呢？”过去已经将人民的财产没收了，粮食抢去了，将来还不是一样的要没收，要抢去吗？政府发行了这样多的纸币，一天天跌价，还不是欺骗老百姓么？这个政府，除了会杀人外，还能做些甚么呢？“至于说到苏俄政府中的人员许多贪污腐败的情形，那还是次要的事。
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忱的代表们，经过这两个月的体验之后，心中所发生的问题更加复杂了。大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苏俄将往何处去呢？这样落后的俄国，特别是这样荒凉的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将领导俄国的经济向那一个方向发展呢？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与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么分别呢？第四个问题是：中国与俄国的国情相差这样远，是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做中国革命的借镜呢？这些问题，一时无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这些事的确使代表们的心里受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有人归过于我，说我不善于向别人解释，其实连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
第三章 莫斯科与列宁格勒
一九二一年底，伊尔库次克远东局得到莫斯科方面的电报，指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们得到这项消息，能离开这个住腻了的城市而到赤色首都去观光，当然非常高兴。一九二二年初，一辆专车载送我们西行，虽然仍是普通的旧车厢，可是后面挂了一节施玛斯基专用的花车，使这一列车增光不少。而车中又初次出现了蒙古代表团，他们中有穿着大红袍子的革命王公喇嘛，也有穿着花花绿绿蒙族传统服装的女子。这些人从游牧地带走入新时代，一切生活都要由俄国人指导，与我们这些人言语不通，格格不入。这一列驰骋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专车，真是五光十色，仿佛一个东方民族的陈列馆。沿途所见到一切现象，使我们感觉到与伊尔库次克以东的情形渐渐不同。
沿途各地在内战中的破坏痕迹仍然到处可见，但已稍作整修，车站和工厂的烟囱多数仍依旧没有冒烟，但在克拉斯罗亚尔斯克（Krasnoyarsk）地方看到了一些大煤堆，据说这里的煤矿已开始修复了。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愈往西走愈明显。各车站上的小贩逐渐加多，只是面包、牛奶等食品的价格都是天文数字，而且，他们显然对纸币不感兴趣，所欢迎的乃是物物交易。过了乌拉山以西到达欧俄境内后，这是当时饥荒较严重的区域，车站上到处扁集着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饥民，纷纷向火车上的旅客乞求食物，如果给予一些面包皮屑，便使他们如获至宝。小贩们最希望能从旅客中换到一些盐或一盒火柴，如愿以偿后便喜形于色，叹为奇遇。我们的专车，就在这种饥荒紊乱的现象中，在俄国人的惊奇羡慕眼光中，在沿途各站仪仗队的军乐与敬礼的口令声中，大约走了九天的时间，到达了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莫斯科。
在巍峨雄伟的莫斯科车站，我们受到盛大的欢迎。从国际歌的激昂声调中，我们被拥进了迎宾的大卡车。欢迎的行列是些甚么团体，当时根本来不及注意，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甚么；只能从他们的各种表现上领会主人的一番盛意。只有那位在东方极负盛誉的日本老社会党党魁片山潜所致的欢迎词，予人较深的印象，且因早闻其名，这次见到后就更觉亲切。在莫斯科的招待所中，一切供应都比伊尔库次克好得多，除了三餐有更好的食品外，并有香烟、糖、内衣、毛巾和肥皂等等配给。代表们享受着这种特别优待，几乎不相信当时的莫斯科正在粮食物资极端缺乏的艰苦状态中。
其实，过惯了东方刻苦生活的代表们，对于衣食住行等等的艰苦倒不甚介意，最关心的却是大会将于何时举行及如何举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机会多作考察，可是又苦于无从找到适当的翻译人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与我同时充任学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到俄国已经一年多，俄语虽尚欠流利，但已可应付，他当时患着严重的肺病，住在医院里不能常出来。此外在东方大学肄业的刘少奇、彭述之等八个青年，原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到莫斯科还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华侨中也有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但只能说些“洋泾滨”俄文。即整个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也找不出一个中国语专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身在莫斯科，却无法对于俄国一切情形作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来说，确是感到非常遗憾，譬如当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油印分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文字既不通顺，且有许多不妥当与费解之处；我虽用英译本对照着来读这个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读懂了。
我们这些代表，就象一批半聋半哑的学生，由那些招待人员带领到各处去参观。其实，与其说是我们到各处去参观，倒不如说是让各处的俄国人参观我们。我们似乎已成为最新鲜而富有鼓励性的活动宣传模型，因为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现在莫斯科的公众之前，可以象征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已经有了成绩，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历代帝王的陈迹，莫斯科的革命的及其他的各种博物馆，和革命时代的地下工作纪念处所。至于工厂则多数没有复工，学校的秩序也没安定，当时还不足以成为参观的对象。此外，我们有时坐在大剧院的俄皇御用的包厢中欣赏大场面的歌剧，有时出席各种欢迎会并登台讲演，无不受到群众热烈的欢呼。还有一件事令我感觉到异常亲切，留下永久不忘的印象；那是当时东方大学的八位青年中国朋友，用长时间省俭下来的马铃薯，款待我和其他几位中国代表。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终于在一间不很宽敞的会议厅中开幕了。来自远东各国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听的，远东各国在俄侨民代表和学生，一齐计算在内，约有一百六十余人。由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Zinoviev）宣布开会以后，大会旋即推举列宁、托洛斯基、片山潜、季洛维夫及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发洛夫（Safarov），美、印、匈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和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为主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大会议事日程是：一、由季洛维夫报告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结果；二、各国代表报告；三、由沙发洛夫报告共产主义者对民族和殖民问题的立场以及共产主义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问题；四、宣言。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日，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除按议程进行外，还有苏俄各机构的代表和一些西欧各国共产党代表在会发表演说，致祝词或集体献旗等等，点缀得全场空气颇为热烈。
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施玛斯基偕同共产国际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秘书），邀请张秋白、邓培和我三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经过两次卫兵岗位的查询，由施玛斯基出示通行证件，向之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一座办公大厦的门口。约九点钟时，我们被引到一个小客厅里，施玛斯基这才说明此来是应列宁的约见。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一单的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接着他又询问金奎植有关朝鲜革命运动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语比我们说得较为流利，作了一番相当详细的陈述。列宁也对他表示一番鼓励。继之，列宁与施玛斯基用俄语交谈；我们从旁观察，看出他们的情态十分亲切。据我所知，施玛斯基还是在一九○五年以前见过列宁，此后就再没有会过面了。此次相逢，他们畅谈着别后境况，以及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和这次大会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玛斯基对他的领袖极其尊敬，但也极其自然，而列宁对施玛斯基似也充分流露着友爱神情。这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俄国，再也不易发现了。那时，列宁似患重听，也许由于我们的英语说得太坏，更使他难于听懂。他在谈话时，总是倾斜着头向发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满自信的光芒，全神贯注，一个字也不肯轻易放过。爱芬的翻译如果有一个字不甚恰当，他就和气地加以点明；如果我们说话的意思不够清楚，他也要问个明白，看来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中国问题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团结；不用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张秋白和我都觉得列宁的问话是表示了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向；我们也都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确应从国共两党合作做起但张秋白指出，我向列宁表示“国共两党在合作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的话是易于引起误会的。他认为国共合作绝无困难；如果说有困难或可能发生困难，这无异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尤其是径向列宁表示，会引起他对国民党发生反感。我虽向他解释并无对国民党不信任的意思，我只认为两个不同的政党，要能水乳交融地合作，必须彼此相互努力，克服一些可能发生的困难而已。但他的疑虑仍未破除，后来他将这一点报告孙先生，作为我曾向列宁批评国民党的明证。其实，我的疑虑不特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且当时把我这种根据常理就可以推断的话认为是恶意批评，也未免是节外生枝。
在这次大会中，远东各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合作的声浪很高，一般发言的旨趣都在确立这原则；不过由于准备尚未充分，还未能进一步的作出合作的具体计划。在中国方面，国民党和孙先生所领导的南方政府是具有实力的；它所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也被视为有成功希望。因此，张秋白所代表的国民党在大会中受到各方的重视；国民党一与中共的合作问题更成为注视的焦点。季洛维夫和沙发洛夫在发言中都对国民党提出一些批评和希望。张秋白也以突出的姿态，针对他们的批评为国民党作了一些辩护。这些针锋相对的发言，可以说是大会中较为精彩的场面。
大会的闭幕式在列宁格勒举行。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正兼任列宁格勒区俄共党部书记，因此有意使远东各国代表与列宁格勒的民众发生一些接触。我们从莫斯科坐着用木材作燃料的专车，花了一日一夜的时间，于二月二日才到达列宁格勒，下车后，即赴列宁格勒的大剧院举行大会闭幕式。会场中挤满了约二千群众，首由季洛维夫发表闭幕演说，接着就是列宁格勒的各机关代表纷致祝词；我们这些远东代表也相继发言，表示对大会成功的贺意，和对首先发动革命的列宁格勒市民表示敬意，最后宣读了大会宣言。至此，大会就在如雷的掌声中宣告闭幕。我们在列宁格勒只耽搁了几天，就原车回到莫斯科。我们也曾利用空余的时间，在列宁格勒作了一些走马看花的访问。看来，列宁格勒的粮食问题比莫斯科还要严重，市容也显得萧条，许多工厂都没有开工，商店多数闭门谢客，马路上的行人也十分稀疏。我们参观了俄皇的冬宫，就是克伦斯基政府的所在地，也访向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斯摩罗大厦，这是十月革命时俄共指挥暴动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则是列宁格勒苏维埃和俄共的总办事处。
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开始计划秘密回国。大会的文件不仅没有能译成中文，而且根本不能携带，只好让它留在莫斯科的档案室里了。我们是分批起程回国的，几乎每天要送一些同伴上车归去，我自己则在莫斯科卢克斯旅社住了一个短时间，为的是等候回国的适当时机。
这一段时间，我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要人们有过一些接触，知道了一些他们工作的情况。当时俄共的工作人员似乎特别缺乏，许多工作都堆集在一些要人们身上，因此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每次开会往往因等候一二要人的到场而耽误一两个钟头。有一次共产国际的主席团在卢克斯旅社会议厅开会，我被邀去列席。到了原定开会的时间，德国资格最老的女党员蔡特金和德国共产主义理论家台尔曼、号称“匈牙利列宁”的柏拉昆、日本的片山潜等都陆续到了，会议厅里坐满了人；而担任主席的季洛维夫迄未到来，因而不能开会，大家等得不耐烦，议论纷纭，连那些老头子都说要对迟到的人加以必要的处罚。等了两个多钟头，季洛维夫、布哈林、拉狄克等俄国要人才挟着公事包匆匆赶来。大家也不再提起处罚迟到者的话，赶紧言归正传的开会。在我看来，这样的会议使人在会前就已经感觉疲劳，等到正式开会，自不免匆匆议事，草草了结。托洛斯基的照片是与列宁的照片到处平排挂着的，一般人说话时也将这两位领袖并称。但我所遇到的俄国要人都对列宁特别推崇，对托洛斯基则只就他的特长加以称许，如说托洛斯基有演说天才、赫赫功勋和英雄气概等。我虽几次遇见托洛斯基，但没有机会与他详谈。有一天我见他在马路上停下车来与正在步行的片山潜拉手为礼，两人就杂在包围的人群中畅谈，表现了他那种无所顾忌的平民化的精神。他没有参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会议，我却不只一次听过他的演说，并曾在一次群众会议主席上与他握手互道敬意。他的演说确是娓娓动听的。当时俄国的风气，在要人们演说之后，听众还可以即席提出疑问。有一次在托洛斯基演说之后，一个青年登台发言，说他现在还只十七岁，参加过三年红军，在战争中受过五次枪伤，现在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无人照顾；因而他质问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托洛斯基，对他这一种人的问题，有何办法解决。托洛斯基立即对这位一青年恳切安慰，但对于这种战后的严重问题，似乎也说不出通盘解决的办法。
斯大林当时担任苏俄政府民族委员会委员长，很少人提起他的名字。他虽是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名誉主席，但没有在会场上露过面，我也与他无一面之缘。在开会间，他曾与日本代表有过接触，据说还向日本代表手舞足蹈地大发议论。据一位共产国际的要人说，斯大林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神秘人物，素不参加国际活动，这次与日本代表畅谈，表示他心目中的远东问题的决定性关键是在日本。在莫斯科，各种各样的会议是永远开不完的。这些会议所花的时间也冗长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洛卓夫斯基爱长篇演说，动辄三四小时之
久。少年团总书记席勒虽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摆起要人的架子，动不动就发表冗长的演说。这些长篇演说，除表现苏俄要人们那股宣传鼓动的劲头外，似不易有其他的收获。和我接触较多的沙发洛夫则是个学者型的人物。据威金斯基说，他是俄共党内出色的东方问题专家，曾担任中亚细亚区党政全权代表，其地位恰如在西伯利亚的施玛斯基。但他没有施玛斯基那种官僚气味，很像一个性情古板的教师。他虽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但与我们这些懂马克思主义不多的东方代表交谈起来，总表现出一些不耐烦的神情，有时还要出言讥讽。
那些苏俄要人们看来都是些三山五岳人马，他们多数服装不整，蓬头散发，甚至年轻的人也蓄着很长的胡须，他们不仅生活没有规律，对各项工作也缺乏起码的修养。但他们多数为革命胜利而骄傲，充满了一种自信，以为革命既然胜利了，就不难克服革命后的一切困难。也许这个新兴的政权就是靠这种富有活力的革命精神支持着，能够不顾一切的与饥荒及其他数不清的困难进行奋斗。二月下句，我为避免人们的注意，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购买了一张三等票，搭上直开赤塔的火车。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样，在莫斯科领得了九磅质料很坏的黑面包和一些白搪与茶叶，作为我九天旅程的食粮。这份食粮使我每天都在饥饿中，使我因此患了肠胃病。同时老在耽心万一火车不能在九天之内到达赤塔，将不免有“在陈绝粮”之厄了。幸好，这时铁路交通状况已有改进，火车竟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在赤塔，我住在一所驻着一小队红军的屋子里，等候乘车赴满洲里的适当机会。在这段时间里，我和这些红军士兵们共同生活。这时在赤塔分配粮食的办法比其他的地方有些不同，每个士兵每天也只分得一磅面包（而不是两磅），不过每天可以吃到一次菜汤，每十天还可以一尝肉味，这种生活已经比一般人民好得多。几天后，我便乘车去满洲里，毫无阻碍的通过了中俄边境，转车回到上海，结束了我这四个月的访俄旅行。
第四章 我对这次大会的观感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只是一个宣传性质的会议，它有失败的一面，也有成功的一面。
上面说过，中国代表目击俄国革命后的各种混乱状况，曾表示各种不同程度的不满。代表们原都是向往于俄国革命的，未到俄国以前，对俄国革命都有一种美妙的幻想，而实际观察之后，就都觉得事实远不如理想了。而且这些疑问都是俄国人所不能解释的，除了说他们的革命是胜利了以外，也确实不能有其他的夸耀。
尤其是代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对俄国实况最感不满，他们很注意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所受到的压迫情形。那时莫斯科虽然仍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物，但当局仍对无政府主义者拘禁、杀害，打击不遗余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时候，列宁曾批准暂时释放在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参加殡礼，但事后仍须入狱，这件事可为明证。
俄国的新贵们虽对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寄予颇大的希望，却又把张秋白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俄国的“老布”们看来，是一切罪恶的代名词。代表中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在俄国“老布”们看来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言外颇有不信任的意思。即以我来说，虽是中共的一个创始人，可是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者，至多只能算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的“老布”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虽然也不少，但自命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而“无产阶级”这个名称和一般所谓“阶级”观念是相当神秘的。由这种神秘观念的演化便产生了俄国共产党人的自傲，也形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许多隔阂。
我们这些中国代表基本上多是赞成武装革命的，也佩服俄共组织的健全和革命后的若干措施，但总觉得俄国革命有类于法国革命，过于依赖暴力，与中国的革命传统有些不合。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以“拯民于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等为标榜。中国革命者的观念多在于革命后一反已往的暴政，与民更始，减粮免税，休养生息，以奠太平盛世的始基。而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是无止境的斗争，推翻了这一批人，又反对那一批人。一场斗争和内战未了，那一斗争和内战又继续起来。这使我们很有反感，认为破坏范围既广且深，无穷无尽，总不能算是好事。
这些问题盘踞在我的心中，一时无法解答。我虽保持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态度，也曾充当过俄国革命的卫道者，但自觉说不出为它辩护的强有力的理由。回国以后，我从未发表过有关这方面的讲演或文章，其原因也就在此。同时其他代表回到国内以后，多对俄国情况不说好话，甚至公然发表反对的言论。后来中国职工运动和革命势力发生若干分化，与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对俄国实况发生不良印象这一点大有关系。
虽然如此，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也有它的重大收获。经过这次大会，远东各国的代表与共产国际首脑们的广泛接触，使亚洲革命的理想增加了若干具体的内容。在一般苏俄人民和各国共产党看来，共产国际在远东已展开了实际活动，这无异是一帖兴奋剂，尤其战后欧洲各国共产运动叠遭挫折，一时不易有所作为，苏俄本国也陷于岌岌可危的孤立状态中；如果能发动十亿以上的亚洲人民起来反殖民主义，予各资本主义国家以打击，乃成为扭转共产革命不利形势的一个新希望。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对远东各国的革命究竟发生了甚么影响，我不能一予以确切的说明。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本就继续不断，这是中国遭受外国压迫的自然归趋。不过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爱国心理并不一致，也还有一种盲目排外的顽固心理存在。即一般爱国主义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识上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在反对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气来力争外交上的胜利，并没有发展到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本身。
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对内而不是直接对外，而且极力避免对外。革命人物多以为如果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也以对内为主。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这一点认识，连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宣称是大会的重要阐明。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的要求。经过这次大会，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我觉得在这个新看法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这种理论，我们初时也还弄不请楚；在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我们才真正赞成“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由此出发，多数代表都觉得应该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
“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新观念也在这次大会中形成。中国各政治团体过去也常有为某一活动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实行暂时联盟，但没有觉察到它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任务上建立起一个长期性的联合战线。反帝国主义既被视为中国各政治团体的共同要求，而且须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冀其有成。这个看法的确立，无异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石。
上面所说的这些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一形成具体的决议，有些地方显得模糊不清，各代表也并非毫无保留的予以接受，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代表并非是全权性的，如张秋白即曾表示他不能代表孙中山先生接受约束。虽然如此，这些成就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达到了中国。
我回国以后，曾将这些成就报告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纳。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所发表的时局主张和七月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结果所拟具。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国共合作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上。
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回国以后，对苏俄情况不满表示，使国民党人觉得苏联新政权与当时国民党所领导的广州政府相较，也不过是鲁卫之政，但他对国共合作反帝国主义一点，也作了适当的介绍，使孙先生和他的信徒们更加注意国共合作的问题。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甚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 103

第五篇国共合作的开端
第一章中共开始了实际政治活动
一九二二年三月间，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自然须向中共中央的同志们报告此行经过，又和陈独秀先生作了多次长谈。
陈独秀先生对政治十分敏感，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划一的计划，只有以反帝为共同目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甚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列宁强调国共合作，他深表同意。不过他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
马林在我到达上海之前约两个星期，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据陈独秀先生说，马林由他的老友张继的介绍，偕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底①到达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会后马林颇感满意。他由桂林回到广州，适值香港海员罢工，他目击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他这次赶着回莫斯科去，似为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与国民党人士交往多年的陈独秀先生却觉得马林的看法过于乐观，讥讽他对东方与中国所知不多。
那时中共中央和它的党员们都没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想法，我在莫斯科时没有听见过这种议论，马林离上海前也没有向陈先生提出过这种主张。当时我们所着重讨论的是中国民主革命势力和各派社会主义者能否及如何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我们准备推举德高望重的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派，居于这一联合战线的首席地位，使合作能够有效而持久。我们估计马林在莫斯科所商谈的也无非如此，不会有甚么重大的变动，因此决定不必等马林回来，就采取具体步骤开始进行。
我们首先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我们认为此时举行这个会正合时宜，而且愈义重大。一九二二年初，全国各工会对香港海员罢工曾一致声援，因而使南北各地工人间关系密切，彼此休戚相关之谊正在逐渐增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曾号召各地工会支援这一罢工，也提高了其本身的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先行在工会运动中合作，以为初步尝试，似乎较易办到，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建立各革命党派的民主联合战线，中共必须首先获得代表工人发言的资格。
其次，我们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应同时在广州举行。青年团是中共的另一支柱，团员人数也多于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领导机构。我们觉得确立青年团的纲领，形成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以统一团员的意志与活动，此事刻不容缓，须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完成。
复次，我们预定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上述两个大会举行之后，即继续举行，以确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治任务。至于会议地点，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磨擦之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陈独秀先生和我在广州指导劳动和青年团两个大会的进行，并考察广州的政治情况，研究国共合作的可能发展，再行决定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
上述中共中央这些计划，是它准备大踏步前进的措施，其目的是要将中共的全体党员和它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在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纲上展开活动。这在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共说来，确是一项大胆的尝试。
中共这个幼龄的小团体试图踏上政治舞台，自始脚步就那末快，急奔跃进，任务繁重，斗争艰巨，那有不错误百出，阻碍与挫败俱来之理？
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芦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的东西。当我初次在中共上海区全体党员会议报告莫斯科之行和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战线等问题时，虽没有引起严重争论，但惊奇和疑难都表露出来了。当我遵照中央意旨在同一的会议上第二次提出报告时，曾说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主要议程在确定政纲，此后同志们须加深了解政纲内容，一致遵行，并将进行思想训练和严紧纪律等等。那位自命不凡的学者陈望道就因此愤而退席（后来还因此退出中共），且表示每个中共党员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他的信仰去发表文章和进行工作就足够了，根本不必主张一致和思想训练。沈雁冰和施存统也对陈望道的意见表示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次会议也就无结果而散。
我们中没有人设想共产主义会很快在中国实现，不少人相信中共如能多有几年准备时间，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壮大自己，它所从事的革命就易于获致水到渠成的圆满结果。他们往往要说：那种急求速效的作法是不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或者说上几句欲速则不达等类的老话。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有点急不及待，总想在反帝天秤上加上一些中国革命的法码。甚至有人讥讽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不过是想很快求得一官半职。李达因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终于退出中共，就与上述这些观点大有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中的少数活动人物又参预了一些政治活动，有是有非，急待调整。如在北京的李大钊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乃至一部分直系军人以及研究系分子常有往还，不但维持友谊，甚至参预某一种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活动，如好人政府运动等。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政治上与陈炯明甚为接近，而林伯渠则支持孙中山先生反对陈炯明的派系倾向。在湖南的毛泽东，热衷于联省自治运动等等。要划一这些政治步骤也很费力。
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更是纠纷之源，闹得天翻地覆。
我本人在这幕剧开始时，就栽了个大跟斗。我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就因在西湖会议上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由中共的正统派要人降为反对派的首脑。机会主义者、反共产国际和右派等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头上。这事的确是我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关键。此后我曾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内部的团结一致，服从多数而尽力执行国共合作这一政策；但我总是难以压抑自己反对这一政策的主张。有时觉得矛盾，有时觉得苦恼，找的人生观和革命观就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起了变化。现在我追述这些往事，心情还是异常激动，不易平息。但我总是自我约制，认为不激动才能多理解，不必向人申诉，不应自我夸耀，也用不着叹惜和后悔，更不可颠倒是非。我只想根据事实，提供一些线索，以便人们去研究这一段的历史。
① 据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事年表（载《革命文献》第八辑，一八六页，台北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民国四十四年中央文物供应社版）记载，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桂林。
第二章 在广州的会议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一这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并负责召集的。负书记部总部主任责任的我，因而为这件事忙碌起来。一九二二年四月初，中共中央即通告各地组织，阐明这次大会的意义；并要求中共各地区委员会协助各工会选派代表出席。同时，又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直接与各地工会通讯，征求它们的同意。
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到一些主要工会的响应后，乃于四月十二日向全国各地劳工团体，发出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正式通知。原文如下：
“一、开会宗旨：甲，纪念五一节。乙，联络全国工界感情。丙，讨论改良生活问恶。丁，各代表提议事项。
二、每工团派代表一人。
三、时间：自五月一日起，开会五天。
四、地址：广州。
五、川资由各工团自备。在广州之膳宿费，由书记部供给。上海招待处设于英租界北成都路十九号（按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所在地）。“
当时，书记部并未对这次大会的举行作煽动性的宣传，即开会通知亦出之以平淡的措词；主要原因是在避免引起北京政府对各地工会的阻挠。
这次大会的召开，显然是以职工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其背景的。一九二二年是中国职工运动高涨的一年。一般工人在意识上是日渐左倾了，各地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成长起来，罢工事件也随着显著增加。在这次大会以前，曾发生著名的香港海员罢工，在这次大会以后，罢工的浪潮更为汹涌。直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因遭受武力压迫而告失败。中国职工运动的第一次罢工浪潮才暂告低落。
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海员罢工是那时职工运动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
中国近代工会运动由海员领先，不是偶然的。一般海员往来于世界各港口，首先受到各国职工运动的影响。再则有一部分海员早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更是海员工会能够较早形成的直接原因。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先生讨袁失败后逃往日本，即在横滨领导一部分中国海员组织了一个“侨海联义社”。一九一四年又成立了一个“海员公益社”。后来，总社移设于香港，改名为“海员慈善社”。当时孙中山先生重视海员组织，其目的是侧重于海员能为革命运动做运输军火和传递消息的工作。
一九二○年，香港海员因反对包工制和失业的威胁，发生了组织海员工会的需要。原来海员都是按帮口或同乡关系，分别寄居在香港各行船馆里；这次就以这些行船馆为单位，联合组织了一个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按法定手续，呈请广州政府和香港政府注册；在获得准许后，乃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八日正式成立了一个“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个名称是由孙中山先生代拟的，招牌也是孙中山先生亲题的。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员开始罢工，就是由这个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所领导，罢工命令也是由它发布的。罢工的目的是反抗压迫和要求加薪。由一些在英国轮船上的海员开始，逐渐扩大，后来所有在香港的轮船，不分国籍，都卷入了这次罢工的漩涡。到二月中旬，参加罢工的轮船达一百六十六艘。罢工人数，除海员外，还有码头运愉工人的同情罢工，合计约有三万余人。
香港政府于二月一日封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向印度、菲津宾、上海等地招募新工来代替罢工工人，但、并未能阻止工潮。
罢工后，不少海员陆续返回广州，表示不愿属服的意向；他们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援。国民党所领导的广东总工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等组织，热烈地招待他们，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广东省政府也在经济上支援他们。各民众团体和舆论机关都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大为高涨，同时也使那位过境客马林为之兴奋万状。
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是最先表示支持海员罢工的，它所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更为支持罢工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原来中国的海员中主要有广东、宁波两帮，这次罢工多系广东籍的海员。在上海的书记部总部就在宁波帮海员中展开活动，要他们与广东帮的海员采一致行动。结果，使香港各轮船公司在上海征募新海员去代替罢工者的计划归于失败。我们还在全国各地工人中寡集一笔可观的款项，作为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在火车上大张“支援香港海员罢工”的旗帜，极具宣传效果；各地工会纷纷函电汇款慰问罢工海员，声势显得相当浩大。这些情形不但使罢工的海员感到兴奋，并且促成了全国工人团结的倾向。
三月四日，当大批罢工工人由香港列队步行回广州到达沙田时，为英军所阻击，因而发生沙田惨案①，这一惨案无异火上加油，罢工者的愤怒固毋待言；且激起了中国人反英的民族情绪。香港当局鉴于事态严重，乃表示让步。三月六日，宣布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启封，释放被捕的工人，应允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并优恤沙田死难工人。于是，罢工乃于三月八日宣告结束。这种由于工人本身奋斗所获得的胜利，对于职工运动的发展自然是一帖有力的兴奋剂。
国民党人士是较早从事职工运动的。南方政府所在地的广州及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带的工会主要都由他们领导。不过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多保有行会色彩，有些甚至劳资不分地混合组织在一起，而且会与会之间也极少联系。为了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广州各工会也左倾起来了，觉得有组织广东总工会的必要，并热诚与其他各地的工会实行合作。
湖南劳工会是别树一帜的。它的领导人受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以工人独立从事经济斗争为标榜。在实际斗争中，曾一度与中共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华盛顿会议举行时，它发动过一次劳动群众示威大游行，提出“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军阀及其走狗”等口号。这种举动显然与中共的活动相配合，也与该会派王光辉为代表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事互相关连。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长沙华实纱厂工人为要求加薪而罢工，也是由它所领导的。湖南省长赵恒惕用武力将湖南劳工会解散，并捕杀其领袖黄爱、庞人铨。这件事曾引起全国劳工界巨大抗议，多少改变了湖南劳工会那种独行其是的旧有观念。
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自从我在长辛店开始工作以后，到一九二二年五一前，已有二十六个主要车站建立了俱乐部、工人学校和分工会等初步组织；除东三省外，工人组织遍及各路。京汉路、京绥路、泷海路和粤汉路的武长段等都曾发生多次局部性的罢工。这些铁路工会的组织及其斗争方式都是较近代化的。
中共在上海这个重要工业城市竭力扩大它的职工运动的阵地。它一反过去的那些“招牌工会”之所为，直接深入到各工厂里面去展开活动，而且在一些纱厂、机器厂、印刷厂、烟草厂等工人中建立了工会的组织。它领导过较大规模的纱厂罢工，和长江流域的轮船工人罢工等。它在武汉等城市和开滦、安源等重要矿区，展开在工人中的活动，开始形成各业工会的组织。即在广州和香港工人中，由于它的积极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它的声望也在急剧的增加。在这种全国职工运动趋于团结的形势中，国民党的势力不仅偏处广州一隅；而且它也未适时采取积极的领导步骤。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那种不注重组织，孤立的领导工人从事经济斗争的做法，在这一运动浪潮高涨的时候，特别显得不合时宜。中共和它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却能把握住这一客观形势，实际组织这一次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由此，中共确立了它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这对于中共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举行，主要是为建立一个全国工会的统一组织。这不仅要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才能办到，同时工会组织的本身也有甚多实际问题急待解决。陈独秀先生和我乃于四月底赶到了广州，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
我们到达广州后，首先召集了一次中共广州支部的会议。陈独秀先生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了劳动和青年两大会的重要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原系老同盟会会员，一九二一年为陈独秀先生所邀请而参加中共的林伯渠②，发言支持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北伐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其他同志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多数人的发言则对孙中山先生颇有批评，他们大致支持陈炯明；认为孙、陈不和是由于陈受到孙先生左右的排挤。他们赞扬陈炯明同情社会主义，曾以省政府名义竭力支持香港海员罢工等等。
由于上述这些同志对国民党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次会议在国共合作一点上并未达到确切的结论。以前陈独秀先生在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时，与陈炯明相处无间，此次自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他在做结论的时候，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他指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应避免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使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这次会议就接纳了他的这种提议，因而对国共两党合作这一点，并未与国民党方面恳切商谈。
当时孙、陈冲突已经过长期酝酿，到达了紧张的阶段。一九二○年十一月，孙先生由上海回到广州，翌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并于五月五日就职，正式成立另一中华民国政府。六月间平定了广西，形成西南对杭北京政府的局面。当时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的军事领袖虽宣布不服从北京政府，却标傍联省自治，并不与孙先生的北伐主张相一致。在这个时候，孙、陈间的意见分歧也就显露出来了。孙先生主张以广东作革命根据地，实行北伐。陈炯明则企图盘踞广州以自保。后来，陈炯明并进而主张联省自治、分省建设，显然更与孙的主张背道而驰了。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市工人群众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以后，按期于是日下午揭幕。到会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一十几个工会。这工会的会员总数约计二十万人。代表以来自广东、香港两地的占多数；其中比较出色的人物有：广东机器总会会长黄焕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邓中夏，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香港海员工会正副会长陈炳生和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会长朱宝廷，京奉铁路工会会长邓培，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史文彬等。从党派关系来说，以国民党人占多数，共产党人次之，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二人参加。那天，我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开会，报告召集大会的经过以后，即提议推举主席团主持会议。大会推举黄焕廷、林伟民、谭平山、邓培、谢英伯等五人为主席团③，由于广东与外省言语的隔阂，能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谭平山始终执行着主席的职务。谭的成名，便是从这次的表现开始的。
全国劳动大会假广东机器总会举行。
那时广东机器总会对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虽表示赞助，但未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于是劳动大会的领导权便落到共产党的手里。谭平山以主席的身份公开主持大会的进行，更是大出风头。我则为避免刺激国民党工运人物的情绪，退居幕后，但大会的种种决议多半是由我拟定的。
一般说来，劳动大会的进行相当顺利，成绩也很显著。大会通过了中共党员所提议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政治口号，作为工人参加民主革命的基本方针。对于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要求劳动立法以保障劳工利益”等案。此外，又通过了“工会组织方案”，反对“行会”，“帮会”原有陋习对工人组织的影响．主张工人应按照工厂和企业，全体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形成全国产业性质和职业性质的工会。同时，每一省区和重要城市的各种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各省和重要城市的总工会；再由全国性质的各业总工会和各地区的总工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总工会。
这次大会认为全国工会组织还不算普遍，组织全国总工会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没有组成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为全国各地工会的总通讯处；并负责召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这一决议标志着中共在全国工运中开始获得了领导地位。
在劳动大会以外，各地工会代表的活动也非常积极。当时广州市国民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对于劳动大会的举行极表欢迎，纷纷举行联欢大会。
劳动大会曾邀请孙中山先生往会讲演，但他婉词谢绝了。在大会将告结束之际，我曾率领外省工会代表，到观音山总统府去谒见他。他听了我们关于大会进行情形的报告后，除表示欣慰外，只说大会的成绩很好，希望能切实执行决议等。我从他的神情上观察，似有重要的事情急待处理；果然，第二天（五月六日）他就到韶关去处理军事问题了。
香港海员工会经过上次罢工的锻炼，虽同系国民党所领导，与广东机器总会比较起来却大不相同。它显得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急途的年青工会。它的代表也与各地工会的代表相处得很融洽。香港其他的工会代表也很少像广州工会代表那种老爷的派头。他们以海员工会为首，联合邀请外省各工会代表，到香港去与各工会举行联欢。大会闭幕后，我和各省的代表约三十余人到了香港。
首先我们参加了海员工会所举行的盛大的欢迎筵会，香港各工团代表出席者在五百人以上，会场内外扎着鲜花缤纷的彩牌，在一片爆竹声后，各工会代表相继向我们致欢迎词。我们也相继发表答谢的演说。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员的苏兆征那时担任海员工会的总务主任，表现得十分活跃，招待我们尤其周到。此后，各工团联合举行的欢宴大会，情况也同样热烈。
在这些联欢会中，“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高唱入云，事实上也大大增加了香港工人与国内工人的联系。前此，各工会多半受到国民党的影响，中共在香港工人中那时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就由这次我们访问香港开始，中共的影响初步到达了香港和海外。后来，海员工会也逐渐转到了共产党手中；所以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始终能由共产党人主持。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按预定计划结束了。另一个中共所领导的会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开始（大约是五月五日马克思的生辰那天开幕的）。这年四月廿六日上演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到五月三日，奉军在西路战败，退往关外，直系获得了胜利。为了应付北京政局的变化，我和各工会代表在香港只盘桓了三天，即分别逗行返港。陈独秀先生则仍留在广州，指导青年团大会的工作。
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也是中共的预备队。中共的方针是不愿青年团成为与它分庭抗礼的第二党，要求它能完全遵照中共的领导来进行工作。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即采取过一些步骤，调整青年团的工作，淘汰一些不稳定的分子；形成了各地区的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定名为干事会。各主要地区的青年团干事会（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于一九二二年初还创办了青年刊物。一九二二年三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干事会为了对杭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于四月四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世界大会这件事，发动北京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表宣言。后来，这个同盟又扩大成为反宗教大同盟，分支组织遍于全国各地。在这一反宗教运动中，各地基督教学校曾发生一些开除学生的事件，这就给予青年团学生鼓动的机会，更使这一运动趋于激昂。
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已有了十七个单位。即北京、天津、济南、太原、西安、开封、上海、杭州、南京、芜湖、南昌、武汉、长沙、重庆、成都、广州、福州等地区的组织。这些地区组织的团员人数，多的有二百余人，少的仅十余人；合计起来，总数约两千人。
这次有十五个单位派代表出席大会，其中主要的人物为：施存统、高尚德、恽代英、刘昌群等。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团纲和团章两个议案。团纲的要点是：一、政治主张方面：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的武力专政，力争工农的普选权，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等等。二、经济斗争方面。维护青年工人利益，改善童工女工生活，十八岁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六小时，工资平等，禁止雇用十二岁以下的童工，争取每周连续休假三十六小时，废除学徒制，禁止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担任繁重而有危险性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应给假二月，工资照给，改良工厂卫生设备等等。三、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在各地设立青年工人俱乐部，举办讲演会，出版通俗的青年刊物宣传共产主义，在青年农民和一般失学青年中进行补习教育和政治教育等等。
团章的要点是：（一）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的青年，接受团纲团章，并愿为团服务者，得按规定手续加入青年团为团员；（二）基层组织为小组，设书记一人负责，各地区组织设地区委员会，全国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三）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书记处、经济部、宣传部等；（四）确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五）规定团员须遵守纪律，无故不出席小组会或三月不缴纳团费者，即受除名处分等等。
这次大会并选举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被选为中央书记。后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回到上海，便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构。同时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决定。青年团正式承认受中共的领导，中共中央派代表一人参加青年团中央的会议，随时予以政策上的指导。青年团中央亦经常派代表一人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陈述青年团方面的意见。青年团各地区委员会亦以同样方式接受中共同级地区委员会的指导。
当时一般同志多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仍应是一个较广泛的青年组织，所以应当仍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原有名称。到了一九二五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因共产主义教育已有相当成绩，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经过这次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有了确定的政治主张，并规划了注重青年工作的特定工作范围。此后，它在青年中的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今日注重学习的作风，也就是由那时青年团开其端。但青年团与中共的工作往往纠缠在一起，一般党员与团员也常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因而青年团总不免有些与中共发生互相竞争的第二党的倾向。这样，保持青年团独立性和反对第二党倾向两个对立的意见，就成为以后青年团会议的讨论焦点。
陈独秀先生经常参加了这次青年团的大会，一切规范也多出自他的手笔。当我在离开广州以前，我们鉴于广州局势的严重，觉得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他在青年团大会结束后，曾应陈炯明之邀，偕同陈公博等前往惠州与之晤谈。陈先生此举的用意似乎是企图从旁劝说孙、陈之间避免火并。但这种活动为时已晚了。他觉得事不可为，很快的率同其他青年团的代表返回上海。
① 据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上海《申报》载．三月四日罢工工人两千余人准备步行回广州，行至九龙附近沙田时，遭英军开枪限击，死工人三人，伤八人。
② 一九一六年我在上海与国民党人士交往时，即与林伯渠相识。也是湖南的一位国民党要人，为孙中山先生的嫡系。他的胞兄林修梅曾任谭延闿部师长，他本人则和谭延闿竞争湖南地盘的程潜相友善。这次我们会面，他虽已加入中共，但支持孙先生的热诚，往往超过一般纯正的国民党员。
③ 关于主席团人选问题，据邓中夏说：“主席团名单是共产党拟定而由一建筑工会的代表提出。这名单之中，共产党为了联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内。就中有谢英伯的名字。谢英伯隶属国民党，为一无聊政客，但此时他为广州互助总社社长．该社确已包括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举为主席团之一，确也应当。可是就因谢英伯的问题引起很大的纠纷，特别是无政府党人，那时反对在朝的国民党，更反对政客式的谢英伯……”（见邓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六九—七○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中共原拟定的主席团人选，其中黄、林、谢三人系国民党籍，邓、谭则系中共党员，谢英伯遭受反对后，这一争论就以不了了之的办法搁置下来了，实际上就由谭平山一人执行主席的任务。
第三章 从联合战线到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先生和我于五月中旬分途回到上海，即面临着北方政局的变化。奉系势力被驱逐到山海关外，直系完全掌握了北京政权。
这个时期，中国的形势的确有些使人乐观的征象。华盛顿会议主要虽是解决英、美、日等列强在太平洋区域的冲突及限制军备；但其决议案也规定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协议改善关税制度暨治外法权等。当时一般人多抱乐观，认为华盛顿会议开辟了减轻外力侵凌的途径。奉系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日本在华势力受到实际的打击，代之而起的是反日爱国的军人吴佩孚等。他们觉得循此发展，可以扭转第一次欧战以来日本灭亡中国的趋势。
因此，北京的一般名流学者如胡适等对吴佩孚寄予厚望，希望由此励精图治。他们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好人政府”的主张，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财政公开，尊重国会，制定宪法，实行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等措施。
这年六月初，北京政局的变化表面化了。六月二日徐世昌通电下野，黎元洪主张以废督裁兵为其复职的条件；尤以好人政府的宣传，获得一般舆论的支持。李大钊先生致函我们，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发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这就使中共中央觉得应根据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制定的方针，联系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从速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当中共中央讨论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华盛顿会议决不能开辟一条改善中国国际地位的道路；外力始终是在阻碍中国的进步；日本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代之而起的仍是列强共同宰治中国的局面；废督裁兵是不能的，军阀战争和军阀统治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上海的一般同志对好人政府一致讥讽，这也许是上海的环境使人易于看出北京的黑暗面。当我们将这一问题提交上海全体同志会议讨论时，到会者多采取激进的态度，要求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即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并推陈独秀先生起草。当时中共还没有共同起草一个文件的习惯，陈先生在会议上即曾表示他所草拟的这项文件完成之后，欢迎所有同志不客气的修改，使之成为一个集体作品。
陈先生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它指出了国民党过去因妥协倾向而失败的种种经过，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并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提出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现在看来，这个文件是富于中国情调的。
这个被题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主张》的文件，具体地说明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这个文件于六月十日通过之后，我即于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与李大钊等同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我携带了一卷中共对时局主张的印刷品，交给李先生，向他说明原委并与之商讨。他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孚都受到排挤，那里说得上废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 112
当李先生与他的那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们在一个会议上会面的时候，将我交给他的印刷品分送给这些朋友们。当时即有人说到仲甫（陈独秀的号）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在唱反调；但有些人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觉得好人政府将难收效，仲甫的主张不能说是无见地。李先生将上述这类反应欣慰地告诉了我，并说他曾向他们指出：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因而才特别分送给大家看，希望获得谅解。这样，中共的主张开始在他们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从此对中共表示同情，也有些人从此与中共分手了。
在北京全体党员的会议上，我报告中央慎重发布这一对时局主张的意义，到会者都表示拥护。一般较年青的同志更是特别左倾，他们对好人政府不寄予任何希冀，而且认为中共中央的态度还是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革命的，中共应自为主体，放手大干。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场，在北方群众中进行宣传，以期打破一切依据现实企图改良的幻想。同时这次会议也决定了利用目前北京较自由的空气，要求劳动立法，废除治安警察法，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活动的具体办法。后来，北方同志们的这些活动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我在北京耽搁了约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党章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
恰好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被法国驱逐回国。他们两夫妇受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而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曾受到法国政府的压迫，又与主持当时勤工俭学事宜的李石曾、吴稚晖等发生过争吵，因而满怀愤恨，准备回国来大干特干一番。刘少奇、袁达时、陈为人等留俄学生也在这时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们受过共产国际的相当锻炼，都准备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一显身手。
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虽一致赞成，但也觉得有些不满足的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来。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
他们在国外的时候，总以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虎有生气，那知回国一看，事实上却是相当松懈。他们对于党员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的一点最感苦恼；开始强调我所主张过的统一意志和思想训练的重要。他们觉得我所主持的工人运动比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尤其是政治活动，要向工人运动看齐。
陈独秀先生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他表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①，使会期展延了几天。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当时中共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个人。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慧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这次大会首先听取中共中央的报告。陈独秀先生报告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所发表的政治主张；我报告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形；施存统报告第一次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等的决定。大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这些报告，决议追认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发表的时局的主张，以及劳动、青年两次大会的决议案等。我们鉴于上海环境的限制，决定人数众多的大会不必经常举行，以免遭受麻烦。大会旋即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我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侠起草完毕后，再召开大会讨论通过，并选举新的中央。
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人。他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连续开了好几次会议，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大会停顿了约一个星期，又再度举行，通过了我们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选举新的中央的时候，大会仍认为只要三个委员就够了。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对六月十日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这文件列举中国受列强侵略的情形，较之第一个文件加重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在中国内部状况上，它仍说到反封建制度，但没有重复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这类的语句。它模糊的说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中间性，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这个宣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
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事实上力求它的党员政治态度的一致，这就引起了党内的斗争。当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时时候，我们曾将这个印刷品分送给孙中山先生及一些国民党要人，并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的联合战线能早日实现。
六月十六日，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军队围攻孙中山总统府的事件。陈独秀先生当即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
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并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为了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便向国民党方面作进一步的表示，请孙中山先生出面召集各派革命势力的联席会议，并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其与孙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将更积极的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于广东方面个别中共同志支持陈炯明那种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中共中央再致函广州支部委员会，严厉指责他们对陈炯明的态度的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结果，由于这些同志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谭植棠卒被除名，陈公博则在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也退出了中共，谭平山遭受谴责后暂时离开了广州书记的职务。
从中共中央贯彻它的政治主张，执行政治纪律这个角度看来，这件事十分重要。但这也使陈独秀先生感觉苦恼。他有一种家长观念，现在这个共产家庭里发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使他伤感。而且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因而不得不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这就使他不无挥泪斩马谡的心情。
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了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在一次我们与马林的会议上，他说明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无人赞成他的主张。
不待说，马林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贯彻他的主张。所谓党内小组织问题，恰恰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那另行召集一次中央特别会议的主张得以实现。
原来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的参考。我所主持的一个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大会闭幕以后，这个小组仍照常举行会议，以讨论劳工问题为主，但因政治是到会者最感兴趣的问题，自也不免涉及。
当我们与马林争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尚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在谈论这一问题；因事来看我的张太雷这次也参加了这一小组会。在商谈一些有关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之后，刘少奇、袁达时等提到党内讨论政治问题太少，党员不免涣散隔膜，要求仍照大会开会时的情形，每次都讨论一些政治何题。接着就有些同志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这使张太雷听了颇为不快。而那些从俄、法回国的同志们，也有点不满张太雷追随马林主张的意向，似不免特别加重反对的语气，含有故意向他示威的意思。
张太雷旋即将我们这个小组开会的情形报告了陈独秀先生，并向陈先生指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仍在少数中央委员与马林秘密商谈中，为何一般同志都知道了？中央尚未决定的政策，即在小组会上讨论，未免有建立另一中心之嫌，也可以说是党内发生了小组织的倾向。陈独秀先生听了张太雷的报告，一时颇为生气。
但当我为这件事去见陈先生的时候，陈独秀先生没有等我说明，就表示这并无不合之处，值不得再提。他还笑着说，他自己就曾向参加我们的小组的某几个同志，谈论过加入国民党要打手模、宣誓服从孙中山先生，中共党员如果加入国民党，也要履行这种手续，如何能与联合战线的策略，混为一谈。因此，他认为并不是我泄漏机乞动员同志们反对马林，也许是他们听了他这种议论，知道了这事，因关心而自动谈论起来。他说当张太雷向他提到这个问题时，一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表示将再向张太雷解释，以免发生是非。
马林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借题发挥。他约我单独晤谈，并慎重其事的表示，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我曾竭力劝他尊重陈独秀先生，现在证明是完全对的，因而他很感激。但我现在的作为却有意无意地有些反陈独秀的倾向，所以他也同样的劝告我。我否认他这种看法。他说到党内因确定政治立场，针对陈公博这类人在作斗争，此外，中共党员中在工作上也有积极与否之分，无形中我被视为积极工作分子的代表，而陈独秀在某些方面却不是的。这件事终于引起了意见纷歧的感觉，陈先生虽然收回了他原来对张太雷所说的话，但当张太雷一提起党内小组织问题时，他就动了感情，这点可为意见纷歧的明证。他表示他并非因参加小组的同志反对加入国民党，而有所疑虑；但希望我不再反对举行另一次中央特别会议，因为他认为这对党的对外政策的决定和消除内部意见，都是有必要的。
李大钊先生也正在这个时候到达了上海。中共中央的负责人认为他和马林都没有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现在马林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家正好从长计议。因而中共中央便决定在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
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妥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和我共七人。这次为时两天的会议，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虽没有通过甚么修正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
接着，马林从袋中取出一份关于小组织问题的决议文，宣告党内现在并无小组织之存在，但有过这种倾向，这虽出自爱党的善意，也是不应有的，将来更不应有。这份决议文的突然提出，使会场的气氛突然为之严重。大家沉默了一会，陈独秀先生表现出惊异与馗尬的神情，显然他在事前并未看到这个文件，也没有想到马林竟撇开他而直接提出。蔡和森表示，根本无此决议的必要。他指出党内合法的小组会议讨论党内当前的政治问题，即使对中央尚未决定的政策表示了一些反对意见，也不能认为是小组织的倾向，如果这样认定的话将是压抑党内民主讨论的自由。和我们同持反对意见的高尚德，此时更愤而指斥马林是施展压抑反对意见的手腕。
这就使马林沉不住气，转而向我施其压力。他声色俱厉的表示：从蔡、高两同志的发言看来，证明党内一些年轻初参加中央工作的同志，确有一种左倾反对派的倾向；这是要由我负责的，至少我没有帮着纠正这种倾向。他希望我让这个决议顺利通过，但以后可不再提起这件事。我强行压抑内心的愤怒，起而声明，我反对党内有任何小组织的倾向，认为并无这种倾向存在，因而不赞成有这个决议。我开始指斥马林的发言是无礼而且荒谬的。
李大钊先生没有等我说完，便劝阻我继续说下去。他颂扬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换意见，达成了对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协议，彼此忍让的和谐精神十分可贵；他说不妨让这个决议存在，以作为将来的殷鉴。他声言他不相信我有甚么小组织的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对我并无不信任的心理等等。陈独秀先生也重申他不相信我有小组织的倾向，但认为这个抽象的决议既已提出来了，就让它摆在那里好了。结果，由于当时中共内部不愿争执的气氛，和中国人爱尊重对方面子的固有涵养，这决议并没有依照我的主张予以否决；而以“摆在那里”的含混语而获得存案。马林似鉴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对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也就不再多说了。
这种所谓小组织问题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纠缠在一起，曾使中共党内后来发生不少的风波。这也是国际共产党中那一套借故压抑反对者的党内斗争办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事实上，陈独秀先生和我以后虽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因这个决议没有被否决，彼此心中都有些不痛快，在我们的纯洁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阴影。
马林施展了全身解数，才使他的主张获得勉强通过；是他的胜利，也是他的失败。我们以后虽仍照旧保持着工作上的往来，但他对我的谈吐似已加上一层戒备。在我这方面，的确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许自以为具有足够的权威来仲裁中共内部的一切，因而贸然提出这个小组织的决议；结果，并不能如他所预期的获得支持，反给人以挑拨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使我失去将他当作老前辈的敬意。我从此认为他在不择手段地打击我这个反对者，而且怀疑他主张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并且凭借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决议，向莫斯科作些歪曲的报告，来中伤他的反对者。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们后来终于破裂的伏线。
这点，当时陈独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触，因而他在所谓小组织问题讨论结束以后，立即起而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关系；选派我为中央代表，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传达中央历次会议的决定，以期获得兰致的支持，并指导各地党务和职工运动的进行。他并且表示，这是对我的完全信赖。所有的到会者都赞成他的提议，他们心目中认为这次的争执可用这个办法获得一些弥补。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单方面的决定，还是不能实现的。当时孙先生和国民党正也有此需要，才使这一政策很快的见诸实行。
孙先生在中国近代政局的演变中。始终是个失意者。列强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够友善。欧战后，他曾草拟实业计划，提出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并利用列强力量来开发中国富源的主张，遭受到列强当局的冷视。华盛顿会议时，列强也未接纳他单独派遣代表的建议。同时，孙先生反秘密派遣张秋白为出席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代表。
尤其在内政问题上，孙先生一直在与环绕他四周的政敌，作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斗争，叠遭挫折。孙先生一直企图获得列强的谅解与支持，而外力却总是支持他的敌对方面。他的亲俄固由于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为事势所逼成的。
一九二一年底，马林赴桂林与他晤谈时，他们之间很快的找着了一些共同点。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增进了孙先生对于苏俄的谅解。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似也获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谅解。
在西湖会议时，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孙先生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他从未向我和其他的中共负责人详细说过他与孙先生会谈的经过。当时，我们根据与孙先生接触的经验，相信他这种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很可能还是出于孙先生的主动。
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甚么。他在我们没有组织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人的朋友们说过，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有同样的解释，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大圈子外面。
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个加入国民党的办法用不着马林吹嘘奔走，孙先生就会自动提出的。如果这一点确是由孙先生提出，马林自然会觉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时候，即曾指导印尼的社会主义者，参加领导反荷兰殖民统治的宗教政治混合为一的“回教联盟”。再者，马林当时如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允许，是不会贸然自作主张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孙先生这种意向之后，就赶回莫斯科去请示。后来，我从威金斯基等人的口中，知道马林回去后提出这个建议，并为共产国际所接纳。不过当时采用这个建议的详细办法和解释，还未十分确定罢了。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当时孙先生的处境十分恶劣，陈炯明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且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调子。北方的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国民党分子背离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四一十九人联名通电请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
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孙先生离开困处广州白鹅潭的永丰舰，于十三日到达上海，这正是西湖会议后五天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孙先生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我在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以前，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去执行任务。我们在西湖会议上对加入国民党一点，虽有过严重的争执；但一经决定，就一致严格执行。我向北京、武汉、长沙这三个重要的中共地委会所召集的会议中，报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西脚会议的谅解；所有曾经有过争执之点，都避而不谈。因而很顺利的得到各地同志对于中央决定的支持；并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开始建立与国民党人的合作关系。
九月初，我回到上海。陈独秀先生即告知他们加入国民党的经过，并说他们曾告诉孙先生，我也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本应一同办理入党手续，现因事他往，只好将来再行补办。孙先生向他表示，一俟我回到上海，他会欢迎我加入国民党。因为张继担任我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的角色，陈先生邀我一同先去看他。我们向张继说明来意之后，他表示孙先生欢迎我入党，他要去向孙先生报告，请他约定二个时间，亲自主盟。我旋即向他们说到，共产党员第一次入党，由孙先生亲自主盟是很好的。现在我来补行这个手续，就可以由溥泉（张继的号）先生主盟，由陈先生作介绍人。如有事商谈，改天我当专程去拜会孙先生。陈先生赞成我这种说法，张继谦虚了一阵之后，也就很高兴地照做了。于是在张继的客厅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我举起右手宣读的入党词，已不是甚么服从孙中山先生，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读之后，是我们共同签名，而不是打手模了。
张继先生当时笑容满面，说要将我这张入党书立即交给孙先生，又畅谈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和与苏俄的关系以及国共合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等问题。他尤其兴奋的是所有中共负责人都由于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这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这位先生后来虽变成了著名的反共者，但那天的一幕，却象征了国共水乳交融的初期情景。
① 李大钊当我到北京面邀时，曾允如期参加。但卒因事未能赶到。毛泽东据他自己在自传中（第三十三页，史诺笔录，方霖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版）说，是因为忘记了开会地址，致未出席。至于广州代表则因陈炯明事变所造成的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所以也没有赶来。
第四章 孙中山与越飞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这一事实，使这两党人士意识到革命运动的一个新动向。联俄使中国革命能得到苏俄的支持，更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健问题。但孙中山先生似并不以为国民党改组和少数共产党人的加入国民党，会很快的带来甚么奇迹；他主要是在图谋恢复他在广东的地盘，设想到将来如得到苏俄的实际支持，或许不会如过去的动辄遭受挫折。可以说，国共合作解决了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矛盾。孙中山先生经过越飞与苏俄建立关系，又大大促进了国共的合作。所以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联俄三个新动向同时并进的酝酿发展时期。
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任为驻北京的外交代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到达北京。我在西湖会议后，衔着中共中央的使命北上，先他一两天到达。在马林回国以后，驻北京的苏俄代表团留有一个代办，常与李大钊先生保持接触。当时，苏俄的外交代表似不愿与闻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事；因此，这个代办与李大钊先生的来往表面上属于社交性质。这个代办曾与我有一面之识，他急于办交代，因李大钊先生已赴沪，故为我安排好与越飞会面的时间。
在越飞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即如约到苏俄代表团办公处与他会晤，由那位代办翻译。初来的越飞对中国情形似乎知道得很少。他根据一张向未读熟的中国要人名单，接二连三的问我，是否认识吴佩孚、曹锟、张作霖和一些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和部长等要人。我的回答不是“不认识”就是“没有往来”。后来我就老实不客气的向他说：“对不起，我这个青年，不认识这些大人先生。”
越飞当然很重视他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因此，他的问题都侧重于这方面，他似不愿谈到中共和国民党方面的事，也不将我当作一个中共代表，只是把我视作一般名流，这就显得有点外交家的做作，同时也流露出一些自大自傲的神情。我也有点青年人的傲慢态度，瞧不起北京政府，因而就不重视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关系。——我心目中总以为苏俄支持中国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那个任翻译的代办，觉察到了这种情况，便用俄语向越飞解释，似乎是为我重新介绍，指出我有很好的政治见解等等。
于是越飞转而问我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我告诉他，他刚才所提出这一连串的人名，实在值不得重视，我深以没有与这些腐败而落伍的军阀政客来往而自傲。至于平凡而正常的中国人，我倒认识不少。那些军阀政客们不久将为人民所唾弃而趋于灭亡，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广大平凡人民的革命上。
他接着问我，谁能领导中国的革命。我告诉他孙中山先生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势力。他又问到孙中山正被迫离开广州，是否能很快的返回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我肯定的向他指出，不久的将来，孙先生一定要重回广东的。而且说孙中山先生是能统一中国，使中国走向正轨的有希望的人物。
我虽不能确说北洋军阀一定很快就会垮台，但越飞对于我这个远景的看法，似甚感兴趣，因而很高兴的问：“你以为我这个苏俄政府派驻北京的外交使节，会有机会与孙中山先生接触吗？”我直截了当的答覆他：“你不仅可以有这个机会，而且还不应当错过这个机会；如错过这个机会，对于一个革命的苏俄使者，是大大的遗憾。”他很有礼貌的向我道谢。
我和越飞这段谈话中，接触到了苏俄政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且已触到问题的中心。苏俄的外交政策具有两重性；一面与现存的政府办外交，另一面又支持要推翻现政府的革命势力。越飞身当其冲，便把这种双管齐下的外交政策在中国具体表演出来。以后事实所证明的，越飞在中国的具体收获，也就是在与孙中山先生建立关系这一点上。
这个时候，国共双方的要人们都展开了有利于革命工作的活动；而这又是头绪多端的，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引起争执的一面。
马林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撮合人。他不仅促成了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这一件事，更奔走于孙中山先生与越飞之间，后来孙、越的见面主要也是由他促成。马林在政治上显得有些神秘，他与威金斯基的作风不同，从不将共产国际的决议交给中共中央看，也不和我们谈起他与孙、越接头的情形。我们只看见他时而北京，时而上海，跑个不停。我们还曾讥笑他，不免放弃了共产国际给予他与中共联系的任务，专做上层政治活动。事实上，当时他对于中共日常工作的注意力，确也渐渐减少。
这时马林有点不可一世，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好像都操在他手里面。他与越飞是最谈得来的。有时他暗示越飞完全支持他的主张，甚至提到越飞比他还更重视国民党，认为它才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力量。孙中山与他相处得也不错，似可遇事商谈。他这个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不像越飞之有公开外交代表的身份，可以更自由的活动，不受各种外交惯例的约束。但马林究竟不是俄国的公民，也未担任苏俄政府的职务；因而影响苏俄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很薄弱的。苏俄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以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为其着眼点。这样，他就无法满足孙中山先生的一些具体要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也不能完全贯彻他的主张；因为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方面，他常遇到反对的意见。后来马林因而弄得满身是非，不能不让位于鲍罗庭了。
陈独秀先生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因而采取消极的态度。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高级干部五十三人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孙即席解释他的联俄容共的新政策，并获得一致的赞成。六月，他指定九个人组织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陈独秀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十一月十五日，孙先生又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九人起草委员会所拟订的改组方案，并推举胡汉民和汪精卫为改组宣言的起草委员。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发表了第一次的改组宣陈独秀先生过去与国民党人士来往较多，也与他们有过不少争执。他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九委员之一，显系具有促进国共关系的重要意义。但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愿对国民党内部问题多表示意见。后来，他又被中共中央派到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因而并没有参加改组方案的最后制订工作。
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先生总是处于先知先觉的地位，他那时对联俄容共的政策，主张最为坚决，兴致十分浓厚。但他的追随者们，并不同他一样，表面上虽然是一片附和，骨子里却有不少的怀疑。国民党中的右倾与左倾思想同时存在，有的惧怕联俄容共，会招致列强的反对，不利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发展；有的认为苏俄既有意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就不应再与北京政府谈甚么外交；有的认为联俄是可以的，容共则颇具危险性。种种疑虑，不一而足。张继是国民党内当时联俄容共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他还带了孙中山先生致越飞的亲笔信，由上海到北京去与越飞晤谈。但他主要是希望苏俄能经由外蒙给国民党以军火援助，仰国民党能在北方发动反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等到他从越飞方面确知他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时，他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热心就开始冷淡下来了。
一九二三年初，越飞因回国道经上海转赴日本之便，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数度晤谈，结果公布了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有名的孙、越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主要确立了国民党政权与苏俄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的胜利。越飞同意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并表示完全支持孙先生的革命；这些都是孙先生所衷心欢迎的。广东政局恰在这时发生变动，一月十五日陈炯明退往惠州，通电下野，国民党人士正在兴高采烈地作重返广州的打算。孙、越宣言的公布，更足以壮其声势。
已移往北京的中共中央，当时正忙于指导职工运动，不仅没有参预孙、越的谈判，而且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们在报上读到这篇宣言之后，觉得其中“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措词，含有否定中共作用的意义；而且越飞和马林未得我们同意，迳行作这种露骨的表示，也是不应当的。但我们本着关切国民党与苏俄能迅速建立友好关系的心情，对这个宣言只看作是一个具有外交词令的文件，中共本身并不因此受到约束，因而也毋庸表示反对。
这个宣言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平凡，它在中国政局中无异坟下一枚炸弹，因为这宣言是由苏俄驻北京的大使与北京政府的反对派领袖所共同发表的，这对北京政府自然是一个威胁。尤其重要的是，快要重返广州的孙中山先生及其所领导的南方政府从此实施联俄政策，而且还坚定了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和容共的决心，这就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新动向。
可是这个不平凡的宣言后来又成为国民党分共反共的依据，使中国革命遭受了莫大的祸害。这也许是由于越飞承诺得太多了，事实上又不能做到。这也暴露了苏俄对外双重政策的本性—主要是苏俄外交部与共产国际间的不尽一致。苏、国、共的三角关系虽有一个兴奋而愉快的开始，结果却终于翻脸下场。
　

第六篇国共合作的发展
第一章 二七罢工的失败
（略）
　

第七篇 五个月的监狱生活
第一章被捕后第一道鬼门关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狱—几乎丧失了生命。这件事我虽事前获得消息，但疏于戒备。这种对于自身安全大意，而闯了大祸，似也是我充好汉爱冒险所应得的处罚。
我回到北京的当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见李大钊先生，告以扩大会议的经过。他一面紧张的处理他的事务，一面打断我的话，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准备，要我赶紧回到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
他向我说明北京当局将大捕革命党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国共两党活动的扩张，反对曹锟贿选，以及打击整个北京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早为当局所嫉视。北京的民众运动、铁路工人过去的罢工和现在的活跃，都被认为是我们这些人干的；而我们又是国民党公布出来的中央委员。再则五月十五日发生了外交总长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①，这虽与国共两党毫无关系，但撷预的当局认为国共两党素来反对顾的对俄政策，因而判定这一炸弹案也是国共两党所为。于是，大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就如箭在弦了。李大钊先生虽催着我去准备一切，但他根据王法勤的消息，也很镇静的预料总还有两三天的犹豫时间，北京军警才会动手。
我离开李先生的办公室，便到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我先接见了好几位从各处铁路来的工人同志，解决了他们来接洽的事务；分别打发他们于当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方。接着，我才向同事们宣布李大钊先生所说的紧急消息，要各人分别准备。于是各重要职员们都分途去藏匿；名册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运走了；只留下彭永和、李斌两人负责驻守。
我回到达教胡同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间十一时了。在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们夫妇住的是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杨子烈是与我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新结婚的。她是一九二一年在武汉加入中共的最初女党员之一，这时她在北京担任《新民国》月刊的校对和发行工作。我们住两间房，一间是我们的住室，另一间就是这个月刊的发行处。我的太太就经常在这里办公。在这间办公室里，堆满了各期的《新民国》月刊，以及各种与发行工作有关的文件。她听了黑名单的消息，一时觉得无从收拾。
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范鸿杰。他们两位都是中共北京区委委员。我旋即与他们两位商谈有关黑名单的事。他们已经知道，并已作了必要的准备，但仍暂住在原处，因为他们用的是假名字，军警不容易发现。他们也预料实行捕人将是两三天以后的事；到那时再行躲藏不迟。他们主要是为我这个军警心目中的“要犯”担心，希望我明天能够摒挡一切，离开这个住所。于是我和我太太忙着烧毁重要的名单和信件。可是，我们这两间房里堆的文件确实太多了，一时清理不完。而且，夜已深了，人也累极了，心理上还相信有明天可以继续清理，所以在烧了一部分文件后，也就睡了。
谁知这次警探们的行动比我快了一步。第二天天色还没有亮，我的住所和铁路总工会的办公处同时被大批警探包围。公寓的掌柜来敲我的房门，我从梦中醒来，还以为是预定今早回去的铁路工人有急事来找我。我打开房门，警探们一涌而上，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说明原委，便把我和我太太都逮捕了。
警探们在我的房间内翻箱倒筐，检去大批文件。他们的言语态度极其粗野。我太太气得高声斥责他们是“土匪强盗”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便乱捉人，乱拿东西。我悔恨自己的大意，更深恐牵连到同住的高尚德、范鸿杰两位同志，因即示意我的太太不要再讲，以便早点离开这里。幸好这次高范两位没有受到牵连。我们被押上一辆囚车，驰往前门外的警察厅侦缉处。
这个侦缉处是北京城内著名黑暗的捉人机关，处长高某是跟随曹锟多年的马弃出身，能直接向曹进言。他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谈吐举止粗野不堪。看来，他似乎不识几个大字，更不懂甚么叫法律；而满面烟容，显然是一个吞云吐雾的老手。副处长姓张，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儿，与高某比较起来，谈吐文雅，容态慈样，倒像一个读书人。那高某把他当作“绍兴师爷”有点颐指气使；不过对于他的意见，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为高某自己实在太无用，不能不依靠张老头儿的笔墨。因为重视我们这个案子，正副两处长亲自来审讯。
与我同时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还有驻守铁路总工会的两位干事。彭永和是学生出身，主管收发工作，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庄的铁路工人，在总工会中管理庶务，经常是伙夫装束。还有《新民国》月刊的主编范体仁也被捕了。我们五人以我的情节最重。他们首先将一副九斤重的对付死囚的铁镣将我双脚扣住；关在一个侦缉班的屋里。其他四人则分别囚在别的监房。
审讯由当天正午开始。他们着重问的是有关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以后才发生的。当作礼物被送到顾家去的木盒子，经他的仆人打开后，炸弹虽炸爆炸了，但遗留下来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纸张，以及纸张上所写的字迹。他们就企图从这些木片、纸张和字迹中找出犯罪的证据。
侦缉处承办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干的。他们根据这个假定，侦查的结果，发现我恰恰在此时到上海去了，因而怀疑是我干的。他们伪造了一些木片和纸张，硬说是在我住房里搜查出来的。他们从我们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对炸弹包裹上的笔迹。
我寄押的房间中住了一组十二个人的侦缉班。这些侦探都能阅读报纸和写简单的报告，似是侦缉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们佩带短枪，日夜监视着我，但也与我攀谈，企图找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绽，特别要我写这样，写那样，那个拿个白纸扇子，要我题字；那个又来问我某某成语如何写法。但他们这些企图，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第一天就泄露，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和炸弹包裹上同样的字迹，使他们甚感苦闷。他们又透露，他们所以如此热心的侦察，是因为顾维钧出了十万元的赏格来破案。
那天，审问开始时，处长高某首先问我：“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吗？”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木片。”他又问：“这些纸张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来的，是吗？”我看了看那些纸张，又回答说：“我抽斗中从来没有这些纸张。”接着，他拿着许多被搜出的文件，一件一件的问我，是甚么人写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说：“写字的人已签有名字在上面，你们可以自己看。”
他们这样漫无目标的乱问下去，我有点不耐烦了。我反问他们：“你们问这些不相干的话，到底是甚么意思？”那个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这个‘乱党’，反正是该死的。现在又犯了炸弹案，还不快招吗？还要我们费事吗？老实告诉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点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着办吧！”
他们企图从我口中逼出有关炸弹案的口供；我却乘机向他们解释，我说明我根本不赞成暗杀，因而决不会做这类的事。我也告诉他们，不仅我个人如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人都是不赞成暗杀的，黄复生、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已过时了；我还讥笑他们的假设是走错了道路。
这样审问下去，情况似乎逐渐对我有利了。他们当初怀疑我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后才离开北京的，但从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证据中，证明我离开北京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前约一个星期。侦缉处虽然伪造了木片纸张等无关重要的证物，但始终无法伪造我和同志们的字迹，也问不出那里来的炸弹和谁是送炸弹的人。这使他们觉得对付这些社会上有声名的知识分子，究竟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强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显然十分热衷于十万元的赏格，没有证据也想打出一些证据出来。他许多次都大叫要用刑；最严重的一次，是将我勒跪在一堆铁链子上面，大约有半小时之久；跪得我满头大汗。左右还站着几个法警，拿着很粗的木杠，准备将我的双脚压住，让我尝尝“睬杠子”的苦刑。我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吓，怒目高叫：“你这小子，还充好汉。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满脸杀气，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审讯的时间愈长，他愈无法支持；原来他的鸦片烟瘾愈发愈厉害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副处长便乘机请处长休息，改由他继续审讯。高某虽然还是满口粗言秽语，却身不由主溜到后面去了。张副处长看他去远了，便对我说：“你跪着不好说话，起来罢！好好的直说！”于是，由两个法警扶我立起来。我受此刑辱，愤怒万分，仍是一言不发。张老头儿只好又说：“你去休息休息再说吧！”
每次审讯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只能维持一个钟头，就要回到他的鸦片烟榻上去；再由张老头儿接替审问。而张老头儿的精力也不够实施疲劳审讯，因为他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所以审讯的进行，总是时断时续。张老头儿从未向我发怒，至多只是说：“好好向处长说，以免受刑。”我却乘机向他进行种种解释，他也老是静听着，不置可否。
这样，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们讯问的目标就转移了。他们不再问炸弹问题，转而问我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铁路工会中的活动。我不否认这些活动，但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我还向他们抗议，指出我做一个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和工会职员，根本是不犯法的。他们对于我的抗议，避开正面答复。到此时，他们有点无精打彩，似乎想草草结案。后来听说这是由于顾维钧受到不可借此陷害革命党员的警告，撤销了十万元的赏格，所以他们也松劲了。
第四天，侦缉处的审问结束，由张老头儿办理移送到警察厅中去的手续。高某已经看不见了，完全由张老头儿来处理，他对我的问话只是关于他在公文手续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一切情况都显得缓和多了、而且张老头儿还有同情我的表示，颇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们这件案子的情形很严重，现在要移送到别的机关去办理；我假若能像这几天一样稳妥的应付，也许不会恶化。高处长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过苦刑的折磨，实在幸运。他慨叹他自己年纪老了，一向信佛；对于案件的处理，总是慈悲为怀。他说到他有四个儿子在各大学念书，其中两个还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们曾向他称赞过我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表示现在时代的确变了，年轻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样了，他的儿子们也是如此。最后他向我暗示，炸弹案大概没事了，其他的罪名总较轻些。要我好好去为自己辩护。
我常看见张老头儿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现在听他说了这样一段诚恳的话，因而向他表示谢意；并指出这几天来，他是很爱护我的，屡屡苦心的为我解围。他叹着气向我表示，像我这样一个人才，原不应遭受这样折磨。国家的事没有弄好，不应该由我们这辈青年人负责。他直率的告诉我他内心的矛盾，他在职务上是要严格办我的，但为年轻人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着他那四个与我抱着相似观念的儿子，和他们平日向他所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着，不觉掉下几滴眼泪来。
至此，我也颇为感动，我们之间似乎已没有审讯官与阶下囚的分别了。我反而安慰他，称赞他的仁慈和见识。他最后表示，他不仅对我如此，即对与我同案的人犯，也是一样宽大。除了我的那位厨子李斌—李这时只承认是一个厨子—受过刑讯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吃过苦头。他还进而告诉我，我同案的人犯在口供上都没有牵连别人，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今天晚间就要被送走了，总算渡过了这一道难关。
在张老头儿宣布侦查已告结束以后，这一班看守我的侦探们，便奉命为我除卸脚上的铁镣。我当时颇不愿意，想带着这根铁镣上法庭去，当作侦缉处虐待人犯的证据。经过那些侦探们说好说歹，而我在当时情形下也不能够坚持，便只好让他们卸了。那些侦探们最初将我看作是扔炸弹的乱党，类似江湖大盗；并不知道甚么叫“革命”。经过我和他们几天的攀谈，不仅我从他们口里获得一些对我有益的消息，而且也乘机给他们上了一次政治课。这一课的题目可以叫作：“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这一课对于他们似乎是不无影响。后来，中共的许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这次的经验。
第二章受军法审判
当天下午七时左右，我们这一案的人犯都被分别押解到警察厅。警察们又将我带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日我曾住过的那间监房。我心里正在想：“这是我旧游之地，”果然有一个看守走过来向我说：“你又来了！”我也回答他说：“你还认识我吗？怎么这多年你还没有升官？”他望了我一眼，似乎有些难为情，没说甚么就走开了。到了十点钟的光景，看守又把我带到替察厅的大堂内，问官只点了我的名字，没发一言，就由大批武装警察将我押上一辆卡车，直并出警察厅。
这时，我心里有点恐慌起来。我想：“这不是验明正身，乘黑夜将我送去枪毙吧？”我不由自主的问我旁边的一个警察：“将我送到甚么地方去？”他回答说：“警备司令部，一会儿就到了。”
将信将疑之间，车子已停在我所熟悉的步兵统领衡门的旁门口了。这里原是满清时九门提督衙门，民国后改为步军统领衙门，警备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直系巨头之一、以嗜杀革命党人著称的王怀庆那时做警备总司令兼步军统领，所有侦缉处和警察厅承办捉拿革命党人的重大案件都由他指挥。我此时知道此行确不是即时秘密枪毙；但想到：四天来走遍了北京城内三个可怕的机关，不知他们将要如何摆布我？接着，我被押进了步兵统领衙门的老监狱中。
这是一座老监狱，还遵行着满清的遗规。在一盏高挂着的昏暗油灯之下，监狱的看守长和狱卒们特别认真的搜查我，我的裤带和衣服上的骨钮扣都被拿走了，手帕被分作四块才留给我用。他们这样做，虽然使我非常不方便，但也使我估计到他们是想长期拘禁我。这里看守的人，比侦缉处的侦探们态度上要和善些。狱卒们告诉我，这是他们自己的住房，关在这里，算是优待我了，要我安心睡觉。
第二天清早起来，我发觉我果然在受优待。我可以在四周围着高墙的院子里自由走动，其他的犯人在规定的短时间内才有这种享受。我知道了这里是这座大监狱的一个小部分，名为“看守所”。这座建筑知的正屋是看守人员的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其余有大牢，有隔离监，有女监等部分。在看守所部分，我住的这间房子里有一个可以容二十人睡眠的大炕，占了这房间全面积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摆着一张桌子，两张长凳，和两张木板床，有四个狱卒和一个卫兵住在里面。他们都是旗人，多数是从满清时代便在这里当差的，其中有两人大约已经超过五十岁了，其余三人也在四十岁以上。在这所房间的左面，便是看守所的监房，约可容纳四十人，囚禁的都是一些罪名较轻的犯人。监房的对面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听说原先驻扎过一班卫兵，这时只住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兵。看守所的中央是一块院子空地，，四十个犯人在里面散步和吃饭，可不觉得拥挤。看守所的四周，都是坚实的高墙，经常关锁着的小门，其宽度仅能容一个人出入，门外站着武装的士兵。在我的住房内，还有一个四方的小洞，通到监狱里面，这是看守所内狱卒与内面监狱办事人员联络用的。
我除了看见李斌被关在看守所的监房里外，从狱卒们透露的消息，又知道其余的同难者也都分途移送到这个衙门来了。我的太太被关在女监中，范体仁和彭永和似是被关在后面监狱的隔离监里。在上午七时以后下午九时以前，我都能在院子里自由走动，也可以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我很想利用这种自由与我的同难者取得联系。
我找着机会和那位刚直而朴实的工人领袖李斌交谈。我首先慰问他在侦缉处受形的痛苦，抚摸他背上所遗留的伤痕。他告诉我，他一口咬定他只是被雇用的厨子，甚么都不知道，再受刑也不会改口的。在侦缉处时，他和彭永和对过质，彭永和是一个甚么也不知道的学生，并证实他确是一个厨子。我则告诉他，我除了有而实证据的以外，甚么都不承认，要他坚持原有的态度，可将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牢头看见我们说久了使起而干涉，李斌亲切的嘱我珍重，我则伸出大姆指，称他是条好汉，彼此就含笑分别了。
这个机关虽名为警备总司令部，实际还是九门提督衙门的底子，犹有深厚的满清遗风。衙门里的人们似多具有没落和消极的心情。那个高大个子的看守所长，看来活像一个王公大臣；他手里老拿着两个核桃珠子，不断的玩弄；胸前配戴着一个漂亮的鼻烟壶，不时的给鼻子擦上一点。他踱着上朝的步法，倒也十分有气概。但在办事上，除了捞几文之外，甚么也懒得过问。那些狱卒们谈起吃喝穿戴就很起劲；可是穷得要命，每人所穿着的百袖军服，还是由棉军服将棉花抽出而改制的，他似满脑子想法不外“有了皇帝，天下才会太平”。甚么“民国”，“国民党”，“共产党”、“军阀”、“总统”，“曹锟”等类名词，他们一概不感兴趣。我和他们交谈起来；有点格格不入；我最初还以为他们一因受过训练，守口如瓶，后来，在知道他们根本甚么也不懂，实在无从谈起。
这个看守所内，经常关着三十名以上的犯人，其中大多数是小偷，其次是吗啡客。这里，实行用犯人管理犯人的制度；看守所内有三个带脚镣的重犯，他们就是犯人中一正两副的头目，负着管理犯人的责任。其中正头目比较自由些，有时他可藉口处理事务到院子来溜达一下并和我交谈。他是被处三年徒刑的，他觉得我比他大得多；因为我是一个“造反的钦犯”，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犯人；其实，他也并不知道甚么是“造反”。要向他宣传一些革命的道理很是困难。不过我嘱他不要苛待李斌，倒确收了实效。
我在这“优待室”里住了五天后的晚上，才被提去审问。在一间摆着许多堆满案卷的公文架子的办公室里，靠窗摆着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瘦长个子、三十多岁的军法处长，看来是一个无精打彩的“纨绔子弟”（后来我知道他是满清的贵族，也抽鸦片烟）。台子上放着一大堆有关我的案脊，他在那里一面翻阅，一面用笔圈注，再慢吞吞的向我发问，态度倒也不很凶恶。我站在他的台子前面。两旁站着两个高大强壮的卫兵，但无纪录人员。
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表示：关于我的案卷他都看过了。但他没有再提到关于炸弹案的事，翻看一卷案卷指着说，根据报章记载和搜获的文件乃至我在侦缉处的口供，都可以证明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问我现在是不是否认。我答以绝不否认，并引以为荣。他进而问我：国民党由那些人负责，做些甚么事等问题，我就概以“不知道”三字答覆他。他也不理睬我的答覆，声言政府对于这些事早已知道了，他不过照例问问而已。第二次的审问仍在夜晚举行，主要问的是有关中共的问题，他同样提到根据各种证据，证明我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一个负责人。我也同样不否认，并声言这是光荣，而不是犯罪。他对于共产主义似乎知道得特别少，老在说甚么“共产公妻”，几乎使我发笑。这次审问，也和上次一样，他们一无所得。
第三次的审问主要是有关铁路工会的问题，他透露出在汉口破获了一个铁路工人的“捣乱机关”，捕获了杨德甫等重要“罪犯”。从那里搜获的文件中和他们的口供中，证明他们的“上司”是“张特立”，现在从我的住所所搜获的文件中，又证明“张特立”即“张国焘”。问我有何话说。我答以“张特立”我的别号，我是做着组织铁路工人的工作。他即将这一点记录下来。
在这几次的审问中，牵涉的问题很是广泛。有一次他问我，为甚么国民党和共产党闹得满城风雨？是不是因为俄国人或者广州的孙中山，拿出了大批金钱的原故？我答以这点我毫无所知，我只知道民国以来，军阀闹得乌烟瘴气，有志之士，本爱国天良，不得不奋起救国。他听了我这番理论，面露得色；也许他是怀着“没有了满清皇帝，民国到底弄不好”的心情，因而对我的说法，从另一个观点去寄予同情。
最后一次的审问。距离第一次已经两个多星期。这次是颇具戏剧性的。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说，他有一件公文，其中的一段扼要的记着我的口供，现在念给我听，要我站得远远的，他捧着这公文对我念起来了。其内容大致是：“张国焘，别号张特立，年龄xx，．籍贯xx，出身xx，经历……系孙文乱党的中央候补委员，重要共产过激分子，非法铁路工人组织的总干事……历次聚众滋事……图谋不轨……以上各节该犯均供认不讳……。”等语。他念完要我在这个文件上打手模，我立即反抗，声言这个文件未经我看过，所念出来的部分，也完全不是我的话；我愿意自写口供，却不能打手模。
他见我坚决反抗，便向卫兵示意来强制执行；两个卫兵将我的两手摘擒住，我竭力挣扎反抗，表演了一个打斗的镜头；结果，我的两手被扭在身后，前胸则被推靠墙壁。那个处长走过来，在我右手的大拇指上涂上了一些墨，将那件公文在我的拇指上印了一印。当他们实施强制时，我曾高声抗辩：“强迫打手模，没有效。将来到了法庭上，我是要控告的。”
那个处长声言这不过是一个照例的手续，现在审讯终结了；并声明这里就是军法的终级审判，不准上诉。我于是连声问他：“我究竟犯了甚么罪？”他怒声回答说：“你犯了内乱罪。”我又追问：“甚么叫内乱罪？”他一面向我高叫：“内乱罪就是内乱罪。”一面对着那两个卫兵说：“把他带下去！”我被带出这间房门时，他又命令他的侍卫，将我的太太带来，与我见一面。不一会；两个女看守挟持着我的太太来了。她站得远远的，不准走近我，也不准交谈。只见我的太太泪痕满面、我则悲愤交集，一瞬间我们便分别被押回监房去了。
我回到看守所以后，满脑子都是一些“内乱罪”、“强迫打手模”和与我太太不平常的会晤。我推想这些都是置我于死地的象征。无疑的，内乱罪就可以判处死刑，如今又要我太太和我一晤，更似刑前的诀别。我推想我的脑袋有点靠不住了，但其他的同难者或可幸免。我决意设法挽救自己，首先设计和外面通消息。我几次议重价托看守传递消息出去，但一直得不着回音。
在审问我的期间，李斌也受了一次审向，他背上又增多了用军棍殴打出来的伤痕。我百般安慰他，想尽方法为他医治。我也知道了他还是一口说定他是厨子，并未因受刑而改口，审问官似也相信了这一点。因此，我判定他可以先我被释放出去。我和他计议着，如果他能早获释出，所应做的事，特别是如何救助我和其他同难者。果然，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李斌被释放了。这使我有说不出的偷快。
我在优待室中不觉已经住了两个多月。离审问的结束也有六个星期；可是我依然未获一点确实的消息，实在闷得难受。我屡次向看守所长要求给我书看、也大吵大闹过，但总未如愿。我于是实行绝食，以示抗议。在绝食的第二天，看守所长来问明了我绝食的原因，就向军法处长请示去了。
这天十二点钟的时候，军法处长又提我去问话，他首先问我：“是不是看守所虐待了你？”我反问他：“不给我书看，难道不算虐待吗？”他接着故示和蔼的向我说：“你是一个内乱未遂罪的嫌疑犯，要想很快的被释放是办不到的，你耐心一点吧！要看书嘛，我盼咐他们给你一些佛经的书看，但不准用纸笔。”
我这次的要求总算有点结果。第一，我知道我已不是内乱罪犯，而是内乱罪的未遂犯。看来情节轻多了，而且那个处长曾明白暗示我只是一时不能被释放。第二，我可以得到一些书看。我在推测这大致是由于我的同志们为我在外面做了不少的手脚。当天下午看守长果然送来一部“聊斋志异”，我也就停止绝食。
我在监狱中的情况，显然是改善了。就在我停止绝食后约一个星期的时候，居然有一位同拘禁在这所监狱里的新闻记者刘某与我隔着墙利用那个小方洞交谈起来。他首先告诉我，墙两面的看守人员都已藉故走开了，无论甚么事都可以谈。他递给我一份旧报纸，要我看。这份报纸上记载着一百九十名国会议员为我们被捕一事向政府提出质问，并要求立即释放。
我看了这个消息心情为之一振。
刘先生还很高兴的告诉我，我们的案子现在是没有事了，最初在侦缉处的四天，是最危险的阶段；被送到这里以后，也可能依军法判处死刑；不过这种危险现在确定没有了。虽然当局仍有永远监禁我的意思，但事情究竟好办多了；说不定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便可以出去。他还告诉我，这些话是王法勤先生前几天要他转告我的，他今天才设法得着狱卒们的默许，利用这机会向我传达。
我除向他表示谢意外，并问他自己的处境。他告诉我他是因发表反曹锟的文字而被捕入狱的，已在这里拘禁了八个月了，最初也是要杀头的，后来也由于王法勤先生等的奔走，缓和下来；还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释放。他也说到我和他彼此都是国民党的同志，都是由王法勤先生负责援救。王先生凭着人事关系，为我们奔走很是卖力。
关于我之终能转危为安的内幕，后来，我出狱以后，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这并不是他所能为力的；而是齐燮元的一句话，无意中发生了效用。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手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把他毙了吧！”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因而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这是曹锟随身侍卫所传出来的话，也是我所以由内乱犯变成内乱未遂犯的重要根源。
第三章 狱中的见闻与苦思
就由于这个料想不到的因素，我们整个案子都轻松了。我的太太因为有病，由女监移送到了医院。彭永和也被释放了。我和我太太之间可以由看守传递一些小说书籍，我们还可以用烧过的火柴杆子在书内写几句话，互通消息和互致问候，但我仍被严禁与外间通消息。我手头没有一个钱，我每天两顿所吃的除一大碗气味难闻的粗米饭和一根约小指般粗的咸菜而外，就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衣着就只有身上所穿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瘐死狱中”的办法的实施罢！
但当时我的心情是安定下来了；日常生活上的困难，我也在设法克服。我与看守所的犯人们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他们每顿吃的是两个窝窝头，我常将我的大米饭和他们交换，他们很高兴。我这样时而吃饭，时而吃窝窝头，在口味上有了调剂的作用。我每天都能洗身，有时也能借得一条短裤换一换。
其他的犯人则与我不同，他们可以由他们的亲友送进来一些衣物和钱财；除衣物由各人自理外，钱财则都存在看守所长手中，随时领取，作购买食物之用；这也是狱卒们榨取油水的主要来源。犯人们向看守所长领取存款时，照例由看守所长扣去三成至五成，再由值日的牢头拿这剩下的钱去购买食物，他又必从中至少扣取三成，食物买好或做好之后，再分成三份，牢头们、犯人头目及出钱的本人各一份。因此，出大洋一元的犯人，实际只能得着价值约一角的食物。这几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狱卒们要按着这个规定调整一个秩序出来，以便他们各人所得的油水相等。
如果有几天没有油水可揩，狱卒们就用殴打犯人的手段来设法榨取。如果某一天购买食物的犯人很多，总数在十元以上，就能成斤的买来猪肉，成包的购买强盗牌香烟（经常是零枝购买的），那就是我们看守所大家高兴的喜事。这时狱卒们会认真料理这些食物，大家吃完之后，还要大加品评。
这个看守所的犯人是整天被关着的，不需做工；每天只轮着两个犯人打扫院子，卫生条件很坏，疾病也很多。监狱里还迷信不能捕杀耗子，因此，耗子多得可怕，每当我吃饭掉下几顺饭粒在地上时，耗子大军就从各个洞口结队的向目的物搜索前进；我睡在炕上时，往往从破烂纸糊的天花板上掉落一个或两个互相打架的耗子来，有许多次竟掉在我身上。臭虫也特别多，我曾用十天的工夫捉了一小盒，成绩似不下于名记者邵飘萍②。蚁虫每晚都在奏着曲子，与害疟疾的犯人的呻吟互相呼应。
这个看守所简直是一个无人干涉的小偷养成所。原来犯人中的多数本是小偷，而其中多数的惯贼又互相认识；他们在一道，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研究偷扒的经验与技术；就是初犯的，经过他们的熏染，也就入了这一行成为惯贼了。有一次捉进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偷，第二天便被其他的犯人殴打，在那里哭泣不已。在犯人们被放到院子里来作十分钟的散步的时候，我问这小孩的年龄，他说是十七岁，但正确的算法还不满十六岁，他这次因饥饿偷窃食物被判处徒刑一个月。当我问他为甚么被同监者殴打时，他说是他们逼他拜师父，他情愿拖洋车，也不愿干这一行。谁知那个脚带铁镣的犯人头却因此怒月相视，我只有转脸向他说：“怎么？你不喜欢我管这件辜吗？你可不能打这个小孩子！”
这个看守所也是吗啡客经常出入之地，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或者几个被捉进来和被释放出去。这些被捉到的吗啡客通常总被判一个月上下的徒刑，但实际往往不到三天就被释放了。这些人的景象实在令人可怕。满身都是注射过吗啡的针孔；发了瘾的时候，呕吐不已，声音十分难听，似乎就要断气的样子。我起初还以为这个衙门是基于人道观念将这些吗啡客提早释放，谁知却另有内幕。
我同房住的那个看守兵向我泄璐了这个秘密。这个兵油子是十足的旗人模样，当口袋里有几文的时候，就换过便服，大摇大摆的去坐茶馆，多数的时间，总在那里哭穷。他告诉我，步军统领衙门在满清时是个肥缺，现在变穷了，收益都被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厅侵夺去了，只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吗啡捐。大宗贩卖吗啡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这些批发商转卖给分布在北京城内的许多吗啡馆，这个穷衙门就向那些吗啡馆收捐，表面上却还要表示禁卖。他指出那些吗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认真禁止吗啡，或将这些吗啡犯都强制戒绝，那么，这个穷衙门就连吗啡捐这点油水也揩不到了。
我听了他这些话，不寒而栗；我向他指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哼着回答说：“伤天害理的事还多着哩！”等我要求再讲些故事给我听的时候，他又笑着说：“得拉！留着脖子多啃几天窝窝头吧！这个年头，我甚么都不指望，一心只想袋里有几文，在茶馆里一坐，喝上一壶香片，日子就混过去了。”这个兵油子的这段话，活活刻划出当时北京衙门的景况和多数人的心情。
我在狱里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耳闻目睹的事，却己不胜枚举。这对我说来，无异是一个重要的课程，我因此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改革须要很大的工程和很长的时间，我进一步了解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扫除这一切的龌龊，在中国是何等的迫切与重要。
不仅如此，在监狱里，不免使人觉得度日如年。我还不算寂寞，而是孤单，即每天所接触的人，与我很少共同之点，我不能向他诉说我心中的事。好不容易挨到了九月间，气温已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交谈过的刘先生居然被释放了；他在临走时，还和我殷殷话别。我为他的出狱欣慰，似觉得我这个政治犯也增了出狱的希望；但也有点难过，因为此后我没有了一个唯一可以谈话的人，也少了一个通消息的人。我脑海中更引起许多幻想，刘先生出狱了，我却不能，这必定外面不易援助，也许还要坐上几年。觉得如能在狱中念几年书，或可在学问方面得些成就；可惜我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小说书。我仔细一面回忆已往所做过的事和所阅读过的书籍，企图寻找出一些新道理来。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我日常踱步、做体操的地方。有时我会测验一下那围墙的坚实程度、或量其高度，或试听墙外的声音，或踩踩脚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冲出牢门，用计谋或硬打出去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幻想，自然难于找出头绪，不过发泄一下作为一个犯人的愤恨和反抗的心情罢了。漫长的时间总在左思右想，最初占着首要地位的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难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们和整个革命事业会因我的被捕受到可能的影响，乃至他们工作的进展估计等等。日子久了，甚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自然就慢慢转到如何利用监狱中的时间来锻炼自己的问题。在散步的时间内，往往想得头昏脑胀，有时摇头，有时做手势，甚至高声喊叫出一两句话来，引得旁观人的惊奇注视，以为是神经病发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银幕，海市屋楼和各种形象都会映现出来。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梦魔往往随着那些幻想的形象而来。这样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个人没有师友的切磋、图书的参阅、孤单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的痛苦。无法接触广大社会，个人的思想不免会乱杂无章，抛不开感情冲动，免不了顾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系统了。
我在狱中的界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时“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的过于天真。
我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国共合作这个紧急的当前现实。又想起我入狱之前在上海参加扩大会议的经过，陈独秀先生当时所表现的那种狼狈状态奋国共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党外合作的主张再度提出等等。我为国共关系前途担心。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在西湖会议时我站在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反对马林那种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的主张。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坚持中共须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一见到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许多党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接着又提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党章就不宜规定得很严格，而应具有广大的包含性。我入狱前的种种事实，不是又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么？
但我回过来一想，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又为甚么不坚决表明，还要讲求妥协，惟恐伤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共党内的团结，岂非不够坚强？又觉得仅仅坚持反对意见还不够，还要有主张，要提得出一个清清楚楚的完整的方案。如是又继续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我为甚么不策划一套联合战线的计划、实行方案和未来发展等等，为甚么不和同志们多作研究，多发表一些文章阐明联合战线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折服马林，他在西湖会议时所持的坚强理由是联合战线之所以成为左倾空谈，首先因孙中山先生不会赞成；任何无视孙先生意向，而主张联合战线的议论，都没有效用。我悔恨自己为甚么在西湖会议后也觉得少数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形成联合战线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没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会发展为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去的政策，这是何等胡涂？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机会，如果我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在张继家举行加入国民党仪式的时候，径行去会晤孙中山先生，向他提出改变那种“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义旗下来”的想法，转而容纳多党存在，与中共和各派革命势力建立联合战线，说不定也可能获得接纳。这等于使他那间“独资经营”的“革命公司”，因时移势易，改为“合资独营”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东、董事长兼总经趣，有何不可？我那时若与孙先生多接触，把他说服，对国事的影响该是多大？但现在只是事后的先见之明，失去的机会是抓不回来了。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经过马林长时间的活动，孙越宣言，国民党已决定改组容共，第三国际的四月决议等等，已经是很迟了。但那时我仍可设法否决马林主张并径行向孙先生进言，很可能仍可挽救。可是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那已经是太迟了，我只好表示一点意见之后就扬长而去。
这样长时间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检讨，使我觉得自己的为人需要减少一些少年勇进，加多一点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但认为有多种可能。我只希望往好的方面发展，即是国共不要闹得不能开交。事已至此，只有在党内合作的既成事实下奋相忍为国，或采友善态度趁早改为党外合作。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了，国共也应避免彼此敌对，相打相杀。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狱后的言行中去。与我同时出狱的范体仁以及和我争论过的赵世炎等同志，都曾说我变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讥讽我经不起监狱的磨折。我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说法，有一次还向赵世炎等说到亲身经历过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因反对全面加入国民党，几乎被开除中共党籍，在监狱中有机会细细回味这些往事，因而变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这也许不是退步了、右倾了，而是进步了、减少错误了。
十月初，直奉第二次战争的风声日渐紧迫，监狱的戒备也随着严密起来。关于苏浙战争，孙段张合作对直、直奉第二次大战已大规模爆发等一鳞半爪的消息，也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
我热切盼望直系政权的垮台，那大概会增加我冲出这座监狱的机会。但我也不能露出声色，以免惹祸，因而还是和平常一样过日子。
十月二十三日，一个狱卒暗中告诉我，冯玉祥的军队忽然开回北京，连总统府都包围起来了。接着，我的房门被锁上了，我被禁止到院子中去走动。狱卒们都慌张起来，严禁犯人们接触交谈。荷枪实弹的看守兵在监狱外面来回巡逻。二十四日，一个狱卒告诉我，王怀庆倒了，冯玉祥派了刘xx接任警备总司令。这些事使我判断我真有出狱的机会了。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左右，我这个不明情况的人，心中还在作多种可能的推测。忽然一个狱卒将我的房们打开，引着我一直走到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堂。这个大堂中站满了大小官吏，原来是冯玉祥所新任的警备总司令刚举行过接任仪式。那位新总司令离开他的座位，站在台子旁边接待我。我的太太和范体仁也被带到那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那里想着冯玉祥竟能这样好的对待我们、真是出乎意料。但我在极力约束我自己，慎防可能再有不如意的事发生。
那位新总司令提高声音问我：“你犯了甚么罪？”我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犯罪，审判人硬说我犯了内乱未遂罪，我是不承认的。”接着他又问：“他们打你没有？虐待你没有？”我回答说：“我个人总算没有挨过打。”于是，他宣布：“无罪释放”，并说我是受了委屈，好好出去休养。接着他以同样的问题问我的太太和范体仁。我太太的回答是：“我没有犯罪，但受到非法的逮捕和拘禁。”范体仁回答的是：他犯了爱国罪，他要控诉他因此所受过的虐待。那个军人对他们同样宣告无罪释放，并含笑安慰他们。
我们这些政治犯走出监狱以后，同志们和朋友们曾多方慰问我们，这不必细说。范体仁并曾埋怨我为何不带头对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人权的控诉？我安慰他说：“政局的变化是五花父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的发展罢！”
①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有人以炸弹伪装礼品送到顾维钧家。顾宅仆人启视，爆炸，伤顾仆三人，此事与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执行部及中共均无关系。
② 北京京报名记者邵职萍第一次入狱被释放时曾将在狱中所捉的一瓶臭虫，面交司法官吏，要求改良监狱，曾轰动一时。

第八篇孙中山北上及逝世
第一章党内对孙北上的争执
我出狱以后，全部的局势似乎都变了。首先是中共内部的反国民党倾向的增涨，在反对孙中山北上一事上表现出来。中共北京区委会认为孙的北上，无异与北方军阀妥协，因而产生了北京的国共两派分裂的危机。
这时，中共北京区委会书记是赵世炎。中共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逐渐实施委派下级党部负责人的办法；赵世炎就是由中共中央委派来的。他很年轻，在五四时系北京高师附中学生会的代表，当时我们把他看作小弟弟。他中学毕业后，即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了中共。我入狱后，他才回国；即受任中共北京区的领导职务，自然是缺乏声望和经验的。但因他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能说能写，热诚负责，获得北京一般同志的敬佩；同时，李大钊先生和其他一些重要同志，在直系当权的后期（即我入狱后）度着地下的生活，不能公开活动；于是，赵世炎就一时成了北京中共党务的重心。
我出狱后，赵世炎热诚的招待我暂住在他家里，因此，我们有过约两星期朝夕相聚的机会。他曾给予我极好的印象，我觉得他在法国留学四年，有了极大的收获，但我也很快的发觉他在政治上的看法与我分歧颇大。
赵世炎认为孙段张的三角联盟，是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无异是抛弃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政策，转而与军阀实力派图谋妥协。他也表示过，中共的政策并不是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而是反对国民党整个的现行政策。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可以代表北京多数同志的意见，而且有其发生的根源。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我在本书第六篇第四章说过—汪精卫、张继与陈独秀间曾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举行谈判。那次谈判不仅没有获得协调，且使相互间的关系多了一层阴霾。在那次谈判中，陈独秀坚持原有立场，不肯取消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团组织。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共产党提出一个弹劾案，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是违反纪律和危害国民党的。
这个弹劾案并未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接纳。一九二四年八月所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党团问题表面上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了；但实际上问题并未解决。一般国民党员为党团问题或多或少的视中共党员为异己；而中共党员则认为国民党人之挑起党团问题，是企图取消中共的存在。双方情感由是诸多隔阂。在我出狱以后，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充分体察到对立暗潮正在扩大。
孙段张三角联盟问题乃成为两党分歧的爆发点。在反直战争的过程中，这种分歧表面化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爆发了直系齐燮元、孙传芳与段系卢永祥间的苏浙战争。九月十五日奉系张作霖向山海关进兵，第二次奉直战争由此开端。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出发韶关，率师北伐并发表北伐宣言，支持浙卢和奉张，以围攻直系的曹吴。后来，虽因广州的商团事变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各地的国民党员却为这件事所震动。
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反直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右派和一般热衷于权势的人物，对于孙段张三角联盟存有极奢的幻想。他们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军阀，而应该只反对直系的曹吴；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而应该反对支持直系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政治的主题，在于实现孙段张的三角联盟，而不再是国共合作。中共则仍认为反对一切军阀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系奉系去反直是可以的，但与亲日卖国、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则万万不可。
两党党员因这个分歧而发生的一些争执，我出狱后同志们曾向我谈过；不过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了；只有一幕是一位亲身参加这次争执的朋友，在我于一九四九年后流亡到香港时才告诉我的。据他说：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苏浙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曾在上海天后宫总商会举行群众大会，参加的多是大中学校的学生。由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长叶楚伧任主席，并由五四运动时曾任上海学生代表的何世祯报告开会意义。他说明：国民党应联合比较进步的军人，如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共同打倒最反动的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其直系势力。他说完后，即有一位青年共产党员郭寿华起立发言，表示反对。他的发言要点是：“军阀中没有所谓进步的，国民党应打倒一切军阀……”郭寿华的话还没说完，会场中即有人申斥他是曹吴的奸细；接着就在一片喊打声中，将他打伤了。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赵世炎等同志当时即根据这些情况向我指出：国民党采取两面政策，表面上联俄容共，实际上与军阀妥协。孙段张三角联盟反直已经胜利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分赃，国民党分得一份可观的赃物，便要牺牲联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难道中共也要随着国民党，与段祺瑞、张作霖流靡一气吗？
冯玉祥倒戈，暂时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他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原隶直系、与国民党有些关系的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第三军军长。当时，冯玉样确曾做了一些大快人心的事。他将满清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并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这位基督将军和他的朋友基督教徒徐谦等，与北京的国民党人以及苏俄驻北京的大使加拉罕也已有所联络。但是东交民巷外交团不承认他所支持的黄邪内阁叭使他不能在北京建立一个较稳定的政府。而且张作霖的优势兵力到达天津后，着着向冯进迫，在天津和津浦线上，将他所收编的部队解除了武装，张作霖还伙同段祺瑞向冯多方作政治上的进迫。冯玉祥当时曾表示他所受到的压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御，因而采取疏远国民党人的姿态，同时更怕被人指有赤化嫌疑，政治态度显得摇摆不定。
赵世炎等目睹这些情况，认为国民军的兴起并未改变军阀统治北京的形势。从冯玉祥的表现看来，他并不是进步军人，只是投机的军阀。当时冯玉样主张以委员制来执掌国政，拟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再加上几位名流共组委员会。他请孙先生北上的用意，就是希望孙先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赵世炎等因此主张孙中山应谢绝北上，并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不可与军阀妥协。
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并于十三日离粤。赵世炎等认为孙的宣言所主张的“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绝不会产生实效；这宣言只不过是遮羞布，实质是右派拖着孙中山先生与北方军阀寻求妥协，因而中共只有反对孙中山北上。这就是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发生分裂危机的由来。当时，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近百个民众团体，高举着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旗帜。另一些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国民党员，也抓住了数目相近的民众团体，欢迎孙中山北土。双方相持，各不让步，情势严重。
我对中共北京区委会这种作法一直表示反对，自十月廿五出狱后，即多次劝说不可夸大国民党对军阀的妥协倾向，不应对孙中山失望。但赵世炎等依然固执己见。他们认为我的反对，是因为我在狱中料押了五个多月，对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阂。他们说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时中共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转变。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秘书的毛泽东那次扩大会议后，在上海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言论，遭受多数同志的反对，因而不安于位，托病离开中共中央的工作岗位。这时有好些同志从莫斯科和巴黎回国，担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其中大多数不满国共现行政策；他们强调中共的独立性。赵世炎还进而问我：“这些同志们多数都支持你在第三次大会的主张，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变？”
这个严重争执，经过北京区委会的多次讨论，不能解决，终于提到了北京中共党员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动身，绕道日本北来的时候，在中共党员的会议席上，赵世炎首先发表了报告，指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中央屡次的指示。他称这是“有远见的独立政策”，并引证中共中央历次的指示和《向导》上的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
我继起发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对的是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尤其不愿牺牲中共的独立发展；但从不反对国共合作，也不赞成中共不适当的反国民党的倾向。同志们应当珍视国共合作，而且维护中共独立存在与发展并不能与反孙北上相提并论，说我右倾了，改变初衷更是无槽之谈，继之，我指出这种所谓“有远见的独立政策”本身并不正确。中共中央只有反对国民党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指示，但却没有反孙北上的主张。我说明孙段张三角联盟是一种反直系的结合，是一时权宜的策略，不能因为有些国民党右派具有妥协的倾向，就断定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全体也都这样。我称赞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这对北方民众，会发生很好的影响。我承认国民军系的冯玉祥等具有投机性，但他们既有靠拢国民革命的倾向，我们就不应当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着重指出反孙北上政策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多数的国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将发生难以设想的后果。我要求立即取消这个计划，改取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态度；并督促其宣言和主张的实现，反对违背这个宣言的国民党右派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
这两个相反的意见付表决的结果，我遭受到在北京从未有过的惨败。赵的主张得三十七票，占压倒多数，支持我的主张只获五票；此外约有十票弃权。但我仍未为这个表决所折服，并起立要求复议。我指出：这个表决的结果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可能引起国共分裂和中共内部分裂的严重后果。我要求一面请示中央，一面重新讨论。此时，弃权者也表示支持我要求复议的主张。
赵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张者和弃权者多系重要党员，也许是我的发言对他也发生了若干说服的作用；他以温和的态度表示，多数的主张可能因政治经验不足，发生判断的错误；现在既已表决，只有哲时执行，但接受我请示中央然后进行复议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般情势渐渐有利于我的主张了。首先，欢迎孙中山北上的一派在举行筹备欢迎大会时，到会者竟达五千多人。这不特证明赵世炎在前次报告中所说欢迎孙北上的人不多之说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觉中共将因此陷于孤立。同时那次因事没有出席的李大钊先生也极力支持我的主张。在苏俄大使馆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赵世炎，苏俄和共产国际都赞成孙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区委会在这种形势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辙；但不少同志难免有点丧失颜面的感觉，于是我再出来做转圜的工作。在另一次党员大会上，我发言说：北京区委会在冯玉祥倒戈后，努力在工人学生中发展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已有相当成绩，令人欣佩。只是反对孙中山北上的一点是左倾的，但现在还来得及挽救。我特别说明这不是一种可笑的错误，而是由来有目的。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以后，党内对国共合作过于乐观，后来因为遭受国民党右派不择手段的打击，又转为灰心失望，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同志们只要想想孙先生在广东平服商团事变，和对广州英领事的干涉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以及他这次所发表的北上宣言，就会觉得这个盟友不可轻易抛弃：因此反孙北上的态度是不很适合了。我也指出：这种左倾的倾向不仅在北京有，也同样存在于中共各地的组织中；即中央前此的指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意味。现在孙先生即将到来，时机迫切，还是勇于迅速改正，表示欢迎为是。
由于我的劝说，大会通过了我的提案；并委托我去调解民众团体中关于这件事的不同意见。根据这一决议，我去进行说服一些站在反对立场的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中共党员和若干国民党左派），结果甚有成效。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的前几天，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厅里，我约集了两派的重要代表各三人进行协商。我首先痛陈同系国民党所领导的团体，现在分成欢迎与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上的两派，是至可惋惜的事。我随即提出三点：一、国共两党党员和他们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应一致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二、拥护孙先生的北上宣言，一致促其实现，反对一切违背这个宣言的企图及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三、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应在上述两个原则下合而为一。
我的主张获得了一致的支持，会谈也由严肃转为轻松；并且决定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立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合并组织的具体步骤。
这场足以使国共关系恶化的大风浪，就这样暂告平息。不几天，中共中央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指示也到了。中共的政策也就由怀疑国民党将与军阀妥协，反孙北上，转变为迎孙北上，促成国民会议的召集。
① 冯在撵曹锟下台后，以曹的名义任命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暂时看守各中央机关。黄就任后，定十一月十四日宴请在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竟拒绝赴会，黄只好临时取消实会，这显使冯感觉公使团方面不满他的做法。
第二章 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
十二月四日，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使北方的革命人士和民众大感兴奋。不料他突为病魔所侵袭，致令他北上雄图归于泡影。在孙先生病危时期，国民党陷入苦难之中；幸赖高级人物—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极力维持团结；同时广东方面又获得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胜利，广州政府地位得以稳固；这样，他的逝世，才不致使国民党发生根本的震荡。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以前，北京的临时政府就已经组织好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由天津入京，二十四日就任临时执政府执政。段祺瑞这个北洋军阀的元老，原已无力左右北京政局，在这次反直战争中，他的嫡系卢永祥又因战败而失去浙江地盘；所以他这次的出山，其实是在张作霖、冯玉祥两大军事首脑鉴于时局的需要而捧出来的。
段氏上台以后，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对外条约，以期获得外交团的承认；同时主张召集善后会议，并于十二月二日制订以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条例。这与孙中山北上宣言中所主张召集的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体的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之后，就与段执政发生了歧见和争执。
孙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适。当时北京革命圈子内盛传他不过是患着轻微的感冒，也许是政治病。因为与他有过同盟关系的段执政，不征求他的同意，完全从相反的方面，迳将一切国是按己意安排，使孙先生没有置咏的余地，所以索性称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摧毁了三角联盟，也使国民党内部趋于团结；中共的党员们至此也相信孙段之间是不能妥协的；党政要人们多仆仆于京津道上，商讨时局对策，并组织民众团体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问孙先生，表示支持，从而打击段祺瑞的气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视孙先生。那时，孙先生已卧床不起，由他的秘书汪精卫接见。见面后，首由铁路工会领袖邓培、孙云鹏表示慰问，并声明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先生的主张，汪精卫当即代表孙先生表示谢意，并说一侠孙先生病愈，将约期亲自接见。
接着，汪精卫向我暗示，孙先生的病况，比外间所知的要严重得多，他又问我：“你看孙先生抱病进京好，还是趁早离津南下，择地就医好呢？”我答以这要取决于孙先生的病状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说：“段执政是不尊重孙先生主张的；张作霖又要求孙先生放弃联俄政策以敷衍东交民巷；冯玉祥又因实力不足，表示消极；在这种局面下，孙先生到北京去，又能有甚么作为呢？”我答复他的大意是：孙先生如果南下就医，可能会给人以在政治上退却的错觉？
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医的话，在政治上有多种积极的意义，最少是能将北方民众都团结在孙先生的旗帜之下。汪答应将我的意思转告孙先生。
孙中山先生应否抱病进京，确是当时议论纷纭的事；那时也尚无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瘤绝症。一般国民党要人都从赴北京可能获得的医疗条件和政治需要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多数主张他到北京去。孙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先生在民众盛大欢迎之下，抱病到达北京。
孙先生到北京以后，已不能接见宾客和处理事务；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据汪精卫宣布，这个政治会议是临时性质的，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其名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和我等十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几个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这个政治会议每星期并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参加者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时到会。会议主席系临时推定，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不过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卫为会议的中心；因为他是这会议与孙先生之间的唯一联络人物。可是他却百般谦让，不肯负起领导这个会议的责任。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首先由汪精卫详细报告孙先生的病况，有时报告一些从广东等地来的消息，此外就是到会者的个别报告。会议并无一定的议程，也很少事先有准备的提案；这使参加者觉得会议缺乏组织，应该加以改善。不少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求汪精卫担任这会议的临时主席，并将会议好好组织起来。但汪总是不说明原因，唯唯否否的推托一番。
有人指出，汪精卫所以不愿负起责任，是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会议，由胡汉民代理孙先生任主席。孙先生虽在北京，但国民党中央机构却在广州。北京的政治会议只是临时性质，不好撇开广州处理一切。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到会，严肃的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
这个政治会议既这样缺乏组织，大部分时间便为吴稚晖的漫谈所控制了。开会往往是在上午，报告事项占了约一小时，其余的时间，便由吴稚晖扮演主角。他谈锋甚健，所谈的多半是一些上下古今、与会议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时还夹杂一些嬉笑怒骂的谑语。他的漫谈，似也有一个规律：一每逢他不赞成或不愿讨论的案件，他便漫谈起来，转移目标、使提案归于流产；二如果是他愿意讨论解决的事，他却不做声了。而他所不愿意讨论的，多半就是有关反对段执政政府，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吴稚晖的“漫谈”，愈来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图。有一天李大钊先生告诉我，当他偕同吴稚晖步出会场的时候，吴曾向他说：“张国焘这下后生家，我从前倒很敬爱他的；现在听说他竟是一个狂嫖滥赌、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说他听了这句话，大为诧异，立即严肃的回答他：“我敢保证张国焘决不会如此。他不嫖不赌，是个持身严谨、奋发有为的人物。”
我听了李先生告诉我的这些话，真是气得发抖。李先生接着又向我说：“你不要生气，还有下文。”他又告诉我他当时即认为吴稚晖这些疯疯癫癫的话，目的不只是攻击我个人，可能还有文章。因而他特约吴稚晖共进午餐，谈了一大篇话，内容是关于北方的情况和国共关系等等。李先生曾向吴稚晖说起，我这些年领导铁路工人与吴佩孚奋斗的种种事实，我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第一个入狱者，我出狱后又如何竭力平息反孙北上的左倾情绪等等。又说：目下民众团体原在酝酿着的反对段祺瑞的示威运动，还是张国焘依据政治会议的意旨，在那里多方疏解，才没有爆发出来。
李先生上面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向吴证明我是如何为国共合作努力，打消吴的误会。他还向吴说倒，我虽批评过无政府主义，但并不歧视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吴稚晖先生是很尊敬的，希望他也能平心静气，顾全大局。李先生说，经过这番解释之后，吴已无话可说了。李先生要求我不要说穿这件事，而且得便不妨找吴攀谈，表示一些敬意，以弥补这个痕迹。
我当时拒绝李先生这建议。我不揭穿吴稚晖这种造谣诬蔑的企图，已算是很客气了，更我讨好他，万万做不到。我向李先生说，吴的用意的确不仅在攻击我个人，而欲乘孙先生病危，来找中共的麻烦。他素来是不择手段的，虽是满口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却无原则的崇拜实力。从前他曾根据段系的要求，劝孙先生与陈炯明合作①，现在又安知他不是看准实力派的脸色，要孙先生与中共反目呢！因此，我认为向这种人解释，表示好感，不会发生实效。李先生赞成我上述的看法，并向我说，不必过分重视吴稚晖这类不能见信于人的疯话，但要镇防中吴的诡计，他将与吴继续周旋，要我也能不形于色。我们便采用这种态度来对付，因而吴稚晖没有得着机会向我和中共再行进攻。
吴稚晖这尊“毒气炮”终于向汪精卫开火了。在一次政治会议席上汪精卫曾委婉解释，孙先生病重，不能接见政治会议的委员们；孙夫人宋庆龄尤不愿孙先生接见宾客，怕影响他的病况。吴听了这些话之后，便展开了他的“漫谈”。他引述历代的宫廷故事，说当一个皇帝病危的时候，往往为少数皇亲国戚、殡妃太监、奸相权臣等所包围，发生种种蒙蔽天听、假传圣旨的事情。这些话已显然是影射汪精卫了；但吴仍不肯就此止步，还进而诬指孙夫人宋庆龄与汪精卫狼狈为奸。他闪烁其词，若隐若现，仿佛二人真有不可告人的暖昧关系。汪精卫听了这些话，面红耳赤，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满座为之愕然，却也只好装作没有听见，就此散会。
这件事在会后推敲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奇怪。因为大家平素相信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三人是要好的朋友，汪夫人陈璧君和吴稚晖就一同住在李石曾的家里；现在居然在会议上说出这样露骨讽刺的话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就我所知道的，这是吴稚晖和汪精卫间第一次的交恶；也许他们就是从此分道扬镳的。
吴稚晖的这些话，只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他那些鬼话自然没人相信。多数人反而觉得汪精卫受了委屈，增加了对汪的同情与敬佩。本来人们心目中只认为汪是随孙北上办外交的，还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现在觉得他能容忍持重，气度大于胡汉民犷这些观感也许对汪以后的当权大有关系。当时有人说，汪之不肯担任这临时政治会议的主席，原来是有人从中反对。有人推测，大概是吴稚晖有甚么话，没有机会向孙先生陈述，也得不到汪的支持，因而出诸于会议上对汪的讥笑谩骂。有人称许汪精卫在苦心孤诣维持这个局面，认为他决不会有意隔绝孙先生与其同志间的联系。也有人埋怨，这都是由于汪的过分谦让，才引起这次的是非。
我们的政治会议虽然发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现象，但还能维系下去，发生一些积极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力所促成的。首先是段本人对孙先生采取傲慢的态度，虽然经过不少人的奔走，要求段亲自去探视孙先生的病，段却断然拒绝；这使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大为愤慨。不少人说，段氏希望孙先生早死，并企图气死他。再则段氏也瞧不起国民党及其在广东的实力，他不但不罗致国民党人士去参加善后会议；而且不断的施以恫吓，不是说要逮捕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就是说要取缔他们的活动。这些事相应地阻止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使多数国民党人觉得非继续联俄容共不可。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鲍罗庭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愈显得重要了。他比孙先生早到北京，以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不多发言；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才要言不繁的提出来。因此，他的提案多获得会议的一致支持。，这样，渐渐也使参加者觉得重要的事还是要鲍顾问出来说话，才易于解决。
当时几件有关政策的事，在这个政治会议中，都大致得到解决；这与以后国民党的发展也大有影响。首先是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孙先生发表声明，表示对段让步，不斤斤于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名称上的争执，但提出两个要求、一、善后会议须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卿弋表；二、军制财政诸问题，最后解决之权，当归还于国民会议。并保证这两个要求如被容纳，当表赞同善后会议。这个声明就是鲍罗庭征得孙先生同意，向政治会议提出通过的。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个让步是相当大的。因为这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而且所要求加入人民团体的代表，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并不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制财政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解决一点，；主要也仅是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受打击而已。当时不少的国民党左派为这个让步表示不安，尤以共产党员为甚。国民党方面曾向他们在广东等地的组织函电疏解，我也曾在北京中共的党员大会上说明国民会议预备会既不能实现，现在有条件的参加善后会议，与共产主义者参加西欧各国的议会是同其性质。这些努力使国共双方多数同志获得了谅解。
可是段政府仍是一味颟顸的拒绝了孙的两次要求，他于一月二十九日致孙中山先生电中，仅允聘各省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及天津、上海、汉口等总商会之会长，为善后会议备谘询的专门委员。段的答复，显然是藐视孙先生这最后的让步。我们的政治会议觉得如再迁就，就将丧失一切，因于一月三十日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议》的决议。
就这样，孙段之间完全决裂了。这在段祺瑞的临时政府方面说来，是丧失了统一全国的最后机会，在国民党方面说来，也就只有巩固广州政府，准备北伐之一途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段氏召集的善后会议举行开幕式；二日我们的政治会议以国民党的名义通电全国，表示“仰体本党总理的意旨，对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十日又通电主张国民自制《国民会议组织法》。这样国民党与北京政府又公然唱起对台戏来了。
二月间，北京有两个会议在举行。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善后会议—这个会议对北京政局其实不能有甚么实际的影响，段氏只将它看作是协助临时政府过渡到成立正式政府的工具；一切政治的实际发展，还是由军阀们在那里操纵。另一个便是中国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参加的多半是学生会、工会和其他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任务是在否定善后会议，支持孙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提供促其实现的具体方案。
国共两党原拟将国民会议促成会变成一个广泛而有力的国民运动，但也未能如愿。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召开中共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以促成国民会议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在段祺瑞的压迫之下，也只有以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反抗的表示。但因不少国民党要人不愿与段政府过分磨擦，以免增加病势沉重的孙先生的优虑．因而这个国民会议的促成运动，声势并不浩大，事实上仅是一种反抗的姿态而已。
其次是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关系问题。国民党要人受着段执政的轻侮，都觉得非有军事实力作后盾不可，因而联络国民军便是我们政治会议所策划的主题之一。汪精卫等曾与冯玉祥及其代表有过多次的接触，于右任负责联络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王法勤等则与孙岳的国民第三军相周旋。鲍罗庭对于这件工作更是起劲，他获得北京苏俄大使馆的协助，曾到张家口与冯玉祥作过一次颇著成效的长谈。
在二月间的一次政治会议席上，鲍乡庭提出了一个有关国民军的报告，指出冯玉祥愿与国民党合作．但冯的处境不利。张作霖的大军在压迫他，徘徊于湖北境的吴佩孚及其残余势力在仇视他，段祺瑞又帮助张作霖来牵制他，因而他不便表示态度。他要求于右任去接替他任国民军总司令的职务，对外发言，较为便利；他则在暗中予以支持。鲍罗庭认为冯的这种意见值得考虑，
可是于右任认为冯玉祥的话缺乏诚意，他不愿去做这个空头总司令；他并且说即使勉强去做，也将一事无成，个人反会因而受罪。在座的人虽多对于右任的看法表示同情，但也主张他不妨一试，如能有利于国民革命的共同事业，即使个人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
我也曾就这件事与于右任商谈过。我指出依照于先生的声望以及与国民第二军的深厚关系，不见得绝对不可为，不妨先到张家口去与冯谈谈。于先生仍是坚决拒绝。他表示冯玉祥绝不会真将军队交人指挥，即国民第二军也情形复杂，并非他这个老上司所能完全控制。如果挂着总司令的空名，这个要求军饷军械，那个要求地盘，将穷于应付。如果有几分可为的话，他将不辞劳怨。他并说那时要邀我同去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件事就因为于右任的反对搁置下来了：国民党要人中也没有人去实际参加国民军的工作。但国民军将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密切起来了，当时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没有受到段政府的武力压迫，这与国民军的态度大有关系；因为当时北京的卫戍部队就是属于冯玉祥系统的，这些接触，成了后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的伏线。
最后我们讨论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应该有些甚么安排。孙先生的病势到了二月下旬，几乎人人都觉得是凶多吉少。每人脑海中都在思索着，都在忱虑着国民党今后的去向；于是，孙先生的遗嘱问题，就成为我们讨论的课题了。
我们的政治会议没有正式讨论到遗嘱的内容问题，到会者多只是旁敲侧击的表示一些意见。有的人觉得孙先生应当有一个详细的遗嘱，将国民党的大政方针和组织原则都指示出来。有的人又觉得遗嘱最好简单一点，不要作细目的指示。有的人说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就再不会有总理了，无论党务、政治，都应采取委员制。有的人说到孙先生在广州政府的领导职务应由那些人继承，也要决之于孙先生最后之一言。但这些意见，在政治会议上都未进行充分讨论。
大家对遗嘱的问题表现了很大的焦虑，多数人都说应当尽早准备。但汪精卫每每解释说，一提起遗瞩问题，孙夫人便非常伤心，认为这会使孙先生感到难过，要求暂缓向孙先生提及。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会议虽曾设想过许多方式，企图要求孙先生留下几句遗言，但都为了顾虑孙夫人的心情，没有实行。
三月初，在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会议的席上，到会者对于遗嘱问题更感觉迫不及待了。我们讨论结果，决定委托汪精卫办理这件事；要他相机将孙先生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或者准备一个简单的稿子，经孙先生认可后，请他签个字。 176
一九二五年三月初，正当国民党人士从各地赶到北京来，与孙先生作弥留前的诀别时，我却于三月八日匆忙的黯然离开北京。我是为了避免立即被捕的危险，遵从同志们的公意，不得已而南下的，三月十二日，我在郑州铁路工会内获得了孙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大为悲痛，深以不能为这位我所敬佩的革命先进执纬为憾。我立即在当地召开了一个铁路工人大会，为孙先生志哀，在会上痛陈我对于这一种伟大人物的追思。同时我也在那里想着国民党失去了孙先生以后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
几天后，我回到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从李大钊先生的来函中，知道了孙先生著名的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经孙先生同意签字。他致苏俄的函件则系由鲍罗庭与宋庆龄、汪精卫等商拟，同样经孙先生签名。至于孙先生的继承问题则未有任何的决定。
正当国民党领袖病困北京，大家遑遑不安的时候，广州的军事胜利却发生了镇定剂的作用。盘据广东东江的陈炯明的军事势力，原是广州政府的最大威胁；陈炯明利用孙先生离开广州，在北京卧病的时机，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势。他的军队于一九二五年初，进占了广州附近的东莞、石龙等地。坐镇广州的胡汉民代帅动员了国民党所有的军事力量，实行反击。那时，蒋介石以黄埔学生为基干所组织的党军，为数虽不过是两个团，但在这次战役中，初显身手，就表现了卓越的战斗力。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由许崇智统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指挥的党军所组成的右翼军，攻克东莞；十五日再克淡水。这使在北京卧病的孙先生和我们政治会议的同寅们都为之兴奋。战事胜利发展下去，到三月十三日（即孙先生逝世的翌日），在棉湖地区，黄埔党军又获得了这次战役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东征”；它标志着孙先生改组国民党政策的初步成功；它稳定了国民党在广东的基础；也安抚了国民党负痛失领袖的彷徨心情。而黄埔力量的兴起，也以此为其关键。
① 李剑农也说：“吴孜恒（即吴稚晖）受浙卢之托，求孙先生容纳陈炯明。”（见李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五八三页—上海太平洋书店，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再版。）

《我的回忆》
第二册
第九篇 工运与反帝
第一章重返中共中央
（略）
　
　

《我的回忆》
第三册
第十六篇鄂豫皖苏区
第一章 到鄂豫皖的途中
我在上海仅仅工作了两个多月，便踏入了苏维埃战争的前线；从此，开始了我五年的游击生涯，我所亲身经历的，也可象征当时各地苏维埃红军的实况。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我和沈泽民陈昌浩准备进入鄂豫皖苏区。我和陈昌浩拟经安徽合肥去六安。当时，我们对于鄂豫皖苏区的情况，知道很少，我们只知道那里有两个小苏区，一个以黄安县北部的七里坪为中心，包括黄安麻城光山罗山四个鄂豫交界县份的一些乡区，另一个则已金家寨为中心，包括六安霍山商城三个豫皖边县份的一些乡区。这些苏区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了交通网，但彼此间相互联络的情况，却只有周恩来才清楚，周恩来因此委托顾顺章为我们安排这次秘密旅行的各种事项。
顾顺章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务部，归周恩来指挥，是周的得力助手。这时，顾顺章又实际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苏区间的交通网。顾顺章原系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清帮的活动分子，五卅运动时即系工人领袖之一；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他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恩来曾一度任顾的副队长；此后，周经常是顾顺章的领导者。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是令人佩服。不过他的仪表谈吐，多少有些海派气味；也许这点是他为人美中不足之处。
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他决定亲自护送我到汉口，沈泽民的行程则由他的助手料理。他告诉我，有一艘来往沪汉之间的野鸡船，与他有密切关系，这艘船将于三月底开赴汉口，他要我坐那艘船，他自己则先赶到汉口物色人员护送我去黄安，他并详细向我说明每一细节应采取的步骤，我决定照他的计划实行。
那艘野鸡船定于四月一日启碇，三月三十一日晚九时左右，顾顺章的助手雇了一辆街车来接我，于是我和我的太太告别，离开我的秘密住所，搬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馆。这家旅馆也是与顾有密切联系的，常为他利用作为活动的据点，这时他早为我预订了一个房间，连旅客登记表也代我填好了，注明我是由香港刚来的，以应付可能的盘查。我预定在凌晨三时上船，顾则搭夜车往南京，再转船赴汉，可先我一日到达。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凌晨三时，我扮成普通商人，顾顺章的助手扮成我的伙计，街车司机虽与我互不相识，却也是一个同志。我们在夜深人静时直驶杨树浦码头，到达码头时，曾有一巡捕来查问，我的伙计下车应付了几句，便通过了，此外，并没遇着甚么阻扰。到达船上水手舱中时，陈昌浩以先我在那里，并为我在他铺位的旁边占了一席地作为我睡眠的地方，陈昌镐也是扮成我的伙计，他在那里摆出一副伺候老板的神气，为我多方张罗照料，我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了上海。
晨光普照的时候，船开出了吴淞口。这是一只货船，十几位客人都是水手们私带的“黄鱼”，我们这两条“黄鱼”，虽同是商人打扮，但又有点不像。水手和客人多猜测我们是贩卖鸦片的巨商，于是我们将计就计，和同船的人一起打麻雀，我们立定主意，输一些钱，而我们的技术确实蹩脚，输钱时也显得很自然。几天工夫，我们输了近百元的大洋，同船的人皆大欢喜，认定我们是一掷千金的大鸦片商。
四月下旬，我们的船快要到汉口了。顾顺章嘱咐船主要在下午六时后靠码头，因为顾顺章认为六点多种是暗探们用膳的时间，那时登岸，危险性可能少些。果然，这艘船马上减低了速度，直到六时过后才停泊好。我和陈昌浩各提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的时候，天已近黄昏，码头外的要道上，有一个年青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我们投射了一个暗号，这就是顾顺章派来接我们的。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辆人力车，我们也跟着坐上人力车，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在日租界一条较僻静的街道上，我们走进一所房子的二楼，顾勋章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他知道我们一路上没发生过甚么困难之后，便和我们研究下一步的步骤。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鄂豫皖区，不能由汉口交通站的人护送，须由鄂豫皖派出来的交通迎接进去，现在已确知那个可靠的交通，至少还要三天才能赶到，因此，我们至少要在汉口停留三天。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这个交通据点，住着一对可靠的夫妇，一向是很稳妥的，但据最近的消息，这里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怀疑，因此，他对我们是否可以住在这里，颇表踌躇。他还告诉一件我向来不知道的事，他说他是有名的“花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师，其中有几个和他来往亲密，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顾顺章。他建议如果这里不好住，可以搬到他的一个学魔术的学生家里，那是一位大商人的家庭，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我不同意顾顺章这个建议，我对他说：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里，不能躲藏着不见客，汉口认识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我，万一遇着了，反而不妥。这里虽已为日租界暗探所怀疑，但不见得在这几天内就会出事 。我们就藏在这里，决不露面，也许要妥当些。我们研讨的结果，一致认为还是一动不如一静。
在这个仅有两间卧房的二楼上，主人夫妇住在后房，我们则住在前房。我们不敢凭窗外望，以免为人所发现，只有在房里阅读书籍报纸。当日一份中文报纸上，译载一篇外人所作“剿匪”的文章，其内容大致是赞扬蒋介石将军剿灭共匪的努力，并说道中国历史上曾屡次采用封锁政策剿匪，获得成功，现在蒋氏也注意封锁，沿着匪区，筑碉堡，坚壁清野，使匪不能向外发展，以图逐渐缩小包围，这是一个稳健而有效的办法。我读了这篇东西，便开始考虑对策。
七日傍晚，顾顺章领着刚由鄂豫皖区来的交通到我们寓所。这位来迎接我们的青年人，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倒像一位经过磨炼的商店伙计。我们商定翌晨启程，乘公共汽车向目的地进发，顾顺章因不便在汽车站露面，决派他的助手到站照料。
八日上午八时，我和陈昌浩跟着那位交通，离开日租界，穿过中国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车站。我们各自提着包袱雨伞之类，前前后后各自行进，似乎并不相识，在车站分别买票，我们很顺利的搭上了经黄陂到麻城李家集的公共汽车。车开行到郊外时，曾停车经过两次检查，我们没有遇着困难就通过了。
同车的旅客，在通过检查以前，是鸦雀无声的，似乎惧怕将要发生甚么岔子。检查完了之后，大家就有说有笑。车中有人说，车抵李家集时，还有一次更严厉的检查，不过有店铺在那里的人，就没有甚么麻烦。他们纷纷议论，李家集街上驻扎的军队和民团太多了，买卖不如以前好做了，共匪常在李家集附近骚扰，被绑架去的人不少，某商店的老板某某，就是前几天被绑去的。我听了这些话，知道我们的游击队，确是很活跃，但绑票的行为，不但会失去人心，而且是土匪的作风。我这个不会说湖北话的人，只有装着重听，不和人交谈。
下午四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离李家集八华里的一个小站，就在那里下车。交通领着我们循小路向乡村走去，翻过几个小山坡，离公路已经不远了，那位家通才放慢脚步与我们同行。他告诉我们现在大致没有危险了，从那个小站到我们所要到的村庄共十五华里，现在还须走一个钟头才能到达。我们最好是在黄昏后到目的地，以免为人注意，因而我们慢慢的走反较好些。
这时我才有机会和那位交通谈谈关于交通网的情形，他虽不知道我的姓名，但他知道我们是他的重要上级，因此他也不避嫌疑的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他就是本乡的人，这里的农民协会，从前组织得很好，反动以后，农民协会被禁止了，一切的活动也没有了，但农协的影响仍是很大的。现在我们所要到的村长住着同姓的二十多户人家，都是同情革命的，其中有两户与中共有关系，其他各户则暗中掩护。我们的游击队，也把这个乡村当作同情区，从不在这里打土豪，因而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他每次出入鄂豫皖区，都是以这个乡里的两三个村庄为落脚点。
他又告诉我，有一个交通站，设在李家集附近大路旁的一间小铺里，汉口的总交通站于几天前通知那个小店铺，转知他来接我们的。他自己只知道汉口一个接头的地方，他每次赴汉就是到那里接头。他推测在鄂豫皖的周围，有好几条直达中共中央的交通线，他自己知道这一条。
他又说，在我们所要到的村庄上，藏着一个鄂豫皖苏区的特务队，是专来迎接我们的。我们今晚还要走一晚的夜路，沿途要穿过白军和民团驻防的地方，才到达鄂豫皖苏区南端的高桥区。平常他走路的时候，无论是带领人员或运送东西，总是夜晚悄悄偷过去；因为我们是重要的人，所以特派一个特务队来接。
在暮色茫茫中，我们从后门进到这个村庄的一个人家。进门后，立即看见有几个雄赳赳的青年人在那里守候着，那位交通将我们的身份告诉他们之后，那个特务队长，立时命令全体武装起来，顷刻之间，那些人都由普通农民变为佩戴短枪的红军了。队长慎重向队员宣布：要严防民团来巡逻和敌人的任何袭击，誓死保卫这三位新来的人。
我们所到的这家人家，房屋相当的大，有好些个房间，男女老少一大群，都用惊奇而带喜悦的眼光望着我们。女人们忙着为我们料理食物，男人们则分别到外面去放哨。特务队队长和副队长带着八个队员藏在屋内把守前后门。
饭后，特务队长在征得我们的同意之后，下令出发，预定在拂晓前到达目的地。在行进中，队长带头，副队长殿后，我们则走在中间，沿途不说话，不吸烟，严防为敌人所发觉。
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我们这一队人，从村庄后面的小路，走过满布松林的小山冈，为了远离村庄和敌哨，我们必须要绕道走，有时走山冈小径，有时走曲折的田畦，听不到狗吠，我们一意急行。
我此行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和我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夜奔甲子港的狼狈状态，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此后的生活是改变了，用不着提心吊胆严防暗探的追踪了。我面前这十个敏捷矫健的游击武士的英姿，使我想起明早将要会见上万个同样的人物，我将和他们一起奋斗，我为此感到骄傲。
我这个不惯于行夜路的人，越走越觉得我这双脚有些不济事。我在黑夜中急行，高一脚，低一脚，有时脚被石块打着发痛，有时跌跤，我用尽气力还不免掉队几步。走在我后面的队友，老是鼓励我不要掉队，甚至轻轻的哼出一首掉队歌，其中一句我记得是：“掉队的人儿，哎哟哟！不怕羞！”我不甘落后，决心锻炼自己能和他们一样的矫健。我虽满头大汗，走上坡道时还有些喘气，但我咬紧牙关，竭力赶上去。这一整夜的行程，我们中途只休息过一次，并用缸子在一个小溪中汲取了一点水喝。高大个子的陈昌浩有较多的体育锻炼，也要费尽气力，才勉强跟得上。特务队长曾向我表示，他知道初走夜路是件辛苦的事，但我们如果耽搁了，就要准备和民团开火。我鼓起勇气，请他放心，我会努力跟得上的。
天微明——这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我们的队伍才放慢脚步，队长选择了适宜休息的地方，要我们解下包袱，多休息一会。他指着前面一座高山告诉我们，那时木兰山，高桥区就在那座山东面脚下，我们已经走出了民团的防地，前面那座小山冈上，就有我们的哨兵，到黄安独立团团部则还有十里的路程，昨夜我们所走的路，按大路计算是八十里，但我们弯弯曲曲的走小路，约计有一百二十华里。
这最后的十里路，我们可走得慢了，而且时走时歇，队长也不再督促了，全队行进的速率都随着我的脚步为转移。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好不容易的向前移动，快到八点钟了，我们才走到山窝的一个小祠堂内，这里就是独立团的临时驻地。
独立团团部的人们，围拢来欢迎我们，但我已没有精神和他们周旋，我赶紧解脱我的鞋袜，看看我的双脚，使我自己也为之惊奇，原来两脚已布满了水泡和由鞋带子所勒成的血渍印。我的同志们看见了也只有把我当作伤兵来服侍，忙着让我吃东西和休息。这个团里只有徐政治委员是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会见过得，他除了为我介绍这个团的王团长和徐政治部主任以外，并安排我有几个钟头的休息时间。这就是我踏进鄂豫皖苏区的起点。
第二章 初次参加游击战
我一踏进这个苏区的边缘，就参加了游击战。初次参加游击战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近午，团部的大厅里有二三十个人在聊天；长官与士兵杂坐着，毫无拘束的谈笑。他们彼此互成同志，对于长官则在“同志”之前加上一个官衔。他们的总称是“红军战士”。官长和士兵的服装是一样的，使人分不清那一个是长官，那一个是士兵。独立团官兵的服装不及特务队的整齐。官长和士兵起居饮食都在一道，待遇也是平等的。他们这种同甘共苦的生活，滋生了他们活泼与乐观的团结精神。先我起床的陈昌浩，已在大厅里和他们高谈阔论了。他们想知道鄂豫皖苏区以外的情形，特别对于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大感兴趣。我听见有人问陈昌浩说：“国涛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陈说：“这是早就过去了的事。”并告以现在我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兼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要他们称我为“主席”，一切听从我的指挥。他自己也自我介绍，说他初从苏俄返国，任少共中央委员；此来是担任少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但他自己则不仅注意青年工作，对游击战争亦极感兴趣，而且身体强健，曾受过一些军事训练等等。
我起床后步入大厅，间杂在他们当中坐着，全厅的视线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来。王团长为我一一介绍，并告诉我那个护送我们来的特务队，是直属军委会的，不过现在拨给他指挥，现在已到别处去休息了，并且已经分派他们新的任务。我请他代我嘉奖他们，并向在场的人说：“这里许多同志，都是我的老战友，我初来，许多事要学习，请随便告诉我一些事情吧。”同志们撇开我的问题，先向我续起旧来。许政治委员说到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和我会见过。王团长接着说，一九二七年他到汉口，知道湖北区委由我负责，但没有见着我。此外还有两三个同志说在汉口听过我演讲，他们说我比从前胖了些。
我们一面进餐，一面互道情况。饭后，王团长提出了一个军事行动的建议。他说这个黄安独立团只有六个连，共五百余人。现在驻扎在这里的是第一营的三个连，约有三百人，枪支只有一半。他们在两天前到这里，任务是护送我们到苏区中心去，可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离这里约三十里的某地，驻扎着新开来的白军一连，他想带着队伍，去解决那个连。独立团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子弹，每枝枪平均不到十颗子弹。他想我们今晚应在此间休息，独立团则去行动，以期掳获一些枪枝子弹补充军械。
我赞成王团长这个建议，并要他画一个行动略图给我看。王团长和在座的长官都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但却不会绘图。我告诉他们学会绘图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行动战略图，我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行动计划，部队长官的指挥，也不一定会准确。他们于是遵照我的意思画了略图，画得实在不高明，他们确是第一次学习，官兵们在那里七嘴八舌的纠正偏差，好不容易才把这张图拟定了。
接着，我告诉他们白军这个连一再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可能建筑了工事，最好能派一位干探去侦察一下敌军驻地附近的情况。那位瘦小的徐政治部主任，自告奋勇的愿意去，预计黄昏时可以赶回来报告。他在我们同意之后，就化装去了。不一会，这个原穿着军服的徐政治部主任，居然惟妙惟肖的化装成一个手提粪箕的拾粪农民。我非常高兴的看着这个“拾粪农民”的背影，向对面的小坡走去。
午后，我休息了片刻，又更多的了解了这个独立团发展的经过。这个对立团是由农民自卫军蜕变而来的。鄂豫皖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按连营团的编制，每乡至少有一连，多的有一营；每区多数有一团，还有多于一团的。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平时务农，有事时集合行动。这些自卫军统归各县苏维埃政府下的军区指挥部指挥，又名为“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少数武装，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装备起来，形成某区的独立连，独立连的士兵于是脱离生产，经常行动；这又名之为“脱离了生产的地方武装”，也就是由自卫军转化为红军的一种过渡组织。这种独立连通常人数是足额的，武器最初只有一二十枝步枪，多数无枪的士兵仍携带梭镖作战。步枪逐渐增加的结果，也就能够单独担任游击的任务。这个黄安独立团，就是由这样的六个独立连编组起来。
那位农民出生的黄安独立团王团长，在他的同伴中，资格算是最老。一九二七年初，他已是中共党员，当地农协的负责人。武汉分共后，他是高桥区一带率领农民打游击的少数领袖之一。那时他已是这里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游击健将了。他的同伴们都敬佩他，但也有人批评他“老大”（即自视资格老有些自高自大的意思）。那位徐政治委员被称为“大徐”，而徐政治部主任则被称为“小徐”；他们都是学生出身，在这一带工作很久，游击战的经验则不算丰富。团不利参谋文书等人员都是本乡的低级知识分子出身(又的是道士的徒弟，又的读过几年私塾或小学）。连排班长多数是因战功而提升的，少数则是红军中的战士，因不愿背乡离井乃留住当地，或因作战受伤，痊愈后便被拍到这里来。
正规红军在鄂豫皖区只有第四军，组织比较健全。地方武装的独立团在组织上则远不如正规红军，他没有机关枪，这是与正规红军不同的第一点。他没有单独的卫生组织，伤病兵都得交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处理。他也没有单独的补给组织，全团官兵从来未领过薪饷，只是按时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杀猪宰羊，犒赏一顿。全团所需被服鞋袜，也有政府发动农民代为制办。他们在苏区内驻扎时，由政府供给伙食，到白区行动时，就自行打土豪，解决补给问题。
到了黄昏，我们的“拾粪农民”回来了。他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一切都侦察清楚了。他在那连白军驻地附近，拾了满筐的粪，白军就地拉矢，其驻地四周的粪真是多极了。他已将满筐的粪交给前面一家农户，赢得农民的谢意。他侦知这一连白军都驻在那个山坡上的一所庙里，庙旁的山冈上筑有一个圆形工事，但没有设置障碍物。通往那个庙的道路，以及构筑工事附近的情形，他都弄清楚了，沿途民团驻地也没有甚么变动。
王团长根据徐主任所侦知的情况，下达夜袭命令，时间算得十分准确。十时,这个独立团的第一营，就已集结在团部门前的广场上。我对他们作简短的讲话，嘉许他们的英勇，鼓励他们努力争取胜利。这个队伍旋即按计划悄悄出发了。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以及几个病兵则留在团部内休息，由留下的几个兵为我们警戒。
翌晨，天将晓，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传令兵，高声向我们报告胜利的消息，并说王团长带着队伍，随后就到。不久，得胜归来的王团长向我报告，他们已解决那连白军的大部分，获步枪四十余枝，子弹约五千发，俘虏五十余人；除已将所获枪支弹药，由各连分配外，俘虏经过简单的宣传后，已经释放了。我方仅有几个轻伤，已送往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照料。
王团长等都向我道贺，说这次胜利是我的正确指导所获致的。徐政治委员更说到这次行动因有徐主任的侦查，没有经过甚么激烈的战斗，就进入了敌人的驻地。除黑暗中逃跑了一些人以外，敌人概被包围缴械。以前每次行动，多是带着队伍出发，看见情形有利，就干起来，否则退回来，不免空跑一趟。这次计划准确，因而获得空前的胜利。他们在回途中，检讨战绩，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我的提示，似不会有这样圆满的结果。
我同样为他们祝贺，并说这是全体官兵和苏区民众一向英勇奋斗的结果。我还向他们说到下次行动时，要注意缴获敌人的文件，如工作器具等，都要掳获回来。他们赞成我的意见，也承认他们自己“游击习气”过甚，只注意掳获枪枝子弹，其他就不大主意了。
十日午后，这个得胜的队伍护送我们向北进发。由独立团驻地（苏区的边缘）到高桥的中心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有三十华里之遥，那是我们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我开始领略苏区的一般情况。
这一营人装备着新掳获的枪枝子弹（每人平均有三十发了），精神抖擞。在苏区内行进，不用戒备，可以时行时歇。我这个走坏了脚的“伤兵”，坐在临时用竹竿扎好的轿子里，随同团部在队伍中间行进。我们胜利的消息，早已夸大的传遍了各处。沿途的农民争着来看我们所掳获的枪支弹药，和我这个来自中央为他们所称誉的“赛诸葛”的风采。
当地农民与独立团的官兵相处的水乳交融，沿途有不少农民伴着队伍一同走一段路，祝贺胜利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和独立团官兵的谈话，也是极其亲切，看见我坐在轿子上，他们有的一位我是被俘的土豪，因而说：“为甚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号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农民们听了“中央”二字，防腐蚀“真命天子”似的，不禁伸伸舌头说：“中央呀！领导我们打胜仗的中央呀！了不得，我说错了！”
我们的队伍在沿途村庄上休息的时候，农民们兴高采烈的将准备好了的茶水，供给战士们解渴。村庄上男女老少都围拢来观看，战士们也非常和蔼的告诉他们，我们是新从中央来的人，特别将他们新缴获的枪枝子弹，夸大一番。这种与农民亲若家人的情趣，是国民党区域里所看不见的。
这些事使陈昌浩高兴得了不得，他觉得出乎意料的发现了许多奇迹，特别是战士与农民的亲密关系，军民对中共中央的信仰，军民一致进行游击战争等，为之赞赏不已。他在那里注意了解实况，也觉得他过去所学的军事知识，许多是不适用的，要从新学习游击战术。后来他终于担任红四方军政治委员的重要职务，成为灵活敏捷的游击骁将。
下午五时左右，我们到达了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大村庄上宿营。这一营人旋即分散住到各民房里去了。也有一些战士请假回家，情形显得有些凌乱。王团长曾向我解释，在高桥区中央，不用戒备，一切可以随便些；各排班纷纷找他们所熟悉的人家去住，但他们都会集住在大厅里，不会出乱子的。有家在附近的战士，请假回家了，明早必能按时归队。
我们和团部驻扎在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的办事处。这是幢较宽大的房子，门口挂着两块大招牌，一是“高桥区苏维埃政府”，另一是“中共高桥区区委会”。房子里面除了陈设简单的办公室和卧房以外，还有一间仓库，里面堆满了农民所捐献的布鞋草鞋袜子之类东西。苏维埃政府人员，正忙着将这些东西分发给战士们。这些鞋袜大小不一，由各战士选用合适的，很费时间。当天，政府还宰了三条大猪，安人分配，犒赏全体官兵。一切放哨做饭等等勤务，概由政府指定本村农民执行，使全体官兵都能充分享受一晚的休息。
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现任中共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他那时担任高桥区中共区委会的书记兼该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个细长生财的青年人，原系木匠，是一个党龄较老的能干游击家，他的态度严肃，说话也很谨慎。他向我叙述了高桥区发展的经过，现有人口的数字，党员团员人数，自卫军、少先队等等组织的概况。这些事我现在自然已记不清了。
他特别向我说明，高桥区孤悬在鄂豫皖苏区的南端，要经常向四周打游击。如果这个黄安独立团离开了这个区域，白军和民团就要乘机来侵袭。高桥区各地都布满了放哨的单位，敌人进袭时，顷刻之间，他们就会知道，于是区委和区苏维埃的人员，都擎起武器（自然多数是梭镖），携带文件包，上山去了：以免在山上办公，一面指挥作战，还要指挥男女老幼“跑反”（意即掩护老百姓向敌人不宜到的地方藏躲）。自卫军则在敌人的四周骚扰并乘机反击。因此，敌人不敢分兵深入，有时他们能缴获敌人少数枪枝，有时也遭到失败，人畜被掳去，村庄被烧毁。
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四军某团的团政治委员。从此，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一。
十一日清晨，王团长率领这一营人护送我们继续北行。徐政治委员则率领其他人员留驻高桥区，办理该团官兵所需夏服等类的事。我们当天的行程是八十华里，北行二十五里后，便出了高桥区境，要通过约五十里的“灰白区”，然后才能到达七里坪苏区边境的一个村苏维埃宿营。在高桥区内，我沿途所见情形，与昨天所见一样，只是再没有人误认我是土豪了。那些消息灵通的农民，在我轿子旁边走过时，多向我表示亲切的敬意。
将近走出高桥境以前，王团长命令他的队伍改为备战行军。他向我解释甚么叫“灰白区”，就是在本质上仍然是白区，不过区内人们不积极反对苏区而已，我们与灰白区的关系大体上是互不侵犯的。黄安县城离高桥区边境不过五十里，董必武就在这个城里生长，他在城里办过学校，在地方上很有声望。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都很左倾。这个灰白区的一些绅士和知识分子多曾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国民党反动了，他们有些受牵连，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这个区域的人们，对“剿共”十分消极。苏区的人也不在灰白区打土豪，彼此一向相安无事。
王团长表示他对灰白区的情形相当熟悉，白军驻在黄安城内和交通要道的据点上，民团虽散布各地，但也很难到偏僻的地方来，平常我们的便衣人员可以在晚上安全通过，白天有几条枪的队伍，也可以去得。只有黄安通河口①的要道是敌人的交通线，我们横过时，要特别警戒。
我们进到灰白区后，情况显然不同了。在路上见不到老百姓，更没有人为我们准备茶水。在田野间照常工作的农民，不敢理会我们。我们停留在村庄做饭的时候，村庄中的妇孺，并不躲避我们，男子则站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近。我们向妇女借用东西，或购买粮食蔬菜，她们不仅不拒绝，而且态度和善。王团长解释，这里的男子躲开我们，是怕我们去了后，会遭到“通匪”的惩罚。
午后，我们的队伍快要横过黄安通河口的大道时，发现大道上有大队敌人正向河口前进，王团长侦知这是驻在黄安城内白军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的一旅人，开往河口换防。他征得我的同意后，开始分散队伍向敌人袭击。我也下了轿子，参加这场战斗。我在苏维埃唯一的一次坐轿子，至此就结束了。
我们的队伍以排班为单位，分布在一个很广泛的区域内，我和陈昌浩等随着王团长行动，身边也只有十个战士。我们爬到一个山坡上，观察战况。我看见我们的队伍东一堆西一堆，这里放一两枪，那里放两三枪，向敌人骚扰。这就是被人们称誉的“麻雀战术”。敌人表现的很惊慌，不敢向我们反击，他们占领阵地，交换掩护前进，正向一个高山上的寨子集中，我们的队伍紧紧环绕着敌人的四周活动。敌人用机枪四向扫射，枪声愈来愈热闹，仿佛是一场大战。
黄昏时，敌军都集中到那个寨子里去了。这个寨子四周的城墙系用大石切成，四个城门也很牢固。据说这类古老的寨子在附近是很多的，大多是太平天国时代，当地人民建立起来作为避难之用。这个寨子里面尚留有一些破旧的房屋和水井，白军就利用这里作为据点。
我们的队伍就集结在这个寨子外一处山腰的平地上休息，王团长派出两个小队，分头摸到寨子的城门附近，放了几枪。于是替人都跑上城墙，向四周放枪投弹，枪声炸弹声彻夜不休。其实，我们方面并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的战士有爱惜子弹的良好习惯，不轻易放枪，这一夜，敌人损失的弹药自然又是不少了。我们的战士纷纷讥笑敌人胆小，这一夜必定不能安睡。
王团长侦知敌人已将城门紧闭，认为今夜再也没有事了，因此命令读物就地睡觉，连哨兵也不派，似是不愿他的士兵有不必要的疲劳。他在临睡之前向我说：“请睡吧！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一晚。”不久，他真的睡着了，我这个初参加游击战的人，在震耳的枪声中睡不着。我心中也对阵前睡觉的事，不以为然，便独自起来，环绕这个宿营地巡视一周，所有战士似都睡着了，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我向寨子走去，敌人的子弹飞过我头上呼呼作响，我没看见一个哨兵，我在那里慢慢踱着，心里想：让我权充哨兵吧。王团长悄悄走到我的跟前，轻轻地向我说：“你还不放心吗？敌人缩到寨子里面去了，绝不敢出来，我们屡次这样阵前睡觉，绝未遇到过以外，而且我们打惯游击的人，说睡着就立即睡着，有甚么风吹草动，马上又醒过来。”我告诉他要严防万一，如果疏于警戒，总有一天会吃亏的。王团长的神情，似仍不以我的话为然，但也只得勉强派出一班人来警戒。
拂晓以前，我们的队伍，已准备好继续打游击。敌军也开始走出寨子向河口方面移动，我们包抄到敌人的右前方去了。当晨曦初露时，我在一个高地上忽然听见成千上万的农民的呼啸声，震动了四周的山谷。王团长告诉我，这是七里坪区的农民自卫军到了。果然，独立团第二营的第四连有一个传令兵来报告，他们这个连知道我们在这里作战，马上赶来配合行动，还带来几千名自卫军，他指给我们看，他们的指挥所就设在前面那座山头上。
这场似真似假的战争是一幅奇观。全副武装的敌军沿着大路，占领高地，踽踽向他们所要到的目的地移动。由于我们的活动，敌军有时被逼停在高地上，不敢前进；除了放枪以外，不作任何进攻的尝试。另一方面，星罗棋布的农民队伍，却极其活跃，四面威胁，企图使敌军陷于混乱，以便乘机夺取武器。
我观察全盘情况，觉得敌军似旨在避免我们的袭击，是消极的逃避。我们的行动却非常的迅速，到处试探敌军的弱点，是积极的攻击。但我们也有弱点，就是轻视敌军，不注意自己的隐蔽。我曾向王团长指出，我们如果能注意隐蔽，将更能增加敌人的惊疑和避免可能的伤亡。但一般战士总以为隐蔽是不够勇敢的表现，而且也没有这种训练。我知道要纠正这种缺点，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我了解了独立团的作战行动后，就要去看看自卫军。我冒险通过了为敌人机关枪火网所控制的田阪，到达对山的自卫军的阵地，我在那里会见了七里坪区农民自卫军的团长和独立第四连连长等指挥干部。那些自卫军是按连分别集结在各丛林里，每连都有不少的红旗，插在敌军实现所及的地方。队员则拿着梭镖隐伏在树林中。他们时而移动，时而叫喊，也还有些携带箩筐的农民随着自卫军一同行动，这是准备缴获了东西，迅速挑往苏区之用（自卫军到白区打土豪例带箩筐，以便挑走谷子）。自卫军的团长向我解释，他们的任务是协助独立团威胁敌人，要等到敌人混乱了，才能去参加战斗。
近午，王团长因敌军无懈可击，便将大部分队伍，收缩到敌人较远的后面山头上来了。我代表中央慰问了自卫军之后，也由前线回来和王团长会晤。我们商定由王团长仍带着他的队伍监视当前的敌人，以便等到黑夜再行动。我和陈昌浩等则继续北行，这里到七里坪区一个边境村苏维埃，不足十里路，只须几个兵护送就够了。再过去全部都是苏维埃的辖区，单身也可行走，不必再有人护送了。至此独立团护送我们的任务，已告结束。
在我们（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三人离开前线向苏区中心行进途中，陈昌浩觉得仅仅两天多的时间，看见了不少的新事物：如对敌军的夜袭，高桥区的活动，农民武装向强大的敌军进行骚扰战等等，这些事，他在上海时，从文件中虽也曾看见一鳞半爪，但究竟不太了解，现在亲身经历，才有深切的认识。
陈昌浩向我说起，他混在战斗中，听见他们的种种议论，知道他们对于中央十分敬重，对于我们新来的人非常关切。他转告我他所听到的一些事情。战士们看见我坐轿子，有点觉得知识分子经不起苦，直至昨天下午我从轿子上跳下来，参加作战的时候，他们又高兴的说：“主席也下轿和我们一道作战了。”今早我要他们注意隐蔽时，他们多觉得好笑，等到我通过火线，到自卫军那边，有人在那里说：“这位主席真负责，连自卫军作战都要亲自去看一看！”王团长还说：“以前上级不了解实况，乱下命令，以致难以执行。现在张主席遇事谨慎和负责，看来，以后不会再有那类不切实际的命令了！”陈昌浩觉得王团长这种议论，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我们所要肃清的立三路线的残余。
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到达了那个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是鄂豫皖苏区的边缘。我此后所要说到的，便是这个苏区的概况。
①：河口在黄安西边四十华里，是黄陂县一重要市镇
第三章 推行新政策
我到达这个苏区中心后，立即考察实况，开始试行政革，这种改革的性质，用中共当时的术语来说，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实施巩固苏维埃和红军的正确路线。同时，用这个苏区的术语来说，是反对“游击习气”，亦即反对土匪军阀的倾向。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受着许多条件的束缚，不宜完全实现。
四月十二日午后，我和陈昌浩由那位交通引路，向七里坪进发。七里坪苏区是鄂豫皖苏区的发祥地，位于黄安北部大别山麓。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这里便是中共党员农协干部和农民自卫军的逃逋薮，也是一九二八年秋收暴动的一个主要地区，成为长江以北的“井冈山”，它的发展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从这个边境村苏维埃到七里坪是五十里，沿途村庄都遭受过破坏；特别是那些寨子祠堂庙宇等较大的建筑物，大多只剩下断垣破瓦，都是白军进攻时，为了不让游击队利用来作为据点而特别破坏的。人们往往根据这些遗迹，告诉我们一些英勇战争的往事。当地到处布满了岗哨。我们每走二三里路程，就会遇着岗哨的盘查，比高桥区的岗哨组织，似乎还要严密些。这些岗哨都由路旁村庄的少年先锋队担任，他们三五成群，日夜轮流看守岗位，盘查行人，传达警报。
我们通过岗位时，要出示路条，答复盘问。那位交通往往指着我说：“这位是中央！”指着陈昌浩说：“这位就是你们小鬼队的总头目！”那些天真的农家孩子，年龄多不满十六岁，颈上系着一根红布带子，手里拿着木棍，听见“中央”二字时，肃然敬礼。我拉着那些孩子，笑着问他们：“甚么是中央？”他们所知的似是最大的官他们的，甚至比总司令还大的就是“中央”，我故意问：“是不是蒋介石呢？”他们都知道蒋介石是他们所要打到的反动派，而中共中央才是他们所拥护的。
陈昌浩这个少共中央的负责人，很注意哪些少先队的活动。他很详细的询问那些孩子们关于少先队的情况。少先队是少共所领导的，按乡、村和个别村庄分大队中队小队编组起来。每一个村庄至少有一个小队，人数十余人至数十人不等。这个组织专门担负岗哨的责任，在道路上设明哨，在偏僻的山野间则设暗哨。这项工作几乎花费了各乡村的孩子们的全部时间。
陈昌浩认为苏区的孩子们竟能负担着“警察”“海关”等等繁重任务，真是想不到的事。他注意考察他们的工作效率，那些孩子们向他夸耀，捉拿间谍，防止走私，传达白军民团进攻消息等项，是他们常做而又很具成绩的。陈昌浩知道那些孩子，多数失学、不识字，便问他们如何识别路条的真伪，他们都是记住路条的暗号和印信的特点，稍有可疑，就详加盘问，因此，很少漏网。他还问他们如何对付携带武器的敌人，他们的答复是随时能获得村中成年人和自卫军的援助，只要一声喊叫，就有很多人围拢来。
我们走了约一半路程之后，所遭遇的就不是盘问，而是欢迎了。我们所过的村庄，总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少先队在列队欢迎。我们检阅这些仪仗队时，乡村中的负责人往往向我们解释，向村中男女大人，都忙着公私工作去了，剩下的只有在家休息的少先队。这无异告诉我们苏区的人力十分缺乏。
黄昏时，我们到达了著名的七里坪。这个小市镇上的房屋，多半历经战火的破坏。虽经苏维埃动员人力先后重建起来，但不能说已复旧观。七里坪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少共七里坪区委会等机构都设在这里。好一点的房子都被这些机关占据了，穷苦的农民们都挤住在为数很少的房屋里。市镇上已没有买卖，气象显得十分萧条。
我们住在中共区委会的办公处。饭后，去苏维埃主席和中共区委书记以下的党政负责人，都来和我们聊天。我经过这三天行路的锻炼，不再有不惯的的感觉，精神抖擞。我向他们说：“先将你们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提出来谈谈吧！”那位区苏维埃主席回答：“粮食问题是最困难的。现在刚整田插秧，离夏收还有三个多月，全区所存粮食，约计能维持一个月，要缺两个多月的粮，看来要发生严重的饥荒。”在座的人都众口一词的支持这位主席的看法。
他们分析粮荒的原因，认为这一带水田少，山地多，盛产花生，由于苏区和白区的隔离，花生卖不出去，粮食换不进来。土地已经分配了，因人力和耕牛农具的缺乏，有些田地荒芜。苏区许多壮丁参加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剩下的农民所担负的任务也太多，如自卫军、担架队、运输队等。妇女要做鞋袜供应红军，小孩子要站岗放哨，老年人也要忙着打草鞋，因而人力极感缺乏，耽搁了生产工作。此外，敌人侵袭苏区的时候，前奏耕牛，捣毁农具，更是这些东西不足的主要原因。上级虽然号召加紧生产，并没有解决实际困难，何况鄂豫苏区各机构都设在这个区域内，人数在五千以上，红军经常在这里经过或停留，又增加粮食的额外消耗。这里附近各苏区又都缺粮，没有互相调剂粮食的可能。
他们一向靠到白区去打土豪来解决粮食困难。每当红军向白区行动的时候，农民都踊跃参加，大批自卫军和运输队，满筐满箩挑着谷子回来了。挑回来的谷子，按成分配；自卫军和运输队通常分一半，另一半则交苏维埃作为公用。但是现在四周已无土豪可打，除非到很远的白区去，才能取得粮食。
他们也认为到白区去打土豪，引起了白区人民的反感。依照打土豪的原则，是应发动白区当地的农民，自动起来打，由此获得的粮食，也应该分给当地的穷苦农民，这才不会招致多数人的反感。可是现在是由苏区的人去打，粮食也全部运走，这不仅失掉了打土豪的意义，而且被打的区域，因为粮食被运走了，粮食供应就会不足，粮价也要上涨；此外，自卫军和苏区农民到了白区之后，那里还能分辨土豪不土豪，还不是见粮食就“打”。糟蹋粮食的事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白区的农民往往站在民团方面来对付我们的游击队。鄂豫皖苏区的周围，有些地方民团势力日渐强大，可以说主要是因打土豪而引起的。我们明知如此，但也没有其他可以代替打土豪的办法。
我觉得这是急须解决的严重问题。不过这里只是一个区的范围，一牵涉到整个政策，在这里就无法解决。我因此提出增加生产的主张，来和他们商讨。我问他们，你们这里有些甚么早熟的农作物，尤其是在一两个月内可望收成的东西。我还告诉他们，井冈山在缺粮时，一般战士和农民有好几个月只有南瓜吃的故事。
我的意见引起在座者的兴趣，在座的老农们说到他们已往加紧生产工作，是一般性质的。重点也是放在增加稻谷的生产上，其实，这一带盛产瓜菜，一些荒地上，还可种山芋黍谷类等，其中多数是早熟的，既不需很多的人工，种籽也是现成的。如果发动老幼妇女注意生产这些菜蔬杂粮，对于渡过这段青黄不接的粮荒时期，将大有助益。
我们商谈的结果，决定了增产早熟农作物的具体措施。我们要求这个区域内每一个人至少都要种五颗南瓜，每户都要增种一块地的蔬菜和杂粮，并要求少年先锋队员们，在放哨或在家休息时，都要尽力做这些事。其他成年男女也应利用片刻的闲暇时间，在驻地附近进行这些工作。各户对于种下的农作物，应随时照顾。此外，区苏维埃还应注意不浪费人民的时间，减轻他们的劳役，并厉行节约粮食等等。
在座的人觉得这些办法是可行的，认为加紧生产再也不是空洞的号召，二是要切实去做的。我也警告他们，到白区打土豪的办法，在原则上很不对，须要停止。如果他们不在增产和节约两方面努力，那就只有等着饿死。在座的人由于他们已有经验，对于这个问题，似也认识得很清楚，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也执行的很起劲，收到了很大的实效。
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央特别委员会是这个苏区的最高机关，设在距七里坪北面十五里路的村庄中，由七里坪向北走三十里即是鄂豫皖交界的地方。翻过大别山，再走十五里边到了河南光山的一市镇——新集（后为国民政府改为经扶县。当时鄂豫皖区的中心机关，就散设在七里坪北面的一些村庄上，不到一个月就迁到新克服的新集来了。这就是后来知名的鄂豫皖区的首都）。十三日早，我们由七里坪中共区委书记陪同向北进发，这是我们这次旅行的最后路程。我们那天早上走了约一半路程，边到了这个区域的军医总院。我们看见一个大村庄，面临着一条小溪。村庄内有一千多个伤病兵，这是由军分会军医处直接管辖的。在这个村庄的广场上，有成百的伤病兵，晒着春日早晨和暖的阳光，解开衣服在捉虱子。这使我联想到这里的卫生问题，当时是十分严重的。一路所见的战士和普通人们，多患着满身干疮，我想这与虱子很有关系。这里的人无法抵抗虱子，因而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身上的虱子越多，革命的资格就越老！”我这个来了不到五天的人，也曾在衣服上捉到几个虱子，足证这个小动物是无处不在的。
村前小溪边，成百的妇女在替伤兵洗涤衣服。七里坪区委书记告诉我，这些洗衣妇女，便是妇女慰劳队。这种组织为鄂豫皖妇女运动委员会所领导，也是依地域分编为大中小队的。这里附近村庄的妇女慰劳队，轮流来为伤病兵洗衣服，缝补衣袜，帮助料理伙食，并为医院洗绷带。以为绷带不易得到，所以一条绷带必须常洗，一直用到完全破烂为止。不在医院附近的妇女慰劳队，经常也是工作纷繁，如代红军缝补鞋袜织补衣服等。反动派造谣说苏区的妇女慰劳队是营妓性质，其实，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她们不仅工作忙得很，而且有很多都是老太婆。
那位区委书记，提起这个医院，就觉得很伤脑筋。他告诉我们，这个医院院长，前几天就被伤兵打伤了。伤兵特别暴躁，伙夫的伙食做的不好，护士照顾不周，都会引起伤兵的不满。他和其他同志到这里来慰问伤兵的时候，也曾遭到他们的奚落。其实，医院所欠缺的东西太多了。医生、护士、药品、以至医疗用具无一不缺，也难怪伤兵要闹别扭。尤其是动手术的时候，因为缺少麻醉剂，接受手术的伤兵往往会痛的惨叫起来。这又使其他伤兵听了寒心。这个医院的政治部成为伤兵责骂的对象，军委会也毫无办法，老是要医院负责人忍耐，不要触怒那些伤兵。
我们在这个医院巡视一周，觉得医院的负责人大致上做到了他们能做的事。那些伤兵们都住在民房的大厅和较好的房间中，窗户都已经改大了，也增设了新窗户，空气和阳光是充足的。伤病兵都是按伤势和病情来分类居住。约有半数睡在木板上，其余则睡在稻草上。所有病房都很干燥，也收拾得很干净。各种娱乐设备，在当时条件许可之下，也是应有尽有，伤病兵在这方面相当感觉兴趣。因此，我想到引起伤病兵不满的原因，大概不是医院当局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困难。我只有向伤病兵和医院负责人，表示一般慰问的意思，也不敢做过多的承诺。
我们由医院出发。不一会，王平章、郑位三、戴季英、周纯全、郭述申、徐立清等都在大路上迎接我们。这些同志们都与我会过面，但有些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姓名了。我们就别重逢，分外亲切。他们告诉我这里最近的一些军事胜利消息，主要是里这里三十里北面的新集，原始地主民团的坚强堡垒，不久以前被我们围攻下来了。由于这个胜利，使我们在河南光山罗山等县的工作更易于发展。曾钟圣还带着一部份军队继续围攻新集以西的几个寨子，目的是要打通新集与罗山宣化店苏区的交通，扩大苏区范围。现在他们已通知曾钟圣赶回来和我会面。
这些同志们都与我会过面，但有些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姓名了。我们就别重逢，分外亲切。他们告诉我这里最近的一些军事胜利消息，主要是里这里三十里北面的新集，原始地主民团的坚强堡垒，不久以前被我们围攻下来了。由于这个胜利，使我们在河南光山罗山等县的工作更易于发展。曾钟圣还带着一部份军队继续围攻新集以西的几个寨子，目的是要打通新集与罗山宣化店苏区的交通，扩大苏区范围。现在他们已通知曾钟圣赶回来和我会面。
我和这些负责同志会面之后，很注意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但同志们所希望于我的，却是告诉他们这个区域以外的好消息。每次从中共中央来的要人，首先都要作一篇冗长的政治报告，描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夸大这个区域以外的胜利，作为振奋人心的法宝。着似是立三路线所养成的作风。我也曾很持平的告诉他们一些各地的实况，他们似觉得不够刺激。我乃强调我们如能将当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推进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切实步骤。
我们的讨论仍是从粮食问题开始。我告诉他们我在七里坪时 所知道的粮食情况，和已采取的急救办法，要求他们告诉我整个区域粮食问题的现状。
他们告诉我鄂豫皖苏区有两个主要部份：一是以七里坪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一是以金家寨②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在鄂豫皖边区内，叫老一点的苏区有黄安的七里坪和高桥区，麻城的北区，罗山的宣化区，这些地方缺乏粮食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其中高桥区因四周连接白区，比较容易解决些，至于新开辟的光山新集区和在新集以东的沙窝区，粮食的情况还要坏些。这都是经过长时间打土豪的结果。现在这两区的北面，布满了民团势力，而新集沙窝两区的人民大半为民团威胁走了，土地荒芜了，粮食也没有了。
至于豫皖边区，包括六安的金家寨区，麻埠区，霍山的流破幢区，商城的南区，和英山北部的游击地带，粮食状况，大致要好些，因此大部红军，已开到那里去行动和就食去了。他们认为那里的情况也和七里坪一带有相似的地方。六安一带盛产茶叶麻竹材等，但不易运销出去，所需粮食和其他日用品，也不易运进来，而且军队在那里驻扎久了，到处打土豪，同样会增大白区和苏区的对立形势。
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迅即扩大为一般经济问题，乃至整个政策问题的讨论。在一般经济政策问题上，出增加粮食生产外，还要解决苏区内部和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商业问题，市场价格问题。那时苏区盛行一种强迫规定商品价格的办法，价格也规定得很不合理，如粮食价格一般规定得很低，这就造成了粮食外流的状况。我的同志们告诉我，尽管苏区内粮食缺乏，但仍有少数粮食从苏区流出去。因而我们觉得，要解决粮食问题，就要废除限价，抬高粮食价格，活跃市场，使苏区以外的粮食，有流入的可能，同时使苏区的粮食不会流出。土产流出去，换粮食进来。而且苏维埃政府，要全盘改变它的经济财政政策，即由打土豪转变到税收制度的建立，但这又非一时所能完全做到的。
就在这些问题上，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少数同志如具有立三倾向的戴季英，认为改变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粮食缺乏的实际问题，只有注意军事发展，继续打土豪，同时纠正一些打土豪所发生的缺点，才是比较有效的办法。多数同志如郑位三、王平章等，则觉得打土豪已经造成赤白区的对立，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不能巩固苏区，而且将危及苏区的存在，只有逐渐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加紧节约和生产，逐渐废除现在打土豪的办法，才是根本之图。
不两天，曾钟圣从前线赶回来了。他告诉我一些军事情况和他正在执行的军事计划。当时红四军是由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军政治委员。这个军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三个师。第十第十一师各有三个团，第十二师则仅有两个团（其第三十五团尚在扩编中），人数约一万人，枪枝六千多一点；再加上地方武装的枪枝，合计鄂豫皖全苏区约有九千条枪。
邝继勋带着第十一师全部和第十师的两个团到金家寨去了，他们的任务是相继解决驻扎在流破幢、麻埠③这些市镇上的驻军，以期夺取敌人武装来壮大自己，并扩大苏区的地盘。那一带粮食较充足，可以在那里多行动一些时候。但从此地到金家寨去，中间隔着约一百里的白区，交通阻隔，因此，无法知道他们行动的近况。
曾钟圣认为国民党政府现在并无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整个计划，只在边缘上有少数白军配合民团经常骚扰。在新集克服后，他会同余笃三和第十二师师长徐向前，指挥第十二师和第十师的第三十团在新县西北一带地区活动，企图扩大光山星山的苏区地盘。谁知那里的地主们坚守着一些寨子，不肯放弃，我们围攻高山寨时，伤亡竟达千人，最后还不得不放弃围攻。他觉得要进攻那些寨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当地人民都被胁迫到寨子里去了，粮食和其他的一切也被他们搬到寨子里去了。我们军队所遇到的是严格的坚壁清野，旷日持久，粮食无以为继，攻坚又无重武器，不免招致伤亡。他也承认贫民们追随着地主民团，坚决抵抗我军，是由于打土豪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军分会本身组织并不算是健全的，面临的困难也很多。据曾钟圣告诉我，因为干部缺乏，只有优先充实战斗部队。这样，军分会本身在人手上更相形见拙了。担任参谋长的蔡申熙，原任第十师师长，因负伤未愈，才改任参谋长，现在他又兼任军事学校的校长，经常在校里授课，不能实际执行参谋长的职务，现在参谋部只有一位年轻的李参谋长主任负实际责任，参谋人员少的可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由余笃三兼任，余到前线去了，政治部的人员多随同前往，剩下的也为数无几了。军事学校学生不到两百人，住在离这里有六十里的沙窝区，这些学生除上课外，还要担任繁重的警戒任务。军医处和军需处的组织倒是很庞大的，军医处所属的医院经常有四千伤病兵；军需处附近设有许多小工厂，如修械厂、被服厂等，还看守着上千个被抓来的土豪，总共人数要逾两千人。因此军分会的直属机关就超过了五千人。
军需处所看守的那些“土豪”，是按他们的身份，分别予以“优待”，希望他们能设法缴出一些罚款、医药用品以至军用品等。但日子久了，在他们身上愈来愈榨不出甚么油水来了。赤白区的阻隔，白军民团的封锁，以及那些土豪确缴不出东西等等困难，使军需处这项工作的效果，逐渐缩小。
被俘虏来的岳维峻师长，似是一个最突出的“土豪”。军分会曾向他表示，如果他能供应红军二十万元的物资，就可以释放他。岳也欣然接受这个条件，认为这个数字是他能力所能做的到的。据曾钟圣告诉我，岳维峻这件交易被国民党武汉行营知道了，因而从中作梗。其后运进来的物资，如医药品，不是赝品逾期品，便是有害的东西，而且经手送物资的人，也多是武汉行营派来的特务。曾钟圣也判断不出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爱惜岳维峻，抑是岳维峻有意捣蛋。
根据这些情况，我提出了初步改革计划。我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中央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个苏区的根据地，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权和壮大红军，以期配合中央苏区（即江西苏区）和其他各苏区一致行动，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共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方针，检讨我们的工作。某些错误应当纠正的，某些政策应当改变的，都应当立即采取具体步骤。
我表示我初来，许多事还不完全了解，而且沈泽民等同志也还没有到这里，因而我建议俟沈泽民等到达后，再行改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边区省委。在没有改组以前，仍由特委会负责，我则暂以中央代表名义，参加特委会工作。特委会应从速准备召集一次特区党员代表大会和苏区工农兵人民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的任务是厘定我们的全盘政策。
现在所要立即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立即释放一部份已拘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二、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依照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办法，予以适当的补充，立即通令全苏区实行。三、实施新经济政策，其要点是：取销限价，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食价格，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苏维埃银行，发行苏维埃纸币。四、土地政策、苏维埃制度和党的组织的健全等，也应立即研讨其利弊得失，以期实施相应的改革。
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时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坚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我素来认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的确，我那时是不愿意轻易给同志们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线的残余”这类的术语，我就没有用过。我强调只有政策正确，又能纠正明显的错误，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风，才能获致军事胜利。决不可因果倒置，误认在军事胜利后才能整饬内部，注重政治纪律。
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我们后来就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另一方面，在这个苏区里也有不少深明大义的人如王平章、郑位三，他们极力支持我的全盘主张，认为这是他们早就想做的事。周纯权根据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的经验，认为打土豪发生了严重的流弊，主张立即释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声望的军人，同样支持我。他向我指出红军干部中游击习气甚深，邝继勋余笃三的领导软弱无力，师团级干部中有不少个人英雄主义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红军干部的工作，以纠正他们的游击习气。
我认为在讨论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都不简单。我了解了一些实际状况，更觉得立三路线并非偶然发生，其出发点就是将迅速争取军事胜利放在不适当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权的混乱和各派军阀相互战争的时机，急速发展红军，向武汉进攻。这种计划实说不上是无产阶级的近代军事行动，也无胜利之望，但李立三总以为值得去冒一下险。曾钟圣的说法也是基于许多实际情况，有理由可以自圆其说。我设想毛泽东大体采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做法，将逐渐扩大自己实力一点放在首要地位。这虽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径，但其实际策论，则甚少说明，也许含有甚多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
我认真检讨了一番，以理正我的基本态度。我曾经自己问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线让步吗？或者说，是打吹一阵革命的好消息，强调不顾一切争取胜利的方针吗？当然是不可能。因为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战事结束，蒋氏获得胜利。南京政府内部虽然仍有许多纷扰，但蒋氏势力是加强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来对付苏区和红军。中共中央搬往各苏区，也并非是因为苏区不久可以有惊人的发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上海和整个白区不易立足之故。此时此地，我如果重复一些李立三的论调，岂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么？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自己就要农民化一点。我认为不可为，而且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义，显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理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如果用另一种观念来说，也许可以说我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这个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身怀不满，而且又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我能以手持共产国际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来吓服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上方宝剑”，处罚那些立三分子和那些行行式式不听话的人。五年以后，和我一直共事的陈昌浩向我说过一些带有批评性质的话，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爱的领导者，有一些特长为他们所不及，但他直说，他从未听见我吹嘘共产国际，甚至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很少说到，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当时我承认他所说的合乎事实，但也指出有些经过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叙述了这些经过情形）。
接着我发表了一次总结式的重要演说，我向这个区域的全体负责干部阐明了我的态度和工作方针。我表明我自己支持巩固苏区和壮大红军的方针，但如何实施，除已有决定外，仍须由我们自己去研究并草拟计划。我自己就抱着一面工作一面研究的态度。我说明江西红军在本年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的胜利，虽令人鼓舞，但是苏维埃走向红军胜利，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增加自身力量不仅要从量的方面，而且也要从质的方面下工夫。我们应当努力争取战争胜利，扩大苏区和红军，一刻也不能放松使红军成为“王者之师”。我们要淘汰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使其完全为中共领导；加强战斗力，不乱打土豪，经济上一点也不乱来，使苏区成为模范政治区，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洁，以自别于国民党政府那种鱼肉人民的作法。要完成这些繁重任务，首先要努力是特委会下的所有组织布尔什维克化。
我的主张获得特委会大多数委员的积极支持。我素来的信誉，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志们相信我会领导他们走上较妥善的胜利道路。他们听了我的解释后，表现的心悦诚服，即使是抱怀疑态度的曾钟圣，也转而表示支持。接着我接管了军委会主席的职务（曾钟圣则退居军委会委员）。我也经常参加特委会会议，推行我的新政策。首先是从拘押中的一千多个土豪中，第一批无条件释放了三百多人，其余陆续清理，不久又释放了一大部份。增产蔬果和早熟农作物的办法在全苏区内，积极推行。苏维埃负责人忙着调配一些粮食，分配给那些极度缺粮的人。苏区内的几个主要市镇，商贾卖贩活跃起来了。有关财政经济的条例，陆续制定颁行。印刷厂也在筹设之中，准备发行纸币。
军委会的军需处是一个最保守的机构，其负责人对于我的改革甚感惶恐。他们认为释放土豪，使主要财源断绝，将无法解决军队的供应，目前最急迫的就是军队的夏装问题无法解决。我不得不亲自去考察这个问题，清查了军需处的库存，找出积弊和浪费所在。我和他们详细研究如何节省用料，如何利用旧存服装，如何控制发放等办法。结果发现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万五千套，比原拟制成的一万套，多出三分之一。又由于我的这些努力，证明了军队供应不会受到重大影响。同志们的忧虑减少了，改变政策的障碍也减轻了。
我在这个苏区中心，忙了约两个星期，一切工作的进行，大体上已建立了一个新秩序，但我仍没有与红四军广泛接触。我决定到金家寨去，看看那里的红军主力，试图推行同样的改革，去掉一些游击习气。灌溉一些革命的作风。同时，特委会也准备将所属机构迁移到新集去，并在那里筹备党和苏区大会的举行，以讨论我所开始试行的新政。
① 即少年先锋队。
② 金家寨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接河南省商城县界。 404
③ 麻城亦称麻埠镇，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九十里。
第四章 金家寨之行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我由七里坪区出发，前往豫皖便苏区中心金家寨，并在红四军中工作了一个短时期。我了解了这个苏区及红四军更多的情况，为我后来提出全盘改革计划，做了进一步研究。
我翻过鄂豫交界处一座并不很高的山腰，首次莅临我们即将作为本区首都的新集。这个城堡式的小市镇，原系地主们的坚强据点，现在正好为我们所利用。这里的城墙，经历年培修，高大坚固，超越一般的县城，市镇上当铺商店粮仓以及多数住宅，均建筑的颇具规模，为这一带所罕见。在这个赤区中心，这里自然是最适宜于作为首都之用的。当时，地主们早已逃走了，房屋多未遭破坏。同志们正从事与整理市政，计划迁移。
红四军政治委员余笃三率领着第十师的第三十团在这里迎接我。他是从新集西北面的前线赶回来的，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则预备护送我到金家寨去。这位工人出身的余笃三，原是武汉使其汉口一个工会的领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反米夫派的积极分子。四中全会后，米夫派在中共中央得势，使他颇为不安。他对第十二师攻打高山寨招致重大伤亡一事，引咎自责。对于他的现任职务，他也觉力不胜任。我曾嘱他暂居新集，指导这个区域内的军事活动，一切俟我自金家寨归来后，再行解决。
翌晨，我偕第三十团继续东行。我们这一日的行程共六十里，沿途可以从容浏览。我当时已接任军分会主席，有马代步，一切杂务，也有随从人员料理。因此，我这次旅行，不若前次步行的艰辛，可以专心致力考察各方面的情况。任三十团团长的王树声成为我的向导，他一路向我叙述他在这个区域里所经历的事，使我对这里的发展，有更亲切的了解。
王树声团长在这个区域内是参加游击队最早的一个。他自始就参加这里一个基干的游击队，从队员积功升到团长。因此，他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这里游击队成长的经过。这个团长，身体强健，行动敏捷，对于本区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谈吐处事，充分流露出久经历练的游击健将的才气。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跟他一样，也是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在红四军中算是资格老而又最有战斗里的一团，共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枪八百余枝，重机枪四挺，这些实力远非黄安独立团所能比拟。全团官兵对于王团长十分敬重，资望较浅的团政治委员也唯他马首是瞻。
王树声眉飞色舞的描述当地游击队的最初发展，现在就我所能记忆的，略志于后：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不久，麻城也光复了。那时农民协会开始组织，他正在麻城中学念书，成为CY的团员，并参加农协工作。他旋因工作积极，升为农民自卫队的大队长。他们干得非常起劲，“打到土豪劣绅”，“打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减租减息”等口号更是叫遍各地；也曾捉过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行。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又提出“分配土地”要求，但没有实行，就发生了国共分家的惨剧。
该年七月间，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鄂东北黄安黄冈黄陂和麻城等县农协，都遭受到反动势力的压迫。这些农协干部、中共党团员，也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纷纷向黄安麻城北部的大别山“跑反”①。他们有些带着农民队伍，托着破烂的枪枝和梭镖之类的武器，东一股，西一队，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一定的行动方针，时而抵抗，时而躲藏，情况相当混乱。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举行秋收暴动，提出“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组织工农苏维埃”等口号。他们乃集合这些分散的农民队伍，进攻黄安麻城等县城。那时农民队伍还是乌合之众，毫无作战经验，敌人枪声一响，他们便四散奔逃，受到好几次的重大损失。而中共中央，不知当地的实际情形，常鼓励他们去暴动，未免近于儿戏。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十分厉害。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这一师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既较熟悉，又与当地地主民团势力相结。他们捉到农协的人就杀，有全家被杀的，有房屋被焚毁的，并且分区分乡实行搜山清乡。中共党龄较老一点的党团员和重要的农协干部多被杀害，而无辜农民之遭殃着就更多了。这种白色恐怖，自然也逼着一些人不能不跟着农民的队伍上山。
面对这种白色恐怖，似无法与之抵抗。一般同志不是怕死，就是失望，纷纷逃亡。不少的人埋藏枪枝，改名换姓，逃出这个恐怖区域；另一些人藏在山林深处，每晚更换几个地址，以免遭到杀害。王树声所参加的那一支农民队伍，算是最坚强的，藏在深山之中，昼伏夜出，又是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予敌人以打击。但队员损失和逃亡者甚多，他们由百余人，减到五十人，最后只剩十八人了。
王树声这支队伍的十八个人，九个是党团员，其余九个便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那些好汉们原在农民队伍中只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的跟着多数走。现在他们占了半数，也就原形毕露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九个共产党员的对面，声言要开谈判。土匪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喝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傻瓜了。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枝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分手，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看形势不对，和颜悦色的对土匪说：“请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谈一下。”
他们九个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拼的枪声响起来，四周民团必乘机围捕，那是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的土匪火拼，也是凶多吉少。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那个队长只得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拼，应允将所有的钱财，全部交出，但枪枝子弹则须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将全部钱财交给土匪，所有九个同志的子弹，还分一半土匪，才获得妥协。他们在分手的时候，还相约以后不互相敌对，不互相破坏。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之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王树声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没有好好驾驭土匪。幸好，当时有一个名叫符定一的队员，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提供了一些新的希望，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迟早要离开我们，现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游击战争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而且他善于夜间识别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必要时他自己可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他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振作起来，并推举他当副队长。
王树声很佩服符定一，认为是先进的广东农民运动，产生出来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符定一在他们最艰苦的初期，以远见、忠诚、勇敢等资质，对这个区域的游击战，发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最后还贡献出他自己的生命。王树声说到这里还问我：“主席认识这个人吗？”我回答：“认识的，他是广东同志，初系广东农协的职员；武汉时期，他被调到湖北农协任干事。矮矮的个子，一声不响，很老实，到很有干劲。”
王树声继续告诉我，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打了许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一任副队长之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他还教他们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不久，符定一坚决建议，要他们设法去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这样，他们又过了一段短时间的土匪生涯。
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从下手。最后王树声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方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他们两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他们蒙着面从后门溜进去，掏出手枪，禁止事主声张。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这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王树声，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这位老太婆是王树声的叔祖母，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似减少了恐惧，转头和他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无法才来的；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就要弄出许多是非，不如赶紧给他们所需要的让他们快些走。于是这个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五十元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拿去。王树声此时不忍拿那包首饰，只拿了那筒现洋，并冲口而出的说：“谢谢您家！”便与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走了。
符定一带着他们几次劫夺来的金钱，前往汉口，购办武器，这是一件极危险的工作，尤其是由说广东话的人来担任，更是令人耽心的。可是符定一很自信，约定十天准能完成使命回来。谁知道了第十天，仍无讯息，多数人在耽心他的安全，也有人在怀疑符定一是骗钱跑了。直到第十一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新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回来了。这件事，使全队的人大为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汉口的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过没有路的地带，逢山过山，逢水涉水。他昼伏夜出的弯弯曲曲行进，避免了一切的盘查，甚至就没遇见过行人。他饿时，便偷吃一些田野间的瓜果之类；忍饥挨饿，吃尽艰苦，回来休息几天之后，才恢复健康。他在汉口时，用江湖窍门，找到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人接洽，才成交了这笔买卖。
由于他们能购买军火，他们的观念也随着改变了。他们在计划如何扩充实力，如何展开行动。他们将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要那些躲藏起来的同志们，把他们埋藏的枪枝和金钱拿出来，重行参加队伍。同志们知道他们所缺乏的子弹，可以得到补充，也可望获得新的枪枝。这样，大家都乐于参加，他们队伍的人数便陆续增加起来了。
符定一从此专门担任这项“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次，有时还带一个助手去。他这样做了约半年的光景，使他们增加了三十多条短枪和各种子弹，其他如指北针、望远镜、表以及急救药品等，均赖他获得了相当的供应。而且由他恢复了他们与白区党的联系，建立了交通线。从此，他们可以获得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可惜符定一的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就在最后一次赴汉口的工作中，再没有回来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国民党杀害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武汉一带发生蒋桂战争，黄安县的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的张店镇的驻军撤走了。于是，他们的队伍，开始到处向民团进攻。他们虽缺乏游击经验，军事行动不一定很顺手，但已逼使民团集中到较大的市镇，不敢分散行动。他们仍能占有一些乡村，组织苏维埃，发动农民打土豪，分土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王树声所参加的这支游击队扩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共中央所派去的徐向前到达了他们那里。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黄埔第一期生，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的农民暴动。他随后就成了他们的大队长。这个大队新编为三个中队，王树声就升任为其中的一个中队长。据王树声说，他起初听不懂这位大队长的山西腔，常要借助于纸笔。徐向前教会了他们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大队的人数也迅速增长起来，由几百发展到一千到二千……苏区也跟着扩大，其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们这里来。
同时，以金家寨为中心的豫皖边区，也由一些当地的同志，和他们一样的艰苦奋斗，建立起另一支游击队伍。在蒋桂战争以后，这支队伍也获得迅速的发展，中央又派了安徽籍的黄埔一期生许继盛去领导，组成一个大队。
一九三〇年中央命令将“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这两块苏区合组“鄂豫皖苏区”，归中共特区委员会领导，并设立军分区分会。他们这些游击队合组为工农红军第一军，不久又改为第四军。由曾在四川任过旅长的邝继勋任军长，徐向前的大队编为第十师，徐任师长；许继盛那个大队编为第十一师，由许任师长，由于军事的继续发展，不久又编组第十二师，调徐向前为第十二师长，以担任编组的重任。第十师师长则改由另一黄埔第一期生蔡申熙担任。此时，红四军师以上的干部大多是由中央派来的，团以下的干部则多系由这个苏区老游击干部担任。
王树声对于许继盛那个大队发展的经历，虽然知道的不多，但总觉得那个大队在发展中的遭遇，似不如他们这个大队在成长中所受的困难之多。他觉得曾钟圣邝继勋蔡申熙等对于本区的成长，并没有甚么了不起的贡献。但他确是推崇符定一，视之为最先的开拓者。其次，他认为徐向前是红四军的第二个功臣，是他的长官，也是他的老师，总之，是领导他获得胜利的人。
在一个临时宿营的地方，夜深人静，油灯如豆，王树声滔滔不绝的叙述这些可歌可泣有血有肉的故事，我为之神往，只可惜事隔多年，我的补记自然遗漏甚多，对于王树声当时叙述时生气勃勃的神情，更难一一形之笔墨，不无遗憾。此外，我们也谈到许多当前的问题，这里我再择要说说。
我们从新集东行，是从河南光山县南部新集区，通过沙窝区，再到商城的清区，然后再进到商城南区的苏区。我和王树声骑着马，先先后后在队伍中行进，我们走了约二十里，便出了新集区境，再在沙窝区走了四十里才宿营。沿途看不见老百姓，路旁村庄有些久已没有人烟，有些仅有少数的老年人。这些村庄的房屋虽还算完整，但因无人照料，屋内泥土上甚至一滋生青草，田地都已荒芜，山头上的寨子都被毁掉了。这一带的荒凉景象，使我为之慨叹不已。
据王树声告诉我，这一带是他们以前常来打游击的地方。他们初以湖北麻城黄安北部为据点，向北打游击，只要翻过大别山，就进入了河南境。湖北的农民到了河南境，就像到了外国一样，确实有些乱来，这就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这一带现已在我们军事力量控制之下。一般农民虽有不满，但谁愿离乡别井，不过由于地主民团百般威胁，宣称哪一个不逃离苏区的就杀无赦，因此，除少数的老年人留在家里看家以外，以万计的农民都逃到这里北面的白区去了。
王树声还指点我，如何从破坏的遗迹来识别系红军抑系白军经过的地方。譬如寨子，双方均不愿完整的留下供对方做据点之用，必须予以破坏；但红军破坏必很彻底，而白军的破坏则仅系敷衍命令，略事点缀而已。又譬如祠堂，白军也为了不留给红军作营房之用，加以破坏；而红军则为避免引起农民家族观念的反感，不加破坏。在譬如庙宇，白军也常加破坏，而红军则仅捣毁庙内的菩萨，以破除迷信。至于普通民房，白军也有任意破坏的，红军则绝不损及民房，因为我们已不再采用烧杀政策了。
王树声说到他们曾号召这一带逃走了的农民，回家安居，但尚无显著的效果。这一带的农民逃得并不远，多数聚在据这里几十里路的白雀园区一带，沙窝区北境。地主民团把守着几个寨子，作为对我们的封锁，每个寨子里都住着成千逃亡的农民。我们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和苏区的工作人员，常向这些寨子喊话，要他们回来，但结果总是双方对骂一阵。
王树声也承认以往”乱打土匪“的行动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和他详细计议这件事，我主张苏区和红军干部进行广泛教育，纠正乱打土豪的作风，号召逃亡的农民回家，并保障他们的安全。所有回家的农民，只要不再采取行动反对苏维埃和红军，一切旧账，都可置之不问。王树声和他的同僚们都觉得这是应该采取的步骤。后来我们在这一方面作过不少的努力，好不容易这一带才有半数的农民陆续返回他们原来的村庄。
苏区周围各个区域的情况极不相同。我们即将进入的清区，要算是一个特别的区域，为改良主义的民团势力所统治。该区首领是大地主顾某，他任区长和民团队长，我们的人称之为“顾狗子”。我的同志们常说：“顾狗子这条老狗，使我们最厉害的对头。”
王树声也称许顾狗子是一个反共能手。顾的一个外甥在武汉政府时期曾是CY团员，有些社会主义的知识，回到清区后即脱离了团的关系，成了顾狗子的智囊。他提出了一套改良主义的办法，为顾狗子所采纳，制定成为他这一区的公约，约二十余条，其要点是：实行二五减租，借贷利息不准超过百分之二十，保境安民，阻止兵匪官吏入区骚扰，区内人民如参加红军游击队杀无赦等等。
顾狗子实施这个公约，一面安抚农民，另一面建立他个人的独裁，简直成了一个土皇帝。他将他家里的大厅布置成为一个公堂，大小事务，概由顾狗子坐堂解决。他家门前的广场上，竖了一根大旗杆，挂起一面“大将军八面威风”的旗子，并私设一座断头台，如捉到通匪奸细，即铡掉人头示众。
顾狗子对付我们的办法，是以游击对游击。他将这个区域内原有山寨都毁掉，他从不采用坚守寨子的策略，认为这是防御的下下策。他主张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我们在野外作战。他搜刮了不少钱财，购置了长短枪三百多条，组成一支坚强的民团。红军进入这个区域，如果人数少，他便动员民团和一般老百姓，四面包围来解决我们；如果我们的人数多，顾狗子的队伍便躲在山林深处，相机踩我们的尾子，或实施夜袭。他们打游击的功夫与我们不相上下，因此，王树声认为需要有一团人，才能护送我安全通过清区。
翌日清晨，我们走了十五里，便进入清区。我们在一个山冈上的茶店休息，这个茶店内只有一个老年人照料。我的同志们告诉我，我们进入清区，男女老少早已躲到山林去了，这个茶店的老年人便是顾狗子留下的侦探。第三十团政治部主任特别找那个老年人说：“快去报告顾大老爷，说我们是借路经过的，只在休息地点喝水造饭，不会损害一草一木，叫他不要留难，否则，当心我们的报复！”那位政治部主任还坦率的告诉那个老年人说：“我们是有名的第三十团，全部在此，有枪八百多根，有重机关枪四挺，不要讲错了！”那个老年人果然抄小路去报告。
我看见这种情景，颇为奇怪。我问王树声，是否彼此之间有互不侵犯的谅解，王树声说“没有。”他们却曾派人与顾狗子接洽，要求成立互不侵犯的谅解，但被顾狗子拒绝了。因此，我们与顾狗子之间经常接火，现在告诉他我们的实力和企图，无非是要他不要轻举妄动，来阻碍我们的行程。果然，我们一直通过清区，没有遇着甚么阻拦，只在我们离开清区时，他们才无目的的放了几枪，我们大家笑着说：“这是欢送我们出境的礼炮哩！”
我一踏进清区，便觉得这里的情况，与前次所经过的沙窝区迥然不同。沿途所见阡陌都是绿油油的，很少荒地，山上还新种着参差不齐的小树，道路平坦，桥梁坚实，足见顾狗子对于农村建设十分注意。路旁农舍也都相当完整，我所进入过的民房，屋内布置也多井然有序，有的人家厨房炉火熊熊，大概屋主人是刚上山区了。我看见顾狗子所统治区域的这些情况，觉得这个土皇帝在安定农村方面，比蒋介石还要高明些，如果蒋介石能向他学习一些办法，也许我们的困难更多了②
清区这种情况，使我忧虑起来，觉得苏区发展不易。我详询王树声其他各区的的情形。王树声说在这个苏区的东面系麻城东八区，是地主势力的坚强堡垒。这个区域内到处是寨子，地主的武力相当雄厚，自太平天国以来，历经世变，那里就一贯在实施保境安民的政策。那里的地主们虽没有顾狗子那一套改良办法，却也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我们如果进去，他们便全力抵抗，他们除了完粮纳税以外，也不奉承官府，更不轻易放白军入境骚扰。他们区域内没有土匪，秩序安定，因而农民尚能安居乐业，我们的农运也一直没有发展到他们那里去。
鄂豫皖苏区的北面，是淮河流域的平原。从新集往北走约一百里，都是山寨子林立的区域。再过去便是水寨子的势力范围了。地主们在平原上建筑城堡式的房屋，周围挖有宽而深的护城河，出入设有吊桥，经常有人防守。这些水寨子也是多年来为防匪患发展起来的，尤以太平天国时为最盛。王树声觉得这些水寨子比山寨子更能持久防守，挡住了我们向北发展的道路。
这个苏区的南面是长江，沿江又有武汉等重要城市，西面则是京汉铁路，都是国民党驻有重兵的地方。邻近苏区的那两方面，到处都有民团，它们编制大多是小股的，只能配合驻军行动，远不如清区和东八区那样有战斗力，此外，如豫皖区的六安霍山英山一带的民团势力，则比较脆弱，因而是我们发展阻力较小的地方。
光山有一个民团，人枪在千数以上，算是我们周围编制的最完整的一个最大民团。其首领以办理团练，敉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自比。他主张联合鄂豫皖区周围的民团，充实战力，统一指挥，负起剿灭我们的重任。王树声觉得国民党军队与民团之间，也是互有矛盾的；蒋介石要排斥杂牌部队，似不会让民团获得发展，也不会让曾国藩再生。
王树声提供了上述这些重要资料，使我初步了解民团与农运相互消长的关系。我觉得武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那样快，湖南民团势力薄弱是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赣湘闽一带能大展游击雄才，也许与该地民团势力较弱不无关系。先进的广东农运就受着地主民团势力的沉重打击，一时无法抬头。后起的鄂豫皖苏区，又在强劲的地主民团势力包围之中，这对于它的发展，不免有重大影响。
清区横亘在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两片苏区之间，简直是我们极大的障碍。后来我们不知花了多少气力，企图拆掉这片墙，仍无大效。我后来也几次重履清区，并和顾狗子较量过游击本领。如果我们的队伍不是长于此道的话，也许要吃他一点小亏。
我们那天还是安全的通过了清区，从宿营地出发，走里一百里，到达了商城的南区苏区，在一个边境村苏维埃宿营。我们的队伍，受着苏区人民的欢迎，沿途人民，送茶送水，杀猪宰羊，犒劳我们，其情绪之热烈就象在高桥区一样。我们的队伍，一进到苏区也就像回到家乡，与父老兄弟团聚一样的兴高采烈。王团长因护送任务完成，也就带着队伍到第十师的驻地去了。我则另由苏区人员陪同，直往金家寨。
第三天，我和随从人员通过商城南区，走了七十里，便到了金家寨。这是安徽六安县的一个市镇，与河南商城南区毗连。商城南区和六安金家寨区是较老的苏区。和我同时由上海出发的沈泽民夫妇，也于两星期前到达这里。
据沈泽民告诉我，他由上海转浦口，搭津浦车到蚌埠，再坐船到正阳关，然后步行到这里。一路都很顺利，没有像我那样夜间通过白区的艰辛镜头。的确，这一带赤白区对立的情况，没有鄂豫皖边区那样激烈。原来安徽的农运本来就有些落后，在苏维埃运动中，阶级斗争的进行，也不算激烈。所以这一带民间建筑物破坏的程度，不若七里坪区之甚。
沈泽民对该区的工作不表满意。他认为这里的中共组织简直不像共产党，一般同志既不知马列主义为何物，也未严格遵行中央指示。这里的党团机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都有不少地主富农分子混入。土地分得很马虎，尤其没有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分配土地。地主富农仍保有很多土地财产。红军将领态度跋扈，瞧不起党和苏维埃，只知将地方武装改编成红军，却又不注意地方武装的发展。乱打土豪的现状相当普遍，粮食倒不是严重问题。
沈泽民主张立即展开党内斗争，改组这里的领导机构，一切要从根本做起。我同意他的看法，却不赞成他采取激进的手段来改革。我告诉他一些我的观感和我已经采取过的步骤。我婉词劝告他，不要抹煞这里同志们的艰苦奋斗的成就。我们要耐心帮组他们，不要过份的批评他们，如果采取激进手段，反易与当地干部形成对立，一切将难于下手。沈泽民旋即接受了我的意见，表示他将缓和他的论调，暂不提起改组的事。
接着中共金家寨地委书记李某，要求约集全体地委委员和我恳谈，却不愿让沈泽民参加。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们纷纷向我陈述，沈泽民同志一到这里，就批评他们，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却又没有提出具体的纠正办法，使他们大为不安。
这个地委会相当幼稚，委员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有的入党不久，有的刚从团员专为党员，才具经验，均嫌不足。原来这里的游击战争，是由外来同志发动起来的，本地的中共组织却是新的发展，而且较老一点的党员多到红军中工作去了，留下的自然多是一些新手，沈泽民对他们的批评，未免过份。
我鼓励这些同志，说他们过去的努力已是难能可贵。我向他们解释我和沈泽民等来到这里，是帮助和指导他们工作，绝不会打击或排挤他们。沈泽民对他们有过批评，也无非是求全心切，并没有不信任他们的意思。而且我还直率告诉他们，我已于沈泽民获得谅解，将一致采取具体步骤，帮助他们工作，并说明我们将如何做法的大要。
经过我的解释，地委同志们才转忧为喜，他们声言将拥护即将成立的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和省委的领导，并与沈泽民和好共事，表示乐于学习和纠正过去的缺点。这个小纠纷解决之后，我的注意力也就转到红军方面去了。沈泽民则负责指导党和苏维埃的工作。
沈泽民与金家寨当地干部间的间隙，虽暂时获得弥补，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后来还是发生过许多矛盾。沈泽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老同志。他虽是留俄学生中“二十八宿”之一，但与我的友谊较为密切，大体能和谐共事。他也许受莫斯科的影响太深了，往往拿联共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山区的“土共”。他是缺乏工作经验的书生，却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而当地游击好汉却一切都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懂得甚至不多理会什么马列主义，所以这两者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第四军军长邝继勋率领他的军部人员驻在金家寨，我就住在他的军部内，和他朝夕相处。我听说他的领导力不够，这次我自然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邝原是四川军队中一位行伍出身的军人，做过很久的团长和一个短时期的旅长。他虽参加过四川兵变，但也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这回我初次和他见面，觉得他对于下级军官所应有的经验，很是丰富，但作为一个军事最高指挥者，则不免有些缺点。他对战术问题如夜间动作之类，多有独到之见，但谈到战略问题，则创见甚少，也不如蔡申熙那样注意这类问题。
对豫皖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贡献的第十一师师长许继盛，率领着部队住在金家寨东面七十里的地方。他听见我来了，派他的政治部主任到金家寨来见我。这位政治部主任黄同志，资历较浅，一切惟许继盛之命是听。他向我传达许继盛的三点意见：第一，许不满沈泽民，认为这个苏区是红军打出来的，金家寨一带的党和苏维埃的负责人，都是红军提拔出来的后进，沈泽民不先和红军干部接头，企图以党统军，而且对地委委员又采取打击态度，这是不应该的。第二，许不满邝继勋的领导，认为后来的邝继勋缺乏能力，以致军队的领导重心，落在几个师长身上。第三，许有取邝而代之的野心。黄同志说明前次曾钟圣处理这个区域内的军事和政治，都先征求几个师长的同意，师长之中又以许继盛为最能干，是以由邝领导军事的局面，必须有所改进。黄同志特别说到许一向敬重我的领导，但也希望我也尊重他的意见。
我再三问明黄同志，知道这些话确系许继盛要他讲的之后，颇为生气。我觉得许继盛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非予以纠正不可。我要黄同志先行赶回前线，转告许继盛，要他尊重党的领导和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好乱说话，不要表现国民党的军阀习气。我会立即到前线和他详谈。
我在金家寨耽搁了约三天，就和邝继勋及其军部人员到前线去。沈泽民则留在金家寨，指导地委会工作，并等待时机立即到新集去。金家寨东面约九十里的麻埠，驻有国民党军队陈调元部的一旅人，这是最接近该苏区的一支敌军。我方第十第十一两师就隐蔽在麻埠西北约三十里的地方，等待机会消灭麻埠的敌人。我们从金家寨出发，走了约七十里，便到达了我军驻地。
沿途经过的都是山陵起伏的地带，到处都是茶林。这一带盛产六安茶叶，多经由麻埠，独山到苏家埠出口。当地流行着“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就是金銮殿”的谚语，描绘出茶叶贸易的盛况。沿途农舍和茶园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破坏，各小集镇的买卖，也颇热闹，市面上流通的是银元和铜板，粮食并不缺乏，而且还有些粮食从白区流进来。
这些情况与七里坪区显然不同，使我为之兴奋。但当我细细考察，也发现了沈泽民所说的一些事实：土地改革并没有深入，耕地曾以劳动力为标准草草的分配了，小地主和富农仍保有较多的耕地，有些已分得土地的农民，还暗中向地主缴纳一部份租金；至于茶园竹林等山陵地带，则未分配，大多仍属原主所有。沿途村庄苏维埃政府和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多半是比较富裕农民出身的，其中也有小地主和富农。乡村中的一些组织，与七里坪区的相类似，但对中共中央的向心力，远不若七里坪区。沿途人民虽也同样欢迎我们，但表现得不很热烈。
这里没有赤白区的明显对立，离金家寨愈远，苏维埃的色彩愈淡。据当地同志告诉我，这是许师长的“德政”。最初在这里领导游击战争的，多是由寿县一带来的同志，只有许师长是六安本地人，他提倡“兔子不吃窝边草”，红军游击队在六安境内以外可以大打土豪，在商城南区他们就进行的很激烈，赤白区的对立也很分明，可是在六安境内，许师长只赞成打击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打土豪的范围也就缩小了。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这两个师的官兵都集合在广场口欢迎我们。我会见第十师师长刘英，他曾任冯玉祥部的骑兵下级军官，也是被冯派往苏俄的三百多个留学生中的一个。他具有冯部优良风格，善于管理和训练部队，严格服从命令。他的同僚们称赞他身体强健，熟谙许多军事技能，英勇善战。他原是第十师副师长，师长蔡申熙受伤后，他才升任师长。我初次和他见面，也觉得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同志。
我早认识的第十一师师长许继盛，是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我们见面之后，他很热烈的和我叙旧。他提到他从参加黄埔第一期学习起，历任连排长工作，曾跟我见过好多次，受过我很多熏陶。南昌暴动前夕，他任北伐军团长，因在河南前线负伤，羁留九江，还是我去南昌路过九江时，送他往上海去医治的。此后，他在上海躲了两年，才被派到这里打游击。那天他还准备了丰富的晚餐，为我们洗尘。
当晚我们举行高级军官的军事会议，通过了许继盛提出的作战计划。许鉴于我军在这里驻扎很久，麻埠的敌人已侦知我们的策略，并已严密设防，因而主张绕道去进攻独山，消灭驻在那里的敌军一个团。麻埠离苏家埠五十里，独山则位于这两者的中间。驻在那里的一团敌军，是维持他们后方交通的。我军以一部袭击独山之敌，大部分则用以对付麻埠和苏家埠前来救援的敌人，但对苏家埠敌军（约一万人）又隔河予以严密监视，主要是诱麻埠之敌救援独山，我军乘机予以歼灭，占领麻埠。
邝继勋军长根据这种计划，下达作战命令，定于第三天绕道袭击独山。第十一师以主力进攻独山敌人，并以一部监视苏家埠敌军，军部则率第十师全部埋伏在独山麻埠间的要道旁，俟麻埠敌军出动救援独山时，即在野外歼灭之，并乘机占领麻埠。
第二天是我们休息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和许继盛恳谈，他向我说明他的主要见解。他批评中央一意巩固苏区的政策，认为这带有保守的色彩，更易被一般苏区同志误解，仿佛红军的主要任务，就在保护他们。他主张红军自由发展，不要负担“巩固苏区”的包袱，应该到很远的地方打游击，以期获得迅速的发展。他认为中共中央派邝继勋任军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邝的军人资格虽老，可是游击经验却不如红军的老团长，现在由他担任红四军的最高领导，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许继盛不重视政治工作，并说军政治委员余笃三能力薄弱，其他各级政工人员，又多为后进。因此，许继盛主张中共中央给予他们那些军官以全权指挥军队的权利。
许继盛也承认红军优缺点，譬如对妇女的态度就不对，甚至高级军官，包括他自己在内，也有一些罗曼史。但他觉得这些事都要在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获得根本的改善。
我曾向他多方解释，指出不可将苏区与红军，党和红军分别开来看。不可有单纯军事发展的观念。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需要有后方的补给，否则便无由发展。因此，需要根据土地革命的政策，巩固作为红军后方的苏区。事实上能否如是，故有待于力量的发挥，但我们在原则上总应如是想法。红军如果失去统一的党的领导，即使有一些很好的军事指挥同志，也许仍会和国民党军队一样，在行动上溢出主义的规范。红军到远处发展的观念，很可能被误解为只是找一个富庶区域去享受一番，或者专靠军事力量去打江山，那也不过是流寇式的行径。
经过我这番解释，许继盛也自觉理屈，表示接纳我的指示，也没有再提不满沈泽民的话了。我更近而指出，一个中共军人与土匪军阀是不同的，并劝告他不可一味以为能行王道，就比国民党军人高，他还要勉力做一个近代的为人民服务的军人。至于邝继勋同志如果力不胜任，自有正当的解决途径，但不可有取而代之的英雄思想。政治工作应予以重视和充实，不应根据现状轻视它。我也说到我欢迎同志们提供意见，但不愿他们固执成见。许继盛虽满口接纳我的意见，但他后来并没有依据我的承诺办事。
第三天，我军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由正面向麻埠之敌佯攻，主力则暗中绕道移向独山。我方军事行动大体布置得很妥当，但沿途的乡村苏维埃组织却充分暴露出了弱点，对我们的照料并不热烈，有的甚至连负责人也躲避了。我发现这些苏维埃组织，不过是空招牌，那些负责人，有的畏惧敌军，有的也许暗通敌军。我们为了保密起见，就连我军此行目的地也不告诉他们。
第四天拂晓，我们很顺利的解决了独山之敌的大部份，获枪约六百枝，但已出麻埠救援独山的敌军，则因我军过早暴露目标，折回据守麻埠区的高山阵地，凭险抵抗。在这些战役中，我也觉得邝继勋的指挥不够精细。他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过早命令第十师出击，等到麻埠敌军退回阵地坚守，又指令第十师攻坚，因而我不得不向邝建议暂停进攻。这件事，当时在场的高级军官都认为我的处置适当，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果然，麻埠敌军因我军占领了独山，后路已断，不两天就绕道向苏家埠撤退了。我们原料到麻埠之敌，不几天就要逃走，我们正好中途截击，但我军却迟了一部，敌人已先期跑了。这件事又与邝继勋的指导有关系，因为他估计麻埠之敌不会这样快就逃走，所以没有作必要的准备。这使我觉得邝委实不够机警，而且还表现了固执的好胜心。我当时没有表示任何批评，但对红四军领导之改进，已认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我军集结在独山一带休息的时候，考察了各单位的内部状况。我觉得这支军队确是中共领导的农民队伍，它有不少优良传统，是从斗争经验养成的，但也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旧式军队的遗风，并杂有一些土匪倾向，但有些也是由于游击战争滋生出来的。
我军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农民，其中最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另外百分之二十则是失业的或染有流氓习气的农村游民，其中有些是从国民党军中俘虏过来或哗变投来。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过好几个连，士兵中带有显煮流氓色彩的，也不过各有二三人。我很满意这种情况，认为是有优良的基础。
营以上的干部都是中共党员，连排级干部则有少数非党员。严格来说，这些入党的军事干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红军干部的升迁，概凭战功和政治的坚定性，如一个排长要升任连长的时候，团长须根据战功，鉴定他的指挥能力，团政治委员则须鉴定其在政治上的坚定与否，再由师部军部核准任用。红军因经常作战，干部的流动性颇大，但这种鉴定大体上还是适当的。
红军每个连都有中央的支部组织，党员人数由几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红军的政治工作，以连为基本单位。连政治指导员指导党支部的工作。平时要讲授政治课，战时要鼓励士气。有时动员全连士兵，帮助驻地农民进行组织苏维埃或分土地等工作。连政治指导员也有时召开全连战士大会，检讨作战经验，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在改善生活问题方面，战士们发言有较大的自由。战士们也可对连排长提出批评的意见，但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红军富有团结力，这就是最显著的优良传统。官兵之间，同甘苦，共患难，大体上确能做到。战时协同动作，大家认为天经地义；如某一连在战争中陷于险境，附近的连必不顾任何危险，全力支援。官长爱护士兵，士兵之间也实行互助，扶病救伤，不计艰险。行军时遇有战士稍感不适，连排长必代其背负枪枝。优待新兵成为普遍的风气，新兵初入营时，老兵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惯，新兵被委派的任务，也较轻易，又能获得老兵的协助。新兵如犯错误，也能获格外原恕。凡此，都是与国民党军队显然不同的地方。
但红军中的军阀土匪倾向，也相当显著。红军的制度法规极不完备，有些原则也不能严格执行。军官们恃功而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观念还在作崇，他们瞧不起苏维埃，认为这是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员。他们到了白区，对乱打土豪，特别是“打土豪不归公”③，多少有放任的态度。调戏妇女的事，在苏区内也常有发生。在优待俘虏的原则之下，虽没有虐待或杀害俘虏，但私搜俘虏荷包据为己有，则是司空见惯。即或偶尔执行纪律，也只凭高级军官个人的意志，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律手续。
这种倾向尤以第十一师最显著。从鄂豫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师，一切成规较为先进，军政干部地主富农成份较少，党员党龄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决定，这与徐向前的领导有关，反之，从豫皖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一师则较落后，军政干部地主富农的成份较多，党员的党龄也较浅，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
红四军的一般干部，也很佩服毛泽东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但有些也以能坚强作战而自豪。红四军缺乏训练，在战场上往往由连排长领导者集团冲锋，因此伤亡颇重，尤以下级干部为甚。干部伤亡了又不易获得补充。在红四军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话，说：“什么是革命成功，在战场上牺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这句话的起源，也许就是为了鼓励一般战士，英勇作战，不要怕死；但我觉得这代表着失去前途的消极观念，是有害的。在剧烈的游击战争中，自然养成这种冒险轻生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与李立三的熏陶，也很有关系。我曾坦白指出，这是由游击战争所养成的失败主义观念。我们奋斗，绝不要轻易牺牲自己，而是要获取胜利。后来朱德也告诉我，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干部中，也发生过同样的观念，他也曾设法纠正。
我知道了这些现状，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个工作万分艰巨，有些是要拟出计划和制度，有些要进行耐心教育，有些甚至要经过斗争才能改善。我曾召集几次军事干部会议。如严密执行纪律，各师团实施干部训练，强化政治工作，规定在每一战役前后，尽可能举行军事会议，俾能讨论作战计划及检讨战争经验等等。其他牵涉较多的问题，则拟俟党的大会举行时再行讨论解决。
至此，我在鄂豫皖苏区的考察工作，大体可算结束了。所有应兴应革事项，我胸中也已略具端倪，急须召开全区党的和其他的各种大会，以推进工作，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① 乃逃避战火的俗称。
② 据说顾狗子后来也被蒋介石杀害了，这大概是因为顾狗子“保境安民”的宗旨，被蒋认为是据地自雄的缘故。
③ 即将打土豪所获的的财物，没入私囊。
第五章 新集的盛会
一九三一年六月开始，我们在新集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首先是鄂豫皖区中共党员代表大会，接着是苏维埃代表大会,CY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和其他专业性的会议。这些会议的作用都是为了苏维埃运动的正规化，事实上也是这个区域整个工作转向的一个重大关键。
独山战役结束之后，我在豫皖边区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后，便随着红军主力向西移动。我们积极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这是该区第一次的盛举。
为了这个大会的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红四军第十第十一两师由独山移驻到新集北面的白雀园区，第十二师也从新集西北地区开到这里来会齐。红四军驻在白雀园区，是因为这里地处两个苏区之间，遇有紧急，易于调动；而且给养也较易解决。红四军这时的主要任务，是休息整理，实施训练。同时也可就近发动白雀园区的群众，建立苏维埃，并打通两个苏区之间的道路。
五月下旬我返回新集。那是鄂豫皖区党政军各机构都搬来了，沈泽民等也先我到达了。从此新集便成为这个区域的首都。由于机构的集中，工作效率随之增加，气象为之一新。当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组成，我的主要时间花在军分会的工作上，沈泽民则负责指导特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陈昌浩则专致力于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他和我讨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不像许继盛那样，任意批评邝继勋等领导之不当。
我在军分区的工作很繁忙；因为人手不足，机构不健全，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次要和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的军队数量虽然不多，但单位复杂，我每天要批阅从各方面来的军事情报，和处理各处临时发生的紧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左手一再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可惜他不能实际主管参谋业务，我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事先找他商讨一番。
在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以前我们即在各方面从事改革，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经济方面已看出一些成果。饥荒的恐惧心理已经减少了，各地所种瓜菜均已结实累累，十分缺粮的户口，已获得适当的救济，节约的办法也在普遍实行①，各市镇的买卖活跃起来了，食盐和布匹等日用品在市场上也不感缺乏，甚至军队所需医药品也可在市场上买到一部分。苏区内的土产在大批的输出，苏维埃纸币的发行额在逐渐增加，在苏区内畅通无阻，比白区的现银币的的价格还高百分之四。
这种经济开始复苏的现状，对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一次莫大的鼓舞。一般同志已不再认为这是缓不济急的书生办法，毋庸等待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进行的。他们已不再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怀疑了，觉得循此前进，前途无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一个广场上临时搭盖的竹蓬中，隆重的揭幕了，代表人数约九百人，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连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选派代表参加（当时该区党员七千余人，团员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和旁听的人员二三百人，济济济一堂，可称盛会。
但大会事实上类似于农民的群众大会，代表们比识字的和略识几个字的占最大多数，这就使会议的进行特别困难。我们决定没举行一次正式大会之后，必须跟着举行好几次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由知识较高者担任指导，将会中案件讲解给那些文盲听，经过几次的讲解和背诵，如果多数代表，能够记住这一案件的要点，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对案件有意见的，也多在小组会上先行提出来，以便整理一些要点，在大会上提出讨论。这样，这次大会花的时间就多达三个多星期了。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
我向大会提出了一篇浅显易懂的政治报告。我说明了这个苏区当前的任务，从中共政策、苏维埃与土地革命和健全红军三个角度来阐释今后工作的大要。我特别解释红军与军阀土匪的区别，要求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中共新领导的、真正为人民福利、能担负革命任务的铁军。纠正一切游击习气（按既土匪作风），要尊重党和苏维埃，、纠正乱打土豪、对妇女乱来、自私享乐的观念。尤其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
这个纠正游击习气和严整纪律的问题，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项目。许多代表对二个月多月前攻打高山寨，伤亡千余人而宣告失败的事件，展开批评。有的检讨说，我们的宣传完全无效。我们向寨子里的人喊话，说我们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寨子内的答话，却是骂我们乱打土豪，甚至将平民的粮食也没收了，又指责我们在某某地方强奸妇女，骂我们言行不一致，接着就是大批石弹射将出来。有的人有检讨说，无论红军官兵或苏维埃人员都有过破坏纪律的行为，寨子里的指摘，不完全是反动派的造谣，而是有些事实根据的。
许继盛成为批评的对象，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沈泽民在发言中指出许继盛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单就其对妇女的态度来说，就是最不应当的；许的私生活糜烂，有许多姘头。他质问许道：“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又是否有被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和红军的高级将领吗？”
在大会中公开指斥高级将领，在鄂豫皖区还是空前的创举。许继盛极感不安，他辩称他没有过强奸妇女的事，不过是行为较为浪漫而已。他以自我检讨的口吻说，他原是党龄较老的党员，只因打了几年的游击，就染有土匪习气，今后他将彻底改正错误，以往过失请大会严予处分。
大会展开的斗争愈烈，牵涉的范围也愈来愈广。原任军分会主席的曾钟圣和任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也受到斗争狂浪的波及，他们被指责没有及时纠正许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同时他们也自承犯有同样性质的错误。新集有一个新从七里坪迁来的酒店商人，他是“拉皮条”的老手，也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次批评大会在整饬军风纪方面，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一般人都觉得今后不能再乱来了。
最后我出来结束这一场斗争。我向大会提议，我们最主要的事是要使同志们了解这些错误的严重性，订出共同遵守的纪律规范，并不是要对过去犯过错误而又表示能悔改的同志立时予以处罚。有些同志曾犯过轻微的错误，只要能改正过来，就可不咎既往，不必恐惧。
根据我的提议，大会转而致力于纪律规范的建立。首先对妇女态度的问题，规定凡有强奸妇女罪行者，应受苏维埃法律的制裁，严重的要处以极刑。对于妇女们的其他非法行为，按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制裁。除法律的制裁以外，我们还规定应进行广泛教育，提倡男女的正式结合，并在红军驻地附近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设置接待室，供有夫妇关系或正式恋爱者住宿或谈话之用。
大会通过一些条例，建立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法庭和工农监察委员会，军分会之下设立军事法庭，中央鄂豫皖区设置监察委员会。就由这些机构来执行维护纪律的责任。
我们主张，说服教育和严格执行纪律要相辅而行。我们反对发动苏区内自卫军和农民到白区去打土豪，以解决苏区内粮食不足的问题；只有红军为了实际的需要，可以在白区征发土豪的粮食，但须发动当地穷苦人民一致进行。我们反对：乱打土豪，打土豪不归公、和私搜俘虏荷包等等，认为这都是不法行为。我们所有苏区的人，都要尊重苏维埃的法律，尤其是红军官兵，不可有违反苏维埃法律的行为和藐视苏维埃的态度。我们反对苏维埃工作人员倚势欺压老百姓。我们要提倡党内民主，反对党的干部任意强迫命令一般党员。
土地问题是这次大会另一个重要项目。沈泽民就这个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主张重新分配土地。他说明这个区域的土地虽已大致分配了，但分配得不好，主要是：一、分配的原则系以劳动力为标准，仅依土地面积的大小来计算，而忽略了土地的肥瘠良莠问题。而耕牛、农具、山林、茶园等，还多未分配；二、在分配得时候，没有发动群众反地主富农的斗争；地主富农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在有些地区，他们仍在经济上占有优势，保有政治上的潜势力；三、分配得不确定，经界不显明，仅凭分配时所插的标志来认定，而这项标志历时稍久，多以湮没无存，引起许多混乱，因而必须重行分配，另以土地使用证为凭；四、代耕制度原是优待红军的好办法，但被滥用了，苏区内参加红军的人员已经很多，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人员的田地，也多援用红军条例要老百姓代耕，这样，使老百姓的劳力更感不足，影响了生产，应严格拟定代耕制度，缩小代耕制度范围。
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穷苦农民；富农多余的或出租的土地也在没收分配之列。在理论上说来，平均分配土地，本与社会主义无涉。中共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所应采的政策，既可以满足一般穷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其实土地国有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才是社会主义的起点。每家农户得同样一份土地，不过是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分散的小农制而已。每个分得土地的农民都不过是小所有者。
实行平分土地，是很复杂的工作。因此，各个苏区推行得并不完全符合理想，步骤也参差不齐。主要原因是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从主观划分阶级，本是极困难的。一般来说，中国农村中，大地主为数不多，土地分得很零碎；中小地主占相对的多数。有一片很小的土地出租，不能不说他是小地主，可是他的境况，也是贫苦的，甚至还是靠出卖劳力为生。农民穷苦与否，有时也不能单凭有无土地来划分，往往一个自耕农甚至有点土地出租，家境确不是富裕的；而另一个佃户虽无土地，但租种大片土地，要雇用一些雇农代为耕种，家境却是比较富裕的。还有乡村中商贾负贩和一些手工业者，也附带经营农业，有的被视为农民，有的又被视为商人或手工业者。就由于这些复杂的经济因素，要去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确非易事。
中国农民历来所希望的，是买田置地安居乐业。平分土地的口号，对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苦农民，确是富于吸引力。可是，受过革命洗礼的鄂豫皖区的农民，对于平分土地，了解得更清楚。我曾询问过许多农民关于平分土地的观感，他们多数说到要苏维埃站得住，土地分了才能算数。有的却说单分得一块土地，没有耕牛农具和本钱，还是不济事。这些简单的答话，道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政治保障和必需的经济条件，单凭分土地，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的教条主义者，却夸大了平分土地这个政策的魔力，认为只要能正确的实行平分土地，就能创造出苏维埃政权。其实，没有一个反帝国主义和反南京政府的广大联合战线，单纯的土地革命也是形单势孤，不宜成大事。另一方面，立三主义者，则以军事胜利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所以对于平分土地，不予以必要的重视。
我们在这次大会中，曾极力鼓励同志提高农民对于分配土地的热情，指出：平分土地与巩固苏维埃政权是相互影响的；广大的农民群众，热烈的起来分土地，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稳固了，农民分得土地才更有保障。此外，各个苏区土地革命所形成的力量，汇合全国各地反帝反南京的力量，才能获致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我们这些努力获得相当的成效，我们虽不能将平分土地的运动扩大为到处泛滥的狂风巨浪，但却鼓舞了这个区的农民，勇敢地平分土地，与反共势力对抗。
这次大会决定：不问已否分配土地的区域，概须发动群众，按新规定来分配。分配的标准，是以土地的收获量所值市价计算，每个穷苦农民分得一份大致有同等收益的土地（田与地混合来算，肥瘠搭配来分）。此外，这个区域在以前分配土地中，也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如贫农雇农分好田，中农土地不动，地主富农分坏田，商人手工业者分得田后必须自己耕种，大口分一份，小口分半份等等，这次大会决定将这些传统办法尽量予以保留。
此外，各乡村中也还有一些土地不能完全分配的或不易分配得，如大片的森林、茶园、竹林、水塘或其他水利设备，较大片的荒田荒地，则由各乡村苏维埃经营，名之日苏维埃公田公地等。在立三路线时代，曾利用这些公田公地，组织所谓“集体农场”。我们不赞成这种办法，提倡出租或组织合作社经营，由苏维埃征收租金，大体是经营者获得必要的报酬，其余则为苏维埃所公有。
大会还决定了耕牛农具也要分配，但鉴于这类东西分配不易，又规定了一些实际处理的办法。由于耕牛农具的缺乏，每个农户也不易分得同等的一份，因而提倡共有共用，如几户人家共分得一条耕牛，则由这几家拟定办法，规定饲养和工作的方法。以后在赤区内所通行的换工互助办法，大致就是从共有共用的制度演变出来的。
重分土地的实行办法，是先由各村苏维埃召集农民大会，检讨从前平分土地的得失，再由各乡村苏维埃的土地委员会予以评定。已经适当分配的则大体不予变动，不适当的则迳行变更。为了防范地主富农对于土地改革的反抗，大会主张充实贫农团，用斗争方法强迫地主富农交出被没收的土地房屋和耕牛农具等，但并没有订出任何故意打击地主富农的威风等手段。
土地分配定了，就由各乡村苏维埃造具地籍簿，颁发土地使用证。大会中许多农村代表曾主张颁发土地所有证，以确定一般农民分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但大会主席团认为中共更进一步的目的是土地国有，如果颁发土地所有证，将强化农民的私有观念。大会终于采纳了颁发土地使用证的办法，并规定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长期性质的。所有持有土地使用证的农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但不得出租或出卖。
硬性规定土地不得出租出卖，拟是这次大会土地决议的一个重大缺点。不待说，土地是农民的主要财产，如果不能自由出卖或出租，这就使土地的使用价值大大打了一个折扣；而且分得土地的农民也会觉得他虽可以耕种这块土地，但是不能自由处理它。不准出卖或出租土地的理由，主要是不让农民重行失去土地和产生新的地主富农，但这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又是不能抑制的。事实上，当时分得土地的农民还是有些违反这种决定，私自出租或出让这种土地使用权。
在剥夺地主富农的政治权利上，我们倒采取了有弹性的政策。一般来说，地主富农是打击的对象，大会强调不让地主富农分子混迹于苏维埃和红军之中，但对于出身地主富农家庭而在红军中有战功、或系中共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而有工作成绩的，则视为已经革命化了，属于例外，不受歧视。其余拥护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纵然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也可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
大会在缩小代耕制度的范围上也有具体的决定。一个农家的壮丁因参加红军去了，这一家的耕作能力失去了或减少了，因而需要邻近的农户为之代耕。但现行代耕办法是很混乱的。大会规定这种制度仅限于优待红军战士，而且多数是带补助性质的，换句话说，战士家属的劳动力仍须用于耕作，代耕者仅居帮忙地位，并非全部代耕。代耕者与被代耕者之间，必须互相商定何地何时需要补助劳力，以免浪费代耕者的劳力和适合被代耕者的需要。至于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人员（即不脱离生产者），概不得援用红军条例要求代耕，但奖励他们与各农民间的换工互助，已解决他们缺乏劳动力的困难。
此外，我们还制定了统一的农业累进税，取销过去实行过的征收和借贷余量等不正规的办法。农业累进税规定每一农户平均每人所收谷子在四担以下者，免征租款；全户所收谷子超越这个基数一担至三但者，征百分之八，循此累进直到收谷子超过基数四十五担者，征百分之四十三②（如五口之家收谷子二十担者，免征；收二十二担者，征一斗六升，约为全收获量百分之点七三；又如收四十五担者，规定征百分之三十五，即九担二斗五升，合全收获量百分之二十强；再如收七十担者，则须征二十一担五斗，约为全收获量百分之三十强）。至于杂粮的收获则免征或减征，富农按比例附加百分之五，军属烈属则减征或免征，均另有规定。
这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鄂豫皖区各领导机构都实行改组。大会选举了一个中共鄂豫皖区省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为二十余人，除原特委会委员大多联任省委员外，还提拔了约半数的工农干部担任省委，京汉铁路工人刘琪，当地农民领袖高俊亭等就是这次被选举出来的。沈泽民被选为省委书记，徐立清郭述申分担宣传组织两部工作。省执委会的常务委员会则由书记及宣传组织两部部长，以及苏维埃几个主要负责人王平章郑位三周纯权等组织而成。常委会之下，除宣传组织两部外，还设有秘书处职工妇女委员会等等。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鄂豫皖区军分会也同时改组，并改名为鄂豫皖区军事委员会，直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委员为：张国焘、沈泽民、蔡申熙、徐向前、曾钟圣、王平章、郑位三、徐立清、郭述申、邝继勋、周纯权、陈昌浩等。我任军委会主席，蔡申熙任参谋长，陈昌浩人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改由徐向前任军长，曾钟圣任军政治委员。原任红四军军长的邝继勋，调任第七十三师师长（初名第十三师，不久改为第七十三师）。原任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调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主任。
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委员人选几乎与军委会的委员是相同的，它只是一个决策机关。我任中央分局的书记，直接指导鄂豫皖省委会和军事委员会两个主要机构工作，，不另设置执行机构。中央分局的任务原是很广泛的，须在长江以北发展党和苏维埃的组织、正规红军和游击部队，但事实上它的工作始终没有走出鄂豫皖区的范围，因而显得相当空洞。
我们的组织虽然庞大起来，但我们的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的，我们的人手也十分缺乏，每个负责干部都兼任几个职务，工作过于繁忙，党员的文化水准十分低落，我们的决议到达县一级的组织，便往往停顿下来，各乡村党和苏维埃的组织，甚至看不懂上级的决议。知识分子极感缺乏，命令的下达往往需要上级的委员步行到各乡村去，乡下级负责人详加讲解。这样，工作效率很低，决议的执行也要大打折扣。
省委急谋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它调集一些得力的干部，充实它属下的地委和县委的组织，它在一般贫农和雇农中争取新的党员，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推进训练和教育工作。省委之下设有党校短期训练班补习乃至识字班等。它也奖励各县委办较低级的党校。苏区内的小学，命名虽是列宁小学，但内容则很落后。省委所出版的《党生活》等刊物，也必须经过讲解，一般同志才能了解。
沈泽民觉得将这样幼稚的党组织，提到布尔什维克的水准，不知要花多少力量和多少时间。他取笑说这是“愚公移山”的工作。的确，这样的党员和干部，缺乏共产主义的的观念和应有的常识，自然还保有一些旧迷信和旧观念。多数正值的党员只是瞎忙，一知半解的传达命令，这就不免犯“强迫命令”的毛病。少数干部仿佛是“地保”，利用职权来实现自私的目的，如分土地便不难上下其手，自己先分一份较好的土地。这真是哭笑不得的事情，严办与优容，都易发生毛病。
军事方针的确立和领导干部的变更，是刻不容缓的重要措施。我个人认定我们当前的军事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个鄂豫皖苏区，和适宜的配合各个苏区红军的行动。我们计划将鄂豫边和豫皖边两片苏区打通连接起来，并使之与上述的两片苏区衔接起来，形成一个较大的鄂豫皖苏区。这样做，我们可以威胁汉口至九江的长江交通线，对于江西红军是一个有力的支援；也可以与湘鄂的红军互成犄角之势。这个计划对于当时红军干部乃至一般同志，都有过极大的鼓舞作用。
徐向前被提升为红四军军长，一般干部为此极为兴奋。红军中军阀土匪习气受到批评，代表这种倾向的许继盛受到压抑，这就给予一般同志一个深刻的印象。一般同志觉得我们极力提拔那些思想行为都被视为正确的同志，来负担军事领导责任，是十分恰当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排斥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以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著称的曾钟圣仍担任军政治委员；许继盛受到批评，仍任第十一师师长。这在事实上说明，我们的同志若能改正错误，就不会受到组织上的处罚。邝继勋领导能力不够，似是一般同志所公认的，现在改任第七十三师师长，负担逐渐改编地方武装，形成一个新的师，进一步发展为第二十五军，这仍是一个独当一面的重要任务。而去邝继勋这一师是直接由军委会领导，暂不受曾是他的部属的徐向前指挥，这对邝个人也不是太难堪的事。一般同志觉得这样处理，是煞费苦心而又十分周到的。
我曾向一些军事干部说明这些措施的意义，并要求他们根据上级决定，强化军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广泛的实施训练和教育，反对游击习气，严格执行军事计划，争取胜利。后来，这种军阀土匪倾向，经过了长期的和广泛的斗争，才逐渐改变过来。我们在大会里的努力，不过是个良好的开端。
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一件更艰难的事，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相当可笑的。少数知道苏维埃是工农政府，“苏维埃”这个字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有的说到苏维埃政府是共产国际创立起来的，总机关在莫斯科，中国的总机关在江西，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分机关。更可笑的，当我和一些普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以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说：“苏征兆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是苏征兆主席的儿子。从前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征兆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的确，这个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名词“苏维埃”是太生硬了，一般农民不宜懂得。
不用说，一个政府的命名，是有重大影响的。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区域已经有了约三年的历史，仍不为一般人民所了解，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这个政府的名称，在更广泛的中国乡村中是如何的陌生；甚至在城市中，也不为多数工人所了解。一般人只觉得这不是中国固有的名字，而是从俄国输入来的。他们既不能了解这个政府的真正意义，更说不上有什么同情了。
在党代表大会尚未闭幕时，我们还举行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其他如CY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以及许多专业性的会议，也都次第举行了，各该会议的详情，这里从略）。这个大会是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开幕的，为了是一般人易于了解起见，我们叫它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多半并非经过选举而产生，而是由各级苏维埃政府民众团体和红军各单位摊派出来。大会的任务偏重于一些紧急动员的工作，如强化苏维埃各级组织，重分土地，解决粮食困难，推行财政经济政策等。
在这次大会上，一般代表最注意的是粮食问题。不少代表批评已往向农民借贷粮食的办法不妥当。他们根据事实指出借贷粮食的混乱情形。有些热心革命的农户，粮食被借出去了，先陷于饥饿的困境，得不到偿还，而且因此也减低了一般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情绪。党和苏维埃的负责人，都在大会上承认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过失。我们也指出过去在这里所实施过的征发粮食办法固然要不得，后来改采的借贷粮食办法，也是要不得。这都是立三路线的遗毒，今后要改采征收累进农业税的办法。
当年十一月七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又在新集举行，这算是一次正式的大会，共到工农兵代表三百九十七人，是由苏区内一百七十万工农兵选民选举出来的。这个区域周围的工农团体也派有约二百名代表前来观礼。这次大会的作用，算是完成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权的奠基工作。
大会发布了正式宣言，阐述这个政府的任务，制定了临时组织大纲③；根据组织大纲，选出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其所属的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农民出身的高敬亭被选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原任主席的王平章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之下，设有外交、军事、交通、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文化教育、劳工、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工农监察委员会等十二个机构。各县乡的苏维埃组织，则较为简单；通常一个县苏维埃，设有经常性质的土地财政经济和军区指挥部等重要机构，其余则按需要设置。
这个区域的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升级的地方政府，当然不发生根本法的制订问题。这个政府所设计的是区域性的政策和实施的条例的制订问题。许多重要的条例，如农业商业税务等条例，土地分配的条例，军区制的条例，审判制度等，都是由这次大会制定的。
概括地说，使苏维埃政权规模具备，政令推行无阻，是我们那时努力的中心。我们要求军队和人民尊重政府的职权，如果人们不依照政府法令行事，便不能摆脱军阀土匪的恶习。红军高级将领，尤其要尊重政府法规，他们的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纪律对于一切人是平等的，只有党的共同意志可以领导苏维埃政府，但党也不能因此轻视苏维埃政府的职权，一切政令都由政府根据党的决议颁行。
我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实际体验愈多，愈是为它的前途担忧。我觉得这个政权的能够存在，是以国民党政权的不统一、混乱和残酷的统治为其主要的凭借。这个政权的发展前途也是受着限制的。中共组织力量的薄弱，红军因缺乏补给而不易迅速壮大，土地革命不易冲破赤白区的对立而泛滥到更广大的区域去苏区面临的众多困难，也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克服。加之敌人的势力远较我们为优厚，我们一时无法瓦解它。
我觉得中共的土地政纲，有其根本的缺点，既不易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斗争，而且偏于对内。经由游击战争发展红军的方针，也为各种条件所限制，难有速效。苏维埃政权的基础更是归于窄隘。这个政权被孤立在土地革命的小天地之中，不易为广大的工农群众所了解和同情，对于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和一般小资产阶级，也缺乏号召的力量。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更无法建立适当的联系。特别在当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事实为我们所知悉之后，我更认为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远离了反帝国主义的路线。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规定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是两个并重的主要任务，但苏维埃政权却偏到土地革命的一面去了。我想起斯大林的没有远见，我又想起布哈林在中共六次大会中重视反帝国主义以及不抹煞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等主张，若拿现在的事实来证明，就更为正确了。
我设想如果苏维埃政府能改名为“人民政府”，也许可以开辟出更有希望的途径。我所假象的人民政府仍应由中共领导，以工农势力为骨干；但它的政纲尺度则不妨放宽些，以便号召那些反日本侵略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来与我们合作。如果我们孤立于反日本侵略之外，反会被人民视为不顾国家前途，专以土地革命来损害民族的命运。我曾不只一次向我的同僚们提起过这种意见，我在下文中还要说到这一点。但我自己无法作这种根本改变。苏维埃运动这个根本计划是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都屡次肯定了的，而且已在各处实行，鄂豫皖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份，如果我们自以为是的独断改变过来，那自然是极不好而又是不可能的事。
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只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在这个运动中，中共发挥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了领导政权和军队的重要一课。但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失败了。它不是被国民党消灭了，而是在抗日战争之始，我们自动的转变了方向。斯大林这个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的公式，也是立三路线和中共内部一切左倾行为的根源。因为这个运动本身是左倾的，所以才产生李立三以军事冒险去促其实现的想法，其他教条主义者更只会在这条公式下兜圈子。我这个较早体验到这个运动的根本缺陷的人，后来竟为此被指为“右倾”或“叛徒”。但我自信我那时的看法是出自爱护中国革命的真诚。
① 当时苏区内许多农户的粮食被红军出具借条借去吃了，现在有苏维埃政府酬予偿还一部分；赤区的农民一般每天改为吃两顿粥和一顿饭。 424
② 这就是以劳动力来计算的，对于以收获量为计算标准的原则，自然又有辅助的作用，实行时又富有伸缩性，由各乡村土地委员会按各户需要和其劳动力的多寡来评定。鄂豫皖区农业累进税制，详见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七号（载《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版）。
③ 我手边已无临时组织大纲的原文，《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曾载有一篇说明这个组织大纲的文字，题为《蓬蓬勃勃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可以参阅。
编辑者注：许继盛应为许继慎之误。

第六章 整肃
新集党代表大会反军阀土匪倾向的斗争，曾引起被批评或明或暗的反抗，终于酿成一次轩然大波的整肃运动，并肃清了一些私通国民党改组派的分子。这种风波之来，与我们所遭遇到的内外困难是相联系的。
在党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领导层的内部意见常有参差。沈泽民的态度显然是偏于急进，他主张对于那些犯过重大过失的同志，给予各种不同的处分。他不善于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爱援引马列主义和中央决定，来评判一般同志观念上或行为上的错误。甚至在讨论军事策略问题的时候，他也提出过红四军力不胜任的主张，这引起一般同志或多或少的不满，认为他的主张不是太过急进，就是有些外行。
沈泽民却不是一个坚持己见的人，也公开承认他的工作经验不够，需要学习；事实上他的左倾空谈也在逐渐减少之中。我常要在会议上缓和他的急进主张，我们有时甚至要公开辩论，虽然结果沈泽民总是撤回或修正其自己的意见，但使一般同志不无领导层内部意见不尽一致的观感。
在党代表大会将闭幕时，由曾钟圣提议，我和曾钟圣蔡申熙许继盛四人有过一次恳谈。曾许在这次会谈中，尽情发泄了他们胸中的郁积。
许继盛表现的有些伤感，表示他将改正错误；但他的错误已在大会上毫不留情的被揭露出来，到会的军事方面的代表，势必会把它传播到军队中去，因而影响他的指挥威信。他感谢我对于他的信任，表示愿意仍任原职，到前线去戴罪立功，不过他总有点耽心沈泽民等不会谅解他的过失。
曾钟圣接着表示，他赞成大会各项决议，愿意忠实执行；但批评沈泽民见解不切实际，动辄给人带上帽子，打击早已在这个区工作的老干部。他自然不满沈泽民对他的评击，也为许继盛所受到的批评鸣不平。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这两个受批评的负责干部详加解释，并予以劝慰。我指出大敌当前，应团结一致对外，一心去争取胜利，不应心存芥蒂。批评错误，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批评的技术纵有不当，也只是次要问题。这次大会主要是反右倾的军阀土匪倾向和富农倾向以及立三路线的左倾残余，不应转移目标来批评沈泽民，因为他最多不过是缺乏经验，说话有时不完全恰当，这是可以谅解的。我对他们两人表示遵守决议这一点，感觉欣慰，鼓励他们努力奋斗。
蔡申熙以老战友的身份，亦多方劝慰曾许二人。他首先表示对于过去的过失不能及早纠正，他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能够认真纠正，这就是天大的喜事；而且过去的错误积重难反，不经过这次大力斗争，很难生效；决不可从个人荣辱出发，抹煞这次批评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次批评，我们的前途是“死路”；现在批评出来了，大家如能照此改正，那末党和个人的前途都是光明的。因此这次大会绝不是打击了我们，而是救了党和我们。他进而表示充分的信心，认为国焘同志能把握住这支舵，泽民同志也会从工作中学的经验，大家必能毫不顾虑的改正错误，团结一致奋斗。
曾许二人都为我和蔡申熙的劝告所感动，笑逐颜开，一致表示愿意毫无芥蒂的上前线去为党的决定而努力。我和蔡申熙也为此高兴，认为内部的隐忧是大部消除了。可惜后来事实的发展，又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我们不愿因会议举行过久而延搁我们的军事行动。七月中旬，党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新任军长徐向前和新任军政治委员曾钟圣，就率领红四军全部向前线进发。他们由白雀园经金家寨开往英山，准备消灭驻在英山罗田沂水广济黄梅一带之敌，在那里发展苏区，并乘胜向北发展与原有的鄂豫皖区打成一片。邝继勋则仍驻白雀园，编组原有的地方武装第七十三师。他那时还只掌握一千多人，正编组第一个团。这就是红四军出发后，留下保卫这个苏区的一支主力部队。
红四军出发英山以后，敌军自然乘机向这个苏区的周围进袭，我们感到四面八方而来的压力。新集之北二三十里就常有敌人的踪迹，白军民团鉴于苏区内地方武装实力雄厚，不敢贸然深入，但在苏区边缘的骚扰，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拖去耕牛，掠夺粮食，甚至杀害壮丁，强奸或掳走妇女。我们的地方武装必须经常戒备，我们的大部份精力也就花在应付这些事情上。
苏区被封锁了，区外的报刊不能进来，消息隔绝。我们与其他苏区没有任何联系，与上海中央的交通也陷于瘫痪状态。护送我进入苏区的那一位交通，第二次到汉口去了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是被杀害了。我们往往要派特务队到白区去行动，以期获得一些区外报刊，有时甚至要为此损失生命。
我们不知道中央仍在上海抑或已迁往江西苏区，中枢的安危令我们甚为耽忧。那位曾照顾我安全抵达汉口的顾顺章，就在我由汉口乘汽车向苏区进发的那一天被捕了。顾顺章是中共的特务首脑，掌握着中共中央与各苏区交通的总枢纽，曾在汉口以花广奇魔术大师的身份出现，现在终于被国民党的特务识破了。可能他要以出卖中共来挽救他自己的生命，他竟然投降了。他在武汉向国民党当地最高当局泄露了中共的秘密；据说当晚李家集就特别戒严，搜捕我和陈昌浩一行，自然这也是由于顾顺章的口供。不久，他被移送到南京，由蒋介石亲审。
顾顺章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上海的中共中央很快便获知这件事的真相，避免了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共中央和各地组织都因之大为混乱，所有机构和各同志的住处，均即时迁移；人事上也多调动，以逃避国民党特务根据顾的线索来进袭。当时已被禁在狱中，但国民党尚不知其确实姓名的恽代英，就被顾顺章指证而遇害；其他因顾的口供而被害的，人数也颇不少。中共中央乃亦采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杀了。
这件事给予鄂豫皖苏区的影响也很大。预定由中共中央调派大批干部到这个区域来的计划不能实现了。继我和沈泽民之后，来到这个苏区的只有少数的干部如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十二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后来又任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朱光（任政治部宣传处长）和王子纲等三个无线电技术人员，总共不过十多人。他们先后到达，途中比我们还要辛苦些，有的利用河南信阳和安徽寿县一带的中共地方组织，辗转引导进来，有的不凭交通线，冒险径行偷混进来。
其次，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建立交通网的计划也无由实现。建立无线电的交通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部份，我们在积极训练无线电工作人员，但所需要的无线电器材，却因交通线的被破坏，一时不易运进来。我们所编定的密码本，又为湘鄂西红军在作战中遗失了。直到当年年底，我们才有第一架无线电，延迟了好几个月，才与红西苏区商定了一本不能完全信赖的密码，致使地面上运输和交通线，一直无法畅通。中央老在警告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顾顺章叛变的严重性，不要信赖残存的交通线，即原非顾所知道的，也要严防波及。
我们所收到的打击有增无已。我们风闻中央书记向忠发被捕了，但不知何时被捕，是否与顾顺章的告密有关，以及牵连什么同志。我们约莫知道向忠发被捕后，他的表现和中央所受到的影响都很不好。中央是凶多吉少，有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只有互相勉励，即使失去了中央的领导，我们也要单独奋斗。
直到一九三二年春，我们才接到关于中共中央情况的可靠消息。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先后到达江西苏区的赤都瑞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那里继续执行职权，并与当年十一月七日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我和项英当选为副主席。这时，江西中央苏区曾获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冲破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尤其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孙连仲的大部二万余人的转变，参加红军，使江西红军的实力大为增加。
中共中央搬到江西苏区之后，中共的力量也大部投到各个主要苏区去了，扩大白区的工作一时便随之减弱。中央给我们的函件也说到白区工作，一时不易发展，尤其是发生了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等严重事件之后。中央还要求我们不要过份相信留在上海的中央分局及其拥有的交通线，要严防敌人的渗透。
由于消息隔绝，江西苏区胜利的消息，我们隔了很久才知道。反之，我们的不幸又往往被敌人利用来发动宣传攻势。敌人宣扬中共中央是被摧毁了，甚至造谣说周恩来也已投降了。敌人利用赤区与白区的通商关系，派遣一些奸细到处造谣：不是夸说国民党已调集主力军携带大批飞机大炮，不久要来进攻这个苏区；就是离间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号召军民人等反正。国民党这些做法，生效虽然不大，但对这个尚不稳定的苏区，确有动摇人心的作用。
苏区内部的困难，数不清，说不尽。即以疾病的侵袭来说，带给我们的损害，有时会比敌人的打击更为重大。我们的环境卫生很坏，食水不洁，苍蝇蚊子臭虫虱子是有名的四害，疟疾痢疾和皮肤病等猖獗流行。许多工作人员患了疟疾，依然照常工作，他们得不到医治，久而久之，也就不把它当作一种病了。我们的营养和很坏，吃得只有大米杂粮和花生之类，缺乏蔬菜，更缺乏肉类。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这是党和苏维埃刚闭幕的时候），我就病倒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拖延最久的一次大病。我在大会时，就已患疟疾，但我在体温恢复正常时，仍抱疾工作，不久便并发了肠胃病，下痢不止，而又呕吐，饭食药品，随服随吐。我的身体日渐瘦弱，已无力起床。在大城市中我的病也许不算是严重的，但在偏僻的乡间，医疗药品，均感不济，几乎使我丧失了生命。我自觉身体的抵抗力太弱，经不起考验，也为我在这紧急关头所肩负的责任而耽忧。其实，愈是焦急，病就愈难痊愈，缠绵月两个月，病况才有转机。
我的卧病，对这个区域工作的发展，自然不无影响。在我身边的同志为我的病耽忧，甚至他们曾想到万一我一病不起，善后步骤应如何安排等。特别是在前线的同志，更因此为之不安。后来曾钟圣曾承认因闻我病重，深恐这个区域的领导权，将为他所最不满意的沈泽民所掌握，所以他有带着红四军脱离这个苏区的企图。
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工作，并未因我的病而停顿下来。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职务，分别由沈泽民和蔡申熙代理。这时，我们在各地传达大会的决定，采取一面斗争一面说服的较温和的办法，来纠正已有的错误。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受到处罚，但党的内部竟因此发生了一种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
这股暗流以金家寨为起点。大会后，豫皖边区地方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开始散布对这次大会不满的言论。他们说：“这次代表大会利用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来打击老干部；新来的干部反对早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干部，也就是黄安麻城人反对安徽人。”他们批评沈泽民是不懂世故的留俄学生，只知挟中央以压制地方，其实中央是否存在，还是问题。他们知道了我病重的消息之后，更表示不能信赖沈泽民的领导。中央分局觉得金家寨这些反党的言论，似是许继盛播弄起来的。许在路过金家寨时，并未表明遵从大会决定的态度。相反，他表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言外之意，似乎不满大会对他的批评。
红四军与七月中旬开到英山前先后，接二连三的击溃了那一带的国民党驻军，缴获大批枪枝，俘掳敌军约两千名左右，乘胜占领了英山沂水两个县城。八月上旬曾钟圣有前线送来的报告，描述那一带富庶的情形。红军吃得很好，而且正在沂水搜集布匹，解决冬服问题。他还说到，据他们所知，国民党军队正在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军情甚急。红四军准备向广济黄梅行动，相机截断长江交通，并乘势在武穴附近渡过长江，直指赣西北，会同江西红军，消灭国民党的围剿。
与此同时，一位随军出发的省委委员送来报告，与曾所说的又大有出入。它说道红四军高级干部中有渡长江向南发展之议，是否由于中央分局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它还批评红四军的政治工作不得力，只知解决红四军所需的物质问题，不重视在这一带发展苏区的任务。有说道不赞成改变原有的计划，红四军干部也多有同感云云。
这件要案提到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时，我因病重没有出席，沈泽民等也因耽心我的病，而没有告诉我。会议决定由沈泽民草拟一封答复的信，内容大致是说红四军仍应照原定计划，在英山沂水一带发展苏区，扩大已有的胜利，壮大红军，决不可渡江南下；并说明配合江西红军行动，虽是红四军的主要任务，但红四军脱离了原有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孤军渡江南下，不仅不能给江西红军以有力的支援，反会因红四军的离去，使鄂豫皖遭到损失，这也是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的想法。若照原计划执行，则不但鄂豫皖苏区可以扩大，红四军也可以壮大，而且能牵制更多的敌军，这是对江西红军最好的配合方法。
这封复信不过是重申原有的计划，本是无可非议的。不料曾钟圣许继盛等竟提出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曾钟圣说道这封信是泽民同志起草的，国焘同志病着不知道，泽民同志素来将红军视为保护他个人的工具，这种右倾的保守观点，是有害于红军的。许继盛更强调红四军的行动，应该由将领们为军事的前途打算，不必理会新集的指示。
在红四军的将领会议中，曾钟圣将他的渡江南下的主张，描绘成为原有计划的一部分。他说明原有计划并未规定红四军不能越过长江。在他看来，长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红四军可以随时偷渡过去，也可以随时偷渡回来，国民党的海空军是不能阻拦的；因而他认为渡江南下的行动，可以由前方将领商决，不必征得新集的同意。以徐向前为首的多数将领，虽不赞同这种主张，但也不愿在军中展开政治性的讨论，因而表示仍须事先获得新集的批准。同时，红四军中一般官兵，也都是这个苏区的子弟，有不愿远离这个苏区的乡土情绪。这样，资望较高的曾钟圣也无法贯彻他的主张。
曾钟圣终于再向新集来一个哀的美敦书的报告。他夸大渡过长江和切断长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到某月某日仍未得到军委会的明确指示，便径行渡江。这个报告约于九月上旬到达新集，使我们大为震动。
这时，我虽仍不能起床，但病况业已好转。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两机构的委员们，齐集在我病榻之前，举行紧急会议。蔡申熙首先说明，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的行动；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展布，而且要在渡江北返，则更困难。这种举动显然违背了原定计划。他判定曾钟圣之所以坚持这种错误主张，是立三路线在作怪，也是别有用心的。他追悔他曾保荐曾钟圣许继盛等人担任要职，以至发生这次严重的抗命事件。他提议派陈昌浩去接替曾钟圣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纠正他的错误行为。
我们一致赞成蔡申熙的主张。陈昌浩和其他委员，建议派蔡申熙去接任红四军军政治委员，以收驾轻就熟之效；但蔡则以体力不逮为理由辞谢，并坚持由陈昌浩继任。最后我表示完全接纳蔡申熙的意见，并说党代表大会虽曾批评了曾钟圣和许继盛等，但因他们表示悔改，仍任要职，党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并不贸然采取惩罚的态度是对的。蔡申熙爱护那些老同志，也是应有的态度，而且他曾屡次函劝曾许等，放弃成见，遵守新集的决定，是以蔡同志毋庸引咎。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这次会议决定派陈昌浩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赶往前线，处理这一事件，不仅应制止渡江的行动，必要时刻将部队撤回原有苏区来。军委会又命令陈昌浩继曾钟圣为红四军军政治委员，曾则调回新集；至于许继盛等应否免职，有陈昌浩相机处理。除这些正式的决定和命令外，我们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各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遵守党的正确决定。我也当场表示，一俟我能起床行动，当赶往前线，协助陈昌浩处理一切。
陈昌浩去了约一个星期，我不理会医嘱休养的劝告，力疾前往白雀园邝继勋师部，向那里的同志们说明这次曾许等行为的不当。邝继勋和他属下的负责干部，对于我们的决定，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沈泽民蔡申熙等，也在新集就这一件事向各方面加以说明，以期获得多数同志的支持。这正是“九一八”日本强占东北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天地却忙着处理内部可能发生的危机。
不到几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急报，说明一切都已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全部即经由英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休息整理，要我不必再带病赶来前方。我因此就留在白雀园，等候红四军的到来。
又过了两三天，陈昌浩带着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钟圣和许继盛回到白雀园。他向我报告，他这次前方之行，不仅纠正了反党的行动，而且破获了反革命的阴谋案件。他为此惊奇、兴奋，觉得幸能及早发现，否则要闹出大乱子。
陈昌浩叙述他花了五天功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的军部，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红四军的高级将领宣布，获得了以徐向前为首的高级将领们的完全支持。曾钟圣见大势已去，只好表示服从，陈昌浩也就顺利的接管了军政治委员的职务。这样，党的主张贯彻了，渡江南下的论调也被打消了。这是表示红四军中的党的领导力量很坚强。在这次争论中，一般干部，都能深明大义，尤以徐向前的立场坚定，起了领导作用。
陈昌浩接任军政治委员后，立即进一步调查红四军的内部状况。多数高级干部认为曾钟圣的主张是错了，但大体上还是忠实于党；许继盛和他少数亲信的态度，却有可疑之处；甚至第十一师中有人传说：“第十一师在渡江后，要脱离红四军另找出路。”徐向前等认为，第十一师中多数干部是拥护党的，但许继盛和他的少数亲信的言行，应当彻底查究。
陈昌浩根据一些干部的提议，执行军政治委员的监察职权，亲自率领少数政治工作人员，搜查第十一师师部。陈昌浩向我追述这一幕时，说他是提心吊胆的，深恐许继盛会反抗。可是当他到达十一师师部，宣布要搜查的时候，多数师部人员表示服从，师部的唯一直属部队特务连，更表示了欣然支持的态度，这使许继盛吓得面无人色，不敢有任何反抗。
第十一师师部有一个吴参谋，是人所共知的许继盛的亲信，平日与许一道冶游，言行乖谬，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年轻的吴参谋自以为得着许师长的庇护，想不到有这次搜查，是他没有预先消灭证据的原因。陈昌浩就在他所保管的公文箱中，发现了私通敌人的证据，主要是新近由白区来的两封信和一份通讯的密码。
陈昌浩于是要约许继盛押着吴参谋到军部来，实行讯问。当时红四军的高级将领都齐集在那里，像是举行高级军事会议，也像是在开特别军事法庭。旁听的官兵，更挤满了整个大厅，气氛甚为紧张。吴参谋应信件密码俱在，证据确凿，而且信中词句多是用这个密码写成的，不能不承认通敌的罪行。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改组派，他的所作所为许继盛是知道的；他供认他被派来，主要负有运动许师长向白军投诚的任务；而且利用党内纷争的时机，以联络了一些党羽，准备在渡江南下，红四军遭受挫折的时候，实行反叛。
由于这个惊人案件的发现，红四军将领们会议决定:立即罢免许继盛的师长职务，并押解新集审理。曾钟圣虽证明没有反革命的嫌疑，但他的反党言行，显为反革命者所利用，因一同前往新集，听候查办；红四军立即班师回白雀园；所有各师各团参预这一反革命阴谋的党羽，概由各级政治部暂行看管，一俟到达目的地，再行一并整肃。
陈昌浩向我报告这些经过之后，并将搜获得信件和密码等整个案卷交给我，要求我先问问曾钟圣和许继盛，就知道他这次在前方的处置是事在必行的。
我先后先约曾钟圣单独会晤，要求他毫无顾忌的说明真相。他向我说明审问吴参谋这个奸细的时候，他始终在场，一切证据他都细心看过；他认为案情毫无疑问，大致吴参谋还只是一个拉线人，真正的首脑当然是许继盛。他自悔他任军政治委员时，对于这样一件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毫无察觉，而且他的渡江主张反为许继盛等所利用，几乎中了奸计，自请处分。我也坦率的向他指出，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是反革命的同谋者。后来他返回新集，受到反党和助长反革命发展的指责，撤免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委员的职务，改任军委会参谋，主管地方武装的训练工作。
我又约集陈昌浩曾钟圣共同与许继盛会谈。许继盛这时已是垂头丧气。我向他说明他有充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说到前方的同志对他是很优待的，没有正式审问过他，更没有威胁他，但事实俱在，他承认他犯了包庇反革命的严重罪行，不过他自觉他还没有做出反革命的行为。
许继盛说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曾与国民党改组派来往，一九二九年他由上海被派来豫皖边区打游击的时候，他的一个国民党改组派的朋友曾向他表示，现在奉着中共的命令去搞军队打游击是可以做的。将来改组派得势，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许可以带着军队过来，与改组派合作，许说他当时并未接受这个约束，也不知道这个改组派的朋友，后来投靠了蒋介石。
许继盛继续说明这件往事：他到苏区打游击后，早已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不料一九三〇年他在金家寨一带打游击已搞成一个局面的时候，那位改组派的朋友便介绍吴参谋来了，他认为吴是老朋友介绍来的一个军人，因而就委他当参谋。他们彼此嗜好相同，一块玩女人，生活打成一片。新集大会以后，吴某要他不要向党低头，并对他常有要挟。他承认他已经知道了吴某确是一个奸细，但他受了他的威胁，不敢举发，只在那里糊里糊涂的混下去，并没有背叛的意思。
在这次谈话中，曾钟圣很愤慨的质问许继盛，说许仍然企图隐瞒真相，避重就轻，只说了吴参谋所已说出来无法否认的部分。曾钟圣为了洗清本身的责任，一再严词质问许本人是否事前知情，要许明白交代。许继盛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他确是完全瞒着曾钟圣的。
我了解了这件事的真相之后，立即派人押送许继盛连同全部案卷，前往新集。并要曾钟圣也去参预许案的审理，同时对自己的错误，做一个交代。我向新集建议，许案应由中央分局指派人员组成特别法庭来审判，并根据已有线索查明各部分的同谋者；但肃反不可与党内斗争混为一谈，曾钟圣和其他凡有这种、或那种错误的同志，就只应受党纪的制裁。
徐向前率领着红四军继陈昌浩之后，缓缓的撤回到白雀园来了。其时军中弥漫着肃反的狂热。各师各团在行进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红四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楚贵族反革命的浪潮，不期然重现于这个苏区。人们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击。红四军中各军各师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严加审讯。审问的方式多为群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
我目击这种情况，深恐发生重大流弊，立即设法制止。我首先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下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径行审问。所有已被捕的嫌疑人员，概交高级政治部所组织的军事法庭审理。禁止用刑逼供。此后各师团非事先得到军部或高级政治部的允许，不得看管任何人。在肃反斗争中，我们并应广泛采取奖励自首或过悔的方针。这个命令的颁行，才抑制住了这股狂流的泛滥，也使我和其他的头脑们，有机会去研究事态的真相。
我研究了这个案件之后，不久既召集了一个几百人的军事干部会议，每连均有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关于肃反的报告。我以最浅显的语句，解释甚么是反革命，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而甚么又是普通的过失。现在事实表现出来，同志们往往将反革命与普通过失混为一谈，我进而指出，有各种资料证明参与反革命阴谋的不过是一小撮的人，现都已被捕了，其余多数被牵连的，却只是犯过这种或那种或轻或重的过失，有些也受过反革命者与的影响，有些则与此毫无关系。
我根据中共中央肃反的方针，说明要分别首从；换句话说，首要者严办，胁从者从宽，胁从而又真诚悔过者免罪。我又根据很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曾因他的家长有反苏维埃的行动，就被视为是反革命者。又有某某仅因他的家属对革命有过动摇的表现，就也被视为反革命。我提醒与会者，苏维埃的法律是不追究曾反过党的农民的；而且苏维埃和红军的势力，还不算十分强大的时候，一般农民有过这种或那种的动摇，乃是意料中事。红军战士家庭所作所为，不应由该战士负联带责任，他自己既有过战功，决不能视为肃反对象。即使动摇过的农民，也不能视为反革命。
我还根据较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在某一次合法会议中，听见反党言论，没有起来指责，这自然是不好的事，但他就因此被视为知情不举，竟被视为国民党改组派，这样判断就未免过份了。又如某个嫌疑犯曾和某个反革命者在一块玩过妇女，因而被视为是改组派的党羽，这同样也是过份的株连。
根据上述分析，我着重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继续在军中展开反军阀土匪倾向的斗争，在苏区内，继续展开反富农、反官僚、和其他左倾立三路线和右倾动摇思想的斗争等等。就由于这些坏的倾向，滋生了反革命。但反革命者究竟不过是少数人，而反革命的核心又已被毁灭，因此，我们切不可任意株连，自相惊扰。现在已被捕的嫌疑人犯，除少数案情严重者外，多数均应按照情节，予以较轻的处罚或无罪释放。
我的这篇报告，大大感动了我的同志们，他们有些觉悟到在肃反的狂热中，不免过于感情冲动，有些觉得如释重负，再不会因某些小事而被牵连了。徐向前陈昌浩等重要干部，也在会议中表明，决根据我的指示，继续深入党内斗争和肃反。他们承认在肃反的火头上，不免感情冲动，任由各师团随便抓人，今后决不会如此了。
在新集的中央分局，旋即接受了我这篇报告，制成了决议，通令各地施行。在这个苏区内虽然也破获了一些许继盛的同谋者，但多数被整肃的，均系一些利用苏维埃职权，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等的违法者。后来据中央分局的统计，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
后来中共中央认为鄂豫皖区的肃反进行得非常成功，可为各苏区的模范。江西苏区自富田事变开始肃反起，历次进行都不免失之严苛，几乎酿成能发不能收的局面。当时周恩来等到达江西苏区后，曾批评毛泽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内情究属如何，因我未曾与闻这件事，所以至今还不知其祥。
总括来说，我们在鄂豫皖区的这次整肃斗争，主要是肃清了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一些右倾的和堕落的倾向，并铲除了一个反革命的阴谋。但是在执行时，也发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轻倚重的判决，甚至刑讯逼供。我们没有能够一一纠正过来，这不仅与中国的落后环境，有其不可分离的关系；也是中共宁左毋右的观念，起着重大作用之故。
第七章 鄂豫皖区的末期发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区大规模的围剿，也正是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我们的发展，显然是我上面所说各种努力的结果，后来，我们终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遭受挫败。这似乎也是由于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有以致之。
这个时期，我们在军事上获得多次大大小小的胜利，红四军的实力也随之膨胀起来。我们在肃反运动中，曾极力整饬红军内部，清除了红军中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和不可靠的分子，提拔了许多贫苦农民出身的干部。我们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政治工作也大大加强了，我们将充实军队内部的措施，视为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是内线作战，因而军事策略是集结优势兵力，分别击破包围这个区域的敌军，向四周扩展苏维埃的领域。我们的军队每日均在战斗之中，大小战斗不知凡几，这里不能一一叙述，我仅就比较重要的几次战役，略加说明。
当时敌军对于我们这个区域，大体是采取守势的蒋介石的剿共方针，重点似是放在江西苏区，尚未重视鄂豫皖区。我们的周围大多是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他们的将领有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他们的装备虽不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战斗力则并非都是弱的，如吉鸿昌等所率领的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以善战著称。这些敌军都依据城镇设防，联络民团驻守的寨子，同时又沿线建起碉堡，形成对这个区域的纵深包围圈。
我们经常讲求打破包围圈的军事策略。我们觉得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倡导的游击战术，多已不适用，如“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人穷追，我兜圈子”的战术，就只能适用打野战，不适宜于对付采取守势的敌军。我们要主动的进攻防守的敌军，但我们有缺乏攻坚的重武器，因而我们采取“围困一点，消灭来救援的敌军”的策略，我们认为这才是“以包围对付包围”的办法。
我们根据红四军的特长，来发展我们的游击战术。我们的军队能够发挥奇袭的力量，主要是靠行动迅速和秘密行动两个条件。我军装备很轻，运动力很强，就具备了运动神速、能对付多方面敌军的条件。我军行动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装的掩护和佯攻，往往使敌军不易了解我们的真正企图。我们特别注意夜间行动和夜袭的战术，发挥奇袭的作用。我们也讲究构筑工事，以减轻伤亡和节约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势兵力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下，所应采取的战术。
我们将每一次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一场实地演习。在作战以前，不惜详拟计划，各方动员，以期发挥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战以后，又详加检讨，认识错误和偏差，拟出下一次行动所应采取的新方法，使我们能在行动中求得进步。
红四军在白雀园整饬内部的期间，即曾向驻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带的敌军实施压力；并在潢川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上，消灭了吉鸿昌部一千余人。吉鸿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被蒋介石免职，愤而到了上海。他对红军的观感，因亲身的经历，似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与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发生联系，对于孙连仲部后来投降红军，起了拉线的作用。后来，他参加了冯玉祥在张家口所组织的反日同盟军，为蒋介石所杀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我们很重视这一行动，认为是拔除老苏区的眼中钉。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这次行动既有军委会主席的命令，又经过高级将领会议详细研讨，决定整个行动的计划，最后又由高级军事长官召集中下级军官开会，详细讲解执行这一计划的每一步骤。
政治工作在这次战役中，也显著的发挥了作用。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
由于这种平等制度，在决定军事行动计划时，军委会政治部和各级政治委员会，须提供有关这一行动的政治情况的资料，并制定政治工作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从政治方面来鼓励全军官兵执行计划的信心；动员当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装等，配合军事行动；瓦解敌军；鼓励敌军官兵投降等等。同级政治部等于同级政治委员的办事机关，也就是由它来执行上述政治工作计划。政治委员平时指导政治部工作的进行，战时则参加作战。能干的团政治委员往往是太上团长，否则亦等于副团长。至于军中中共的组织，则隶属于政治部，在官兵中起带头作用。
在这次黄安战役中，我们决定以各团的政治委员和团政治部，为实施政治工作的主要环节，所有鼓励士气，动员民众，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都以团为单位来进行。这样，军政治委员的工作，也就有了头绪。他只须指导各团的政治委员，工作就能分头进行。中共军中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团政治委员指导各连政治指导员和连支部书记，就能如臂使指。
我军按计划到达黄安城下，首先扫荡了城外的敌军梁冠英部前哨据点，敌军全部退守城内。我军重兵则驻在黄安城的西南面，其余东北两面则由地方武装监视。我们的目地是断绝城内敌军的粮食供应，一俟敌人粮食缺乏、离城退却的时候，实行在野外予以歼灭。
我军战斗力远较梁冠英师为优，在数量上我们也多一倍。我们经常能分半数以上的兵力，压迫黄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带的敌军，使之不敢前来救援。黄安城内之敌军曾屡次出城，企图夺取粮食，但我们已在城的周围坚壁清野，使他们无法如愿。如果他们离城稍远，即有被我们消灭的危险。
我们很注意改善七里坪区与高桥区之间，灰白区（在黄安城附近）内居民和我们的关系。我军的运输担架队均来自苏区，不在灰白区征用，我军所需粮食，半数也是从苏区运来的。我军在灰白区打土豪只限征发粮食，而且要当地居民公认为土豪的，其粮食才予以征发。我们到处公告，不准军人侵扰当地居民，准许居民举发，损坏了物件要赔偿，借用东西要还，公平交易，不许强买强卖。由于这些措施，灰白区的人民迅速改采亲近我们的态度。
我们动摇敌人军心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我们并不禁止人民出城进城，我们所捉到的敌军官兵，仍然放进城去。我们用各种方法告诉敌人，外援已绝，粮食将尽，只有缴械投降，这将受到红军的优待，不愿从军者，并可给资遣送还乡。敌军士兵携械投诚或被俘后参加红军，一向是红四军的一项兵源。黄安战役之时及战役之后，敌军士兵投靠我军的人数有显著的增加。
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敌军果然因粮食不济，乘夜向西南逃串。我们消息灵通，早获情报，而且追击迅捷，敌人如陷天罗地网，几乎全部为我们俘虏了。陈昌浩在这次进击中，又表现了他机警敏捷的才干。他奉命在离黄安约四十里的地区，抄袭败窜之敌，最大多数的敌军都为陈昌浩部所解决，只有师长梁冠英单身漏网。
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虏敌军官兵约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余。黄安县城从此被我们改名为红安，这也是我们占领得最久的一个县城，它一时成为我们胜利的标志，对于苏区人心的振奋，是有极大作用的。这一带的灰白区，也从此变为新苏区，这个苏区的南疆也为之大大扩展。高桥区不再是孤悬在南边的孤岛，已变成了那一带新苏区的核心。
我军正在黄安附近扩大战果的时候，敌军两个师（原属西北军系统，指挥人姓名我已忘记了）由宋埠李家集路线向黄安进逼，这似是蒋介石知道黄安失守以后，严令这两个师恢复失地。这两师的将领们在严令之下，只好特别卖力。
当我军屯驻在黄安以南约四十里地区的时候，敌军这两个师竟采取主动，乘夜向我军实施正面突袭。敌军突破了我军一团人所据守的阵地，直向我们的军部所在地挺进，使我军陷于险境。我和徐向前陈昌浩急起应战，可是身边所能指挥的部队已只有百余人，徐向前就在这次战斗中，为流弹击中，左肩骨受伤，但他仍是沉着应战，直到这次战斗转败为胜为止。
这次战斗也表现了我军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我们驻在左右翼的部队，虽未得到军部命令，但根据战况，纷纷向突进之敌的左右两翼抄袭，于是敌军不得不向后退却，我军乘胜追击，沿途又缴获敌军人枪各一千以上，敌军迅即退至黄陂附近。
我们检讨这次战斗经验的时候，对自己疏于防范，深自责备。我们嘉许徐向前，他在受伤时，虽经临时包扎伤口，体力显感不支，但仍强自镇定，继续指挥，卒挽危局。这种不计生死坚强沉着的精神，确是红军的宝贵品质。接着他还在军中带伤执行军长职务，只在职务稍闲时，略事休养而已。至于各师各团的指挥员，这次能在危急时互相联络，相机对敌抄袭，更是我们应当继续发扬的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
我们的军事胜利，以苏家埠一役为最著。我军以少胜多，战果极丰。这不仅标志红四军战斗力的旺盛，也表现我们整个政策的成功。
一九三二年初，我军有黄安经金家寨麻埠独山，度过淠河，进围苏家埠。我军占黄安，又击溃了救援黄安的敌军后，我们估计敌军已暂时不能向黄安进攻，因转向安徽西部的淮河流域发展。邝继勋师仍留在鄂豫边区行动，这个师的力量虽已有充实，但还只适宜于负担一些较小规模游击战的任务。
我军度过淠河后，逐渐压迫敌军退守苏家埠六安霍山等重要城镇。苏家埠这个重要市镇，驻有陈调元部两个旅，这是我们上次占领麻埠独山后，最接近我们东面的一个敌军据点。敌军在这市镇的周围，驻有永久性的工事，有些系城堡。我军在苏家埠外围，同样广掘交通壕和建筑防御工事，并利用交通壕，逐渐缩小包围圈。
我们的计划是围住苏家埠这一点，断绝苏家埠敌军粮食的供应，逼使他们投降，并消灭从合肥六安一带来救援的敌军。这一带地区地主民团的势力颇大，一般人民畏惧于红军接近，而且我军的兵力又远较敌军为少，我们须从各方发挥我们的力量，才可望获致胜利。
我们极力争取当地居民的同情，孤立地主民团的势力。我们宣传红军所到的地方，农民可以安居乐业，都不要向地主交租和还债，一俟情况安定，将实行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我们宣布红军绝不会侵犯当地穷苦人民的利益，只向土豪征发一部分粮食。我们也要求地主民团势力不要与红军作对，否则就要受到我们的惩处。
由于这些叫温和政策的实施，当地人民多半留在家里，没有被地主民团胁迫逃避。一部分农民还对我们采取友善的态度，虽然还不敢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分配土地，但极愿不露面的帮助红军的某一个行动。我军所需要的粮食，全部要就地解决，这一带确也是盛产粮食的地方。我们征发粮食，事先有当地穷苦人民的代表鉴别那些人家是真正的土豪，实行征发粮食的时候，由当地人民带路。我们并不征发土豪粮食的全部，只斟酌情形，征发半数或大部分。征发来的粮食，也有一小部分用来救助当地穷苦人民。
当地人民对于我们的同情，日渐增加。我们在军事上获得许多方便。我们不须派遣军队去征粮食，只由政工人员率领少数武装人员去办理。一般人民开始感到，红军来了，他们的日子过得较好了，首先是免去白军和民团在乡间任意滋扰。务农的和经商的熙来攘往，多希望陈调元部队失败，赶快离开这儿。当地人民还供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我们很注意节约兵力，利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和工事，只须一团人，就可以胜任愉快的包围苏家埠。敌方经常有少数飞机来轰炸我军，但由于交通壕的掩护，不特不能予我们以重大的损伤，也没有妨碍我们的行动。敌军知道我们包围苏家埠的兵力，小于守军的四倍，经常向我们突袭；有时还借助于飞机的掩护来进行。但我军在交通壕内，行动神速，是敌人的策略成为画饼。敌机也常向苏家埠投掷粮食，补给守军，但为数很少，而我们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投掷的物品经常就落到我们这边来了。
这样，我们经常保持八个团的机动部队（红四军共有九团，除一个团包围苏家埠外，还剩有八个团）。当时六安和霍山各驻有敌军陈调元部的一旅，多次企图策应苏家埠的守军，每次我军都以优势兵力将之驱退。后来，我们只需少数地方武装，就能监视这两处的敌军。
苏家埠的守军被困两个多月，弹尽粮绝，已无逃出的希望；他们求援的电报，如雪片飞出。驻在蚌埠的王钧部奉命经合肥六安驰援。王钧部三个师进到苏家埠附近时，我军以全力向敌右翼抄袭，王钧部大部被歼灭，总指挥励世鼎被俘。守军至此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开城投降。
这次战役，我军战果极为可观。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二千余人，枪枝被缴九千余枝，其残部退回合肥去了。苏家埠的守军，投降的约五千人，缴出枪枝约三千五百枝。此役总共先后获枪一万五千枝（包括几次小的接触所缴获者），等于我们全军枪枝的两倍，不能不说是一次空前的大捷。
这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动。蒋介石似乎觉得，那些杂牌部队是不能济事了，开始调用他的嫡系主力来对付我们。我们获知汤恩伯部第二师正由河南许昌信阳一带，向潢川集结，企图乘虚进袭新集。同时，这正是一二八淞沪对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蒋氏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我们在六安的军事行动，当然被视为是扰乱后方安宁的罪行。
我们检讨这次战役，觉得战斗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包围一点，消灭援军”的军事策略，在这次战役中，运用得极为成功。政治工作也发挥极大作用。我军本可以乘胜占领六安霍山等县城，向合肥进逼；但认为汤恩伯部如果进袭新集，将动摇赤区的根本，因此，我们移师西向以制机先。
我军旋即有苏家埠直趋商城潢川，找寻汤恩伯主力决战。我们抵达商城城下时，城内守军据城防守。我们首先故作包围商城的姿态，然后全军循商潢公路，向潢川挺进。驻在潢川的汤恩伯似已得着商城的告急电讯，拟会合商城守军，里应外合来夹击我们，汤恩伯由潢川率第二师等三个师的兵力，向商城进发。敌我两军相遇于“豆腐店”，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遭遇战。
两军前哨接触后，敌军迅速就地展开，匆匆占领阵地应战。我军原擅长遭遇战，立即表演暴风骤雨式的冲击，经过短时间的肉搏，敌军的阵势已呈动摇；我军攻势再接再厉，敌军就全部瓦解了。敌军兵力超出我们两倍以上，机关枪火力更远较我们的为强，但作战意志却远非我军可比，一经较量，优劣立辨。敌军大部向潢川溃逃，一部据守公路两旁的一些水寨。担任总指挥的汤恩伯，也在乱军之中，退到一个水寨里去了。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因受沿途水寨里敌军的阻挠，不能展开有力的冲击，结果我们在这一役中只俘获敌军人枪各近两千，我军的伤亡也超过五百人，这是我在这个区域参加作战以来，我军伤亡最大的一役。敌军溃退时，把那些来自外国的优良装备，沿途抛弃到水塘和水田里，以期迅速逃离火线。著名的汤恩伯师，就在这一役之后，调离潢川整补去了。
就在这次战役之后，蒋介石似觉得鄂豫皖区的力量，再也不可轻侮了。而且鄂豫皖区地处冲要，红四军动辄可以威胁武汉，截断长江和京汉路的主要交通线，无怪乎天把这个区域看作是心腹大患。因此，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成为蒋所急于要进剿的主要对象。蒋乃在武汉设置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这样，鄂豫皖区在蒋的“剿匪”日程上，已列为第一位。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我们对蒋的企图虽然还未详细知悉，但已隐然觉得我们将要面临更大规模的战争，便加紧部署红军力量。邝继勋编组地七十三师的工作，进行的颇为迅速，得到一般同志的赞许。这时，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扩组本区的军队为第四方面军，辖原第四军及新编组的第二十五军，以徐向前为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他们两人仍分别兼任第四军的原职。邝继勋升任第二十五军军长，率领已编成的第七十三师前往豫皖区金家寨苏家埠一带，利用在苏家埠一役中所缴获的武器，从速编组地七十四师及第七十五师。其第二十五军军政治委员一职，则暂由蔡申熙兼任，但蔡原为参谋长，且为红军学校的职务所羁，军政治委员的职位，暂时只是挂名而已。
我军最重大的缺点，是缺乏训练，便积极在这方面谋求补救。我军作战，军官们身先士卒，因此干部伤亡数字较大，这种情况一直不能纠正过来。我在上面说，徐向前受过伤，师长如刘英陈赓也先后受伤，团级以下的干部伤亡更不可胜计。我们干部的补充十分困难，我军乃抽空实施战斗教练，以期士兵能散开利用地形作战，改正由军官率领密集冲锋的作风，这也是减少伤亡的要着。
我军的装备是增加了，有了几尊山炮，几十尊迫击炮，以百计的机关枪。我们需要训练炮兵和机关枪兵。同时，也缴获了一些无线电台器材，正在一架一架的拼凑修理起来，训练编组人员来使用。我们缴获来的枪枝，一部分已发交地方上的独立团，但尚存有一部分。兵工厂也能修理枪枝和制手榴弹之类的武器，正在日夜开工。新兵也随着武器的增添而增加，训练工作也就繁重而复杂化了。
我们的军事工作暂时分成两个区域来进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在鄂豫边区四周行动，加强训练，并充实地方武装。以邝继勋为首尚待充实的第二十五军军部，则会同金家寨一带的党政机关，在豫皖边区负担同样的任务。这个分工对于邝继勋说来，拟是相当沉重的责任：他要单独对付那方面周围的敌军；他的二十五军军部和第七十三师尚须继续加以充实，还要编组两个新师，又要扩充训练那一带的地方武装，并指挥他们作战。工作之繁忙和他的才干，本不是完全相称的，然而一时又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也只好暂时听之。
除军事工作外，这个区域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获得若干进展。首先是粮食不再感缺乏了。一九三一年中国各地发生了很大的水灾，但我们的苏区因雨水充足和努力生产，反而是大大的丰年。没有了粮荒忧虑，社会秩序也显得安宁了。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工作，主要是征收粮税，储藏粮食，储备种籽等等。
老苏区的土地经过重逢以后，大有改善。土地使用证也发到了各个农户手里。一般农民觉得他们有了一块可以长期使用的土地，工作情绪为之高涨。代耕制度有了相当的改善，农民们的劳役负担，也相应的减轻了。一般人都庆幸本乡土不再受到白军民团的侵袭，边疆上的粮食也不会受到敌人的掠夺。
财政经济政策方面所收得的成效，尤为显著。苏维埃政府的收支，日渐接近平衡。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我们的军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元大洋的零用费。敌人虽然加紧封锁，但我们的日用必需品大致仍不感缺乏。苏维埃银行经常存有五十万斤以上的食盐，这是用苏区土产向白区换来的。
国民党统治的混乱，也是我们能冲破经济封锁的一个重要因素。驻在金家寨背面固始三河尖一带的敌军，就是不认真执行封锁法令的杂牌部队。那支敌军因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他们待遇不公，军饷缺乏，在当地实行走私，以辟财源。这个敌军旅长并与我们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其要点是彼此互不侵犯，经他的防地进出的货物，准他私收定额的税款，我们的商业机关每次奉送他五千元，以补偿初办时税款的不足。这样我们出入口的货物，就在这个缺口通行无阻了。
此外，苏维埃政府各级机构的行政效率，逐渐提高。不可靠的分子和不法的行为，以及捉土豪迫缴罚款的事也大为减少了。苏区农民到白区去抢粮食的事从此绝迹。党团员的数量增加了，党团和民众组织加强了。苏区内到处在修桥补路，建置驿站和各种小型工厂合作社，以及发展文化教育工作等等。
这些进步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我访问过老苏区内的一些老农民，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大致表示苏维埃政府的新章程新办法，与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从前的一些造反行动，如白莲教、白狼、红枪会等的举事，显有不同，即较之一九二七年的农协运动，也有进步。现在这里一片兴旺的气象，这样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们所耽心的，是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还要若干年，天下才能太平。老农们的这种观感，刻划了当时那里的真相。
我们最大的苦恼，确是力量不易扩大。一九三二年四月间，这个区域的人口大致在二百万以上，比较稳定的区域（即老苏区）拥有人口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数新发展的区域，政权机构大致上还不算健全，，土地还没有分配好，地方武装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当时称这类地方为“尚未稳定的区域”，但它占了我们全区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努力主要放在这些区域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们不能单靠发命令去解决一切问题，主要的方法是发动群众斗争。一个新苏区，如果我们下命令实行分土地，若是农民不起劲，还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着重于派遣一些干部，去发动当地农民，自行分土地。农民们固然赞成分土地，但往往心存顾忌，如苏家埠附近的农民，就常常这样说：“等到合肥六安打下来了，再分土地罢！”
扩大红军是我们经常进行的重要工作。我们需要大量的兵源来补充缺额和编组新军，单靠老苏区地方武装人员来补充红军是不够的。在新苏区我们将长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动员壮丁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红军中的官兵也常用交朋友的办法，吸引青年到军队中来。这些办法效果固然相当可观，但仍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有一些青年农民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似觉得在胜利尚极渺茫的目前，就贸然参加造反，那是过分危险的事。
这些事令我烦恼。我觉得这个苏区主要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我们是在大胆尝试土地革命究竟有多大的燃烧力，苏维埃政权究竟有多大的优越性和适应性。我们鼓起信心，开足马力，争取最大限度的胜利。在这些发面，我认为我们已经是竭尽所能了。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不得不考虑究竟能否、和如何获致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更使我联想到苏维埃运动的前途问题。
这个苏区被隔离在偏僻的乡村里，使我们失去政治的感应能力。这种苦恼似是当时整个中共和各个苏区所共有的。我们对于这个区域以外的动态，漠然无所知，往往要在事件发生后一两个月，才从所搜获的报刊中，获知一鳞半爪；我们又缺乏通讯设备，将我们的心声，传达到外面去。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也互相隔离，彼此无法交换意见，就是互通情报的事，也非常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迟了两个月之后，我们才能根据一些材料检讨这一暴行。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会议上，我指出现在反日情绪在全国已激成极大的浪潮，我们应当重视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绅的，也是捣毁南京政权基础的步骤，可是与反帝运动不易发生密切的联系。各地爱国人民会觉得：既要举国一致对日，中共就不能在乡村中专搞土地革命。苏维埃政府对于反日的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更不易将反日军人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
我虽然提出了反帝与土地革命相互关系这个严重问题，但也没有说出具体的结论。同志们大体也受到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约束，不能有甚么新的阐明。我们仍认为南京政府是卖国媚外的，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运动。必须以打倒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为先决条件。这样，我们就无异置身于反日运动之外。主要是放弃了争取爱国人民的同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淞沪战争，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积极对日作战，举国反日情绪达到沸点。以攮外必先安内为国策的国民党政权，居然也参与对外的作战，这是出人意外的。我军那时正围攻苏家埔，我们大致仍认为国民党一部分军人和全国人民是抗日的，南京政府则是阻挠抗日的。我们也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军人应来参加红军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这种口号仅属宣传性质，我们并不能在政策上有所变更。这使我对中共的苏维埃政策有了更大的不满。
当年四月间，淞沪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军在潢川地区也击溃了汤恩伯部，正准备应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蒋氏那时以红军捣乱后方为理由，更加强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他在庐山积极训练剿“匪”军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对共政策，并在武汉调兵遣将，准备厮杀。我们针对蒋的政策，也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不过我们也觉得蒋之将“抗日”与“剿共”联在一块，是很厉害的一着。在中央分局研讨冲破第四次围剿的时候，我曾暗示我的同志们，我们可能暂时要受打击，主要因为我们在反日运动上，没有占到适当的地位。
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有少数巨头——我和蔡申熙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密商决定。蔡申熙被委为这方面的草拟人；他所拟议的常常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蔡拟具了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军事方案，但他的根本看法是不乐观的。他认为鄂豫皖苏区过于狭小，在敌军优势兵力压迫之下，没有回旋的余地，不易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他主张必要时红四军应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这虽是退却行动，但为必要步骤。就在蒋的四次围剿前夕，蔡申熙更认为非这样做不可。
我们对付四次围剿的军事策略：积极方面，是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分别消灭进攻的敌人；消极方面，是失利时退到京汉铁路以西，占领襄樊鄂阳一带鄂北地区，与大江以南湘鄂边区的贺龙部互相呼应。我们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时，不能向南北东三方面发展，因为南有长江，北有黄河，东面是津浦线，这三方的军事要点，都有国民党重兵驻守。因此，我们在军事观点上，只有向西，西面是国民党军力较弱的地方，也有广大的后路。
蔡申熙参谋长为了我们的退路问题，曾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京汉路西面的情况。那时，原在洪湖一带的贺龙部因军事上的失利，退到湘西桑植去了，我们很难与他取得联络。京汉路以西、孝感、云梦、安陆一些零星游击队，早被国民党军队摧毁，其中有些逃到鄂豫边境大别山脉的西段。蔡曾派遣人员企图与这些游击队联络，也派了一些人深入鄂西北和陕南一带地区，调查情况。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有可观的成绩。后来，蔡在四次围剿中阵亡了，这对我军西向行动，是莫大的损失。
当年七月间，鄂豫皖苏区，终被蒋介石优势兵力的四次围剿所压碎。红四军的主力被逼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进鄂北陕南辗转到了川北巴中通江南疆一带，才立住脚，在那里建立起新的“川北苏区”。鄂豫皖苏区从此不仅发展中断了，而且成了蒋介石的屠场。留在这个区域的游击部队，在那里坚强奋斗，所受牺牲极其重大。沈泽民等重要干部就是在那里殉难的。后来留守在这个区域里的徐海东部也被逼辗转到了陕北，成为各地红军集中陕北的先行者。最后剩下的高俊亭部到抗日战争时，改编为新四军的第二纵队。
上面所说到的，就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披荆斩棘，艰难缔造始末的大要。行文至此，我这个鄂豫皖苏区的园丁，真有感慨万千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