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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苦难追求真理:小说《似水流年》里的文革历史

2017年08月04日 9:23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作者: 王友琴

小说书当然不是历史书,然而人们确实常常通过小说来了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比如,我们阅读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来了解法国大革命,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了解俄国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事件不但生动,而且深入,让读者在历史事件之外,还看得到个人命运和道德善恶这种在历史书上难以展开探讨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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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小说中能看到历史呢?姚蜀平女士的《似水流年》(花城出版社,2009)是很好也很难得的一部,如果还不能称为唯一的一部。文革后,最初的松动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然而好景不长,1980 年代初“伤痕文学”还没有充分发展就已经被压制。在短暂兴旺的“伤痕文学”中,对文革历史事件的描写还相当粗糙模糊,甚至把时间都弄错——似乎这并不被认为需要严肃对待。关于文革历史的写作,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局严格禁止,在小说书写中的萎缩也不意外。不过意外的是,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会看到这部在文革大背景下展开故事的《似水流年》(以下简称《流年》),书中对文革历史的描述在真实和深刻方面超过以往任何一部。

《流年》中的第一个文革场景,是1966 年兴起之时的“红八月”。小说以40 页的篇幅,以高度写实的手法描写了在北京发生的红卫兵暴力。这尤其是中文小说中前所未有的。1966 年8 月1 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一个名叫“红卫兵”的学生组织,17 天后又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速建立的同时,红卫兵恐怖也一起发生。红卫兵抄家,烧书,破坏文物,“斗争”人,打人,乃至杀人。仅在北京城一地,就有1,772 人被打死,有近十万人被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暴行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受难者的尸体不加遮盖丢在卡车上或平板车上从市中心运往火葬场。那场大型的迫害和杀戮,一批当时或者后来的“作家”都看到了,都不是看不到,但是他们却一直没有记录或描写这桩在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姚蜀平写了,这是因为她的文学才能,也因为她的勇敢和她的价值观念。她写了血的1966 年8 月,那些见到却没有写出的作家们,会愿意起来推崇这部作品和加以旁证吗?还是反过来否认罪恶的发生或假装没有看到这本书呢?这应该做进一步的观察并得到答案。

实际上,《流年》不但写了红卫兵暴力的场景,而且描述和剖析了红卫兵个人。大家都知道,要认识文革,也必须了解文革中的各种人物,而人物刻画正是小说的要素之一,也是小说所擅长作的。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是一名女红卫兵。作者不但写了她如何打她的中学老师,抄老师的家,而且写了她漂亮的外表下冷酷空虚的内心。一个细节是,他们的“造反”在1966 年造成了老师一家三口的死亡,但她在1980 年代遇到这位老师的幸存的小儿子的时候,她心里涌出的念头不是对死者的怜悯也不是对自己的责备,而是惋惜自己抄家时从老师家拿走一把小提琴,因不知道价值而卖得太便宜了。这种内心没有道德感和负疚心的红卫兵显然相当有代表性。如果当年的残酷行为(想一想吧,1,772 人甚至不是用子弹或者大刀杀害的,而是用拳头、棍棒和铜头军用皮带殴打折磨几小时甚至几天虐杀而死的)还可以拿年轻不懂事和革命狂热来解释,那么在四十年后面对受难者家人还无动于衷拒绝道歉(这样的红卫兵为数不少,有的甚至至今以此自豪),就只有从道德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德心)方面来解释了。小说对这一红卫兵人物的刻画剖析是相当深刻的,这在中国文学中即使不是首创也非常稀罕。对这类人物的探究,不但对说明文革迫害和惨剧的发生有重大作用——除了文革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江青、林彪等,还有多少下面的打手来进行所谓“群众专政”而害死了数量巨大的受难者,而且也在一般意义上对建立人的道德感和羞耻心有很大意义(并非每个人都会生逢文革,但是那种善与恶之间的选择,确实今天的人们也仍然会面临)。只是要正视和理解这样的人物,评论家和读者也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和力量。

《流年》里不但写了已存的场景和人物,并且也写了作者的思考和愿景。实际上,不论当局的“愚民政策”有多么长久和强大的控制力,也不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毅力如何薄弱,文革结束后的30 年来,关于文革的思索和讨论始终是在中国人中间进行的,,只是没有公开进行的机会。小说《流年》写进了这些思考和讨论。一方面,作者对于在思考文革的人物有冷静的观察。例如其中有一个老干部“牛主任”,他在文革前迫害了他人,文革中自己也受到残酷迫害,文革后他也试图反思,但是他仍要肯定他当年“为理想”“为信仰”“投身革命”,也不愿面对他们的“革命实验”造成的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他最后把一些历史纪念物锁进了柜子最深处。这个细节让人哑然失笑。作者并未刻意加以讽刺,主要是这种真实的描写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对文革惨剧的反思会如此无力。在另一方面,《流年》还是抱着信心和期待,安排了书中最年轻的人物冬生,1966 年红卫兵恐怖的年幼幸存者,放弃他学得很好的科学技术专业,选择了学习文科,为了改变“那个极权制度和孕育它的思想文化土壤”。书中的主要人物尚安妍大夫,在书的结束处,也是在她的晚年,决定把历史写作当作自己的新的工作。作者和我谈到这样的结尾方式,她说她看到了只有很少的中国人在做这样的严肃的研究,于是她才这样写了。这不是写实,而主要是表达她的期望。她知道她为什么做了这样乐观的有暖意的结尾。

我和《流年》作者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之间通信却始于十年之前。这本书的开始写作更是早在我和她通信之前就开始了。我看过这本书在印到纸上之前的草稿。这本书反复修改,在80 万字、60 万字几个稿本上修改,现在印出来的是45 万字的一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自述,写书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红楼梦》纯洁的语言和精粹的叙述,和这种写作过程无疑有很大关系。曹雪芹的说法也是这本《流年》的写作经过写照吧。这种工作精神和方式应该感动我们。我不是说快速制作快速获得市场效应的作品不好,但是这种超越了实利为文学而文学的做法,无疑对文学品质的提升有最大的贡献。我要向作者致敬,不单为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也为作者给中文写作界带来的这份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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