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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曹轶欧在延安县的蹲点为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运动，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证据：
—、各类特务运用种种办法已全面渗透到边区，不仅城里有特务，广大农村也有特务，敌情之严重，远远超过原有的估计。特务的破坏活动五花八门，从散扩谣言，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到收集情报，拉拢干部下水，以及组织暗杀队，阴谋杀害干部。因此必须发动群众性的肃奸反特运动。
二、特务分子多为文教系统的干部和小学教员，以外来知识分子为主，延安县所属各区的宣传科长几乎全部是“特务”，所以知识分子应是被清查的重点。
三、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可促使特务分化，而已坦白的特务又可作为示范，为挖出更多的“特务”服务。
四、利用召开坦白大会，让已坦白的特务上台现身说法，可以焕发边区人民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仇恨，大大提高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警惕性。过去边区自卫军（民兵）对锄奸没有感性认识，现在知道特务、汉奸就在身边，于是加强了警戒，仅延安县牡丹区，十几天内就在查路条中发现了三十二个嫌疑分子，全部交给了政府处理。
曹轶欧的经验为运动的深化加注了动力，边区各县以延安县的经验为榜样，纷纷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运动。绥德地委在“抢救”中雷厉风行，将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特务。杨述（五十至六十年代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与其妻韦君宜当时是地委《抗战报》的编辑，很快就被当成“特嫌”揪了出来。杨述因是从四川来的地下党员，此时因四川党已被定为“伪党”，遂被关进整风班交待问题，每天凌晨，还要冒着十二月的寒风在无定河边劳动。韦君宜受其夫牵连，也被组织怀疑，她虽然带看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但仍被勒令搬出原住的窑洞，搬进一间四处漏风的破房。韦君宜万箭穿心，“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想着自己抱着纯真的理想投身革命，今天却被弄成这个样子，“万感莹心”偷偷吟成一首小诗：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绥德师范是“抢救”取得重大“胜利”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九天的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高一点”，坦白地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男小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据曾参加当年绥师坦白大会的作家韦君宜回忆：在坦白大会上，一个叫白国玺的学生交代说，“是特务组织指使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绥师的反特经验被上级指定登载在绥德地委的《抗敌报》。当时任该报编辑的韦君宜等将一个已经坦白的女学生刘国秀写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堕落史〉的标题刊载。此文一经发表，“后来的来稿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有六岁的小特务”！
陇东地区的“抢救”更是酷烈，地委负责人李景波公开提出，由于1935年国民党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所以从那时以后来边区的知识分子都有问题。刘晓——离休前任辽宁省计委副主任，1942年后被分配至陇东地委专署所在地的庆阳做财贸工作。“抢救”中被定为国民党“特务”，被押进专署保安处，受到十天十夜车轮战和假枪毙的威胁，而审讯人员则每两小时换一组人。刘晓最后被折磨得大吐血。
在陇东地委办的整风学习班中，曾被评为模范县长的华池县县长汉杰，因不堪逼供，用皮带挂在厕所的一棵树上自杀而死。一位曲子县完小被集中来的女教师，吞了图钉自杀未遂。有的青年干部则因灰心绝望准备出家遁入空门。
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在反奸抢救中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据李维汉称，当时边区政府机关只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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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至于西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