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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作者: 高華
曹軼歐在延安縣的蹲點為開展群眾性的反奸、搶救運動，提供了生動有力的證據：
—、各類特務運用種種辦法已全面滲透到邊區，不僅城裡有特務，廣大農村也有特務，敵情之嚴重，遠遠超過原有的估計。特務的破壞活動五花八門，從散擴謠言，挑撥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的關係，到收集情報，拉攏幹部下水，以及組織暗殺隊，陰謀殺害幹部。因此必鬚髮動群眾性的肅奸反特運動。
二、特務分子多為文教系統的幹部和小學教員，以外來知識分子為主，延安縣所屬各區的宣傳科長几乎全部是「特務」，所以知識分子應是被清查的重點。
三、貫徹「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可促使特務分化，而已坦白的特務又可作為示範，為挖出更多的「特務」服務。
四、利用召開坦白大會，讓已坦白的特務上台現身說法，可以煥發邊區人民對國民黨「特務政策」的仇恨，大大提高邊區人民對敵鬥爭的警惕性。過去邊區自衛軍（民兵）對鋤奸沒有感性認識，現在知道特務、漢奸就在身邊，於是加強了警戒，僅延安縣牡丹區，十幾天內就在查路條中發現了三十二個嫌疑分子，全部交給了政府處理。
曹軼歐的經驗為運動的深化加註了動力，邊區各縣以延安縣的經驗為榜樣，紛紛開展群眾性的反奸搶救運動。綏德地委在「搶救」中雷厲風行，將一大批知識分子打成特務。楊述（五十至六十年代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與其妻韋君宜當時是地委《抗戰報》的編輯，很快就被當成「特嫌」揪了出來。楊述因是從四川來的地下黨員，此時因四川黨已被定為「偽黨」，遂被關進整風班交待問題，每天凌晨，還要冒著十二月的寒風在無定河邊勞動。韋君宜受其夫牽連，也被組織懷疑，她雖然帶看一個一歲多的孩子，但仍被勒令搬出原住的窯洞，搬進一間四處漏風的破房。韋君宜萬箭穿心，「穿件破褂子，腳上穿著撿來的別人不要的破鞋」，想著自己抱著純真的理想投身革命，今天卻被弄成這個樣子，「萬感瑩心」偷偷吟成一首小詩：
小院徐行曳破衫，風回猶似舊羅紈。
十年豪氣憑誰盡，補罅文章付笑談。
自懺誤吾唯識字，何似當初學紡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幾何年。
綏德師範是「搶救」取得重大「勝利」的模範單位。1943年9月，綏師連續召開九天的控訴坦白大會，「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餘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餘人」，「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只比桌高一點」，坦白地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男小孩——馬逢臣」，「手裡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據曾參加當年綏師坦白大會的作家韋君宜回憶：在坦白大會上，一個叫白國璽的學生交代說，「是特務組織指使他，叫他在廁所牆上胡亂畫猥褻的畫」。「又一學生說，他搞的『特務破壞』是用洗腳盆給大家打飯打菜」。綏師「整風領導小組」還破獲了一個「特務美人計」組織，「據說這些女學生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美人計』，三年級『春色隊』」。最後，綏師竟挖出230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的73%。
綏師的反特經驗被上級指定登載在綏德地委的《抗敵報》。當時任該報編輯的韋君宜等將一個已經坦白的女學生劉國秀寫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墮落史〉的標題刊載。此文一經發表，「後來的來稿越來越踴躍，越寫越奇，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十二歲的，十一歲的，十歲的，一直到發現出有六歲的小特務」！
隴東地區的「搶救」更是酷烈，地委負責人李景波公開提出，由於1935年國民黨開始實行黨化教育，所以從那時以後來邊區的知識分子都有問題。劉曉——離休前任遼寧省計委副主任，1942年後被分配至隴東地委專署所在地的慶陽做財貿工作。「搶救」中被定為國民黨「特務」，被押進專署保安處，受到十天十夜車輪戰和假槍斃的威脅，而審訊人員則每兩小時換一組人。劉曉最後被折磨得大吐血。
在隴東地委辦的整風學習班中，曾被評為模範縣長的華池縣縣長漢傑，因不堪逼供，用皮帶掛在廁所的一棵樹上自殺而死。一位曲子縣完小被集中來的女教師，吞了圖釘自殺未遂。有的青年幹部則因灰心絕望準備出家遁入空門。
西北局和邊區系統在反奸搶救中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據李維漢稱，當時邊區政府機關只有工作人員三、四百人，受「搶救」的百餘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較大，送往保安處，五十餘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學院（臨時審查機關）」。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稱，延安所屬各縣在「搶救」中，被挖出的「特務」共2,463名，隴東地區外來知識分子幾乎99%被當作「失足者」給「搶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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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時期，僅延安一地自殺者就達五、六十人。至於西北局系統的「搶救」人數，官方至今未透露具體數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