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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监狱琐记32：三中队其他犯人
来源: 监狱琐记 作者: 王学泰
两个中队统计
初到三中队只认识同一个监室的犯人，待久了特别是通过劳动接触和停产编节目认识了更多的人。真是感叹世界的荒诞，感到谁都有到监狱一游的可能性。2007年，我住过一次医院，花了一万多，住院费、医药费两三千元，而检查费用花了八九千，结论也多是似是而非。我很感慨，写了篇文章说，“现在从医院门口随便拉进一个路人，检查上一个月，花上一两万，都能查出两三样病来；正像‘文革’当中从公安局门口随便拉进一个路人，审查上两三个月，内查外调，都能判上三年五年的”。其实这还说轻了，北京那时判刑，只要你够上“现行反革命”这个衔，一出头就是七年，我没有见过判七年以下的现行反革命犯。头两年有位老者自吹自擂者云：“‘文革’当中，我因反对江青、不肯为江青所用，以反革命罪被判五年徒刑。”这是欺骗那些对于“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一无所知的小青年的。（当年军事法庭，反而相对宽松。有个石景山小青年是现役军人，被查出有反动日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犯”，军事法庭判其有期徒刑五年，被关押在一监，与我一个小队。）
李芝源
三中队作为一个生产车间，有个负责统计的犯人，名叫李芝源，是个脾气极好，很有修养的人。他干的活是要与三中队所有的人打交道，统计他们的产量进度和产品质量以及原料消耗。这是个最得罪人的差事，很容易与人发生冲突。可是从没有见他与别人拌过嘴、吵过架；遇有分歧，总能够和颜悦色地与当事者进行讨论分析，以理服人。就凭这份修养，不知道的以为他有多高深的文化，其实不然，他来自北京最贫困的延庆县的山村，文化程度大约也就是初中，修养是他生活历练的结果。他是七十年代初进来的，判七年，也快到期了。李芝源的罪行很可笑，“文革”初期，他是所在生产大队“文革”筹备小组组长（实际上就是生产大队队长）。有一次同村的一些青年夜里吃喝闲聊，也许是喝了点酒，人们兴奋起来。中国人一发狂，马上就会联想到皇帝。有个领头的青年说我要当了皇帝就封谁为大臣、宰相，谁为将军等等。李芝源后到，他开玩笑地问：怎么把我忘了，封我什么啊？那个青年说，就你这个样子，封你为狗头军师吧！
到了“一打三反”时，强调对于阶级敌人要深挖细找，于是就把“我要做皇帝”这件事挖了出来。那时北京每年都会出几件皇帝案，这个“我要做了皇帝”的案子不仅在运动中被作为重点来抓，连公安局也关注了。那个说“我要是做了皇帝”的青年家庭出身是富农，很恐惧，马上交代了“反动用心”是变天复辟。因为运动是“坦白从宽”，那几个“大臣”“将军”“宰相”一看形势不好，也纷纷“坦白从宽”了，结果就剩了李芝源。李芝源出身贫农，又是干部，觉得那纯粹是一场玩笑，根本没有什么“反动用心”“反革命目的”。他强调实事求是，不仅自己没问题，那些已经坦白从宽的也没问题。于是，他自然而然的就“抗拒从严”了，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进了监狱。徐连生给我讲了李芝源的另一个故事，更可笑。李家所在的村子很穷，到了一监后，李芝源过上了他从来没有过的好生活。家里来探监，李芝源把刚煮出来的饺子端了出去，着实让老婆孩子大吃一惊，没想到老李比家里人过得还滋润。老婆回去以后，在村里一传扬，于是，老李的岳父大人给他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老婆回来说，你到北京享福去了。长久下去会不会把老婆孩子忘了呀？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将来你可别把老婆扔了呀。据徐连生说：“老头大半是个私塾先生，信还是用疙疙瘩瘩的文言写的，当时我在车间里一读，大家都笑得喘不过气来了。”老李1977年底就到期了，走的时候，徐连生还半开玩笑地嘱咐他，回家别把老婆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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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