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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监狱琐记40：狱中来了新犯人
来源: 监狱琐记 作者: 王学泰
多灾多难的1976年
1976年我34岁。这一年的风风雨雨及大灾大难是我三十几年的人生中首次经历的。
这一年的1月8日周总理逝世。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出笼。3月是吉林陨石雨，其中最大的1700多公斤。连毛泽东都对身边的服务人员小孟说：“这种事情历史上可是屡见不鲜呐，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就更多了。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呐。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啊。”可见它在当时引起的震撼，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都不禁为之心动。4月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用当时的宣传口径说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借悼念周总理煽动群众反对中央，干扰、破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方向”。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邓”（其实从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批邓”，但未在报纸上公开点名）。5月底云南龙陵、潞西大地震。7月6日朱德总司令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只唐山就死了20多万人。北京家家防震，搭地震棚，几乎人人都从室内搬到室外来住。北京大街小巷，胡搭乱建，一派人心浮动的景象。9月9日毛主席去世。直到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四人帮”极左势力垮台。
很奇怪，“四人帮”垮台后，社会也就逐渐安定了下来。社会及自然界再没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毛泽东预言的“血雨腥风”终于没有来。我们这些因政治而被抓捕的另类人物，安全度过了这次矛盾集中的权力转移关。
社会消停了，但这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在监狱中的反应却持续到1977年底。有些事情前面已经说到，例如因悼念周总理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在1976年4月之后有大量的涉案人员被捕，看守所——K字楼本来一间只能容纳16个人的监号再加进十个八个是寻常事。被捕的大多是青年人。与我在一个号里待过、因“四五事件”被捕、却能深刻留在记忆中的却是两位老人，一位是姓祝的老人，当时就有六七十岁了，他是石油学院的教授，专业是经济学；另一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细菌病毒的教授，姓刘，他较年轻些（我的印象中他名叫刘隽湘，在网上搜索，医科院确有刘隽湘其人，生于1916年，与我1976年见到的刘教授岁数相似，但此位刘隽湘教授是研究血液的，网上他的照片只有一张，长相与我的记忆也不太符合。后见网上有文悼念“四五事件”中的“小平头”刘迪逝世。文中说到刘迪之父就是医学家刘隽湘。当时为了抓这个《人民日报》点了名的一号“反革命犯”，把他的父亲也控制起来。那么我在K字楼所遇，必是刘迪之父刘隽湘了）。两位老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能干什么坏事？只因为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而被捕，可见当时打击面之宽，下手之重。
地震期间，看守全跑了，但监号锁得死死的，被关起来的“四五”青年曾经在监号中大闹，敲门顿足，让K字楼的看守煞是愤怒，扬言要严惩他们。后来北京果然紧锣密鼓地准备严判。那时司法机关有个惯例，每当要完成政治任务（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中央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之前，先判一批与本次运动清理的阶级敌人有些关联、但已经审完结清的旧案。例如我虽然1975年就被拘留了，案子也审清了，但连逮捕证也没签，还属于拘留等级，然而1976年5月10号北京市中级法院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算是正式逮捕，法院又很简洁地问了一次在公安局问过的那几句话。
从5月下旬起，K字楼几乎每天都有一批批犯人被拉出去，或集体、或个别宣判。这就是为宣判“四五”人士做准备。7月26日把我一个人拉到市中级院去宣判。在“中院”临时拘押时，与一位因天安门事件而进去的小姑娘仅隔一个木栏杆，她也是从看守所拉到“中院”来证明某些问题的。当时我还奇怪，“四五”才过去三四个月就要判决了？
不过，1976年闹得最大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因为抵触“批邓”而被打为“现行反革命”的，绝大多数没有判，一监的三中队也没有因为“四五”或“批邓”而被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只听说在《北京日报》上点名的一个与“邓”“相呼应”的“反革命分子”被判了十几年，去了袜厂。此案的主角由于被报纸点名而广为人知。其实这个案子的真实案情也很可笑，并非像宣传机关说得那么严肃、严重。
案主就是白纸坊一带某造纸厂的工人，因为身体不好，常常请病假。那时请病假不超过6个月都是发全薪的，当时已经十多年不长工资了，工厂里除了老工人外绝大多数都是二级工，每月42元5角。如果病假超过6个月就会停发工资，改发“劳保”，而“劳保”金额只相当于原工资的60%。因此许多病号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吃劳保”。大多数人采取的对策是病假休了四五个月的时候，先上一两个星期的班，然后再接着请病假。如果是真病，那还情有可原，如果是“泡病号”，单位领导即使再恨他也没办法，除非与医院大夫联系，调查他是否真有病，分别处理。这位造纸厂工人大约是真病，他休了五个来月后，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又开始请病假。可是那个月的工资条一下来，变成了二十多元，一下子把他变成“吃劳保”了。这使他又急又气。急的是二十几块钱，家中没法维持生活；气的是自己按规矩办，病假并没有连续到半年以上，领导却违规，这简直是蓄意整他。于是他气势汹汹地到厂长、书记办公室找他们理论。
那时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的高潮，厂子楼内楼外贴满了大字报，领导不断开会、找人谈话，这位老病号来的肯定不是时候。他一推门进来，看到一屋子人，觉得这正是个好机会，当着众多人正好把道理讲清楚。他正红头涨脸地讲道理，领导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思听，叫他出去，以后再说。而老病号怕自己领了“劳保”，木已成舟，以后更没机会说了，坚决不肯走。领导拉下了脸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正在研究当前的政治大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工夫听你那十几块钱的事儿。”他顿时感到受了侮辱，还要争这个“理”。领导说：“你再在这里捣乱，我们就认为你是破坏‘批邓’！”说着支使人推他出去。这么一来，老病号气愤已极，一只手拽着门，一只手把门外的大字报一把撕了下来，并大喊：“怎么着，这文化大革命就我和邓小平倒霉了！”此话一出，举座皆惊，领导令人捂上他的嘴，制止他喊“反动口号”。此时老病号已经气蒙了，乱喊一气。厂领导马上给公安局挂了电话，把他抓走。公安局把这个案子上报北京“运动领导办公室”马上作为重点案件来抓，这个案子即刻成为轰动全国的重大反革命事件，这样从重从快处理了这个“老病号”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北京当局还是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的，“四五事件”发生在北京，事发之后抓了不少人，当人抓得差不多的时候，已经到了6月、7月份。北京先判了一些与天安门观点差不多的“反革命在押犯”以为示范，然后再判“四五事件”的主角。不料我们那一批还没有判完就是唐山地震，连法院干部也都去抗震了。接着是主席逝世，法院一切判案活动停止。待工作恢复正常时，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重要的罪状就是“反周总理”，于是没有人再敢判因为“四五事件”被收监的“现行犯”了。到了1977年邓小平的事件解冻，上上下下都盼望他早日出山。“‘四五事件’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被认为是反对“批邓”而抓起来的渐渐成为正面人物，自然也就从看守所或拘留所陆陆续续释放出来。像上海市直到1977年4月，江西省到1977年12月，还将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犯”王申酉、李九莲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除了帮派、极左的因素外，恐怕与地方消息闭塞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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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