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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监狱琐记 作者: 王学泰
处理“反动学生”的文件在1963年暑假就已形成，但据我所知，除北京外，其他各个省市没有马上按照这个文件清理和处理“反动学生”。其原因大约是在文件下发后毕业生都已分配完毕，已经离开学校，不好追回来重作一次鉴定。
到了1964年，毕业前阶级斗争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从1963年3月5日为标志的“学习雷锋运动”就拉开了在学生中大搞阶级斗争的序幕，先是“学雷锋，做好事”（现在许多人认为“学雷锋”就是“做好事”，其实当时真正的目的在于抓阶级斗争），跟着就是照着《雷锋日记》中的精神搞“青年学生的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忆苦思甜”等一系列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教育。并要求同学们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大搞人人过关。“三年困难时期”校方允许甚至倡导的东西（如保持热量，劳逸结合，展开文娱活动如跳舞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回潮与泛滥，动员学生自我检查提高。北京师院化学系还揪出学生于某作为“反动学生”的样板，并将其送至劳改局农场劳动改造（1999年该同学请我小聚，我才得知他劳动教养后又在劳改农场就业了十多年）。1964届学生毕业之前，学校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政治运动之前必然要酝酿的一种氛围。
1964年清理“反动学生”是全国性的（包括上海、广东、广西、四川、河南、河北、安徽等省市）。我亲身经历过北京清理“反动学生”的运动，仅就北京各高校的清理“反动学生”的运动的过程做些说明。
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现名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自1964年的新学期伊始就提出1962年下半年班级“选举问题”，认为那就是阶级斗争。于是，在学生中秘密搞“左中右”分类排队，内定打击对象，利用毕业前学生对日后命运的关注，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有目的地找一些学生回忆既往、制作有关同学的言论材料，确定出打击重点。其中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成为普遍现象。这立即引起骚动，被列入黑名单者立即陷入孤立无援、无人搭理和暗中有人监视的窘态。
7月中旬鉴定开始，斗争的势态已经造得很足。几乎每个同学的检查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认识，包括回国不久的华侨（1950年代末印尼排华，许多华侨回国读书，我所在班有二三十名华侨）。如喜欢唱《外国名歌200首》、穿花衣服等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检查先要在小组里通过，最后由“系总支”拍板。其次序是先易后难，“思想进步”的同学（依靠对象）放在前面，很快通过，轻装上阵；问题多的放在后面，要反复地揭发批判，弄清每一个学生的思想面貌。其关键是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态度。
北京市委是这场运动的领导。当时大学工作部的吴子牧在1964年7月18日对各高校党委等讲如何做“毕业鉴定”时，特别强调要关注学生的“政治立场”。他的讲话里透露出当时搜集了不少学生“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是“采用保卫手段获得的，这种他不谈，我们也不动他。把内部得到的材料暗挂，作为认识材料转过去”；另外还有一种是“有关人检举，这要拿出来，他将来要对证也不害怕。这暗挂就不对了”（见北京档案局开放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工作档案）。这份档案还附了一份“检举材料”（按照吴子牧的“人事保卫工作”的术语就是“暗挂”，即悄悄地放在人事档案里），即北大数学系1964届某毕业生给东北工学院同学的一封信。东北同学的母亲在沈阳军区某少校军官家做保姆，东北同学到少校家去玩，不慎把这封信遗落在少校家。被少校的妻子看到了“认为其中有些话与我们时代不相称，带有反动性”。少校看了也认为“作为党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学毕业生，青年一代，还有这样严重的个人主义打算（如信中提到要报考研究生）”。于是他写了“检举信”和这位毕业生的信一块儿寄到北京市委。其实那封信只提到如果分配的工作不适合的话，可以工作两年后考研究生。考前要“千方百计做好准备，这次要来个稳当的考取”。这就是被视为有“反动性的话”，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
7月底，每个同学都轮流检查了一遍，大多通过，每组都有一两个通过特别困难的，这就要经过反复揭发批判，反复地认罪检查，痛哭流涕，勉强通过。我也检查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是小组不予置评，不说不通过，也不说通过，令我十分惊异。考虑自己的状况，自觉不会顺利通过，我做了遇到麻烦的准备，没有想到“麻烦”没来，这就像笑话中说的那只应该落下来的靴子没有落下来一样，令人惴惴不安。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天之后，在礼堂开会，总支书记宣布，毕业鉴定胜利结束，从现在开始转入对敌斗争阶段，也就是清理“反动学生”阶段。接着宣读上面说过的“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还宣布了划“反动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有攻击性的言论”，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有不满。
这样没通过的同学自然被视为“反动学生”的候选者。中文系有十来人，其中我属于最严重的，因为我的鉴定还没有进入讨论阶段。果不其然，大会后，就勒令我单独交代，派同学监视行动，不得擅自出入校门。经过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有的程序：自己交代，群众揭发，写认罪书，自我批判，最后宣布为“反动学生”，给予劳动考察三年的处分。全系、全院公开划为反动学生的只有我一个。程序少了一项，就是没有让我看“定案材料”，更没有签字。这个案件始终是一笔糊涂账。中文系四个班，每个班还各有两个内定“反动学生”，这些人虽然都分配了工作，但“问题”写在档案里，“文革”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有的比我吃的苦头还多。
定“反动学生”后，属于政治上不合格，不能毕业，因此不发工资，只给生活费（每月28元），先是在北京师院里参加一些劳动，于1965年1月4日被发往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
此后三年，北京高校共清理三次反动学生，来南口61人，分属27个院校，年龄均在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之间，只有3人三十出头。1966年，各院校在“文革”初期揪出的“反动学生”被毛泽东一风吹了，高等院校党委以及后来派去的工作组都被打倒，这一清理运动才告终止。
1963年至1965年北京市清理出“反动学生”的大专院校有：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北京林业学院、北京外贸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北京电力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北京石油学院清理出的“反动学生”，遣送的车辆到达后，才知道已改送大庆油田“劳动考察”，当时大庆油田开发急缺技术人才，没有送到南口来。
这几乎囊括了当时北京所有的有影响的高等院校，最奇怪和突出的是没有清华大学的学生。传说是兼任该校校长的高教部长蒋南翔，事先知道了要（并不赞成在高校中搞）清理“反动学生”，在中央文件下达前把学生放走分配了；另一种说法是他搞过学生运动，对异类学生有一种本能的同情，所以放学生一马。不管原因如何，文化大革命中这又成为了他的一条罪状——包庇“反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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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