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琐记74:号子里的战争
——评《号子里的人》 2026-10-21 06:26 来源: 王学泰 作者: 监狱琐记
纪实小说《号子里的人》描写了“文革”时期某地劳改场犯人的劳改生活。没有接触过监狱和犯人的人们对于监狱生活抱有一种神秘感,以为关在其中的都是一伙青面獠牙的人物。其实,号子里的人与当时社会上的人没多大差别,除了占百分之几的极少数的极坏与极好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也就是社会上的芸芸众生。社会人的物质与精神上的种种需求、平常人的喜怒哀乐、愉快、信任、感激、庆幸这些正面感情和痛苦、鄙视、仇恨、嫉妒等负面情绪,以及在利害是非面前的自私自利的谋划或正义的冲动,号子里的人也一样都不少,而且比社会上的人表现得更激烈、更狂暴,所引发的后果更严重,因而更具有震撼性。因为监狱是浓缩了的社会,无论什么味道都要更刺激一些,浓缩物因其“浓缩”较原体更接近原体的本质,那么认识它就有助于研究者考察其原体;因此认识监狱及号子里的人也是研究其所处时代生活的重要参考。当年,陈独秀把监狱研究室合二而一,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号子里的人》具体描写的年代是1970年的“一打三反”之后的五六年间,这个时期是“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统治最为严酷的时期。社会上“四人帮”把扭曲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推到极端。把它们当做两根棍子来打遍天下,弄得众人钳口,人人自危,冤狱遍于国中,宵小弹冠相庆,严重地腐蚀了社会空气。社会上如此,监狱中只能更甚。
为什么监狱更甚?原因很多,重要的有两点:其一,参与斗争的人们身份简单化了,尽管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文革”当中,人类文明被扫荡得已经所剩无几,人群的精神气质、文明教养、性格趣味也在日益趋同,因之人的身份自然也在简单化,但社会毕竟还有许多“铁扫帚”不能光顾的死角。而监狱就不同了,这里把五湖四海的人们拘在一起,无论原来在社会上地位多高、教养多好、生活习惯多么雅致,多么年高德劭,一进了监狱都是四方框里一个人——囚,大家一样,仿佛进了澡堂,赤身裸体。如果说还有点差别的话,就是刑期的长短,很少人表示出对于某些犯人既有文明的尊重,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文化被当做反动与罪恶的标志。小说中的吕干事就是典型的一个,他对城市人、学生出自本能的厌恶,正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反映。被褫夺了人格、尊严、文明的人与禽兽没有多大差别了,因此号子里的斗争实际上是人性与兽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助长兽行、消弭人性。
其二是号子里的斗争目的简单化、直接化了。犯人为什么要斗?当时社会上倡导阶级斗争,不管倡导者抱有什么目的,其客观上都在引发内斗。社会上的人,大多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许多所谓的阶级斗争,不过是妇姑勃谿的延伸。监狱就不同,一个几十平米的监号住六十多个犯人,注定互相妨碍,冲突自然难免,何况社会上“阶级斗争正酣”,监狱中都是阶级敌人,在监管人员看来,自然应该老尺加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监管人员鼓励犯人互相斗争,甚至以减刑为奖励。这样,斗争与生存联系起来,犯人积极投入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存,这只能是最低层次的斗争,不管它挂着什么旗号,借用什么名目。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等等,最后都落实在你死我活上,蝼蚁尚且贪生,为了生存都要使尽全部力量,作最后一搏,这是一场有血有肉的战争。处在这种环境里,每个求生犯人处于恐惧、不安、焦虑之中,他们像狼盯住他人,设定斗争对象、策划斗争策略、搜寻“罪恶”证据。这种斗争的激烈程度使外人很难想象。如作品中的“我”和“大值星”(犯人头目,即组长、大组长之类,因为犯人不能称“长”,所以称“值星”“大值星”,也有叫“执行号”的)李如虎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提防和陷害,最后导致李如虎惨死在飞快旋转的造纸的“打浆机”里。
当有监管人员介入这种斗争,利益复杂了,则斗争更残酷。当罗政府来三分队后,结束了由吕干事一人当家的局面。罗吕二人经历不同,文化水平不一,爱好差异极大。俗话说“有爱孙猴儿,就有爱猪八戒的”,这要在社会上求同存异就成了,可是在监狱监管犯人时就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行,最后以罗政府辞职告终。罗吕之间的斗争殃及夹在其中的犯人,他们可以选择,但很难预料后果,站在失败一方的犯人可就遭大罪了。第一仗是罗政府拿下大值星马德彪一场戏,其火爆激烈,真像一场短兵相接的战争;待把罗挤走后,作品中的“我”,逃脱一时,终被吕干事砸上死镣,关进反省号,性命岌岌可危,幸运的是被高法改判出狱,捡了一条命。这些章节,作者驾轻就熟,平静写来,真是惊心动魄。
了解了监狱也就理解了那个时代。那是个极“左”思潮肆虐的时期,“公检法”被砸烂,正常的法律秩序被说成是“黑线”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十七年来制定的法律除了《婚姻法》外,全部废除,被史学家戏称“一部婚姻法治天下”。那时无论是关押、判刑、监狱劳改所依据的不是稳定的、为社会所知的法律,而是临时性的、由领导掌握的政策和忽紧忽松的政治运动。这样政法人员执法也没有了依据、也没有了自我约束。像三分队的刘国利还有半年刑期了,仅仅因为“态度不好”、不承认偷了两包香烟,竟被吕干事深文罗织,拉出去毙了。这真是骇人听闻,可是在那无法无天的时代有什么不能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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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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