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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伏魔第七式破除魔教关于“无神论”的妄言（中）
作者: 惠虎宇
有限与无限——论神的层次
神既然是高级生命，那么他们有多少超常的能力？神既然是普遍存在的生命现象中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基督教又说只有一位神呢？中世纪西方哲学中刁难神的著名哲学问题是怎么回事？如何解答这些问题？
神这个名词在中华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的语系中既表示人类内在的一种生命状态——如精炁神，也表明一种超越人类的更高级的生命状态——神和仙（在道家文化里，神大概是指三界内管理人类各项事务的高级生命，而仙则指得了正果的超脱三界不在轮回之中的高级生命，这一点在《封神演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说明在我们的文化中早已表明人类是可以通过修炼的方式回归本真的高级生命状态的，人类本来就是神。所谓炼精化炁、炼炁化神、练神还虚，“虚”就标志着修炼人抛去人世的各种执著开始进入高级生命的状态，而此处的神就是道家所说的人的主体、生命的根本，叫做元神（大概就是佛家所说的灵体、灵魂），可见，通过修炼可以使内在的生命主体升华为本真的高级生命状态。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神也成为高级生命的总称！
西方文化用GOD表示高级生命，我们把这个词翻译为中文，就称为神或者上帝。西方文化从神学角度来讲有两支：一支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是“多神崇拜”的文化；另一支源于古希伯来，经耶稣降世传道后，发展为基督教文明，是“一神崇拜”的文化。西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的影响日益深远，被立为国教，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多神崇拜于是被一神崇拜取代，神的绝对权威在西方人心中逐渐被确认，神的能力也因此成为西方文化中不可逾越的认识极限！其实，对于常人来说，由于时空差别太过于巨大，神的能力的确也是人类的认识极限（人类只有通过修炼而使自己也成为某个层次的神，才可以认识在那个层次以及那个层次以下的有关神的一切常识），但是，也因此西方人在这里产生了一个误会，认为神的能力本身也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对神进行了无限式地理解，这就给自己的思维造成了混乱，也为无神论者提供了可趁之机！
西方文化本身就带有一种“无限情结”，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之一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是“无限”组成的，虽然他的“无限”在表现方面倒有点类似于中华文化的“道”，但却使用了“无限”这个词，由此也可窥见西方人思维中的“无限情结”由来已久，后来 西方哲学追究世界的终极原因、探求始基物质、原子（不可分割的意思）等等，无不是这种“无限情结”在思考世界时的潜意识反映。所谓的“无限情结”就是在思维中总喜欢把事物放在无限的时空里去思考，而不是在有限的层次内去理解，最终导致思维逻辑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潜在的逻辑混乱、到了康德时代就表现为著名的四个“二律背反”[2]，这也算是西方人对自己文化中“无限情结”的一种正式而无奈的反思吧！
正因为西方文化中具有“无限情结”这个固有缺陷，因此在思考世界时就不得不产生思维中种种不可解决的对立和冲突现象，康德所总结的四个“二律背反”现象实际上只是“无限情结”所产生的两个根本问题的扩展而已，如下：其一，世界在空间上有没有最小的组成成分？其二，世界在时间上有没有最初的开始？这就是西方哲学所一直所试图回答的终极问题，但是很显然，由于思维前提的错误，这两个问题是根本无法回答的，一回答就陷入二律背反、自相矛盾的境地。这个思维前提错误就是上文所说的“把事物放在无限的时空里去思考”，事物总是有限的，无论是神、还是人，总是可以在一定的具体时空里寻求更小的粒子或者更早的时间起源，但是没有谁可以在无限时空里寻找最小的或者是最初的状态，正如我们可以寻求地球的起源、宇宙的最初状态，但这里的前提都是一个有限时空（地球是有限的，宇宙学中的宇宙是有限的），如果把这种科学上的正常探索、在哲学思维里放大到无限的程度（西方哲学中的宇宙很显然是无限的），那显然是不符合认识规律的，也因此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西方哲学正是在这样自身违背认识规律的前提下，臆想在无限中截取一个片断作为无限链条终止的一个环节，但是既然是无限了又怎么能存在这么一个终止环节呢？很显然这是思维中的不可能，诚如上述两个终极问题，如果认为世界有空间上的“最小组成成分”，那么此“最小组成成分”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如果认为世界有时间上的“开始点”，那么此“开始点”又是由什么状态发展演变而来的呢？可见，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源于西方哲学自身逻辑的不一致，所谓的“二律背反”只是西方哲学自身的内在疑惑，并非世界所固有的问题！
西方哲学中这种由于无限式思考问题而产生的思维逻辑的对立冲突现象，也引发了种种哲学倾向，并最终发展到对神的存在也产生了诸如此类的“二律背反”难题，如下：由于思维中的“二律背反”现象，一些“不可知论者”可籍此而认为世界是不可理解的；所谓的“辩证论者”也可由此而得出世界的“辩证性”，并想凭着绕口令式的“既对立又统一”来解决这种“二律背反”难题；而“无神论者”则娴熟地应用此道向上帝的存在发出最著名的哲学挑战——“无所不能（或万能）的上帝能不能制造出一块连自己也搬不动的大石头？”这个问题曾经是中世纪最著名的哲学难题，直到今天依然是马列思想毒害下的浅薄无知的大陆知识分子拿来论证上帝并不存在的所谓最有力证明。但实质上，这道难题只是西方无限式的思维逻辑自身产生的又一个具体的“二律背反”问题，与上帝的存在与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把这个问题还原为最抽象的逻辑程式，就成了——“‘无所不能’中能不能包含‘有所不能’？”——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不是人类思维中自设的逻辑对立吗？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呢？说不好听点，这样的问题就是思维病态的表现而非思维常态的作为，既然是病态，又怎么能成为以爱智慧为己任的哲学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呢？西方哲学最初就已走火入魔，到今天能清醒意识到这一点的西方人恐怕还是不多。
无限只是思维中的想象，而非现实中的事物，把任何现实中的事物引向无限的程度都会产生“二律背反”问题，正是西方传统哲学把神理解为无限才产生了以上的中世纪著名哲学难题。很显然，神不是无限的，神也有自己办不到的事，这对一神崇拜的西方人来讲是有点不可接受，但却是合乎历史和逻辑的事实。
最后，基督教为什么实行一神崇拜，这大概是与修炼中的“不二法门”有关，因为忏悔与崇拜等一系列的仪式就是基督教的修炼方式，这种特殊的修炼方式自然不容参杂其他干扰，所以只能向一位神（师父）祷告。《圣经》中耶和华也并没有说宇宙中只有自己一位神，只是在十戒中对犹太人规定“除了我之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见《出埃及记·20》），但是今天的基督教传教中却演变为“只有耶和华一位真神”，这恐怕是人在理解神的话语时产生的误会吧！然而这种唯一神的宗教崇拜与西方哲学中的“无限情结”却天然地结合起来，使得西方文化中对神的信仰既保证了唯一性精神依托的牢固性，也产生了中世纪的著名“二律背反”难题。这种逻辑上的割裂现象也使西方的宗教神学（神学是人对神的理解之知识学问，与神对人的教诲不是同一回事）始终在一种狭隘的自封闭状态之中徘徊不前，今天依然有很多基督徒认为佛道都是偶像崇拜，而不是真神，这些认识论上的先天不足注定了西方文化不可能成为今天宇宙大法洪传的载体！
作为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没有“无限情结”，也从来不在无限时空中去思考终极问题。东方思维注重层次原则，讲究知行合一，心识思维与道德修炼融为一体，因此，东方思维逻辑从不脱离思维主体的能力范围，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神佛都只是在寻求自身修炼层次的突破，都只能在自己所知的层次范围内讲道说法，而从不去臆想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物，更不会去追求无限。在具体世界中思考问题，在有限层次内寻求现实的真理与道路，这是我们中华文化显著的特色之一！
中华文化对神的认识及对天地万物的理解都用一个词来表示——道，道在我们文化中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总的指导原则。道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西方的哲学或科学，但他既包含了比西方哲学更深刻的智慧，也包含着比西方所谓的实证科学（外求之学）更高级的生命科学（内证之学）。惟有生命科学才能真正揭示神的世界及人类的生命之迷；也惟有道的智慧（即道中所蕴藏的哲学，但道本身不是哲学）在哲学层次上才能真正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使逻辑不至于跑出它所能表示的范围，产生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道中所蕴藏的哲学，由于其道不离器的特点，所以能因循事物本性、顺应自然，使逻辑始终包含在事物实际的运动变化状态之中，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把逻辑与事物分离开来，由此产生逻辑上的各类问题）。因此，惟有中华文化才有资格成为人类最高深最正统的神传文化，神的秘密（此处专指在人类知识层次上可理解的那部分内容）也只有在中华文化的知识体系里才能得到哲学上的最严谨阐述！
中国的神界是多神存在的世界，神的能力有大有小，从来都不是无限的。中国人不但早就有了“天上一日人间已百年（或千年）”的相对时空观（即层次时空观），而且也早已具备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类对魔道神佛能力局限性与有限性的清醒认识，这说明我们祖先对神的认识一开始就处于非常正确的科学和逻辑的道路之上。《易经》讲“象、理、数”，所谓“易象、易理、易数”就是指变化之象、变化之理、变化之数，其中这“数”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范围，所谓的“定数”就表明了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有限存在的事物，人类与神的存在也具有有限性与局限性。佛学更是以“成、住、坏、灭”的四个阶段清晰地讲出了宇宙中各个空间各个层次的生命都不能违背的基本物理规律，空间有败坏的时刻，人有劫难，神佛也有劫难，这都与各个空间层次物质的“成住坏灭”规律有关。
可见，中华文化对神佛道的理解一直都渗透着清醒的层次观，生命的能力与其所处的生命层次有关。神佛道虽然高于人类但其本身也有局限性，释迦牟尼佛达到了如来的层次（老子和耶稣也是这样的层次），对人类来讲这样的层次近乎于不可知，但是他对弟子讲法却从来不敢说自己是唯一的、最高的，而是承认自己之前有佛，自己之后也有佛，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宇宙有自己看不到悟不透的更深层次。释迦牟尼佛讲法49年，最后却留下一句“法无定法”，既说明了法（宇宙的真理）的真理性与一定的时空范围有关（突破已有的时空范围，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空间，法的内涵就可能完全不同），同时也表明了高级生命的认识局限性，即一定层次的神佛也只能理解一定层次的宇宙真理，从而以最精辟的语言揭示了宇宙与生命层次性存在的真实状况！
“法无定法”是东方人宇宙观的最精辟总结，也是中华文化宇宙层次观的集中体现，这样的层次性思维意识在中华民族日常生活观念中也比比皆是，如我们经常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等等，都是这种层次性宇宙观在人事应用上的反映。中华文化不讲究“最”、不追求“无限”，只在具体的时空层次内去理解宇宙与生命、物质与空间、人与天地、神与世界等等人类真正需要面对的各类复杂现实问题，探究其中的奥秘，解答其中的疑惑。这份清醒的现实态度使我们探索外部世界时有了一种逻辑上的智慧保障，在有限的世界里逻辑既然不会发生先天性的紊乱，就有可能成为我们追求大智慧的得力手段，因此无论穷其一生在这种探索中能领悟多少天地宇宙的秘密，相对于西方文化的“无限情结”来说也都是一种有益的扎实的探索。神的秘密只有在这种层次性宇宙观的体系内才能得到哲学上的最合理阐释，“真正的神学”不是人类自以为是的对神的那些肤浅看法，而是在神佛道的指导下人类在自己有限知识基础上对神界所能达到的那部分理解，这样的神学也只有在中华文化的宇宙层次观知识体系内才能形成真正逻辑完备的哲学体系。
总结一下：有限与无限是所有问题的元问题，不区分有限与无限的界野，不以“层次性宇宙观”来看问题，人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与逻辑，神的秘密也就永远成为西方“二律背反”式的不解之迷！
内证与外求——论神的道路
前文讲在中华文化“道”的内涵中既包含真正的“道不离器”的逻辑学与哲学，也包含着比西方实证科学更高级的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的机制及求证之路与西方实证科学的机制及求证之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知识体系，由此带来的文化形式及技术道路也必然是相异的。
先讲讲“科学”吧！
“科学”这个词是一个外来词，单以中华文化中的“科”和“学”这两字的内涵而言，看不出其中与今人所理解的“科学”之内涵有任何可联系之处。今人所翻译过来的“科学”是指一种源于西方的特殊认识体系，其中包含着西方文化所特有的认识论与宇宙观。西方的科学与其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最初是结合在一起的，且有着朴素的生命科学性质，用类似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式的思维方式探究宇宙，从泰勒士开始经毕达哥拉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实质是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内证己悟之路[3]。而现代的西方科学体系和哲学传统则起源于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此阶段为标志，源自古希腊的西方传统文化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最初的包含有性命之学的主客一元的朴素生命科学探索转向了抛弃性命之学、主客分离的纯客体探索，由此演化发展出了延续2000年的西方特色的所谓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即哲学）[4]。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发展到今天的西方实证科学有如下特征：
①主客分野、心物相背的世界观、宇宙观。
抛弃了西方文化最初具有的朴素的天人合一、主客一元的宇宙观，将世界分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为客观世界独立于主观世界而存在，人类的认识应该关注客观世界。
可见，主客分野是实证科学的思维前提，这种分野也同时表明了实证科学的对象是被认为独立于主观意识、不受主观意识影响的所谓客观世界。
②彻底的后天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
否定了柏拉图时代关于认识具有先天经验性（即先验性）的看法，认为认识来源于后天的经验。主张通过观测外部世界的客观对象，积累经验材料，然后整理这些经验材料，分析、综合、抽象、演绎，提出科学假说，最后经过长期的反复验证使假说成为科学理论！
可见，对客观对象的精确观测是实证科学获取知识的基础。
③外求他知[5]的社会化实证模式。
背离了真理的层次性原则及人法天地的法则，以“大多数人认可”[6]的逻辑来作为真理有效性的验证原则。所谓的实证科学在验证这个角度上来定义就是“以社会实践的形式来检验认证的知识体系”，实证以社会实践来验证，实质就是“多数人认可”，即某一个人发现的自然规律必须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在所有其它实验室里可以重现其过程与结果，如此才能被学术界最终确认，并成为全社会共同接受的普遍性知识。可见，力求使他人认可是实证科学认识体系的终极目标！
很显然，对一个不懂得性命之学、也任何无神学佛学基础、及对现代西方反思性哲学如现象学的基本常识也一无所知的现代人来讲，西方实证科学的上述原则与道理当然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对于熟知东方思维、晓透性命之学，并对西方哲学有一定研究的学者看来，以上西方实证科学的认识过程则是漏洞百出、弊病重重，其所犯的错误对人类命运来讲也是足以致命的，且一一分析如下：
其一，以主客分野为思维前提，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在空间上割裂了人与天地在微观层次上的高度统一性。所谓客观世界实质只是由于眼睛所造成的在宏观空间层次表现出的虚幻现象[7]，在微观领域生命与环境相互统一、不分彼此，根本无法区分主客观，因此，以确定性与精确性为思维逻辑的西方实证科学认识论，在面对微观世界时却只能重新拿起概率论与统计手段，作模糊运算，并且终因无法探知微观层次物质存在的实际状态，而只能以一句“测不准”来敷衍了事。随着人们对量子理论的不断突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主观与客观的不可分割性，人们对微观世界的探索揭示了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世界，从而宣告了主宰西方世界2000多年的传统认识论的破产，如此，西方实证科学不就成了空中楼阁？
其二，以现世经验为认识范围，在时间上割裂了生命与其现世之前及之后的因果联系，不但在认识领域使人类执迷于低级的现象知识，不能返回高级的性命本质之学，更在社会历史领域由于无法解释人生的种种不同表现状态之深刻根源，为不计因果关系的各种道德堕落行为的泛滥开辟了先河；再者以观测作为认识的基础，把仪器所无法观测的大部分世界排除在认识体系之外，不但使认识灵魂（灵魂为微观层次的物质实体，西方的仪器无法观测）成为不可能，更无法涉及不同层次的复杂空间，这使认识过程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其三，以社会实践来检验认识，以外部条件与结果的重现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这就把讲究内证己悟的生命科学体系完全排除在外，并且在认识逻辑上形成了“他人认可、社会接受才能成为真理”的恶劣模式，不但使知识与真理的高贵性降低，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人法天地的自然规律（可参考注释[6]）。社会实践把所有生命放在同一层次看待，把所有的知识放在同一层次比较，认为凡是实践到的才是真理，凡是在这个层次的知识体系里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便是谬误（这一点在目前的中国大陆表现的尤为突出），以如此狭隘的宇宙观指导，人类怎么能形成认识世界的真正科学体系呢？
西方实证科学以主客分离后的外部世界为认识对象，以通过感官与仪器对事物肤浅式的表面化观测为认识手段，以力求社会认可式的实证方式为认识的检验原则，这些都与中华传统生命科学的认识体系完全背离。
中华生命科学是以道和法为指导的认识体系，无论在认识对象的范围上、还是在认识手段的高效性方面，都是西方实证科学所无法比拟的，其特征如下：
①中华生命科学以“天人合一”（此处的“天”指不同层次的空间）的宇宙观为基本思维模式，认识到感官对于现象的构成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生命与环境在微观层次的高度统一性及他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规律与不同表现状态均有深刻的洞见，因此可以不局限于当前现象世界的幻景，能以不断突破现有空间层次认识更深层次的真实世界为学习和证悟的目的。
中华生命科学不割裂天人关系（所以不存在主客分野的问题），使认识可以突破不同的空间层次，这是比西方实证科学更高级更精确的智慧体系。中华文化没有“测不准”这个概念，“测不准”只是西方实证科学对复杂空间的无奈式反应，不是世界的真实状况。中华生命科学从来不认为微观世界是测不准的，通过性命的修炼而突破现有空间层次，在不同的微观层次上都可以认识那个层次的空间实景，掌握其中的规律，所以，中华生命科学只有不断的层次突破，只有“法无定法”，而没有“测不准”。
②中华生命科学以广阔的时间链为认识背景，以生命的轮回转世之复杂状况为认识对象，注重探索生命的先天性因素，注重突破肉体感官的局限，开发生命本真的认识能力（不是肉体的观测能力而是灵体的体悟能力），所以可以认识更深层次的因果联系，真实反映生命与其所处空间层次的一一对应关系，从而揭示宇宙与生命的真实存在状况。
中华文化没有经验与先验的区别，也没有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分歧，更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所谓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这些都是西方主客分野后的思维模式在认识论上的必然反映。中华生命科学以道和法为指导，把生命和宇宙统一起来理解，以体悟体证的方式（而不是以观测分析的方式）求证宇宙在不同空间层次的不同真理，通过性命修炼使生命本体发生质变，从而突破现有空间层次的限制，达到对宇宙与生命的更深刻理解。
③中华生命科学以内证己悟的方式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以道的不同表现状态为不同层次的真理验证标准，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途径，不断同化道的属性、升华个体生命的道德层次，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天人合一”状态既是生命达到的某个阶段的修炼层次，也标志着生命对那个层次宇宙规律的基本理解与掌握，中华生命科学是人体修炼的科学，认识境界的提高是以个体生命道德层次的提升为前提的，因此，在认识论上讲究“知行合一”，走的是一条以道为标准自我提升自我验证的求知修性（也即求道修德）的内证己悟的科学道路。
由于修炼是个体生命自己的事，不是社会实践，因此，生命科学的验证方式不可能是社会实践；其次，个体生命修炼的状态其变化条件都是内在的，无法通过实验的方式外化模拟成社会结果，因此，生命科学的知识体系只能是个体生命的独有体验，而不可能成为大家都接受的社会经验；再者，修炼者所达到的层次所认识到的那个层次的宇宙规律只有另一个修炼者也同样达到了这个层次才能相互沟通、相互理解，那么以低层次的社会认可方式来考察高层次的性命修炼状态岂不是与蚂蚁想考察太阳系一样愚昧可笑吗？（生命层次的差距是认识世界时不可不考虑的前提因素，这也正是“法无定法”的精神之所系。）
中华生命科学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思维前提，以内修内证为研究方向，以生命与宇宙的统一性为研究对象，不但开辟了真正的宇宙与生命之科学，揭示了高层次空间及高级生命——神——的秘密，更可使人类道德提升，修出神性（也即佛性），返朴归真，回归自然！所以，中华生命科学才是人类真正的科学，神的道路是内证的道路，而不是外求的道路，神的秘密不会在对客观对象的社会实践中显现出来，惟有在对生命内在本质深层次的体悟体证中才能修出来。因此，西方的实证科学找不到神，认识不了神，又怎么能否定神的存在呢？实证科学认识世界的肤浅正如他们的“无限情结”思考宇宙的紊乱一样，实证科学与形而上学（哲学）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其中一种手段，其中产生的问题也是西方认识体系自身的问题，怎么能强加给世界本身呢？
以实证科学的思维逻辑和认识手段，根本无法理解生命科学的复杂与高级，今天的西方科学试图通过所谓的精密仪器来寻求道家所讲的人体经络与穴位（另外空间层次的人体结构），那只能是徒劳。顺着实证科学的道路走下去，不但会离神越来越远，其只重外部技术而不重内心道德的发展道路还可能导致整个文明的毁灭，所以它不是人类文明的正途。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科学（主客分野的实证科学）与西方哲学、西方神学（基督教神学是道德修炼之学，内含有主客一元，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一直呈现相背离的状态，到了近代只好以政教分离的方式来解决其间的思维冲突问题，神学传神学的学问，科学教科学的知识，彼此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状态。科学为道德的堕落提供技术手段，神学为挽救人心而提供道德资源；科学的发展加速人类的堕落，神学的传播努力维系社会的稳定；而哲学夹在这其中，试图为两个在思维方式上完全背离的认识体系做出某种程度的调和。现象学的诞生为二者的调和迈出具有真正意义的第一步，但西方科学体系整体思维模式的转变、完全回归生命科学的道路还有待中华传统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的全面复兴，须借“东学西渐”的东风，也许宇宙大法的开传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