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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意识形态安全状况不妙 ——重提「政治家办报」大背景揭秘
作者：綦彦臣，来源：良知传媒，文章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自按：
（一）【关于笔名】这是一篇发表在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4月号的旧文章。今天早晨，看推特资讯，发现“张谶@robechangymail ”的视频节目提到它。最早，大纪元、阿波罗、看中国、新唐人在新闻里面引述了这篇文章的观点。现在，来做个补白：我当时所使用的笔名是“雝振鹭”，源自《诗经·周颂·振鹭》。为此，总编张伟国先生还提醒我“笔名尽量通俗”。
（二）【情报意义】近两天，有体制内人士委托民主救国阵线发表一份题为“终结共产主义”的呼吁书，可以说从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本文的观点——旧有意识形态体系不安全了，使得相当多的人感到崩溃的威胁。或者说，不管说话水平、态度、策略如何，呼吁者期望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意识形态自新为切入点而推进实质性民主化政治改革，尽管这是我出于私人情报学的理解。
（三）【政治透明】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不仅仅是威权主义社会无法消除的公共政治需求，在民主社会同样如此。美国的里根总统遭遇伊朗门事件典型地说明这点。至于此前水门、此后拉链门无须引述。当然，公众知情权被压制从逻辑上有利于新闻业，所谓八卦消息其实是政治学建构行为结果。这篇旧文章里面有一些八卦因素，但总体上反映了意识形态失败的大趋势。
（四）【信息叠加】时值中国社会大抉择时期，本人（綦彦臣，原文作者）以私人情报“绝密披露”的形式来为呼吁书做信息叠加，目的在于推动不分体制内外的制度重置诉求之表达，尽管“恢复民国”那样的主张尚须学术论证——作为知名学问人，我不能要求呼吁书发出集体如我一样，“苛求文献，必挂学术”。无论如何，我在旧文重发之际，向他们表达我最真挚的敬意。
北京时间2018年8月28日上午，自按于古运河畔·含溪轩（新）书房。
习近平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而搞的「十日文革」，因遭最高层同事反对而流产，但拥习势力于心不甘，开始组织反击。比如，人民日报社长杨振武在三月二十一日发表八千字长文，阐述如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杨是习信任的资深新闻从业高官，他在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份离开工作三十一年的人民日报，到上海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两年半后，回到人民日报任总编；一年后，升任社长。虽然杨有三十多年的人民日报任职资历，但该报社内一九六〇年代出生的专业分子大多瞧不起他，原因是这位出生于一九五五年的资深报人是「工农兵大学生」。
杨振武在任记者部主任期间，混得了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在，此项资历颇遭讽刺，如有人说「跟习总一样，都是『工农兵』，肯定有共同语言」，以及「晚上几年，就成『天子门生』了」，凡此等等。因杨是二〇〇〇年九月至〇三年七月「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法学理论专业学习」的，习任该校校长的时间则是二〇〇七年十二月至一二年十一月，因此，若论归属，杨当是胡锦涛与曾庆红两人的共同「门生」。
雒树刚吹捧「两个巩固」
官场的隐秘说法是「由于河北老乡栗战书的帮助，杨振武才由上海调回人民日报并很快由总编辑升为社长」。杨栗二人不仅是河北同乡，而且还是石家庄市的同乡。栗原籍平山，杨原籍新乐，两县均属石家庄市，被指为新的帮派体系的「河北帮」尚有前中办副主任、二〇一三年四月转任中直工委常务副书记的张建平（平山人），以及前年底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转任文化部长的雒树刚（邢台市南宫人）。有传说张建平可能卷入了令计划案，但实情是两人积不相能，以致「令计划被调走时，他乐得大醉一场」。但书记处历来对中办不团结现象持极端反感态度，因此，杨被调离中办只晚令四个月。
高层的「河北帮」还处于传说状态而未有较为明显的成型态势，而且河北范围之内，以石家庄为中心的「南派」与以唐山为中心的「北派」历来冲突严重。其如现任河北省长张庆伟属于「北派」，以致与栗战书无法建立较好的沟通关系。「南派」中的雒树刚现在明确支持栗角逐十九大常委，也支持杨振武上位且两人是同年同月出生。最明显的是，现在杨打出「政治家办报」老口号、新诠释是有雒指导痕迹的。后者在二〇一三年九月诠释习近平「八·一九讲话」，将习的「两个巩固」全方位吹捧了一番，也大讲了一番「政治家办报」。
习近平「八·一九讲话」所说的「两个巩固」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雒树刚比较注重后一项，他担心网络舆论失控使中共与人民没了「共同基础」，极力主张加强网络整肃力度。雒的主张得到了习近平的高度赞赏，所以，在「十日文革」当中，主流党媒严厉指责任志强试图将人民和党的关系对立起来。
退休官员选「第二信仰」
杨振武或是为了投习近平所好或是在习授意下而反击「倒习联盟」的，其意识形态安全重点是放在互联网方面的，称互联网是中共执政面临的「最大变量」。对于杨的意识形态叫嚣，北京一位传播学专业人士讽刺说：「什么『政治家办报』？就他们一帮知青、一帮工农兵（学员），还有资格自诩为政治家？」与此讽刺之言互动的北京坊间说法则是，「他们要教育网民依法上网，太搞笑了。他们人人烂学历、假学位，哪来的能力『教育』别人呀？真不怕大牙掉下来砸着脚面！」
尽管外界对杨振武的「政治家办报」暨「意识形态安全」论调持有非常反感的态度，但是，中共今日确实面临意识形态全面失败问题。意识形态全面失败最主要征兆不在网络方面，而主要是党员本身百分之九十的有「第二信仰」，退下去的老干部尤其如此。据二〇一五年未完成的一份内部调研报告称：「司局级及以下离退休干部热衷『含有宗教信仰内容』活动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六十七；支持乃至加入各类邪教组织的亦有之（数据保密）。」该调研的简报本送到书记处，书记处建议政治局以不公开会议的形式讨论。消息人士说「多数政治局委员被惊呆了」。由官场流至坊间的消息难免有较大夸张成份，但确实，今年二月份中办国办联合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离退休党员干部不能信仰宗教」。
然而，今年春节后的情况反馈却让北京高层头疼不已：以湖北武汉开元寺为例，初一「抢头香」传统仪式参加者比前年增加了五点九倍，包括寺内游览人数达到五十五万人；以省外为主的外地人数纯增二十三万，依据入住宾馆身份证信息对其中一千位的政治身份在组织系统信息库随机抽查，发现「党员干部与家属达到七百一十人」。
习近平升级「唱红打黑」
虽然参加节庆期间带有宗教性质的祈福活动不能完全归入「第二信仰」，但它从一个侧面上说明中共以意识形态代替宗教信仰的政治控制政策是失败的，或会面临政治信仰崩溃危局。在杨振武从意识形态安全高度论述「政治家办报」问题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宗教管理机构及打击「邪教」的党委机构也在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调查内容以「各种邪教」对基层党员家庭的渗透为主。
其中一个十分有冲击力的案例是：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一位农村党员干部，夫妻二人均信奉「传福音」，主张有病不求医而以信仰做自疗；该党员有三十年党龄，信教时间已有十八年，而其妻则有三十年的信仰资历。消息人士披露称：「这几乎让自称『老家西安』的习近平无法入睡。」但是，通过重操毛泽东时代「政治家办报」之术可否应对意识形态全面危机，匿名评论人士只说了一句「又在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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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反右」的一大利器，它被「重新发现」不是雒树刚的功劳。最初是二〇一一年下半年，为了宣传李长春设计的文化体制改革，由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广电局长朱夏炎对毛的旧论做了新的历史解读。雒在朱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知识产权」包装并不算奇怪的事情，习近平也有类似的作为。比如，打倒了薄熙来而对「唱红打黑」的赞同态度未变，「十日文革」可视为第二次升级。再早一些时候，针对维权律师的「七〇九大抓捕」算是「唱红打黑」第一次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