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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亞娟: 辛亥革命前後各式主義與思潮及馬列來到中國淺談

2018年10月15日 1:52 PDF版 分享轉發

 

馬恩列主義到中國已一百多年了,它對於擺脫清朝封建皇權以後的中國有怎樣的價值與歷史意義,在現代的中國,從政府到民間都有不同的議論與說法,如果不使用強權壓制的話,這一直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問題。它對於近代與現代的中國究竟功用如何,是否對路,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題目。也是本文的重點與切入口。-——題記。

一種理論的產生與實踐,其實都是作為一種可供人利用的工具而存在的,用以改造改良社會及其文化,或用於謀取小集團私利。馬克思主義自產生之日起也不例外。它產生於十九世紀,用現代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它就是一首反觀工業革命以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警醒詩。它使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警醒並修正路線,分利於眾,呈現國家社會主義的勢頭。而它所設計的終極夢想則好象永遠無望到來,因為此學說自向大眾發布以來已經給人類帶來了改變。歷史的預言者從古至今很多,但真正言中者很少。為什麼?因為人類的動物性趨向。突發的因素太多。於是,歷史永遠充滿未預知性。正如許多歷史學家所言,歷史是不可預測的。無論多麼聰明有才之士,都會無奈地發出此感嘆。對於不可預計的未來,人們不是無知而是無奈。馬列主義在中國也不例外。

清朝末民國初在中國有影響的三大思想小析

 

作為所謂的封建幾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國,在公元1911年才對已經麻木于帝國王朝統治的多數中國人形成觸動,這裏所說的中國人多數是漢人。無論被誰統治,漢人還是異族,都是專制封建制度,而人們又被漢人的“國教”儒教教育成必須忠君並且忠實于自己出生的家族。可以說,在1911年以前,中國人的民族與國家觀念是很淡泊的,因為他們千年來醉心的是自己的家族榮辱,所有努力與鑽營就是為了光宗耀祖。家族以外的事務與榮辱,人們都漠不關心。中共的創始人及中國最早的馬列主義信徒陳獨秀說:我在28歲時才知道有國家有民族,國家民族的概念也是在十九世紀末才來到中國。而1911年,孫文等等人的推翻異族與封建帝制,建立西式民主政治的辛亥革命,才從根本上觸動了中國人的家族宗法制度。我家以外有國家,國人猛醒,被封建統治者壓迫很久的求知慾被激發了出來。但是,西式民主與自治的觀念在中國當時的文化土壤中是薄弱的不成熟的,它在不斷地與形形色色的封建專制復辟鬥爭中顯現出權利分散與效率低下的不利,地方自治與軍閥林立的現實又與中國曆來的戰國狀態雷同了。既然是戰國,當然各種思想與思潮的交鋒是難免的。在十月革命前,孫中山從西式民主借鑒而來的三民主義,以及漢人的復儒復漢而提出的五族共和共同擁有一個中華民族概念的主張,西方當時最流行的無政府主義,以及主義等等,構成了民國最初的思想潮流體系。這其中,馬克思主義位居末席。這是有原因的,因為,中國當時要處理的是民族矛盾,漢人推翻滿清統治,渴望繼承清朝打下和佔領的全部國土江山。但是全國各省面臨聯省自治獨立與,兩種選擇。獨立各省,意味著國家的分裂,西藏新疆等等鐵定獨立出去,寧夏雲南也許也不再屬於中國。江山再次回到漢人為主體統治者的手中,但很快不會再聽大一統的中央的命令,而是作鳥獸散啦。孫中山參照政治搞出的三民主義,雖在民中初年得到了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的認可與推行,但當時漢人重獲天下執掌權,除了搞民主政治建設以外,國家與各民族的分裂問題也就在眼前。漢人當然會深情地回望漢唐,期盼繼承清朝打下的國土,而不是讓各民族自立。那麼,怎樣才能名正言順地接收西藏及新疆還有東北等等的各大族呢?袁世凱與及當時的一大批學者, 經過慎重考慮,拋出了一個中華民族的名詞與概念。同時提出一個五族共和的觀念。漢人,滿人,蒙古人,藏人,新疆維吾爾人(或別的當地居民,但唯族是大族),原有清朝國土內的五大民族,被這一新概念統一歸納入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中。中華民族,是一個包含原有大清版圖所有國民的居民的概念,有了中華民族這一詞,就可以憑此對抗分裂,完整以秦始皇的大一統兩千年來的中國專制政治觀念,這次以漢人為主導重新統治清國土下的中國。當然,概念及思想這一些想象之物,歷來就是用於為達到利己目的地師出有名的工具。這不是漢人的發明,凡人類都離不開這個共通性。從漢人重新主掌中國統治權的角度出發,袁世凱與梁啟超,以及當時的正在從舊式中國文人向新式知識份子轉型的眾多學者智識者,都認為中華民族與五族共和的政治提法與名詞可以團結多數人,防止東北,西藏,新疆這三大塊國土版塊獨立建國。中國自秦始皇以來的大一統觀念,兩千年來形成習慣,分分合合,始終中國老百姓認為合才是正理,所以野心者一直以此為戰爭與攻伐借口,讓老百姓中的不幸者生靈塗炭。這其中既有漢人內鬥,也有民族間的戰爭與械鬥。從大一統的中國兩千年正統政治觀念來說,這是沒有錯的,於是深得民國初期多數漢民的支持,而漢民又是清朝國土內生活的多數居民,於是,中華民族與五族共和,得到了支持也加強了至少是多數人的向心力。

 民國初,中華民族五族共和的概念,再加上孫文等等所提倡的三民主義民主政治理念,是公開的主流思潮。這是在表面上大張棋鼓宣傳的。而在當時,確有馬克思主義的書流入中國,不過,它更接近於幻想的空中樓閣,對於幾千年講求實際實效的中國人來說,還不是應時之需。此外,與它更接近的一種比民主政治還要講求自由與解放個體人性的政治制度設計,就是當時也同步在西式民主國家中流行的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又名安那其主義,在古代發源於古希臘。是一種古老的西方哲學,政治學與社會各種實踐活動的組合。無政府主義思想在古代發源以來,除了哲學思考,對於政治與現實社會的最大述求就是,消滅政府,因為政府也是強權壓制個人的一種方式。不要政府,個體平等自由地以契約聯合在一起,實現個利的最大化,這是無政府主義者在集體層面上做出的思考,史稱無政府集體主義。除了個人信仰,在集體與社會運作層面,無政府主義不是要社會混亂無序,而是實現人們間的最大個體合作與高度自治。無政府主義的追隨者篾視任意形式的絕對權威,包括一向表示對公眾利益與需求負責的政府。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個體的高度素質教育能使他們之間可以非暴力強迫地完成分工合作與做事。無政府主義在十九世紀分化出兩大流派。一,資本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為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 他在1840年出書《什麼是財產?》中,形成了現代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創立,發展出了一種以自發性秩序為根基的社會學理論,稱為互助主義。在這種社會中,沒有類似政府的中央控制機構,個體得以依照各自意願地追求他們自身的利益。普魯東對於資金本主義,國家與既定西方宗教制度的反抗啟發了很多後來的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指出:“我們應該從哪能哪裡找尋對抗國家的制衡力量?只有財產才能辦得到。完全的國家權利是與完全的財產所有權利相衝突的。財產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力量。”要人們擁有真正的財產權,發展資本主義就是通往人們高度自治與幸福的必經之路。然而,普魯東反對資本主義的僱用勞動制,他進一步地要求勞工們將他們自發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民主社會,在這個社會,所有成員享有同等的身份。普魯東的這一思想影響了法國勞動階級的運動,他的追隨者們在1848與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十分活躍。

在普魯東之後,克魯泡特金被認為是無政府共產主義的重要理論家。共產主義其實發芽于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此多有借鑒,這是不爭的歷史史實。例如,克魯泡特金在描繪他的經濟理想時,認為合作比資本主義的競爭更重要,他主張借人們自行“沒收全社會財富”來廢止私人財產,並以一個由人們自願組織,無階層分別的網路來協調經濟運作。他主張在無政府共產主義的世界里“房屋,田地和工廠都不再是私人財產,而是歸屬於公社和國家。”,他指出,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目標就是“收割和製造出的產品分配給予所有人,讓每個人自由的使用他們。”但所有的前提是人們自願加入。然而,克魯泡特金的觀點卻受到另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的厭惡,因為他們討厭將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融合,認為廢止私人財產是和自由不相容的。無政府主義者本傑明在他的書中批評無政府共產主義是“假冒的無政府主義”。所以,,馬克思除了《資本論》的著述更詳盡地建立了近代以批判資本主義巧取豪奪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學科外,多數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與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雷同。他是在無政府主義集體運作的層面單獨提取出一些運作集體事務的方法,進一步地提取出一些東西,然後將之歸納為後世所知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1848年,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者共同促成的歐洲革命受到嚴酷鎮壓,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聯合了歐洲當是的各種反資本主義的流派,其中有無政府主義者,英國的工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卡爾馬克思是第一國際的領導人,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1868年加入到反對馬克思的行列。於是,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正式絕裂,巴枯寧成為了近代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他批評馬克思的理想為獨裁主義,並預言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如果奪取了政權,必將變得和他們所反抗的統治階級一樣糟糕。以上是清末民初,無政府主義,主要是巴枯寧主義傳入有著巨大思想空檔的中國,受到從西方或留學歸來的不少中國知識份子歡迎的原因。在當時,中國有很多受西學影響的學者智士都熱棒無政府主義,對它其中的個人自由部份及自願共產的部份都十分欣賞。他們嚮往西方的科學與平等,嚮往中國人從專制王朝走出后也能像西人那樣也擁有人權。

然而,在民國初年,孫中山仿西式民主政治所創立的三民主義,袁世凱與梁啟超及當時的一大批學者所發明的中華民族五族共和主義,以及受廣大學人含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土著知識份子推崇的無政府主義,三大思想衝擊著剛剛從王朝專制中擺脫,並剛剛被注入西學的學人所接受。當然,孫文與袁世凱等北洋軍閥的權力之爭,漢人反西藏與新疆及東三省獨立的爭相接收活動,不過,這是由各種有勢力且立場不同的漢人去爭相收買,誰都想當那個時代的中國正統,而誰都難以戰勝對手。於是,各種思潮在多災多難的炎黃大地上如野草一般蔓延 。這是又一個春秋戰國在中國的出現,王朝間隙中的難得標新立異實踐王朝以外政體的機會。不幸的中國人或稱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是否會把握住呢?多種的新選擇讓人們眼花繚亂,還來不及做出具體的反應。三民主義加五族共和?三民主義加無政府主義?選項多樣,而基於不同選項的內鬥內戰也在轟轟烈烈的開展之中,誰也不能說服誰,誰也不能在內戰中佔據壓倒性優勢。

就在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消耗削弱了俄國尼古拉斯沙皇的國力與王朝掌控力,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依託的列寧主義,在當時的俄國勞工和農奴窮苦人因有效煽動而得到歡迎。俄共向正在忙於對外打仗的俄國沙皇背後來上了一刀,帶領窮人造反,推翻了沙皇的統治,成立了蘇維埃。這就是所謂的“十月革命”,時間是1917年11月7日,俄國儒略曆10月25日,可以算作俄國的舊曆十月。西方的無政府主義理想以及俄國嚮往無政府主義的人士有沒有參加到這場革命當中呢?不得而知。但是,不是巴枯寧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俄國消滅了封建王朝,取得到事實上的成功,這讓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得到了神化與信服。很多中國反帝國反封建,無政府主義的理想者只是在嘴上或書本上說說,並沒有人用其將理想與行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所以只是哲學與理論上的空想。而作為第一國際領導人的馬克思,其理論與主義經列寧為實踐之需加以加工,在俄國取得了實踐的成功,共產主義突然降臨了人世,成為地上天堂的可能性成為事實,這如何不叫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不大火?中國後來宣傳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布爾斯維克的勝利,為中國很多仇恨封建專制,對西方憲政民主及對孫文粗劣仿製西式憲政的三民主義不滿的知識份子及熱血青年帶來了改造當時紛亂中國社會的另一種更有激進更有效的方法。中國人拜神最講求實用與實效。列寧與蘇共在俄國的成功,在中國招來了趨利者者的熱捧。對此,原主張君主立憲的梁啟超,以及比他年輕的歸國知識份子蔡元培,章太炎,胡適等,對於共產主義在沙俄成功的事實也有些啞然。正在這當口,秀才出身的北大教書匠陳獨秀與李大釗坐不住了,陳獨秀與胡適等在十月革命前在中國辦《新青年》吸引了無數對國家命運抱以強烈憂患的中國青年,其中就包括後來以馬列主義為招牌和政治理念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能成事的理念就是好理論,尤其是對於只講求近功與實效的中國人。

在1919年以前,袁世凱等等清末北洋軍閥及中國東北及西藏新疆,及原有的各省勢力,對於三民主義的政治構局表面上是認同的,用中華民國的年號,像模像樣地在大多數的原大清國的領土上流行,三民主義的民主選舉形式得到了形式上的遵從,至少袁世凱雖為清朝官員,在民國初年也是以議員選舉的方式上台成為袁大總統的。西方民產政治的基本儀式在辛亥年以後的十幾二十年間是得以在中國實踐的。畫貓畫狗總是在依樣在畫著。但是,當時較三民主義更早的西方民主政治,在剛脫離異族及封建王朝專制懷抱的中國廣闊的大地上,傳統政治的內鬥與民主形式的消耗是顯而易見的,關鍵問題都在於人們的素質與其理論在中國的根基時間太短,思想精髓沒有深達中國知識層及老百姓的內心,多數人還認為是傳統皇權改朝換代所引進的新的套路罷了。於是,民國初年的政治是表面民主的,也是實際混沌的。你方唱罷我登場,民主建國的表面宣傳,軍閥與割據的王朝歷史套路,誰都高談闊論,誰都見縫插針找理論找事由自立門派地想上台。所謂拉虎皮作大旗, 無論是康有為的“復儒論”,還是孫文式三民主義,還是無政府主義加中華五族共和,還是各省以民主建設家鄉為理由的各省獨立式聯省自治,還是李大釗陳獨秀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還有其他諸多真正響應西式民主或藉以搞分裂割據的種種口號與現象,都是民國初年的真實存在。存在即真理,因為它一定擁有存在的擁眾與和之相匹配的社會心理。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成功降臨中國,從中國人的實利心理學出發,是偶然中的必然。為什麼中國共產主義愛好者,同時也欣然接受了列寧主義呢?當然是列寧主義用對現實世界的改造實踐成功,搞出了實體共產主義組織蘇維埃,從而讓理論層面的馬克思主義得到了認證與光大。

綜上所述,中國民國初年的的思想脈絡,即如下,康有為“復儒”仍然立君的“君主立憲”式民主,孫文借美國共和民主而自造的五權分立制“三民主義”,西方比憲政民主更為激進的含有共產主義空想的無政府主義,以及直接只接受無政府主義中共產成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有隻接受美聯邦各州自治成分實則實現各省獨立割據的,受到各地方軍頭熱捧的“聯省自治”。西學各種流派在中國民國初年之際,擾亂著王朝漸去,頭腦出現空檔的國人。民族問題,政治制度問題,國家利益,個人自由等等,公益,私慾,衝擊著當時的人們。但是,十月革命成功,讓中國人實實在在地見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魔力與潛質,為以後它來到中國被加工實踐工具爭取到初步的人心。

馬列主義1949年以前在中國的實踐與實質小析

  這裏主要要討論的是馬恩列主義在1919年至1949年之間,在中國實踐的某些實質,所以,不作過細的史學展示與事件描述。

   中國的共產主義小組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就有了,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以後,馬恩列主義在中國受到了上至當權者下至普通知識份子的廣泛重視。孫文的“聯俄聯共扶助勞工”三大政策,說明了他受到蘇俄的影響很大,這也是出於實用出發,俄共在俄國的成功讓很多沒有在本國取得絕對成功者眼紅。這其中就有“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首先,孫中山已不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了,大權已歸於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與各地各省的督軍和軍頭。沒有實權的他很失落,想找到外援,有實力的俄共與符合條件。從本質上來說,從尊重財產私有權出發,進而促進西方各國進行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發展的西式政治民主制度。而眾所周知的法國大革命與英國的光榮革命,都是西方資本主義形成與發達之後,對於封建王權的挑戰,擁有更多私有財產的平民資產階級,想要更多的政治地位與權勢以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而法國盧梭的“天賦人權”理論,就是這樣的需求中應運而生的。當然,這種“天賦人權”往往是弱勢群體想把強勢群體拉下馬的理論工具。人們只能追求相對的公平公正,絕對地在人間建立天堂的任何想法都會落空與製造更大的人間悲劇與不幸。在這個問題上,西方歐美現有的已成形的民主制度比馬恩列主義有著先天的優勢,因為它是在平民與國王的鬥爭與妥協中降生的。法國大革命殺了國王,又迎來了一波又一波的暴民運動,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領導人羅伯斯皮爾也被送上了剛殺國王王后的斷頭台。再後來軍頭拿破崙武力上台,結束了一片亂相,但專制與獨裁再次降臨法國,什麼第一帝國第二帝國。在當年的法國,人權論鼻祖盧梭,讓很多人找到了打倒王朝的理由,卻沒有將真正的民主與公正自由帶到他的祖國法國。相反,在英國,工業革命后支撐著富有的資產階級,他們擁有巨大的財富,但在原有的王朝統治模式下顯得朝不保夕,於是,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展開了一場“光榮革命”,就是與國王展開一場利益分割式的談判式“革命”,迫於資產者強大的財力與綜合勢力,英國王室答應“改革”,經過談判與妥協,英國王室退出實權保留名份,即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初形態。英法兩國的革命事實證明,以暴易暴,多半會招致新的專制與暴力,法國的失敗與英國的成功,也再次強調了人類之間對契約精神的共通與尊重,是促成人類矛盾化解與重新合作的重要基礎。

   其實,嚮往世界大同的共產成份,在千年來在西方政治與哲學文化當中,無政府主義也包含著不少人們對於公平社會的嚮往與追求,這一點也是近代的西方政治民主對於相對公平的追求理念相符合。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早在古西臘時期就有,是古代人對於人類之間的公正平平等的希望與述求,這也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老子的思想相合。老子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講的就是那些強人或聖人們為求名利,發明各種理論去洗腦他人將之趨為己用的事實,所以,老子的政治與社會理想就是“小國寡民,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與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所提出的政治與社會秩序述求何等相似?無政府主義的共產成份,再加上馬克思的《資本論》對於資產階級對於剝削的詳盡分析,再加上俄共及列寧主義對俄國沙皇的各種暴力革命手段,以上幾點要素對於1917至1949年間的中國社會及其動蕩影響深遠。

   回到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孫文仿效英美民主制度的“三民主義”,開始了整體的左傾,蘇聯成了中國當時沒有軍援的各政治家或野心家的重要合作夥伴與理論輸出對象,孫中山如此,陳獨秀李大釗等等新成立的馬恩列主義學習小組更是如此。具體歷史只能簡述,在此主要是論其實質。孫中山陳獨秀表面上信奉蘇聯,主要是俄共成功通過革命掌握了國家和國家資源。為了實際的錢物與軍事援助,孫中山重建國民黨,並展開了與名為“馬恩列主義學習小組”實為政治組織的各方勢力的競爭,但這裏面並沒有包括太多已有實力的各地軍閥。1921年中國的成立,由各地“馬克思列寧主義小組“直接更名為在野政黨,是時間與經費外援的成熟吧。沒有錢的政黨不能稱其為政黨,因為它根本不會在社會實踐中取得實際的成功,所以只能算成“學習小組”。1919年的“五四運動”,所謂反對戰勝國“巴黎和會”及“二十一條”對中國的欺負,尤其是反對袁世凱已簽的“二十一條”,實則是孫中山及各方非北洋軍閥等割據勢力在袁世凱最難堪的時刻挑事,這其中也少不了李大釗等共產主義者的活動。多方在當時中國不佔絕對正統的勢力的同時發難,最初見之於北京的學生運動,後來全社會各行各業均參加了起來。中國共產黨在成立與一大前就是學生運動的高手,能力非同一般。李大釗陳獨秀們在北京大學的許多學生,都成為了以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骨幹,其中傑出的“五四”時期北大學生張國燾等,還有在北大當圖書館員的毛澤東。具體歷史不細述了。

袁世凱倒台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復辟封建帝制,這在同樣擁有地盤與軍事實力的各新舊軍閥看來有點狂妄自大,舊的清朝正統已逝,一般一樣的臣民出身,誰是高過眾人的“真命天子”呢?於是,有槍便是草頭王的中國封建式變亂時代再次降臨不幸的中國。1919年以後中國的主要鬥爭,有幾個方面,現作概述。一,孫中山及他的主要自稱“三民主義”的後繼者汪精衛與蔣介石,他們接受蘇聯軍事及物力援助后成立了自己的軍事組織“黃埔軍校”,雖然也與蘇聯基於“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為理念的,也接受蘇聯經費的中共有爭寵的競爭關係,但是隨著中共地盤與勢力的擴大,民國後期才上升為主要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以“三民主義”式西式分權民主作為政治理念,但它在孫中山死後強調對人民與國家實現民主的過程要有一個過程,這一過程要由國民黨來“訓政”,即是教大家怎麼民主再將國家政權交還民眾。於是,這種有槍來維護的“民主”政治其實也是國民黨想一黨獨裁的面具而已,與國民黨競爭,當時的中共採取的是口頭要求民主,實際更為暴烈的革命方式。在1927以前,陳獨秀這類知識份子中共書記,因為沒有在蘇俄面前競爭爭寵過國民黨而被要求下課了。陳獨秀下課,因為他不太贊成中共的以暴易暴,而是想追求英國“光榮革命”那樣地各黨派與各利益述求者的合作,談判與妥協,以達成民主制度加上共產主義所謂對於勞工民眾的一些許諾與述求。英國民主的實現方式比法國成功,法國革命的以暴易暴雖帶給人們民主的啟蒙,但最終帶來新的專制,這是所有人類社會改革者所要注意的。陳獨秀先生有沒有注意到這個?答案是肯定的。值得一提是著名的共產黨人李大釗先生,他死於北京主政的軍閥之手,一個重要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搞“馬列共產主義小組”,而是他除了經費外還想聯合蘇聯軍力佔領中國的東三省與北部,好使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真正取得自己的地盤,這當然與已佔據那些地盤的中國軍閥利益對立啦,李大釗先生曾指出“思想的自由是不能受限制的,凡想限制思想自由者最終都會失敗。”,然而,空想是不致命的,從空想到實踐卻是有可能致命的。這一點即使今天為民主在實際中實現的奮鬥者們也要注意到的。有奮鬥就會有犧牲。二,國民黨與當時各地軍閥及中共的鬥爭,這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的主要社會矛盾。雖然國民黨與中共同是受蘇聯支持的“一枝上開出的兩朵花”,但當時的蘇共更看重國民黨,相信支持它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戰略利益,如遷制日本及英美各國在中國本土實現自己最大的影響力等等。然而,別忘記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理念中包含有西式民主政治的成份,國民黨強調它暫時專制的目的是為了有一天還正於民在中國實現西式民主,這點與蘇共想在中國培植自己附庸的宗旨相違背,所以,蘇聯為中共培養人才與給予的財力物力及軍事支持越來越大,王明等共產國際專培的馬恩列主義人才,回到中國並佔有了主要權力。就在中共的蘇聯勢力與地方土著傳統山頭勢力的內鬥之際。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與地方軍閥之間的明爭暗鬥爭呈現出白熱化趨勢,簡而言之,國民黨在中原大戰中勝出,雖然也在想消滅同樣由蘇聯支撐的競爭對手中共,但是雙拳不敵四敵,只有眼見而力不足。雖然同樣受惠于蘇聯,也有在中國實現源自無政府主義理想的公平問題 ,國民黨與共產黨對於實現中國土地革命的方式是不同的,國民黨當時的土地革命問題較溫和非暴力,以國家從地主手中贖買回來再分給無地農民。而共產黨則披著馬克思主義中為無產者爭利益的毛皮,作粗暴的方式對地主進行剝奪,搶過他們的土地分給無地者。這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你想一勞永逸的公平只會帶來新的不公。對此,溫和的修正與改良之心是應當的,這種實踐的真知值得所有追求政治理念者的高度重視。歷史的教訓,人命的教訓。

然而,當時連年混戰對老百姓的傷害太大了,大量的赤貧農民與流氓無產者構成了中國的無產階級,他們沒受到多少本來就沒有多少力量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倒是受到中國傳統宗法家族制度下的“土豪劣紳”的欺負。有地有民團保衛,當時的中國大地主與既得利益者是幸福的,他們可以接受國民黨提出的贖買的土地政策,但卻堅決保衛自己的利益,與中共發動的農民暴動對抗。赤貧者均無隔日之糧,人至窮則無恥無畏。中共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得到了大量農村赤貧者的支持,它成立了地方蘇維埃等以實現中國共產主義為由頭的割據地方政府,有了實際的地盤與財力,在1937年以前,成為了一個披著洋理論外皮的中國割據山頭勢力。在這一點上,蘇聯的支持與中共尤其是毛澤東等等領導人的能幹是不可或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他們手中的工具,與洪秀全打著拜上帝教的名義造滿清的反一樣。打鬥是難免的,但是師出有名也是必要的。

   從1927年起,同時受恩于蘇聯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開始分道揚鑣。這其中有利益與地盤之爭,也有最終治國與政治理念之爭。國民黨最終是要通過“訓政”,想在中國人在它的“指導”下完成西式民主的訓練,然後還政於民在中國實現西式民主政治制度,至少國民黨與軍閥一樣割據卻有著追求公平公正的表面理由。而共產黨在此時也在追求武裝割據,口號是為了向蘇俄學習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兩種理想都是來自於洋人,與洪秀全無本質的差別。中國百姓對洋玩意是有隔漠的,因為有前車之鑒。其實,國民黨分共后,國民黨忙於與各地軍閥大戰以求統一中國,共產黨則在佔領區搞土地革命,國民黨與各地上層階級如紳士地主的利益聯繫與交換更頻繁,而共產黨則以武力搶奪地主的土地分給窮苦無地者,與中國農村的廣大赤貧者利益與交流關係更多。當時的中國,民國軍閥戰禍讓很多中國百姓流離失所更加貧困,對於明天就要餓死的人來說,誰從天上給他們掉餡餅他們只有接著。所以,共產黨在中國貧困人口更佔大多數的農村是佔有極大根基的,這一點是它武力保障土地革命取得成功並一直沒有被國民黨和其他各省軍閥剿滅的重要原因。國民黨在農村輸在其土地政策的人性與溫和上,不能解決大多數貧困失地人口的應時之需。

   中原大戰結束,國民黨在名義上一統中國,開始大力抓經濟搞好建設,中國的資本主義在1927到1937這十年間在大城市得到巨大的發展,城市如馬克思所述的無產階級也多了起來,共產黨也深入到當時的各工會之中,但沒有多大的舉動與成就,工人起義多半被鎮壓。中國一統是西方各國與蘇聯與日本不想看到的,因為它們在中國都有著割地而據的各國利益與戰略。蘇聯在國民黨尾大不掉之後,全力扶植其利益代言人中共。日本則開始大舉進攻中國,搶佔眼紅很久的地盤與資源。自古好的地盤與資源能者居之,日本就是當時離中國最近的能者。史實不詳述了。日本進攻中國以後,國民黨只有與各地方軍閥與中共全面講和,中共得存,別的軍閥也要保住他們吃進嘴的地盤,中國總的民族矛盾總體歸於與日本的民族與國家矛盾之中。

1937到1949年的中國抗日戰爭史不多述了,總之是中國的國民黨為主導,在得到美國大批外援等等原因后,日本投降,國民黨開始接收中國的被日佔領區。當然也是在美國的大力支持下,而美國支持國民黨的原因是國民黨宣布要走美式政治民主的道路,而且在日本人投降后,已經在形式上像模像樣地搞國大選舉等等,一個美式民主的中國比較符合英美在中國的利益。如果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中做對比,無疑國民黨是民主派。而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實踐證明,它是專制的,而在中國,它也是一張要求民主的皮。

1945年到1949年的國共內戰,不是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國的神仙打架,而是中國老百姓到底選擇不能直接食用的民主形式,還是選擇可以更快通過法不責重的搶奪方式更快地擁有土地與財物。土地革命,許諾通過暴力方式將他人的財物再分配,中國古老的均貧富理念獲勝。中共勝利了,是中國古老的均貧富造反方式的勝利,除了披上馬克思主義的洋皮外,激進的土地政策,是中國共產黨得到中國多數人口支持從而勝利的原因。中共勝利了,但不是馬恩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馬克思主義1949年以後在中國的實踐及實質

  

一,1949年至“文革十年”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實踐實質

 

  中共成功以後,的確也想名符其實,它仿效蘇聯的共產主義實踐方式,並認為蘇聯的模式即是無政府主義及馬列主義在世界上能夠從空想到現實的唯一選擇。以下將不偏頗地進行一些分析。

   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共產黨也是有心遵照馬克思主義所述的步驟先搞社會主義再過渡到共產主義。中共在半個知識份子毛澤東的帶領下,開始了從空想到現實的盲人摸象活動。半個知識份子身邊可集結的都是半個知識份子,即便很會中國傳統權謀與內鬥,但對於洋理論在中國的首次實踐當然也沒有絕對的把握,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從那時起就已經開始。從四十年代末到抗美援朝的土地改革時期則到後來的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大陸的各類革命就沒有斷過,十幾二十個運動下來,活下來的人都成為了老運動員。歷史不詳述了,只言本質。運動的實質是與所有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人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殺怕一切異己,統一稱之為“反革命”,反對我們革你的命。方法是殺掉和長期收監。具體一點,1957年,土地改革與,以及公私合營以後,在農村,多數農民分到了土地,原地主或殺或看管勞動,中國農民多數人在那時是支持中共政權的。管它啥馬克思主義,有實際的利益甜頭人才跟你走。這一點,從孫中山三民主義推銷西式民主制度就是這樣,正因為他不能給當時素質低下的國人許諾實際的東西,民主制度下光剩下選舉的空皮,選擇人來為選民做具體啥事不詳,這才與當時的中國農村與城市多數民眾脫節。這一點十分重要,歷史之鑒。

1,   土地運動。德國人馬克思可以號召資本主義大城市下的無產階級造資本家的反,卻從沒有指導誰在農村有效地造地主的反。所以這一運動純屬中國人積累歷代王朝造反的經驗而成,是中國土生土長卻十分有效的“均貧富”的由頭做的事。所有,土地運動與馬克思思想無關。是中共的獨創與吸引隨眾的“殺手鐧”。

2,   五十年代初的與抗美援朝同時進行的“三反五反”運動與“公私合營”運動。一此運動城市農村同步進行,尤其在城市中,反對資本家在背後搗鬼耍花招,要將他們的血與元氣擠干用於國家戰備,以及沒收城市大中資本家財產,並讓小資本家交出企業的所有權與國家搞合營。這些是基於馬克思主義在百多年前的理想,同時也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理想。這一點上與當年蘇聯對付俄國資產階級的方式相似,但列寧們當年主要沒收的是封建王朝即羅曼諾夫王朝及其貴族的財產,這與馬克思等等共產主義者在理論上的論述不盡相同。實際上,馬克思針對舊歐洲資本家的革命,在別的地方已經演變為各種形式的“均貧富”,即是號召人們帶著各種理論的面具進行被許諾為“合法”的搶劫。人性之惡與貪被光大化。回到中國,所有大大小小的私營業主與資本家開始失去了財產權,被動地與平民一樣做活謀生。

3,1957年的“反右”與“大躍進運動”

至今還有一些當年的“右派”存世,他們對於當年所受到的長期迫害念念不忘。不作細節多述了。實質上,這些人當中既有原資本家剝削階級,也有全身心如過去宗教般誠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戰士”,以前也是同意“共別人的產”並做過“共產工作”者。大鳴大放之下,被壓緊的彈簧總會反彈。被壓迫的剝削階級是如此,而尚存有一點為老百姓負責的原部分共產者也對過去的所作所為有一定的反思及言論。當然,這其中有不少的當權者之間的權利鬥爭。總有勝負,談不上無辜。不少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皮去給他人扣上“反革命”或“右派”的帽子再加以打壓。人類的鬥爭向來如此,中國人的陰謀陽謀來如此,但的確與馬克思這位共產主義的空想家無關。他提出想法,俄國與中國人負責實際發揮。

中國的1958年“大躍進”運動,有成立人民公社與大鍊鋼鐵兩大內容。成立人民公社,在實質上是中國傳統的天下莫非王土的過程。農民剛分到的土地還未高興幾天,就被權利者以集體勞作的名目拿回去。國共內戰時車輪滾滾支前的老農民們還是太天真,被聰明人騙啦。當然會被騙,因為世界本身就不公平,有人勞力有人勞心。勞心者治人,他勞心的工作在於編排新的理論,能夠學以致用騙得到人為自己賣命。農民敢不同意?但是,這個人民公社會確實是向蘇聯人學來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己的創造性也一般。至於說,人民公社會在後來“放衛星”“餓死人”,都是盲目套用書本理論,或權利者自己無知盲目樂觀所造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實驗田中,有損失必然的,但是為此付出代價的農民並不無辜,因為,同意搶劫,就是同案犯。人民的選擇,人民也要負責。共產主義的空想,這個夢迷住了馬克思,也迷住不少俄國人中國人。馬克思寫出《資本論》解釋了資本家剝削者的巧妙與邪惡,但是,無產者去殺人搶劫,不是同樣邪惡?法國大革命的輪迴,中國王朝觀念的輪迴,何其強大。暴力,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也許談判與達成契約才可以。“大鍊鋼鐵”的目的是趕超英美等發達西方國家,追求政績是所有民選與非民選統治者必需要做的事,不過,為不當政策付出代價的是平民,民主選舉上的當權者會被趕下台,而暴力加騙術的專制者卻用暴力控制,不許他人從自己發明的主觀空想中醒來。這就是當年“大鍊鋼鐵”的的實質。

4,自然災害與文革。蘇聯對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世界的操作有了巨大的發揮,受蘇聯培養與支持的中共一向也是照貓畫虎。人民公社與大鍊鋼鐵在中國農業上的損失與失敗被隨口歸於那幾年的自然災害,這不是好聰明地說法但卻被武力維持著說法。但是,民怨太大也是會動搖統治的。於是,在文革的前幾年,廬山會議等抓出了一批對毛澤東獨斷不滿的人士,因為他們有時會憑著良心說點實話,發布對中國盲目向共產主義冒進的黨內嘮叨。這些,在中國千年王朝統治看來是向皇權的挑戰。於是,彭德懷劉少奇等被批判打倒。因為中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從來就不講什麼民主,只講對利益集團整體利益及對皇帝的服從。沒有皇帝?為什麼讓人民喊“萬歲!”。共產主義加上皇帝,還叫什麼平等大同?

        十年“文革”,本質上講是中共高層群體反對毛澤東個人大權獨斷,以及毛澤東搞群眾暴民運動,清洗異己的過程。所謂當權者走資派被打倒,獲勝的是毛澤東而不是廣大紅衛兵與文革委員。因為,紅衛兵在失去用處后,被發配農村,加入沒有自己土地與自由,只能當苦力的中國現代農奴行列。十年文革,在權利上毛澤東成功清除了對手,還清洗了自己的接班人,儘管寫入黨章,但是皇帝在死以前一直都是孤家寡人,權利從不讓他人在自己死以前染指。這十年的實踐,都是掛著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皮,行中國傳統封建王朝內鬥之實。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無關,也與學蘇聯無關。

二,1978年至今的純馬克思主義實踐缺失

     1978年,原來的走資派鄧小平復出並上台,他提出了“包產到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了。但這是對於過去幾十年學習蘇聯式馬克思列寧主義失敗的一種變相的承認。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人間的失敗,對於將從人民手中搶奪與欺騙去的部份人權還給人們,卻被講成一種上對下的恩賜,是我主動法外施恩開點口子,你別高興過頭以為是我的對手。令西式民主制度與無政府主義者珍愛的財產權還是得不到有效的保護。於是,1978年至今,人們只是在原共產主義當權者的施捨下走著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所以,1978年以後,雖然不斷在更新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搞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但是,掛著羊頭賣狗肉,當權者與無權者均心知肚明。歷史還走不走以暴易暴的回頭路,中國人何時才能不被各時代掛著各色羊頭的“聖人”利用?的確,很難講也很難過。

   1978年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中國,沒有實踐。王朝過去一百多年,從素質到理論,中國還是沒有長進。證偽了馬克思主義,但願我們能夠有不走前人輪迴的時代創造吧。最好,不再以暴易暴,因為光鮮是少數人的,痛苦卻長久地加在大多數人的身上。

——《縱覽中國》首發 —— 轉載請註明出處
縱覽中國刊登日期: Sunday, October 14, 2018 關鍵詞: 辛亥 思潮 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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