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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光傳媒 | 胡平：解讀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 ——寫在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獲獎10周年
由％s發布 | 10月 10, 2020
轉自：www.ipkmedia.com , 旨在為讀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今天，2020年10月8日，是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獲獎10周年。這裏，我再來談談我對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這句話的理解。
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這句話，引起兩極化的反應，一方面是廣泛的讚揚，另一方面是猛烈的批評。有批評很正常，只不過有些批評是基於對事實的無知或漠視，基於對劉曉波這句話的誤解乃至扭曲，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我沒有敵人」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敵人」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敵人」可以是指「以敵意待我之人」，也可以是指「被我以敵意相待之人」。在很多情況下，敵人是相互的，敵人就是彼此為敵：你把我當敵人，我也把你當敵人；你以敵意對待我，我也以敵意對待你；你恨我，我也恨你。但也有這種情況，即：你把我當敵人，我不把你當敵人；你以敵意對待我，我不以敵意對待你；你恨我，我不恨你。
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顯然屬於後者。劉曉波在《最後的陳述》里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劉曉波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中共當局把我（劉曉波）當敵人，以敵意對待我，恨我，而我不把中共當局當敵人，我不以敵意對待他們，我不恨他們。
《聖經》里有句名言「愛你的敵人」。嚴格說來，「愛你的敵人」和「沒有敵人」，這兩句話的意思還是有區別的。「沒有敵人」只是說你不把對方當敵人，也就是說你不恨對方；但「不恨」並不等於「愛」。如果把人的感情比作光譜，那麼，愛和恨分別位於光譜的兩端，在它們中間還有一系列其他感情狀態。馬丁 · 路德 · 金說：非暴力行動的核心原則是愛。但是，非暴力政治學專家基恩 · 夏普（Gene Sharp）認為這種說法未免極端。恐怕大多數人都不適合。基恩 · 夏普強調的是，在非暴力抗爭中，參加者們在堅持抗爭的同時，應當努力克制自己對對方人員的敵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對對方人員的善意。這對於大多數人應該是可以做到的。換句話，「沒有敵人」這種態度可以出自大仁大愛的精神，也可以出自非暴力抗爭的自我克制與寬恕。
（二）「我沒有敵人」不是向暴政獻媚
有人批評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是向暴政獻媚，是懦弱是軟骨頭。這種批評是不成立的。
首先需要提醒的是，並不是在2009年12月被審判時的《最後的陳述》里，劉曉波才講出「我沒有敵人」，早在20年前的1989年《六二絕食宣言》里，劉曉波就講出「我沒有敵人」了。那些批評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是屈膝投降、是軟骨頭的人根本沒弄清狀況。
讓我們看一看《六二絕食宣言》的有關文字。
《六二絕食宣言》第一句是：「我們絕食！ 我們抗議！ 我們呼籲！ 我們懺悔！」
在「絕食的目的」一節中，劉曉波寫到：「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 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為中國人的遺傳；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 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 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 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 李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 但是，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 我們呼籲，從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棄舊的政治文化，開始新政治文化。 我們要求政府立即結束軍管，並呼籲學生和政府雙方重新以和平談判、協商對話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對立。」
在「我們的基本口號」一節里，劉曉波寫出的第一個口號就是：「我們沒有敵人！ 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從《六二絕食宣言》里，我們無論如何也讀不出「我沒有敵人」有「向暴政獻媚」的意味。
（三）有很多堅持一線抗爭、英勇不屈的異議人士都講過「我沒有敵人」
「我沒有敵人」並非只是出自劉曉波一個人之口，還有不少中國的異議人士也說過同樣的話。例如：秦永敏，這位資深民運人士，兩年前被當局以「顛覆罪」重判13年。自1979年民主牆運動至今41年中，秦永敏先後四次被判刑和勞教，失去自由時間累計超過31年，人稱「坐牢王」，是文革結束40多年來已知坐牢時間最長的異議作家和政治犯。秦永敏說：「民主人權事業沒有敵人，從七十年代從事民主人權活動以來，我們就堅持這種看法。」
著名的異議人士兼維權活動家郭飛雄也講過「無敵人」。他說：「我們的目標非常明確：象太石村模式昭示的那樣，在中國大陸推動法治下的政治改革，漸進、有序地實施憲政民主。我們的手段也非常明確：「非暴力、無敵人、不流血」地擴張公民權利運動。」
八九民運參与者、自由作家劉水在2006年發表了一篇紀念六四17周年的文章，題目就是「我沒有敵人」。
2017年劉賓雁良知獎得主譚作人宣稱：「沒有敵人和仇恨。」
海外民運人士王策在1998年10月闖關回國，在杭州被當局逮捕。審問他的一個國安對王策聲色俱厲地說，你是海外「敵對組織」的頭子，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就是針對你們這些人的！王策平靜地回答說：「在我的心中已經沒有了『敵對』的觀念，我們也沒有把你們當作『敵人』，我這次回來是要同你們溝通對話的。」
1999年5月，浙江民主黨人吳義龍杭州市收容遣送站里起草《中國民主黨行動四原則》時，寫下「我們的口號是：我們沒有敵人」。
2009年3月，在北京的中國民主黨人查建國起草了一篇《非暴力講真話呼籲書》，簽署者有胡石根、劉賢斌等23名從監獄里走出來的政治犯思想犯，他們的刑期加起來超過160年。呼籲書提出
「我們沒有敵人，我們沒有仇恨」。
有這麼多在國內第一線直面暴政，堅持抗爭，甘付代價、百折不撓的異議人士都宣稱「沒有敵人，沒有仇恨」，誰敢說他們都是言不由衷，是虛假，是懦弱，是獻媚是軟骨頭？
（四）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受到廣泛的讚揚
原香港政論刊物《開放》雜誌的蔡詠梅女士說：在香港的朋友交談中、網路言論和公開講話中，我還沒有看到有人對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持批評的立場，相反在香港民主派中，這種表述還獲得很大敬意，他們認為這種「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是人類一種最高的精神境界，一位後半生在監獄和監視中，在政治迫害中度過的人，一個最有資格去仇恨的人，可以達到此境界，是非常了不起。香港一個常用激進抗爭手段的民主派政黨「社民聯」的一位活躍成員唐婉青（長毛梁國雄的助理）有次聚會時碰見她身穿印有曉波頭像和「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文字的 T恤。她對我說，劉曉波沒有敵人的精神真是太偉大了。香港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劉曉波追思會上甚至說劉曉波是上帝派來的聖者。
在前年7月15日紐約舉行的劉曉波追思會上，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處華人事務負責人貢嘎扎西先生髮言，高度評價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他說：「慈悲沒有敵人。」貢嘎扎西特地講到一個例子，一位在中共勞改農場被關18年的南捷寺僧人，當他來到印度的達蘭薩拉后，被問到在勞改期間最擔心的是什麼，他說：「在勞改農場，我最擔心的是，我怕對漢人產生嗔恨，而失去對他們的慈悲心。」
在西方，人們普遍肯定和讚揚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在2010年12月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著名挪威女演員朗誦的就是劉曉波那篇最後的陳述「我沒有敵人」。哈佛大學出版的英譯本劉曉波文選，書名就叫《沒有仇恨 沒有敵人》。別說這都是「白左」。美國國會議員克里斯.史密斯就不是白左。史密斯是共和黨，是天主教徒，是標準的右派、保守派。他在講到劉曉波時，也是高度肯定他的「我沒有敵人」，並且把這句話和劉曉波的和平抗爭聯繫在一起。
（五）關於寬恕
前面講到，「沒有敵人」，意味著對敵人予以寬恕。關於寬恕，有必要多講幾句。
著名香港記者程翔，被中共當局以「間諜罪」拘押監禁，2008年2月5日假釋回港。程翔把他這段經歷和感受寫成了一本書，書名是《千日無悔——我的心路歷程》。
程翔本來是唯物論者、無神論者。早年，程翔就讀於教會學校，但並沒有因此而成為基督徒。程翔不信主，但照樣活得很積極、很正派、很理想主義。2005年4 月，程翔被中共當局誘捕于深圳，后以莫須有的「間諜罪」判處5年徒刑。在囚禁中，程翔精神一度瀕於崩潰，他原有的精神資源不足以支撐，其後通過《易經》卜 卦和閱讀佛、道、儒三家學說而走出低谷，但仍不能消除心中的戚戚然之感。最後，通過重讀《聖經》，觸動靈魂，感極而泣，於是皈依基督，由此解除心結，放下 仇恨，恢復自信，化消極為積極，並學會了在苦難中經常保持喜悅的心態。
按照程翔的記述，讀《聖經》，最難理解和接受的莫過於要蒙受冤屈的自己放下仇恨，寬恕和善待傷害過自己的人。
平常我們說的寬恕，是有條件的寬恕，是對方認錯道歉之後我們才表示寬恕，而基督教倡導的卻是無條件的寬恕；另外，一般人說寬恕，暗含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 擁有報復對方的能力。我們有能力報復而自願選擇不報復，那才談得上寬恕。像程翔那樣，身陷囹圄，對施害者無能為力，而施害者非但沒有認錯道歉，而且還在繼 續對自己施害，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談得上寬恕，怎麼能寬恕呢？
正是基於這層道理，尼采對基督教很不以為然，對基督教大加抨擊。
尼采把基督教道德稱作奴隸道德。按照尼採的分析，基督教道德實際產生於怨恨精神。受壓迫者由於沒有能力反抗，故而心生怨恨，然而藉助於一種迂迴的、狡詐的方式，他們由怨恨創造出一種新的價值，發明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從而使得怯懦屈從一躍而成為善良與寬恕。
尼採挖苦道：「不報復的無能應被稱為善良」，「無能報復被稱為不願報復，甚至還可能稱為寬恕（『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乾的是什麼，只有我們才知道他們乾的是什麼！』）他們還在議論『愛自己的敵人』－－而且邊說邊淌汗。」
不過，尼采後來對寬恕的看法有些改變。他注意到寬恕有助於克服怨恨，在生理上是有益的。
說來也是，當你的正當權益受到侵犯，而你確實又沒有力量去懲罰對方，你就必然心生怨恨，你就只好隱忍。「忍字心上一把刀」——這把刀本來是應該刺傷對方的，但因為你把它插在心上，它首先刺傷的就是你自己，使你的心不斷流血。
尼采說：「沒有什麼東西能比怨恨的情感更快地耗盡一個人的精力。」
寬恕的好處是，它可以使你從怨恨中解脫出來，不再為無法釋放的情感耗盡自己。無條件寬恕是對怨恨的克服與超越。
程翔在他的書里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程翔經過反覆思考，終於悟出了道理。程翔說：放下仇恨，學會寬恕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這是一個人遭遇冤情后實行心理自療的一個關鍵步驟，如果這個包袱放不下來，心理自療是不可能成功的，因 為自己的心境終究不能得到真正的平靜。第二，這是一個人能否面對未來人生的一個重要問題。假如終日受自己的冤情影響，從而影響自己的正常思維和判斷，則等 于自己仍然是生活在過去的痛苦之中，仍然生活在冤情的黑影之下。」
程翔寫道：學會以寬恕化解仇恨，以善意化解敵意；如《聖經》所說，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我覺得，這種態度使我人生能夠更加積極，做人能夠更快樂」。程翔說：「《聖經》還教導我，要把眼前的災難看成試煉，並欣然接受這種磨練，以成就更大的榮譽。」
需要指出的是，程翔之所以能放下仇恨，學會寬恕，更積極更快樂地堅持善，堅持公義，並把受苦看作試煉看作光榮，那又是和他信了「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 應」這一點分不開的，也就是說，那是和他相信有全能的上帝主持公道分不開的。因為信主使他獲得了自信、平靜以及堅持理想的勇氣。
其實，不一定非信主不可。在中國，有很多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像程翔一樣遭受到嚴酷的迫害，他們並沒有選擇皈依基督教，但仍然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保持了內在的平和與積極的心態。
例如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宣稱的「快樂維權」。馮正虎由於維權而長期遭受打壓，多次被軟禁，被抄家，被綁架，甚至被警車撞擊，正常生活屢次被粗暴地中斷。換成一般人，氣也給氣死了，怎麼
還平和得下去，怎麼還快樂得起來呢？
參照程翔的記述，事情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本來，一個人受到他人無理的侵犯，尤其是當你為自由為正義而抗爭時受到專制政府的迫害，產生憤慨，乃至產生仇恨，都是自然的、正常的、正當的。這種憤慨和 仇恨並不是自私的情感，而是尊嚴意識的體現，是正義感的體現。但是，長期地深陷於這種情感首先對自己的身體不利，會對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造成嚴重的傷害。因 此你需要學會調整心態，需要學會放下那些強烈的負面情緒。
當然，如果你選擇屈服，選擇放棄，你也不難放下憤慨和仇恨。「六四」槍響，舉國憤慨。可是很多人由於恐懼，隨後選擇了放棄；而既然他們放棄了抗爭，因而也 就避開了迫害，那麼不要多久，原來的憤慨也就日益淡化，以致消失了。如果一個人遠離苦難，放棄抗爭，而奢談沒有仇恨，沒有敵人，奢談寬恕，奢談快樂，那自 然是很容易的，但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如果一個人拒絕放棄，決心堅持，那麼，他就不得不面對苦難承受壓力，這就需要有更強大的精神支撐，才能使自己克服種種負面情緒。程翔靠的是宗教。那些不信 宗教的人靠的是歷史（對於中國人，歷史是我們的宗教）。兩者都堅信：自己是站在正確的一方，也是必將贏得最後勝利的一方；而對方則是站在錯誤的一方，也是 最終必將失敗的一方。這樣，他們就可以把自己的受苦看作是考驗，看作是爭取正義獲勝所必須付出的犧牲，從而以此為榮。憑著這樣的道義優越感，他們就可以居 高臨下地看待那些施害於他們的人，根本不和對方一般見識，於是也就不再心懷怨氣和仇恨。
在2008年12月初被捕入獄前的一段視頻中，劉曉波平靜地說道：「在獨裁國家從事反對運動，那麼面對警察，坐監獄，就是你職業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就該理解了，為什麼有那麼多始終堅持一線抗爭，把坐牢當作生活常態的志士仁人們會不約而同地說出「沒有敵人，沒有仇恨」。
（六）自我克制與寬恕，乃非暴力抗爭的有機組成部分
非暴力政治學專家基恩 · 夏普一再強調，在非暴力抗爭中，參加者們在堅持抗爭的同時，應當努力克制自己對對方人員的敵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對對方人員的善意。「沒有敵人」這種態度體現了非暴力抗爭的自我克制與寬恕。
據說在1989年「六四」期間，中共元老陳雲在一次內部講話里說：我們不能退讓，因為我們過去殺人太多，人民不會原諒我們。陳雲講話表明，面對民眾的和平抗爭，如果統治集團的主要成員都認為，一旦他們今天作出退讓，明天就會被抓去受審判坐監獄；那麼他們就很可能拒絕退讓而做困獸之鬥，用武力鎮壓抗議者。
要專制者在和平抗爭面前作出有實質意義的退讓，取決於很多因素，例如抗議的規模聲勢，其他民眾對抗爭的態度，統治集團內部的分化，軍警究竟對誰效忠，國際社會的壓力，等等；其中還有一條是不可少的，那就是專制統治者相信，雖然他們此前沒少干過鎮壓人民的暴行，但只要他們現在放棄了武力鎮壓，轉而接受抗議者的民主改革要求，民眾就不會對他們先前的暴行再進行追究。
反過來，這也就是說，當民眾以和平的方式反專制爭民主，他們需要讓對方知道，他們要求的是改變制度，而不是懲辦具體的人；他們要制止罪惡，但不是要制裁罪惡的執行者；他們願意寬恕那些原先干過壞事的人。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可以說他們沒有敵人。記得在1987年「中國民聯」的一次會議上，王炳章就提出了要作「第一次寬恕」的倡議，就是說在中國實現民主轉型后，不再清算在專制時期那些執政者對人民犯下的罪行，以「第一次寬恕」來結束「鬥爭—復讎—鬥爭」的惡性循環，以寬恕來取代報復。
這並不是說民眾就會對先前的暴行置之不理了。該清算的還是要清算的。不過在這裏，清算的只是罪惡，例如：要宣布先前的暴行是錯的，是違法的，要給受害者平反昭雪，經濟賠償等等，但是不清算罪惡的執行者。
在《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一書中，安德魯瑞格比指出：在非暴力抗爭的理論和實踐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把罪惡和罪惡的執行者區分開來。是的，罪惡都是人干出來的，制止罪惡而又不制裁罪惡的執行者，這看上去不符合惡有惡報的正義原則。然而在非暴力抗爭中，你必須做出這樣的區分。如果我們對專制者說：「放下屠刀，你不能殺我們，等我們接過刀來殺你。」那還搞得成嗎？
由此可見，自我克制與寬恕，乃是非暴力抗爭的有機組成部分。只要你參加非暴力抗爭，你就必須堅持自我克制與寬恕。綜觀數十年來以和平方式實現民主轉型的地方，不論是南韓、台灣、南非和印尼，還是蘇聯與東歐，都沒有對原先的專制統治者再進行政治清算。是的，有的專制者後來又被起訴甚至被判刑，但那是因為他們的經濟問題，貪污腐敗問題，而不是先前的政治迫害問題。也有個別人因為先前的政治迫害罪行而受到追究，但很快就被赦免了。飽受專制壓迫之苦的民眾對專制者心懷憤恨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正當的。只是，非暴力抗爭要求我們克制自己並寬恕敵人。
再說，面對民眾的非暴力抗爭，專制統治者放下屠刀，接受和平轉型，這種行為本身就是贖罪了。即便在暴力革命（如辛亥革命）中，當對方放下武器，願意並接受和談，也就既往不咎了，更何況用非暴力方式爭取和平的民主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