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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真理
首腦作為一個群體，在人性上與我們平民百姓沒有什麼不同，所不同的是，當他們登上權力頂峰後，權力放大了他們品格中的優點，也放大了把他們的缺點、弱點、劣根性。當一個人掌握絕對權力時，他的個人品格、性格、心理、嗜好都會給政治帶來很大影響。
——2019年出版嚴家祺：《國家首腦終身制》前言
「大人物」通常總是「壞人」，這句話出自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1887年4月3日給蒙代尓•克里埃頓主教（Bishop Me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阿克頓勛爵在這封信中說的前一句話常被人引用，但緊接著的一句卻往往被刪去。這兩句連在一起的話是：「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大人物通常總是壞人。」（「Power tends to corrup，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s absolutely.Great ma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
——2006年《前哨》月刊11期嚴家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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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時代
§ 1 追尋理智的光明
§ 2 夏溪中學
§ 3 科學家夢
§ 4 哲學的黃昏
§ 5 襄陽「四清」
§ 6 文革前期
§ 7 發現「平行世界」
§ 8 學部五七幹校
§ 9 政體問題研究
§ 10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 1 追尋理智的光明
1996年9月，紐約《世界日報》副刊，以「命運」為話題徵文，9月5日，刊出了我寫的《命運三要素》一文。當時，我提出命運三要素是：出身、品格和偶然性。文章開頭說：「人們以為人的一生是自己不斷地作出這樣、那樣的決定，一些決定是自願的，一些決定是被迫的。然而，似乎有一無形的主宰，使人的決定被引向某一範圍，或限制在某一範圍內。這個主宰，就是「命運」。「命運女神」為人的決定選擇「作決定的範圍」，而人只是在「命運女神」的安排下，在這一有限範圍內進行自由的或被他人所要求的選擇。一帆風順的人，不相信命運，以為人生完全受自己意志支配，而屢遭挫折和失敗者往往相信命運，他樂意把自己的挫折和失敗歸咎於命運。就是這樣，按照人對命運看法的不同，一些人成為「宿命論者」，另一些人成為「唯意志論者」，而大多數人則介於兩者之間。」（【注】不可選擇謂之「命」，不可控制謂之「運」。出身不可選擇，偶然性不可控制。從長遠看，人的品格可以有所改變，但在短期內，既不可選擇，又不可控制。）
我生於1942年，還不到14歲，就離開了家，在高中、大學和科學院集體宿舍中，生活了13年。少年時代是在江蘇省常州市西郊的一個小鎮——卜弋橋鎮渡過的，我的父親是商人。上小學剛學乘除時，有一天，我祖母的外甥張天中來我家，他的數學課本忘了帶走，我翻了一下，看到有許多√（根號）。我當時想，數學只有加減乘除四種運算，怎麼會有√呢？
這個根號√，影響了我一生。在小學時，我當過算術課代表，沒有想到可以請教老師。從根號√開始，尋找理解的道路，成了我的愛好。我的一生，經常在「尋找理解的道路」。
尋找理解的道路，就是追尋理智的光明。
1949年，我7歲時，中國發生大變革，我的家庭，也開始發生大變化。我的命運，逢9大變。
金壇和金壇弄
卜弋橋鎮位於從常州到金壇市公路的中點。全鎮只有三條街，東街、南街和金壇弄。我家在金壇弄46號。上小學時，我每天從家向西步行到學校。我一直記得沿著金壇弄向西走，就可以走到金壇市，這是數學家華羅庚的家鄉。我上小學時有一個願望，就是到金壇去看一看華羅庚的家鄉。當在大學見到了華羅庚後，我就再也沒有想去金壇，年近八十歲，在中國要去的地方，就是家鄉金壇弄。
金壇弄向西，就到了卜弋小學，再往西，就是小鎮的公園。金壇弄往南，可以到卜弋中學和我的外祖父家。
我的父親嚴冀昌，生於1915年，母親龔桂英。我與父母、祖母、弟弟妹妹們住在一起。兩個妹妹是家寧、家菊，兩個弟弟是家亭、家樹。1949年前多年，我家開的商店，在金壇弄中段，是租住一位大地主王公度的房子。1946年前後，當時我還沒有上小學，我家從一位吸鴉片的人手中購來了一大片房地產，搬到了靠西一些的金壇弄46號。
我的父系親屬大都居住在離卜弋鎮不遠的梅村。他們是祖父嚴忠慶的兄弟的後裔。1924年，我父親九歲時，祖父嚴忠慶去世。我家在卜弋鎮鄉下有許多地產，父親在卜弋橋鎮開了一家商店，專賣農民需要的商品，如鍋犁、桐油、煤油、麻繩。我的父親經常到無錫、常州引進商品，在我上小學時，父親多次帶我到在常州看京戲，我從來看不懂，這使我對京劇有一種偏見，後來文革中，很多人學唱「革命樣板戲」，我無動於衷。母親忙於家務，她的興趣是把《申報》等報紙上連載的小說《啼笑因緣》、《玉堂春》、《王寶釵與薛平貴》等一篇篇剪下來，裝訂成冊。我後來總喜歡保留各種剪報文章，就是童年造成的。
【圖1·2 】1947年攝於卜弋鎮公園，照片上是嚴家祺的父親嚴紀昌與妹妹嚴家寧， 下為母親龔桂英，沒有我與父母的照片
由於祖父早逝，父親沒有兄弟姐妹，在我印象中，我家與父系親屬的關係不大密切，而與母系親屬關係密切。 我的外祖父龔春林育有三女二子，龔桂英就是龔春林的大女兒。龔家在卜弋鎮南街開一家米店，從農民手裡直接收進糧食，轉手供應給小鎮居民，生意十分興隆。龔家房子很多，除了店面外，還有很大的糧倉。我的大姨媽龔逸在糧店記賬，我看到她經常用礦石收音機收聽糧價變化。
我在上小學、初中時，一、兩天要到龔家去玩一次，看商店買賣大米、大豆。離龔家幾米遠，有一條河，河裡伸展著一個半島，半島有十余米寬，幾百米長。半島稱為「洋灘」，上面有各種自生自長的植物，有一個荒廢的、有圍牆的建築。小學和初中時期，我總希望能夠進到「洋灘」深處探險。當我離開家鄉後，我每次回家，還都重訪「洋灘」。最後一次大概在1960年代，發現洋灘已被切斷，成了「島嶼」。
【圖1·3】家寧、家菊、家樹、家亭（右2起）在家中聚會，右1是家樹妻子琴妹
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改變了我家。當時有一位公方代表住到了我家，他住在臨街的商店房子中。在我上初中時期，常聽到我父母談所得稅、營業稅之類的事。有幾次稅收數額很高，使我父親一籌莫展。有一天早晨醒來，聽到叮叮噹噹的響聲，原來是我父母在挖掘天井裡埋下的「袁大頭」銀元。我父親到常州把「袁大頭」換成現金，才把所得稅、營業稅之類交齊。公私合營使我家的經濟情況愈來愈差。
陳懷志和《愛迪生》
我的母親把上學看得很重，她要我向她弟弟龔浩成學習，今後上大學。龔浩成曾在夏溪中學上高中，因鬧學潮，被學校開除，在上海財經學院，仍參与學生運動，在1949年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擔任上海財經學院院長、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我在初中畢業後，也進了夏溪中學。有一年暑假，龔浩成帶著他四個同學來到卜弋鎮，他們是廣東人、湖北人、杭州人、上海人。廣東人叫陳懷志。五十年代初多年，他回上海和到北京後，寄了許多書給我。其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兩本連環畫：《幼年愛迪生》和《偉人愛迪生》。這兩本書，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電燈給人類帶來光明，愛迪生是電燈的發明家。
陳懷志常常給我寫信，他比我大二十歲，我稱他為「懷志舅舅」，每次都給他回信。有兩件事對我一生影響很大。他給我寄來一本《我們的土壤媽媽》，作者是高士其。這本書，是談土壤對人類的重要性。我的名字中的「其」字，原有「偏傍」，因為高士其，1963年，在《數學通報》上發表第一篇文章時，自作主張，把「偏傍」去掉了，從此，沒有經過任何手續，在各種情況下都用「家其」。1989年逃亡國外後，開始時，網際網路上有大量批判嚴家其的文章，現在中國國內的網際網路，已經在所有地方消除了我作為「嚴家其」的一切痕迹。中國網路上只有一個「嚴家其」，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大包干」的一位帶頭人。在美國，正式文件不用中文，從1994年到美國後，也就是27年來，我在海外的中文出版物上，都加了「偏傍」，用「嚴家祺」代表自己。
陳懷志給我的另一個影響是，他大學畢業後，在北京工作，給我寄來了一張身著海軍軍服、在天安門毛澤東像前的照片。這張照片，在我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我決心要到北京上大學，也要在天安門前留影。我要像陳懷志一樣，把天安門前的照片，從北京寄到家鄉，給祖母、父母和弟弟妹妹。我沒有照相機，這是天安門前收費攝影師照的照片，照相時，我站在天安門前，照片上沒有毛澤東像（見【圖1·4】） 。
【圖1·4】1960年嚴家祺攝於北京天安門前
數學課代表
在我少年時代的心目中，發明家、科學家是偉大人物。愛迪生家在門羅公園內。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1758－1831）的名字，我就是從《偉人愛迪生》書中知道的。
愛迪生-華羅庚都是我的榜樣。上課時，我總是頻繁舉手，搶先回答老師的提問。為了學習愛迪生，我在上音樂課時，帶著自己在木板上訂了幾個釘子，竄了幾個皮筋的「木琴」彈琴。音樂老師是我外祖父的外甥的妻子張冰懷，對所有學生都很好。上課時，有一次我舉手要喝水，張老師就端了一杯水給我。這件事給我留下了終身不忘的印象。
在小學時代，我學習很認真，我發現，理解了的知識，無需要記憶。數學老師吳干廷，教我們時已經有七十歲了。因為我數學好，讓我當算術課代表，主要任務是要我把全班同學的算術作業本收齊後，送到他家中。吳干廷老師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總是穿著中式長袍上課，一次又一次地在學生面前朗誦他創作的一首詩。這首詩是批評一些不能用腦、不能隨機應變的人。
「丁相公，劃一字，板板六十四……」
對這位嚴格的老師，我們常常用開玩笑的方式對付他。有一位叫韓敖大的同學，因家離學校遠，常常遲到。吳干廷老師就讓他站在講台一側，遲到就「罰站十分鐘」。當吳干廷在黑板上寫數學公式時，我們一些同學，包括我在內，就走到講台上去拉、推罰站立的韓敖大同學，有時還要拉一下他的耳朵，引起同學鬨笑。吳干廷寫好數學公式，面對學生，了解為什麼鬨笑時，全班學生秩序井然。儘管上課時常常開玩笑，我的數學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初中時，我擔任了代數課代表。我喜歡提問，不理解，就不放棄，這樣，與代數老師張煥興的關係特別好。初中時，大概12-13歲，為了理解政治課講的「形而上學」四個字，我請同學陪著我找了陳輝校長，就是要弄懂什麼是「形而上學」。
在上學時，我形成了一種偏見，認為只要數學、物理好，就可以成為科學家、發明家，至於語文、歷史、地理、音樂、美術，沒有什麼重要性。我只要思考理解，不要背誦記憶。在語文課，我不學漢語拼音，不記憶詩詞成語，根本不去記憶歷史、地理教科書的內容。我不知道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重要。
在小學和初中時，我有三位好友，他們是何宜賓、張育忍、何似龍。我們常常到卜弋鎮西邊的公園玩，挖土築壩，改變微型水道。一次次拿著連根帶土開花的植物，在街道上招搖過市，從這家送到那家，互相交換。1949年，我七歲時，在洋灘挖了一棵石榴樹，十多年後，長大成為一棵四、五米高的大樹，每年結滿石榴，多達幾百個。張育忍的小名稱「大鈞」，我家與大鈞家都住在金壇弄。金壇弄大多數人家的房子都有前門後門，前門是商店，商店後是天井，天井後是住房，住房後又是天井，有三到四重天井和住房交錯。很多人家都容許鄰居穿越天井和房屋從前門到後門，從後門到前門的街道。我家與大鈞家是鄰居。大鈞家的前門是一家藥房，他們家不臨街道，與藥房之間有一個鋪滿石板的很大的天井。在小學時，我經常要從我家穿過幾十米的院子，從我家後門進入他家後門。大鈞家的房子高大，但幾重房子住了三家，他家後面是他大伯父家，大伯父家後面租給一家逃荒來的山東人，都有天井分開。事隔六、七十年，我仍然可以把金壇弄許多人家的一重一重房屋情況描繪出來。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
我的小學和初中時代，是1947年到1956年，在近十年中，我看到了家鄉和社會的明顯變化。這一時期，中國正在發生歷史性大變革，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共產黨掌握了大陸政權。50年代土地改革時，我家在農村的地產全部沒收，與商業有關的全部財產沒有受到觸動。當時上小學，受學校教育影響，知道地主富農都是「剝削階級」，貧下中農是革命階級。小學同學吳正德，因為明朝有一個正德皇帝，我們都稱他為正德皇帝，他父親是大地主，在一次事件後被槍斃了，從此吳正德性格大變。我在上小學時知道發生這次事件，但從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六十年後，我在美國與小學同學張育忍打電話，他告訴我，是因為一個銅匠的死亡事件，一天，人們在草叢中發現了銅匠的屍體。有幾個富農，糾集了上百人，就銅匠死亡事件，到位於南街道卜弋區的區政府抗議示威，區長翻牆逃走了，區政府的工作人員被趕到街道上，遭打毆打。常州公安部門立即出動武裝部隊，鎮壓了這次示威。同班同學吳正德的父親吳啟元，是大地主，被認為是這次示威的後台，因此遭到槍決。
朝鮮戰爭和公私合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母親的小妹妹龔泉英參加了中國赴朝鮮的志願軍，到朝鮮後不久，就聽到了她不幸死亡的消息，龔泉英的死震動了外祖父全家和我全家，大家悲痛之極。這時，我才知道，陳懷志一直深愛著龔泉英。陳懷志把我當外甥看待，我稱他為「懷志舅舅」。我少年時代的照片，幾經變動，沒有留下與父母的照片，但留下了一張與姨媽龔泉英在卜弋公園的合照，當時我大約四、五歲。
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改變了我家。當時有一位「公方代表」住到了我家，他住在臨街的商店房子中。這一時期，我常聽到我父母談所得稅、營業稅之類的事。有幾次稅收數額很高，使我父親一籌莫展。有一天早晨醒來，聽到叮叮噹噹的響聲，原來是我父母在挖掘天井裡埋下的「袁大頭」銀元。我父親到常州把「袁大頭」換成現金，才把所得稅、營業稅之類的事交齊。公私合營使我家的經濟情況愈來愈差。
常州市西贏里大街的「大德紙棧」，是一個股份制商店，因我家和外祖父家有股份，在公私合營後，我家和外祖父家就有權利，每家有一個人可以進入常州第二棉紡廠當工人。這樣，我的母親、大姨媽龔逸就到第二棉紡廠當了工人。1956年9月，我考上了夏溪高中，也離開了卜弋橋小鎮。有一個星期六，我從夏溪鎮步行10公里回到家中，發現母親不在家，我想到常州看望母親，但下午已經沒有公交汽車去常州，這時，步行了10公里精疲力竭的我，又步行15公里到了常州西贏里。但我的母親已經回家了。當時我15歲，在傍晚時刻，又從常州步行回到了家中。我的一生，為了實現一個目的，從不放棄，但總是這樣耗費了自己的生命和時光。
§ 2 夏溪中學
東嶽廟
1956年夏天，接到夏溪中學的錄取通知書。這一年，我14歲，離開了父母，平時住校，周末回家，夏溪鎮離卜弋橋有9公里路程，有汽車通行，但我經常從家中步行到學校，我去夏溪上學時，家亭弟弟5歲，家樹3歲。那個時候，我父親的商店正在進行「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母親要帶四個弟弟妹妹，後來到常州當了紡織工人。這使我幾乎所有事情，都要獨自作出決定。從卜弋中學同時進入夏溪中學的還有幾個同學——張育忍、何潤林、江淑英、鍾志新。我們都是夏溪高中第一屆學生。
我的外祖母是夏溪人，夏溪中學也是我舅父龔浩成的母校。我還沒有來到夏溪，我的外祖母就告訴我，龔浩成在夏溪中學鬧學潮，遇到了不少麻煩。
夏溪高中的校舍，兩排教室是全新的房子。1956年進高中時，男生宿舍是一個大廟——東嶽廟，大廟裡還有菩薩。東嶽廟外是一個小池塘，池塘另一邊就是新校舍。夏溪中學時代只有三年，但給我留下了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影響了我的一生。 在東嶽廟一間大房子中，放了幾十張上下鋪的床。我清楚地記得我的床位。臨近我的有李湘生、張杏生、施所法。施所法的床位在張杏生的上面，他很愛清潔，老坐在床上整理東西，有時還補襪子，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東嶽廟的外面是一個小池塘。一到吃飯，我們就立即奔赴食堂。每月伙食費7元5角。吃完飯後在高錳酸鉀的木桶中洗碗。如果吃得慢，木桶中高錳酸鉀水變得又黑又稠，還因許多米粒而泛白。那時，經常吃不飽，我和宋太偉幾個人經常買農民送來的胡蘿蔔，我吃了太多的胡蘿蔔，以至於我在離開夏溪中學後再也不吃胡蘿蔔。
1956年，夏溪中學有老校舍和新校舍。新校舍後面是操場，我們每天跑步，我還記得朱如浩老師教我們體育課的情景。七十歲前每天跑步，這一習慣是從夏溪中學養成的。每天「夜自修」從教室回東嶽廟宿舍時，我都要台頭看天上的三顆排成一條線的星星，這條線與一排老校舍完全平行。住在紐約時，也經常可以看到這三顆星。每到這三顆星，我就想起母校——夏溪中學。後來，每到一個新的地方，我總要在星空中找到這三顆星。
夏溪中學的校長陳輝，原是卜弋中學的校長，他是一位文質彬彬的政治教員。鄒幼瑾老師是班主任，教代數。物理老師是潘祖耀、胡珀，歷史老師是朱舒甲，何經坤老師教文學，還有朱如浩、過監懋、薛亞土老師。陳輝校長的謙虛待人的風貌刻在我心中，使我永不忘懷。1956年的語文課本，新加進了中國古典的詩詞散文，何經坤老師非常高興，講課時念詩詞時全身投入，但我無動於衷。我以為科學家不需要文學，因而不願好好學文學，這使我後來寫作時，不會引用成語典故，總感到自己語文知識太差。
自左至右：
第1排：陳金鳳、蔣幼華、吳惠芬、卞玉秀、張杏英、房瑞午、江淑英、薛惠芬、蔣國英、張素琴、徐銀美、桑佩蘭、解巧秀、章道元、史曉中
第2排：沈文賢、唐 泳、庄冠華、張 曄、過鑒懋、朱舒甲、陳 輝（原校長）、楊國欽、沈玲玉、郁祥英、石玉紅、王鳳珍、夏瑛娣、薛金海、李志金
第3排：蔣建民（現任校長）、姚用欣、吳兆坤、陳復榮、蔣作舟、管生岳、荊大雄、華志明、賀成立、葉瑞寶、王國林、姜煥偉、李浩昌
第4排：邗亞春（副校長）、張育忍、唐小國、陳處保、蔣志炳、宋太偉、儲岳松、章炳浩、鍾志新、何潤林、吳勤大、李湘生、黃劍心
第5排：李漢惠、謝沛源、謝瑞璋、田良展、陳伯榮、陶少安、蔣國元
第6排：章國良、徐志芳、祁洪福、張兆英、施鎖法、吳 澤
我因為喜歡數學物理，小學、初中反覆看愛迪生的兩本連環畫，立志要成為科學家。潘祖耀老師是蘇州師範學院畢業生，他在「教員辦公室」門外做「日光灶」實驗，我當時15歲，就幫助他記錄溫度的變化，大概有二、三十次之多。在我心目中，牛頓、居里夫人是偉大的科學家，愛迪生是偉大的發明家，我要向他們學習。我經常把一些有關自然現象的想法記在一本本子上，這些想法歷久不衰，為了當科學家，在夏溪中學多次「午休」時，我都到「老校舍」的教室或圖書室看書，實際上，這是自以為是、自我欺騙，一面看書，一面犯困，以為只要這樣刻苦學習，就可以成為科學家了。這種思想，使我不怕困難，無憂無慮。
高中同學張育忍
1956年我們進入高中時，全中國高中的語文課本發生了大變，收進了中國曆朝文學詩詞和散文，語文老師何炳坤教學古代詩詞時，非常投入。我仍記得何炳坤老師教宋朝李清照的《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
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
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何炳坤老師在讀「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時，搖晃著身體、傾心投入講解詩詞的情景，幾乎刻在我腦海中了。
在高中一年級下半年，共產黨提出整風。學校也歡迎學生髮表各種意見。我心中只有科學家、發明家，沒有政治。但有一天，我看到張育忍同學在黑板報上寫了一首模仿宋朝李清照的「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的詞，其中有一句是「切斷入團大道」，埋怨團支部發展共青團員限制過多。在高二上學期，當時全國已開始「反右派」。在教員中進行了十分激烈的反右運動。我和一些同學，站在窗檯口看老師們相互之間進行的批鬥會，批鬥聲、吆喝聲至今還在我耳邊迴響。由於高中學生中不進行反右，但張育忍同學還是受到了團組織的批評。
張育忍生在北京，後來到杭州，1950年8歲時，全家搬到卜弋橋張家大院。我印象中他祖父一輩是地主或資本家 。就在黑板報上發表他的詩開始，我突然發現，他對我說話的聲音變了，15歲的中學生，講話的聲音是那麼斯里慢條、低沉認真，不像一個中學生那樣自由自在。多少年來，我不明白什麼原因。上大學後，開始理解張育忍變化的原因，但直到六十年後，我在美國與張育忍打電話時，他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受批評，救了他父親和他全家。當時，卜弋橋、夏溪和附近地區的小學校長在夏溪「集訓」，大鈞在放學後 ，就去他父親住地，他父親的每一篇發言稿、發言稿上的每一句話，甚至一個字，大鈞都要為他父親反覆推敲，經過他15歲的中學生認真「審查」後的發言稿，才能拿到會上發言。當時，很多人被打成「右派」，大鈞說，他父親沒有成為「右派」，全靠他，一位年僅15歲孩子的功勞。原來是他八、九歲就代表全家參加「訓話會」、15歲就懂得中國政治造成的。
張育忍記事比我清楚，與他經常代表他家參加街道會議有關。張育忍家的階級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地主」、「反革命家屬」、有台灣關係之類的人家，每隔一定時間，要接受「訓話」。張育忍父親不在卜弋橋上班，母親是文盲，大鈞有一個姐姐、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能代表他家參加「街道會議」的就只有八、九歲的他了。當我無憂無慮度過童年時，原來在張育忍在少年時代就承受了沉重的政治負擔。
想起同學張育忍，他為自己的父親和家庭，從八、九歲開始承受那麼大的負擔，也許與他父親給他起名有關。我與張育忍是鄰居，經常到他家與他在一起做作業，我總是無憂無慮，而他的一生，直到幾年前他生命的晚期，還是像中小學時代那樣對政治一絲不苟，說話那麼嚴肅認真。他的名字「育忍」，正是他一生的寫照。（【注】張育忍2009年照片，見【圖2·1】第4排左2）
三面紅旗和一面「黑旗」
1958年大鍊鋼鐵，打擊了我的科學家夢想。時間過去六十多年，大鍊鋼鐵的情景還記憶猶新。有一個禮拜日，我從卜弋橋步行回學校，看到一個「廢品收購站」中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木器，在一個天井中，堆得都超過圍牆的高度。到教室一看，桌椅板凳堆在一邊，中間放了許多陶瓷「缸板」。這些「缸板」是夏溪鎮周圍農村盛裝雨水或糞便的巨大容器的碎片。「缸板」的用途是，敲碎成粉末後，用來製作鍊鋼爐的耐火材料。為了找陶瓷「缸板」，我曾與李漢惠幾個同學一起到處找陶瓷茅坑，因為陶瓷茅坑中的糞便太多，我們都沒有能力把陶瓷茅坑掀翻，因此沒有能找到任何缸板。建成「鍊鋼爐」後，我們就日以繼夜地拉風箱。晚上，一個個「鍊鋼爐」中裝著四處弄來的鐵鍋、鐵絲、鐵犁，燃燒著熊熊烈火，生產出來的鋼全是廢鐵。我們就是這樣，放棄學業，大鍊鋼鐵，為「超英趕美」、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注】「超英趕美」、「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是1958年流行中國的口號。）
1958年，當時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學校還組織我們在夏溪附近的鄉下農地里做「深翻」，一直挖到出現「地下水」還要繼續「深翻」，目的是為了「放高產衛星」。這些事情當時我就想不通，同學儲定虎，考試成績名列前茅，但地主家庭出身，常找我談話，他認為這樣大鍊鋼鐵是錯誤的，但從不敢公開發表意見。
在當時大講階級鬥爭和高舉「三面紅旗」的氣氛下，我們班開展了「插紅旗、拔白旗」之類的活動，我得了一面「黑旗」。在教室外面的走廊的牆壁上，在我的名字後是一面「黑旗」。「黑旗」比「白旗」好些。後來，我們班開展又開展「一邦一」的活動。我記不住怎樣「一邦一」，與同學相處關係良好。我之所以被大學錄取，除了考試成績外，與我無憂無慮、單純無知有關，夏溪中學沒有在我的檔案中加進什麼政治方面不利於我的話。有一位同學張生平，他與同學不說話，不聲不響、與世無爭，我弄不清是什麽原因。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他與成績優良，鬱鬱寡歡的儲定虎一樣，沒有考上大學。
我看到周邊同學張育忍、張生平、儲定虎那麼不愛說話、鬱鬱寡歡，我覺得他們是自己為自己設置了行為限制，而我無憂無慮，不為自己設置行為限制，對所有同學友好相待，按自己本意行動。
1957年，我在夏溪中學上二年級，中國進行了「反右派」運動。高中學生中不抓「右派分子」，但教員中抓「右派」。我曾經站在教員宿舍的窗戶外，看老師之間反「右派」的情況。我看了大概五分鐘，小學時沒有看過「鬥爭地主」，因當時並不懂這些事。批鬥「右派老師」，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人與人之間對同事、對熟人這樣兇狠、這樣殘酷無情的鬥爭。這一幕情景，永遠銘刻在我心中，成了我後來決心投身社會科學和政治學研究的動因之一。
社會祥和的四根支柱
一個人的幼年、少年時代的周邊環境、所見所聞，是人類的「印刻」。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類可以改變或消除「印刻」，但有一些人一生帶著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印刻」生活。我的同學張育忍，在他的童年，要代表他的家庭，經常參加街道上對「地富反壞」四類分子的訓話會。而在上中學時，幫助他父親修改發言稿。這種「印刻」，使他一生總是小心翼翼、忍辱負重。想到這一點，1996年3月，我在為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寫文章時，借題發揮，談美國兒童保護，心中想到的是中學同學張育忍、張生平，想到的是中國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的「留守兒童」，寫了一篇《保護兒童：社會祥和的支柱》。我認為，社會祥和有四根支柱，「如果一個國家受虐兒童比例過
【圖2·2】1996年3月在香港《九十年代》刊登的文章
高，這個國家的未來難以祥和。」「至於在中國，不僅家庭、社會因素導致兒童受虐，還有政治因素。中國大陸至今沒有民主，那些在兒童和青少年時代遭受痛苦、虐待的一代人，今天投身商業和政治時，致使商業和政治中充滿險惡。長期以來，我一直以為，法治、教育和信仰是社會祥和的三大支柱。法治保障人們的權利和自由，使人們對自己的決定和他人的行為有可能作出預測。教育不僅使人類的知識和經驗得以傳授，而且使法治精神得以延續和普及。信仰則把善惡觀念種入人心。」「一個健全的社會不會諱疾忌醫：我更了解到：社會祥和還有第四根支柱：這就是保護兒童。」
§ 3 科學家夢
龔新成指引學數學物理
1959年上半年，中國「大躍進」的瘋狂行動開始停止下來，學校也轉入正規教學。由於在高中三年級最後一學期的努力，1959年「高考」，我得以考上了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我報考大學的志願是應用數學系，這與我的舅父龔新成，多次對我說，數學物理如何重要，蘇聯許多傑出科學家，都是數學物理專家。高中畢業時，我選定人生道路，就是要走愛迪生-華羅庚的道路。
【圖3·1】嚴家祺與舅父龔新成（左）2006年攝於紐約曼哈頓時代廣場
人生有三個「社圈」。一般來說，家庭成員，構成自己的「第一社圈」，同學、同事、朋友、熟人購成「第二社圈」。人生還有「第三社圈」，這就是通過電視、廣播、報刊、網路間接接觸和了解自己的人。當我14歲從卜弋橋家鄉到夏溪上高中時，我的第二社圈發生了變化。1959年17歲時，從夏溪到北京，第二社圈又一次發生了變化。「第一社圈」和「第二社圈」的變化，就是一個人「周邊環境」的變化。
第一次看到「大前門」
1959年9月，我離開家鄉，來到北京。我背著行李，穿著布鞋，在北京前門火車站下車。我在家鄉，看慣了「大前門」香煙的廣告，
【圖3·2】1959年嚴家祺進入中國科技大學時攝
當我看到真實的大前門時，我第一感覺是，這個大前門，怎麼這麼矮小破舊？當來到復興門外玉泉路科技大學時，看到的是綠樹成蔭的環境和嶄新的教學大樓。科技大學是由科學院新建的大學，我是第二屆學生。
1959年時，科技大學所在的地方，已經是北京的邊緣。科技大學的東邊，是解放軍政治學院，西邊是農地，往西是一座破舊的古廟，古廟以西，就是八寶山公墓。古廟加公墓，給人荒涼的感覺。
中國科技大學的校長由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兼任，各繫系主任都是科學院各研究所的所長，科學院的著名科學家、專家都在科大兼職任教。在應用數學系，除華羅庚外，泛函分析專家關肇直、理論物理學家張宗燧、青年數學家王元、龔昇、丁夏畦都開課任教。後來擔任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當時是控制論專業的年輕教員。
華羅庚和關肇直在科學院數學所，分別擔任所長、副所長。在中國科大數學系，關肇直從1959年教到1963年，包括數學分析、高等代數、線性代數、實變函數、複變函數、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等課程，每周兩次從中關村趕到玉泉路給我們講課。59級所有同學，對關肇直以及助教常庚哲老師，給每一個學生辛勤教學所付出的一切，都永存記憶。華羅庚開的專業課是代數和數論。我選擇的專業是理論物理，所以，只聽過華羅庚幾次課。在科大五年，正是關肇直讓我懂得了數學精神，理論物理的專業老師張宗燧給了我科學精神。大學最後一年，華羅庚在《人民日報》上大講在工業交通中推廣應用「線性規劃」，為了把數學「理論聯繫實際」，我們到北京國棉二廠、沙子口汽車公司搞「線性規劃」、運籌學，我覺得這樣「理論聯繫實際」是無用的。在沙子口汽車公司，我只記得一件事，有一天在東直門外一個小飯店吃飯，這家飯店從不洗碗，前一個人吃完，用抹布一抹，就給後一個人盛飯。這是1963年，這家飯店就在離東直門很近的馬路邊。
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科學
關肇直對教學的認真、對學生的付出，無與倫比，但他在講課時，不時把辯證法加進數學，有限與無限、連續與間斷、數與形、空間與時間，經關肇直一解釋，都成了「對立的統一」。當講到四維空間時，關肇直在課堂中談到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一書，其中有一節是談「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科學」。恩格斯作為唯物主義者，當然是不相信什麼「神靈世界」，他在《自然辯證法》中是談那些江湖術士是怎樣利用數學「第四度空間」和自然科學成果來推銷「神靈世界」的。恩格斯談到德國萊比錫的教授策爾納，是一位唯靈論者，多年研究「第四度空間」，「發現在三度空間里不可能出現的許多事情，在第四度空間里卻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第四度空間里，一個毫無罅隙的金屬球，不在上面鑽一個孔，就可以像翻手套一樣地把它翻過來；同樣，在一根兩端都被系住的線上可以打結，兩個分離的閉口的圓環，不打開其中任何一個就可以套在一起。」（【注】引自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關肇直教授也完全不相信「神靈世界」的存在，但他非常有興趣引用這些恩格斯提到的話，用來對數學中四維空間概念作說明。這就是說，螞蟻是二維空間的動物，它們只能在二維的平面或曲面上行走，而人作為三維空間的生物，可以突破二維空間的障礙行走。對我們人來說，牆壁作為三維空間的障礙，人無法穿越，而生活在四維空間的生物，就可以自由穿越牆壁行動。關肇直教我們泛函分析，不僅要研究多維空間，而且研究無窮維空間。他這些形象化的比喻，完全與「神靈世界」無關。關肇直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推崇，我開始對辯證法、對哲學有興趣。在課餘時間，我讀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讀了蘇聯編寫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1963年暑假，我沒有回家鄉卜弋橋，在暑假中，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二階圖形的辯證法》，發表在當年11月號《數學通報》上。這篇文章，二階圖形是指橢圓、拋物線和雙曲線，文章中的辯證法是指，這些曲線，沒有根本差別，橢圓是在有限遠處相交的橢圓，拋物線在無窮遠處相交的橢圓，雙曲線是在無窮遠處也不相交的橢圓，我的哲學結論是，世界上沒有鴻溝，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連續演變而成的。六十年代初的科技大學學生，不會有幾個人會對這些哲學感到興趣，而我就是這樣一步步地被關肇直老師在數學課講辯證法，加上我隨意聯想、自以為是，走入了歧途。
【隨想錄】廣義起源論
今天，我還在歧途中掙扎，仍在思考近60年前關肇直老師講課引起我興趣的原因，這個原因不是「辯證法」，而是對「無窮」或「無限逼近」的思考。用「無窮遠」或「無限逼近」這一概念，可以把很不相同的三種曲線——橢圓、拋物線、雙曲線，都視為橢圓。也就是說，橢圓每一處都自我相交；拋物線在無窮遠處與同一拋物線的另一端相交，拋物線是無窮遠處相交的橢圓；雙曲線的一支的兩端在無窮遠處也不相交，但在複數空間中，就是橢圓。今天我聯想到的不是哲學，而是經濟學、天體物理學和神學。
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以交易成本概念（Transaction Costs）解釋企業規模。所謂交易成本，即「利用價格機制的費用」或「利用市場的交換手段進行交易的費用」，包括提供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的費用、訂立和執行合同的費用等。科斯認為，當市場交易成本高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成本時，企業便產生了，企業的存在正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交易代替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當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等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的邊際成本時，就是企業規模擴張的界限。科斯發現，一旦假定交易成本為零，而且對產權（指財產使用權，即運行和操作中的財產權利）界定是清晰的，那麼法律范並不影響合約行為的結果，即最優化結果保持不變。也就是說，只要交易成本為零，那麼無論產權歸誰，都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在我看來，交易成本為零這種現象，是可以不斷接近，但不能達到。這與拋物線在無窮遠處相交成橢圓一樣。愛因斯坦的相對認為，無限地接近光速的運動，會產生各種低速運動中沒有的現象。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論（Big Bang）認為，宇宙是在過去有限的時間之前，由一個密度極大且溫度極高的太初狀態通過大爆炸演變而來的。
宇宙會發生演化，生物會發生演化，精神會不會發生演化呢？我認為，神學就是人類思考精神進化的成果，神是精神進化永不可企及的「頂峰」。
拋物線在無窮遠處相交成橢圓、科斯的企業起源理論、大爆炸宇宙學、神學和精神進化論，可以說，包含著一個共同的「心因」。就是無限逼近一點（如0、光速），或無限走向無窮遠處，都會達到一種起始狀態：這就是橢圓發生、企業發生、宇宙發生、「永恆存在的神」的觀念起源。用這種觀點，可以分析研究各種起源問題，這就是「廣義起源論」。
（科斯部分，引自《維基百科》，2020-10-25）
對科技大學數學系同學來說，發表這種常識性文章只是科普，在數學上毫無價值。但當時一個學生敢於向報刊投稿，是要有一些勇氣的。1964年初，《人民日報》上討論王若水寫的《桌子的哲學》，我寫了一篇《自然的東西和人造的東西》，1964年3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這兩篇文章的發表，在畢業分配前，畢業生可以選擇是否報考研究生，我選擇報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于光遠、龔育之的「自然辯證法」研究生。這一人生選擇，我還以為是光榮地踏入了哲學社會科學王國，實際上是一種無形力量把我從自然科學的神聖王國，毫不留情地驅趕了出去。在我年近八十歲的今天，如果我是關肇直，教出這麼一個學生，會感到十分遺憾。而張宗燧，會嗤之以鼻。但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哲學界，會歡迎由自然科學土地上，長出了一顆新奇的幼苗。我自己，內心中懷著一種強烈願望，要用大學五年學到的數學和科學的精神，去理解、認識我周邊的各種社會現象。
（圖3·4 ） 1964年7月16日 5911 全班畢業合影，2排左8是系主任華羅庚 ， 第2排【】內是教員姓名
1排左起：戚余祿 裴定一 魏學玲 顧嵐 齊翔林 馮緒寧 劉木蘭 戴宗鐸 劉尚平 鄧述慧 李國英 沈德琪 唐向浦 李炳仁
2排左起：王柱 徐惟鼎 朱堯辰 【石鍾慈 殷湧泉 王元 龔升 華羅庚 武汝揚 艾提 曹進 郎雨儀 李志光】 郭勤
3排左起：陳振陶 張少吾 王彥祖 曹吉星 熊紀長 劉棠 陳忠璉 蔡春雷 李從珠 林寶珍 趙漢章 馮玉瑜 孫家昶 韓彥斌 蔣運財 楊本富 韋梓楚 陳安全 蔡家發
4排左起：劉學宗 李錦江 安鴻志 姚景齊 洪熊 楊振海 嚴家祺 陳文德 王永寶 鞠長生 陳炳木 蔡一平 劉百良 郭世貞 關興國 範本逵 王通 何原武 楊君輝
5排左起：金培良 嚴加安 楊緒河 吳保珍 陸鳴皋 馮德興 芮維銘 馮克勤 秦建民 劉德輔 劉貴銀 馮士雍 張弘 於坤瑞 沈志德 方信我 倪錄群 朱國誠 王連祥
六十年代初，學校里有一台電子計算機，也就是電腦，有幾個房間大，進入機房，為保證乾淨，每人要穿白大褂。當時，這樣的電子計算機，在中國和全世界，都屬於「尖端科技」。我對數理邏輯的繁瑣不感興趣，大學四、五年級，選擇基本粒子物理作為專業。張宗燧是我的導師，教我們熱力學、統計物理、電動力學、相對論、量子場論。張宗燧 (1915-1969)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在獲得英國劍橋大學統計物理博士學位後，就到丹麥哥本哈根尼爾斯· 玻爾（Niles Bohr）的研究所作研究工作。尼爾斯• 玻爾是原子結構理論的提出者。
【圖3·5】理論物理學家張宗燧（1915-1969）
他教了一學期的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到下一學期，在頭兩、三節課，用幾頁紙的數學公式就概括了前一學期的所有知識。他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簡單明白。我清楚地知道，理解透徹的知識，是無需記憶的，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都能準確地講述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基本原理。
張宗燧與關肇直相反，張宗燧對所有哲學都深惡痛絕，以純粹的科學精神教學。張宗燧教我們理論物理，他每講一個概念，都清楚明白，絕不容許以「辯證法」為藉口含糊其辭。我對數學與科學的區別、對科學的信念，就是在張宗燧老師教我們理論物理幾年中形成的。
【圖3·6】1961年前後嚴家祺 遊覽北京西郊八達嶺長城
對科學的四個信念
科技大學的五年學習，我們每個同學都形成了對科學和科學精神根深蒂固的觀念。1988年5月10日，北京《光明日報》刊登了《我對科學的四個信念》一文。這篇文章是大學五年學習心得的總結，這篇文章談科學，既排除了不屬於自然科學的數學，又排除了不屬於社會科學的哲學。在大學時期，進入數學系，選擇的是物理專業。在工作時，進入哲學所，不研究哲學，選擇政治學。在自由選擇權受到種種限制的中國，在專業選擇上，我堅定地要按自己的心愿選擇。這篇文章，是我擔任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時發表的，寫的是「對科學的信念」，要表達的是，「對政治科學研究的信念」。
我對科學的第一個信念是，科學家必須是修正主義者。「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相同的。對科學家來說，當理論不能解釋實踐中產生的新問題時，他從來不會感到沮喪，在他看來，這不是理論的「危機」，而是科學發展的新起點」。（《光明日報》1988年5月10日）物理學從牛頓力學到相對論的發展，就是這樣。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由於牛頓力學的成就，物理學家相信，物理學的理論不會再有重大發展，剩下的工作只不過是在「小數點以下的地方」以更高的精確度去測量。但是，在19世紀末，物理學家發現了一種按牛頓力學無法解釋的現象，這就是「光速與光源運動狀態無關」，同一光源發出的光的速度，不論觀察者是否運動，測出的光速都是相同的。按照建立在牛頓力學基礎上的經典物理學理論，同一物體運動的速度和觀察者運動的速度有關，就是同一聲源發出的聲音，在地面上測量和在飛機上測量也不一樣。愛因斯坦則是經典物理學理論的大胆修正者，他指出，經典物理學的「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概念，是想象中的虛構，這種概念，不是從直接觀察或實驗得來的。很明顯，對於一個坐在高速列車上的觀察者和一個站立在地面上的觀察者來說，要確定他們兩人是否同時進行觀察，要依靠以光速傳播的無線電訊號才能核對他們兩人的計時器。如果一位觀察者站立在地球上，另一位觀察者站立在以光速遠離地球的星球上，怎樣才能核對他們兩人的計時器
【圖3·7】物理學家愛因斯坦（1879-1955）
呢？愛因斯坦認為，「絕對同時」的概念並不存在。相對論是接近光速運動的物理學理論，這一理論是在承認「光速不受光源速度或觀察者速度影響」這一實驗事實的基礎上創立的。相對論成功地解釋了基本粒子物理學中的各種現象，按相對論計算的結果都同實驗事實相符。當用相對論來考察我們星球上發生的一般低速運動時，相對論就近似牛頓力學。相對論的創立，說明科學的發展必須不斷根據事實修正理論，全部物理學、自然科學都是如此。
中國科技大學五年的學習，在我頭腦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當我後來轉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時，我自然地隊教條主義、對堅持一種不容修改、不容動搖的理論有本性上的反感。科學是在不斷的修正中進化的，「科學精神」就是「修正主義」精神，這就是我對科學的第一信念。
我對科學的第二個信念是，對新發現的，或在實際生活中出現的各種現象，不管它多麼新奇，多麼難以理解，對科學來說，都是可以理解的。「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否則人類就不能探索。我們對待周圍世界的基本態度是，首先要承認一切現象，包括難以理解的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科學的使命就在於去認識它，發現它的規律性。那種遇到新的、難以理解的現象而放棄理解的努力，是與科學精神背道而馳的。」（《光明日報》1988年5月10日）我對科學這一信念，對我長期從事政治學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的政治學知識是從世界史中積累起來的。當我看到各種複雜離奇的政治現象和政治人物時，我既不驚訝，也不恐懼，我懷著自然科學家那種態度，把這一切看作為一種自然現象，最強有力的人，也不過是存在於地球上的一顆「顆粒」，最複雜的現象，總只存在於空間中一個有限範圍。最難忍受的事物，遲早會成為歷史。對「非理性現象」，我堅信「理性」的威力，可以去理解它、認識它。看到政治上的各種悲慘事件，我銘刻心中，力圖尋找事件背後的制度和人性根源。
「科學的概念是明晰的，真理是樸素的。這是我對科學的第三個信念。」（《光明日報》1988年5月10日）在物理學史上，人們把「動量」和「能量」概念區別開來，不知經過多麼艱巨的努力。科學概念不是杜撰的，而是對實存事物、現象及其規律性的一種反映。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當我看到有些人整天製造各種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夸夸其談時，當我看到一些人四處兜售他的玄之又玄的「科學真理」時，我只是忽視他們的存在。
「我對科學的第四個信念是，在科學面前，沒有一個具體問題是不能解決的。當然，目標的選擇本身需要依靠科學」。「對科學來說，人可以創造條件、改變條件來解決人所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光明日報》1988年5月10日）所以，科學是人類樂觀主義的泉源。
在大學時代，當時並沒有明確地表述過對「科學」的四個信念，這是我離開科大、已經在哲學所和社會科學院24年時發表的文章中的話。對每一個科大學生來講，上述四個信念，是普通常識，沒有新奇之處。這四個信念，在我踏入中國社會科學界時，這些常識指導著我寫作和行動，成了照亮我前進道路的燈塔。
大飢荒向北京蔓延
進入科技大學半年後，從1960年開始，全國性大飢荒向北京、向我們學校襲來。在新到科大的1959年，科技大學學生食堂吃飯是敞開的，開飯時，有些學生用筷子向新出籠的饅頭「插」去，一「插」就是「一串」 五個。在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辦起了「大食堂」，吃飯也是敞開的，但時間很短，到1959年就不行了，但在北京的各個大學，學生們吃飯仍不受限制。然而，好景不長，第二年開始，學生就定量吃飯了。1961、1962年，由於肉類食物過少，大家感到十分飢餓，每月每人發點心票和水果糖票，幾乎都在月初就去買來，很快吃光。學校要求大家在下課後儘可能休息，體育課和體育活動停止。每周在大禮堂放映香港、蘇聯和西方電影。三年「困難時期」是科技大學最自由、最輕鬆的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我讀了維克多·雨果、巴爾扎克、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許多小說，也讀了蘇聯科學院編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學唱外國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麗的梭羅河》伴隨了我一生。
在三年「困難時期」，學校里學習風氣很濃，閱覽室有許多公共圖書，大家都去搶座位。我在閱覽室里，就把一本《數學習題集》的上千道題都做了一遍。在那樣的環境中，我對政治毫無興趣。在大禮堂聽政治報告，右耳朵進，左耳朵出，只記住郭沫若校長談訪問東南亞國家後創作的一首詩：
印尼三千島
緬甸百萬塔
島島倒倒倒
塔塔塌塌塌
到1963年，全國性的大飢荒已經過去，北京的食品供應都有好轉，這時，政治就開始進入大學校園。學生除了學專業課外，還要學政治。1963年在中蘇關係開始破裂的大環境下，學校在學生中開展了「反對修正主義」的政治學習。我毫無興趣，但學習後還要討論，談自己的看法。全校學生有兩次到北京工人體育場聽周恩來、彭真講話。工人體育場可以容納幾萬人，這是整個北京高校的活動。兩次講話沒有留下任何印象，唯一記住的是，彭真繞體育場一周，頻頻向大學生招手。聽講前，我不知道彭真這個人，聽講後，才知道北京的市長是那麼顯赫。我平時不看報，有一天，偶然在圖書館中讀到人民日報第一版周揚《哲學社會科學的戰鬥任務》文章，我開始感到，政治、哲學社會科學，用它的一種無形的力量凌駕在自然科學至上。從中學時代起，公私合營、大躍進、人民公社，加上現在「反修」，都不能理解，科技大學的學習使我堅信，任何現象，包括千變萬化的政治，都可以找出它的合理解釋。我的「座右銘」是：「要理解一切不理解的事物和現象，要找出對周圍世界統一性的理解」。當1963年學校里讓大家學習「反修」文章時，我總弄不清「修正主義」怎麼能與「帝國主義」「並立在一起」。我想不通的是，「修正主義」就是科學精神，怎麼能反對呢？我對當時大躍進、人民公社都看不清、想不通，自此開始，我決心要用科學精神來思考我長期來想不通的政治問題。在當時科技大學學生總的來說不關心政治，我卻想轉行研究政治，我以為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轉行」的一個途徑。
我的畢業論文是研究基本粒子「色散關係」方面的問題，從頭到尾都是數學公式，沒有任何哲學語言，張宗燧老師通過了我的畢業論文。當張宗燧知道我要報考哲學所研究生時，他說，哲學裏面都是一些糊裡糊塗的東西，學物理又搞什麼哲學，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物理全都白學了。
第一排左起：李國英、鄧述慧、魏學玲、馮緒寧、石鍾慈、劉木蘭、劉尚平、顧嵐、李炳仁、張少吾
第二排：楊君輝、趙漢章、裴定一、劉棠、王通、方信我、蔣運財、姚景齊、戚余祿、王柱
第三排：王彥祖、範本逵、徐惟鼎、蔡一平、楊振海、洪 熊、芮惟銘、嚴家祺、馮德興、孫家昶、蔡春雷
第四排：鞠長生、陳文德、林寶珍、劉學宗、劉貴銀、馮士雍、劉德輔、陳炳木、楊緒河、秦建民、嚴加安、張弘
張宗燧是張東蓀的兒子。毛澤東公開稱讚張東蓀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他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北平以和平的方式轉由中共統治。1949年後，張東蓀留在中國大陸，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清華大學代校長等職。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國出賣中國政府重要情報，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職務，並被民盟開除。
張宗燧是一位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我始終敬仰他、相信他說的話。文革期間，張東蓀被關進秦城監獄，張宗燧在中關村科學院受到多次批鬥後自殺了，我是事後幾年才知道的。張宗燧對哲學的看法影響了我一生，大學畢業後，我在哲學研究所，始終沒有忘記張宗燧老師對哲學的看法，我認為那種模稜兩可、似是而非哲學是騙人的東西，在「文革」和「反修」的大環境中，在對哲學這種看法下，我在哲學所十八年，包括「文革」十年在內，自始至終沒有再寫以「辯證法」為名的文章。踏進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看到哲學就是討論「一分為二」、「合二而一」這種膚淺的東西，我對當時中國哲學大失所望，因而，沒有寫這類哲學的一篇文章。在哲學所，文革十年，完全停止了業務工作。1976年文革結束後，哲學所的專業分工沒有提上日程，在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工作，我開始在《哲學研究》雜誌上發表「社會主義學說中的政體問題」這類文章，成為我轉向政治學的起點。
在中國科大數學系五年，我把數學排除在自然科學以外，在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十八年，我把哲學排除在社會科學以外。回顧我從1959年以來的60多年心路歷程，從數學到物理學，從自然科學經過哲學的橋樑，進入了社會科學王國，踏進了政治學領域。由於扞衛政治科學的神聖理念，1989年逃出了中國，從此流亡異國他鄉。我經歷了兩種制度、兩個世界的現實生活，到最後，我才發現，在我思想走過的全部歷程中，我只是做了一件事，就是在我生活的現實環境中，數學始終在我的心靈深處操縱著我，指引我尋找「現實世界」後面的「規範世界」。我的回憶錄，是一部心路歷程與現實世界歷程交織的記錄。
§ 4 哲學的黃昏
英費爾德般的嘲笑
1963年7月開始，中國與蘇聯兩個共產黨之間的分歧開始公開化，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名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簡稱《九評》。當時，我在科大進入第五年最後一學年，要集中力量寫畢業論文。我的畢業論文是量子場論中色散關係方面的問題。從《九評》第一篇文章發表開始，科大學生就要學習《九評》。當時，我雖然對哲學有興趣，但對中蘇分歧這種實際政治，不僅沒有興趣，而且不願意化時間來讀這方面的文章。所以在討論會時連怎麼講都不會。我的疑問是，「修正主義」是一種思想，怎麼可以把一個國家與「修正主義」連在一起呢？「蘇修」這兩個字連在一起，不知道是指什麼。我連這樣的問題，都感到無法在討論會上提出來，所以，開會幾乎不發言。就是發言，也是文不對題。
在大學期間，我在報刊上發表的兩篇文章，談的都是「沒有鴻溝的哲學」。我完全不知道，在1964年那個「反修」年代，「沒有鴻溝的哲學」，就是「修正主義」哲學。我就是帶著這種哲學投考研究生，並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
在我進入哲學研究所時，中國大陸的政治空氣是強調階級鬥爭，強調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鬥爭，我不關心政治，認為研究哲學，是為了發現哲學真理。到哲學所不久，我參加了一次關於哲學問題的座談會，寫了一篇講述「任何事物之間不存在一條絕對不可逾越的鴻溝」的哲學文章。文章寫好後，《光明日報》排好了清樣。這是我踏入哲學所後第一篇文章。有一天，哲學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室的一位中年研究人員趙鳳岐友好地表示要我到他辦公室談談。我進入他辦公室，發現他躺在一張躺椅上。我奇怪的是，辦公室里怎麼會有躺椅？他坐了起來。我與趙鳳岐的談話內容早忘記了，只知道他看了我文章的清樣，後來，《光明日報》沒有刊登我那篇「沒有鴻溝的哲學」文章。
【圖4·1】英費爾德（右）與愛因斯坦
波蘭物理學家英費爾德與愛因斯坦合寫過一本書，書名是《物理學的進化》。報考研究生時，要求考生對英費爾德《哲學的黃昏》一文發表評論。這篇文章是波蘭《政治周刊》記者那斯土蘭卡在1961年訪問英費爾德的報道。英費爾德在談到哲學的對像時說，哲學曾研究過各種問題，這些問題今天成了「物理學的問題了」。英費爾德認為，「哲學在那個還沒有科學的朦朧時代是有意義的。」「哲學是這樣一堆問題，它們依靠『信仰』的假設來解答的。」英費爾德對一些哲學家關於「世界」和「原子」的說法，認為都是「廉價的、哄人的東西」。在英費爾德看來，哲學家是對「世界」「原子」這類問題製造一些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觀念，使人讀後感到模模糊糊、感到宗教般的迷醉。過去，時間、空間、物質、原子，都是哲學研究的對象，今天都成了物理學的問題了。「哲學從來也不是滿滿口袋，因為它逐漸把那些成為獨立科學的部門分出去了，今天這個口袋是空的，或者幾乎是空的。」英費爾德認為，物理學對以往那些哲學概念的理解是科學的，「從理解的努力所產生的樂趣代替宗教的迷醉心情，這些努力是理性的勝利。而那些輕易得來的形而上學的迷醉則是暫時的和騙人的。」 （英費爾德：《哲學的黃昏——或沒有形而上學的悸動的認識的愉快》。波蘭《政治周刊》，1961年第22期）
讓自然科學穿上辯證法的外衣
英費爾德這些言論使我難以忘懷。在科技大學嚴格的科學教育之餘，我理智上已經認識到，這時應當用音樂、藝術來充實自己，但我仍然按小學時代的形成的習慣，投入了哲學抽象思考的懷抱。當我聽到關肇直老師在講「有限與無限」、「空間與時間」的「辯證法」時，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和宗教般的迷醉。我原以為撰寫《二階圖形辯證法》，把模糊的哲學概念精確化，是用理性來改造哲學。英費爾德使我震驚，在波蘭，與中國一樣，原來哲學是那麼膚淺。我在寫考卷時，心裏就非常明白，我內心中完全贊同英費爾德對哲學的看法，如果我在考卷中表示贊同，認為哲學已到黃昏階段，我就不會被錄取。如果我違心批判英費爾德，我的行為就與我大學五年接受的教育，背道而馳，我不能、也不會這樣做。進入哲學所後，我不斷遇到這樣的兩難問題，我從不違心，每一次都用理性和智慧，渡過了一個一個難關。在文革時代，尤其這樣。
在哲學研究所，我在辦公室的桌子，臨接《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編輯范岱年的桌子。他曾在科技大學圖書館工作過，但我十多年時間中一直不知道。我覺得，范岱年待人友好、平等。我與范岱年談話較多。但有人告訴我，范岱年是「右派分子」。我聽到後很不舒服，原來人與人之間接近還有種種政治性障礙。
文革前的哲學所，研究室稱為研究組。自然辯證法組的組長是于光遠，他也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科學處的處長。龔育之也在科學處工作。1964年成為于光遠、龔育之研究生的是童天湘、金吾倫和
【圖4·2】于光遠（1915-2013）
我三人。童天湘來自新鄉師範學院，他的哥哥是童天鑒，就是詩人田間。「田間」就是「天鑒」的諧音。金吾倫也是科技大學畢業的，是全校團委書記。我們三人看望龔育之老師，他的妻子孫小禮為我們做了油炸的平魚。自然辯證法組的大多數成員，都是于光遠、龔育之研究生。于光遠帶研究生沒有課程、沒有目標、沒有要求，聽任各人自由發展。他給我們講課，從來是說談笑風生、信口開河，與關肇直、張宗燧的嚴謹適成對照。我只記得他談對四川樂山大佛的感觀，說樂山大佛的耳朵里長了一棵大樹，而大佛腳背上，可以容納整個生產隊的人，在腳背上開會。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不要研究生有什麼科學精神、探索熱忱。當時，不僅有「桌子的哲學」，還有「賣西瓜的哲學」。哲學研究所對自然辯證法組所要求的，就是要讓自然科學精確的概念模糊化，穿上「辯證法」的外衣。不過，于光遠對每一個人都沒有絲毫強制，他連這種要求都沒有表達，龔育之則不聞不問。
哲學廣播操
我開始當哲學研究生時，中國哲學界正在為「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展開無休止的論戰。翻閱這些文章，只能看到重複出現的「一二一」、「一二一」，我稱它們為哲學廣播操。當時，「理論權威」康生說，「合二而一」在哲學上是「否定鬥爭，調和矛盾，反對轉化」，是「國內外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說，「合二而一論」，是「同黨大唱對台戲」，「是有意識地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幫助現代修正主義者宣傳階級和平和階級合作，宣傳矛盾調和論。同時，也是有意識地適應國內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勢力的需要，給他們提供『理論』武器，對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章聲稱，這場鬥爭是，「一場堅持唯物辯證法同反對唯物辯證法的鬥爭，是兩種世界觀即無產階級世界觀與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主張事物的根本規律是『一分為二』的，站在唯物辯證法一方；主張事物的根本規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辯證法一方。論證的雙方陣線分明，針鋒相對。這是當前國際國內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上的一種反映。」（《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紅旗》雜誌1965年3月15日）當時，「自然辯證法界」也從各方面去論證『一分為二』的普遍性，氫和氧化合成水，也被稱作為『一分為二』的實例。龔育之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提出精子和卵子的結合，不是『合二而一』，而是『一分為二』。我在跨進哲學研究所不久，為中國當代哲學而慚愧！英費爾德的聲音不時在我耳邊迴響，不時阻止我寫任何「廉價的、哄人的哲學」。大學時代的同學大部分在西郊中關村科學院工作，我只要發表一篇龔育之那種哲學，就會引起同學的笑話，所以，進入哲學所的全部時間，除了一篇沒有發表的「沒有鴻溝的哲學」外，我沒有寫過任何談辯證法的自然科學哲學的文章。所以，英費爾德般的嘲笑是我最終離開哲學的重要原因之一。
襄陽「四清」
從1963年起，毛澤東在中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四清」，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後來，改為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
在1960年到1962年大飢荒歲月，中國共產黨放鬆了對農村的控制，農民種植自留地、用自留地產品到農村集市上出售，農村還實行包產到戶。這种放松，是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一大批當權派的許可下，在農村自發形成的，而且使農村逐步走出大飢荒，情況有所好轉，但在實質上改變了毛澤東「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策。毛澤東認為，在農村，很多黨的支部權力不在共產黨的手中，這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起的「猖狂進攻」。為了擊敗這些進攻，就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引自1964年5月中共中央《關於面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1964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提出「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鬥爭。」在這些地方，應「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引自1964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
樊城集訓聽取王光美「桃園經驗」
1964年夏天，被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錄取為研究生後，我開始到哲學所，不是上學，而是直接上班。上班後幾個月，哲學所安排全體新到的大學生、研究生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我參加「四清」的地方，在湖北省襄陽縣。進入農村前，我們與湖北省的地方幹部，大部分是省、縣、公社抽調出來的官員，一起在臨近襄陽的樊城接受「集訓」，學習有關「四清」的文件、聽取「四清」經驗的介紹。「集訓」期間，重點介紹了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園」四清的經驗。
王光美是劉少奇的夫人，1963年，王光美隨劉少奇訪問印尼，身穿旗袍、戴著項鏈的形象，在中國廣為人知。這一次，王光美在在河北省桃園四清，談的是怎樣「訪貧問苦、紮根串聯」，怎樣與貧下中農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王光美這兩種形象，引起了所有四清工作隊員的注意。
王光美桃園經驗「訪貧問苦」與她在印尼的光彩形象，對毛澤東時代的人來說，確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王光美穿著旗袍項鏈訪問印尼引起了毛澤東夫人江青的嫉妒，而「桃園經驗」，造成了毛澤東的反感，一年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和王光美遭到厄運與這些事件有著內在聯繫。
在訪問印尼前，王光美到上海，為自己和劉少奇選布料，訂做衣服。當時江青在上海休養，王光美給她帶去了毛澤東的一封信。在王光美和江青見面時，江青問王光美：「你在國外準備戴什麼呀？衣服上不要戴別針。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寶氣，多高雅。」在中國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大環境中，江青和王光美還談托爾斯泰小說中安娜·卡列尼娜的穿著打扮，對當時的共產黨員來說，是絕無僅有的。
參加集訓的所有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人，都稱為「社教工作隊員」。我們集訓時住樊城招待所，中飯、晚飯，主食是米飯，副食經常是用大臉盆盛裝的大塊大塊豬肉。對經歷了三年大飢荒的所有人來說，集訓的主要目的，不是學習什麼「桃園經驗」，而是「大吃大飽」，準備在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時忍飢挨餓。
實地體會貧農生活
我與哲學所胡文耕、童天湘，以及湖北省一個縣的武裝部部長陳修文四個人為「社教工作隊」的一個小組，進駐了襄陽縣牛首公社花園大隊的一個生產隊。有一位農民為我們騰出了一間房屋，房間只有很小的窗戶，室內很陰暗。他家中除了有一張破舊不堪的桌子外，一無所有。床鋪是土坯，加上用蘆葦做的草墊。我們到襄陽時，天氣很冷，農民家沒有熱水，每天到一個池塘邊洗臉洗腳。我們四位工作隊員輪流在貧農、下中農家吃「派飯」。我們預先告訴農民，不吃魚肉，不吃雞蛋，與農民同吃一樣的飯菜。有一戶農民，為了表示對我們友好，做了麵條招待我們，結果，我們四人都不吃。當時，每天吃飯是一件大事，工作隊員絕不容許有任何特殊化，一定要與農民同吃他們平時吃的飯菜，並按規定付農民錢和糧票。由於我們拒絕吃好一些的飯菜，其他農戶也只能用他們平時的飯菜招待我們。將近一個月中，我們吃不到脂肪、蛋白質這類食品，菜里的鹽也很少。有一次，一家農戶用一大碗豆瓣醬招待我們，結果，我們四個人把一大碗豆瓣醬全部吃光。按正常情況，這樣一大碗鹹菜，可以吃很多天。當時我們不知道王光美參加「四清」，她自己帶著糕點去農村。我們只能按照黨的規定、不吃魚肉蛋，感到體力愈來愈不支。這種情況，實際上整個工作隊的總部是知道的，一個月左右，我們全體隊員就要到樊城「集訓」。在「集訓」時，每天大吃豬肉和雞蛋。
所謂四清，主要是召集農民開會。陳修文是我們組長，胡文耕、童天湘年齡比我大得多，他們在會議上講話。我不會面對很多人講話，總是一言不發，全部工作是參加查賬和下地勞動。有一次，陳修文與我聊天，他說，你回北京，一定要找一個北京姑娘當老婆。四清期間，我記錄了十分詳細的筆記，現在全部煙消雲散了，只記住了陳修文的一句話。
幾個月後，我與胡文耕兩人單獨負責一個生產隊的「四清」工作，這個生產隊在一丘陵地帶，叫楊崗生產隊。這時，我們兩人不得不自己來召集和主持會議。我從來沒有主持過會議，當時不得不在生產隊會議上講話。我講話不會訓斥他人，而且是生硬的。在兩個生產隊，由於「四不清」問題不嚴重，我們沒有進行什麼「奪權鬥爭」，但經過「四清」，改組了生產隊的領導班子。
工農兵哲學
哲學研究所要求我們到農村去，不僅是為了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且是為了執行毛澤東和康生指示，把「書齋哲學」改造為「對工農兵有用的哲學」。當時，康生向中國科學院哲學所發出指示，要求哲學工作者「打起背包，到農村去滾一身泥巴」。四清結束後，自然辯證法組又到北京郊區通縣徐辛庄人民公社去「滾泥巴」，在農村，建立哲學理論聯繫實際的「點」。在徐辛庄，我們只有八、九人在一起勞動，學習大慶油田，自己動手建造「乾打壘」式的住房。農村勞動對從大學剛畢業、二十多歲的青年來說，並不怎樣辛苦，因為八、九人中沒有一個監工凌駕于大家之上，我們幾個年輕人總是用歡笑來渡過沉重的勞動。
在中國全國範圍內，1965年到1966年，「工農兵學哲學」進入了高潮。《哲學研究》編輯部選編了「工農兵學哲學」的心得體會的文章。解放軍連副指導員廖初江、北京市第三建築公司木工青年突擊隊隊長、後來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李瑞環、乒乓球選手徐寅生被認為是「工農兵學哲學」的典型和標兵。在「工農兵佔領哲學舞台」時，專業的哲學工作者只能到農村「滾泥巴」了。在這時，我不能理解的是，我放棄自然科學而從事哲學，哲學究竟是什麼？研究哲學究竟有什麼用？在「滾泥巴」中，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