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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救國第一」
歐戰期間，日本獨霸東亞侵略中國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諸行動。它為了實現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要求，多方干預中國內政、企圖在北京製造出一個親日政府，這使擾攘不安的中國政局更行混亂，也使中國人民的反日怒潮洶湧澎湃起來。新文花運動以內部革新為主要標誌，也曾引起新舊之爭，反日則是當時愛國運動的主要內涵，又使人們不計思想分歧，趨於團結。「救國第一」的呼聲喊了出來，成為五四運動的前奏。
袁世凱雖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軍閥勢力，依然統治著北京政府。段祺瑞繼袁世凱而當權，其資望實力不如袁世凱，而專橫跋扈則殊不少遜。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對德奧宣戰。這件事他與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圖在共同參戰的名義之下，進一步控制中國。段則企圖在這一名義之下，擴充他的軍事實力，以獲得財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間，段氏先後向日本借款近一億五千萬元，借款條件于中國極端不利。
當時一般青年憤恨日本的侵略，對於段祺瑞的親日賣國行為，尤為切齒。可是他們目擊現實政治的混亂腐敗，多表示鄙薄不願與聞，即對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也因其內部混亂及反日面目的不夠鮮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雖然青年們覺得反日愛國為不可放棄的天職，可是沒有組織，發動不起來，甚至有些人懼怕會因此捲入現實政治漩渦中去。一部分青年從事新文化運動，也有不多談現實政治的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學生因抗議中日東京會議所簽訂的《中日兩國防敵協約》，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個留日學生罷讀歸國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陳在東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學生的廣大同情。少數熱心同學發起，在北大第三院舉行學生大會，聽取歸國留日學生代表報告，並商討響應辦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學一千多學生和少數天津學生代表結隊向總統府請願，反對這一協約的簽訂。同時以反對向日借款、取消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益等為請願的更廣泛目標。這次請願是十分溫和的，類似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由四個代表捧著請願書，恭而且敬的求見總統。我們大隊學生則在新華門外肅靜等候；既沒有人演說，也沒有標語口號，市民也不知道學生們在做甚麼。這次請願毫無結果，四個代表並未見著徐世昌總統，僅由其秘書代見，答應將請願書轉陳。四個代表步出總統府向大隊約略報告數語，大伙兒也就跟著朝回走。當時我身歷其境、真是覺得太不夠味。幸好有一位天津學生代表郭隆貞女士在總統府門前大哭大鬧一頓，表示抗議，才顯示了一點熱烈的情緒。
因為受了那次請願的刺激，我和少數熱心分子常向同學大聲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學生死氣沉沉，有類于冷血動物，愛國熱情固比不上留日學生，甚至比之天津一個中學女生郭隆貞也大有遜色。這種說法普引起大批同學的共鳴。然而當時北大同學對於救國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大體有三種看法：第一，不少同學主張由愛國人士逐漸展開活動，獲得人民支持，將來這些愛國者能進入國會，掌握政權，形成政治上的新風氣，救國才有辦法。第二，醉心新文化運動的人物認為還應當加強新文化運動，才是救國的正當途徑。第三，一般急進的同學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則認為應當從事徹底革命，推翻親日派的統治。同學們往往成群的聚集在寢室里辯論這問題，而我的房間也是這風暴的一個中心。結果大致得到「救國第一」的結論。我們認為救國運動是全體同學應該參加的，救國高於一切，從最守舊的人，直到最急進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應一致奮起「救國」。
既然要救國，就要組織一個團體，發行一種刊物，作為行動的第一步。當時這種組織小團體的想法頗為流行，不少有抱負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試身手，登高一鳴，於是我和一些同學們發起組織一個「國民雜誌社」，參加這個社的有一百多個同學，多數是北大學生，北京其他高等學校也有少數活動分子參加。我們籌備出版一個名叫《國民雜誌》的月刊。我自始即被推擔任發行工作，忙著向社員募集經費、經理出版、發行等業務。這月刊於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創刊，大約出了四期，後來因為五四運動的爆發，社員們都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無暇兼顧出版事務，因而停刊了。
國民雜誌社的社員們都是狂熱愛國的人物，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但他們對新文化運動的意見卻有紛歧，並常因此引起爭論。大別之可分為三派：一是少數的保守派，以陳鍾凡、黃建中為代表，主張保存國粹，反對白話文；二是幾佔半數的調和派，以易克嶷為代表，他是國民雜誌社的主要發起人，提倡一致救國，同時也是一個新舊學說并行、東西文化並重的調和論者，三是與調和派幾乎勢均力敵的急進派，我和許德珩常是這派的發言人，找們主張革命救國，同時擁護新文化運動。
我是國民雜誌社的一個要角，很起勁的為它服務，但因上述內部意見的紛歧，已經感覺不滿足了。我在歐戰結束的時候，與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先生來往密切起來了。由於他的影響，使我增加了對於社會主義的興趣，同時與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區聲白等同學也來往較密。中文版的無政府主義書刊如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獵過。我腦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會，到民間去等等觀念，于愛國狂熱之外，還有點社會革命的意味。
由於這種理想的推動，我於是又與鄧中夏、羅章龍等同學，組織了一個平民教育會。這個會標榜社會改造，主張從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參加這個會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幾個同學，其中多數是沒有參加過國民雜誌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滿足於國民雜誌社的單純愛國，而偏重於社會改造一途的人們。當時這種提倡社會改造的小團體也正盛行，「工讀互助團」就是其中主要的一個，在那裡打著「試驗新生活」的旗號，尋找烏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這個平民教育會雖然沒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但它的成立，確是由於受到了無政府主義者所鼓吹「到民間去」口號的影響。後來這組織得到學校當局的贊助，改組為北大平民教育演講團，設有北大平民講演所、平民夜校等組織。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樣的組織。參加這組織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區去叢事街頭講演。不久我們又得到北京市學務局的贊助，供給我們廣布在北京各區的通俗講演會場，趁為我們排好每星期的講演時間。我們所採用的大半是「國民救國」、「平民疾苦」、「大眾文化」之類的新題目，頗具吸引力，聽眾也逐漸增加起來。我們每星期還分組去訪問貧民窟，查詢貧民受苦的情形，附帶也做些救濟的工作。這些新奇事也使我獲得一些接觸貧苦人民的經驗。當時北京各報刊所發布的平民實況等消息，多半就是這組織的參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給的。這組織還決定，會員們每屆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都要發展這樣的組織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歐戰結束，中國似乎也是一個對德宣戰的戰勝國。當時各戰勝國大事宣傳說這是公理戰勝強權。北京也在慶祝戰爭勝利，並將克林德碑拆毀，移置中央公園，改為「公理戰勝碑」。我們曾參加這一慶祝大會和奠基典禮，也曾為之興奮。「強權即公理」的現實，似乎開始有了些修正，中國將因此有轉弱為強的機會。在天安門舉行的歐戰勝利的慶祝大會上，蔡元培先生的講演題目是《勞工神聖》。李大釗先生講演的題目為《庶民的勝利》，還有一位學生代表的講題是《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公開讚揚俄國的革命是二十世紀的革命，是中國一般平民所應當效法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爾賽和會開幕。美國威爾遜總統事先發表了一些演說：提倡國際聯盟和無賠償、無割地的和平理想，並於一月八日向國會演說，提出有名的十四點主張，強調民族自決。當時中國一般青年對於威爾遜總統這種主張十分景仰，一致推崇。美國又贊成中國收回山東的權益，自然更為中國人所樂聞。
可是消息傳來，和會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於中國。中國以參戰國的資格提出了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的七個條件，和會根本不加考慮；取消日本二十一條的要求，也未被列入議程；山東問題更因日本與英法早有秘密協定，四月中旬由和平條約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等三條規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掠奪物，完全轉讓于日本。威爾遜總統雖然表示過反對，但為勢所迫，拋棄了他對中國的諾言，也公開妥協了。而日本侵略中國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它在巴黎和北京施展出外交上的伎倆，造成不利於中國的形勢，企圖使北京當局接受和會關於斷送山東權益的條件。這些事使北京的學生們為之大嘩。我們充滿了失望與憤慨的情緒，美夢方覺，一致認為：世界上那裡有甚麼公理？中國人除奮起救國以外，已別無他途可循。
第七章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就在這樣的情勢下爆發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下午七時，「國民雜誌社」循例舉行社務會議；參加者是原有的十多個社員，議程也只是討論雜誌的出版事務。可是到會者不約而同的談到中國在凡爾賽和會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靦顏媚日和山東及其他各地人民團體奮起救國等消息，氣氛異常激昂。我首先提議：由「國民雜誌社」發起，約集北京各校同學舉行一次示威遊行。我並且說明：這次示威運動決不可再蹈去年請願行動的覆轍；必定要做得有聲有色，獲得圓滿的結果，時間愈快愈好。這次示威行動的意義是向日本使館表示中國人民的抗議；喚醒民眾，一致奮起，迫使在外交上準備屈服的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作為收何山東權益和取消二十一條的張本；並打擊親日賣國首領曹汝霖等人，以伸張民族正義。我這提議立即得到全體到會者的熱烈贊成，大家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有的說北京學生尚無學生會的組織，發動一次共同行動甚為不易，應當乘勢組織各校學生會；有的認為向曹汝霖問罪，應該是這一行動的主要—目標，因為這樣才能具體的表示國民的公憤。
為了實現這些意見，這次會議以愛國責無旁貸的精神立即決定：由「國民雜誌社」通告北大全體同學，于次日晚上七時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學生大會：並邀請高師、工專、農專、法專等學校派代表或熱心分子參加；討論目前救國應採的步驟。推定易克嶷同學任大會主席；其他「國民雜誌社」的同人在大會中發表演說。我們商定了具體進行辦法，決定向各學校同學展開溝通意見的活動。根據這個決定，措詞激昂慷慨的布告于第二天清晨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現了；同學們群起響應，愛國的熱情沸騰起來了。
五月三日下午七時，第三院大禮堂中擠滿了人群。北大同學一千多人幾乎是全體出席，其他各校熱心同學趕來參加的也有幾十人。在易克疑主席宣告開會，說明宗旨之後，我即登台發言，提出我上述的主張。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群眾大會中發表演說，情緒不免有些緊張。我的萍鄉土音又很重，例如「群眾運動」這個重要名詞的發音，就與普通話有很大的區別，不容易為人所聽懂；但還是博得了同學們熱烈的鼓掌。後來一些同學由於這次演說，常親切的笑我「群眾運動」這四個字的發音，「群眾運動」四字，幾乎成為我的渾名。繼我上台演說的是有名的「大炮」許德珩，他的講話具有甚大的鼓動力量。還有同學謝紹敏的當場嚙破中指，在一塊白手巾上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更激起全場的憤慨。大會於是一致決定聯絡各校同學，于次日正午在天安門集合，舉行示威遊行；各校到會的同學們也當場表示熱烈贊成。
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左右，當北大同學在馬神廟第一院集合，準備向天安門出發時，蔡元培校長出來勸止。他沉痛的向我們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頗為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被視為鼓吹異端部說的洪水猛獸。現在向學們再出校遊行，如果鬧出事來，予人以口實，這個慘淡經營，植根未固的北大，將要首先受到摧殘了。那位文謅謅的易克嶷同學當場向蔡校長痛陳學生們內心積憤，已是忍無可忍，懇求校長不要阻止。其他多數同學則頗感不耐，發出「噓！」『轟！「吵嚷和怒罵的聲音。看看時間已到正午，我即擠向前去，高聲向校長說：「示威遊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本不知道，現在不必再管，請校長回辦公室去罷。」我和其他幾位同學連請帶推的將蔡校長擁走，遊行隊伍在一片歡呼聲中，蜂踴的向天安門出發了。
北大的學生隊伍是最後達到天安門的。北京各專科以上學校學生隊伍都如約先行到達了；總共有三千多人。經過簡單宣布遊行的主旨以後，隊伍即浩浩蕩蕩的向東交民巷進發，準備先向日本使館示威。白號雄幟是形形色色的，其中主要的是「還我青島」、「廢除二十條」、「懲辦賣國賊」、「拒絕簽字和約」、「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等等。那時東交民巷口軍警密布，我們的示威隊伍無法通過，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國使館說明示威的意圖。按預定計劃轉赴趙家樓曹汝霖的寓所。
學生隊伍到達曹宅時，北大同學鍾巍所預先約集好的十幾個同學，率先翻越窗戶進入曹宅，打開大門。大隊同學即一踴而入，到處尋找曹汝霖不獲；適另一親日巨頭、駐日公使章宗祥正在那裡，走避不及，被同學們痛毆了一頓。曹宅的什物也成了同學們泄憤的目標，大肆搗毀，少數同學並乘勢將堆積在宅院中已經搗毀了的什物，放火焚燒。我和其他幾位擔任指揮的同學認為目的已達，於是分頭通知亂作一團的同學們，迅速整隊回校。我們剛啟程離開，大隊軍警趕到，將火勢迅即撲滅了，並並始捕人；未能趕上隊伍的三十二個向學被陸續逮捕。這就是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的一幕。
這日北大同學們遊行歸來已近黃昏，雖已飢疲交加，但精神仍極抖擻，紛紛議論此後的對策。我們對趙家樓一幕的表演精來引以為快，但對於三十二個同學的被捕和即將到來的壓迫，深感危懼；幾乎都一致認為大事臨頭，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再無退縮的餘地。我們決定五日上午十時再舉行學生大會，進行組織大學生會及北京學生聯合會，並將這一運動擴展到全國去。
五日清晨，京畿警備總司令段芝貴（這個老軍閥是段祺瑞的親信，是嚴厲鎮壓學李的客際執行者）為了探聽學生的虛實，派遣他的軍法處長虞維鐸來到北弄：虞是一箇舊官僚，雖然頭腦頑固，但也不願事態擴大。他來到北大，開始聲勢洶洶，指責學生闖了大禍，聲稱如再不懸崖勒馬，將明令解散學校，鬧事者將被處嚴刑。同學段錫朋挺身與之抗辯，表示學生不怕恐嚇和壓迫，決再接再勵的幹下去；如政府不接納學生要求，改弦更張，全國將大亂不已。這個官僚竟為學生們理直氣壯的聲勢所屈，改以較溫和的口吻說了些希望學生不再出街鬧事，安心上課，聽候政府解決等語，就離校而去。
五日上午十時左右，北大學生大會在十分熱烈的情緒中決定：立即成立北大學生幹事會，併發起組織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的共同組織，要求各校一致參加；推舉段錫朋、方豪為北大學生會參加這個共同組織的代表；並推舉狄君武、羅家倫、康白情、周炳琳、陳劍修、魯士毅、鍾巍和我等分別擔任北大學生幹事會的文書、總務、講演等各部門的工作。
當天下午又在北大舉行各校學生第一次代表會議，約有二十個學校的代表參加，通過決議：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簡稱北京學生聯合會）。後來清華學校和其他教會學校以及女高師等女子學校也紛紛組織學生會，並先後加入學生聯合會。這樣，這個共同組織就名符其實的包括了北京全部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會。
這次會議還決定：學生聯合會以「內除國賊，外爭國權」為主旨，提出「收回青島」「懲辦賣國賊」等具體要求；並發表宣言，號召全國各界一致響應。這個代表會議後來根據學生聯合會章程改名為評議會，負責決定政策方針。評議會由每校推派兩位代表組成，其議事程序的符合民主旨趣，以及處事的敏捷果斷，確表現出它是指導愛國運動的重心；所以當時輿論譽之為中國歷史上空前最優良的「雛型國會」。
這次會議為了迅赴事機起見又決定：以北大學生幹事會代行學生聯合會執行部的職權；因此，北大就成了這次運動的總樞紐。我這個素來重視平民教育提倡講演的人，也就成為學生聯合會第一任的講演部長；所有學生聯合會的講演團，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組織民眾團體、發行傳單報刊等實際工作，都由我所領導的這個單位來執行，事實上此後學生會許多轟轟烈烈的活動也以這一單位為骨幹。
五月四日北京所發生的這件大事，像風暴似的震動著全國；聲勢愈來愈烈，範圍愈來愈大。各大城市的學生們紛紛起來組織學生會，發通電宣言，遊行講演，與北京學生採取一致行動。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連篇累牘的用大字標題刊載這類新聞，並發表評論；認為：這是純潔的愛國運動，是全國人民公意的表現。工商界、各種民眾團體、國內外知名人士，以及海外留學生等都先後響應，支持學生主張，要求政府罷免親日派官員，反對壓迫學生的愛國運動。
五月七日，被捕的三十二個同學終於釋放了。當時段祺瑞這親日巨頭並未直接執政，雖不願輕輕放過這些學生，但究不能為所欲為。全國輿論都站在學生方面，親日派顯得孤立了，曹、陸、章三人成為眾矢之的。北京政治圈子裡多數官僚政客，一時為愛國心所支配，也或多或少的同情學生。這一切使總統徐世昌和國務總理錢能訓無法完全聽從段祺瑞的擺布。這樣，安福系、新交通系摧殘學校的計劃不能順利實現，當局不得不釋放被捕的學生，以平民憤。
然而擁有實力和日本支援的親日派是不肯干休的。他們痛恨北大，集中目標攻擊蔡元培校長，非迫令去職不可。蔡氏事先雖曾勸阻學生的示威行動，但事後卻完全站在學生方面，抗拒各種摧殘學生的壓力，對於釋放學生一事，奔走尤力。但他為緩和親日派的憤怒，不願因個人的去留使事態再行擴大；終於五月九日留下告別信，悄然辭職出京①。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進一步激起同學們的憤慨。一般同學認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殘教育的明證；如果學生不據理力爭，將使親日派氣焰更加囂張，各學校以至整個愛國運動勢必受到摧殘。北京學生聯合會經過多方的奔走呼籲仍無結果之後，不得已乃決定於五月十九日實行罷課，力促政府接納學生的愛國要求，挽留蔡校長，並懲辦曹、陸、章等親日分子。北京各校這一罷課舉動，又獲得了全國各地學生的響應。
五四運動也影響了那時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平會議。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紹儀在和平會議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條件，其要點是：中國不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取消中日間的密約；懲辦負責簽約的親日派；取消參戰軍等。這八條與當時學生愛國運動的主張是一致的，博得了國人廣泛的贊同。
我所主持的講演部，是各校積極分子薈集的場所，人數極多，單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同學參加，因此對於學生聯合會的決策影響很大。這些參加者分別組成講演團和講演小隊，分佈在北京城內外街道、火車站以及鎮集，進行露天講演，宣傳抵制日貨，散發及張貼印製品，並進行組織民眾團體。這些講演團是當時學生活動最重要的一種表現。我們向市民、軍隊、警察宣講愛國反日的道理，毫無顧忌的攻擊北京政府和親日派，造成了人心憤慨、滿城風雨的形勢。
我們的講演方法也日有改進。有一次我帶著一個講演團在一個街口高舉旗子，發表演說。圍著聽講者約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並沒有減低他們聽講的熱情。他們送茶水給我們；鼓掌聲和發問聲此起彼伏；我和同伴們都滿頭大汗，聲音雖已嘶啞，但仍是在大聲疾呼。這種愛國情緒感動了一位在場的老牧師。他等我們講演告一段落後，約我們到他的住所去研討講演的技術。，他指出我們的講詞不夠通俗，沒有從人民切身問題說起，也沒有將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愛國運動聯在一起，因此，我們雖賣了很大的氣力，老百姓卻還不能完全領悟。他具有很大的熱忱，似乎要將他一生傳教的演說經驗一口氣傳授給我們。這使我們大為感動，儘力接受他的指教，來改進我們的工作。
五四運動也和歷次的反日運動一樣，以抵制日貨為一個重要的節目；這也是能夠在經濟上打擊日本的實際行動。這次在北京發動的抵制日貨運動，學生聯合會與北京商會協議一致行動。我們的講演團對於這件工作非常積極；到處發動「救國十人團」②的組織。這個新興的組織對抵制日貨發生了可觀的作用。團員們相約不買賣日貨，並勸告商店不賣日貨，市民不買日貨，也發生了搗毀日貨的事件。抵制日貨是當局最傷腦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日本外交上的壓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眾與日本人的衝突。
於是當局積極禁止學生講演和抵制日貨等活動。學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夠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不願過分與之決裂。當軍警禁止學生講演時，我們講演團的工作就停頓幾天，還將抵制日貨的口號改為提倡國貨。我們出去活動時大多背著一個上書「提倡國貨」四字的布袋，以挨家挨戶推銷國貨的姿態，來執行講演團原來的任務。但這種較溫和的活動也遭到軍警的橫蠻幹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頒布兩個命令，一為曹、陸、章三人辯護，一為重申禁止學生罷課滋事。學生看到政府是要根本摧毀這一愛國運動，乃激起更大的悲憤。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講演部職員會議通過決議：不服從禁令，恢復大張旗鼓的講演活動。這決議立即得到評議會的認可。講演部立即執行這個決議，發揮以身作則的精神，首先由我和十幾位本部的重要職員出發，經東安市場、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門這一帶中心區域、高舉旗幟恢復講演。我們不顧警察的制止，向聽眾大聲疾呼，終於與警察發生衝突。我和其他六位同學于當日下午六時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監房裡。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嘗到鐵窗風味。
我們被捕的消息，像電流似的激起了各學校學生的公憤。使大規模恢復露天講演的決議，執行得更為熱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學生分隊出動，布滿北京城內外；講演團的旗幟到處飄揚。「犧牲自由和身體來救國的時間到了」的聲音在人群中傳播著。六月四日，講演人數更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軍警在這兩天內大捕講演者，結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學生。因監獄不敷收容，又臨時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閉學生的拘留所。這種壓迫學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驚慌和不滿，一部分商店並關閉店門，停止營業，以表示對學生的同情。各女學校的女學生也都跑到街頭遊行講演起來了，城外兵營里一部分士兵也有響應學生的風聲。軍警當局不得不關閉城門，防止更大混亂。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講演學生之舉，震動了全國。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學生、商人、工人首先響應，紛紛罷課、罷市、罷工。其他各地也隨著有同樣的表示。輿情鼎沸，舉國騷然。
顢頇的當局到此時才認識到事態的嚴重；不得不於六月五日下令釋放學生，並接納學生要求，於六月十日明令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樣三人免職。北京政府被逼讓步的事實，更鼓勵了同學們不願輕易干休的心情。北京學生聯合會通電號召舉國繼續奮鬥，非做到拒絕派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止。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也同樣熱烈，強力阻止中國代表陸微祥等出席和會。中國代表動在民眾的壓力之下，終於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會表示拒絕簽字。至此，這具有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是勝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們更廣泛的理解到中國多年受屈辱的經歷和當時的處境，那末我們將更能認識五四運動的重要性。五四運動為歐戰和日本侵略所誘發，直接受著新文化運動的滋潤；在內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國的意志，使舉世開始認識中國的民意不可輕侮。這一青年運動能夠擺脫過去中國政治惡習的束縛，以嶄新的姿態、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有效的組織方法，發揮了它的巨大作用。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中國覺醒的標誌。
① 蔡元培於五月九日留書北大教職員學生，其文日：「我倦矣！『殺君馬者路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十一日北大學生又接其自途中函雲：「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意于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仆所以不於五日即提出辭職者，以有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為之儘力也。今幸承教育總長、警察總監之主持，及他校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保釋，仆所能盡之責，止於此矣。如不辭職，更待何時？至一面提出辭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於發表，無他意也。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留去決無妨于校務，惟恐諸君或不見諒，以為仆之去職為有不滿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書此以求諒于諸君。」
② 「救國十人團」的組織是北大事務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時所首先提倡的。他與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釗等友善，有革命實行家之稱。他獨自出資刊印十人團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號召人民按十為單位組織起來，由十而百而千而萬，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愛國要求，並致力平民生活狀況的改善。這方案為學生會所接受實行。
第八章 為維護北大而奮鬥
北京政府雖然為勢所迫接納了學生的愛國要求，但仍未放棄壓制學生的企圖，所以五四運動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們壓迫的對象。這使學生不能安心學習，不得不繼續作反抗的活動。
六月初，京、津、寧、杭各地學生會代表齊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學生后，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規模廣大的罷市、罷工、罷課風潮的時候．，各代表會同上海學生聯合會，發起召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進行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正式成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生運動的一次盛舉。
北京學生聯合會曾先後派出幾批代表，分向各地進行組織全國學聯的活動。北京學生代表許德珩、黃日葵等人最先到達上海。段錫朋等也在全國學聯成立之前趕到。我和其他幾位代表則在大會開幕之後才趕到。我到達上海時，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已借靜安寺路南洋商業專門學校經常舉行會議，各地學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這所學校里。大會費了好幾天的時間討論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討不休。北京學生代表共有二十餘人，其中只有四個是出席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我在大會是沒表決權的，被選擔任總務方面的工作。
我對全國學生聯合會總務處的工作並不感興趣，事實上也未正式就職。我所注意的是考察各地學生運動的實況。我發覺上海及各地學生會講演方面的工作，趕不上我們在北京所做的。「到民間去」的風氣很不普遍。為了要給各地同學一個榜樣，我親身在上海從事街頭活動。我制了一些賣報的布袋子，發動同學們一齊去推銷愛國書刊，進行像北京學生聯合會演講團一樣的工作。我背了一個裝滿《每周評論》、《星期評論》等愛國書刊的袋子，到街上去一面叫賣，一面向市民宣傳，晚間歸來，有些代表們以驚奇的眼光笑著向我：「你這位社會運動大家的生意好媽？」我充滿了自信向他們說：「成績還不錯。我們都要有這種到民間去的精神才好！」我這樣做了幾天，終於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門口，受到一個外國巡捕的粗暴干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後用力的一推，幾乎使我跌倒。當我依然停在那裡表示不服的時候，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態。我為了不願引起糾紛，以免防礙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進行，當時沒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將這件不愉快的事宣揚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次嘗到外國租界勢力給予我的侮辱，使我確認反日之處，還要反對租界。
七月初，陳獨秀先生和北京學生聯合會十一位重要負責人魯士毅、江紹源等先後被捕。
我們旋即從北京收到關於這件事的詳細報告。在上海的北京學生代表團認為這是北京政府有計劃摧殘北大的行動，並想到北京學生聯合會一時將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決定要我立即趕回北京，號召同學們堅決反抗，決不使這個學生運動的中樞受到損傷。我遵命立即起程趕回去貫徹這一個新任務。
當時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關於對北京政府的態度問題有些爭執。上海和南方各地有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認北京政府和支持廣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數北方地區的代表雖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對北京政府在各地壓迫學生，但仍不願將這種態度公開表示出來。他們顧慮這樣作會捲入現實政治漩渦，予北京政府進一步摧殘教育的口實。可是，當聽到陳獨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後，代表中就有人強調的指出：我們應當與上海等地的代表采同一的態度，公開反對北京政府。果然，在我離開上海幾天之後，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便請孫中山先生在會發表演說。這是全國學生傾向孫先生的第一個公開表示。
我趕回北京后，得悉魯士毅等十一位同學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將公開審訊。陳獨秀先生則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裡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學曾表示出一種悲觀的論調，認為以前要求拒絕和約簽字，懲辦賣國賊，是聲勢浩大的愛國行動，政府不得不低頭；可是現在情勢有些改變了，暑假期中多數同學已經離開學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學校的師生，是否能為了這件事發動一個轟轟烈烈的反抗運動，大有疑問。在一次北大學生幹事會會議上，我鼓勵同學們：「我們應當堅決奮鬥下去，一定會得到全國的支援。」我旋即被推舉為出席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並由學生聯合會的評議會推舉我為學生聯會的主席，於是我就首當其衝的展開了與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奮鬥。
在暑期中，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北大同學會的情景顯得不如「五四」到「六三」這一期間的那樣熱烈。各校同學離京渡假的約佔全體同學的三分之二，學生會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職員被捕了，還有一些從前較活動的同學，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或暫不返京。因此學生聯合會經常工作的人員大為減少，並且換了一些生手，這樣我的職責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去，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會，吃飯也在辦公室里，日以繼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會議、指導內部工作、對外聯絡通訊、營救被捕同學、溝通各校同學意見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積極，學生會的陣容因此又堅強起來了。這對我個人言，也可說是實習了一課領導工作。
為了抵抗當局的壓迫，各校校長，教職員和學生聯合採取同一步驟。國立八個專科以上的學校校長組織了一個校長會議，以醫專校長湯爾和為代表。各專科學校教職員也組織了各校教職員聯合會，以馬敘倫、沈志遠等為代表，與代表學生聯合會的我經常接觸。我們共同標榜不讓教育受到摧殘、挽留蔡校長、反抗政府加害陳獨秀先生和愛國學生。李大釗先生也是教職員聯合會的一個活動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辦公室—圖書館里辦公，與我接觸更為頻繁。他不僅對我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甚至常代我草擬一些重要文件，對於溝通教職員與學生間的意見和聯絡新聞界等，更是多所儘力。從此，我和李大釗先生就成了不分師生界限的共同奮鬥的戰友。
八月底，魯士毅等被捕已近兩個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偵察終結，正式開庭審訊。開庭的那一天，學生聯合會組織了一千多人的學生隊伍假稱去旁聽，實際是向法院示威，反對當局非法拘禁學生達兩個月之久，要求立即釋放。大批警察列隊在法院門口，嚴陣以待，準備彈壓。法庭旁聽席上僅有的四十幾個座位，早被同學們佔住了，其餘大隊圍坐在法院大門外不散。學生的辯護律師劉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學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領袖。他義務出庭為被捕的同學辯護，極為賣力，使主控的檢察官在庭上窮於應付。我和其他在那裡旁聽的同學們每當聽見檢察官陳訴被告曾犯毆打官吏、反抗政府、擾亂治安等內亂罪行時，便一致怒目相視。當我們聽到劉律師聲稱被告的行動是出於愛國義憤，依法無罪的時候，就一致點頭稱快。學生們這種沒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們意向的舉動，鼓勵劉律師說出一段極有份量的話，他說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國將有萬千學生自請拘禁。審判長在庭內外這樣輿情壓力之下，終於當庭宣告各被告無罪開釋，這多少是違反當局的意旨的。
這十一位同學由我們大隊同學擁護著他們回校，沿途歡呼，到校后並舉行歡迎大會。場面之熱烈，真是使人難忘。
過了約兩星期，陳獨秀先生也未經審判悄悄的被釋放了。北大同學在第三院舉行大會，熱烈歡迎他出獄。我任大會主席並致詞，曾熱情奔放的說：陳獨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者、我們可敬的老師……抗議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對於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問；對於他的出獄表示由衷歡迎。陳先生當場發表演說：表示他對於北大和全體師生所作所為的感謝，聲稱他自己不受壓迫與威脅，此後無論在北大與否，仍當繼續奮鬥。不久陳獨秀先生終於接納同事們的勸告，離京南下，從此就再沒有回到北大。
這些事一幕一幕的過去，北大隨著就要開學了。政府發表任命胡仁源繼任北大校長。但他不敢到校就職。北大學生和教職員一致認為蔡校長沒有復職，我們的護校運動就仍未完成。而同學們推舉我再度南下，去浙江作為迎接蔡校長返校復職的代表。
我到達上海后，還留在上海的段錫朋同學等告訴我，他們已會見了蔡校長，他表示此時決不回校，並推蔣夢麟先生以北大總務長的名義暫行代理校長職務。他們還說，北大教職員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學們都表示接納蔡先生的意見，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們認為北京教育部對蔣夢麟暫代校長職務一事是會認可的。我於是和段錫朋等到江蘇省教育會去訪問住在那裡的蔣夢麟先生，向他表示我們代表北大同學歡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長的職務。於是蔣先生也即到達北大代理校長，肩負起這一艱巨的任務。
這樣，護校運動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於十月間照常上課。我也辭去北大學生會和學生聯合會的職務，開始重理學業。
第九章 第一次會晤孫中山先生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間，北大開學，我辭去學生會的一切職務，參加了鄧中夏同學等所組織的「曦園」。這是一個學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團體，出自於無政府主義者「新村」的思想，以互助、學習、共同生活、親身勞動（包括自己燒飯等等）為宗旨；參加者共十六人，多是湖南籍學生，其中也有不少的出色人物。如我上文提到過的易克嶷同學，是一位談吐動人的政論家，他形容和譏諷現實政洽的醜態，批評當代新舊人物，無不入木三分。羅章龍是德文系的學生，是一位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學者，具有謀而後動的素養，是當時醉心於俄國革命的人；他能直接閱讀黑格爾和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從德文書刊中較多知道一些俄國革命情形，常在研討時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參考。那位帶有學究氣味倡導新生活的鄧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經的鼓吹社會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覺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師」的兩種風格。其他參加者也多數在五四運動中顯露過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園的一群中算是學生運動中最賣力的一個，他們認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實行家，也曾被鄧中夏戲稱為「學生要人」。
然而我這個「學生要人」畢竟還只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仍不願過分捲入政治活動的漩渦里去。我認為只有五四運動是我必須參加的一個緊急的愛國運動，其他並不想多所過問。此時我的主要努力還是在完成我的大學學業，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礎。北京學生聯合會仍在繼續活動，對於抵制日貨和聲援十月間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各界救國聯合會的被地方當局壓迫①，以及十一月間福州學生因抵制日貨被日本浪人殺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動仍是特別起勁；但北京各學校一般同學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的口號之下，大體上已經恢復了正常上課的狀態。同時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課去了。杜威、羅素幾位著名學者到京講學，更引起我的興趣，我是一個熱心的聽講者。我除了每星期參加一次平民教育講演以外，雖然同學們認為我是學生運動的識途老馬，常要我參預其事，但我總是婉詞推脫。
十二月間一個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幾名警察來到曦園，奔向我的住房來逮捕我。那時正輪著我在廚房燒飯，由於同學的暗示，我知道禍事又臨頭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頭部，裝著若無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們搜查了一陣之後，失望的退去。這顯然是被我的臨時化裝瞞過去了。到了五點鐘，同住的同學們出去詳細查察，確認暗布在曦園四周的警探們已經離去，才護送我到沙灘北大第一院，把那裡當作暫時的庇護所；因為警探們究竟不敢公然闖進學校里去抓人。
我見了蔣夢麟代校長和學生會一些負責人，商量應付的辦法。我們認為警察這次行動，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壓力，又一次對學生的報復和鎮壓行為。相信列入黑名單要拘捕的學生人數還很多。於是我們決定，為了避免學校再受打擊，所有可能被捕的學生都暫時躲避起來。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動，作為在京同學的聲援。於是我和羅家倫同學以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的名義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曉，我和羅家倫不敢在前門的東車站上車，繞道永定門，乘著城門剛剛打開的時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裡的一個小站上搭上火車，悄然南下。
以租界為中心的上海是比較自由的，租界當局似乎也不願多干預中國內部的內爭。那時中國內部政局是複雜極了；大體說來，北京政府勢力範圍內直皖兩系之爭日益加劇。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控制著北京的政權；總統徐世昌則與直系軍人暗中結納以示對抗；關外的張作霖因不滿段的親信徐樹錚也開始與直系攜手；在段系之下，又有國務總理靳雲鵬與西北籌邊使徐樹錚的權力之爭。在廣州的南方政府，有閑居上海的孫中山先生與七總裁③之一的岑春煊間的爭執；此外廣州還有甚麼掛系、粵系、滇系等等的明爭暗鬥。上海是南北和會會場的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軍閥進行各式各樣政治買賣的中心。這裏又是全國輿論的樞紐，全國性的民眾團體和全國學生聯合會都設在這裏。因此，各地民眾團體的代表和學生代表也都川流不息的來到這裏。
那時，反對北京政府並對學生運動表同情的主要有三個派系。第一是孫中山派。這一派根本不承認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說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軍人和政客。直系中後起之秀、時任師長的吳佩孚駐紮在南北要衝的衡陽，一面與南方聯絡倒段，一面發出許多電報同情民眾反日運動，表現得似乎是一個十足的反日愛國軍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間我們到達上海。我和羅家倫在全國各界聯合會代表會議席上陳述北京政府壓迫各地學生、禁止抵制日貨、有直接與日本交涉出賣山東的危機，要求全國各界一致向北京政府抗爭。這主張受到國民黨人的反對。民國日報的邵力子和其他國民黨的代表們表示：我們根本不承認北京政府，我們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無異於變相的承認它了。我們指出：不承認北京政府和打擊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時並進的。而且從具體事件反對北京政府，更是動員民眾徹底反對它的應有步驟。但他們堅持立場，而且懷疑我們對北京政府仍有幻想。他們所強調的是與北京政府絕交，全國民眾抗納捐稅等等。其實這種急進的意見，在北京政府的統治區域內實在甚難做到。
在那個時期，吳佩孚成了時代的寵兒。他與民眾團體互相唱和，且有軍事實力作後盾，這對於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響；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對象。作為吳佩孚之友的孫洪伊因此成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時竟有大孫（指孫中山）小孫之稱。但在我們與他多次接觸中，知道他不過是一箇舊官僚型的人物；對於我們這種青年並無甚麼吸引力。但吳佩孚所標榜的召集國民大會、和平解決國事、反對直接和日本交涉山東問題、國民籌款贖回膠濟路等主張，獲得了民眾團體的廣泛支持。上海各民眾團體曾在公眾體育場舉行盛大的國民大會，公開致電吳佩孚表示支持，我們也參与了這次集會。一九二○年一月間，北京的學生聯合會被封閉，吳佩孚的主張所召開的國民大會也被解散。
《時事新報》的總編輯張東蓀那時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與我們有經常的接觸。一九二○年春，戊戌政變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腦梁啟超從歐洲回到了上海。張東蓀約集我們—羅家倫、許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時事新報館樓上與梁晤談。他敘述了一番歐遊的觀感，語氣之間特彆強調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並慨嘆他二十余年從事政治運動徒勞無功，表示今後對政治已無興趣。他提出一個五十年文化的大計劃，希望青年學者贊助。我們向他說明被趕出課堂，無法安心研究學業，不得不從事反日愛國運動等等實況，對他專力于文化工作的抱負，自然表示欽佩。
我們辭別出來，大家議論，認為任公的談話象徵著研究系在政治上進退失據的消極性。任公本人在中國文化啟蒙運動中確有重大的貢獻；不過他的改良路線並沒有找到出路。他曾依附袁世凱，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沒有好的結果。他那種依附實力派，企圖做加富爾的幻想④，到這時大致已經幻滅了。現在再回頭從事於學術研究，成效也許較大；可是當時正是國事如麻，恐怕有點緩不濟急罷！
我們與國民黨人的接觸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孫中山先生的幾位得力幹部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廖仲愷、戴季陶、葉楚傖、邵力子等，與我們過從頻繁。胡漢民和汪精衛這兩位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簡出，我們只有重要事件商談時，前往訪晤暢談一番。戴季陶、朱執信、廖仲愷與我們來往得較為親密和輕鬆，常聚在一塊高談闊論，主要話題往往是新文化運動。戴季陶愛談社會主義，有些學者味。朱執信愛談時事，顯得滿腹經綸似的。廖仲愷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著欣賞別人的高見。葉楚傖、邵力子代表民國日報，出席各種民眾團體的會議，無異是國民黨的公開代表，與我們好像是在一塊共事似的。任民國日報總經理的邵力子，為了克服報館遭遇的各種困難，和籌措經費，老是東奔西跑，忙過不停。任總編輯的葉楚傖，經常過著夜生活，在他那間很小的編輯室里，伏案工作，為文改稿之外，還愛飲酒做詩。當時全國各界聯合會通過全國工商界抗納捐稅的決議，即是葉邵二人的傑作，我們曾予積極支持。
一九二○年一月的一個中午，我和許德珩、康白情及一位天津女代表劉清揚同在法租界一間飯館里便餐，飯後，順步走向法國公園。康白情指著馬路那邊說：「莫利愛路二十九號，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住宅。」許德珩接著說：「我們一直還沒有拜訪過他，現在不妨就順道去看他。」我附和著說：「好呀！我和羅家倫本已商定要在最近幾天去看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卻不在這裏。」他們三人同聲說，那沒有關係，今天我們先去隨便談談，下次再約羅家倫一道去正式請教。於是，我們穿過馬路，走到孫先生住宅門口，向看門人說明來意。他告訴我們，晉謁大元帥須預先約好，沒有預約是不可以的。許德珩似乎有點生氣，高聲抗議：「我們並非有求于大元帥，只是來拜候，難道沒有預約就不能通報嗎？」許德珩的高聲驚動了正在樓下的廖仲愷，他急步跑出來，將我們歡迎到客廳里，並即上樓去通知孫先生。
不一會，孫先生步到客廳里來了，互相問好之後，許德珩首先少年氣盛的說：「我們素來敬佩孫先生，因為孫先生是平民領袖；誰知門禁森嚴，不肯與普通人接觸。」孫先生若無其事的不置答覆，局面就這樣僵持著。我乃說明：「現在國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們今天特來拜訪求教。」孫先生反問我們說：「我願意先聽聽你們的意見。」這樣話匣子就打開了，我們四個人一個接一個的說起來了。有的陳述學生運動和一般民眾運動的情況；有的批評國民黨人對民眾運動的態度不盡洽當；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團糟，要問孫先生有何方針和計劃；有的甚至表示孫先生只注重上層的政治活動，攪外交、攪軍隊、攪土匪，對於五四以來的各次民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似乎不夠重視等等。
孫先生對於我們這些青年坦率的說話並不敷衍或示弱，也直率的說出他的意見。他大意說：你們學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是很好的；你們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們無非是寫文章、開大會、遊行請願、奔走呼號。你們最大的成績也不過是集合幾萬人示威遊行，罷課、罷工、罷市幾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幾挺機關槍就可以把幾萬示威的學生解決掉。現在，我願意給你們五百條槍，如果你們能找到五百個真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才算是真正革命。
我們四個人聽了這一番話，當然更不服氣；同聲抗議的表示：孫先生太小視今日的青年了。漫說是五百條槍，就是五千條乃至五萬條槍，同學們也會托起來的。我更進而指出：「今天的問題是為甚麼革命？如何革命？」許德珩他們三個人又接著以責難式的口吻表示：孫先生也掌握過幾萬人的部隊，何以革命還是失敗了呢？新文化運動反對舊思想、舊勢力，在那裡艱苦奮鬥？學生們赤手空拳不顧生死的與北京政府抗爭，只因為還沒拿起槍來，就不算是革命嗎？孫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國民黨人總是說我們對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孫先生似乎不僅瞧不起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又何嘗注意過城市裡的工人、商少、和一般鄉下老百姓的意向？看來孫先生只注重槍杆子不注重民眾的了。我們中甚至有人這樣說：「新形勢和新勢力的出現，往往不易為人所察覺，如果一位革命領袖沒有看清新時代，不注重一般民眾的動向，恐怕是要落伍的罷！」我也說道：「孫先生是我們所敬佩的人物，請問孫先生，過去的種種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應該改弦更張？難道孫先生對今日青年的期待，僅是五百條槍的問題嗎？」
我們這樣長篇大論連續的說著，似乎使孫先生插不下嘴去。他的表情顯得有些激動，時而有些不以為然的神情，時而也點頭讚賞，在那裡若有所思的靜聽；彷彿要讓我們說個夠。這樣談了三個多鐘頭，我們中有人便說：「現在已過了五點鐘，我們應該告辭了罷！」一直站在旁邊的廖仲愷先生插嘴說：「多坐一會，正談到緊要的關頭哩！」於是孫先生以安祥的態度、緩慢的聲調回答我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彷彿政府負責人在議會中遭受質問，從事答辯。他的那篇頗長的談話，大意是指出下列各點：一、他要學生們托起槍來，不過是希望學生們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並不看輕學生開會、示威等等動員民眾起來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並相信那些行動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認我們指責他沒有充分重視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他聲稱他很注重宣傳，素來主張宣傳與軍事並重；不過事實上宣傳的工作做得不夠。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眾了解他的主義和主張。三、他敘述他的三民主義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場，要求我們信仰他的三民主義；一致合作，共策進行。
孫先生這一篇娓娓動聽的言論，轉變了這次劍拔弩張的談話氣氛。在座者都面露笑容。我於是輕鬆的笑著說：「我們學生說話總有點像吵架似的，其實是真誠求教。我們今天談得十分痛快親切。孫先生的意思我們十分贊成；下次再來進一步的請教罷！」孫先生也喜形於色的說：「我很歡喜這次痛快的談話。」於是我們告辭而去。
我們在離開孫先生住宅、赴一個書商晚宴的途中，大家邊走邊談，覺得這位具有倔強性格的孫大元帥頗能傾聽我們的意見，認為這次談話可能建立今後合作的基礎。到了宴會的地點，已是賓客滿堂。許德珩和劉清揚這兩尊「鋼炮」向賓客們自詡剛才「舌戰」孫先生的經過。詩人康白情更以輕鬆的語調刻劃出當時談話的情景。這曾使在座不滿國民黨的各派人士為之眉飛色舞，洋洋得意；而同座中國民黨的人士則默默無言，似乎有點沮喪。最後我們一致說這次會談的結果極為圓滿，認為孫先生究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坦誠的大政治家，那時國民黨人士才笑逐顏開，其他不滿國民黨的客人則又顧左右而言他了。
在我們和中山先生談話后約十天光景，孫先生又約我去單獨晤談。我應約前往。談了一陣有關時局和學生運動的情況，有一位朱卓文先生來到了。他似乎是負責工人運動的，好像也是孫先生預約來的，經過孫先生的介紹，參加了我們的談話。孫先生的談鋒因而轉到另一個問題，他問我：「聽說你喜歡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嗎？」在我給予肯定的答覆之後，他又說了一大篇話，大意是：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歐洲的時候，與社會主義各派領袖人物都有過接觸，各派的理論他也都研究過。他參酌了社會主義各派的理論，汲取它們的精華；並顧及中國的實際情形，才創立三民主義。他指著一個擺滿了英文書籍的書架說：「我這些書都是講社會主義的，你都可拿去看。」他似乎已知道一些我的過去和我在學生運動中的工作情形，所以向我說：「聽說你在學生運動中很注意民眾運動和工人運動，是嗎？」我告訴他，五四運動時只是以「救國十人團」的辦法來組織民眾，到了上海之後，才注意調查研究工會的情況。他又闡述他注重工運的道理和事實，並且指著朱卓文說：「朱卓文同志就是一位工運專家，我們大家可以談談。」
於是朱先生說了一些他多年從事工運的經驗，並著重指出要工人信仰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這樣工人運動才有方向。我當時也針對國民黨注意不及之處指出兩點：一是應按產業、職業、和工廠的類別，將工人組織到工會裡來；二是要注重提高工人工資和改善生活等問題。孫先生表示：這些都是要同時進行的要點。之後不久，我們的談話就告結束了。我和孫先生這兩次的晤談，似乎使他對我頗有印象，在以後幾年中，我和他又有過好幾次的會晤，他不只一次提起這兩次晤談的往事。
當時我和上海各工會團體都有過一些接觸，其中有一個叫作「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這會裡的職員我大都認識，其駐會理事黃介民也愛談社會主義，與我來往比較密切。該會的理事長曹亞伯是老同盟會會員，忙於政治活動，不太過問會務。他們在我和孫先生談話之後幾天，就邀我參加他們的工作。黃介民提出要我擔任這個組織的總幹事，全權整理會務，並發展組織，以期能夠名符其實成為全國的總工會。他並說明這是孫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我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也就應允去試試。於是這個組織的理事會正式通過任命我為總幹事。一九二○年三月初，這工會在法租界法國教堂的廣場上舉行全體會員大會，到會的有三百多人，我就在那次的會上發表了就職的演說。
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號稱有萬多會員，可是經我實地調查，所謂會員也不過是僅僅見諸名冊而已。實際上只是這個工廠有幾個人，那個工廠有幾個人，多數的會員甚至不知道是屬於哪個工廠的；也有很多會員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頭們因同幫關係介紹參加進來的。至於它的主要業務又不過是用上海工界名義發表通電，表示支持國民黨的某項政治主張而已。我很熱心去了解這個組織，但愈了解得多，愈覺得整理工作無從下手，會中其他職員對此也不感興趣。因此我初期的熱心也逐漸減低下來了。我的職務名義雖仍保留在那裡，但事實上不常去辦公了。
當年四月間，北京的同學們寫來幾封信，告訴我北京的情形已漸鬆弛，如果我願意北返，大致已沒有被捕的危險。其實，當時全國各地民眾團體和反日運動仍在繼續遭受北京政府的壓迫。四月十四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布一次短時間的總罷課，反抗北京政府的壓迫行動。五月六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和各界聯合會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所封閉。民眾運動和北京政府的對立日趨尖銳化。但另一方面，當年三月中旬，吳佩孚從衡陽提兵北上，直皖兩系軍閥的衝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許是因為直皖衝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這才無暇去對付鬧事的學生。
我檢討我這次南行的經過，北京學生聯合會給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認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做了。我和羅家倫雖然覺得我們的工作成績不如理想，但我們已竭全力盡了責任。
五四運動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學們，多半已離開了學校。在上海的幾位北大學生代表都已畢業，準備出國留學。羅家倫已結束了他的代表任務，在那裡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觸，準備不久到美國去。五四運動中的另一個要角，風流詩人康白情雖無代表的任務，也同我們一道活動。他曾在上海徐家匯一個花園裡舉辦名震一時的踏青會，參加的青年男女二百多少。他為這種交際弄得有點神魂顛倒，幾乎連到美國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腦後。許德珩是北京學生聯合會最老的一位代表，他雖早已解除代表職務，但仍和我們形影相隨，一塊熱心工作。那時他忙著到各地參觀考察，作赴法留學的準備。不久，我們送他搭了開往馬賽的法國郵船。此外，五四運動中的健將段錫朋、周炳琳等同學也先後赴美求學，路經上海，都曾和我朝夕相聚。只有我，在北大還有兩年學程，照理自然應該即時北返。
這些同學們都對我說，我如回到北京，仍會受到黑名單的干擾無法安心念書；不如和他們一道出國留學。但我仍決定重回北大。我認為北京環境對我雖有困難，但求完成北大的學業總還可能，而且多年相交的師友多數仍在北京，我和師友們所共建的學生運動和民眾工作的基礎，也使我有不忍放棄之感。五月初，我向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辭職，重返母校。
① 關於「天津學生聯合會」及「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一九一九年十月間被地方當局摧殘的情形，鄧穎超所寫《關於五四運動的回憶》（載《五四運動三十周年專輯》第一六二—一七三頁）有較詳的敘述，可以參閱。不過她說那年雙十節天津所舉行的市民大會仍以要求罷免曹、陸、章等為目的之一，則恐系記憶失實。因曹、陸、章已於是年六月十日經北京政府明令罷免。
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福州慘案是因日本浪人反對愛國學生抵制日貨發生衝突，殺死學生多人日政府因此派軍艦到福州，登陸巡行示威。
③ 軍政府的七總裁是：孫中山、唐紹儀、伍庭芳、岑春煊、唐繼堯、陸榮廷和林葆懌。
④ 梁啟超曾作《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對於加富爾推崇備至，並說：「吾不必為砂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也。」儼然以加富爾自許。
第十章 在北大圖書館中
五四運動后，中國年輕一代的思想開始劇變，這是由於他們身受種種壓迫，目睹政府的腐敗顢頇，再加上俄國革命的影響所致。他們開始嚮往各派社會主義的學說。李大釗先生是北京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圖書館成為左傾思潮的發祥地。我和李大釗先生的接觸，似乎也成為促使馬克思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最初我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和當時一班有志青年一樣，一心企望中國的富強。我的思想向來比較急進，支持新文化運動，反對舊勢力，主張革命救國。但從那時候起，我便向著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快步前進。我熱心研究馬克思主義，設法去了解俄國革命，相信這裏面包含有救國救民的良方。當時許多急進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著這樣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釗先生，彼此交往，最初與馬克思主義無關。雖然他是我的指導者，我們的相處卻似朋友。在新文化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中，我們已是意氣相投，「五四」時在「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號召下，我們更一直並肩作戰。
歐戰剛結束時，歡欣的氣氛瀰漫北京。李大釗先生顯得很樂觀，覺得凡爾賽和會可能給中國帶來好運。我們曾經熱忱地寄望于威爾遜總統，認為他的主張可以改善世界形勢，也能使中國否極泰來。我們對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盡相同，因為他年長識廣，但所懷的願望卻完全一樣。我們的接觸頻繁起來，遇事總是有商有量，共策進行。
可是在巴黎和會中，威爾遜失敗了，一個理想幻滅了。中國遭受極大的屈辱，因而爆發了五四運動。恰當此時，新興的蘇俄卻在高唱「無割地、無賠償的和平」，呼籲民族自決，這些呼聲與威爾遜的主張如出一轍。俄國革命雖然造成了很大的災難，反共宣傳又遍及各個角落但俄國這種論調，仍像黑夜鐘聲，震人耳鼓。消息靈通的李大釗先生常以俄國革命作為談助，我們也時常據以研究俄國事態的發展。
李大釗先生不是說教式的人物，他過去一直沒有向我宣揚過馬克思主義。他很注重實際的資料和比較研究。以往我們的接觸多半的為了商談具體問題，到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開始集中注意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我們商談的出發點還是救國的途徑，認為舍效法蘇俄外別無他途可循。我們確認俄國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舊勢力，抗拒來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壓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領導，換句話說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大放光芒。由於李大釗先生的啟發，認定一切問題須從了解馬克思主義著手，我才開始對馬克思主義作較有系統的研究。
一九二○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學們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開完了五一勞動節紀念大會之後的一兩天。這是北京首次舉行的勞動節紀念儀式。據參加的同學告訴我，到會人數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師與學生，由李大釗先生擔任主席。他發表演說，鼓吹八小時工作制，並盛讚俄國革命的成就。當時《新青年》雜誌發刊了勞動節紀念專號。無政府主義者是最早注重五一紀念的，他們的《民聲周刊》也發刊了「五一專號」。至於紀念勞動節而沒有工人參加這一點，似乎沒有人特別加以重視。當時各派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在躍躍欲試，打算從理論進入實際行動。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在當時，一切是由知識分子起帶頭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后，翌日就去看李大釗先生，向他敘述我在上海的種種經歷，並且慨嘆地說：「這四個多月的流亡生活，幾乎使我成了一個學生政客。」他靜靜聽完我這一段不平凡的經歷。他很重視我和孫中山先生的接觸，覺得擔任工會總幹事之舉也做得對，並和我討論能夠和孫先生攜手合作到甚麼程度。我們彼此同意，國民黨已積累了不少舊作風，人事也很複雜，一時似不會受新時代的影響而急劇改變。
李先生特別關心陳獨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會主義活動。我曾向他敘述與陳獨秀先生會晤多次，他寄住亞東圖書館，正在物色住所，準備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海長居之意，並準備將《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與國民黨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會主義者過從頗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認為非徹底革命推翻軍閥統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談馬克思主義，表示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說曾接到陳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這種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會主義思潮似乎比北京還要發達些，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等常在星期評論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馬克思主義；還有，朝鮮政治難民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朝鮮臨時政府，任內閣總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總長的呂運亨，曾向我表示他們能與莫斯科打通關係，準備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聯絡起來，推翻日本在朝鮮的統治；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的黃介民要組織一個大同黨，主張聯絡中國一切的社會主義者，與朝鮮的革命派合作並溝通俄國的關係。自然這一切都還在醞釀中，談不到真正的具體行動。
李先生認為他自己和陳獨秀先生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刻，對於俄國革命的情況知道的也還嫌少。因此他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他認為黃介民和朝鮮臨時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馬克思主義也許還要少，只因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他們是現實政治的活動人物，設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於信仰和研究。
在這段期間里，我和李大釗先生以及其他傾向社會主義的同學們所交談的主要問題，已不是反日愛國運動和一般的新文化運動，而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活動問題。北大那些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師生中，有信仰無政府主義、工團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的派別。一般說來，他們都著重於學術的研究和介紹，殊少行動的決心，但對於俄國革命的同情心理則是在普遍高漲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釗先生一人，有可能聯繫各派社會主義人物，形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運動。他的個性溫和，善於與人交往，極具耐心而又沒有門戶之見。辛亥革命前後他在天津法政學校讀書，以及後來留學日本的時候，常是學生鬧風潮的領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時的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極富有青年的熱情，所以能在五四運動中和許多青年融洽相處。他研究社會主義較早①，五四以後更日益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並同情俄國革命，但從不排斥無政府主義和其他各派社會主義的活動，他與這些社會主義者保持著很好的關係，供給他們所需要的書刊，並常與他們切磋。
那時的北大圖書館設備還很簡陋，地方不算寬敞，圖書也不夠齊備，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擠滿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傾者占多數，少數的社會主義書刊往往借閱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談闊論，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常是他們的主要話題。圖書館主任室有兩間房，一間是李先生的辦公室，另一間是接待室。那間接待室是當時社會主義者和急進人物薈集之所，還有好幾次舉行過人數頗多的座談會，辯論得很是認真。我在那裡扮演著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經常在那裡閱讀，有時與人接談。李先生因事不在時，我就代他負招待之責。一九二○年時，這間圖書館主任室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就這樣的日益濃厚起來。
當時蘇俄政府對中國的宣言發生了甚大的影響，也是促成馬克思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的對華宣言，內容是廢除帝俄時代對華特權，取消庚子賠款，和歸還中東鐵路等，這宣言約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國報紙上發表出來。北京學生界和文化團體首先表示歡迎，在上海的全國各界聯合會和各派人物也都為之興奮，共同發表讚許的文件，我也是參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來，日本和其他列強都在欺侮中國，只有蘇俄是例外。他們認為只要蘇俄能有願意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表示，就是值得歡迎的，不必問蘇俄的處境如何，也不必問這個對華宣言的動機如何。
當時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其他民眾團體都已被封閉，學生的活動雖仍在暗中進行，比之五四時規模顯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學們覺得過去的群眾運動方式有些不夠了，正在那裡摸索新的途徑。當時山東問題已成懸案，一時不易解決。直皖戰爭醞釀已久，日近爆發，人們都在期待段祺瑞親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將是曹錕和其盟友張作霖，與段相較，都是一丘之貉。吳佩孚究竟只是曹錕的一員部將，雖表示反日愛國，又能做出些甚麼來？這一切都顯得中國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國革命的勝利和它對華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中閃耀的光芒。
當時從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國革命成功的途徑。研究系主辦的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國民黨主辦的上海民國日報、建設月刊、星期評論及無數青年們主辦的報刊都或多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揚社會主義，並熱心地介紹俄國革命的實況。已經踏進社會主義圈子與尚在邊緣的人物，不僅撰文宣揚，有些已開始有所行動，雖然那些行動並沒有甚麼了不起，但確已走向醞釀組織一個共產主義團體的途徑。
當時和我親近的同學們，思想上多有了顯著的改變，其中有些較李大釗先生尤為急進。那位書獃子劉仁靜在六三被捕時，曾因愛國狂熱與軍警大鬧，現在卻在埋頭讀馬克思的《資本論》，見著我便表示：籠統的學生運動已不濟事了，現在要根據馬克思的學說來組織一個共產黨。羅章龍對俄國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據他研究所得，俄國革命的成功得力于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要抓住這一點前進。其他有這種類似急進表示的青年所在多有，毛澤東或許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個特殊學生。我的學業已耽誤了一個學瓶到了無法追上的地步。教師們知道我所以耽誤的原因，總是善意地給我一個勉強及格的分數。我也就索性將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圖書館，貪婪地閱讀社會主義的書籍。《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政治經濟學批判》、《哲學的貧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譯本，都是在這個時期讀完的；此外對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史和英國工人運動史等也有過一些涉獵。
由於俄國白黨領袖謝米諾夫在中俄邊境地區的失敗，和以赤塔為首都的遠東共和國的成立，中俄交通已開始恢復。那時在中國的俄僑也有些同情蘇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國籍的教員柏烈偉就是其中之一。他與李大釗先生來往頗密，常能供應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冊子。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的英文本，就是這個時候帶到北大圖書館的，也是我所閱讀過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冊子。
一九二○年，約在五月間，共產國際伊爾庫斯克遠東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來華，他以記者身分偕同旅俄華僑（具有俄共黨籍）楊明齋作助手，路經北京，由柏烈偉介紹與李大釗先生接觸。據楊明齋後來告訴我，他和威金斯基初來中國的時候，對於中國情形十分陌生。他們的使命是要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但不知找誰是好。他們從少數俄僑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運動的情形，知道現居上海的陳獨秀是這一運動的領袖，而上海又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議立即去上海找陳先生。他雖對陳先生毫無所知，但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找有學問的人才能號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議，因而找到北大俄國籍教員柏烈偉作介，首先認識了李先生，再拿著李先生的介紹信到上海去找陳獨秀②。關於這件事，楊明齋曾向我誇耀，表示日後的事實發展證明了他這個大胆建議的正確。
李先生和我雖然經常談論馬克思主義，有時我們還熱衷於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工人運動的實際推進，但都還沒有組織中國共產黨以及與共產國際聯繫的決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五四運動前即有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及俄羅斯研究會等擬議，但一直沒有具體進行。他和一些有為的朋友們組織了一個少年中國學會，出版了一個少年中國雜誌，他原希望這個組織能夠負起研究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但因會員們不盡贊成馬克思主義，無法實現他的願望。他認為現在應該組織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團體應暫不過問實際政治，除了研究翻譯介紹等工作外，還應從事一些工人運動。我贊成他的計劃，並主張邀集一些朋友來共策進行。
當年七月初，北京的局勢更加緊張了，直皖戰爭一觸即發，我們都忙於談論時局的發展，準備應變，北大師友們多數乘著假期紛紛離校。大約是七月十二日，李大釗先生向我鄭重其事地表示：「你還是趕快離開北京的好！」因為他認為在戰亂期間，段祺瑞的親日派將加緊迫害反對他的學生們，我有被捕的危險。我也向他說：「你的危險可能比我更大。」李先生表示他留在北京並無關係，因為他是北方人，躲避的辦法多些。後來他也準備暫時離開北京，要我和他一起到他的家鄉河北樂亭縣，到海邊去避暑並共同研究馬克思主義。
我贊成他暫時回鄉，但我不願同行。我願到上海避難並和陳先生商談一下關於馬克思研究會和進行工人運動的步驟。我說：「事態發展到現在，為了革命、救國，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今後個人的努力方向，都須從長計議一下，定下一個長期計劃。」當時我還年輕，沒有自動組織共產黨的想法，但不只一次表示，只要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位先生帶頭，我一定熱誠追隨。 51
李大釗先生贊成我到上海去，對於他的不能同行有些悵惘。他提到陳獨秀先生最近的來信更急進了，主張採取實際行動，大幹一場，但沒有明白說出如何干法、也許是信上不便多說。他認為我去一趟，正可和他當面商討。他要我向陳先生表達他的意思，大意是他雖主張從研究馬克思主義入手，但陳先生如有進一步的計劃，他也很贊成。我們分手時，他還向我說：「戰爭就要爆發了，你不可耽擱，遲了恐怕交通斷絕。」
① 李大釗先生在一九一二年即曾譯《托爾斯泰主義之綱領》，一九一七年三月又發表《俄國大革命之影響》一文于《甲寅月刊》。接著他分別在《每周評論》、《新生活》、《新青年》、《新潮月刊》及《少年中國》等雜誌上發表了許多關於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論文，是中國從事共產主義運動者中研究杜會主義較早的一個人。
② 李大釗先生介紹威金斯基、楊明齋去會晤陳獨秀先生，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的秘密使命。因為李大釗先生和威金斯基後來都沒有說過他們之間有過甚麼初步的商談。大概李真的以為威金斯墓是一位新聞記者。威氏與陳獨秀先生在初步接觸時，尚隱瞞著他的真實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當時的介紹信只是泛泛的。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第一章陳獨秀的最初策劃
陳獨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國共產黨的始創人，這不但由於他的聲望在當時起了號召的作用，而且實際上他確是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最先發動者和設計者。他具有決心和信心，擬定發展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初步藍圖，並從事實際活動。由於他多方推動和組織，各地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零星活動終於演進到中國共產黨的正式組成。
一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正是直皖戰爭的前夕，我由北京乘火車赴天津，旅客異常擠擁，車行的速度也不正常，近黃昏時才抵達中途的廊房站。火車進站后即停止前進，站外隱約傳來稀稀落落的槍聲，旅客們驚惶不安，但都不敢離開車廂。憑窗遠眺，只見高與人齊的高粱叢里有少數全副武裝的士兵蠕蠕移動。旅客中的一位軍官向我們高聲解釋，說看來這還只是雙方前哨部隊的接觸，假若前面的鐵路沒有截斷，我們今晚還有到達天津的希望。果然，不久火車繼續開行，但沿途時駛時停，抵達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翌日（七月十四日）直皖戰爭大規模展開了。皖系的段祺瑞自稱是國軍總司令，以由日本裝備起來的邊防軍為骨幹，自北京附近向保定、天津進迫。直系的曹錕和吳佩孚組織討逆軍，得到關外的張作霖和桂系的岑春煊等的聲援，以保定為指揮中樞，向皖系軍隊展開攻勢。戰爭進行約五日，即以直系的勝利而告結束。這是歷史上自袁世凱小站練兵形成北洋軍閥之後，第一次爆發的內部大規模火拚，也就是北洋軍閥走向分崩離析的一個顯明標誌。
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車南下，十五日到達龍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時署假已經開始，又受戰爭影響，南京各學校的朋友們多數均已離去；加之那時南京城內商業蕭條，民氣低沉；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凄涼之感。不過當時一般青年多有遍覽名山大川的氣概，我也深染這種遊歷癖，常在旅途中偷閒遊山玩水，所以這次在南京不理會甚麼戒嚴禁令，仍獨自遍游風景名勝，如雨花台、清涼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無處不使人憶及太平天國的如煙往事。
不久我到達上海，報上已刊出皖系失敗的消息。我立即去訪問那時遷住在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二號的陳獨秀先生。他為皖系軍閥的失敗而稱快、大談時局的各種可能發展。他問我此次南來，是否負有學生代表的任務。我加以否認，並告訴他在離北京前與李大釗先生談話的經過。他大為高興，表示正要找我商談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事。他熱誠地要我搬到他家裡住，以便從長計議。他說樓上有三間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兩間，另一間住著一位急進的女青年王會吾。樓下三間，一間是客廳，一間由青年作家李達住，還有一間空房正好給我住。
我雖抱有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意向和熱情，但還只是一種空洞的想法，是偏於興趣方面的，還沒有以這一運動為終身事業的堅決打算。因此我住在陳家的最初幾天，主要仍是在外面奔忙，辭去了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總幹事的職務，並與黃介民等舊友酬酙頻繁。這使陳先生等有點不耐，陳太太甚至譏諷我交遊太廣，也許是為了找女朋友。這些自然是不盡合乎事實的笑談。
大約快到七月底，我才與陳先生慎重其事的談起李大釗先生的意向。他開門見山的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陳先生這種堅決的主張，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他滔滔不絕地說明這種主張的各項理由。我聚精會神的傾聽著他的高論，有時互相附和，有時互相質難。這個主張從此就成為我們多次談話的題目。
陳先生曾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此時充當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確實具有多方面的特長。他是中國當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學深思，精力過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間是他閱讀和寫作的時候，下午則常與朋友們暢談高論。他非常健談，我住在他家裡的這一段時間內，每當午飯後，如果沒有別的客人打擾，他的話匣子便向我打開，往往要談好幾個鐘頭。他的談吐不是學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勝。他往往先提出一個假定，然後層出不窮的發問，不厭其煩地去求得他認為最恰當的答案。談得起勁的時候，雙目炯炯發光，放聲大笑。他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輕易讓步，即不大顯著的差異也不願稍涉含混，必須說得清清楚楚才肯罷休。但遇到他沒有考慮周到的地方，經人指出，他會立即坦率認錯。他詞鋒犀利，態度嚴峻，像一股烈火似的，這和李大釗先生溫和的性格比較起來，是一個極強烈的對照。
他雖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對於中國文化植根甚深的學者。他極富懷疑與批評的精神。他曾多年從事文化工作，文筆生動鋒利。他嚴厲批評孔子的綱常名教思想和康有為等人的尊孔主張，以及一切舊思想和舊傳統。他提倡文學革命，發揚科學與民主的精義。凡此一切雖大都導源於西方文化，但他能融會貫通，用以暴露中國固有傳統的腐朽面，因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較遲，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發表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①。到這年底，他被迫離開北京以後，才認定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他的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也許是受李大釗、戴季陶等朋輩的影響。但進而組織中國共產黨，則確是由於他自發自覺的挺身向前。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無保留的。他常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為藍本，恰當地適應中國的實際環境。
他雖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於世。但他早就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活動分子。辛亥革命時，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書②。他似未加入同盟會，但一直與當時的革命黨人及左傾文人交遊，也曾因革命失敗流亡日本。他不是一個特出的政治家，卻無疑是一個難得的政論家。他的信仰寫克思主義和組織中國共產黨，主要是由實際政治觀點出發。換句話說，中國半殖民地的處境和內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個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走上國際共產主義的道路。
關於為甚麼要組織中國共產黨這一點，我們談論得很多，涉及的問題也很廣泛。就我記憶所及，主要是下列各點：第一，社會革命的內涵是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窮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國實際狀況而論，就非走馬克息主義所說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不可，證之俄國革命的經歷也是如此。第二，我們覺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他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不夠徹底。而無政府主義又過於空想，沒有實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會主義的議會政策又不能實現於中國，因中國在可見到的將來不會有良好的議會制度。第三，未來的中國共產黨仍應從事新文化運動、反軍閥運動、反日愛國運動等；只要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去適應的進行，就沒有說不通的道理。第四，不應顧慮共產主義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場上，應當有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終目標，長期努力來促其實現。要講革命—不分主張溫和或急進—都會被視為洪水猛獸，遭到慘酷的鎮壓，現在我們進而組織共產黨，在舊勢力的心目中也不過是在十大罪狀中加上一條「共產公妻」的罪狀罷了。第五，中國工業不發達，工人數量甚少，文化落後，因此一般工人還談不上階級覺悟，還不能成為共產運動的骨幹。但五四以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來，就是推進這一運動的先驅。未來的中國共產黨雖然一時無奪取政權的希望，但現在就必須認真的發動起來。
我們曾談論到中國共產黨的黨綱和政綱，我們心目中的黨綱內容是規定共產主義的基本信念和講求實現的基本手段，這點有書本可資參閱，容易解決。而政綱的主要內容，卻是要規定重要政策和進行步驟，我們稱之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綱。陳獨秀先生曾這樣指出：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不參加類似辛亥革命的革命運動和反日愛國運動，則就根本不必成其為共產黨。我們雖否定李大釗先生所謂暫不過問實際政治的說法，但經多方推敲，仍然難於確定一個最小限度的政綱，其內容主要是對於現實政治各方面的應有態度。只因我們對於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無祖國」尚不能坦然接受，也還弄不清楚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獨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間的微妙關係。在無可奈何之下，陳獨秀先生這樣表示：我們不必傲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發表一個《共產黨宣言》；我們只是要做邊學邊乾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現在可以先將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黨綱和政綱留待正式成立以後再去決定；我們並非不過問現實政治，而是不在實際上從政，如黨員擔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黨綱與政綱並沒有詳細擬定而暫時擱置下來了。
我們又談到黨章和實際組織的問題，陳獨秀先生主張：中國共產黨不採黨魁制，如孫中山先生之任國民黨的總理那樣。他舉出許多事例，證明中國過去各政黨因采黨魁制而發生了種種流弊。他主張中共採用較民主的委員制，從委員中推舉一個書記出來負聯絡之責；其他委員分擔宣傳、組織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認為這種組織方式已由俄國共產黨證明其妥善，也適合中國的實際情形。他強調減低書記的職權，遇事公決，這不僅可以確立黨內民主的作風，也可以杜絕黨魁制的個人獨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對於甚麼樣的人才可以參加共產黨這一點，我們的想法大體是主張寧缺毋濫。我們認為參加共產黨的人不僅要同情和信仰馬克思主義，而且要為共產主義實際工作。我們都贊成在工人和青年知識分子中徵求參加者。我們都不願意政治背景複雜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參加進來；但也主張不管過去信仰那一派的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只要現在能信仰馬克思主義並參加實際工作，就可以接受入黨。一般說來，我們認為共產黨是聖潔的，要求每一個參加者也必是純潔的人物。
陳先生最注重如何展開各項實際工作。他素來不尚空談，說干就干，認為首先應在各重要地點組成若干中國共產黨的小組，並立即開始宣傳、組織的工作。我們雖是邊做邊學，但不願見中國共產黨竟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因而第一項工作是急起直追地研究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際，進一步則翻譯介紹。其次，共產黨是工人的政黨，不能沒有工人，工會是共產黨的基本組織，也不能沒有。原有的工會不是組織落後，就根本不是工人的工會；因此我們須從頭做起，組織工會，在工人中宣傳共產主義，並吸收一些先進工人做黨員。再者我們很重視青年，不僅需要其中少數急進人物參加，而且需要用各種形式來組織更廣泛的青年，使他們參加多方面的工作。此外我們覺得可由已覺悟的知識婦女帶頭髮動，廣大婦女群眾也很快可以組織起來。我們沒有談到農民，這大概是認為現在還談不上，再則農民和共產主義實在距離得太遠。
陳先生向我表示，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統等人談過，他們都一致表示贊成。他特別提到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甚篤，而且有過相當的研究，但戴與孫中由先生關係極深，是否會參加中共，就不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國民黨籍的關係，參加與否，正在考慮之中。其餘諸人參加上海小組似已無問題。他還預計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會很快參加。
在陳先生看來，上海小組應立即進行下列各項工作：出版一種理論性的刊物，定名為《共產黨月刊》③，由一位德國留學生以研究馬克思主義著稱的李季為主編。學者型的李季或不會參加中共組織，但會竭力替這一重要刊物工作；又準備出版一個通俗的工人刊物，並物色一些青年到工人中去活動；再主張組織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中共的後備軍，或可說是共產主義的預備學校，這個團的上海小組預計最先約有三十多人參加，他說這在蘇俄叫作少年共產黨，在中國則可命名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的條件不可太嚴，以期能吸收較多的青年；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應同時組織，但比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還要鬆懈一些，即是說每個會員只要有興趣研究馬克思學說就行了，不須參加黨的實際工作。為了加深研究和學習，他和上海的發起者們還預備派些青年學生到莫斯科去學習，並與在德、法、日等國的留學生通信，請他們分頭研究和介紹馬克思學說。
在各地發動中共小組的事，陳先生也在加緊籌劃和策動。他曾表示：上海小組將擔負蘇、皖、浙等省的組織和發展，曾任浙江省參議會議長的大地主沈定一，現正自動大減佃戶應繳的租額，加上主辦急進周刊《浙江潮》的施存統和俞秀松，他們三人將負責發起浙江杭州一帶的組織。他自己則擔任在南京、安慶、蕪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發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他的老友著名學者高語罕那時正在安徽教書，是最先響應的人。陳先生又希望李大釗先生和我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山東、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發展，如有可能，東北、蒙古和西北等廣大地區的組織發展也應注意。陳先生與在湖南長沙主辦《湘江評論》的毛澤東等早有通信聯絡，他很賞識毛澤東的才幹，準備去信說明原委，請他發動湖南的中共小組。李漢俊這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原籍湖北，正在上海任教，擔任聯絡武漢的急進人物，大致可找到在武昌教書的老國民黨員董必武，和以能文善演說著稱的後起青年惲代英等為發起人。海外則以留法的勤工儉學生最有希望，陳先生將與著名的馬克思青年學者蔡和森通信④，請他在德、法等國留學生中發起共產主義的組織。他說施存統快要到東京去，和日本社會主義者聯絡及在留日學生中發展中共組織的事，可由他負責。
我住在陳家的這一段時間內，並未見到陳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組的發起者們在他家裡有任何集議。而且我和這些人先後會面晤談時，發現他們都沒有像陳先生那樣專心致力的熱誠和集中注意力在組黨這件事上，因而也沒有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印象。即與我同住的李達，那時對組黨一事也不算起勁。他是一位手不釋卷的社會學學者，每天都忙於寫作，沒有經常參加我們和陳先生的談話，雖然他總是被邀請的。
我對戴季陶卻留下了印象。他和他的太太那時住在新漁陽里六號前樓，和陳先生是近鄰，室內陳設簡陋，除書籍外只有一些粗糙的傢具。他曾向我盛讚陳炯明，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將軍，陳炯明那時任粵軍總司令，駐在閩南的漳州、長汀一帶。這位將軍仰慕新文化，愛談社會主義，因與在上海的戴季陶、陳獨秀等人經常通信研討。戴季陶曾強調指出，陳將軍的駐防地區可以實驗社會主義，如社會主義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種社會改良都可試辦。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大學和理論刊物如《共產黨月刊》等都可在那裡創辦。他並且邀我抽出時間到閩南去參觀一下，藉此機會與陳將軍交個朋友。但陳獨秀先生似沒有特別重視陳炯明，也許他和戴季陶的看法不同，也許認為那是孫中山先生的勢力範圍。我也以急欲回去北京，漳洲之游只好俟諸將來，婉謝了戴季陶的盛意。
我與陳先生的談話繼續了兩個多星期，獲得了全部同意，卻沒有寫下任何文件。我們談話有時大發議論，扯得很遠，但大體頭緒井然，彼此意見接近，沒有隔閡，使我們都有痛快淋漓之感。所以沒有形成文件協，一方面是自覺這還是一些粗枝大葉的設想，說不上精確和周到，另一方面也覺得沒有事先與更多的人詳談，就擬定一些黨綱、政綱、章程、要點、工作計劃之類，總有點不夠民主。我真誠地支持陳先生的見解和設計，並答應立即回北京發動一切，這是陳先生最高興的事。我也曾向陳先生強調，在中共未正式舉行成立大會以前，各地中共小組概由上海小組負通信聯絡之責；並向陳先生提出，我們雖不採取黨魁制，也沒有類似黨魁的名義，但眼前少不了一個居中策劃的人，望他暫時負起此責。他也當仁不讓地欣然答允了。
正當我們的談話大致可告一結束的時候，約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個晚上，我從外面回到陳家，聽見陳先生在樓上書房裡和一位外國客人及一位帶山東口音的中國人談話。他們大概在我入睡后才離去，後來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楊明齋，這是我在陳先生家裡發現他們唯一的一次聚談。
第二天，陳先生很高興的告訴我，共產國際有一位代表來了，已經和他接了頭，未來的中國共產黨將來會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陳先生並未告訴我他們談話的詳情，也沒有說明他們之間曾接過幾次頭，這大概是由於他們相約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幾次接觸還只是涉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般問題。威金斯基自然會表示希望中國共產黨的早日成立，陳先生也許受了這種影響，才定下立即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決心，並積極展開活動。他和我談話的這段時間，可以說是積極籌備的時候，，等到他認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致都可以發動組織中共小組的時候，才正式通知威金斯基，他有把握可以發動組織中國共產黨，而威金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產國際將予支持。這也許就是那天晚上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
陳先生向我說到我們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的重要性。他慨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薄弱，至今連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沒有中文譯本。他認為我們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與共產國際建立關係，無論在馬克思的理論上和這一運動的實際經驗上都可以得著莫大的幫助。他又提到，如果共產國際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們的顧問，我們也將獲益不少。
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和成立上海小組的初步商談，是在我到達上海以前就已開始進行；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小組—上海小組—的正式組成是在我離開上海以後的事，約在八月下旬。一切都如陳先生所說，中共最初的發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組的組成人員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統等七人。戴季陶因國民黨籍的關係，沒有正式加入組織⑤。楊明齋由俄共黨籍轉入中共為黨員，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參加一樣，都是在第一次正式會議以後的事。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經過，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組由一九二○年五六月間開始集會商談，經過籌備，直到當年八月下旬正式組成的大體情形。
正當我下定決心的時候，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來到了上海。我即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造訪，坦率地告訴他，我住在陳先生家裡，準備追隨陳先生從事共產主義運動，並請教他的意見。一向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蔡先生表示；看來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始終沒有組織，這是一個弱點，馬克思主義者要有作為，就應趕快組織起來。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氣的，不願對人澆冷水，但對自己的學生們則很直率，他這次贊同我所採取的途徑，顯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話。
這一切確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開端，誰也沒有想到後來的發展會怎樣。那位充當中共產婦的陳獨秀先生當時絕沒有想到，後來會被他的莫斯科同志們和他的一些門徒們把他當作共產主義的罪人，甚至斥之為「托匪」、「漢奸」和「日本間諜」。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贊成我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蔡元培先生也絕沒料到，他自己竟會在一九二七年轉到反共的立場上去，而我這個熱衷於共產主義理想，作為中共發起人之一，又曾披荊斬棘地賣了十八年苦力的人，當時也決沒有想到竟會被迫捨棄這個後來變了質的中國共產黨。
為甚麼有這些離奇的發展，請讀者耐性地讀下去，便會有一個分曉。總括的說，少數人所發動的武裝暴動、暴力革命、建立這種那種的革命政權、實行專政的統治，必然會拋棄初期的理想主義、人道精神和道義，代之以權力觀念、計謀、恐怖和殘忍等等。共產主義運動與無產階級專政骨肉相聯，因之，獨裁的醜惡現實必然會湮沒了共產主義的美麗理想。
① 他到一九一九年四月才以簡短有力的文字，發表了一些同情俄國革命的隨感錄，如《二十世紀俄羅斯新革命》（見《獨秀文存》卷二第二十九頁—上海亞東圖書館民國十五年六月七日版）、《克倫斯基與列寧》（見前書，卷二第三十六頁）及《過激派與世界和平》（見前書卷二第六十六頁）。當年五月他所主編的《新青年》還發刊了馬克思專號（六卷五號）。
② 據郭湛波說：「陳生於一八八○年（清光緒六年），初留學于日本，時中山正組織同盟會，但他首先反對興漢滅清的狹隘民族主義，未參加。中途歸國，在滬與章秋桐居壽昌里，與張溥泉、謝曉石創辦國民日報，主張實行徹底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反對專制。后參柏文蔚之幕，適辛亥革命，隨柏氏任安徽教育司長。民國二年，因反袁失敗，亡命日本……。」見郭著：《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一○○頁—北平人文書店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再版。據我記憶所及，他初時確是柏文費的主任秘書，後來是否兼任或改任安徽省的教育司長，則未可知。
③《共產黨月刊》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七導創刊，一共出了六期。
④ 蔡和森與陳獨秀先生間的通信，似乎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間才開始。可能陳先生已先和其他留法勤工儉學生有所聯繫，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那時都在法國。我手邊現在所有的材料，只有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台法國所發給陳先生的信，以及陳先生同年八月一日的複信（見《獨秀文存》卷下第二九○頁—第三○一頁）。
⑤ 後來陳獨秀曾和我談到中共第一個小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的會上，每個參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則表示他與孫中山先生的深切關係，不能成為一個黨員，並因此哭了一場，因為他內心很相信共產主義，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願以償。至於邵力子倒沒有說這類的話就正式加入了。
第二章 北京小組的組成
一九二○年八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興奮的心情將和陳獨秀先生談話的經過告訴李大釗先生。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他指出目前的問題主要在於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但陳獨秀先生對南方的情況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判斷自也較為正確，現在他既已實際展開活動，那末我們就應該一致進行。李先生相信我們現在起來組織中國共產黨，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條件都較為具備，決不會再蹈辛亥革命時江亢虎等組織中國社會黨那樣虎頭蛇尾的覆轍①。他認為陳獨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擬議的要點都是切實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著發動起來。我聽了李先生這種肯定的反應后十分高興，就說：「那末，請根據你的意思回陳先生一封信罷！」
第二天李大釗先生表示贊成的信寫好了，情詞懇切而確定，我們共同簽上了名字后寄出，這就是我們組黨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獻。此後我們與陳獨秀先生許多次的通信，都是我與李先生共同簽名的，內容多半是具體進行方法的商討。
我們沒有耽擱時間，立即開始活動。首先我們請北大一位講師張申府同為發起人。他是研究羅素哲學的，對馬克思學說也曾公開表示贊成。他在一兩個星期內就要啟程到英國去留學，我們這三個發起人在李先生的辦公室里曾有過兩次商談，首先計劃由張申府乘便在西歐留學生中展開活動。可是學者氣味很重的張申府並不是勇於實行的人，他到達英國即放棄了他那發起人的責任，後來連黨員名義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釗先生和我在北京徵集參加者時，標準不免過嚴。我的同學羅章龍和劉仁靜兩位時馬克思主義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們欣然答應參加。李大釗先生和無政府主義者接洽，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等五人也應允加入。
黃凌霜等五人都是北大學生，也是當時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當時北大同學中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比較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還要多些，也很活躍，辦了定期刊物《民聲周刊》，和發行了一些小冊子。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當時似乎還不大知道俄國共產黨壓迫無政府主義者的情形，故對俄國革命一直表示同情，也常發表與馬克思主義者合作組成中國共產黨的論調。當李大釗先生邀約他們的時候，他們表示無政府主義者對無產階級專政一點，雖抱有不同的見解，但對無產階級革命則是贊成的，因而他們也願意參加進來。在李大釗先生和我看來，中國革命運動離無產階級專政還遠得很，此時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是可以不計較這一分歧，共同在一個組織裏面攜手並進的。
九月中旬，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就在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里舉行。到會的共九人，除李大釗和我外，有羅章龍、劉仁靜、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等。我們宣布這一小組的正式成立。因為無政府主義者不願有任何組織形式，這次會議沒有主席，也沒有記錄，首由李大釗說明發起的意義，再由我簡略的報告在上海與陳獨秀先生商談的經過。與會者一致表示贊成組黨，並自願為黨員。那時上海小組所創辦的《勞動者周刊》已經出版，我們在會場上將創刊號發給大家看，這也是使會議生色的一件事。
我們討論到工作如何進行及分配。黃凌霜等根據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主張各項職務不必用甚麼確定的名義，小組決定應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擔。結果決定由李大釗先生擔任聯絡的任務，我擔任職工運動的發動工作，由黃凌霜、陳德榮創辦一個《勞動音周刊》，分擔編輯和發行的責任，羅章龍、劉仁靜和我負責發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大釗擔任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至於經費問題，李大釗當眾宣布，他每月捐出個人薪俸八十元為各項工作之用。
接著社會主義青年團也組織起來了。它的第一次會議在九月底假北大學生會辦公所舉行，我曾在會上致開幕詞，到會的約四十人。我現在記得的名字是：高尚德、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何孟雄、繆伯英、李實、羅漢、朱務善、黃紹谷、黃日葵、李駿、楊人祀、范鴻劼、王有德、高崇煥、吳汝明、周達文、劉維漢等。他們都是北京各學校的學生，以北大同學為最多，其中並無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也沒有一個不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那次會議公推高尚德為書記，他當時是北大學生會的主要負責人。青年團的初期工作主要還是學生會方面的聯絡活動和在學生會中吸收同志。後來這些初期參加者大多成為共產黨黨員，也是北方初期職工運動的骨幹人物。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第一次會議在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以後幾天舉行。到會者在五十人以上。由李大釗先生致開幕詞。我也在那次會議上發言。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大多數人都出了席。此外信仰各派社會主義的著名人物也到了不少。會議決定搜集各種社會主義的書籍，從事研究，並由研究有心得者發表研究報告。可惜這個組織在舉行過幾次會議后，會務就無形地停頓了。
十月間，正當我們熱烈地展開工作的時候，中國成立最早的社會黨黨魁江亢虎來到了北京。我們這個共產黨小組就在李大釗的辦公室里開會歡迎他。他發表了一篇講演，內容空洞，只表示他要到蘇俄和歐洲各國去考察一番，再定實際活動的方針。我們也提出一些有關社會主義者團結一致和急於進行職工運動等問題，但他似乎並不感覺興趣。他對社會主義的發展仍寄望于議會活動，這使我們覺得不易實行。因此會議並無結果。我們也根本放棄了和他聯合的原有想法。在他離開歡迎會以後，我們都譏笑那位老社會主義者所懂得的社會主義並不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釗先生當場表示，我們總希望中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都能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團結起來，現在像江亢虎這樣的人既不感興趣，那末，只有我們這些後起者勇往直前的幹下去。
十一月間，又發生了無政府主義者退出組織的事件，這是對李大釗先生的「社會主義者一致聯合」主張的一個打擊。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當時有兩個主要分歧點：一是組織問題，無政府主義者根據他們自由聯合的觀點，不贊成所謂全國性的和地方性的領導，以及職務銜名和紀律等等，這點在實際工作上引起許多的不方便，連溫和的李大釗先生也為之頭痛；二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一次解決爭端的小組會議上，劉仁靜特彆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義，如果不承認這一點，現在就無法一致進行宣傳工作。我們經過一番討論，無法獲得協調，結果那五位無政府主義者就和和氣氣的退出了我們這個小組，他們所主編的《勞動音周刊》也交由羅章龍接辦。此後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雖仍保持友誼關係，但在工作上從此分道揚鑣了。
我們這個小組的工作雖在積極展開中，但小組本身只剩下四個人，究竟有點形單勢孤，因而一致決定邀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重要分子補進來。鄧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繆伯英、吳汝明等九人及國會議員李韶九、河北省議員江浩等兩人亦先後參加。於是我們這個小組便擴大為十五人，氣勢為之一振。 60
大約十一月底，我們的小組正式會議決定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先生被推舉為書記，我任組織工作，主要是指導職工運動，羅章龍任宣傳工作，主要是編輯《勞動音周刊》，其他的同志們都分擔了一定的職務。我們的工作從此才步入正軌。
上海方面的工作進行得似乎更為積極。陳望道所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共產黨月刊》的創刊號，還有一些其他的小冊子都陸續寄到了北京。我們和陳獨秀先生間的通信，雖為了保密而未能暢所欲言，但我們進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贊成。我們也曾去函，主張各地的共產黨小組在沒有開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以前，都暫定名為某地區的支部，以便擴展，並正式請求以上海支部負聯絡全國各支部的責任。這種主張得到了各地小組的贊成，中共組織的規模因而略具雛型。
① 江亢虎江西人，是提倡社會主義之較早者，清末為發表《女學和社會主義的關係》一文受到清理「交地方官看管」的處分。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他在上海組織一個社會主義宣傳會，併發行《社會主義明星報》。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把這個宣傳會正式改組為社會黨，在上海舉行社會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布覺綱政綱，其要點為土地公有，資產公有，設立共和政體，廢止海陸軍等，積極從事議會活動，號稱有黨員四五十萬人。可是不久（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該黨被袁世凱解散，就此銷聲匿跡，再無作為。
第三章 職工運動的最初發動
在工人間進行活動，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們認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這工作首先在長辛店京漢鐵路的工廠里開始，我是這工作的最先發動人。
長辛店離北京不過二十一公里，京漢鐵路北段的修車廠設在那裡，有工人一千幾百人。我在五四運動時擔任講演部工作的時候，曾率領一隊同學到那裡去對工人演講，宣傳愛國和發展十人團的組織。當時長辛店的工人們以敬佩愛國青年的心情熱誠地招待過我們。他們搬出了開水、鹹菜和饅頭來款待我們。這些東西確是他們所能拿出來的最好的東西。可是有些同學看見蒼蠅飛舞其間，饅頭似乎也不夠新鮮，因而託辭不吃；唯有我和工人們一樣，滿不在乎的張口大嚼，並一面跟他們大談愛國之道。也許是由於我這種不經意的舉動，在工人們心目中，產生了一種和諧感，使我能和他們混得比較親熱，這是一年前的舊事。
一九二○年九月間，中共北京小組正式成立后的兩三天，我又來到了長辛店。首先找著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武君（名字已記不清了）。他是本地人，在鐵路工廠做過工。廠里的職工們有些是天主教徒，武君也常到廠里去傳教，因此他的熟人極多。他陪著我到工廠里去找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曾與我有一面之緣的工人們在休息時圍攏來同我交談，他們以為我又是來宣傳愛國的事。我坦率的告訴他們：「我這次是專程來看看你們，並且問問你們有甚麼要我幫忙做的事。你們這裏最需要的是甚麼？」他們互相商量了一下，就眾口一詞的表示：他們的小孩子沒有地方念書，希望有一間工人子弟學校。我說：「如果能找著房一子，辦一間工人子弟學校是可以做到的。」他們聽了非常高興。雖然當時那兒的房子很難找，但由於他們的熱心，沒有幾天，武君便興高采烈的來到北京，告訴我有一所適當的房子，原為兩家工人的住宅，他們願意讓出來，作為辦學的用途。
工人們這樣熱心和他們對於我的信賴，使我大為高興。我決心去克服經費方面的困難，要將這所學校創辦起來，便馬上去找朋友李實商量。他是社會主義青年團最早的團員，為人刻苦耐勞，對於平民教育素有興趣。那時他和十幾位青年朋友組織了一下「生活互助團」，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聽我說完這件事之後，欣然答應擔任工人子弟學校的教員。於是我就邀他和武君同去長辛店察看預定作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們計劃白天辦工人子弟學校，夜晚辦工人補習班，約需開辦費一百元左右，每月經常費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費用，學校的籌備工作就這樣積極進行起來了。
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在十月間開學。學校的課室不大，只能容納四十幾個人，所以一開始就坐滿了學生，還有不少的工人子弟無法收容進去。工人補習班的情形也是一樣的擁擠不堪。小學和夜班的教員都由李實一人擔任，武君則辦理學校的雜務。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在學校住一夜，晚上並向工人講演。因為聽眾太多，經常只好將課堂內的桌椅搬出來，大家密密地站著聽。有時我還約請北京的朋友們前往講演。我們講演的內容多半是關於工人的生活如何改良、工人須組織工會和如何組織起來等等問題。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共產黨小組的時候，《勞動音周刊》的發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經費自也隨著增加，再加上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的費用，我們每月的各項開支總共達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這情形下，我的經濟狀況惡化了，沒有錢的時候，只好將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賣，來應付緊急的開支。
當時住在我隔壁房間的那位既不談政治更不是社會主義者的地理學家蘇甲榮同學，看見我在天氣轉冷的時候反而典當冬衣，大為驚異。他以關懷的心情，暗地裡將我這種情況告訴我的幾位好朋友。有一天，當我正伏案替《勞動音》寫稿，那個剛剛參加共產黨小組還不知詳情的鄧中夏來到我的房間里，板著臉孔向我說：「危乎殆哉！你這樣會墮落下去……」他的意思是指我應以求學為主，有餘暇有餘力才可去做職工運動，現在竟不顧一切，靠典當度日，那是不行的。我聽了這種「教訓」，覺得他不了解內情，忍不住憤慨地指著他說：「滾出去，誰來聽你這套陳腔濫調！」可是他反笑著向我說：「有幾位朋友約好正在中央公園等你，有話到那裡去說罷！」不管我在生氣，硬拉著我的手，拖著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園柏樹林中，幾位知心的朋友，圍坐在一張茶桌的四周，他們都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我向他們說，在共產主義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有人犧牲一切，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著我告訴他們目前經費困難的情形：李大釗先生每月已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貧，可說已盡了他最大的力量，我們不應再增加他的負擔；上月長辛店學校的開辦費和經常費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籌措的。我這個各處走動的人，家中每年寄來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現在除挪藉以外，自然只有典當度日。我們又不肯隨便用人家的錢，例如梁善濟①曾表示願意幫助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經費三千元，這雖是出於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領之一，我們為保持工人運動的純潔起見，婉詞加以謝絕了。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據這些情形，我反問他們：「我的典賣東西，乃是由於工作的需要，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呢？」
他們聽了后一致動容，向我表示既然情況如此，為何早不提出討論？我說，李先生和我都想等到工作有相當頭緒的時候，再提出來討論。於是他們都表示願意立即分擔經費的責任。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當場就湊了幾十元交給我。不久經費問題就在共產黨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會議上提出討論，規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獻若干。
從此，經費的事情由李大釗先生負責處理，情況比較穩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們捐獻的以外，也向我們認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們去籌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元，俄文教員柏烈偉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專心到各處去發動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職工運動都由我去接洽，先後發動起來，而專心從事工運的同志也由於我的影響漸漸增加了。長辛店的職工運動比其他各處進行得更為出色。那間工人子弟學校成為工人經常會聚的場所。工人們放工以後，三五成群，甚至帶著小孩，來到學校聽講時事或閱讀報紙，也有唱戲、談天的。
為了工人子弟學校的事，李實忙得不可開交。他態度和藹，又極有耐性，工人們找他問長問短，要他代寫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們的醫藥顧問，還要他為他們排解家庭中和其他各種糾紛，他都樂意地照做。工人們還發生爭吵，學校就成了評理的地方。工人們有籍貫上的幫口的不同，如天津幫、德州幫和本地幫等等，還有職業上的區別，如司機與生火，機工與學徒，工匠與小工等等；彼此常常發生歧視和職業上的競爭，尤其彼此間債務的糾紛最多。李實處理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當的，因而獲得工人們廣泛的信任，而這間學校也就成為他們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這間學校最初名為工人子弟學校，附設有一個工人補習晚班。後來工人參加補習的人數增加起來，因而改名為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舉行成立儀式，表示慶祝。中共黨員吳汝明參加學校工作，幫助李實擔任教員職務。不久，李實因事他往，吳汝明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長辛店時，常到工人住所去訪問，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每天從早上六點工作到下午六點，除了吃飯和必要的休息時間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時，有時還要加二小時到三小時的夜班，兩個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問題的是工資低微，一個低級的工匠每月工資九元，學徒還要少得多，至於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六十元的月薪則是火車司機和少數技工的特別待遇了。他們平均的工資不過是十五六元左右，這種收入迫使他們把生活水準降得很低。
此外，他們感覺最痛苦的是小雜貨店的剝削，這些小雜貨店都是工廠里的管工和監工們開設的。工人們向這些店裡購買日用必需品，而工資要到月底才能發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改入的比例先向雜貨店賒賬。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資就都由那些管工與監工們代領去抵償積欠。欠賬每月尚須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積下來，欠賬日益增多，每個工人都成了雜貨店的債務人。欠幾十元的工人算是情況較好的，通常都是欠賬百元以上。有一個名叫張德惠的工匠在廠里做了幾年工，欠賬高達一千幾百元。這樣，工人們便無法脫離管工和監工的掌握，一旦債主不肯再賒，就等於宣布他們的死刑，這是他們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們的遭遇，問他們為甚麼不組織工會和辦理工人合作社，來維護工人自己的利益。可是他們多數對於這一點抱懷疑的態度，有的表示他們規規矩矩的做工，為什麼要干這類會黨的事？有的表示他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可以為工人謀福利的工會，只知道在民國元年辦過什麼工會，那是為選舉用的，每人繳一塊錢領一張會員證，到選舉的時候去投上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種「工會」後來還被袁世凱嚴厲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辦為工人謀福利的工會，豈不麻煩更多？還有少數比較進步的工人認為工會是要辦的，可是還沒有到要辦的時候。他們這種畏俱廠方和政府當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時可以轉變的。
我於是向他們提議：不妨先組織一個工人俱樂部。這件事也經過多次的商談和說服，方為他們所接受，後來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間才正式成立。這個工人俱樂部成立時有一千多工人參加，通過章程，選舉職員。一位老工匠王俊當選為俱樂部的主任，他率領著這些參加者在廠內外遊行慶祝，情緒非常熱烈。這一舉動曾使鐵路官員們大起恐慌。後來工會正式成立，從此那些窮苦散漫的工人們開創了團結奮鬥的途徑，這也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在工人群眾中建立的第一個陣地。
①梁善濟，山西人，清末時任資政院民選議員。民國五年舊國會重新集會，梁善濟與粱啟超、湯化龍等組織憲法研究會，簡稱為研究系，在段祺瑞政府時代對政局不無影響。
第四章 與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觸
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運動，如太平天國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響，但主要仍是導源於中國內部狀況的需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也是一樣，不過它受共產國際的影響更為深切。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發生聯絡、協助中國共產黨的組成、並促進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威金斯基實為最初且最有貢獻的一個人。
注意東方和發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鬥爭，是俄共和共產國際的一項重要政策。這與蘇俄政權地跨歐亞的地理形勢有著相因的關係。剛開始執政的俄國共產黨不僅人手不夠，而且多是一些工農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國和遠東的實況。但他們抱有「到東方去」的堅強意向，在一九二○年中俄交通恢復以後，便開始派出人員來東方作探險式的嘗試。
我第一次會見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間，他帶著陳獨秀先生去廣東前所寫的介紹信，和當時接替陳先生負上海支部責任的李漢俊的信，到北大圖書館來找李大釗先生和我。這兩封信里都曾說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談的同志。
這位年約三十歲的蘇俄共產主義者，中等身材，體格健強，目光深黯，英語說得相當流利，發音雖不算純正，但比我的英語是要好得多。他於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國做工，革命時回國，是最早參加共產國際伊爾庫次克局的一個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個學者型人物，而是一個具有煽動力的黨人。他從不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也許因他只是伊爾庫次克局而非共產國際本部派來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用英語會談過好幾次，多數是李大釗先生和我兩人都在座，有時是我一個人，還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體黨員共同參加的會談。我們所談論的問題很廣泛，如共產黨人的基本信念、組織原則、共產國際成立的經過、俄國革命的實祝、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等等。我們主要只是交換意見，而不是企圖立即得出確定的結論。
威金斯基所以能與中國共產主義者建立親密的關係，原因很多。他充滿了青年的熱情，與五四以後的中國新人物氣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並不分中國人與外國人或黃種人與白種人，使人覺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時對於中國情形還不熟悉，也不妄談中國的實際政治問題。他這種謙虛的態度表現在他很推崇陳獨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觸的中國革命人物，總是說他們都是學有專長的。他的這種氣質表示出他確是俄國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許這就是他能與陳獨秀先生等相處無間的最大原因。 64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與上海的共產主義者多所接觸外，還曾會見過孫中山先生，都可以說此行已有良好的開始。他能成為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運動之間的最初橋樑，不僅由於他一開始就找著了主要線索，會見孫中山、陳獨秀等這類人物，主要之點，還是他能與中國的革命人物談得投機。他也和其他俄國革命人物一樣，好滔滔不絕地發表議論，有時也愛與人喋喋不休地辯論，不過態度總是相當謙虛的。
他曾和我們詳談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的關係。在他看來，蘇俄政府不得不與各國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關係，而共產國際卻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國共產黨共同組織起來的世界革命的大本營，總部雖設在莫斯科，但不能與蘇俄政府混為一談。拿中俄關係為例，蘇俄政府的外交對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關係，不過這並不表示蘇俄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所不喜歡的北京政府。至於共產國際所要聯絡的對象則是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蘇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預，而共產國際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當然予以支持。他希望蘇俄政府與共產國際的政策能趨於一致，就中國這個例子看來，那就首先需要中國有一個革命政府。否則各就其立場推行不同的政策，也沒有甚麼矛盾的地方。
他又詳談蘇俄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他說明共產國際的起源和成立的經過，指出俄國共產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員；根據國際主義的精神，盡一個支部的義務，享一個支部的權利。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都須經由多數通過才算有效，並不是俄共所能操縱的。不過俄共在各兄弟黨中，因為是革命獲得勝利的唯一的一個，它的領袖列寧與托洛斯基又都具有極高的國際聲望，所以事實上它在共產國際具有領導黨的地位。但它決不會濫用它的這種地位，換句話說，它不會要求共產國際來適合蘇俄的外交政策，也不會強迫其他各國共產黨採取某種不適合於其本國革命要求的政策，因為這樣做會妨害各國後進黨的發展。而且他認為他的了解是有充分根據的。
這兩個問題確為當時中國共產主義者所十分關心。威金斯基的說法得到我們的普遍讚許。也許這真是初期共產國際的方針，也許只是他過於天真的說法，我們當時也竟沒有料到會由此發生甚麼問題，而後來事實上的表現卻完全不是如此簡單。
我們也曾詳細討論到目前中國工人運動的目的。我認為中國工人運動的最近目的，應該是首先組織真正的產業工會，爭取減少工作時間，由現在的十二小時減到十小時乃至八小時；增加工資，爭取有組織工會的自由，工會有代表工人與資方訂立集體契約的權利等等。他不滿足於我的這種說法。他認為中國工人主要應從事政治鬥爭，領導農民和一般貧苦人民走上奪取政權的道路。我卻以為中國工人的覺悟還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在這一點上，我們意見無法一致。所謂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之間關係這一問題，後來一直是中共常常討論，而意見不能完全一致的問題。
一般說來，威金斯基對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初期活動是表示滿意的。他這次是路經北京，預備回俄國去，向共產國際報告他初步活動的結果，在臨動身之前表示極希望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各地的雛型組織能夠從速聯合起來，舉行第一次全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迅速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
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原是我們的共同要求，陳獨秀先生在北京小組成立以後就曾在和我們的通信中數次提起這件事，所以我們對於威氏的主張自然贊同；但對於召開大會的籌備工作，尚未具體擬定。威金斯基在北京時也沒有提出關於大會應如何進行的具體意見，這也許是關於中共的黨綱和政綱問題，他要向莫斯科請示，不肯自作主張的原故。因此，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籌備工作，還是在威金斯基離華之後才實際展開的。
第五章 共產運動的嫩芽到處滋生
自一九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產運動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後滋生。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廣人眾的中國原系滄海一粟，算不了甚麼一回事，故不為當時一般人所重視；但後來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於全國，影響了中國現代史的發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產主義理論宣傳的一個中心。陳獨秀先生所直接領導的上海小組，在一九二○年八月開始實際活動以後，九月間就組成了一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初參加的有三十幾位青年。上海小組還創辦了一所外國語學校，由楊明齋主持，訓練預備留俄的學生。到一九二○年冬，就派出了劉少奇、彭述之、羅覺、任弼時、卜士奇、袁達時、抱撲、廖化平等八個青年團團員赴莫斯科東方大學求學。後來從這間學校繼續派學生出去留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發行的《共產黨》月刊、《勞動者》周刊以及《共產黨宣言》等小冊子普及各地，影響甚大。
以上海為中心，共產運動向著四周發展。由沈定一、施存統、愈秀松等在杭州發動，大約在一九二○年十月間就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先參加的有宣中華、徐梅坤等二十餘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開了印刷工人中的工會活動。其他如南京、蕪湖、安慶等地也有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參加者有的地方是十餘人，有的地方不過是幾個人，大都是學生。他們的活動主要也是在學生中傳播共產主義的思想。
北京小組是活動得最積極的一個小組，尤以工人運動做得最有聲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區及四郊展開上述那些工作外，還在濟南成立了另一個共產黨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先參加小組的有王盡美、鄧恩銘等八人，參加青年團的人數還要多些，他們開始在濟南、青島以及膠濟、津浦兩路展開工人運動。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於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參加的有李振瀛、韓麟符、于方舟、湛小岑等十餘人，開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動。一唐山鐵路工人中有鄧培、梁鵬萬兩人參加北京小組，是較早的工人黨員。山西方面，最先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有賀昌、王振翼等三十餘人。開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內蒙古方面由熱心蒙古工作的韓麟符去活動，結果組織了一個約三十人的內蒙青年的革命團體。至於東三省方面則還沒有正式的組織，那裡似乎是一個落後地區，只有俄國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個別團員，做些零星的活動而已。
湖南長沙的共產黨小組是由毛澤東發動於一九二○年十一月間成立的。最初參加的有毛澤東、夏曦、易禮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裡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同時組成，參加的約有三十餘人，算是人數較多的一個。這個小組的活動一直是很積極的。
毛澤東確是五四時代的一個活躍青年，他首先組織了一個叫做「新民學會」的小團體，又主編了一個《湘江評論》周刊①；這個周刊本來是以鼓吹新文化運動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其聲望僅次於施孝統、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創辦的《浙江新潮》②。毛澤東之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學生羅章龍等人的影響，後來他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又受了李大釗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成為湖南小組的主要發起人，則是由於陳獨秀先生的通信鼓勵③。
中國共產黨各小組，能在像湖南、山東這樣的省份發展起來，倒也不是偶然的。山東因為是日本侵略的目標，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顯得較為左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是南北戰爭的要衝，人民久經戰禍，一般青年不僅思想左傾，對於現實政治也較為敏感。在近代歷次的革命運動中，湖南出現過許多傑出人物，由於歷史關係養成了湖南人一種崛強奮鬥的性格，「無湘不成軍」的俗語，早已為人所共知。那時（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不滿北京政府的各派勢力的人，都團聚在湖南首倡的聯省自治的旗幟之下，以求避免戰亂。毛澤東等這一群左傾青年也支持聯省自治，並與湖南國民黨人和其他政治派系有廣泛的接觸。
在毛澤東等組織湖南共產小組以前不久，長沙另一派左傾青年以黃愛、龐人銓為首已經組織了一個湖南勞工會。他們籠統的信仰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即對於工人運動的意義了解得也不算透徹，但富有實幹精神。五四運動時，各地的活躍青年競起組織左傾小團體，但各小團體之間不免有門戶之見，這在湖南更為顯著。黃愛、龐人銓等因受省外同道者號召團結的影響，終於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但他們與毛澤東之間的意見並未完全化除，而且仍在暗中滋長。黃愛、龐人銓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因發動罷工，被趙恆惕槍殺后，湖南勞工會派與共產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漢的共產小組也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間成立起來的。最先的參加者是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項英等人，這些人中一部分與國民黨有過親密關係，當時都潛伏在武漢從事教育工作（當時國民黨在武漢被視為非法團體），另一部分則是五四運動中的左傾青年。武漢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由五四運動中的活動分子混代英、蕭楚女、李書渠、劉昌群、李求實等人組織起來的。他們在此之前曾組織了一個「互助社」的小團體，辦有《武漢評論》，鼓吹新文化運動。
惲代英、蕭楚女於二九二○年底到重慶去教書，不久就在重慶聯絡楊暗公等組織重慶社會主義青年團，團結了重慶方面的三十幾個青年。在這以前，吳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組織了一個「青年共產黨」。吳玉章是老同盟會會員，曾流亡到法國，約於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師範任教。他在法國受了共產運動的影響，並未與陳獨秀等聯繫便單獨幹了起來。他以「青年共產黨」的名義，團結了成都等地幾十個左傾青年。
四川有了這兩個同一性質的團體，便難免發生一些糾紛，主要是他們的聯絡對象和活動範圍相同，都自視為正統，互相競爭。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看來，他們的組織是全國性的，「青年共產黨」則不過是成都方面少數人所標新立異的組織；可是，在「青年共產黨」看來，社會主義青年團不過是共產主義的低級組織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這兩個團體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併。吳玉章、楊暗公等參加中國共產黨為黨員，其餘多數也都參加了統一后的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後來這兩個團體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沒有留下甚麼芥蒂。
廣州的共產小組的成立比較略遲，它在陳獨秀先生於一九二○年十二月間，到達之後才組織起來。廣州這個華南重鎮，雖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為桂系軍閥所盤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傳統，又苦於南方政府的橫徵暴斂，處於進退失據的苦悶狀態之中。孫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擠出來，革命空氣變得十分稀薄。那裡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雖發生較早，卻是脫離現實政治的。因此廣州名為革命中心，但共產主義的活動反而比較落後。五四運動的影響，並沒有廣泛地波及到偏處南方的廣東，當時在各省風起雲湧的各種左傾小團體和地方性刊物，在廣州十分少見。我們無法找出適當的人選來發起那裡的共產小組，曾引以為憾。
一九二○年十月底，陳炯明所率領的軍隊打回廣州，那裡的政治氣氛才為之一變。陳炯明的軍隊是孫中山先生在當時碩果僅存的實力，兩年前被桂系軍閥排出廣東，駐防在福建南部。在這支軍隊困處閩南約兩年的期間內，國民黨人物奔走于滬閩之間，多方作打回廣東的策劃。
一九二○年八月間，陳炯明開始向廣州進軍，十月二十八日佔領廣州。私囊已飽的桂系軍閥陳炳焜、莫榮新等部隊望風披靡，大多被攆回廣西去了。由於這一軍事勝利，孫中山先生於十一月間回到廣州，從事於軍政府的重建。陳炯明被任為廣東省長併兼任軍政府的內政部長、陸軍部長和粵軍總司令等職。他握有實權並成為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的第二號人物，便邀請陳獨秀先生去擔任廣東省政府的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陳獨秀先生接到這一邀請后，徵求各地共產小組的意見。李大釗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贊成。我們認為他去領導廣東的教育工作，有兩個重要作用：一、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的新思潮廣泛的帶到廣東去；二、可以在那裡發動共產主義者的組織。我們並指出不應受共產黨人暫不做官這個約定的約束，何況辦教育也不能說是做官，而對於共產思想的傳播則特別有利。陳先生接受了我們的意見，於十二月間將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漢俊、李達等人分擔，就隻身到廣州去了。他並未邀約其他同志同去，以免耽誤各地工作的發展。
陳獨秀先生到廣州后，受到一般青年的歡迎。陳炯明對他十分推崇，以表示他能與新人物合作的氣度。當時任教育會會長的汪精衛也與陳先生合作得很好。陳先生在廣州的多次演說和發表的文章都富於吸引力，為廣州知識界愉入了一些新的血液。
大約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間，陳先生邀約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及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等人，共同組成廣東小組，出版《勞動聲》周刊，利用教育機構在學生中從事共產主義的宣傳，並開始注意農村中的活動。也許由於廣東過去的革命運動．多半從鄉村發動，因而廣州的共產黨人能最先注意到農民運動。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同時成立起來了，最初參加為團員的彭湃、羅綺園、阮嘯仙等後來都參加了農民運動的工作。
廣東共產小組也和北京小組一樣，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了一個短時間，不久因意見不合、幾個參加共產小組的無政府主義者也退出去了。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有反國民黨的傾向，在他們看來，陳獨秀等人是與國民黨有關係的，因此常表不滿。他們較之北京無政府主義者堅持自由聯合和不同意無產階級專政這兩點外，還多了一項反國民黨意識，因此，分裂終於無法避免。
其實，廣東共產小組與孫中山派的關係也不算圓滿。那時孫中山先生嫡系胡漢民等與陳炯明之間暗中已有意見不合的醞釀，而陳炯明的喉舌《群報》又是由共產黨人陳公博、譚植棠任編輯，其言論不待說是偏祖陳炯明的，因而引起另一部份國民黨人物的不滿。在他們看來，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在支持陳炯明而與孫中山搗亂。這件事後來也為中共內部一個重大的爭論。
以上我所簡述的共產主義者在各地的活動，確是中國共產黨正式組成前這一階段中的主要發展。總括的說，這些共產小組都是一些知識分子的小團體。這對於一般共產主義者，根據他們那「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公式來看，總覺得有點不合理想。他們在說到中共的發展歷史時，-往往要去費力找尋中國工人階級如何形成，如何發展的軌跡，來渲染一番，其實都是多餘的。在落後的國家中，知識分子是少數的特出人物，也是政治氣候的測量器，以往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康、梁的維新運動和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等，也都是一些得風氣之先的知識分子發動起來的。歐戰中中國工商業雖一度得到相當的發展，五四運動雖也掀起了中華民族覺醒的浪潮，但這些並未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狀況。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產主義為何物，就是當時同情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也多數對馬克思主義缺乏了解，更無組黨經驗。因此，共產小組不能一開始就是工人的，也不會一開始就是人數眾多的組織。
中國共產黨的組成，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五四運動推動中國青年向左走，構成一種愛好社會主義的風氣，這是使共產小組得以產生並迅速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中共的發動者們，大都是五四運動中的活動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運動的經驗來建立中共的始基。我們養成了一種為新理想而實幹的精神，也繼承著五四學生運動中那種團結互助的組織作風，因而能不重蹈中國舊有政黨的那種鬧意氣的士大夫積習，一開始就以一種富於團結力的新姿態出現。
在建黨的工作中，我們擺脫了歷史悠久的國民黨的影響，形成自己的獨立組織，又逐漸與無政府主義者分道揚鑣，取得陣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們沒有讓投機分子侵入，卻團聚了我們所能團聚的共產主義者到這個組織中來。我們的發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國會議員胡鄂公所組織的另一共產黨④，和一位工會領袖黃介民所組織的大同黨等等都為之掩旗息鼓。當時共產黨人冒險犯難精神也是十分旺盛，並在工人群眾中開闢了工作的新天地。這一切都是中國共產運動發展起來的主要因素。
我們嚮往于俄國革命，但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素養，更沒有運用之於中國實際環境的經驗。後來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擬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國問題，即使完全為中國革命著想，也不免要發生不切實際的流弊。中國革命就因此遭受著難於形容的災害。事實不如理想的美麗，差之毫厘，往往會謬以千里，這是中國革命家所應反省的。
①《湘江評論》周刊是湖南學生聯合會的刊物，由毛澤東主編，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創刊，出版到第四期時，即因登載反對軍閥張敬堯的文字于當年八月中旬為長沙軍帶所查封，該刊第五期雖經印就，但已無法發行。
②《浙江新潮》周刊是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施存統等在一九一九年所創辦。由於施存統發表《非孝》一文，以致發生該校校長經子淵去職與學生的「留經」風潮，引起全國的注意。
③ 毛澤東自己也承認他受陳獨秀先生的影響極大。見《毛澤東自傳》第三章。愛德迦·史諾筆錄。
④ 胡鄂公是湖北籍的國會議員，自命為共產主義者，他於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聯絡一些湖北籍的青年學生，組織了另一個共產主義者的團體，它的組成分子不久為北京共產小組所吸收，至於胡本人則因為他只是一個政客，沒有準其加入。
第六章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一年四月間，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發起人——覺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個良好的開始，組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廣州各地同志們互相函商的結果，決定於六月中旬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根據這個決定，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聞匕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
我因須參加大會籌備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達上海的一個（大約在五月中旬）。下車后我就去看李達。他告訴我許多有關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沒有已往那末緊張，有些事都陷於停滯狀態；這是因為李漢俊和其他的同志們多忙於教書和寫作，不能像陳獨秀先生在這裏時那樣全神貫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來了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羅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說話，像是一個老實人；另外一位負主要責任的名叫馬林（Ma Lin），這個洋鬼子很驕傲，很難說話，作風與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與李漢俊及李達第一次見面就談得不大投機，他已知道我要來上海，急於要和我晤談。
李達很注重我們與共產國際間的關係，自己則不願和他們打交道，故希望我能與馬林談得來。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詞，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我當時想到馬林和李達也許是兩個刺頭，恰好碰個正著。
接著我又去拜訪李漢俊。他也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可說是我們中的理論家，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研究特別有興趣。他不輕易附和人家，愛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見解，但態度雍容，喜怒不形於色。他熱誠地歡迎我的先期到達，認為很多事在通信中說不清楚，現在可以當面商討。他說到大會開會地點等技術上的問題容易解決，至於議程和議案等問題不妨等各代表到齊之後再行商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他並告訴我許多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難。
他敘述馬林和他及李達晤談的經過。馬林曾向他聲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並毫不客氣地向他要工作報告。他拒絕了馬林的要求，理由是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甚麼可報告的。馬林又問他要工作計劃和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將予經濟的支持。他覺得馬林這些話過於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後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還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等等。他向馬林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他們之間就因這種爭執陷於不愉快的任持狀態中。
在李漢俊看來，中國共產運動應由中國共產黨自己負責，共產國際只能站在協助的地位。我們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可以接受它的理論指導，並采一致的行動；至於經費方面，只能在我們感到不足時才接受補助，我們並不期望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發展工作，再說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只能是我們的顧問，決不應自居於領導的地位。他說明了這種觀點后並向我提到，馬林碰了他的釘子之後，急盼能早日和陳獨秀、李大釗及我見面。他主張我去和馬林再作晤談，以期獲得諒解。
與馬林接觸較多的張太雷對於馬林另有一種看法。張太雷那時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在該團成立后曾被推為代表去莫斯科參加少共國際的大會，是以代表身份出現於莫斯科的第一個中國共產主義者。他的英語說得相當流利，故李漢俊派他做馬林的助手。烏林與李漢俊、李達會面時，都由他在場任翻譯。這位生長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於交際的海派作風。在他看來，馬林的缺點只是不懂中國情形和態度欠佳，但他確是共產國際的重要人物，也是值得佩服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張太雷竭力主張我們應與馬林改善關係。
兩夫以後，張太雷陪同我去訪看馬林。他寄居在愛文義路一個德國人的家裡，我們就在他的家裡開始了第一次的晤談。馬林並沒有提起與李漢俊等人相處不快的經過，也沒有說到工作報告等一類的事情，他的態度顯然是有些修正了。我們輕鬆地談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聽后對北方的工人運動甚感興趣。我們還談到關於大會的籌備問題，彼此意見也相當融洽。從此，我被視為達成了與馬林改善關係的任務，也被推為與馬林繼續接觸的代表。
馬林給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這個體格強健的荷蘭人，一眼望去有點像個普魯士軍人。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的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崛強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鬥。他是一個老資格的社會主義者，曾在荷屬東印度工作多年，同情東方被壓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個外國人欺侮中國苦力，他竟挺身出來與那個外國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談吐往往過份形容亞洲人民的落後，也有時談到東方社會主義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覺得他沾染了一些荷蘭人在東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習氣。他是共產國際東方問題的權威並以此自傲，有時還提到他曾和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中共同制訂殖民地問題決議案的事。所有這些表現，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來，就覺得他具有社會主義的白人優越感。
馬林的工作與威金斯基在中國的過去活動似乎也不相銜接。他一開始就憑著主觀見解為所欲為，致與李漢俊格格不入，後來且還掀起了幾次大風波，似乎都與他的個人性格有關。
六月初，各地參加大會的代表陸續到達上海。劉仁靜比我遲到幾天，他那時是一位埋頭于書本的青年，讀過許多有關共產國際的文件。他主張這次大會應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絕地說教。
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也到得較早，他們都是剛畢業的中學生，因曾在五四運動中積極活動而著名。我這次到上海路過濟南，曾在那裡耽擱一天。他們約集濟南的八個黨員，在大明湖的遊船上和我聚談了一天。他們視我為他們的先進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許多問題，不厭求詳的要我講解。他們一面靜聽，一面記錄要點，並商談如何執行的方法。他們來到上海以後，仍本著學習的精神貪婪地閱讀有關書刊，有時且向到會的代表們清教。
武漢的代表是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董必武為人醇樸，蓄著八字式的鬍子，活像一個老學究，在談吐中才表現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強風格。陳潭秋老是一本正經，教員風味十足。包惠僧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愛任性談笑。他們都不多談理論，對實際問題的探討則表現得更為起勁。
湖南代表是毛澤東與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讀線裝書的年長朋友，常常張開大嘴，說話表情都很吃力，對馬克思主義懂得最少，但顯出一股誠實和熱情的勁兒。毛澤東也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閑談的時候常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
日本留學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躍的青年，那種湖南土氣似乎早已消失殆盡，看來風流瀟洒，倒像是一個老上海。他對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談得頭頭是道，對大會的籌備工作也是積极參加。
大會預定舉行的日期逐漸接近，但陳獨秀先生仍未趕到。我們函電交馳，催促他和廣州的代表速來出席。這樣等了好幾天，作為廣州代表的陳公博攜著陳先生致各化友的信件終於趕到了。陳先生的信中除說明他辭職尚未獲准不能抽身出席外，並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意見①，要求大會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
陳公博對於陳先生的主張並沒有多加說明。他帶著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東旅社，終日忙於料理私事，對於大會的一切似乎不甚關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認為他像是廣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與我們所談論的，也多是關於廣州政局的實況。
六月下旬，預定到會的代表都已到齊，立即便開始了大會的籌備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漢俊和李達，代表上海九個黨員；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十五個黨員，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漢的八個黨員，毛澤東、何叔衡代表湖南約十個黨員；陳公博代表廣東約七個黨員卜王盡美、鄧恩銘代表山東的八個黨員；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學生中的兩個黨員。合計代表十三人，黨員五十九人。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則約在三百五十人左右。這就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的全部陣容。
我們交換意見的結果，決定七月一日正式舉行大會，開會地點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課堂，多數代表也就寄住在這間學校里。議事日程共有四項：一，黨綱與政綱；二，黨章；三，中心工作與工作方針；四，選舉。在大會召開之前，幾位主要代表還會商過代表的資格問題，結果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不應出席大會；並推我將這一決定通知毛澤東。他旋即以湖南某項工作緊急為理由，請何叔衡先行返湘處理。因此，後來出席大會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黨綱與政綱是難於擬訂的，但我們都覺得非有這一文件不可。我們同意現在不必有一個詳細的黨章，只要有一個簡明的黨章要點就夠用了。我被推舉為這兩個文件的起草人，彙集陳獨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見，先行擬出兩個草案，再交由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等共同審查。
我首先草擬了一個黨綱政綱草案，題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其要點大致包括共產主義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將經由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共產主義等等。李漢俊等人雖不完全同意這個草案，但認為可以作為討論的基礎。馬林看了這個文件（由張太雷譯成英文），卻提出了較嚴格的批評，表示這個草案在理論的原則上寫得不錯，主要缺點是沒有明確地規定中共在現階段的政綱。他指出這個文件表示中共將支持民主的民族的革命，以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能在中國迅速建立起來，這是對的；但惜乎沒有說明如何實現的具體步驟。我當時覺得他的這種批評很有價值，曾請就他所提出的各點擬具一些具體的意見，供大會討論參考。但他並未這樣做，也許他那時也沒有確定的主張。
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決議，當時還未到達我們手裡，只有少數代表從馬林口中和西歐共產主義出版物中知道一些簡略的內容。我們又找不到各國共產黨的黨綱黨章等做參考。因此，一般說來，大會的工作多半是由我們自己在摸索進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我被推為主席，首先宣布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接著通過原擬訂的四項議事日程，決定每日分上下午舉行兩次會議，並即開始第一項議程的討論。我向大會說明關於草擬黨綱政綱草案的經過情形，指出，負責起草和審查的同志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的草案可以向大會提出，作為討論的基礎。但後來經過詳細研討，認為不夠成熟，主要是沒有確定一個顯明的政綱；不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問題自由發言，經過討論后再行推人釐訂宣言。於是我建議大會，由各代表先行報告各地區工作狀況，並就議程的第一項發表意見。我的這個提議迅即為大會所接納。
我和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等在會前曾就黨綱和政綱作過幾次商討，各人的立場都顯得更清楚，自然也發現了歧見。李漢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見，提出現在世界上有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有德國社會黨的革命；中國的共產主義究應採取何種的黨綱和政綱，應先派人到俄、德國去考察，在國內成立一個研究機構如馬克思主義大學等，從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後的決定。他並具體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既未成熟，目前共產黨人應著重研究和宣傳方面的工作，並應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產黨人可以參加議會。與李漢俊針鋒相對展開爭論的是劉仁靜。他主張中國共產黨應信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原則。他反對西歐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應該只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也不應對國民黨和議會活動有過多的幻想，應積極從事工人運動，以為共產革命的準備。
李漢俊的意見成為大會討論的焦點，除陳公博有時對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表都給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評。大多數代表主張中共應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對於現實政治問題，有的主張中共目前不應參加實際政治活動；有的表示中共應站在共產主義的立場上，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予以支持。
這樣，經過幾天的討論，後來由我歸納到會者的意見，提出幾點結論，內容大致是：一，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為基本原則；二，目前應著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實際的工人運動，擴大共產黨的組織與影響，為實行共產革命之準備；三，中國共產黨不否定議會活動和其他的合法運動，但認為這些活動只是擴大工人階級勢力的手段；四，中國共產黨站在共產主義的立場可以贊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但仍以實現共產革命為主，並不能將共產黨的社會革命與國民黨的革命混為一談。這四點結論為大會正式通過，認為是中國共產黨黨綱和政綱的要點。
當時討論這項議程，牽涉的問題是很廣泛的。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似都認為中國應有兩次革命；一次是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另一次是社會革命。對於國民黨能否擔負上述第一次革命的責任，大家頗有疑問，但也認為中國如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工人階級將可得到較多的自由。不過共產黨人並不以民主共和國為滿足，還應繼續社會革命，以期實現蘇維埃式的政權。至於國共合作從事國民革命，再由國民革命進展到社會革命等等的想法，那時是完全沒有的。其他如土地國有、農民問題、八小時工作制、反對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反對軍閥政治等等，都曾被代表們提到過。一般代表多以為共產革命是遙遠的將來的事，即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現在也尚不能捉摸，因而無法作具體的規定。所以大會除否定李漢俊的改良派思想外，實際政綱就只是上述一些較抽象的要點。
在討論由我所草擬的黨章草案時，李漢俊又提出了兩點修正意見。他指出中共未來的中央不過是一個聯絡的機關，不可任意發號施令，一切應徵求各地方組織的同意，須有共同討論，遇事公開的精神。對於徵求黨員也不可限制太嚴，不必規定每個黨員都須從事實際工作，只要信仰馬克思主義就夠了。他這種修正意見同樣遭到多數代表的反對，多數代表支持原有的草案，批評他那種自由聯合的想法。
大會所通過的黨章包括下列各要點：第一，凡加入共產黨者須信仰共產主義，遵守決議，並參加實際工作，經由兩個黨員介紹和地方委員會的批准，方得成為黨員；第二，中國共產黨中央設在上海，其他各省設地方委員會，地方委員會之下按工廠學校街區分設支部，第三，各級組織均采委員制，至少有一人任書記，一人任組織，一人任宣傳；第四，一切決定須經由黨員的民主討論，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第五，黨員應該服從紀律，保守秘密；第六，全國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兩個地方組織表示不信任中央時，中央應召集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從事解決等等。至於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大會認為中共應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但不列入黨章。
上述這兩項議程的討論經過都很熱烈，表現了代表們的認真精神，但並沒有意氣之爭。多數代表批評李僅俊的意見雖很嚴峻，但沒有人指他為改良派或機會主義等等。初期的共產主義者彼此重視友誼，不願意隨便給意見不同者戴上一頂政治的「帽子」。李漢俊在討論中雖也堅持他的意見，但從不與人爭吵，當他的主張被否決時，總是坦率地表示服從多數的決定。
但這種意見分歧也曾使大會蒙上了一些陰拔。我是批評李漢俊的意見的一個主要發言人，也是這些議案的提出者；因此，有些代表認為這是我與李漢俊之爭。代表們多認為陳獨秀、李大釗等重要黨員是支持我的意見的，在黨內占絕大多數，李漢俊的意見雖然很少人附和，但他究是一個重要的發起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現了不同的意見，總令人難免有美中不足之感。
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未列席過大會，但獲知大會進行的情形。他們對大會的爭論點甚感興趣，表示支持多數的主張，並引以為慰。可是李漢俊、李達等對馬林印象不佳，不願意讓他干預大會的事；即與他保持接觸的我，也只將他當作一個顧問，並沒有遇事向他清教。這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覺受到冷遇，在大會討論黨章時，他以不耐的心情向我要求准他出席大會，發表演說。
馬林的要求為大會所接受。我們決定在討論黨章結束時，即清他出席演說。為便於馬林與尼科羅夫斯基出席起見，大會並改在李漢俊家裡舉行。大約是七月八日晚七時，當我們圍坐在李家樓上書房的一張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開會的時候，突然有一個陌生人揭開書房的門帘，窺探了一下，說聲「我找錯了人家」，就轉一身走了。我們都警覺到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請大家將文件收拾好，準備立即離開，並將此事翻譯給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聽。馬林十分機警，從座位上一躍而起，以手擊桌說：「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離開。」說完后，就同尼科羅夫斯基首先走了。各代表也就隨之分途散去。當我最後離開時，李漢俊聲言他是屋主不應離開，陳公博也願留在那裡與他作伴。
果然，十分鐘以後，一個法國巡捕帶著一批警探圍住了李家。他們追問李漢俊開的是甚麼會議？開會的人那裡去了？那兩個外國人是甚麼人？這些問題都波李漢俊鎮靜地應付過去了。在場的陳公博反而受驚不小。警探們大肆搜查，沒有發現甚麼可入人罪的證據，始失意而去。當時我們保密觀念很薄弱，可能當大會在博文女校進行時就已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舉行也未逃掉他們的耳目，而且他們很可能有一網打盡之計，故選擇馬林與尼科羅夫斯基參加時下手。
由於警探的騷擾，馬林向大會演說的事並未實現。他在李家匆忙中所說的「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離開」這句話，就成了他對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說過的唯一的一句話；他對大會的全部議題從未提出過具體建議，這固然由於那時彼此關係不算密切，最主要還是由於他不了解中國一般情形，也不知道我們能做出一些甚麼事出來。這次大會並未正式決定中共加入共產國際的事，馬林也未提到這一點；因而中共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其一個支部，還是第二次代表大會所正式決定的。
這個意外事件發生后，我們為了避開警探的視線，決定第二天停會，並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當開會地點后再行夏會。我不便立即與仍在被監視中的李漢俊接觸，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東旅館去看陳公博，問明他在李家所目擊的情形，並告訴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須另覓開會地址。那時李達夫婦也來了，他是處理大會事務工作的負責人。他的太太王會吾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也幫著她的丈夫工作。我們大家便商討開會的地址問題。王會吾非常熱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時找不著適當的地點，可以到她的家鄉去。她家住在浙江嘉興的南湖湖畔，從上海去只需一個多鐘頭的火車旅程。她並說明：南湖風景幽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隻大畫艇，準備我們一面游湖一面開會，並由她布置大家寄宿的處所，即使在那裡開幾天會也是不成問題。我們對於她的提議極表贊成。認為這樣是萬無一失的。她即根據這個決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車前往。
大約是七月十日清晨②，我們分別搭上滬杭線的早班車，九點多鍾就到達了嘉興的南湖。王會吾所預雇的大畫艇已泊在湖邊。代表中只有陳公博未來，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達表示請假不出席，因為他太太對於在李家所發生的事尤有餘悸。其他的代表卻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身當其沖的李漢俊也滿不在乎，大家仍然興高采烈地繼續工作，並笑陳公博是個弱不禁風的花花公子。
我們登上了大畫艇，四顧南湖景物，只見萬頃碧波，湖畔一片蘆葦中掩映著樓台亭閣，使我們這些初來的觀光者覺得較之西湖的景色別有風味。我們的大畫艇在湖中環遊了一遍之後，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靜的湖上蕩漾。我們繼續在上海未完的會議，議題是《中心工作與工作方針》。我們不約而同地加速討論，很少長篇大論的發言，大家都集中研討急需解決的具體問題。
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針》這一議題之下，項目原是很多的，如宣傳工作中的黨報問題，與青年團工作之聯繫及指導問題、婦運工作等等。但都只略略談到大要，就決定交未來的中央負責處理。工人運動的問題討論得比較詳盡，主要的兩項是如何組織工會和如何在工人中吸收黨員。
關於工會組織問題，大會曾有幾項決定：一是工人鬥爭的綱領，內容包括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保護女工童工等等；大會認為根據各地實況，由工人群眾提出減時、增薪的其體要求，以期由鬥爭中逐漸達到八小時工作制和合理的工資標準的目的。二是工會組織原則問題；大會指出共產黨人不應再因襲舊式行會和仔招牌土會喲舊習，應注重新式的產業工會的組織；即每一個企業中的全體工人不分職業和籍貫等區別，均須組織在一個工會的單位里；同一產業中的工會應聯合起來，組成某一類產業的總工會。三是中共應在中央所在地組設一個工人運動的總機構，並在各重要地區設分支機構，以為領導工運的樞紐。各地同志都應到工廠中去從事下層活動、將工人群眾組織在工人俱樂部或其本廠的工會等組織之內。
關於吸收工人參加共產黨的問題，大會決定各地組織應在工人群眾中宣揚馬克思主義，如出版通俗刊物等。又決定工人的入黨條件應從寬規定，一個工人只要能熱心工會活動，為工人利益鬥爭，並表示願意加入共產黨，就可准其參加進來，不必問他是否懂得馬克思主義。至於如何使這些工人黨員能懂得馬克思主義，大會認為那是地方黨部的責任，地方黨部應特別注意工人黨員的教育工作。當這一項議題討論完畢時，已是日薄西山的時候，我們主張第四項議題的選舉問題迅速進行。討論結果，一致認為現在黨員人數很少，暫不必根據黨章組設人數較多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只須選出三個委員，分擔書記，組織，宣傳等工作就夠了。根據這個決定，大會旋即一致推舉陳獨秀任書記，李達任宣傳，我任組織。在陳先生沒有返滬以前，書記一職暫由周佛海代理。大會要求這三位被選的委員立即就職，從速組成中央，並決定將大會所通過各案原則由中央整理後作成正式文件．一切尚未決定的事，也由中央全權處理。
全部議程討論完畢，大會旋即宣告閉幕，舉行了一個，簡單的閉幕儀式，由我致閉幕詞。我以興奮的心情祝賀大會的成功，並吁清各代表回到各地的崗位上，根據大會的決定，發展我們的工作和組織。這樣，中國共產黨便正式誕生了。
當我們離開這隻畫艇時，湖面上已是暮靄沉沉，漁火點點。大家趕上晚車回到上海，已是午夜了。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共的組成，它在中國內部較之已往各政治組織發展得更為順利和迅速，它一開始就確立了鮮明的旗幟，規定了努力的方向，表現得十分明朗。在國際關係上，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以後，它是亞洲國家中的一個重要的共產黨組織，使共產國際對殖民地的政策得到一個主要的試驗場所。這些不能不說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一個共產主義的巨影開始在中國籌措著③。反射出這個巨影的人物充滿著勇往直前和專心致志的精神，他們的所作所為，即使現在的人看來，還覺得有點神秘。陳獨秀先生於一九二○年八月間和我商討組黨的事情時，曾說過下面這樣丫段話：「日本的軍閥政客們狂妄已極。他們看不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中國和四億炎黃子孫，他們只知勾結中國的舊軍閥、濫官僚、走私商、嗎啡客以及流氓癟三等等，只看見中國人的小腳、辮子、鴉片和隨地吐痰等等腐敗的一面；他們有意無意地蔑視中國新思潮新勢力的方興未艾。總有一天，由於他們這種錯覺，會弄到他們自己頭破血流。」陳先生這段話—自然不是專指日本而說的，不過舉日本為例罷了—預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後來所起的作用，這也是當時我們這班共產主義者所懷抱的共同氣概。
① 陳獨秀的四條意見我己不能記憶清楚，據《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二冊（——四七頁）所載中共簡明歷史稱系，「一日培植黨員（按即徵求黨員）；二日民權主義之指導（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三日紀綱（按即注重紀律的要點）；四日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按即目前主要工作為爭取群眾，為將來奪取政權之準備）……」這四點大致是真實的。
② 我所能記憶的日期，可能有一天的出入。
③ 這是套用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話。

第三篇萬事起頭難
第一章 中共中央第一次大爭吵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雖決定了發展的方向，新成立的中央卻面臨著許多實際問題；由於這些實際問題的不易解決，形成中共中央內部和中共中央與馬林之間錯綜複雜的爭執。直到陳獨秀先生等七人被捕獲釋之後，我們才深悟團結奮鬥的必要，內部爭執也就平息下來。
大會閉幕以後，暫代陳獨秀任書記的周佛海，任宣傳的李達和任組織的我立即舉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會議。我們的第一個困難是經費，已往的經費多半由陳獨秀先生籌集，因大會的開支已所余無幾。各地代表在離開上海以前都表示過籌集經費的不易，使中央無法要求各地分擔所需的費用。中共中央除我們三人外，並沒有專任事務工作的人員，我們分別住在分租來的小房間里，並沒有一個可以集中辦公的地點，一切也無規可循，都在摸索試探之中。
我們將大會情形及會後新中央所面臨的問題函告陳獨秀先生，並催促他從速來滬就職。我們不願因陳獨秀先生的未到而停頓工作。周佛海在暑假期滿后要回日本去繼續學業，不可能專心致志干中共中央的工作；李達仍忙於寫作，於是在這段期間，我就成了中共中央工作的重心。
馬林對於大會的成就是很滿意的。當我和他在李漢俊家裡匆匆分別之後，直到會後幾天才再見面。我將大會經過情形正式通知他，他也一一筆記下來，似是要向共產國際作一個正式報告。他最感覺高興的是我們居然能擺脫警探的監視，迅速完成大會的工作，這是一種不怕風險積極精神的表現。他認為大會討論黨綱黨章所獲得的結論，大體都能站穩共產主義的立場，對於工人運動的決議，更是切實可行，凡此都是很重要的收穫。
我們談到新中央將如何根據大會決議展開工作時，馬林提出那個已經決定了要組織起來的工人運動的中央機構，應該用甚麼名稱。我告訴他，這個名稱還在考慮之中，我們不能稱之為總工會，因為還不是由各地工會所產生出來的機構，並反問他，根據各國工人運動的經驗，以使用甚麼名稱為最適當？他建議可以叫做「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說明這個名稱適合於一般共產主義者從事工會組織工作的稱號。這個名稱的提出，似是馬林對於中共第一次的具體貢獻。
我們同意採用這個名稱之後，又談到經費問題。我告訴他，我們已函告陳獨秀先生，請他為新中央設法籌集經費，此外，其他各地大致可以解決他們自身的需要。他又提到工作愈開展所需經費愈多，以後將何以為繼等等。這樣，他重新提到了他和李漢俊間所曾引起的爭執。他向我解釋，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而中共也應當坦然接受。對於這一點，我首次向他表示贊成。接著他又說到工作計劃和預算的必要，要求我回去開一次中央會議商討一下。
我向新中央報告與馬林談話的經過，並以贊成的口吻略加解釋。
李達聽了我的報告之後，對那位桀驁不馴的馬林仍表不滿，對於向馬林提出工作計劃與預算這一點，他主張須從長考慮，最好等陳獨秀先生來了以後再作決定。周佛海卻支持我的意見，表示為了迅速展開工作起見，不必等待，就可以根據大會的意向，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因而向馬林提出工作計劃和預算也是應有的舉措。李達也並未堅持他的反對意見。於是決定由我起草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和預算，提經下次會議討論決定后，送一份給馬林，徵求他的同意。
不幾天，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組織和工作計劃預算等都由我草擬好了。規定在上海設立總部，除指導全國工運外，併兼辦上海區的工運工作，創辦一個機關刊物，定名為勞動周刊。在北京、武漢、廣州、長沙等地設分部，出版地方性的工人刊物。可以從事工運的共產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都應參加這一項工作，總共預計約三十人須按月領用生活津貼，每人約需二十元至三十五元。這個機構的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等每月約需一千零數十元。
這個計劃提交中央會議討論時，李達又提出了疑問。他認為工作人員按月支領薪金，可能發生雇傭觀念的流弊。但討論結果，這個計劃還是被採納了，認為可以據此開始工作，不過暫不作最後決定，將它視為一個試行的草案，等陳獨秀先生返滬后再作最後決定，並可將這個草案的副本送交馬林。
當我和馬林談到這個計劃時，我向他說明，我們開會討論的經過，並指出書記部的名稱算是決定了，計劃中的若干細節還有些疑問，準備等陳獨秀先生回來之後共同商定，至於經費數額，共產國際不妨決定補助若干，不足的數字仍由我們自己籌措。似乎他以前誤會李漢俊所說由共產國際撥一筆經費交中共自由支配，當是一筆龐大的數字，現在看來竟是這樣少，支配的方法又是這樣節省，使他大感意外，笑了起來，表示就按這個計劃進行，全部經費都由共產國際補助，我們自己所籌得的錢可作別項用途。接著，我們三個委員曾與馬林舉行一次會議，商討中央全部工作的計劃。在這次會議上，馬林詢問李達宣傳計劃如何展開，大會所決定的要辦一個黨報的事如何實現。李達扳起了面孔答覆：「沒有計劃，等陳獨秀先生回來再說。」馬林聽了這句話，馬上顯漏出不高興的神色，但他也不再問下去，轉談其他問題。中共中央與馬林之間的陰霾因此仍未消除。
七月下旬的一天早下，仍未返回北京的劉仁靜帶著一個陌生的人來到我的住房，他介紹說：「這是上海總商會的楊主任秘書……」那位楊先生沒有等到劉仁靜說完，很生氣的搶著說：「我要控告周佛海，他犯了騙誘良家女子的大罪。」他手指著一份昨天的上海時事新報，向我說：「請看這篇文章！」我接過一看，這篇文章說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稱是最進步的社會主義信徒，早已在鄉間結過婚，聽說還有了孩子，現在又在上海與其同鄉商界某聞人的女公子大談戀愛，看來又要再度作新郎了等語。楊先生等我看完之後，又提到他初看這篇文章時，還以為與他無關，後來經過查考，才知道那篇文章所指的就是周佛海和他的女兒楊淑慧。因此他覺得他的名譽受了損害，非控告周佛海不可。
與周佛海同住的劉仁靜這時才得到機會補充說：「這位楊先生今天一早就到我們那裡來了。恰巧周佛海不在家，楊先生找著我談論這件事，所以領他來，看你有甚麼意見？」我看見楊先生盛怒的神情，先安慰他一番，又指出：如果周佛海真已結婚，又瞞著與另一個女予戀愛，那是不對的。不過現在有些青年，家裡已有了由父母作主而本人極不滿意的舊式妻子，在禮教束縛之下無法離婚，於是在外面談戀愛，甚至再度結婚的也不少。遇著這種事，做父母的很難處理，我看最好還是約集他們坦白的談一下，不必採取法律的步驟。楊先生聽了我的話就說：「那好，我就去找楊淑慧和周佛海，另約幾位親友，在我家裡吃午飯。請張先生和劉先生你們兩位一定要到。」
在楊家吃午飯的時候，楊先生還是盛怒未息，可是他的太太似乎並不以楊先生的舉動為然，她大概是為女兒的處境著想。在這種情形之下，客人們都不好說甚麼。周佛海和那位楊小姐更低著頭一聲不響。楊太太終於忍不住的向她丈夫說：「你不要再鬧了，讓我和淑慧單獨去談談。」說完，就領著她的女兒到另一個房間里密談去了。不久，她又出來邀周佛海進去參加。他們談完之後一同出來。楊淑慧毅然向她的父親和我們宣布：「我是很愛周佛海的，他已有老婆，我是知道的，只是我沒有告訴過父母。他也是很愛我的，正在進行離婚手續，將來我們是可以結婚的。」她說完這段話之後，並懇求她的父母予以原諒。我們這些客人聽了楊小姐的話，眾口一詞的表示：既然這樣，這件事就很容易解決由你們一家人商談，用不著我們在場了。
周佛海這段故事，雖只是當時一些青年男女們戀愛糾紛的一個例子，不過對於這位代理中國共產黨書記的青年，卻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他的同志們多認為他身負重責，竟捲入這樣的戀愛糾紛里，對黨對個人似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楊小姐富家閨閣氣味很重，與信仰社會主義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適合，我們站在黨的立場上，總覺得這種結合影響周佛海的思想和行為。就是黨外的朋友們也將這件事當作笑談的資料，這使周佛海不無尷尬之感。
在這種情形之下，周佛海和那位富商的女兒及其家庭的來往日益密切，他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急於要同楊淑慧一道去日本留學，並忙於準備結婚的事。他對於黨的工作不再積極。在我們以後幾次會議中，再也看不見他那種活潑積極的神情，聽不見他那種充滿熱情的論調。他覺得同志們對他的戀愛所採取的態度過於嚴峻，更加影響了他的心理，由對中共熱情的消失，而脫離組織，進而成為抗戰時期南京汪政權的要角。這段戀愛看似屬於個人生活的小事，回想起來，卻也許是他一生事業轉變的一個大關健！
當年八月中旬，陳獨秀先生辭去廣州教育委員長的職務，回到上海專任中共中央書記。他的到來使我們大為興奮。他一見面就向我表示對大會的成就甚感滿意，準備立即負起書記的責任，積極地工作起來。可是第二天，當我見著他的時候，他的態度有些冷淡了。他說要花點時間料理私事，不願立即舉行中央的會議，也不願與馬林見面。陳獨秀先生改采這種觀望考慮的態度是受了李達和周佛海的影響。李達自然向他談到過馬林的作風，或者也提到過不滿我對馬林的遷就態度，這些事使陳先生大感不快。周佛海原是支持我的，似也因我對他的戀愛採取批評態度而有所改變，至少在陳先生面前並未繼續給我以必要的支持。
在陳先生到達上海以前約十天光景，李漢俊離滬到武漢教書去了。在大會以後，他覺得被我們冷淡了，似感不快。李達原希望他留在上海擔任某項編輯工作，他也未確切應允，我們曾要求他至少等到陳獨秀先生抵滬之後大家會了面再走，他沒有接納我們的提議，就悄悄的動身了。這件事引起同志們的猜測，有的認為他過去與陳先生有過意見的不同，因而故意提前走了；有的認為我在大會中曾批評他的意見，會後又遇事不與他商量，因而生氣走了。李達雖然批評過李漢俊的主張，但也覺得我對漢俊不夠客氣。這些事也許使陳先生覺得我不善於團結同志，在短期內就發生了這許多波折。
另一件引起爭執的更重要的事是張太雷沒有得到中央的認可，就遵照馬林的指派到日本去了。原來莫斯科本擬召開一次遠東革命團體的會議①，後來定名為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一九二一年八月，美國宣布召開華盛頓會議，邀請有關各國參加，馬林即接到莫斯科召集另一對台會議的緊急指示。他忙著在遠東各國找代表去參加。立即派張太雷到日本去尋求日本的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並選派代表出席。張太雷遵守馬林嚴守秘密的指示，並未向中共中央徵求同意，只找代理書記周佛海寫了一封介紹信，以便他會見日本方面的同志。周佛海應允了他這個要求，並和李達聯名寫了介紹文件給施存統，張太雷就拿著這封信動身走了。
這件事使陳獨秀先生大為憤怒。他認為馬林真是胡作非為，張太雷是中共黨員，雖然被派任馬林的翻譯，他的行動仍須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現在馬林不徵求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產國際召開這樣重要的會議，事前也未和我們商量，簡直是藐視中共中央。他聲言決不與馬林見面，並擬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我向陳先生提起，馬林曾正式通知我說，共產國際召集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后改名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反對列強的華盛頓會議；定於華盛頓會議舉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爾庫次克舉行，由共產國際日本老社會黨片山潛等東方要人具名邀請遠東各國的革命團體派代表參加。中國方面，除由他以共產國際名義正式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參加，並希中共中央予以協助外，其餘各革命團體概由中共中央代為密邀等等。對此我們也表示贊成，並同意派代表參加。至於張太雷去日本的事，他並未向我說到。我向陳先生建議先問明情況后，再行決定態度。
我立即為張太雷去日本的事向馬林提出質問，馬林認為應當派人到日本去聯絡，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既然贊成這個大會的舉行，就應積極支持；至於派張太雷去日本事先沒有徵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續問題。他覺得為了秘密和迅速的原故，他這樣做並沒有錯。這種答覆自然不能使陳獨秀先生滿意，他仍認為這是抹煞中共中央地位的明證，因而中共中央與馬林之間再度陷於僵局。
陳獨秀先生幾次拒絕了馬林要與他會晤的要求。他在那裡籌謀撇開馬林，獨立進行工作的計劃。他指責張太雷擅自服從馬林的差遣為不當，他也沒有召集中央的會議來從長討論。他表示讓他作一番準備之後，再行開會切實研究。我看見這種各走極端的情形，除儘力做些工人運動以外，也不願多表示意見。
這樣拖延了兩個多星期，到了八月下旬，張太雷從日本回來了，他先來看我，說：「李達和周佛海寫介紹信要我去東京找施存統，可是他們又暗中寫封信郵寄給他，叫他不要理睬我。」他認為如果那位素未謀面的施存統果真不理他，那他在東京的任務就無法達成；而且自身也將因此陷於險境。他接著向我敘述，幸好經他向施存統詳細解釋后，施反將李、周兩人寄的信給他看，並且領他去訪問日本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山川均、堺利彥等人，面交了共產國際邀請他們派代表出席的密函。他們已經答應派代表出席，他的任務總算是完成了。我聽了他的話，頗為生氣，衝口道：「豈有此理，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請你在這裏等一會，我去質問李達和周佛海去！」
恰巧李達和周佛海都在陳獨秀先生家裡，我輾轉找到陳先生處，向李、周二人說：「你們為何寫信要施存統不理會張太雷？你們知道這樣做可能發生的後果嗎？」陳先生搶著回答說：「是我請他們寫的，怎麼樣？」我又毫不客氣的答覆：「如果是你的主意，那就更糟了。」接著說明：馬林和張太雷固然都犯了擅自行動的錯誤，然而我們不應當因此就使張太雷在東京陷入險境，萬一因為我們的阻攔使日本沒有代表參加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張太雷因施存統的不理睬而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這一秘密，我們將何以自解？
陳先生也氣憤地向我說：「你更錯了，你為何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而且對於工作人員還規定薪給，等於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的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我冷笑著回答：「我看你雖然不贊成無政府主義，卻脫不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陳先生更生氣了，追問說：「我怎樣是無政府主義者？」
為了回答陳先生的問題，我索性說了一大篇道理。我說我們的見解總有些矛盾，我們擁護共產國際，也願接納它的幫助，卻又不願向它提出工作計劃。我們承認共產國際的代表是我們的顧問，卻又不願他有任何的指導和具體的幫助。我們自己沒有錢，今天籌到了，明天又如何？工作是要向前發展的，所需經費是會隨著增加的；如果沒有必需的經費，一切將成為空想。黨的工作人員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須無顧慮，才能專心致力於工作。怎見得一個黨員向黨拿了少數的生活費用，就成為雇傭了？
他們三人聽了，都陷於若有所思的沉默中。我又說到在大會中和大會後許多事情都是我經辦的，我承認有時性急顧慮不周，但仔細檢討自己，我對李漢俊所採取的態度並未失之過激。即與李達和周佛海有些看法不同，但我相信都是為了共同的事業，就事論事，並無意氣之爭。我也不喜歡馬林的自大態度，但他是一個先進的共產主義者，對我們的事業會有幫助。如果我們不過於重視他的態度，原是可以和他共事的。我們不見得有充足的理由向共產國際表示他不適宜擔任這個代表的職務。
這些問題以前大家都藏在心中，從未痛快的發泄過，經過我這次坦率說了出來，陳先生有些感動，他以模稜的口吻說：「這樣說來，那還得仔細考慮一下。」我表示這些大問題不妨慢慢談，只是張太雷還等在我的住所，他就要去見馬林，應當如何向他解釋一下。陳先生向李、周問起：「你們寫給施存統的那封信是如何措詞的？」李、周二人經此一問覺得很難答覆，都站起來準備告辭了。我只好說：「還是由我先去嚴囑太雷，不要向馬林提起這封信的事。最好陳先生再約太雷來談談。」他們三人對於這個處理辦法一致表示接納。
這算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爭吵。在上海的同志們知道了這個消息，頗引以為憂。張太雷只知道我們曾經爭吵，但不知道其結果反使我們之間的意見趨於接近。他遵照我的指示，沒有將這封信的事轉告馬林，也許在他們的談話中，他曾流露出我和其他中央負責人有些爭執的消息。翌日，馬林果然當面向我問到這次爭執的內容，我自然不好否認，但也不予確切的答覆：這使他疑竇叢生，頗為不耐。
他一本正經的向我表示：「陳獨秀同志回來已經兩個多星期，拒絕和我會面，他的言論又簡直不像一個共產主義者，這樣如何可以負起書記的責任。你為何不丟開他，自己領導起來？」他又說我在大會中曾得到多數的擁護，工人運動又都是我幹起來的，自然具備了領導的條件，已往列寧就曾反對他的老師普列漢諾夫等等。我聽了這些話，很為訝異，笑他不懂中國情形，也不知道我和陳先生間的親密關係，聽一點風聲就大驚小怪起來。我坦率的告訴他：「絕對不可以。」並解釋陳先生具有許多特長，是中共的唯一領導人物，現在我們之間雖有爭執，但很快就會獲得諒解。我相信陳先生不久將與他晤談，而且會和他合作得很好。我並表示不願意他再提起這類的話，如果讓旁的同志知道了，又將會節外生枝的。於是馬林只好聳聳肩說：「等著瞧罷！」
① 華盛傾會議沒有邀請蘇俄參加，所以這次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召集，顯是蘇俄第一次與列強在太平洋和遠東區域所採取的對抗活動。
第二章 被捕、諒解和團結
幾天後一個炎熱的傍晚，我吃過晚飯，穿著一身短衫褲，活象個小店員般悠閑地踱到陳先生住處。已往每到他家，我都從後門出入，不須經過甚麼通報，就直接走進去；那晚我敲開後門，一個陌生的大漢問我找誰，我立即感到有些異樣，就立在門外說：「找陳太太。」那大漢問：「你找她有甚麼事？」我說：「我來收裁縫工錢。」他打量我一番之後繼續問：「你為甚麼不會說上海話？」我借用了一個我所知道的裁縫鋪告訴他我的鋪子開在甚麼地方，老闆的姓名和招牌名稱，因為老闆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還未學好上海話。那大漢認為我真是裁縫，說陳太太不在家，就把門關上了：我判斷陳先生家裡一定出了事，走出弄堂，觀查身後沒有暗探跟蹤，就忙去通知同志們，囑咐他們不可到陳先生家裡去。再經過一番探聽，才知道陳先生夫婦和到他家裡去的幾個客人，都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被法國巡捕房捉去了。
第二天上午，陳獨秀先生夫婦、李達、周佛海、包惠僧等七人都從法捕房獲釋出來。不少客人到陳先生家裡青慰問，我也是其中的一個。等到其他的客人陸續走了，只剩下我們幾個同志的時候，陳先生就對我們說：「幸好此次沒有搜出甚麼重要文件，否則亂子可就闖得不小：我們決不可因此氣餒，更要勇往直前的干！不過更加要注意保密的工作。我們已被逼上梁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他並表示周佛海快要回到日本去，他將立即負起書記的責任，召集中央的正式會議，商討一切。正當我們談得高興的時候，張太雷也來了，轉達馬林懇切慰問的意思，並說：「如果不是不方便，馬林是要親自來慰問的。」陳先生很和氣的回答：「我一兩天再約他會談。」這樣，以前一切的爭執，似乎都因這一意外而煙消雲散了。
包惠僧邀我一道離開陳家，我們並肩在馬路上走著，他很興奮的對我說：「陳先生真偉大，你還不知道昨晚經過的詳細情形呢！」還說到從陳先生和各位同志在獄中所表現的情形看來，可以預測將來我們黨的前途是無限量的，大家只有熱情的交流，並無誤會存在。他勸告我不必再提起已往爭執的事，一心一意積極做下去好了。我們邊走邊談，並在我的住所共進午餐，一直談得非常起勁。
根據包惠僧所說的情形，那天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四點多鍾的時候，來了一批警探，把守住陳家的前後門，聲勢洶洶，將陳家所有的人監視在一個小房間里，不準交談；同時四處搜查，檢去了一大包書籍和信件；凡是到陳家的人來一個就逮捕一個，因此他們七個人都先後被捕了。陳先生曾向警探厲聲抗議：「你們是來抓我的，為甚麼連我的客人也連帶的抓去呢？」警探們不由分說，在六時左右就把他們一齊押解到捕房裡去，除陳太太被關在女看守所外，他們六個人都被監禁在一個單獨的看守所里。陳先生在監房裡向他們說，從搜去的信件內可以證明他是在攪共產黨，因此預料他將要被監禁一個時期，他囑咐他們不可說出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這樣，他雖一時不能出獄，其餘的人可以先行獲釋，繼續積極工作，在陳先生堅持他這種主張之下，他們商定如何應付警探的訊問，大家通宵都沒有睡。
在監房裡，他們很關心還會有甚麼同志繼續被捕，尤其是陳先生更為關切。每逢有犯人送到這排監房的時候，陳先生必起立張望一番，看看是否同志。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裡去的，所以尤為記掛，他不只一次的說：「國燾身上總帶著一些文件，他又熱情氣盛，易於和警探吵鬧，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這樣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後來看見沒有另外的同志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點。
陳先生還像念遺囑似的指出：「看來，國燾等似乎未被捕。他雖有些地方顧慮不周，但他是忠心耿耿，正直無私的。他有主張有辦法，說得到做得到，這是很難得的。這次他的主張大致都是對的；他與我之間毫無芥蒂，只因相處甚密，說話不拘形跡，現在統治者們既這樣無情的壓迫我們，我們只有和共產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不必再有疑慮。」並要求他們出去之後，應和我和諧地分工合作，共策進行。如果大家都贊成的話，可以由我代理書記的職務，那末，他縱然在監獄里住上幾年，也就安心了。當時他們聽了陳先生這段話，極為感動，紛紛表示他們一向很敬愛我，願意推我領頭，要陳先生放心，並表示將比以前幹得還要起勁。
幸好這次法捕房還算是馬虎，而章程名單之類的東西又沒有搜著，所搜去的信件等並不足以構成罪證、而且又都是與法租界無關的；所以捕房認為證據不足，不加深究，經一度訊問后，就把他們開釋了。這是法租界捕房繼續搜查李漢俊家之後，對我們的第二次威脅。
包惠僧說的這些話，使我感動，並受到很大的鼓勵。包是自出席大會以來羈留在上海的湖北代表，向我說，董必武、陳潭秋于大會閉幕後就回到武漢去了，他也應當趕緊回去一同進行工作，並將這裏的好消息告訴湖北的同志們。我也曾鼓勵他一番。
陳先生出獄后第二天，便首次以書記的身分召集中央會議。周佛海受了這次被捕的刺激，也許楊小姐對他也不無影響，在這次會議上作了一次簡單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從此不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了。陳先生在這次會議上卻表現得特別積極，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會議的規範。他提議工人運動的領導機構即以我的草案為討論基礎，迅速予以決定。關於宣傳計劃他提議《共產黨》月刊繼續出版，並將《新青年》復刊。共他如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等都由他與有關負責人先行商談，再提會議討論。
這次會議所討論的募體問題，仍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草案。這個計劃正式通過後，因這一問題所引起的爭執也告解決，而且大體都是接納我的原提議；惟一修正之點是工作人員的待遇不再稱薪給或工資，統稱之為生活費；其標準由原規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減低到以二十五元為最高額。
在這次會議上，關於黨員生活費問題，還做了一篇大文章。我們認為原則上共產黨人應無報酬的為黨工作，現在所規定的生活費只給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維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原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為最高額，顯系當時低級生活水準的需要；但我們仍主張減低到二十五元以下，等於一個窮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認為我們應盡量發揮刻苦的精神，關於生活費一點，應超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自巴黎公社以來，薪給數額任何最低規定的前例。這種生活費數額較之當時黨員在社會上所任職業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約為一與十之比。我們並不以為這是有意在生活上開倒車，我們主張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應該同工同酬，沒有種族的區別，現在這樣規定，也不是暗示中國人自安於苦力的地位。我們的用意是要一般黨員更接近勞苦大眾的生活；而且個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於工作的費用就會增加起來。我們不依職位的高低，只按個人生活的需要，來定生活費的多寡。這在一般領取這種最低生活的同志方面來說，應引以為榮，因為這正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寶貴的精神的表現。在黨的方面說來，不論黨員領取生活費與否，還應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損傷或被捕等事件發生，黨應予以積極的照顧等等。
這篇大文章在國際共產運動史上，似是少見的；在中國政黨史上更是創舉；這可說是由於我們發生爭論而得到的意外收穫。這也是陳獨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貢獻，而為我和李達所共同致力過的。我們這個決定及其附帶條件的解釋，曾以中央的通告—書面的和口頭的—傳達給全黨同志並獲得一致的贊成，從此再沒有發生過「為甚麼要有生活費」以及「為甚麼有人領取有人不能領取」等等問題了。一般同志也再沒有甚麼「雇傭革命」的說法。後來我們雖常遇到「盧布黨」的譏諷，但事實如此，同志們只覺得可笑罷了。而且從此中央處理經費問題有了一個不移的原則：即經費用於發展事業之所必需。並且要經常留一筆相當大的經費為緊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這與中國其他政黨或機構不合理支配經費的傳統作風大有區別（如龐大的行政開支），而且也許是中共以後從未因經費問題發生重大爭執和能迅速發履的原因之一。
會後不兩天，陳獨秀先生與馬林作首次會晤。他們兩人似都飽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對事勢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漢「不打不成相識」，他們交換意見，氣氛顯得十分和諧。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他只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而已。陳先生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他們這種相互諒解彌補了過去爭執的痕迹，使在座的我為之額手稱慶。
他們從此經常見面，毫無隔閡地商討各項問題。中共中央計劃也按時送交馬林一份，馬林似從未提出過異議。關於政策方面，陳獨秀先生也經常將馬林的意見向中央會議報青。他們並且具體規定了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此後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便成了經常性質了①。
從此我擺脫了與馬林接觸的任務。後來彼此雖也常見面，但討論政策問題時總是由陳先生約集，至於單獨見面，則多是談談有關工運的個別問題而已。此時中共中央的機關已建立起來，行政事務都由陳先生主辦，我也不再過問了。這樣，近兩個月的時間，中共創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難，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的途徑。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決定之後，它的機構也正式建立起來了。我被推為上海總部主任，李啟漢任秘書，董鋤平任勞動周刊編輯，北方分部由鄧中夏及羅章龍負責，武漢分部由林育南及項英負責，湖南分部由毛澤東負責，廣州分部由譚平山負責。這個機構是中共中央領導下一個最活躍的部分，大多數的黨團員都參加了這部分的實際工作。它可說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對於中國工人運動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勞動組合書記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開始了實際工作。我上面已經說過，一九二○年，各地中共小組成立后，即著手在工人群眾中展開活動，上海工運工作一直是由李啟漢負責的。一九二一年八月間，上海浦東英美煙草公司的工人為要求改善待遇發生罷工事件。我們從報上看見了這個消息。立即參加進去一試身手。為了支持這一罷工，我們立即決定以李啟漢的辦公地點為臨時辦事處。
在我和李啟漢的領導下，這次罷工維持兩個多星期，終於由廠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而宣告勝利結束。這可說是中國共產黨的牛刀初試，大家都為其成功而十分興奮。
在這次罷工結束以後，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來了。在上海一所新租賃的單獨房子門口掛上了招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這項工作上。
我在上海做工運正做得起勁的時候，又被推為出席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中共代表。那時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志們認為這是中共首次參加國際會議，須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陳獨秀先生在中共中央剛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須照顧全局無法抽身，因此這項任務又落在我的身上。中共中央會議決定：關於全國各地團體選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負責處理。
① 在此之前，也許有過接濟，如辦外國語學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過一部分，但不是經常性質的。

第四篇遠東勞苦人民大會
第一章第一次踏入蘇俄國境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旬，我摒擋一切，準備去伊爾庫次克參加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中共中央給我們的任務是將中國共產黨的情形向共產國際報告，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並研究蘇俄及其他各國的革命經驗。我們對於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性質還不甚了解，因而沒有甚麼建議。陳獨秀先生將旅費付給我，要我去見尼科羅夫斯基，以便解決旅行上的技術問題。
我依照陳先生所說的地址，到北四川路的一條弄堂內去找尼科羅夫斯基。這一弄堂內住了很多家白俄，他夫婦便雜住在白俄群中，所居是一幢樓上樓下的兩層小房子，室內陳設簡單，與一般白俄住宅並無分別。尼科羅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開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語和我交談。他將中俄邊境滿洲里一帶的情形摘要相告，並問我是否已準備了禦寒的衣服。我答稱一切均已準備齊全，可以即日啟程。他便從抽屜中取出一張極普通的商店名片，指點著說：「這張名片就是你的護照，上面有一個不容易看見的針孔乃是暗號。」要我持這張名片，用不露形跡的方法，去找滿洲里某某理髮店的老闆，由他護送過境等等。這位俄國人，平常不見他多說話，只像是一個安分的助手，可是從他處理這一類的事情看起來，倒是精細而有經驗的。
第二天，我便搭上火車，經由南京、天津、奉天、哈爾濱，直趨滿洲里。這是我第一次到關外旅行，只覺得愈走愈冷，各房屋的雙層玻璃窗，都牢牢關著。我隨時留心著各處陌生的情況，發現在南滿一帶滿布著日本的勢力，如在奉天旅館里，就有一個日本便衣偵探向我這個商人打扮而神情不似商人的過境客攀談盤問。可是到了哈爾濱以後便不同了。這裏原是俄國人的勢力範圍，很多建築都是俄國型，火車也是俄國式的；鐵路上的員工更是俄國人佔大多數，無處不留下帝俄侵略中國的遺迹。這裏的大好河山，比之西伯利亞的荒寒，究竟大不相同；這對於我國北方鄰人，不管他們懷著一種甚麼理想，總是具有誘惑力的。
滿洲里位於中俄邊境的中國境內，是一個俄國式的小市鎮。商店旅館等多由俄國人經營。我住定一間俄國旅館以後，就按照尼科羅夫斯基所說的方法，先找著某某理髮店去理髮，用紙包著一件待洗的襯衫，將那張神秘的名片放在襯衫袋內，理完發以後，故意將這包東西遺留在理髮店裡。我在街道上逛了一遍之後，再回到那間理髮店去取回這包東西。理髮店的老闆立即引我到後面的一間房間內，將襯衫交還我，卻將名片取去了。我說出所住的旅館名—稱和房間號數，他約我在下午八點鐘以後在旅館中等候。
當晚近九點鐘的時候，這位老闆來了。他一聲不響的替我提著行李，送我到旅館門前的一輛橇車上。這輛橇車由兩匹馬拖拉，車上坐著我和老闆與一個駕車的，一共三人。他用很厚的毛氈蓋住我的下半身，車子便向中俄邊界疾馳而去。經過的地方二片荒涼，沒有人家，也沒有遇見過邊疆的哨兵或任何應有的障礙物。據說，這一帶是白俄游擊隊和走私者活動的地方；那兩個俄國人都暗藏著手槍，準備應付可能遇到的襲擊。橇車在彎彎曲曲高低不平的雪地上狂奔，顛簸得很厲害。大約午夜左右，走到了離滿洲里十八公里的一個車站，這裏已經是俄國的轄境了。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中，兩個俄國人的嘴裏冒出了濃霧一樣的熱氣，說：「冷嗎？現在到了！」在我向他們表示謝意之後，他們便提著我的行李領我到一節停在車站上的車廂里。
車廂里，已經有十幾位中國各團體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和幾位日本、朝鮮的代表，先我到達。他們多數都蓋著很厚的被氈在睡覺；只有少數幾個人尚圍著燭光在談天。他們見了我，都站起來表示歡迎。我舉目張望一下，這是一節破舊的三等卧車廂；車窗的玻璃大多沒有了，只釘上一層木板，在木板的空隙間結著一串串的冰凌。車內的空氣很悶，但還是那麼冷。車站上有一兩個衛兵在走來走去。車廂內只有二個車侍，他披著破舊的皮外衣，戴著皮帽皮手套，並用舊布層層的裹著腳，滿臉長著鬍鬚。他提來一壺開水送給我，似乎想和我談話，可是言語不通，只好彼此點頭一笑。不久，在冷硬的木板卧鋪上，他們幫我將被蓋打開鋪好，互道晚安。我就擺脫了連日旅途的辛勞和征仲而安心入睡。
次日清早，我們這些代表們陸續起床之後，不約而同的在車站上做著各式各樣的運動來抵禦寒冷。這個車站的建築很簡陋，除了一間站長辦公室外，只有一間電報室。車站裡駐了一些軍隊，都像我們一樣的住在三等車廂上。我們的活動區域只有這個車站，四望一片雪白，沒有樹林，也沒有一幢房子，更沒有賣東西的人。我們吃的飯都是由那些駐軍所供給。那些兵士們戴著綴了一個紅星的尖帽，穿著黃色的呢大衣，背著長槍，看起來倒很齊整。他們的軍隊比車站上的員工要吃得好些，有足夠的麵包，此外還有一些菜湯。我們在此，只有一個不通言語的俄國人照料我們的生活，沒有其他的人和我們接談過。我們的名字，不待說已電告伊爾庫次克，並得到了繼續前行的許可。
當時，從赤塔方面開到了一個火車頭，將我們這一節破舊車廂掛上，便時停時行的向西北前進。偶爾停在一兩個車站上，我們也不免從結著冰的玻璃窗向外張望一下；除了三二個旅客上下外，一切都是冷清清的，沒有任何可以引起我們興趣的事情。這條鐵路修建得實在不高明，車行時顛簸如坐小艇；那些用木材架設的臨時橋樑，當火車慢慢從上面經過時，發出軋軋的怪響。據車上蘇俄人解釋，這條路新近草草修通，還不常行車，所以通過時相當危險。
第二天午飯時，好不容易到了赤塔。我們下車后，被送到一幢相當大的房子裏面暫住。從外表看去，房子原系一幢很講究的大廈，但到各層樓的房間一看，發現多數都沒有了地板，房間內的設備當然更是一無所有。在少數尚有地板的房中，擺了若干小鐵床，供給我們住宿。據一個俄國人說，革命時物資非常缺乏，沒有燃料，住客們就將傢具來生火取暖，家只燒完了又將地板撬起來燒。在赤塔的許多房子，外表看起來很漂亮，其實內部大都被毀壞了爹我們住的這一幢大廈，還是其中比較幸運的。至於少數更幸運的，都已為各機關佔住作辦公之用。為了招待外賓，他們撥出這幢大廈請我們住，已經是盡了最大力量了。
赤塔那時是遠東共和國的首都。從外表看來，內戰的破壞似還不算很厲害。通衢上聳立著一些金圓頂的教堂，聽不見鐘聲，也不見有人進出。其餘高大一點的房子，都是辦公的地點。各條崎嶇不平的街道上排列著密密的木屋，這是俄國老百姓住的。商店都關了門，更看不見工廠。街上除了寥寥的行人而外，只有少數的橇車在招攬生意，偶爾也有一二個賣黑市麵包的小販走過。當時在其他各地通行的天文數字的蘇俄紙幣，在這裏卻看不見；這裏通用的還是帝俄時代的盧布與阿別克。擔任招待的俄國人常關照我們，這裏情形複雜，且藏有不少中國與日本的偵探；要我們不要在外邊多跑，也不要與任何人接觸。因此，我們只看到一些表面的情況，無法更深刻的去了解這城市的內容。
以赤塔為首都的遠東共和國，是在一九二○年四月間成立的。蘇俄為了應付鞭長莫及的遠東，尤其是日本軍隊雖經過各國干涉，但尚未退出這一帶地區的複雜情勢，才建立了這緩衝國。一九二○年八月間，蘇俄派到中國去的優林（Yurin）代表團，就是由這個遠東共和國所派出（以接洽商務為名，實際卻是促進中俄外交關係的建立）。按照它當時的宣布，它實施一種與蘇俄政府有所分別的民主主義的內政和外交；實際上，正如斯大林在《真理報》的訪問記所說，它不過是蘇俄的一個特別區域而已①。果然，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日本軍最後撤離海參威后，遠東共和國因再無存在的必要，便於十一月正式取銷了。
過了幾天，等到另外一批代表又從滿洲里到達之後，我們便搭上了到伊爾庫次克的火車。在這條鐵路上，車行比較平穩。我們一共四五十個代表，分乘兩節車廂。雖然車廂還是像從前一樣破舊，可是有了一節餐車，可以到餐車上去走動走動，並享受招待外賓的特別餐。同車的俄國旅客不能進入餐車，他們都是自備麵包，車上對他們沒有任何供應。我們見那些旅客身上帶著不少旅行證件，以備隨時檢查。其中大多數似乎都是有公務的，普通旅客很少，也有幾位女學生，是到西伯利亞西部去學醫的。
在這段旅途中，我們的自由似乎多了一點。停車時可以隨便在車站上走動，行車中也可以在餐車上向車外眺望。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蘇俄內戰時的破壞情形。沿途，特別是車站附近，可以見到許多破爛的車廂和損壞了的火車頭倒在鐵道兩旁。那些東西有的蓋春很厚的雪，有些沒有被雪蓋住，尚可以看見戰時的彈痕及破壞的情形。車站上的貨倉不僅空無所有，而且破爛不堪。車站的辦公房屋多數都遭損毀，車站旁固然沒有在一般車站上常見的大煤堆，即加水的水塔等也大多還沒有修復。我們所坐的火車，多數的時候是用濕的木材作為燃料，因此走得很慢，在車站停留的時間也很久。特別是水塔沒有修復的車站，要用人力來向車頭加水，一等就是幾個鐘頭。火車經過橋樑的時候，橋的兩頭照例有兵把守，旅客們不準向外張望。代表中有不懂得這種規定的，有時探頭外望，那些守兵便向他們作射擊姿勢，以示禁止。
這些情景使我們這些陌生的客人不免驚奇。我們這兒十個代表中，沒有一個能說俄語。俄國人中也幾乎沒有能說中國、日本或朝鮮語的。只有招待我們的那個俄國人，用生疏淺陋的英語，很費力的向我們解釋。據他說：這裏一帶是紅軍白軍數進數出的地方。任何一方撤退時都將火車頭、車廂與車站的一切設備儘力的破壞。
列車停留在比較大的車站時，常有俄國人到月台上和我們談話。代表中經常歡喜問他們：「你是不是共產黨？」那也是許多代表所唯一能說的俄國語。他們往往苦笑著答覆：「是的。」再說下去，就彼此都茫然了。對我們這種行動，那位負責招待的俄國人再三提出警告：「不要和那些老百姓談話。」有時，他甚至很生氣，將圍在我們四周的俄國老百姓逐走。
車站上那些俄國的男女老幼，看見了我們這些黃臉孔的客人，常常以輕蔑的口吻說：「要不要鹽？」這雖然是他們的一句很普通的話，我們聽來卻都莫明所以。後來終於在車站上遇到一個華僑，將這句話的含意弄明白了。這故事的起源據說是這樣的：從前寄居在西伯利亞的一個華僑的先人死了，他決意要將先人的屍體運回家鄉安葬。俄國只有薄木板的棺材，他恐怕日久屍體毀壞，便用鹽將屍體像腌肉一樣的腌好，再行運回。這故事的是否真實系另一問題；但是，「要不要鹽？」便成為俄國人嘲笑或輕侮中國人野蠻的一句話了。
「要不要鹽」，成為我們這些代表的話題。大家認為這是帝俄欺侮中國人的一個象徵。帝俄要侵略中國，獎勵俄國作家寫了很多小說故事，將中國人形容得不像個樣子。這種風氣流行到俄國一般人民中間，「要不要鹽」就成為極普通的一句話了。我們從哈爾濱經滿洲里到這些地方，處處都可以看見帝俄侵略中國的遺迹。滿洲里到赤塔一帶，原來都是中國的領土，在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后，這一帶便變成了俄國的地方。不但如此，它的勢力更得寸進尺的向中國東北侵入，大肆蹂躪，這次在哈爾濱還可以看見這種情形。我們所行經的這條鐵路，就是當年帝俄為了侵略中國、經營遠東而建設的。它事實上既然如此積極進行侵略，當然在精神上也要竭力培養他們老百姓輕視中國人的心理。此時當權的共產政府，是否能夠完全去掉這種傳統的心理？它們又有甚麼方法，來使這些喝醉了酒便拿鞭子打女人的老毛子根本改變對中國人的輕蔑心理？這一點，我們這些景仰蘇俄革命的代表們都想考查一番。
最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一般俄國人，不管他們抱有那一種的思想，都不免帶有舊的習氣。他們衣衫檻樓、不講衛生的習慣、說話沒有禮貌的粗獷態度，都與落後地區的民族情況相似，在革命后似乎並沒有甚麼改進。有些自命為俄國的文明人，往往嘲笑中國人的迂緩習性。其實，俄國人的習性也一樣遇事都「慢慢的」。當時我們接觸的俄國人並不算多，但從招待我們的人員以及餐車侍者等口中常聽到「西卡士」（意為即刻到）這一句話。他們口中說的是「即刻到」，事實上往往要等幾個鐘頭。於是我們也就奉贈他們一個別號：「西卡士」。以守秩序這一點而論，例如排隊去取開水等，俄國人比中國一般人亂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愛收小費與作威作福的狀態卻不亞於中國的一般胥吏。
我們在火車上過了大約三天，才到達上烏金斯克。火車在這裏停了一天，進行很嚴密的檢查。自旅客以至車上職工，都一個個的檢查文件和行李；車上的每一個角落，也都搜查過。俄國旅客被檢查時，首先要出示旅行證明文件，其次要出示最近幾年來的工作證明。如被發現有一點疑問，便加詳細盤問。倘若檢查人員認為不滿意，輕則在證明文件上批以考語，重則隨時押領下車。招待我們的俄國人解釋，火車即將進入蘇俄境內，不得不有嚴密檢查，這些代表也並不例外；除了沒有證明文件可供檢查外，其餘和俄國人一樣，每個人的行李都要經過徹底翻查，甚至連身上穿的衣服也要搜查。他們對我們雖然比較有禮貌，可是一些人已經感覺很不舒服，不免對那些檢查人員多說上幾句「西卡士」。
過了上烏金斯克，不久便到達色林河邊。車上又經過一番檢查，這才繼續西行。越往西走，我們感覺到糧食短缺的情形越加嚴重。大概在遠東共和國尚可以從中國東北輸入一些糧食，多少可以彌補；到了蘇俄境內，國外的糧食不能進來，而內部又正鬧著災荒，飢餓的人民便受到雙重的威脅。火車沿著貝加爾湖蜿蜒前進，經過了許多森林地帶和一些很長的隧道，眺望著那一片冰浪銀斕、浩無邊際的貝加爾湖，使我們想起了蘇武牧羊、大節不屈的悲壯故事，不免觸發思古的幽情。照戰前的行車速度，由赤塔到伊爾庫次克還不要兩天的時間，這一次卻經過了一個星期之久。
① 該訪問記發表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報》。
第二章 在伊爾庫次克
伊爾庫次克是西伯利亞的一個重要城市。共產國際在這裏設立遠東局，又稱伊爾庫次克局，這個局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機構，目的在調查遠東的各種情狀，聯絡遠東各地的共產主義者，並擴展遠東各國的革命運動。當時伊爾庫次克以東，還是由遠東共和國統治著的不安定的地方；這裏才是蘇俄在西伯利亞的一個真正的工作中心。原名「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后改稱「遠東勞苦人民大會」所以擇定在這裏舉行。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一我們到達伊爾庫次克之後，方才知道遠東局的一些內情。它在這裏一條大街上一所並不很大的房屋中辦公。由施瑪斯基兼任主任，那時施瑪斯基等於是西伯利亞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他是俄共駐西伯利亞的全權代表、蘇俄政府西伯利亞區的全權代表，又是西伯利亞軍區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亞的一個鐵路工人，一九○五年以前的老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蘇俄駐伊朗的大使。他在伊爾庫次克局任內的主任秘書，便是我於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會見過的那位威金斯基。遠東局下分中國部、蒙古部、日本部及朝鮮部等。中國部的主任是麻馬伊夫，他懂得一點中國話，後來曾到中國擔任加侖將軍所主持的軍事顧問團顧問。除各部外，另設有一個情報局。情報局工作最忙，有幾十個人經常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務則比較清閑，只有寥寥二三個人辦公而已。施瑪斯基不僅主持西伯利亞全局，即遠東共和國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導。他因為職務太多，忙不過來；所以遠東局的日常工作，事實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負責。但遠東局的實際工作當時並沒有開展，只是搜集遠東各地的各種資料，開始做著研究工作。
我們這些代表住在遠東局事前準備好的一幢兩層樓的招待所中。這住所外表雖不很講究，但內部的設備尚稱齊全，房間中除床、桌、櫃、椅等外，並有壁爐可以在早晚生火兩次取暖。此外尚有特設的飯廳，午餐除黑麵包外有一湯一菜，晚餐減少一湯，總算可以吃飽，較之一般俄國人民的飢餓生活，真有天壤之別。我們的房間經常由幾位女工來收拾打掃，有一個替我們在璧爐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時代的貴族。他溫雅的舉止和生火時的不熟練動作，看來可憐亦復可笑。他在生火時常向我們討煙頭吸，如果那位代表給他幾枝香煙或一塊麵包，他便千恩萬謝的說個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經熟識，這次和我見面后，很關心的問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學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鮮代表大約十人，由設在上海的朝鮮臨時政府內閣總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長呂運亨兩人率領。爪哇代表一人，這位青年名西孟（Semaun），是印尼共產黨書記，由馬林在上海向荷屬東印度物色而來。菲律濱、安南、暹羅、馬來亞等地並無代表。中國代表團人數最多，有三十幾位。
中國代表團中包括了許多出色人物。張秋白是安徽一位後起之秀的國民黨員，這次由孫中山先生以國民黨代表名義派來參加。無政府主義者的代表黃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參加共產黨北京小組的五位無政府主義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麗魂女士是廣東一個婦女愛國團體的代表，也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東省各團體的代表是前山東省省議會議長王樂平，他曾在上海各界聯合會和我共同工作過，後來成了著名的國民黨員。鐵路工人代表以鄧培為首，他是唐山老資格的廣東籍機器工人，後來加入中共為黨員。湖南勞工會的代表是王光輝。以後成為黃埔要人的賀衷寒，這次以武漢新聞記者的資格參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餘則是各地學生聯合會與自由職業者的代表等。
我們這些代表本著各人所代表的團體與個人的主張自由活動。但為了料理代表們的共同事務，大家決議組織成為一個代表團。我被推舉為代表團主席。
當時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經常談論的問題，便是俄國的糧荒。俄國糧食的配給制度，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給兩磅黑麵包；工廠與鐵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機關工作人員每天一磅；共產黨員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麵包的質地壞得很，通常所含的麵粉不過五六成，有時低到兩成。有家眷的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半月可領取麥子十五磅，馬鈴薯十五磅，有時有少許糖和茶葉；可是那些麥子和馬鈴薯多數都有點腐爛。在這種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餓。機關工作人員早上起來只能喝些開水去辦公，在辦公室中實在餓得無法支持時，才從那一磅麵包中抽出一片來充饑。其餘的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作午餐，一部分作晚餐。在飢餓壓迫下，每個俄國人似乎已沒有了別的念頭，終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夠的麵包。他們託人情、玩手段，惟一的希望，是配糧人員能配給他們一些沒有腐爛的麥子和馬鈴薯；或者黑麵包，不要有泥草臭味而所含的麵粉成分高些。可是，這種希望經常很難實現，即使能實現，也只能得到一個半飽。除非有錢，可以用高價在黑市中買些麵包；但要賺錢又談何容易？例如遠東局中國部主任麻馬伊夫，因為他能說些中國話，我便常到他家去談天。他夫婦為人都很和氣，但從不以食物招待客人，因為他們所得到的糧食也是不夠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還要兼任一家劇院的跳舞演員，每晚得到大把的紙幣，偷偷的去黑市買點麵包帶回家來。這樣，第二天的兩餐，才可以勉強吃飽。
我看見這些情形，也曾和威金斯基談過「克勒巴」問題（即麵包問題）。他承認麵包問題的確嚴重；全俄有二千多萬人在挨餓，有幾百萬人可能要餓死。因此，民怨沸騰，慘狀橫生。各級政府都以全部力量應付這一問題，不斷的派人到四鄉去搜集糧食。可是。從農民手上徵集糧食，非派軍隊去強迫不可；徵集到了，還要由軍隊押送，即使有軍隊押送，經過災民區時也常被災民劫去，有些地方並將運糧的馬也捉去殺來吃。各種慘事怪事，不知發生多少。
西伯利亞一帶的糧食情形還不算十分壞，嚴重災區更是不堪言狀了。接著他又解釋，好在他們政府的配給制度做得不錯，士兵和工人可以吃得飽。共產黨員領的糧食特別少，這是以身作則的意思。從列寧本人起，都是每天領四分之三磅麵包，因此大家沒有話說。如果處理得不好，真是要鬧出大亂子來的。
那位西伯利亞王施瑪斯基，在我到達伊爾庫次克約兩星期後，才抽出時間約我到他家去吃飯，在座的除了他倆夫婦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請我吃飯的目的，據威金斯基說，是要和我談些中國的情形。可是這位先生實在太忙了，連威金斯基都很難見到他，遠東局積下的許多事務也要趁這個機會商談，所以他和我簡單談了一會，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絕的商談他們的公務。我這個不懂俄語的客人只好靜坐一旁。他這所住宅，是一座很精緻的花園小洋房，內外保衛森嚴，房子里的陳設非常精美，有很講究的絲羅窗帘，和上海大資本家的家庭差不多。這頓晚喂不僅有質地很好的黑麵包，而且有點白麵包。雖然是一湯一菜，可是內容豐富，味道很好。牛奶、點心、水果，應有盡有。這是我踏入蘇俄境內第一次享受到的盛餐。
飯後，我和威金斯基在寒夜的雪地上，步行回招待所。他似乎發現我神情中有些驚異，就向我解釋：施瑪斯基為了鄭重招待外賓，所以特別的準備了這頓豐美的晚餐，雖然沒有和客人長談，可是他是很熱情的。我說：「你說得太客氣了，我們是同志關係，不能算是甚麼外賓。」他恐怕我心裏還有不滿意，接著又表示：革命不能講平等主義。十月革命初期，平等主義的觀念非常盛行，一般革命者對於負責的同志住好一點的房子，吃得好一點，都表示反對：甚至將火車的頭二等車廂打毀，要大家一律坐三等；可是車廂打毀一輛便少了一輛，這不是平等主義反損害了革命嗎？身負重責的施瑪斯基為了工作進行順利起見，是應該生活過得好一點才對。我也不客氣的對這位混得很熟的威金斯基說：「你說列寧也只領四分之三磅麵包，和大家一同刻苦，何以施瑪斯基要比列寧的享受好得那麼多呢？可見在任何情形之下，權勢還是起著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對你們的人，說你們專無產階級的政。」威金斯基聽了這段話，伸手拍著我的肩膀，笑著說：「不好這麼說！不好這麼說！」
在這一段時間里，我既接觸了這許多新的事情，內心當然滋生了無限感慨，而在言談的表現上自不免坦率流露。但我對於蘇俄的一切情況，卻是懷著十分的善意，而從好的方面去了解。伊爾庫次克市在西伯利亞不算是一個小城市，可是它那麼冷清清靜悄悄，滿街鋪滿了厚雪，行人足跡稀少，像鄉村一樣荒涼。街上的店鋪都關門閉戶，自然更沒有甚麼人交易。屋頂突出的煙囪不見冒煙，似乎屋內空無人居。除了車站和工廠附近有些工人在活動外，其他地方都是寒街冷巷，簡直不聞人聲。到了上下班的時候，才有一群群穿著油膩襤褸大衣的工作人員，匆忙來去，過了這兩度熱鬧之後，全城又恢復沉寂。
那時，伊爾庫次克周圍還是很不安靜，充滿了革命和內戰時代的色彩。我所到過的公務人員住宅里，看見房裡都掛著長短槍支和子彈袋。他們經常將這些槍支擦得雪亮，到了夜晚還裝上子彈，放在床頭或枕下，和衣而錘，真的過著「枕戈待旦」的生活。軍事演習更是經常舉行，所有持有槍支或被派有職務的人員，無論晝夜，一聞警報，就得飛奔到鄰近的街頭集合，分別受當地駐軍的指揮，舉行各種演習。據他們說這裏南方就是外蒙古的邊境，城市四周都潛伏有殘匪。
遠東局的工作人員平時很忙，只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辦公處的大廳中舉行一次晚會。晚會的布置相當單調，除了一架鋼琴外沒有其他的樂器，也沒有收音機播放音樂。那時的收音機只在大街上裝置幾個大喇叭，作為傳達命令和播送要人講演之用。那些參加晚會的俄國人，男的只是脫去那身襤褸的工作服而換上一套比較清潔的常服，女的不過頭上多扎二塊花布而已。最精彩的節目是集體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餘則有一些人獨唱等，最後跳交際舞，大家狂歡一番。俄國的革命歌曲，音調高亢，激昂壯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高加索舞也帶有尚武的精神。
我們這些遠東代表對晚會很有興趣，常去參加。在晚會中，日本代表是比較出色的，他們集體或個別演唱許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交以博掌聲。朝鮮代表也不落後，常唱一些悲壯的革命歌曲或動人的民間情歌。只有我們中國代表毫無表現，既沒有跳舞的習慣，又不會集體唱歌。但是，中國代表團人數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們熱烈的一再催促中國代表表演的呼聲掌聲中，我們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萬分。張秋白平時愛哼幾句京腔，於是大家推他出來，要他唱國民黨的革命歌曲。他說國民黨沒有革命歌曲。我們只好要他唱幾句京戲，他一時也不知從何唱起。最後，他終於唱了。他一開腔，使我們非常難為情，原來他所唱的竟是那時民間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們在最初一次晚會中，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覺得非促進我們的集體娛樂生活不可。後來中國革命歌曲的創造，和民歌的發揚，我們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個小小的起點。
俄國人，那時正在飢餓的狀態下，因而平時所喜愛的戶外活動便大大減少。他們過去愛滑雪和溜冰，可是無法得到滑雪與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數人只好做一種俄國鄉間的「木城遊戲」，豎立許多木樁，用很粗的木棒打去，以倒木樁的多少決勝負。這種遊戲非常吃力，是一種取暖的最好辦法。不過打多了，肚皮也要發生問題。當時俄國一般衛生狀況很不好，醫藥設備很少。一般人的衣服很少洗滌，往往發生臭味。在伊爾庫次克只有一間公共浴室，各機關工作人員要排隊登記，輪到了才能洗一次。我在當地住了約兩個月，只輪到一次。
伊爾庫次克的工會在工人區創設了一個「工人文化宮」。開幕的那一天，特邀我們全體代表去參加。遠東局好不容易的借到兩輛卡車，將各代表與遠東局的工作人員密密的裝了兩車，送到那裡。「工人文化宮」是工人區中一所最大最好的建築，其中有各種的設備，可以供工人閱覽書報、下棋、飲茶、聽音樂、跳舞、演戲、唱歌等等，按照當時的物質條件，確是費了一番大力量。可是書報很少，各種設備也非常簡陋，尤其是在這樣高大的一所建築物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風的設備，因為人多，在極度寒冷的空氣中瀰漫著濃厚的炭氣，挾雜著俄國式的臭味，令人感覺到一陣陣的噁心和暈眩。從工人們氈靴和皮靴上帶進來的雪泥，在室內化成了水漿，到處一片泥濘，彷彿到了菜市場。代表們在這種環境下，每個人都覺得有點不舒適，但當時為一種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興緻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我們準備回去時，先用電話催遠東局將原來答應接我們回去的卡車派來，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點鐘，還是毫無消息。我們無可奈何，只好按照俄國人提出的辦法走回去。每人先將西裝褲腳紮起來納在皮靴的短統內，領口扣緊並用圍巾包好，帽子用力往下拉，一直蓋著眉毛。約十個人一群，緊緊的互相挽著，從雪地上向前邁進。那時的氣溫為零下四五十度，利如刀劍的寒風帶著雪片一陣陣怒吼著朝我們襲擊。地上的雪堆，深的地方要埋沒半截身子，如果不是大家挽緊，一不小心跌F去，可能很難再爬起來。羲們鼓起精神，勇往直前，約莫走了一個多鐘頭，居然走了四瓦公里，回到住所。於是按照俄國人的辦法，大家在門廊邊先將雙手用力互搓，接連的跳躍幾遍，將衣帽上的雪花抖落，再將鼻孔中吊出來的冰凌去掉，將臉孔、鼻樑、耳朵等處都輕輕的用手磨擦；經過這一番的手續后，再走進卧室去。幸好，大家的面目依然，沒有凍壞。
當時，蘇俄對於「星期六工作日」的辦法，是鼓吹得非常熱烈的。各機關工作人員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做些額外工作。代表們本來是可以免去的，但為了響應他們的號召，也很熱忱的去參加。尤其是中國代表們不願自居文弱，很想在工作中賽過日本代表或一般俄國人。頭兩次，我們被派到森林中去搬運木材。那些短節的大木，每節約一百磅重，由一個人抬；長的木料是更加重了，非兩個人抬不可。從森林中高低不平的雪地上，一要把這些木材搬運到大路旁邊，有些集中搬到河邊的碼頭上，又沒有任何工具，所以我們只做了兩次，幾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輕或重的傷。我曾背著一節大木送往碼頭，經過冰凝的圓木橋時一下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傷了幾處。俄國人看出了我們硬著頭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後幾次便不要我們搬運木材，將我們分批派到車站附近去擔任掃除積雪的輕鬆工作。我們住久了、生活過得很膩。聽說這裏要舉行蘇維埃大會，大家趕著去參觀。在一個大劇院里，到了八百多個蘇維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這些代表多是四鄉來的，穿得破破爛爛；大會主席似乎是個農村工人，一樣穿得很破爛。我們到達時，主席正在演說。我問陪我們同去的威金斯基：「他演說得很不錯，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說：「是的，這位工人在不久前還不大識字哩！」我說：「何以進步得這樣快呢？」他說：「當然要有人指導。這位工人便是施瑪斯基所指導的。他的一切言論行動都受施瑪斯基的指導。」從他這句話中，我對於當時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層的了解。當時蘇俄的各項工作，確是由許多工人農人在出頭負責。不過，這些工人農人的背後，都是由共產黨員在一一指導著的。在伊爾庫次克將近兩個月，大會的會期仍未確定。我們不懂俄國話，和俄國人往來很少。平時除了準備向大會提供一篇報告外，便無所事事。我準備的一篇報告寫得很長，內容著重在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和現狀的分析。我從井田制度寫起，自周秦歷朝以至現代，寫了一百多頁還未寫完。那裡既無參考資料，又無人將它翻成俄文，明知寫好以後，也等於白費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卻藉此消磨了這段枯寂的時間。其他代表的報告寫得短，無聊時間自然更多了，只好到處去跑，或找俄國人混混，或與當地的華僑漫談。
伊爾庫次克的華僑散居各處，有少數在機關中當公務員，也有參加軍隊的，多數則在當地做生意、做工或開洗衣鋪。他們多數不滿意蘇俄政府。
華僑對蘇俄政府的不滿，主要還是在經濟問題上。俄國經過四年歐戰、三年內戰，蘇俄政府在內戰中採取軍事共產主義來支持戰爭，組織貧農團，派遣軍隊到農村中去，類似打劫式的將糧食完全沒收。這樣的作法當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窮財盡。等到內戰完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克倫斯坦暴動之後，蘇俄當局深感事態嚴重，因此在同年三月舉行的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宣布了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反映到伊爾庫次克時，一般人民都表示極不信任。新經濟政策雖然准許商人做買賣，但商店仍舊家家關門，連理髮店也沒有恢復。農民雖在農業稅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后，還是不肯多種糧食。他們對於政府的紙幣尤其不信任。人民之間幾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們中有人曾問華僑：「俄國人為甚麼對政府這樣的不信任呢？」所得到的答覆大致是：「這種政府，如何能信任呢？」過去已經將人民的財產沒收了，糧食搶去了，將來還不是一樣的要沒收，要搶去嗎？政府發行了這樣多的紙幣，一天天跌價，還不是欺騙老百姓么？這個政府，除了會殺人外，還能做些甚麼呢？「至於說到蘇俄政府中的人員許多貪污腐敗的情形，那還是次要的事。
對於蘇俄懷著滿腔熱忱的代表們，經過這兩個月的體驗之後，心中所發生的問題更加複雜了。大體說來，第一個問題是：蘇俄將往何處去呢？這樣落後的俄國，特別是這樣荒涼的西伯利亞，如何能建設社會主義呢？第二個問題是：新經濟政策將領導俄國的經濟向那一個方向發展呢？第三個問題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與中國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麼分別呢？第四個問題是：中國與俄國的國情相差這樣遠，是不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可以做中國革命的借鏡呢？這些問題，一時無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無法解釋的。這些事的確使代表們的心裏受了很大的影響。後來有人歸過於我，說我不善於向別人解釋，其實連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
第三章 莫斯科與列寧格勒
一九二一年底，伊爾庫次克遠東局得到莫斯科方面的電報，指示遠東勞苦人民大會改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們得到這項消息，能離開這個住膩了的城市而到赤色首都去觀光，當然非常高興。一九二二年初，一輛專車載送我們西行，雖然仍是普通的舊車廂，可是後面掛了一節施瑪斯基專用的花車，使這一列車增光不少。而車中又初次出現了蒙古代表團，他們中有穿著大紅袍子的革命王公喇嘛，也有穿著花花綠綠蒙族傳統服裝的女子。這些人從遊牧地帶走入新時代，一切生活都要由俄國人指導，與我們這些人言語不通，格格不入。這一列馳騁在西伯利亞荒原上的專車，真是五光十色，彷彿一個東方民族的陳列館。沿途所見到一切現象，使我們感覺到與伊爾庫次克以東的情形漸漸不同。
沿途各地在內戰中的破壞痕迹仍然到處可見，但已稍作整修，車站和工廠的煙囪多數仍依舊沒有冒煙，但在克拉斯羅亞爾斯克（Krasnoyarsk）地方看到了一些大煤堆，據說這裏的煤礦已開始修復了。新經濟政策的影響，愈往西走愈明顯。各車站上的小販逐漸加多，只是麵包、牛奶等食品的價格都是天文數字，而且，他們顯然對紙幣不感興趣，所歡迎的乃是物物交易。過了烏拉山以西到達歐俄境內后，這是當時飢荒較嚴重的區域，車站上到處扁集著面黃肌瘦的男女老少饑民，紛紛向火車上的旅客乞求食物，如果給予一些麵包皮屑，便使他們如獲至寶。小販們最希望能從旅客中換到一些鹽或一盒火柴，如願以償后便喜形於色，嘆為奇遇。我們的專車，就在這種飢荒紊亂的現象中，在俄國人的驚奇羡慕眼光中，在沿途各站儀仗隊的軍樂與敬禮的口令聲中，大約走了九天的時間，到達了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莫斯科。
在巍峨雄偉的莫斯科車站，我們受到盛大的歡迎。從國際歌的激昂聲調中，我們被擁進了迎賓的大卡車。歡迎的行列是些甚麼團體，當時根本來不及注意，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些甚麼；只能從他們的各種表現上領會主人的一番盛意。只有那位在東方極負盛譽的日本老社會黨黨魁片山潛所致的歡迎詞，予人較深的印象，且因早聞其名，這次見到后就更覺親切。在莫斯科的招待所中，一切供應都比伊爾庫次克好得多，除了三餐有更好的食品外，並有香煙、糖、內衣、毛巾和肥皂等等配給。代表們享受著這種特別優待，幾乎不相信當時的莫斯科正在糧食物資極端缺乏的艱苦狀態中。
其實，過慣了東方刻苦生活的代表們，對於衣食住行等等的艱苦倒不甚介意，最關心的卻是大會將於何時舉行及如何舉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機會多作考察，可是又苦於無從找到適當的翻譯人員。例如在五四運動中與我同時充任學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專修學校的畢業生，任北京晨報特派記者到俄國已經一年多，俄語雖尚欠流利，但已可應付，他當時患著嚴重的肺病，住在醫院里不能常出來。此外在東方大學肄業的劉少奇、彭述之等八個青年，原是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生，由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派到莫斯科還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華僑中也有少數的布爾什維克，但只能說些「洋涇濱」俄文。即整個共產國際中的俄國人，也找不出一個中國語專家。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身在莫斯科，卻無法對於俄國一切情形作廣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個人來說，確是感到非常遺憾，譬如當時由瞿秋白譯成中文後油印分發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文字既不通順，且有許多不妥當與費解之處；我雖用英譯本對照著來讀這個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讀懂了。
我們這些代表，就象一批半聾半啞的學生，由那些招待人員帶領到各處去參觀。其實，與其說是我們到各處去參觀，倒不如說是讓各處的俄國人參觀我們。我們似乎已成為最新鮮而富有鼓勵性的活動宣傳模型，因為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現在莫斯科的公眾之前，可以象徵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已經有了成績，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們參觀了克里姆林宮的歷代帝王的陳跡，莫斯科的革命的及其他的各種博物館，和革命時代的地下工作紀念處所。至於工廠則多數沒有復工，學校的秩序也沒安定，當時還不足以成為參觀的對象。此外，我們有時坐在大劇院的俄皇御用的包廂中欣賞大場面的歌劇，有時出席各種歡迎會並登台講演，無不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還有一件事令我感覺到異常親切，留下永久不忘的印象；那是當時東方大學的八位青年中國朋友，用長時間省儉下來的馬鈴薯，款待我和其他幾位中國代表。這一小盤馬鈴薯非任何貴重物質所能換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與友愛的象徵。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終於在一間不很寬敞的會議廳中開幕了。來自遠東各國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聽的，遠東各國在俄僑民代表和學生，一齊計算在內，約有一百六十餘人。由共產國際主席季洛維夫（Zinoviev）宣布開會以後，大會旋即推舉列寧、托洛斯基、片山潛、季洛維夫及斯大林五人為名譽主席。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沙發洛夫（Safarov），美、印、匈等國的共產黨代表和遠東各國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為主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大會議事日程是：一、由季洛維夫報告國際形勢與華盛頓會議結果；二、各國代表報告；三、由沙發洛夫報告共產主義者對民族和殖民問題的立場以及共產主義與民族革命政黨的合作問題；四、宣言。從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日，共舉行了十二次會議，除按議程進行外，還有蘇俄各機構的代表和一些西歐各國共產黨代表在會發表演說，致祝詞或集體獻旗等等，點綴得全場空氣頗為熱烈。
開會後幾天的一個晚上，施瑪斯基偕同共產國際一位英文翻譯愛芬（此人後來任斯大林秘書），邀請張秋白、鄧培和我三位中國代表以及朝鮮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宮。經過兩次衛兵崗位的查詢，由施瑪斯基出示通行證件，向之說明來意后，我們的車子就停在一座辦公大廈的門口。約九點鐘時，我們被引到一個小客廳里，施瑪斯基這才說明此來是應列寧的約見。
須臾，列寧就從隔壁的辦公室過來接待。他出現時樸實無華，毫無做作，完全是個普通人，很像中國鄉村中的教書先生，絕對看不出是手握大權的革命最高領袖。經過施瑪斯基的一番介紹之後，談話便在輕鬆的氣氛中進行。
張秋白首先要列寧對中國革命作一指教。列寧很直率的表示，他對中國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的革命領袖，但也不了解孫先生在這些年來做了些甚麼，因此不能隨便表示意見。他轉而詢問張秋白,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並未多加說明即作肯定表示：國共兩黨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寧旋即以同樣的問題問我，並希望我能告訴他一些有關中國的情形。我簡一單的告訴他，在中國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國共兩黨應當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兩黨合作的進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不過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正在學習著進行各項工作，當努力促進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的團結。列寧對於我的回答，似乎很滿意，並沒有繼續問下去。
接著他又詢問金奎植有關朝鮮革命運動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語比我們說得較為流利，作了一番相當詳細的陳述。列寧也對他表示一番鼓勵。繼之，列寧與施瑪斯基用俄語交談；我們從旁觀察，看出他們的情態十分親切。據我所知，施瑪斯基還是在一九○五年以前見過列寧，此後就再沒有會過面了。此次相逢，他們暢談著別後境況，以及西伯利亞遠東一帶的和這次大會中的許多重要問題。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瑪斯基對他的領袖極其尊敬，但也極其自然，而列寧對施瑪斯基似也充分流露著友愛神情。這種親密的同志關係，在列寧逝世以後的俄國，再也不易發現了。那時，列寧似患重聽，也許由於我們的英語說得太壞，更使他難於聽懂。他在談話時，總是傾斜著頭向發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滿自信的光芒，全神貫注，一個字也不肯輕易放過。愛芬的翻譯如果有一個字不甚恰當，他就和氣地加以點明；如果我們說話的意思不夠清楚，他也要問個明白，看來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辭的時候，列寧以親切的態度雙手緊握著鄧培的手，用英語向我說：「鐵路工人運動是很重要的。在俄國革命中，鐵路工人起過重大的作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中，他們也一定會起同樣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請你將我的意思說給他聽。」鄧培這個樸實的工人領袖，聽了我的翻譯后張口大笑，點頭不已，作為對列寧盛意的回答。列寧睹此，也露出樂不可支的笑容。
這次談話因為翻譯的費時，花去兩小時以上的時間，談話的內容卻很簡單。我們一行四人，對於這次晤談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談時那種友愛親切的氣氛，使大家事後稱道不已。在中國共產黨中委中，我是唯一見過列寧的人。我就覺得他是俄國革命的象徵、是一位純正的教主。我從未在其他的蘇俄領袖身上看見過和列寧同樣的品格，好像他們都染上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氣、俄國味之類。
列寧一開始就向我們提出國共兩黨能否合作，顯然是他所注意的一個關鍵問題。在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上，中國問題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勢力的團結；不用說，國共兩黨的合作，就是這一課題的主要內容。張秋白和我都覺得列寧的問話是表示了他希望國共兩黨能夠合作的意向；我們也都認為中國現階段的革命，確應從國共兩黨合作做起但張秋白指出，我向列寧表示「國共兩黨在合作進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的話是易於引起誤會的。他認為國共合作絕無困難；如果說有困難或可能發生困難，這無異對國民黨表示不信任，尤其是徑向列寧表示，會引起他對國民黨發生反感。我雖向他解釋並無對國民黨不信任的意思，我只認為兩個不同的政黨，要能水乳交融地合作，必須彼此相互努力，克服一些可能發生的困難而已。但他的疑慮仍未破除，後來他將這一點報告孫先生，作為我曾向列寧批評國民黨的明證。其實，我的疑慮不特為後來的事實所證明，而且當時把我這種根據常理就可以推斷的話認為是惡意批評，也未免是節外生枝。
在這次大會中，遠東各國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合作的聲浪很高，一般發言的旨趣都在確立這原則；不過由於準備尚未充分，還未能進一步的作出合作的具體計劃。在中國方面，國民黨和孫先生所領導的南方政府是具有實力的；它所領導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也被視為有成功希望。因此，張秋白所代表的國民黨在大會中受到各方的重視；國民黨一與中共的合作問題更成為注視的焦點。季洛維夫和沙發洛夫在發言中都對國民黨提出一些批評和希望。張秋白也以突出的姿態，針對他們的批評為國民黨作了一些辯護。這些針鋒相對的發言，可以說是大會中較為精彩的場面。
大會的閉幕式在列寧格勒舉行。共產國際主席季洛維夫正兼任列寧格勒區俄共黨部書記，因此有意使遠東各國代表與列寧格勒的民眾發生一些接觸。我們從莫斯科坐著用木材作燃料的專車，花了一日一夜的時間，於二月二日才到達列寧格勒，下車后，即赴列寧格勒的大劇院舉行大會閉幕式。會場中擠滿了約二千群眾，首由季洛維夫發表閉幕演說，接著就是列寧格勒的各機關代表紛致祝詞；我們這些遠東代表也相繼發言，表示對大會成功的賀意，和對首先發動革命的列寧格勒市民表示敬意，最後宣讀了大會宣言。至此，大會就在如雷的掌聲中宣告閉幕。我們在列寧格勒只耽擱了幾天，就原車回到莫斯科。我們也曾利用空余的時間，在列寧格勒作了一些走馬看花的訪問。看來，列寧格勒的糧食問題比莫斯科還要嚴重，市容也顯得蕭條，許多工廠都沒有開工，商店多數閉門謝客，馬路上的行人也十分稀疏。我們參觀了俄皇的冬宮，就是克倫斯基政府的所在地，也訪向了富有歷史意義的斯摩羅大廈，這是十月革命時俄共指揮暴動的總部所在地，現在則是列寧格勒蘇維埃和俄共的總辦事處。
我們回到莫斯科以後，開始計劃秘密回國。大會的文件不僅沒有能譯成中文，而且根本不能攜帶，只好讓它留在莫斯科的檔案室里了。我們是分批起程回國的，幾乎每天要送一些同伴上車歸去，我自己則在莫斯科盧克斯旅社住了一個短時間，為的是等候回國的適當時機。
這一段時間，我與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要人們有過一些接觸，知道了一些他們工作的情況。當時俄共的工作人員似乎特別缺乏，許多工作都堆集在一些要人們身上，因此他們都忙得不可開交，每次開會往往因等候一二要人的到場而耽誤一兩個鐘頭。有一次共產國際的主席團在盧克斯旅社會議廳開會，我被邀去列席。到了原定開會的時間，德國資格最老的女黨員蔡特金和德國共產主義理論家台爾曼、號稱「匈牙利列寧」的柏拉昆、日本的片山潛等都陸續到了，會議廳里坐滿了人；而擔任主席的季洛維夫迄未到來，因而不能開會，大家等得不耐煩，議論紛紜，連那些老頭子都說要對遲到的人加以必要的處罰。等了兩個多鐘頭，季洛維夫、布哈林、拉狄克等俄國要人才挾著公事包匆匆趕來。大家也不再提起處罰遲到者的話，趕緊言歸正傳的開會。在我看來，這樣的會議使人在會前就已經感覺疲勞，等到正式開會，自不免匆匆議事，草草了結。托洛斯基的照片是與列寧的照片到處平排掛著的，一般人說話時也將這兩位領袖並稱。但我所遇到的俄國要人都對列寧特別推崇，對托洛斯基則只就他的特長加以稱許，如說托洛斯基有演說天才、赫赫功勛和英雄氣概等。我雖幾次遇見托洛斯基，但沒有機會與他詳談。有一天我見他在馬路上停下車來與正在步行的片山潛拉手為禮，兩人就雜在包圍的人群中暢談，表現了他那種無所顧忌的平民化的精神。他沒有參与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會議，我卻不只一次聽過他的演說，並曾在一次群眾會議主席上與他握手互道敬意。他的演說確是娓娓動聽的。當時俄國的風氣，在要人們演說之後，聽眾還可以即席提出疑問。有一次在托洛斯基演說之後，一個青年登台發言，說他現在還只十七歲，參加過三年紅軍，在戰爭中受過五次槍傷，現在流落街頭，饑寒交迫，無人照顧；因而他質問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托洛斯基，對他這一種人的問題，有何辦法解決。托洛斯基立即對這位一青年懇切安慰，但對於這種戰後的嚴重問題，似乎也說不出通盤解決的辦法。
斯大林當時擔任蘇俄政府民族委員會委員長，很少人提起他的名字。他雖是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名譽主席，但沒有在會場上露過面，我也與他無一面之緣。在開會間，他曾與日本代表有過接觸，據說還向日本代表手舞足蹈地大發議論。據一位共產國際的要人說，斯大林是一位滿腹經綸的神秘人物，素不參加國際活動，這次與日本代表暢談，表示他心目中的遠東問題的決定性關鍵是在日本。在莫斯科，各種各樣的會議是永遠開不完的。這些會議所花的時間也冗長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職工國際的主席洛卓夫斯基愛長篇演說，動輒三四小時之
久。少年團總書記席勒雖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也擺起要人的架子，動不動就發表冗長的演說。這些長篇演說，除表現蘇俄要人們那股宣傳鼓動的勁頭外，似不易有其他的收穫。和我接觸較多的沙發洛夫則是個學者型的人物。據威金斯基說，他是俄共黨內出色的東方問題專家，曾擔任中亞細亞區黨政全權代表，其地位恰如在西伯利亞的施瑪斯基。但他沒有施瑪斯基那種官僚氣味，很像一個性情古板的教師。他雖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但與我們這些懂馬克思主義不多的東方代表交談起來，總表現出一些不耐煩的神情，有時還要出言譏諷。
那些蘇俄要人們看來都是些三山五嶽人馬，他們多數服裝不整，蓬頭散發，甚至年輕的人也蓄著很長的鬍鬚，他們不僅生活沒有規律，對各項工作也缺乏起碼的修養。但他們多數為革命勝利而驕傲，充滿了一種自信，以為革命既然勝利了，就不難克服革命后的一切困難。也許這個新興的政權就是靠這種富有活力的革命精神支持著，能夠不顧一切的與飢荒及其他數不清的困難進行奮鬥。二月下句，我為避免人們的注意，以一個普通旅客的身份購買了一張三等票，搭上直開赤塔的火車。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樣，在莫斯科領得了九磅質料很壞的黑麵包和一些白搪與茶葉，作為我九天旅程的食糧。這份食糧使我每天都在飢餓中，使我因此患了腸胃病。同時老在耽心萬一火車不能在九天之內到達赤塔，將不免有「在陳絕糧」之厄了。幸好，這時鐵路交通狀況已有改進，火車竟如期到達了目的地。
在赤塔，我住在一所駐著一小隊紅軍的屋子裡，等候乘車赴滿洲里的適當機會。在這段時間里，我和這些紅軍士兵們共同生活。這時在赤塔分配糧食的辦法比其他的地方有些不同，每個士兵每天也只分得一磅麵包（而不是兩磅），不過每天可以吃到一次菜湯，每十天還可以一嘗肉味，這種生活已經比一般人民好得多。幾天後，我便乘車去滿洲里，毫無阻礙的通過了中俄邊境，轉車回到上海，結束了我這四個月的訪俄旅行。
第四章 我對這次大會的觀感
這次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只是一個宣傳性質的會議，它有失敗的一面，也有成功的一面。
上面說過，中國代表目擊俄國革命后的各種混亂狀況，曾表示各種不同程度的不滿。代表們原都是嚮往于俄國革命的，未到俄國以前，對俄國革命都有一種美妙的幻想，而實際觀察之後，就都覺得事實遠不如理想了。而且這些疑問都是俄國人所不能解釋的，除了說他們的革命是勝利了以外，也確實不能有其他的誇耀。
尤其是代表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如黃凌霜等，對俄國實況最感不滿，他們很注意無政府主義者在俄國革命中所受到的壓迫情形。那時莫斯科雖然仍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出版物，但當局仍對無政府主義者拘禁、殺害，打擊不遺餘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間，克魯泡特金去世的時候，列寧曾批准暫時釋放在獄的無政府主義者去參加殯禮，但事後仍須入獄，這件事可為明證。
俄國的新貴們雖對中國國民黨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寄予頗大的希望，卻又把張秋白當作資產階級的代表人。「資產階級」這個名詞在俄國的「老布」們看來，是一切罪惡的代名詞。代表中多數都是知識分子，在俄國「老布」們看來都是一些小資產階級，言外頗有不信任的意思。即以我來說，雖是中共的一個創始人，可是在他們看來，也不過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者，至多隻能算是半個共產主義者。在俄國的「老布」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雖然也不少，但自命經過十月革命的洗禮，已經無產階級化了。而「無產階級」這個名稱和一般所謂「階級」觀念是相當神秘的。由這種神秘觀念的演化便產生了俄國共產黨人的自傲，也形成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許多隔閡。
我們這些中國代表基本上多是贊成武裝革命的，也佩服俄共組織的健全和革命后的若干措施，但總覺得俄國革命有類於法國革命，過於依賴暴力，與中國的革命傳統有些不合。中國歷史上的革命，都以「拯民於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等為標榜。中國革命者的觀念多在於革命后一反已往的暴政，與民更始，減糧免稅，休養生息，以奠太平盛世的始基。而俄國革命中的階級鬥爭觀念，卻是無止境的鬥爭，推翻了這一批人，又反對那一批人。一場鬥爭和內戰未了，那一鬥爭和內戰又繼續起來。這使我們很有反感，認為破壞範圍既廣且深，無窮無盡，總不能算是好事。
這些問題盤踞在我的心中，一時無法解答。我雖保持對俄國革命的同情態度，也曾充當過俄國革命的衛道者，但自覺說不出為它辯護的強有力的理由。回國以後，我從未發表過有關這方面的講演或文章，其原因也就在此。同時其他代表回到國內以後，多對俄國情況不說好話，甚至公然發表反對的言論。後來中國職工運動和革命勢力發生若干分化，與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對俄國實況發生不良印象這一點大有關係。
雖然如此，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也有它的重大收穫。經過這次大會，遠東各國的代表與共產國際首腦們的廣泛接觸，使亞洲革命的理想增加了若干具體的內容。在一般蘇俄人民和各國共產黨看來，共產國際在遠東已展開了實際活動，這無異是一帖興奮劑，尤其戰後歐洲各國共產運動疊遭挫折，一時不易有所作為，蘇俄本國也陷於岌岌可危的孤立狀態中；如果能發動十億以上的亞洲人民起來反殖民主義，予各資本主義國家以打擊，乃成為扭轉共產革命不利形勢的一個新希望。
這次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對遠東各國的革命究竟發生了甚麼影響，我不能一予以確切的說明。單就中國革命運動來說，它的影響確是相當重大的。最主要之點是：這次會議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討中，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被視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
反對外國侵略的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本就繼續不斷，這是中國遭受外國壓迫的自然歸趨。不過當時中國朝野上下的愛國心理並不一致，也還有一種盲目排外的頑固心理存在。即一般愛國主義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識上往往只是反對某一侵略事實或某一個侵略國家。在反對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氣來力爭外交上的勝利，並沒有發展到發動全國人民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並進而反對帝國主義的本身。
中國革命思想導源於自強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標始終是對內而不是直接對外，而且極力避免對外。革命人物多以為如果內部革命成功，列強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也以對內為主。這次大會把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反動勢力聯結在一起。我們討論的結果，確認中國的反動勢力只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革命運動要能有成就，必須從反對帝國主義下手。這一點認識，連國民黨代表張秋白也宣稱是大會的重要闡明。
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社會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務，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只是一個附帶的要求。經過這次大會，確認了反對帝國主義是應該立刻開始的主要活動。我覺得在這個新看法確立之後，中國共產黨的政綱就易於規定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這種理論，我們初時也還弄不請楚；在反帝國主義這個主題確定之後，我們才真正贊成「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句著名的口號。由此出發，多數代表都覺得應該承認共產國際的領導。
「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這個新觀念也在這次大會中形成。中國各政治團體過去也常有為某一活動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實行暫時聯盟，但沒有覺察到它們能夠在一個共同的革命任務上建立起一個長期性的聯合戰線。反帝國主義既被視為中國各政治團體的共同要求，而且須經過長期的奮鬥才能冀其有成。這個看法的確立，無異奠定了國共合作的基石。
上面所說的這些諒解，當時並沒有一一形成具體的決議，有些地方顯得模糊不清，各代表也並非毫無保留的予以接受，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代表並非是全權性的，如張秋白即曾表示他不能代表孫中山先生接受約束。雖然如此，這些成就曾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傳達到了中國。
我回國以後，曾將這些成就報告中共中央，併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納。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所發表的時局主張和七月間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是根據這次大會的結果所擬具。從此，中共也由一個共產主義研究性質的團體進入政治活動的性質，國共合作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國革命的議程上。
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回國以後，對蘇俄情況不滿表示，使國民黨人覺得蘇聯新政權與當時國民黨所領導的廣州政府相較，也不過是魯衛之政，但他對國共合作反帝國主義一點，也作了適當的介紹，使孫先生和他的信徒們更加註意國共合作的問題。
其他代表們回國以後，對反帝國主義這一點意見是一致的。當時一般中國人還不知帝國主義為何物，甚至像胡適這樣著名學者也還認為反帝國主義是海外奇談。後來經過中共的宣傳和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們的多方介紹，「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久就成為人所共知。不管後來中國革命起了一些甚麼變化，但這把「反帝國主義」的火，放得確實不小，它燒遍了中國，也蔓延到了東方各地。 103

第五篇國共合作的開端
第一章中共開始了實際政治活動
一九二二年三月間，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自然須向中共中央的同志們報告此行經過，又和陳獨秀先生作了多次長談。
陳獨秀先生對政治十分敏感，認為共產國際、世界革命和蘇俄是不可分割的，須相依為命，互為聲援，共圖發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劃一的計劃，只有以反帝為共同目標；目前中國革命不是甚麼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只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對軍閥。環顧全國，除國民黨可以勉強說得上革命外，並無別的可觀的革命勢力。所以列寧強調國共合作，他深表同意。不過他總覺得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於妥協、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等等。
馬林在我到達上海之前約兩個星期，離開中國回莫斯科去了。據陳獨秀先生說，馬林由他的老友張繼的介紹，偕張太雷於一九二一年底①到達桂林與孫中山先生會談，會後馬林頗感滿意。他由桂林回到廣州，適值香港海員罷工，他目擊國民黨支持罷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擁護國民黨等情況，更對國民黨具有好感。因此，他認為孫中山先生可以和蘇俄建立友好關係，國共兩黨也可以密切合作。他這次趕著回莫斯科去，似為商談國共合作的具體辦法。與國民黨人士交往多年的陳獨秀先生卻覺得馬林的看法過於樂觀，譏諷他對東方與中國所知不多。
那時中共中央和它的黨員們都沒有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的想法，我在莫斯科時沒有聽見過這種議論，馬林離上海前也沒有向陳先生提出過這種主張。當時我們所著重討論的是中國民主革命勢力和各派社會主義者能否及如何建立聯合戰線的問題；我們準備推舉德高望重的孫中山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革命派，居於這一聯合戰線的首席地位，使合作能夠有效而持久。我們估計馬林在莫斯科所商談的也無非如此，不會有甚麼重大的變動，因此決定不必等馬林回來，就採取具體步驟開始進行。
我們首先定於五月一日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我們認為此時舉行這個會正合時宜，而且愈義重大。一九二二年初，全國各工會對香港海員罷工曾一致聲援，因而使南北各地工人間關係密切，彼此休戚相關之誼正在逐漸增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因曾號召各地工會支援這一罷工，也提高了其本身的領導地位。國共兩黨先行在工會運動中合作，以為初步嘗試，似乎較易辦到，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認為如果建立各革命黨派的民主聯合戰線，中共必須首先獲得代表工人發言的資格。
其次，我們決定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應同時在廣州舉行。青年團是中共的另一支柱，團員人數也多於中共黨員，但一直沒有建立起一個中央領導機構。我們覺得確立青年團的綱領，形成一個中央領導機構，以統一團員的意志與活動，此事刻不容緩，須在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完成。
複次，我們預定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應于上述兩個大會舉行之後，即繼續舉行，以確定中共在現階段的政治任務。至於會議地點，如在上海，顯然要預防租界當局的干擾；如改在廣州舉行，自然是很安全，不過當時廣州的政情很複雜，孫（中山）陳（炯明）磨擦之說已甚囂塵上，如果國民黨內部真發生衝突，我們在廣州舉行大會就會有些不便。因此，中共中央決定由陳獨秀先生和我在廣州指導勞動和青年團兩個大會的進行，並考察廣州的政治情況，研究國共合作的可能發展，再行決定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是否便於在廣州舉行。
上述中共中央這些計劃，是它準備大踏步前進的措施，其目的是要將中共的全體黨員和它所領導的工人階級和青年群眾，在一個統一的確定的政綱上展開活動。這在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共說來，確是一項大胆的嘗試。
中共這個幼齡的小團體試圖踏上政治舞台，自始腳步就那末快，急奔躍進，任務繁重，鬥爭艱巨，那有不錯誤百出，阻礙與挫敗俱來之理？
我的同志們多數是些初出茅蘆的書生，腦海中總有些烏托邦思想和無政府觀點。他們瞧不起現實政治，甚至認為不夠清潔或者充滿罪惡，也不喜歡紀律、訓練、嚴密組織、思想行動一致這類的東西。當我初次在中共上海區全體黨員會議報告莫斯科之行和國共合作建立聯合戰線等問題時，雖沒有引起嚴重爭論，但驚奇和疑難都表露出來了。當我遵照中央意旨在同一的會議上第二次提出報告時，曾說明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即將舉行，主要議程在確定政綱，此後同志們須加深了解政綱內容，一致遵行，並將進行思想訓練和嚴緊紀律等等。那位自命不凡的學者陳望道就因此憤而退席（後來還因此退出中共），且表示每個中共黨員只要信仰馬克思主義，並根據他的信仰去發表文章和進行工作就足夠了，根本不必主張一致和思想訓練。沈雁冰和施存統也對陳望道的意見表示或多或少的支持，這次會議也就無結果而散。
我們中沒有人設想共產主義會很快在中國實現，不少人相信中共如能多有幾年準備時間，從理論上和組織上壯大自己，它所從事的革命就易於獲致水到渠成的圓滿結果。他們往往要說：那種急求速效的作法是不懂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或者說上幾句欲速則不達等類的老話。從這種觀點出發，就會覺得莫斯科有點急不及待，總想在反帝天秤上加上一些中國革命的法碼。甚至有人譏諷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不過是想很快求得一官半職。李達因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終於退出中共，就與上述這些觀點大有關係。
另一方面，我們中的少數活動人物又參預了一些政治活動，有是有非，急待調整。如在北京的李大釗先生與新文化運動的胡適等人乃至一部分直系軍人以及研究系分子常有往還，不但維持友誼，甚至參預某一種他們所發動的政治活動，如好人政府運動等。在廣州的共產黨人如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在政治上與陳炯明甚為接近，而林伯渠則支持孫中山先生反對陳炯明的派系傾向。在湖南的毛澤東，熱衷於聯省自治運動等等。要劃一這些政治步驟也很費力。
至於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策略，更是糾紛之源，鬧得天翻地覆。
我本人在這幕劇開始時，就栽了個大跟斗。我是中共重要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正統，地位僅次於陳獨秀，就因在西湖會議上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從此由中共的正統派要人降為反對派的首腦。機會主義者、反共產國際和右派等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頭上。這事的確是我政治生涯中一個重要關鍵。此後我曾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共內部的團結一致，服從多數而儘力執行國共合作這一政策；但我總是難以壓抑自己反對這一政策的主張。有時覺得矛盾，有時覺得苦惱，找的人生觀和革命觀就在這種過程中逐漸起了變化。現在我追述這些往事，心情還是異常激動，不易平息。但我總是自我約制，認為不激動才能多理解，不必向人申訴，不應自我誇耀，也用不著嘆惜和後悔，更不可顛倒是非。我只想根據事實，提供一些線索，以便人們去研究這一段的歷史。
① 據中國國民黨改組大事年表（載《革命文獻》第八輯，一八六頁，台北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民國四十四年中央文物供應社版）記載，馬林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達桂林。
第二章 在廣州的會議
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是中國職工運動史上的一個創舉；一這是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並負責召集的。負書記部總部主任責任的我，因而為這件事忙碌起來。一九二二年四月初，中共中央即通告各地組織，闡明這次大會的意義；並要求中共各地區委員會協助各工會選派代表出席。同時，又以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直接與各地工會通訊，徵求它們的同意。
勞動組合書記部得到一些主要工會的響應后，乃於四月十二日向全國各地勞工團體，發出召開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的正式通知。原文如下：
「一、開會宗旨：甲，紀念五一節。乙，聯絡全國工界感情。丙，討論改良生活問惡。丁，各代表提議事項。
二、每工團派代表一人。
三、時間：自五月一日起，開會五天。
四、地址：廣州。
五、川資由各工團自備。在廣州之膳宿費，由書記部供給。上海招待處設於英租界北成都路十九號（按即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上海總部所在地）。「
當時，書記部並未對這次大會的舉行作煽動性的宣傳，即開會通知亦出之以平淡的措詞；主要原因是在避免引起北京政府對各地工會的阻撓。
這次大會的召開，顯然是以職工運動的蓬勃發展為其背景的。一九二二年是中國職工運動高漲的一年。一般工人在意識上是日漸左傾了，各地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成長起來，罷工事件也隨著顯著增加。在這次大會以前，曾發生著名的香港海員罷工，在這次大會以後，罷工的浪潮更為洶湧。直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因遭受武力壓迫而告失敗。中國職工運動的第一次罷工浪潮才暫告低落。
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海員罷工是那時職工運動發展的一個主要標誌。
中國近代工會運動由海員領先，不是偶然的。一般海員往來於世界各港口，首先受到各國職工運動的影響。再則有一部分海員早就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更是海員工會能夠較早形成的直接原因。
一九一三年，孫中山先生討袁失敗后逃往日本，即在橫濱領導一部分中國海員組織了一個「僑海聯義社」。一九一四年又成立了一個「海員公益社」。後來，總社移設於香港，改名為「海員慈善社」。當時孫中山先生重視海員組織，其目的是側重於海員能為革命運動做運輸軍火和傳遞消息的工作。
一九二○年，香港海員因反對包工制和失業的威脅，發生了組織海員工會的需要。原來海員都是按幫口或同鄉關係，分別寄居在香港各行船館里；這次就以這些行船館為單位，聯合組織了一個海員工會籌備委員會。這個籌備委員會按法定手續，呈請廣州政府和香港政府註冊；在獲得准許后，乃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八日正式成立了一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這個名稱是由孫中山先生代擬的，招牌也是孫中山先生親題的。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員開始罷工，就是由這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所領導，罷工命令也是由它發布的。罷工的目的是反抗壓迫和要求加薪。由一些在英國輪船上的海員開始，逐漸擴大，後來所有在香港的輪船，不分國籍，都捲入了這次罷工的漩渦。到二月中旬，參加罷工的輪船達一百六十六艘。罷工人數，除海員外，還有碼頭運愉工人的同情罷工，合計約有三萬餘人。
香港政府於二月一日封閉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並向印度、菲津賓、上海等地招募新工來代替罷工工人，但、並未能阻止工潮。
罷工后，不少海員陸續返回廣州，表示不願屬服的意向；他們得到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支援。國民黨所領導的廣東總工會和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東分部等組織，熱烈地招待他們，並給予經濟上的援助。廣東省政府也在經濟上支援他們。各民眾團體和輿論機關都對他們表示同情。這使廣州的革命氣氛大為高漲，同時也使那位過境客馬林為之興奮萬狀。
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是最先表示支持海員罷工的，它所領導的勞動組合書記部更為支持罷工做了許多實際的工作。原來中國的海員中主要有廣東、寧波兩幫，這次罷工多系廣東籍的海員。在上海的書記部總部就在寧波幫海員中展開活動，要他們與廣東幫的海員采一致行動。結果，使香港各輪船公司在上海徵募新海員去代替罷工者的計劃歸於失敗。我們還在全國各地工人中寡集一筆可觀的款項，作為支援。京漢鐵路的工人在火車上大張「支援香港海員罷工」的旗幟，極具宣傳效果；各地工會紛紛函電匯款慰問罷工海員，聲勢顯得相當浩大。這些情形不但使罷工的海員感到興奮，並且促成了全國工人團結的傾向。
三月四日，當大批罷工工人由香港列隊步行回廣州到達沙田時，為英軍所阻擊，因而發生沙田慘案①，這一慘案無異火上加油，罷工者的憤怒固毋待言；且激起了中國人反英的民族情緒。香港當局鑒於事態嚴重，乃表示讓步。三月六日，宣布將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啟封，釋放被捕的工人，應允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並優恤沙田死難工人。於是，罷工乃於三月八日宣告結束。這種由於工人本身奮鬥所獲得的勝利，對於職工運動的發展自然是一帖有力的興奮劑。
國民黨人士是較早從事職工運動的。南方政府所在地的廣州及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是他們活動的中心區域。這一帶的工會主要都由他們領導。不過國民黨的職工運動多保有行會色彩，有些甚至勞資不分地混合組織在一起，而且會與會之間也極少聯繫。為了支援香港海員罷工，廣州各工會也左傾起來了，覺得有組織廣東總工會的必要，並熱誠與其他各地的工會實行合作。
湖南勞工會是別樹一幟的。它的領導人受著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影響，以工人獨立從事經濟鬥爭為標榜。在實際鬥爭中，曾一度與中共發生過較密切的關係。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華盛頓會議舉行時，它發動過一次勞動群眾示威大遊行，提出「反對華盛頓會議」，「反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反對國內軍閥及其走狗」等口號。這種舉動顯然與中共的活動相配合，也與該會派王光輝為代表出席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一事互相關連。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長沙華實紗廠工人為要求加薪而罷工，也是由它所領導的。湖南省長趙恆惕用武力將湖南勞工會解散，並捕殺其領袖黃愛、龐人銓。這件事曾引起全國勞工界巨大抗議，多少改變了湖南勞工會那種獨行其是的舊有觀念。
中共是以北方鐵路工人運動起家的。自從我在長辛店開始工作以後，到一九二二年五一前，已有二十六個主要車站建立了俱樂部、工人學校和分工會等初步組織；除東三省外，工人組織遍及各路。京漢路、京綏路、瀧海路和粵漢路的武長段等都曾發生多次局部性的罷工。這些鐵路工會的組織及其鬥爭方式都是較近代化的。
中共在上海這個重要工業城市竭力擴大它的職工運動的陣地。它一反過去的那些「招牌工會」之所為，直接深入到各工廠裏面去展開活動，而且在一些紗廠、機器廠、印刷廠、煙草廠等工人中建立了工會的組織。它領導過較大規模的紗廠罷工，和長江流域的輪船工人罷工等。它在武漢等城市和開灤、安源等重要礦區，展開在工人中的活動，開始形成各業工會的組織。即在廣州和香港工人中，由於它的積極支援香港海員罷工，它的聲望也在急劇的增加。在這種全國職工運動趨於團結的形勢中，國民黨的勢力不僅偏處廣州一隅；而且它也未適時採取積極的領導步驟。無政府主義或無政府工團主義那種不注重組織，孤立的領導工人從事經濟鬥爭的做法，在這一運動浪潮高漲的時候，特別顯得不合時宜。中共和它領導的勞動組合書記部卻能把握住這一客觀形勢，實際組織這一次的全國勞動代表大會。由此，中共確立了它在工人群眾的領導地位，這對於中共後來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的舉行，主要是為建立一個全國工會的統一組織。這不僅要有國共兩黨的合作才能辦到，同時工會組織的本身也有甚多實際問題急待解決。陳獨秀先生和我乃於四月底趕到了廣州，從事有關這方面的活動。
我們到達廣州后，首先召集了一次中共廣州支部的會議。陳獨秀先生在這次會議上報告了勞動和青年兩大會的重要意義和國共關係問題。原系老同盟會會員，一九二一年為陳獨秀先生所邀請而參加中共的林伯渠②，發言支持孫中山先生。他認為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北伐主張都是值得欽佩的。國共合作應以與孫中山先生合作為中心。其他同志如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多數人的發言則對孫中山先生頗有批評，他們大致支持陳炯明；認為孫、陳不和是由於陳受到孫先生左右的排擠。他們讚揚陳炯明同情社會主義，曾以省政府名義竭力支持香港海員罷工等等。
由於上述這些同志對國民黨的看法不盡相同，這次會議在國共合作一點上並未達到確切的結論。以前陳獨秀先生在任廣東省教育委員長時，與陳炯明相處無間，此次自不免左右為難；所以他在做結論的時候，主張中共應與國民黨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國民黨內部既有鬥爭，我們現在應先觀察清楚，再作決定。他指出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應避免捲入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力求各地工會不分黨派，團結合作，使能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工人組織。這次會議就接納了他的這種提議，因而對國共兩黨合作這一點，並未與國民黨方面懇切商談。
當時孫、陳衝突已經過長期醞釀，到達了緊張的階段。一九二○年十一月，孫先生由上海回到廣州，翌年四月，廣州的非常國會選舉他為大總統，並於五月五日就職，正式成立另一中華民國政府。六月間平定了廣西，形成西南對杭北京政府的局面。當時雲南、貴州、四川、湖南等省的軍事領袖雖宣布不服從北京政府，卻標傍聯省自治，並不與孫先生的北伐主張相一致。在這個時候，孫、陳間的意見分歧也就顯露出來了。孫先生主張以廣東作革命根據地，實行北伐。陳炯明則企圖盤踞廣州以自保。後來，陳炯明並進而主張聯省自治、分省建設，顯然更與孫的主張背道而馳了。
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市工人群眾舉行了五一勞動節示威遊行以後，按期於是日下午揭幕。到會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一十幾個工會。這工會的會員總數約計二十萬人。代表以來自廣東、香港兩地的占多數；其中比較出色的人物有：廣東機器總會會長黃煥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主任鄧中夏，廣東分部主任譚平山，香港海員工會正副會長陳炳生和林偉民，上海海員工會會長朱寶廷，京奉鐵路工會會長鄧培，京漢鐵路工會代表史文彬等。從黨派關係來說，以國民黨人占多數，共產黨人次之，無政府主義者也有一二人參加。那天，我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主任的身份宣布開會，報告召集大會的經過以後，即提議推舉主席團主持會議。大會推舉黃煥廷、林偉民、譚平山、鄧培、謝英伯等五人為主席團③，由於廣東與外省言語的隔閡，能說普通話和廣東話的譚平山始終執行著主席的職務。譚的成名，便是從這次的表現開始的。
全國勞動大會假廣東機器總會舉行。
那時廣東機器總會對於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雖表示贊助，但未採取積極領導的態度，於是勞動大會的領導權便落到共產黨的手裡。譚平山以主席的身份公開主持大會的進行，更是大出風頭。我則為避免刺激國民黨工運人物的情緒，退居幕後，但大會的種種決議多半是由我擬定的。
一般說來，勞動大會的進行相當順利，成績也很顯著。大會通過了中共黨員所提議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政治口號，作為工人參加民主革命的基本方針。對於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大會通過了「八小時工作制」，「罷工援助」，「要求勞動立法以保障勞工利益」等案。此外，又通過了「工會組織方案」，反對「行會」，「幫會」原有陋習對工人組織的影響．主張工人應按照工廠和企業，全體組織在一個工會裡，形成全國產業性質和職業性質的工會。同時，每一省區和重要城市的各種工會應聯合起來，組成各省和重要城市的總工會；再由全國性質的各業總工會和各地區的總工會，聯合起來組成全國總工會。
這次大會認為全國工會組織還不算普遍，組織全國總工會的時機尚未成熟；因而決定在全國總工會沒有組成以前，委託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為全國各地工會的總通訊處；並負責召集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這一決議標志著中共在全國工運中開始獲得了領導地位。
在勞動大會以外，各地工會代表的活動也非常積極。當時廣州市國民黨組織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團體，對於勞動大會的舉行極表歡迎，紛紛舉行聯歡大會。
勞動大會曾邀請孫中山先生往會講演，但他婉詞謝絕了。在大會將告結束之際，我曾率領外省工會代表，到觀音山總統府去謁見他。他聽了我們關於大會進行情形的報告后，除表示欣慰外，只說大會的成績很好，希望能切實執行決議等。我從他的神情上觀察，似有重要的事情急待處理；果然，第二天（五月六日）他就到韶關去處理軍事問題了。
香港海員工會經過上次罷工的鍛煉，雖同系國民黨所領導，與廣東機器總會比較起來卻大不相同。它顯得是一個富有生氣的急途的年青工會。它的代表也與各地工會的代表相處得很融洽。香港其他的工會代表也很少像廣州工會代表那種老爺的派頭。他們以海員工會為首，聯合邀請外省各工會代表，到香港去與各工會舉行聯歡。大會閉幕後，我和各省的代表約三十餘人到了香港。
首先我們參加了海員工會所舉行的盛大的歡迎筵會，香港各工團代表出席者在五百人以上，會場內外扎著鮮花繽紛的彩牌，在一片爆竹聲后，各工會代表相繼向我們致歡迎詞。我們也相繼發表答謝的演說。後來成為著名的共產黨員的蘇兆征那時擔任海員工會的總務主任，表現得十分活躍，招待我們尤其周到。此後，各工團聯合舉行的歡宴大會，情況也同樣熱烈。
在這些聯歡會中，「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高唱入雲，事實上也大大增加了香港工人與國內工人的聯繫。前此，各工會多半受到國民黨的影響，中共在香港工人中那時連一個黨員也沒有，就由這次我們訪問香港開始，中共的影響初步到達了香港和海外。後來，海員工會也逐漸轉到了共產黨手中；所以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工人大罷工始終能由共產黨人主持。
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按預定計劃結束了。另一個中共所領導的會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在開始（大約是五月五日馬克思的生辰那天開幕的）。這年四月廿六日上演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到五月三日，奉軍在西路戰敗，退往關外，直系獲得了勝利。為了應付北京政局的變化，我和各工會代表在香港只盤桓了三天，即分別逗行返港。陳獨秀先生則仍留在廣州，指導青年團大會的工作。
根據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一個群眾性的組織，也是中共的預備隊。中共的方針是不願青年團成為與它分庭抗禮的第二黨，要求它能完全遵照中共的領導來進行工作。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即採取過一些步驟，調整青年團的工作，淘汰一些不穩定的分子；形成了各地區的青年團的領導機構，定名為幹事會。各主要地區的青年團幹事會（如上海、北京、廣州等地），於一九二二年初還創辦了青年刊物。一九二二年三月間，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幹事會為了對杭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將於四月四日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第十一屆世界大會這件事，發動北京學生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並發表宣言。後來，這個同盟又擴大成為反宗教大同盟，分支組織遍於全國各地。在這一反宗教運動中，各地基督教學校曾發生一些開除學生的事件，這就給予青年團學生鼓動的機會，更使這一運動趨於激昂。
在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各地青年團的組織已有了十七個單位。即北京、天津、濟南、太原、西安、開封、上海、杭州、南京、蕪湖、南昌、武漢、長沙、重慶、成都、廣州、福州等地區的組織。這些地區組織的團員人數，多的有二百餘人，少的僅十餘人；合計起來，總數約兩千人。
這次有十五個單位派代表出席大會，其中主要的人物為：施存統、高尚德、惲代英、劉昌群等。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團綱和團章兩個議案。團綱的要點是：一、政治主張方面：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軍閥的武力專政，力爭工農的普選權，和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自由等等。二、經濟鬥爭方面。維護青年工人利益，改善童工女工生活，十八歲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不得超過六小時，工資平等，禁止僱用十二歲以下的童工，爭取每周連續休假三十六小時，廢除學徒制，禁止用十六歲以下的童工擔任繁重而有危險性的工作，女工產前產後應給假二月，工資照給，改良工廠衛生設備等等。三、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在各地設立青年工人俱樂部，舉辦講演會，出版通俗的青年刊物宣傳共產主義，在青年農民和一般失學青年中進行補習教育和政治教育等等。
團章的要點是：（一）十五歲以上二十八歲以下的青年，接受團綱團章，並願為團服務者，得按規定手續加入青年團為團員；（二）基層組織為小組，設書記一人負責，各地區組織設地區委員會，全國設中央執行委員會；（三）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書記處、經濟部、宣傳部等；（四）確定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五）規定團員須遵守紀律，無故不出席小組會或三月不繳納團費者，即受除名處分等等。
這次大會並選舉了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施存統被選為中央書記。後來新選出的中央委員回到上海，便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中央機構。同時中共與青年團的關係也有了明確的決定。青年團正式承認受中共的領導，中共中央派代表一人參加青年團中央的會議，隨時予以政策上的指導。青年團中央亦經常派代表一人參加中共中央的會議，陳述青年團方面的意見。青年團各地區委員會亦以同樣方式接受中共同級地區委員會的指導。
當時一般同志多認為社會主義青年團仍應是一個較廣泛的青年組織，所以應當仍用「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原有名稱。到了一九二五年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因共產主義教育已有相當成績，正式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經過這次大會，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有了確定的政治主張，並規劃了注重青年工作的特定工作範圍。此後，它在青年中的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今日注重學習的作風，也就是由那時青年團開其端。但青年團與中共的工作往往糾纏在一起，一般黨員與團員也常從事同樣性質的工作；因而青年團總不免有些與中共發生互相競爭的第二黨的傾向。這樣，保持青年團獨立性和反對第二黨傾向兩個對立的意見，就成為以後青年團會議的討論焦點。
陳獨秀先生經常參加了這次青年團的大會，一切規範也多出自他的手筆。當我在離開廣州以前，我們鑒於廣州局勢的嚴重，覺得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是不適宜的，因而決定仍在上海舉行。他在青年團大會結束后，曾應陳炯明之邀，偕同陳公博等前往惠州與之晤談。陳先生此舉的用意似乎是企圖從旁勸說孫、陳之間避免火併。但這種活動為時已晚了。他覺得事不可為，很快的率同其他青年團的代表返回上海。
① 據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上海《申報》載．三月四日罷工工人兩千餘人準備步行回廣州，行至九龍附近沙田時，遭英軍開槍限擊，死工人三人，傷八人。
② 一九一六年我在上海與國民黨人士交往時，即與林伯渠相識。也是湖南的一位國民黨要人，為孫中山先生的嫡系。他的胞兄林修梅曾任譚延闓部師長，他本人則和譚延闓競爭湖南地盤的程潛相友善。這次我們會面，他雖已加入中共，但支持孫先生的熱誠，往往超過一般純正的國民黨員。
③ 關於主席團人選問題，據鄧中夏說：「主席團名單是共產黨擬定而由一建築工會的代表提出。這名單之中，共產黨為了聯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內。就中有謝英伯的名字。謝英伯隸屬國民黨，為一無聊政客，但此時他為廣州互助總社社長．該社確已包括有幾十個手工業工會，舉為主席團之一，確也應當。可是就因謝英伯的問題引起很大的糾紛，特別是無政府黨人，那時反對在朝的國民黨，更反對政客式的謝英伯……」（見鄧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六九—七○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中共原擬定的主席團人選，其中黃、林、謝三人系國民黨籍，鄧、譚則系中共黨員，謝英伯遭受反對后，這一爭論就以不了了之的辦法擱置下來了，實際上就由譚平山一人執行主席的任務。
第三章 從聯合戰線到加入國民黨
陳獨秀先生和我於五月中旬分途回到上海，即面臨著北方政局的變化。奉系勢力被驅逐到山海關外，直系完全掌握了北京政權。
這個時期，中國的形勢的確有些使人樂觀的徵象。華盛頓會議主要雖是解決英、美、日等列強在太平洋區域的衝突及限制軍備；但其決議案也規定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協議改善關稅制度暨治外法權等。當時一般人多抱樂觀，認為華盛頓會議開闢了減輕外力侵凌的途徑。奉系的失敗，也可以說是日本在華勢力受到實際的打擊，代之而起的是反日愛國的軍人吳佩孚等。他們覺得循此發展，可以扭轉第一次歐戰以來日本滅亡中國的趨勢。
因此，北京的一般名流學者如胡適等對吳佩孚寄予厚望，希望由此勵精圖治。他們在《努力》周報上發表了「好人政府」的主張，主張不分黨派，由全國所公認的好人，出來組織一個好人政府，實行廢督裁兵，財政公開，尊重國會，制定憲法，實行聯省自治，停止內戰，以實現和平統一等措施。
這年六月初，北京政局的變化表面化了。六月二日徐世昌通電下野，黎元洪主張以廢督裁兵為其復職的條件；尤以好人政府的宣傳，獲得一般輿論的支持。李大釗先生致函我們，認為好人政府是當前混亂局勢中一種差強人意的辦法；一些從事新文化運動而在黨外的朋發們，也直接間接表示希望中共對好人政府的主張予以支持。這就使中共中央覺得應根據遠東勞苦人民大會所制定的方針，聯繫中國目前局勢的發展，從速發表一個對時局的主張。當中共中央討論這一問題時，一致認為華盛頓會議決不能開闢一條改善中國國際地位的道路；外力始終是在阻礙中國的進步；日本勢力雖然受到打擊，代之而起的仍是列強共同宰治中國的局面；廢督裁兵是不能的，軍閥戰爭和軍閥統治的局面仍將繼續下去；好人政府的主張會阻礙革命思潮發展，將一般人引導到改良幻想的歧途。上海的一般同志對好人政府一致譏諷，這也許是上海的環境使人易於看出北京的黑暗面。當我們將這一問題提交上海全體同志會議討論時，到會者多採取激進的態度，要求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也不必顧慮到與蔡元培、胡適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誼，即應將我們的主張公開出來，並推陳獨秀先生起草。當時中共還沒有共同起草一個文件的習慣，陳先生在會議上即曾表示他所草擬的這項文件完成之後，歡迎所有同志不客氣的修改，使之成為一個集體作品。
陳先生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討論的時候，並沒有經過很多的修改就通過了。它指出了國民黨過去因妥協傾向而失敗的種種經過，反對好人政府的主張，並批評一切改良妥協的傾向；提出一個作為革命目標的民主綱領。現在看來，這個文件是富於中國情調的。
這個被題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時局主張》的文件，具體地說明了建立革命聯合戰線的辦法：「中國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這種聯合戰爭，是解放我們中國人受列強和軍閥兩種壓迫的戰爭，是中國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戰爭。」
這個文件於六月十日通過之後，我即於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與李大釗等同志謀得政治上的協調。我攜帶了一卷中共對時局主張的印刷品，交給李先生，向他說明原委並與之商討。他毫不遲疑的表示同意；並說前些時候他曾認為好人政府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但現在時局的發展顯得不可樂觀，直系的曹錕別有懷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總統，連吳佩孚都受到排擠，那裡說得上廢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這種主張是正確而合時的。 112
當李先生與他的那些主張好人政府的朋友們在一個會議上會面的時候，將我交給他的印刷品分送給這些朋友們。當時即有人說到仲甫（陳獨秀的號）老愛標新立異，現在又在唱反調；但有些人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也覺得好人政府將難收效，仲甫的主張不能說是無見地。李先生將上述這類反應欣慰地告訴了我，並說他曾向他們指出：這不是仲甫先生一個人的意見，而是連他自己在內的一個新興的集團的慎重主張，因而才特別分送給大家看，希望獲得諒解。這樣，中共的主張開始在他們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從此對中共表示同情，也有些人從此與中共分手了。
在北京全體黨員的會議上，我報告中央慎重發布這一對時局主張的意義，到會者都表示擁護。一般較年青的同志更是特別左傾，他們對好人政府不寄予任何希冀，而且認為中共中央的態度還是不夠徹底。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不能革命的，中共應自為主體，放手大幹。這次會議通過了決議，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場，在北方群眾中進行宣傳，以期打破一切依據現實企圖改良的幻想。同時這次會議也決定了利用目前北京較自由的空氣，要求勞動立法，廢除治安警察法，組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從事反帝國主義的活動的具體辦法。後來，北方同志們的這些活動也收到了相當的效果。
我在北京耽擱了約一個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將經過情形報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據黨章每年舉行一次大會的規定，正在積極籌備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舉行。
恰好在這個時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被法國驅逐回國。他們兩夫婦受了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成為虔誠而熱烈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既曾受到法國政府的壓迫，又與主持當時勤工儉學事宜的李石曾、吳稚暉等發生過爭吵，因而滿懷憤恨，準備回國來大幹特干一番。劉少奇、袁達時、陳為人等留俄學生也在這時從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們受過共產國際的相當鍛煉，都準備在中國的實際工作中一顯身手。
他們對於中共中央所發表的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雖一致贊成，但也覺得有些不滿足的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這個文件並未將中國無產階級和其先鋒隊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來。他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會有法國革命中法國資產階級所能起的作用。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中國工人應聯絡廣大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形成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聯盟。
他們在國外的時候，總以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虎有生氣，那知回國一看，事實上卻是相當鬆懈。他們對於黨員的政治見解不盡相同的一點最感苦惱；開始強調我所主張過的統一意志和思想訓練的重要。他們覺得我所主持的工人運動比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尤其是政治活動，要向工人運動看齊。
陳獨秀先生很重視這些從外國回來的同志們的意見。他表示從國外歸來的同志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糾正國內同志那種受環境影響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另一個宣言，來補充前一個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已屆，但預定到會的李大釗、毛澤東和廣州代表都沒有如期趕到①，使會期展延了幾天。第二次代表大會終於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開幕了。當時中共黨員人數是一百二十三人，但這次到會的正式代表卻只有九個人。陳獨秀、李達和我三個上屆的中央委員是當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慧僧是武漢代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統，此外還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記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會議的有張太雷、向警予等人。
這次大會首先聽取中共中央的報告。陳獨秀先生報告中央工作的概況及所發表的政治主張；我報告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經過、工人運動狀況及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形；施存統報告第一次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等的決定。大會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聽取和討論了這些報告，決議追認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發表的時局的主張，以及勞動、青年兩次大會的決議案等。我們鑒於上海環境的限制，決定人數眾多的大會不必經常舉行，以免遭受麻煩。大會旋即推舉陳獨秀、蔡和森和我組織一個宣言起草委員會，俠起草完畢后，再召開大會討論通過，並選舉新的中央。
起草一個政治宣言確是這次大會唯一重要的任務。我和蔡和森又推陳獨秀先生為執筆人。他花了約兩天的時間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員會討論。起草委員會又連續開了好幾次會議，蔡和森提出了許多補充和修正的意見，我也參加了一些意見。大會停頓了約一個星期，又再度舉行，通過了我們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選舉新的中央的時候，大會仍認為只要三個委員就夠了。李達表示根據他一年來在中央工作的經驗，還是專門從事寫作比較適宜些，而且準備到湖南去教書，請求不再擔任宣傳的工作。因而選舉的結果，陳獨秀、蔡和森和我當選為第二屆中央委員，分擔書記、宣傳、組織職務。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是對六月十日所發表的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作了一些重要的補充和修正。這文件列舉中國受列強侵略的情形，較之第一個文件加重了反帝國主義的色彩。在中國內部狀況上，它仍說到反封建制度，但沒有重複資產階級反封建制度這類的語句。它模糊的說到中國資產階級的中間性，強調中國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應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
這個宣言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特彆強調「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為主要政治目標，其內容主要是把孫中山派的民主勢力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的或者開明的資產階級，並提出了民主主義革命和蘇維埃革命兩次革命的理論。
在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在事實上力求它的黨員政治態度的一致，這就引起了黨內的鬥爭。當六月十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時局的主張時時候，我們曾將這個印刷品分送給孫中山先生及一些國民黨要人，並表示希望以兩黨為骨幹的聯合戰線能早日實現。
六月十六日，廣州發生了陳炯明軍隊圍攻孫中山總統府的事件。陳獨秀先生當即在上海的國民黨要人張繼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陳炯明現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與之斷絕關係並一致聲討。
中共中央即致函廣州支部的負責人譚平山等，要求他們立即脫離與陳炯明的一切關係，轉而支持孫中山先生。但廣州的共產黨人並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陳公博和譚植棠仍在廣州《群報》工作，並發表一些支持陳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為了應付這種尷尬的局面，便向國民黨方面作進一步的表示，請孫中山先生出面召集各派革命勢力的聯席會議，並聲明中共將不因孫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暫時挫折而改變其與孫合作的原有立場，中共將更積極的反對一切支持陳炯明的反動言論和行動，對於廣東方面個別中共同志支持陳炯明那種錯誤態度，已在設法糾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以後，中共中央再致函廣州支部委員會，嚴厲指責他們對陳炯明的態度的不當；並嚴重警告陳公博、譚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變態度，將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負廣州書記責任的譚平山，如仍優容放縱，將同樣受到嚴重處分。結果，由於這些同志沒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譚植棠卒被除名，陳公博則在受到嚴重警告的處分后也退出了中共，譚平山遭受譴責后暫時離開了廣州書記的職務。
從中共中央貫徹它的政治主張，執行政治紀律這個角度看來，這件事十分重要。但這也使陳獨秀先生感覺苦惱。他有一種家長觀念，現在這個共產家庭里發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使他傷感。而且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這些人，都是由於他在廣州任教育委員長時，受了他的影響，才與陳炯明合作的。當陳炯明公開叛變的時候，他們並不能和他一樣的辨別是非，因而不得不用黨的紀律予以制裁，這就使他不無揮淚斬馬謖的心情。
在大會閉幕後幾天，馬林回到了上海。他對於中共建立政綱的努力澆上了一盆冷水。他批評聯合戰線是空洞不能實行的左傾思想。
在一次我們與馬林的會議上，他說明孫中山不會贊成聯合戰線，只會要求中共黨員參加進國民黨去。他說共產國際贊成加入國民黨的辦法，認為是實現聯合戰線的可行途徑。他提議，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但我們無人贊成他的主張。
不待說，馬林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來貫徹他的主張。所謂黨內小組織問題，恰恰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那另行召集一次中央特別會議的主張得以實現。
原來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時，中共中央為了秘密開會的方便起見，將在上海的黨員分成幾個小組，討論一般政治問題，提出意見，供大會討論宣言的參考。我所主持的一個小組，都是勞動組合書記的工作人員，人數最多。大會閉幕以後，這個小組仍照常舉行會議，以討論勞工問題為主，但因政治是到會者最感興趣的問題，自也不免涉及。
當我們與馬林爭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這一問題尚未決定的時候，我們的小組也在談論這一問題；因事來看我的張太雷這次也參加了這一小組會。在商談一些有關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之後，劉少奇、袁達時等提到黨內討論政治問題太少，黨員不免渙散隔膜，要求仍照大會開會時的情形，每次都討論一些政治何題。接著就有些同志發言，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主張。這使張太雷聽了頗為不快。而那些從俄、法回國的同志們，也有點不滿張太雷追隨馬林主張的意向，似不免特別加重反對的語氣，含有故意向他示威的意思。
張太雷旋即將我們這個小組開會的情形報告了陳獨秀先生，並向陳先生指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一事，仍在少數中央委員與馬林秘密商談中，為何一般同志都知道了？中央尚未決定的政策，即在小組會上討論，未免有建立另一中心之嫌，也可以說是黨內發生了小組織的傾向。陳獨秀先生聽了張太雷的報告，一時頗為生氣。
但當我為這件事去見陳先生的時候，陳獨秀先生沒有等我說明，就表示這並無不合之處，值不得再提。他還笑著說，他自己就曾向參加我們的小組的某幾個同志，談論過加入國民黨要打手模、宣誓服從孫中山先生，中共黨員如果加入國民黨，也要履行這種手續，如何能與聯合戰線的策略，混為一談。因此，他認為並不是我泄漏機乞動員同志們反對馬林，也許是他們聽了他這種議論，知道了這事，因關心而自動談論起來。他說當張太雷向他提到這個問題時，一時沒有想到這一點。他表示將再向張太雷解釋，以免發生是非。
馬林知道了這件事，立即借題發揮。他約我單獨晤談，並慎重其事的表示，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以後，我曾竭力勸他尊重陳獨秀先生，現在證明是完全對的，因而他很感激。但我現在的作為卻有意無意地有些反陳獨秀的傾向，所以他也同樣的勸告我。我否認他這種看法。他說到黨內因確定政治立場，針對陳公博這類人在作鬥爭，此外，中共黨員中在工作上也有積極與否之分，無形中我被視為積極工作分子的代表，而陳獨秀在某些方面卻不是的。這件事終於引起了意見紛歧的感覺，陳先生雖然收回了他原來對張太雷所說的話，但當張太雷一提起黨內小組織問題時，他就動了感情，這點可為意見紛歧的明證。他表示他並非因參加小組的同志反對加入國民黨，而有所疑慮；但希望我不再反對舉行另一次中央特別會議，因為他認為這對黨的對外政策的決定和消除內部意見，都是有必要的。
李大釗先生也正在這個時候到達了上海。中共中央的負責人認為他和馬林都沒有參加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機會，現在馬林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大家正好從長計議。因而中共中央便決定在西湖舉行一次中央特別會議。
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會約三星期，另一次更重妥的會議在西湖舉行了。參加者有陳獨秀、李大釗、馬林、蔡和森、張太雷、高尚德和我共七人。這次為時兩天的會議，專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雖沒有通過甚麼修正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的議案，但著名的國共兩黨黨內合作的方針，就是這次會議確定的，實際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馬林在這次會議中是主要的發言者。他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大概是為了減少反對，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犯了左傾幼稚病。他的論點是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為實現關於國共建立聯合戰線唯一可行的具體步驟。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國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只能有一個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決不能有社會主義的革命；而且現在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還很小。第二、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是中國現在一個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黨，不能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各階層革命分子的聯盟。第三、孫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決不會與中共建立一個平行的聯合戰線。第四、中共必須學習西歐工會運動中，共產國際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聯合戰線的經驗；中共須尊重共產國際的意向。第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等等。
我和蔡和森發言反對馬林這種主張。我們認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不能與西歐共黨工人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一事相提並論，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共加入進去無異與資產階級相混合，會喪失它的獨立性，這與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原則不合。我們指出與國民黨建立黨外的聯合戰線是可以做到的；這有過去國民黨和其他派系建立聯盟的實例為證；如果組織一個聯合戰線的委員會，可以推孫為主席，委員會中的國民黨人數也可比中共人數多一倍左右。我們所要說明的中共並不是要求與國民黨來個平行的聯合戰線，只是不要喪失獨立性。我們還著重指出，中共除與國民黨合作建立聯合戰線外，更應注意爭取國民黨以外的廣大工農群眾來壯大自己。根據這些觀點，我們要求不接納馬林的主張，並請共產國際重新予以考慮。
陳獨秀先生也反對馬林的主張，而且發言甚多。他強調國民黨主要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不能因為國民黨內包容了一些非資產階級的分子，便否認它的資產階級的基本性質。他詳細說到，一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後，會引起許多複雜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其結果將有害於革命勢力的團結。但他聲言，如果這是共產國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至多隻能申述我們不贊同的意見。
馬林說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陳先生還提出只能有條件的服從。他著重指出只有孫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從他等原有入黨辦法，並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改組國民黨，中共黨員才能加入進去。否則，即使是共產國際的命令，他也要反對。
李大釗先生卻採取一個調和的立場。他雖同情我們的某些看法，也稱許陳先生所提出條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馬林的。他認為國民黨的組織非常鬆懈，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國民黨已經多年，掛著國民黨黨籍，依然進行無政府主義的宣傳，並未受到任何約束。即單純的國民黨員也抱有各種不同的政見，單獨從事政治活動的例子也不少，足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同樣不會受到約束。他也判斷聯合戰線不易實現，採取加入國民黨的方式是實現聯合戰線的易於行通的辦法。
李大釗先生根據他的這種看法，向我們疏通，認為有條件的加入國民黨和中共少數領導人加入國民黨去為兩黨合作的橋樑，是實現第二次大會既定政策；同時避免與馬林乃至共產國際發生嚴重爭執的兩全辦法。結果，這次會議並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種互相諒解的形式，通過了陳獨秀先生所提國民黨取消打手模以後，中共的少數負責同志可以根據黨的指示加入國民黨為黨員的決定。這種決定顯然對馬林原有的中共黨員無條件無限制加入國民黨的主張，已作了相當的修正。
接著，馬林從袋中取出一份關於小組織問題的決議文，宣告黨內現在並無小組織之存在，但有過這種傾向，這雖出自愛黨的善意，也是不應有的，將來更不應有。這份決議文的突然提出，使會場的氣氛突然為之嚴重。大家沉默了一會，陳獨秀先生表現出驚異與馗尬的神情，顯然他在事前並未看到這個文件，也沒有想到馬林竟撇開他而直接提出。蔡和森表示，根本無此決議的必要。他指出黨內合法的小組會議討論黨內當前的政治問題，即使對中央尚未決定的政策表示了一些反對意見，也不能認為是小組織的傾向，如果這樣認定的話將是壓抑黨內民主討論的自由。和我們同持反對意見的高尚德，此時更憤而指斥馬林是施展壓抑反對意見的手腕。
這就使馬林沉不住氣，轉而向我施其壓力。他聲色俱厲的表示：從蔡、高兩同志的發言看來，證明黨內一些年輕初參加中央工作的同志，確有一種左傾反對派的傾向；這是要由我負責的，至少我沒有幫著糾正這種傾向。他希望我讓這個決議順利通過，但以後可不再提起這件事。我強行壓抑內心的憤怒，起而聲明，我反對黨內有任何小組織的傾向，認為並無這種傾向存在，因而不贊成有這個決議。我開始指斥馬林的發言是無禮而且荒謬的。
李大釗先生沒有等我說完，便勸阻我繼續說下去。他頌揚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換意見，達成了對加入國民黨問題的協議，彼此忍讓的和諧精神十分可貴；他說不妨讓這個決議存在，以作為將來的殷鑒。他聲言他不相信我有甚麼小組織的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對我並無不信任的心理等等。陳獨秀先生也重申他不相信我有小組織的傾向，但認為這個抽象的決議既已提出來了，就讓它擺在那裡好了。結果，由於當時中共內部不願爭執的氣氛，和中國人愛尊重對方面子的固有涵養，這決議並沒有依照我的主張予以否決；而以「擺在那裡」的含混語而獲得存案。馬林似鑒於陳獨秀和李大釗對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也就不再多說了。
這種所謂小組織問題與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糾纏在一起，曾使中共黨內後來發生不少的風波。這也是國際共產黨中那一套借故壓抑反對者的黨內鬥爭辦法第一次介紹到中國來。事實上，陳獨秀先生和我以後雖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但因這個決議沒有被否決，彼此心中都有些不痛快，在我們的純潔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陰影。
馬林施展了全身解數，才使他的主張獲得勉強通過；是他的勝利，也是他的失敗。我們以後雖仍照舊保持著工作上的往來，但他對我的談吐似已加上一層戒備。在我這方面，的確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許自以為具有足夠的權威來仲裁中共內部的一切，因而貿然提出這個小組織的決議；結果，並不能如他所預期的獲得支持，反給人以挑撥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使我失去將他當作老前輩的敬意。我從此認為他在不擇手段地打擊我這個反對者，而且懷疑他主張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要將中共融化到國民黨裏面去；並且憑藉所謂小組織問題的決議，向莫斯科作些歪曲的報告，來中傷他的反對者。這一切的一切，是我們後來終於破裂的伏線。
這點，當時陳獨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觸，因而他在所謂小組織問題討論結束以後，立即起而提議讓李大釗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時候，以便共同進行與國民黨建立關係；選派我為中央代表，到北京、武漢、長沙一帶，傳達中央歷次會議的決定，以期獲得蘭致的支持，並指導各地黨務和職工運動的進行。他並且表示，這是對我的完全信賴。所有的到會者都贊成他的提議，他們心目中認為這次的爭執可用這個辦法獲得一些彌補。
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單方面的決定，還是不能實現的。當時孫先生和國民黨正也有此需要，才使這一政策很快的見諸實行。
孫先生在中國近代政局的演變中。始終是個失意者。列強對他的態度一直不夠友善。歐戰後，他曾草擬實業計劃，提出聘請西方技術人員並利用列強力量來開發中國富源的主張，遭受到列強當局的冷視。華盛頓會議時，列強也未接納他單獨派遣代表的建議。同時，孫先生反秘密派遣張秋白為出席莫斯科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代表。
尤其在內政問題上，孫先生一直在與環繞他四周的政敵，作軍事的和非軍事的鬥爭，疊遭挫折。孫先生一直企圖獲得列強的諒解與支持，而外力卻總是支持他的敵對方面。他的親俄固由於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為事勢所逼成的。
一九二一年底，馬林赴桂林與他晤談時，他們之間很快的找著了一些共同點。在中蘇關係問題上，增進了孫先生對於蘇俄的諒解。在國共關係問題上，似也獲得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的諒解。
在西湖會議時，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孫先生贊成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但他從未向我和其他的中共負責人詳細說過他與孫先生會談的經過。當時，我們根據與孫先生接觸的經驗，相信他這種說法不是信口開河，很可能還是出於孫先生的主動。
孫先生素來自視為中國革命唯一領袖，在他的革命旗幟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要求人們擁護他的革命，並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義究竟是甚麼。他在我們沒有組織中共以前，明知我們信仰馬克思主義，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後成為中共要人的朋友們說過，既要革命，就請加入國民黨。後來，他對於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事，也有同樣的解釋，彷彿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應當將共產主義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個大圈子裡面，不可讓它在大圈子外面。
因此，我們很有理由推測，這個加入國民黨的辦法用不著馬林吹噓奔走，孫先生就會自動提出的。如果這一點確是由孫先生提出，馬林自然會覺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時候，即曾指導印尼的社會主義者，參加領導反荷蘭殖民統治的宗教政治混合為一的「回教聯盟」。再者，馬林當時如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允許，是不會貿然自作主張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孫先生這種意向之後，就趕回莫斯科去請示。後來，我從威金斯基等人的口中，知道馬林回去后提出這個建議，併為共產國際所接納。不過當時採用這個建議的詳細辦法和解釋，還未十分確定罷了。
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先生一時似乎失掉了一切。當時孫先生的處境十分惡劣，陳炯明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者，而且獲得一部分輿論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孫中山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調子。北方的實力派吳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聯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陳炯明。國民黨分子背離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王寵惠等四一十九人聯名通電請他下野，這件事給他的打擊更是不小。
這個時候，幾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開宣言要與孫先生合作，指斥陳炯明為反動；而且採取行動上不惜處分在廣州支持陳炯明的少數中共黨員。這些事使孫先生為之感動，認為中共確有誠意與他合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孫先生離開困處廣州白鵝潭的永豐艦，於十三日到達上海，這正是西湖會議后五天的事。陳獨秀、李大釗和馬林分別去拜訪他。孫先生立即贊成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主張。他應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從他的原有入黨辦法，並依照民主化的原則改組國民黨。幾天後，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太雷等就由張繼介紹，孫先生親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國民黨為黨員。
我在孫中山先生抵達上海以前，到北京、武漢、長沙一帶去執行任務。我們在西湖會議上對加入國民黨一點，雖有過嚴重的爭執；但一經決定，就一致嚴格執行。我向北京、武漢、長沙這三個重要的中共地委會所召集的會議中，報告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和西腳會議的諒解；所有曾經有過爭執之點，都避而不談。因而很順利的得到各地同志對於中央決定的支持；並按照各地具體情況，開始建立與國民黨人的合作關係。
九月初，我回到上海。陳獨秀先生即告知他們加入國民黨的經過，並說他們曾告訴孫先生，我也是中共中央的負責人，本應一同辦理入黨手續，現因事他往，只好將來再行補辦。孫先生向他表示，一俟我回到上海，他會歡迎我加入國民黨。因為張繼擔任我們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的角色，陳先生邀我一同先去看他。我們向張繼說明來意之後，他表示孫先生歡迎我入黨，他要去向孫先生報告，請他約定二個時間，親自主盟。我旋即向他們說到，共產黨員第一次入黨，由孫先生親自主盟是很好的。現在我來補行這個手續，就可以由溥泉（張繼的號）先生主盟，由陳先生作介紹人。如有事商談，改天我當專程去拜會孫先生。陳先生贊成我這種說法，張繼謙虛了一陣之後，也就很高興地照做了。於是在張繼的客廳中，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入黨儀式，我舉起右手宣讀的入黨詞，已不是甚麼服從孫中山先生，而是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宣讀之後，是我們共同簽名，而不是打手模了。
張繼先生當時笑容滿面，說要將我這張入黨書立即交給孫先生，又暢談了一些有關中國革命和與蘇俄的關係以及國共合作已有了良好的開端等問題。他尤其興奮的是所有中共負責人都由於他的介紹相繼加入了國民黨，這是他對國民黨有了不平凡的貢獻。這位先生後來雖變成了著名的反共者，但那天的一幕，卻象徵了國共水乳交融的初期情景。
① 李大釗當我到北京面邀時，曾允如期參加。但卒因事未能趕到。毛澤東據他自己在自傳中（第三十三頁，史諾筆錄，方霖譯—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版）說，是因為忘記了開會地址，致未出席。至於廣州代表則因陳炯明事變所造成的戰爭狀態，聯絡發生了困難，所以也沒有趕來。
第四章 孫中山與越飛
國共兩黨開始合作這一事實，使這兩黨人士意識到革命運動的一個新動向。聯俄使中國革命能得到蘇俄的支持，更成為革命運動中的關健問題。但孫中山先生似並不以為國民黨改組和少數共產黨人的加入國民黨，會很快的帶來甚麼奇迹；他主要是在圖謀恢復他在廣東的地盤，設想到將來如得到蘇俄的實際支持，或許不會如過去的動輒遭受挫折。可以說，國共合作解決了蘇俄支持中國革命的一個矛盾。孫中山先生經過越飛與蘇俄建立關係，又大大促進了國共的合作。所以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以及聯俄三個新動向同時並進的醞釀發展時期。
越飛以蘇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出任為駐北京的外交代表，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到達北京。我在西湖會議后，銜著中共中央的使命北上，先他一兩天到達。在馬林回國以後，駐北京的蘇俄代表團留有一個代辦，常與李大釗先生保持接觸。當時，蘇俄的外交代表似不願與聞共產國際和中共的事；因此，這個代辦與李大釗先生的來往表面上屬於社交性質。這個代辦曾與我有一面之識，他急於辦交代，因李大釗先生已赴滬，故為我安排好與越飛會面的時間。
在越飛到達北京的第二天，我即如約到蘇俄代表團辦公處與他會晤，由那位代辦翻譯。初來的越飛對中國情形似乎知道得很少。他根據一張向未讀熟的中國要人名單，接二連三的問我，是否認識吳佩孚、曹錕、張作霖和一些任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和部長等要人。我的回答不是「不認識」就是「沒有往來」。後來我就老實不客氣的向他說：「對不起，我這個青年，不認識這些大人先生。」
越飛當然很重視他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任務。因此，他的問題都側重於這方面，他似不願談到中共和國民黨方面的事，也不將我當作一個中共代表，只是把我視作一般名流，這就顯得有點外交家的做作，同時也流露出一些自大自傲的神情。我也有點青年人的傲慢態度，瞧不起北京政府，因而就不重視莫斯科與北京的外交關係。——我心目中總以為蘇俄支持中國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那個任翻譯的代辦，覺察到了這種情況，便用俄語向越飛解釋，似乎是為我重新介紹，指出我有很好的政治見解等等。
於是越飛轉而問我對中國時局的看法。我告訴他，他剛才所提出這一連串的人名，實在值不得重視，我深以沒有與這些腐敗而落伍的軍閥政客來往而自傲。至於平凡而正常的中國人，我倒認識不少。那些軍閥政客們不久將為人民所唾棄而趨於滅亡，中國的希望就寄托在廣大平凡人民的革命上。
他接著問我，誰能領導中國的革命。我告訴他孫中山先生能領導中國的革命勢力。他又問到孫中山正被迫離開廣州，是否能很快的返回廣州，重建革命政權。我肯定的向他指出，不久的將來，孫先生一定要重回廣東的。而且說孫中山先生是能統一中國，使中國走向正軌的有希望的人物。
我雖不能確說北洋軍閥一定很快就會垮台，但越飛對於我這個遠景的看法，似甚感興趣，因而很高興的問：「你以為我這個蘇俄政府派駐北京的外交使節，會有機會與孫中山先生接觸嗎？」我直截了當的答覆他：「你不僅可以有這個機會，而且還不應當錯過這個機會；如錯過這個機會，對於一個革命的蘇俄使者，是大大的遺憾。」他很有禮貌的向我道謝。
我和越飛這段談話中，接觸到了蘇俄政府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問題，且已觸到問題的中心。蘇俄的外交政策具有兩重性；一面與現存的政府辦外交，另一面又支持要推翻現政府的革命勢力。越飛身當其沖，便把這種雙管齊下的外交政策在中國具體表演出來。以後事實所證明的，越飛在中國的具體收穫，也就是在與孫中山先生建立關係這一點上。
這個時候，國共雙方的要人們都展開了有利於革命工作的活動；而這又是頭緒多端的，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引起爭執的一面。
馬林是其中的一個主要撮合人。他不僅促成了中共負責人加入國民黨這一件事，更奔走于孫中山先生與越飛之間，後來孫、越的見面主要也是由他促成。馬林在政治上顯得有些神秘，他與威金斯基的作風不同，從不將共產國際的決議交給中共中央看，也不和我們談起他與孫、越接頭的情形。我們只看見他時而北京，時而上海，跑個不停。我們還曾譏笑他，不免放棄了共產國際給予他與中共聯繫的任務，專做上層政治活動。事實上，當時他對於中共日常工作的注意力，確也漸漸減少。
這時馬林有點不可一世，中國革命的主要線索好像都操在他手裡面。他與越飛是最談得來的。有時他暗示越飛完全支持他的主張，甚至提到越飛比他還更重視國民黨，認為它才是中國革命唯一的力量。孫中山與他相處得也不錯，似可遇事商談。他這個共產國際的秘密代表，不像越飛之有公開外交代表的身份，可以更自由的活動，不受各種外交慣例的約束。但馬林究竟不是俄國的公民，也未擔任蘇俄政府的職務；因而影響蘇俄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很薄弱的。蘇俄政府的外交政策還是以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為其著眼點。這樣，他就無法滿足孫中山先生的一些具體要求。在國共關係問題上，他也不能完全貫徹他的主張；因為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方面，他常遇到反對的意見。後來馬林因而弄得滿身是非，不能不讓位於鮑羅庭了。
陳獨秀先生對於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因而採取消極的態度。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孫中山先生召集在上海的國民黨高級幹部五十三人開會，討論國民黨改組問題。孫即席解釋他的聯俄容共的新政策，並獲得一致的贊成。六月，他指定九個人組織國民黨改組方案起草委員會，陳獨秀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十一月十五日，孫先生又召集高級幹部會議，討論九人起草委員會所擬訂的改組方案，並推舉胡漢民和汪精衛為改組宣言的起草委員。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國民黨發表了第一次的改組宣陳獨秀先生過去與國民黨人士來往較多，也與他們有過不少爭執。他被孫中山先生指派為九委員之一，顯系具有促進國共關係的重要意義。但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願對國民黨內部問題多表示意見。後來，他又被中共中央派到莫斯科為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因而並沒有參加改組方案的最後制訂工作。
在國民黨方面，孫中山先生總是處於先知先覺的地位，他那時對聯俄容共的政策，主張最為堅決，興緻十分濃厚。但他的追隨者們，並不同他一樣，表面上雖然是一片附和，骨子裡卻有不少的懷疑。國民黨中的右傾與左傾思想同時存在，有的懼怕聯俄容共，會招致列強的反對，不利於國民黨在政治上的發展；有的認為蘇俄既有意與孫中山先生合作，就不應再與北京政府談甚麼外交；有的認為聯俄是可以的，容共則頗具危險性。種種疑慮，不一而足。張繼是國民黨內當時聯俄容共政策的積極支持者。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他還帶了孫中山先生致越飛的親筆信，由上海到北京去與越飛晤談。但他主要是希望蘇俄能經由外蒙給國民黨以軍火援助，仰國民黨能在北方發動反北京政府的軍事行動。等到他從越飛方面確知他的計劃一時無法實現時，他對聯俄容共政策的熱心就開始冷淡下來了。
一九二三年初，越飛因回國道經上海轉赴日本之便，在上海與孫中山先生數度晤談，結果公布了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有名的孫、越聯合宣言。
這個宣言主要確立了國民黨政權與蘇俄政府的關係，同時也是孫中山先生的勝利。越飛同意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並表示完全支持孫先生的革命；這些都是孫先生所衷心歡迎的。廣東政局恰在這時發生變動，一月十五日陳炯明退往惠州，通電下野，國民黨人士正在興高采烈地作重返廣州的打算。孫、越宣言的公布，更足以壯其聲勢。
已移往北京的中共中央，當時正忙於指導職工運動，不僅沒有參預孫、越的談判，而且事前也毫無所聞。我們在報上讀到這篇宣言之後，覺得其中「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的措詞，含有否定中共作用的意義；而且越飛和馬林未得我們同意，逕行作這種露骨的表示，也是不應當的。但我們本著關切國民黨與蘇俄能迅速建立友好關係的心情，對這個宣言只看作是一個具有外交詞令的文件，中共本身並不因此受到約束，因而也毋庸表示反對。
這個宣言所起的作用確是不平凡，它在中國政局中無異墳下一枚炸彈，因為這宣言是由蘇俄駐北京的大使與北京政府的反對派領袖所共同發表的，這對北京政府自然是一個威脅。尤其重要的是，快要重返廣州的孫中山先生及其所領導的南方政府從此實施聯俄政策，而且還堅定了孫先生改組國民黨和容共的決心，這就開始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新動向。
可是這個不平凡的宣言後來又成為國民黨分共反共的依據，使中國革命遭受了莫大的禍害。這也許是由於越飛承諾得太多了，事實上又不能做到。這也暴露了蘇俄對外雙重政策的本性—主要是蘇俄外交部與共產國際間的不盡一致。蘇、國、共的三角關係雖有一個興奮而愉快的開始，結果卻終於翻臉下場。
　

第六篇國共合作的發展
第一章 二七罷工的失敗
（略）
　

第七篇 五個月的監獄生活
第一章被捕后第一道鬼門關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獄—幾乎喪失了生命。這件事我雖事前獲得消息，但疏於戒備。這種對於自身安全大意，而闖了大禍，似也是我充好漢愛冒險所應得的處罰。
我回到北京的當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見李大釗先生，告以擴大會議的經過。他一面緊張的處理他的事務，一面打斷我的話，鄭重其事的告訴我，據獲悉直系內情的王法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軍警當局已擬定了一張即將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單，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準備，要我趕緊回到自己的住所和辦公地點，將文件收拾一下，從速躲藏起來。
他向我說明北京當局將大捕革命黨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於國共兩黨活動的擴張，反對曹錕賄選，以及打擊整個北京政府的言論和行動，早為當局所嫉視。北京的民眾運動、鐵路工人過去的罷工和現在的活躍，都被認為是我們這些人乾的；而我們又是國民黨公布出來的中央委員。再則五月十五日發生了外交總長顧維鈞住宅的炸彈案①，這雖與國共兩黨毫無關係，但擷預的當局認為國共兩黨素來反對顧的對俄政策，因而判定這一炸彈案也是國共兩黨所為。於是，大捕革命黨人的行動就如箭在弦了。李大釗先生雖催著我去準備一切，但他根據王法勤的消息，也很鎮靜的預料總還有兩三天的猶豫時間，北京軍警才會動手。
我離開李先生的辦公室，便到鐵路總工會的秘密辦公處。我先接見了好幾位從各處鐵路來的工人同志，解決了他們來接洽的事務；分別打發他們于當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方。接著，我才向同事們宣布李大釗先生所說的緊急消息，要各人分別準備。於是各重要職員們都分途去藏匿；名冊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運走了；只留下彭永和、李斌兩人負責駐守。
我回到達教衚衕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間十一時了。在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們夫婦住的是兩間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楊子烈是與我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間新結婚的。她是一九二一年在武漢加入中共的最初女黨員之一，這時她在北京擔任《新民國》月刊的校對和發行工作。我們住兩間房，一間是我們的住室，另一間就是這個月刊的發行處。我的太太就經常在這裏辦公。在這間辦公室里，堆滿了各期的《新民國》月刊，以及各種與發行工作有關的文件。她聽了黑名單的消息，一時覺得無從收拾。
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范鴻傑。他們兩位都是中共北京區委委員。我旋即與他們兩位商談有關黑名單的事。他們已經知道，並已作了必要的準備，但仍暫住在原處，因為他們用的是假名字，軍警不容易發現。他們也預料實行捕人將是兩三天以後的事；到那時再行躲藏不遲。他們主要是為我這個軍警心目中的「要犯」擔心，希望我明天能夠摒擋一切，離開這個住所。於是我和我太太忙著燒毀重要的名單和信件。可是，我們這兩間房裡堆的文件確實太多了，一時清理不完。而且，夜已深了，人也累極了，心理上還相信有明天可以繼續清理，所以在燒了一部分文件后，也就睡了。
誰知這次警探們的行動比我快了一步。第二天天色還沒有亮，我的住所和鐵路總工會的辦公處同時被大批警探包圍。公寓的掌柜來敲我的房門，我從夢中醒來，還以為是預定今早回去的鐵路工人有急事來找我。我打開房門，警探們一涌而上，沒有出示任何證件，也沒有說明原委，便把我和我太太都逮捕了。
警探們在我的房間內翻箱倒筐，檢去大批文件。他們的言語態度極其粗野。我太太氣得高聲斥責他們是「土匪強盜」沒有經過法律手續，便亂捉人，亂拿東西。我悔恨自己的大意，更深恐牽連到同住的高尚德、范鴻傑兩位同志，因即示意我的太太不要再講，以便早點離開這裏。幸好這次高范兩位沒有受到牽連。我們被押上一輛囚車，馳往前門外的警察廳偵緝處。
這個偵緝處是北京城內著名黑暗的捉人機關，處長高某是跟隨曹錕多年的馬棄出身，能直接向曹進言。他是一個彪形大漢，滿臉橫肉，談吐舉止粗野不堪。看來，他似乎不識幾個大字，更不懂甚麼叫法律；而滿面煙容，顯然是一個吞雲吐霧的老手。副處長姓張，是個六十開外的老頭兒，與高某比較起來，談吐文雅，容態慈樣，倒像一個讀書人。那高某把他當作「紹興師爺」有點頤指氣使；不過對於他的意見，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為高某自己實在太無用，不能不依靠張老頭兒的筆墨。因為重視我們這個案子，正副兩處長親自來審訊。
與我同時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還有駐守鐵路總工會的兩位幹事。彭永和是學生出身，主管收發工作，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莊的鐵路工人，在總工會中管理庶務，經常是伙夫裝束。還有《新民國》月刊的主編范體仁也被捕了。我們五人以我的情節最重。他們首先將一副九斤重的對付死囚的鐵鐐將我雙腳扣住；關在一個偵緝班的屋裡。其他四人則分別囚在別的監房。
審訊由當天正午開始。他們著重問的是有關顧維鈞住宅的炸彈案。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以後才發生的。當作禮物被送到顧家去的木盒子，經他的僕人打開后，炸彈雖炸爆炸了，但遺留下來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紙張，以及紙張上所寫的字跡。他們就企圖從這些木片、紙張和字跡中找出犯罪的證據。
偵緝處承辦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乾的。他們根據這個假定，偵查的結果，發現我恰恰在此時到上海去了，因而懷疑是我乾的。他們偽造了一些木片和紙張，硬說是在我住房裡搜查出來的。他們從我們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對炸彈包裹上的筆跡。
我寄押的房間中住了一組十二個人的偵緝班。這些偵探都能閱讀報紙和寫簡單的報告，似是偵緝隊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們佩帶短槍，日夜監視著我，但也與我攀談，企圖找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綻，特別要我寫這樣，寫那樣，那個拿個白紙扇子，要我題字；那個又來問我某某成語如何寫法。但他們這些企圖，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們在第一天就泄露，在這次搜查中沒有發現和炸彈包裹上同樣的字跡，使他們甚感苦悶。他們又透露，他們所以如此熱心的偵察，是因為顧維鈞出了十萬元的賞格來破案。
那天，審問開始時，處長高某首先問我：「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嗎？」我回答說：「我從來沒有這一類的木片。」他又問：「這些紙張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來的，是嗎？」我看了看那些紙張，又回答說：「我抽斗中從來沒有這些紙張。」接著，他拿著許多被搜出的文件，一件一件的問我，是甚麼人寫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說：「寫字的人已簽有名字在上面，你們可以自己看。」
他們這樣漫無目標的亂問下去，我有點不耐煩了。我反問他們：「你們問這些不相干的話，到底是甚麼意思？」那個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這個『亂黨』，反正是該死的。現在又犯了炸彈案，還不快招嗎？還要我們費事嗎？老實告訴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點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著辦吧！」
他們企圖從我口中逼出有關炸彈案的口供；我卻乘機向他們解釋，我說明我根本不贊成暗殺，因而決不會做這類的事。我也告訴他們，不僅我個人如此，國民黨和共產黨人都是不贊成暗殺的，黃復生、汪精衛刺攝政王的故事已過時了；我還譏笑他們的假設是走錯了道路。
這樣審問下去，情況似乎逐漸對我有利了。他們當初懷疑我是在炸彈案發生以後才離開北京的，但從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證據中，證明我離開北京是在炸彈案發生以前約一個星期。偵緝處雖然偽造了木片紙張等無關重要的證物，但始終無法偽造我和同志們的字跡，也問不出那裡來的炸彈和誰是送炸彈的人。這使他們覺得對付這些社會上有聲名的知識分子，究竟證據不夠充分，不能強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顯然十分熱衷於十萬元的賞格，沒有證據也想打出一些證據出來。他許多次都大叫要用刑；最嚴重的一次，是將我勒跪在一堆鐵鏈子上面，大約有半小時之久；跪得我滿頭大汗。左右還站著幾個法警，拿著很粗的木杠，準備將我的雙腳壓住，讓我嘗嘗「睬杠子」的苦刑。我只有咬著牙關，忍著劇痛，一言不發。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嚇，怒目高叫：「你這小子，還充好漢。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滿臉殺氣，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審訊的時間愈長，他愈無法支持；原來他的鴉片煙癮愈發愈厲害了。坐在他旁邊的那位張副處長便乘機請處長休息，改由他繼續審訊。高某雖然還是滿口粗言穢語，卻身不由主溜到後面去了。張副處長看他去遠了，便對我說：「你跪著不好說話，起來罷！好好的直說！」於是，由兩個法警扶我立起來。我受此刑辱，憤怒萬分，仍是一言不發。張老頭兒只好又說：「你去休息休息再說吧！」
每次審訊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隻能維持一個鐘頭，就要回到他的鴉片煙榻上去；再由張老頭兒接替審問。而張老頭兒的精力也不夠實施疲勞審訊，因為他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所以審訊的進行，總是時斷時續。張老頭兒從未向我發怒，至多只是說：「好好向處長說，以免受刑。」我卻乘機向他進行種種解釋，他也老是靜聽著，不置可否。
這樣，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們訊問的目標就轉移了。他們不再問炸彈問題，轉而問我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及鐵路工會中的活動。我不否認這些活動，但總避免給他們把握到不利於我的材料。我還向他們抗議，指出我做一個國民黨黨員、共產黨員和工會職員，根本是不犯法的。他們對於我的抗議，避開正面答覆。到此時，他們有點無精打彩，似乎想草草結案。後來聽說這是由於顧維鈞受到不可藉此陷害革命黨員的警告，撤銷了十萬元的賞格，所以他們也鬆勁了。
第四天，偵緝處的審問結束，由張老頭兒辦理移送到警察廳中去的手續。高某已經看不見了，完全由張老頭兒來處理，他對我的問話只是關於他在公文手續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一切情況都顯得緩和多了、而且張老頭兒還有同情我的表示，頗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們這件案子的情形很嚴重，現在要移送到別的機關去辦理；我假若能像這幾天一樣穩妥的應付，也許不會惡化。高處長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過苦刑的折磨，實在幸運。他慨嘆他自己年紀老了，一向信佛；對於案件的處理，總是慈悲為懷。他說到他有四個兒子在各大學念書，其中兩個還參加過五四運動，他們曾向他稱讚過我是一個好學生，而且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他表示現在時代的確變了，年輕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樣了，他的兒子們也是如此。最後他向我暗示，炸彈案大概沒事了，其他的罪名總較輕些。要我好好去為自己辯護。
我常看見張老頭兒手裡拿著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現在聽他說了這樣一段誠懇的話，因而向他表示謝意；並指出這幾天來，他是很愛護我的，屢屢苦心的為我解圍。他嘆著氣向我表示，像我這樣一個人才，原不應遭受這樣折磨。國家的事沒有弄好，不應該由我們這輩青年人負責。他直率的告訴我他內心的矛盾，他在職務上是要嚴格辦我的，但為年輕人的前途著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著他那四個與我抱著相似觀念的兒子，和他們平日向他所說過的話。他這樣說著，不覺掉下幾滴眼淚來。
至此，我也頗為感動，我們之間似乎已沒有審訊官與階下囚的分別了。我反而安慰他，稱讚他的仁慈和見識。他最後表示，他不僅對我如此，即對與我同案的人犯，也是一樣寬大。除了我的那位廚子李斌—李這時只承認是一個廚子—受過刑訊以外，其他的人都沒有吃過苦頭。他還進而告訴我，我同案的人犯在口供上都沒有牽連別人，這是很難得的；我們今天晚間就要被送走了，總算渡過了這一道難關。
在張老頭兒宣布偵查已告結束以後，這一班看守我的偵探們，便奉命為我除卸腳上的鐵鐐。我當時頗不願意，想帶著這根鐵鐐上法庭去，當作偵緝處虐待人犯的證據。經過那些偵探們說好說歹，而我在當時情形下也不能夠堅持，便只好讓他們卸了。那些偵探們最初將我看作是扔炸彈的亂黨，類似江湖大盜；並不知道甚麼叫「革命」。經過我和他們幾天的攀談，不僅我從他們口裡獲得一些對我有益的消息，而且也乘機給他們上了一次政治課。這一課的題目可以叫作：「甚麼是革命黨？革命黨人是不可以虐待的！」這一課對於他們似乎是不無影響。後來，中共的許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這次的經驗。
第二章受軍法審判
當天下午七時左右，我們這一案的人犯都被分別押解到警察廳。警察們又將我帶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日我曾住過的那間監房。我心裏正在想：「這是我舊遊之地，」果然有一個看守走過來向我說：「你又來了！」我也回答他說：「你還認識我嗎？怎麼這多年你還沒有陞官？」他望了我一眼，似乎有些難為情，沒說甚麼就走開了。到了十點鐘的光景，看守又把我帶到替察廳的大堂內，問官只點了我的名字，沒發一言，就由大批武裝警察將我押上一輛卡車，直並出警察廳。
這時，我心裏有點恐慌起來。我想：「這不是驗明正身，乘黑夜將我送去槍斃吧？」我不由自主的問我旁邊的一個警察：「將我送到甚麼地方去？」他回答說：「警備司令部，一會兒就到了。」
將信將疑之間，車子已停在我所熟悉的步兵統領衡門的旁門口了。這裏原是滿清時九門提督衙門，民國后改為步軍統領衙門，警備總司令部也設在這裏。直系巨頭之一、以嗜殺革命黨人著稱的王懷慶那時做警備總司令兼步軍統領，所有偵緝處和警察廳承辦捉拿革命黨人的重大案件都由他指揮。我此時知道此行確不是即時秘密槍斃；但想到：四天來走遍了北京城內三個可怕的機關，不知他們將要如何擺布我？接著，我被押進了步兵統領衙門的老監獄中。
這是一座老監獄，還遵行著滿清的遺規。在一盞高掛著的昏暗油燈之下，監獄的看守長和獄卒們特別認真的搜查我，我的褲帶和衣服上的骨鈕扣都被拿走了，手帕被分作四塊才留給我用。他們這樣做，雖然使我非常不方便，但也使我估計到他們是想長期拘禁我。這裏看守的人，比偵緝處的偵探們態度上要和善些。獄卒們告訴我，這是他們自己的住房，關在這裏，算是優待我了，要我安心睡覺。
第二天清早起來，我發覺我果然在受優待。我可以在四周圍著高牆的院子里自由走動，其他的犯人在規定的短時間內才有這種享受。我知道了這裡是這座大監獄的一個小部分，名為「看守所」。這座建築知的正屋是看守人員的辦公和住宿的地方，其餘有大牢，有隔離監，有女監等部分。在看守所部分，我住的這間房子里有一個可以容二十人睡眠的大炕，佔了這房間全面積的三分之二，此外還擺著一張桌子，兩張長凳，和兩張木板床，有四個獄卒和一個衛兵住在裏面。他們都是旗人，多數是從滿清時代便在這裏當差的，其中有兩人大約已經超過五十歲了，其餘三人也在四十歲以上。在這所房間的左面，便是看守所的監房，約可容納四十人，囚禁的都是一些罪名較輕的犯人。監房的對面是一個比較小的房間，聽說原先駐紮過一班衛兵，這時只住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兵。看守所的中央是一塊院子空地，，四十個犯人在裏面散步和吃飯，可不覺得擁擠。看守所的四周，都是堅實的高牆，經常關鎖著的小門，其寬度僅能容一個人出入，門外站著武裝的士兵。在我的住房內，還有一個四方的小洞，通到監獄裏面，這是看守所內獄卒與內面監獄辦事人員聯絡用的。
我除了看見李斌被關在看守所的監房裡外，從獄卒們透露的消息，又知道其餘的同難者也都分途移送到這個衙門來了。我的太太被關在女監中，范體仁和彭永和似是被關在後面監獄的隔離監里。在上午七時以後下午九時以前，我都能在院子里自由走動，也可以和獄卒看守們任意攀談。我很想利用這種自由與我的同難者取得聯繫。
我找著機會和那位剛直而樸實的工人領袖李斌交談。我首先慰問他在偵緝處受形的痛苦，撫摸他背上所遺留的傷痕。他告訴我，他一口咬定他只是被僱用的廚子，甚麼都不知道，再受刑也不會改口的。在偵緝處時，他和彭永和對過質，彭永和是一個甚麼也不知道的學生，並證實他確是一個廚子。我則告訴他，我除了有而實證據的以外，甚麼都不承認，要他堅持原有的態度，可將一切責任都推到我身上。牢頭看見我們說久了使起而干涉，李斌親切的囑我珍重，我則伸出大姆指，稱他是條好漢，彼此就含笑分別了。
這個機關雖名為警備總司令部，實際還是九門提督衙門的底子，猶有深厚的滿清遺風。衙門裡的人們似多具有沒落和消極的心情。那個高大個子的看守所長，看來活像一個王公大臣；他手裡老拿著兩個核桃珠子，不斷的玩弄；胸前配戴著一個漂亮的鼻煙壺，不時的給鼻子擦上一點。他踱著上朝的步法，倒也十分有氣概。但在辦事上，除了撈幾文之外，甚麼也懶得過問。那些獄卒們談起吃喝穿戴就很起勁；可是窮得要命，每人所穿著的百袖軍服，還是由棉軍服將棉花抽出而改制的，他似滿腦子想法不外「有了皇帝，天下才會太平」。甚麼「民國」，「國民黨」，「共產黨」、「軍閥」、「總統」，「曹錕」等類名詞，他們一概不感興趣。我和他們交談起來；有點格格不入；我最初還以為他們一因受過訓練，守口如瓶，後來，在知道他們根本甚麼也不懂，實在無從談起。
這個看守所內，經常關著三十名以上的犯人，其中大多數是小偷，其次是嗎啡客。這裏，實行用犯人管理犯人的制度；看守所內有三個帶腳鐐的重犯，他們就是犯人中一正兩副的頭目，負著管理犯人的責任。其中正頭目比較自由些，有時他可藉口處理事務到院子來溜達一下並和我交談。他是被處三年徒刑的，他覺得我比他大得多；因為我是一個「造反的欽犯」，而他只是一個普通犯人；其實，他也並不知道甚麼是「造反」。要向他宣傳一些革命的道理很是困難。不過我囑他不要苛待李斌，倒確收了實效。
我在這「優待室」里住了五天後的晚上，才被提去審問。在一間擺著許多堆滿案卷的公文架子的辦公室里，靠窗擺著一張寫字檯，坐著一個瘦長個子、三十多歲的軍法處長，看來是一個無精打彩的「紈絝子弟」（後來我知道他是滿清的貴族，也抽鴉片煙）。檯子上放著一大堆有關我的案脊，他在那裡一面翻閱，一面用筆圈注，再慢吞吞的向我發問，態度倒也不很兇惡。我站在他的檯子前面。兩旁站著兩個高大強壯的衛兵，但無紀錄人員。
那個軍法處長首先向我表示：關於我的案卷他都看過了。但他沒有再提到關於炸彈案的事，翻看一卷案卷指著說，根據報章記載和搜獲的文件乃至我在偵緝處的口供，都可以證明我是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問我現在是不是否認。我答以絕不否認，並引以為榮。他進而問我：國民黨由那些人負責，做些甚麼事等問題，我就概以「不知道」三字答覆他。他也不理睬我的答覆，聲言政府對於這些事早已知道了，他不過照例問問而已。第二次的審問仍在夜晚舉行，主要問的是有關中共的問題，他同樣提到根據各種證據，證明我參加了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的中國共產黨，而且是一個負責人。我也同樣不否認，並聲言這是光榮，而不是犯罪。他對於共產主義似乎知道得特別少，老在說甚麼「共產公妻」，幾乎使我發笑。這次審問，也和上次一樣，他們一無所得。
第三次的審問主要是有關鐵路工會的問題，他透露出在漢口破獲了一個鐵路工人的「搗亂機關」，捕獲了楊德甫等重要「罪犯」。從那裡搜獲的文件中和他們的口供中，證明他們的「上司」是「張特立」，現在從我的住所所搜獲的文件中，又證明「張特立」即「張國燾」。問我有何話說。我答以「張特立」我的別號，我是做著組織鐵路工人的工作。他即將這一點記錄下來。
在這幾次的審問中，牽涉的問題很是廣泛。有一次他問我，為甚麼國民黨和共產黨鬧得滿城風雨？是不是因為俄國人或者廣州的孫中山，拿出了大批金錢的原故？我答以這點我毫無所知，我只知道民國以來，軍閥鬧得烏煙瘴氣，有志之士，本愛國天良，不得不奮起救國。他聽了我這番理論，面露得色；也許他是懷著「沒有了滿清皇帝，民國到底弄不好」的心情，因而對我的說法，從另一個觀點去寄予同情。
最後一次的審問。距離第一次已經兩個多星期。這次是頗具戲劇性的。那個軍法處長首先向我說，他有一件公文，其中的一段扼要的記著我的口供，現在念給我聽，要我站得遠遠的，他捧著這公文對我念起來了。其內容大致是：「張國燾，別號張特立，年齡xx，．籍貫xx，出身xx，經歷……系孫文亂黨的中央候補委員，重要共產過激分子，非法鐵路工人組織的總幹事……歷次聚眾滋事……圖謀不軌……以上各節該犯均供認不諱……。」等語。他念完要我在這個文件上打手模，我立即反抗，聲言這個文件未經我看過，所念出來的部分，也完全不是我的話；我願意自寫口供，卻不能打手模。
他見我堅決反抗，便向衛兵示意來強制執行；兩個衛兵將我的兩手摘擒住，我竭力掙扎反抗，表演了一個打鬥的鏡頭；結果，我的兩手被扭在身後，前胸則被推靠牆壁。那個處長走過來，在我右手的大拇指上塗上了一些墨，將那件公文在我的拇指上印了一印。當他們實施強制時，我曾高聲抗辯：「強迫打手模，沒有效。將來到了法庭上，我是要控告的。」
那個處長聲言這不過是一個照例的手續，現在審訊終結了；並聲明這裏就是軍法的終級審判，不準上訴。我於是連聲問他：「我究竟犯了甚麼罪？」他怒聲回答說：「你犯了內亂罪。」我又追問：「甚麼叫內亂罪？」他一面向我高叫：「內亂罪就是內亂罪。」一面對著那兩個衛兵說：「把他帶下去！」我被帶出這間房門時，他又命令他的侍衛，將我的太太帶來，與我見一面。不一會；兩個女看守挾持著我的太太來了。她站得遠遠的，不準走近我，也不準交談。只見我的太太淚痕滿面、我則悲憤交集，一瞬間我們便分別被押回監房去了。
我回到看守所以後，滿腦子都是一些「內亂罪」、「強迫打手模」和與我太太不平常的會晤。我推想這些都是置我于死地的象徵。無疑的，內亂罪就可以判處死刑，如今又要我太太和我一晤，更似刑前的訣別。我推想我的腦袋有點靠不住了，但其他的同難者或可倖免。我決意設法挽救自己，首先設計和外面通消息。我幾次議重價托看守傳遞消息出去，但一直得不著迴音。
在審問我的期間，李斌也受了一次審向，他背上又增多了用軍棍毆打出來的傷痕。我百般安慰他，想盡方法為他醫治。我也知道了他還是一口說定他是廚子，並未因受刑而改口，審問官似也相信了這一點。因此，我判定他可以先我被釋放出去。我和他計議著，如果他能早獲釋出，所應做的事，特別是如何救助我和其他同難者。果然，不到一個月的工夫，李斌被釋放了。這使我有說不出的偷快。
我在優待室中不覺已經住了兩個多月。離審問的結束也有六個星期；可是我依然未獲一點確實的消息，實在悶得難受。我屢次向看守所長要求給我書看、也大吵大鬧過，但總未如願。我於是實行絕食，以示抗議。在絕食的第二天，看守所長來問明了我絕食的原因，就向軍法處長請示去了。
這天十二點鐘的時候，軍法處長又提我去問話，他首先問我：「是不是看守所虐待了你？」我反問他：「不給我書看，難道不算虐待嗎？」他接著故示和藹的向我說：「你是一個內亂未遂罪的嫌疑犯，要想很快的被釋放是辦不到的，你耐心一點吧！要看書嘛，我盼咐他們給你一些佛經的書看，但不準用紙筆。」
我這次的要求總算有點結果。第一，我知道我已不是內亂罪犯，而是內亂罪的未遂犯。看來情節輕多了，而且那個處長曾明白暗示我只是一時不能被釋放。第二，我可以得到一些書看。我在推測這大致是由於我的同志們為我在外面做了不少的手腳。當天下午看守長果然送來一部「聊齋志異」，我也就停止絕食。
我在監獄中的情況，顯然是改善了。就在我停止絕食后約一個星期的時候，居然有一位同拘禁在這所監獄里的新聞記者劉某與我隔著牆利用那個小方洞交談起來。他首先告訴我，牆兩面的看守人員都已藉故走開了，無論甚麼事都可以談。他遞給我一份舊報紙，要我看。這份報紙上記載著一百九十名國會議員為我們被捕一事向政府提出質問，並要求立即釋放。
我看了這個消息心情為之一振。
劉先生還很高興的告訴我，我們的案子現在是沒有事了，最初在偵緝處的四天，是最危險的階段；被送到這裏以後，也可能依軍法判處死刑；不過這種危險現在確定沒有了。雖然當局仍有永遠監禁我的意思，但事情究竟好辦多了；說不定在這裏住上一年半載，便可以出去。他還告訴我，這些話是王法勤先生前幾天要他轉告我的，他今天才設法得著獄卒們的默許，利用這機會向我傳達。
我除向他表示謝意外，並問他自己的處境。他告訴我他是因發表反曹錕的文字而被捕入獄的，已在這裏拘禁了八個月了，最初也是要殺頭的，後來也由於王法勤先生等的奔走，緩和下來；還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釋放。他也說到我和他彼此都是國民黨的同志，都是由王法勤先生負責援救。王先生憑著人事關係，為我們奔走很是賣力。
關於我之終能轉危為安的內幕，後來，我出獄以後，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這並不是他所能為力的；而是齊燮元的一句話，無意中發生了效用。原來，當王懷慶捧著我在上面打過手模的公文去見曹錕請示處理辦法的時候，曹錕說：「把他斃了吧！」適在座的江蘇督辦齊燮元要賣弄他對付革命黨人的本領，因而從旁插言：「這些亂黨如果槍斃他一個，他們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給他一個永遠監禁，讓他瘐死獄中。」曹錕聽了這番話后，便改口向王懷慶指示：「就照齊老弟的主意辦吧！」這是曹錕隨身侍衛所傳出來的話，也是我所以由內亂犯變成內亂未遂犯的重要根源。
第三章 獄中的見聞與苦思
就由於這個料想不到的因素，我們整個案子都輕鬆了。我的太太因為有病，由女監移送到了醫院。彭永和也被釋放了。我和我太太之間可以由看守傳遞一些小說書籍，我們還可以用燒過的火柴杆子在書內寫幾句話，互通消息和互致問候，但我仍被嚴禁與外間通消息。我手頭沒有一個錢，我每天兩頓所吃的除一大碗氣味難聞的粗米飯和一根約小指般粗的鹹菜而外，就再沒有其他的東西了。衣著就只有身上所穿的。這大概就是所謂「瘐死獄中」的辦法的實施罷！
但當時我的心情是安定下來了；日常生活上的困難，我也在設法克服。我與看守所的犯人們維持著友善的關係，他們每頓吃的是兩個窩窩頭，我常將我的大米飯和他們交換，他們很高興。我這樣時而吃飯，時而吃窩窩頭，在口味上有了調劑的作用。我每天都能洗身，有時也能借得一條短褲換一換。
其他的犯人則與我不同，他們可以由他們的親友送進來一些衣物和錢財；除衣物由各人自理外，錢財則都存在看守所長手中，隨時領取，作購買食物之用；這也是獄卒們榨取油水的主要來源。犯人們向看守所長領取存款時，照例由看守所長扣去三成至五成，再由值日的牢頭拿這剩下的錢去購買食物，他又必從中至少扣取三成，食物買好或做好之後，再分成三份，牢頭們、犯人頭目及出錢的本人各一份。因此，出大洋一元的犯人，實際只能得著價值約一角的食物。這幾乎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獄卒們要按著這個規定調整一個秩序出來，以便他們各人所得的油水相等。
如果有幾天沒有油水可揩，獄卒們就用毆打犯人的手段來設法榨取。如果某一天購買食物的犯人很多，總數在十元以上，就能成斤的買來豬肉，成包的購買強盜牌香煙（經常是零枝購買的），那就是我們看守所大家高興的喜事。這時獄卒們會認真料理這些食物，大家吃完之後，還要大加品評。
這個看守所的犯人是整天被關著的，不需做工；每天只輪著兩個犯人打掃院子，衛生條件很壞，疾病也很多。監獄里還迷信不能捕殺耗子，因此，耗子多得可怕，每當我吃飯掉下幾順飯粒在地上時，耗子大軍就從各個洞口結隊的向目的物搜索前進；我睡在炕上時，往往從破爛紙糊的天花板上掉落一個或兩個互相打架的耗子來，有許多次竟掉在我身上。臭蟲也特別多，我曾用十天的工夫捉了一小盒，成績似不下於名記者邵飄萍②。蟻蟲每晚都在奏著曲子，與害瘧疾的犯人的呻吟互相呼應。
這個看守所簡直是一個無人干涉的小偷養成所。原來犯人中的多數本是小偷，而其中多數的慣賊又互相認識；他們在一道，終日無所事事，只有研究偷扒的經驗與技術；就是初犯的，經過他們的熏染，也就入了這一行成為慣賊了。有一次捉進來一個未成年的小偷，第二天便被其他的犯人毆打，在那裡哭泣不已。在犯人們被放到院子里來作十分鐘的散步的時候，我問這小孩的年齡，他說是十七歲，但正確的演算法還不滿十六歲，他這次因飢餓偷竊食物被判處徒刑一個月。當我問他為甚麼被同監者毆打時，他說是他們逼他拜師父，他情願拖洋車，也不願幹這一行。誰知那個腳帶鐵鐐的犯人頭卻因此怒月相視，我只有轉臉向他說：「怎麼？你不喜歡我管這件辜嗎？你可不能打這個小孩子！」
這個看守所也是嗎啡客經常出入之地，幾乎每天都有一個或者幾個被捉進來和被釋放出去。這些被捉到的嗎啡客通常總被判一個月上下的徒刑，但實際往往不到三天就被釋放了。這些人的景象實在令人可怕。滿身都是注射過嗎啡的針孔；發了癮的時候，嘔吐不已，聲音十分難聽，似乎就要斷氣的樣子。我起初還以為這個衙門是基於人道觀念將這些嗎啡客提早釋放，誰知卻另有內幕。
我同房住的那個看守兵向我泄璐了這個秘密。這個兵油子是十足的旗人模樣，當口袋裡有幾文的時候，就換過便服，大搖大擺的去坐茶館，多數的時間，總在那裡哭窮。他告訴我，步軍統領衙門在滿清時是個肥缺，現在變窮了，收益都被警備總司令部和警察廳侵奪去了，只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嗎啡捐。大宗販賣嗎啡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這些批發商轉賣給分佈在北京城內的許多嗎啡館，這個窮衙門就向那些嗎啡館收捐，表面上卻還要表示禁賣。他指出那些嗎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認真禁止嗎啡，或將這些嗎啡犯都強制戒絕，那麼，這個窮衙門就連嗎啡捐這點油水也揩不到了。
我聽了他這些話，不寒而慄；我向他指出這是傷天害理的事。他哼著回答說：「傷天害理的事還多著哩！」等我要求再講些故事給我聽的時候，他又笑著說：「得拉！留著脖子多啃幾天窩窩頭吧！這個年頭，我甚麼都不指望，一心只想袋裡有幾文，在茶館里一坐，喝上一壺香片，日子就混過去了。」這個兵油子的這段話，活活刻劃出當時北京衙門的景況和多數人的心情。
我在獄里的時間並不算長，但耳聞目睹的事，卻己不勝枚舉。這對我說來，無異是一個重要的課程，我因此對中國社會的黑暗面有了深一層的了解。我覺得中國的社會改革須要很大的工程和很長的時間，我進一步了解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以掃除這一切的齷齪，在中國是何等的迫切與重要。
不僅如此，在監獄里，不免使人覺得度日如年。我還不算寂寞，而是孤單，即每天所接觸的人，與我很少共同之點，我不能向他訴說我心中的事。好不容易挨到了九月間，氣溫已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交談過的劉先生居然被釋放了；他在臨走時，還和我殷殷話別。我為他的出獄欣慰，似覺得我這個政治犯也增了出獄的希望；但也有點難過，因為此後我沒有了一個唯一可以談話的人，也少了一個通消息的人。我腦海中更引起許多幻想，劉先生出獄了，我卻不能，這必定外面不易援助，也許還要坐上幾年。覺得如能在獄中念幾年書，或可在學問方面得些成就；可惜我只能得到少得可憐的小說書。我仔細一面回憶已往所做過的事和所閱讀過的書籍，企圖尋找出一些新道理來。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我日常踱步、做體操的地方。有時我會測驗一下那圍牆的堅實程度、或量其高度，或試聽牆外的聲音，或踩踩腳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衝出牢門，用計謀或硬打出去等等。這一切，無非是幻想，自然難於找出頭緒，不過發泄一下作為一個犯人的憤恨和反抗的心情罷了。漫長的時間總在左思右想，最初佔著首要地位的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難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們和整個革命事業會因我的被捕受到可能的影響，乃至他們工作的進展估計等等。日子久了，甚麼辦法都想不出來，自然就慢慢轉到如何利用監獄中的時間來鍛煉自己的問題。在散步的時間內，往往想得頭昏腦脹，有時搖頭，有時做手勢，甚至高聲喊叫出一兩句話來，引得旁觀人的驚奇注視，以為是神經病發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彷彿成了銀幕，海市屋樓和各種形象都會映現出來。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夢魔往往隨著那些幻想的形象而來。這樣我才深刻體會到，一個人沒有師友的切磋、圖書的參閱、孤單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天地中的痛苦。無法接觸廣大社會，個人的思想不免會亂雜無章，拋不開感情衝動，免不了顧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系統了。
我在獄中的界想對我以後的種種作為頗有影響。大體說來，減少了我這個在當年只有二十七歲的青年那種勇往直前的銳氣，並磨掉了做人處世太過直率的一些稜角。我那時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這個原想研究自然科學的青年愛國者，竟成為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沒有或很少研究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以及歷史學等，而要想有驚人建樹，究竟缺乏準備，單憑熱忱，是不夠的。所以還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國如何實現共產主義，我始終想不出個頭緒來。至於對國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國，我倒有過不少的設想，認為要有顯著成就，需要一個歷史時期，甚至超過陳獨秀所說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懷疑點多半根源於「革命」這個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樣迷信革命，轉而認為革命是非常手段，並不能解決眾多的社會問題，而且革命還會產生一些不良的副產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蘇俄革命，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中共的長成和馬林等人對我的爭鬥等等，自覺已能有更深的了解。時「一致」、「組織」、「權力」、「領導」、「政黨」乃至「革命」本身等等這些概念的理論和實際，也發現它們的正反兩面，有時會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有時會是毀滅人類建樹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馬林對我所使用過的種種手段，在共產黨內發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對這些事感到驚奇，實在是自己當時的過於天真。
我考慮得最多的還是國共合作這個緊急的當前現實。又想起我入獄之前在上海參加擴大會議的經過，陳獨秀先生當時所表現的那種狼狽狀態奮國共為黨團問題所引起的爭執，黨外合作的主張再度提出等等。我為國共關係前途擔心。我一直認為自己的主張正確，在西湖會議時我站在國共建立聯合戰線的立場上，反對馬林那種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去的主張。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我反對馬林那種取消中共的傾向，堅持中共須獨立存在與發展。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我一見到孫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許多黨存在這一根本問題，接著又提出改組后的國民黨，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黨章就不宜規定得很嚴格，而應具有廣大的包含性。我入獄前的種種事實，不是又證明我有先見之明么？
但我回過來一想，我內心是始終根本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又為甚麼不堅決表明，還要講求妥協，惟恐傷害和共產國際的關係與中共黨內的團結，豈非不夠堅強？又覺得僅僅堅持反對意見還不夠，還要有主張，要提得出一個清清楚楚的完整的方案。如是又繼續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後我為甚麼不策劃一套聯合戰線的計劃、實行方案和未來發展等等，為甚麼不和同志們多作研究，多發表一些文章闡明聯合戰線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這樣做了，也不能折服馬林，他在西湖會議時所持的堅強理由是聯合戰線之所以成為左傾空談，首先因孫中山先生不會贊成；任何無視孫先生意向，而主張聯合戰線的議論，都沒有效用。我悔恨自己為甚麼在西湖會議后也覺得少數中共負責人加入國民黨，為實現國共合作，形成聯合戰線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沒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會發展為中共黨員全面加入國民黨去的政策，這是何等胡塗？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機會，如果我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間在張繼家舉行加入國民黨儀式的時候，徑行去會晤孫中山先生，向他提出改變那種「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義旗下來」的想法，轉而容納多黨存在，與中共和各派革命勢力建立聯合戰線，說不定也可能獲得接納。這等於使他那間「獨資經營」的「革命公司」，因時移勢易，改為「合資獨營」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東、董事長兼總經趣，有何不可？我那時若與孫先生多接觸，把他說服，對國事的影響該是多大？但現在只是事後的先見之明，失去的機會是抓不回來了。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間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時，經過馬林長時間的活動，孫越宣言，國民黨已決定改組容共，第三國際的四月決議等等，已經是很遲了。但那時我仍可設法否決馬林主張並徑行向孫先生進言，很可能仍可挽救。可是到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那已經是太遲了，我只好表示一點意見之後就揚長而去。
這樣長時間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檢討，使我覺得自己的為人需要減少一些少年勇進，加多一點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國革命會如何發展，但認為有多種可能。我只希望往好的方面發展，即是國共不要鬧得不能開交。事已至此，只有在黨內合作的既成事實下奮相忍為國，或采友善態度趁早改為黨外合作。即使國民革命成功了，國共也應避免彼此敵對，相打相殺。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獄后的言行中去。與我同時出獄的范體仁以及和我爭論過的趙世炎等同志，都曾說我變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譏諷我經不起監獄的磨折。我並沒有完全否認這種說法，有一次還向趙世炎等說到親身經歷過二七罷工失敗的教訓，因反對全面加入國民黨，幾乎被開除中共黨籍，在監獄中有機會細細回味這些往事，因而變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這也許不是退步了、右傾了，而是進步了、減少錯誤了。
十月初，直奉第二次戰爭的風聲日漸緊迫，監獄的戒備也隨著嚴密起來。關於蘇浙戰爭，孫段張合作對直、直奉第二次大戰已大規模爆發等一鱗半爪的消息，也傳到我的耳朵里來了。
我熱切盼望直系政權的垮台，那大概會增加我衝出這座監獄的機會。但我也不能露出聲色，以免惹禍，因而還是和平常一樣過日子。
十月二十三日，一個獄卒暗中告訴我，馮玉祥的軍隊忽然開回北京，連總統府都包圍起來了。接著，我的房門被鎖上了，我被禁止到院子中去走動。獄卒們都慌張起來，嚴禁犯人們接觸交談。荷槍實彈的看守兵在監獄外面來回巡邏。二十四日，一個獄卒告訴我，王懷慶倒了，馮玉祥派了劉xx接任警備總司令。這些事使我判斷我真有出獄的機會了。
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左右，我這個不明情況的人，心中還在作多種可能的推測。忽然一個獄卒將我的房們打開，引著我一直走到警備總司令部的大堂。這個大堂中站滿了大小官吏，原來是馮玉祥所新任的警備總司令剛舉行過接任儀式。那位新總司令離開他的座位，站在檯子旁邊接待我。我的太太和范體仁也被帶到那裡。我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在那裡想著馮玉祥竟能這樣好的對待我們、真是出乎意料。但我在極力約束我自己，慎防可能再有不如意的事發生。
那位新總司令提高聲音問我：「你犯了甚麼罪？」我回答說：「我根本沒有犯罪，審判人硬說我犯了內亂未遂罪，我是不承認的。」接著他又問：「他們打你沒有？虐待你沒有？」我回答說：「我個人總算沒有挨過打。」於是，他宣布：「無罪釋放」，並說我是受了委屈，好好出去休養。接著他以同樣的問題問我的太太和范體仁。我太太的回答是：「我沒有犯罪，但受到非法的逮捕和拘禁。」范體仁回答的是：他犯了愛國罪，他要控訴他因此所受過的虐待。那個軍人對他們同樣宣告無罪釋放，並含笑安慰他們。
我們這些政治犯走出監獄以後，同志們和朋友們曾多方慰問我們，這不必細說。范體仁並曾埋怨我為何不帶頭對那班直系軍人提出摧殘人權的控訴？我安慰他說：「政局的變化是五花父門的，我們能這樣出來，就算萬幸了。讓我們暫時饒恕他們，一心注意我們未來事業的發展罷！」
①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有人以炸彈偽裝禮品送到顧維鈞家。顧宅僕人啟視，爆炸，傷顧仆三人，此事與當時在北京的國民黨執行部及中共均無關係。
② 北京京報名記者邵職萍第一次入獄被釋放時曾將在獄中所捉的一瓶臭蟲，面交司法官吏，要求改良監獄，曾轟動一時。

第八篇孫中山北上及逝世
第一章黨內對孫北上的爭執
我出獄以後，全部的局勢似乎都變了。首先是中共內部的反國民黨傾向的增漲，在反對孫中山北上一事上表現出來。中共北京區委會認為孫的北上，無異與北方軍閥妥協，因而產生了北京的國共兩派分裂的危機。
這時，中共北京區委會書記是趙世炎。中共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會後，逐漸實施委派下級黨部負責人的辦法；趙世炎就是由中共中央委派來的。他很年輕，在五四時系北京高師附中學生會的代表，當時我們把他看作小弟弟。他中學畢業后，即赴法勤工儉學並加入了中共。我入獄后，他才回國；即受任中共北京區的領導職務，自然是缺乏聲望和經驗的。但因他讀了一些共產主義的書籍，能說能寫，熱誠負責，獲得北京一般同志的敬佩；同時，李大釗先生和其他一些重要同志，在直系當權的後期（即我入獄后）度著地下的生活，不能公開活動；於是，趙世炎就一時成了北京中共黨務的重心。
我出獄后，趙世炎熱誠的招待我暫住在他家裡，因此，我們有過約兩星期朝夕相聚的機會。他曾給予我極好的印象，我覺得他在法國留學四年，有了極大的收穫，但我也很快的發覺他在政治上的看法與我分歧頗大。
趙世炎認為孫段張的三角聯盟，是標志著國民黨政策的重大轉變，無異是拋棄了國共合作的革命政策，轉而與軍閥實力派圖謀妥協。他也表示過，中共的政策並不是支持國民黨左派，反對國民黨右派；而是反對國民黨整個的現行政策。他的這種看法，在當時可以代表北京多數同志的意見，而且有其發生的根源。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我在本書第六篇第四章說過—汪精衛、張繼與陳獨秀間曾為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問題舉行談判。那次談判不僅沒有獲得協調，且使相互間的關係多了一層陰霾。在那次談判中，陳獨秀堅持原有立場，不肯取消在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團組織。國民黨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共產黨提出一個彈劾案，認為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是違反紀律和危害國民黨的。
這個彈劾案並未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接納。一九二四年八月所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中國國民黨對於加入本黨之共產主義者，只問其行動是否合於國民黨主義政綱，而不問其他……」黨團問題表面上就這樣輕描淡寫的過去了；但實際上問題並未解決。一般國民黨員為黨團問題或多或少的視中共黨員為異己；而中共黨員則認為國民黨人之挑起黨團問題，是企圖取消中共的存在。雙方情感由是諸多隔閡。在我出獄以後，從一些同志的談話中，充分體察到對立暗潮正在擴大。
孫段張三角聯盟問題乃成為兩黨分歧的爆發點。在反直戰爭的過程中，這種分歧表面化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爆發了直系齊燮元、孫傳芳與段系盧永祥間的蘇浙戰爭。九月十五日奉系張作霖向山海關進兵，第二次奉直戰爭由此開端。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出發韶關，率師北伐並發表北伐宣言，支持浙盧和奉張，以圍攻直系的曹吳。後來，雖因廣州的商團事變未能實現北伐計劃，但各地的國民黨員卻為這件事所震動。
據同志們告訴我，在反直戰爭爆發后，國民黨右派和一般熱衷於權勢的人物，對於孫段張三角聯盟存有極奢的幻想。他們認為現階段不應該反對所有的軍閥，而應該只反對直系的曹吳；不應該反對所有的帝國主義，而應該反對支持直系的帝國主義者；現在政治的主題，在於實現孫段張的三角聯盟，而不再是國共合作。中共則仍認為反對一切軍閥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黨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系奉系去反直是可以的，但與親日賣國、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張作霖妥協則萬萬不可。
兩黨黨員因這個分歧而發生的一些爭執，我出獄后同志們曾向我談過；不過現在我都記不清楚了；只有一幕是一位親身參加這次爭執的朋友，在我於一九四九年後流亡到香港時才告訴我的。據他說：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蘇浙戰爭爆發后，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曾在上海天后宮總商會舉行群眾大會，參加的多是大中學校的學生。由上海執行部青年部長葉楚傖任主席，並由五四運動時曾任上海學生代表的何世禎報告開會意義。他說明：國民黨應聯合比較進步的軍人，如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等共同打倒最反動的軍閥曹錕、吳佩孚及其直系勢力。他說完后，即有一位青年共產黨員郭壽華起立發言，表示反對。他的發言要點是：「軍閥中沒有所謂進步的，國民黨應打倒一切軍閥……」郭壽華的話還沒說完，會場中即有人申斥他是曹吳的姦細；接著就在一片喊打聲中，將他打傷了。會議就此不歡而散。
趙世炎等同志當時即根據這些情況向我指出：國民黨採取兩面政策，表面上聯俄容共，實際上與軍閥妥協。孫段張三角聯盟反直已經勝利了，繼之而來的便是分贓，國民黨分得一份可觀的贓物，便要犧牲聯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難道中共也要隨著國民黨，與段祺瑞、張作霖流靡一氣嗎？
馮玉祥倒戈，暫時控制了北京的局勢。他組織國民軍，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原隸直系、與國民黨有些關係的胡景翼、孫岳分任第二、第三軍軍長。當時，馮玉樣確曾做了一些大快人心的事。他將滿清廢帝溥儀趕出了紫禁城，並通電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這位基督將軍和他的朋友基督教徒徐謙等，與北京的國民黨人以及蘇俄駐北京的大使加拉罕也已有所聯絡。但是東交民巷外交團不承認他所支持的黃邪內閣叭使他不能在北京建立一個較穩定的政府。而且張作霖的優勢兵力到達天津后，著著向馮進迫，在天津和津浦線上，將他所收編的部隊解除了武裝，張作霖還夥同段祺瑞向馮多方作政治上的進迫。馮玉祥當時曾表示他所受到的壓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禦，因而採取疏遠國民黨人的姿態，同時更怕被人指有赤化嫌疑，政治態度顯得搖擺不定。
趙世炎等目睹這些情況，認為國民軍的興起並未改變軍閥統治北京的形勢。從馮玉祥的表現看來，他並不是進步軍人，只是投機的軍閥。當時馮玉樣主張以委員制來執掌國政，擬由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再加上幾位名流共組委員會。他請孫先生北上的用意，就是希望孫先生參加這個委員會。趙世炎等因此主張孫中山應謝絕北上，並拒絕參加這個委員會，不可與軍閥妥協。
十一月十日孫中山先生髮表了北上宣言，並於十三日離粵。趙世炎等認為孫的宣言所主張的「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絕不會產生實效；這宣言只不過是遮羞布，實質是右派拖著孫中山先生與北方軍閥尋求妥協，因而中共只有反對孫中山北上。這就是在北京的國共兩黨發生分裂危機的由來。當時，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所領導的近百個民眾團體，高舉著反對孫中山北上的旗幟。另一些被中共視為右派的國民黨員，也抓住了數目相近的民眾團體，歡迎孫中山北土。雙方相持，各不讓步，情勢嚴重。
我對中共北京區委會這種作法一直表示反對，自十月廿五齣獄后，即多次勸說不可誇大國民黨對軍閥的妥協傾向，不應對孫中山失望。但趙世炎等依然固執己見。他們認為我的反對，是因為我在獄中料押了五個多月，對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閡。他們說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時中共擴大會議以後，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轉變。兼任上海國民黨執行部秘書的毛澤東那次擴大會議后，在上海中共黨員會議上發表「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言論，遭受多數同志的反對，因而不安於位，託病離開中共中央的工作崗位。這時有好些同志從莫斯科和巴黎回國，擔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陳延年、周恩來、王一飛、任弼時、尹寬等，其中大多數不滿國共現行政策；他們強調中共的獨立性。趙世炎還進而問我：「這些同志們多數都支持你在第三次大會的主張，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變？」
這個嚴重爭執，經過北京區委會的多次討論，不能解決，終於提到了北京中共黨員大會上，作最後的決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孫中山先生從上海動身，繞道日本北來的時候，在中共黨員的會議席上，趙世炎首先發表了報告，指出反對孫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確的，符合中央屢次的指示。他稱這是「有遠見的獨立政策」，並引證中共中央歷次的指示和《嚮導》上的文章，來支持他的主張。
我繼起發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對的是中共黨員全面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尤其不願犧牲中共的獨立發展；但從不反對國共合作，也不贊成中共不適當的反國民黨的傾向。同志們應當珍視國共合作，而且維護中共獨立存在與發展並不能與反孫北上相提並論，說我右傾了，改變初衷更是無槽之談，繼之，我指出這種所謂「有遠見的獨立政策」本身並不正確。中共中央只有反對國民黨與軍閥實力派妥協的指示，但卻沒有反孫北上的主張。我說明孫段張三角聯盟是一種反直系的結合，是一時權宜的策略，不能因為有些國民黨右派具有妥協的傾向，就斷定孫中山先生及國民黨全體也都這樣。我稱讚孫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認為這對北方民眾，會發生很好的影響。我承認國民軍系的馮玉祥等具有投機性，但他們既有靠攏國民革命的傾向，我們就不應當拒人於千里之外。
我著重指出反孫北上政策的錯誤，並指出這種政策已經發生了不良的影響，使多數的國民黨員與跨黨的共產主義者和左派發生了分裂的現象，進而引起中共內部的不安。如果過幾天孫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發現中共採取反對他的行動，將發生難以設想的後果。我要求立即取消這個計劃，改取歡迎孫先生北上的態度；並督促其宣言和主張的實現，反對違背這個宣言的國民黨右派與軍閥實力派妥協的傾向。
這兩個相反的意見付表決的結果，我遭受到在北京從未有過的慘敗。趙的主張得三十七票，佔壓倒多數，支持我的主張只獲五票；此外約有十票棄權。但我仍未為這個表決所折服，並起立要求複議。我指出：這個表決的結果是一種左傾幼稚病的表現：可能引起國共分裂和中共內部分裂的嚴重後果。我要求一面請示中央，一面重新討論。此時，棄權者也表示支持我要求複議的主張。
趙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張者和棄權者多系重要黨員，也許是我的發言對他也發生了若干說服的作用；他以溫和的態度表示，多數的主張可能因政治經驗不足，發生判斷的錯誤；現在既已表決，只有哲時執行，但接受我請示中央然後進行複議的要求。
在這次會議之後，一般情勢漸漸有利於我的主張了。首先，歡迎孫中山北上的一派在舉行籌備歡迎大會時，到會者竟達五千多人。這不特證明趙世炎在前次報告中所說歡迎孫北上的人不多之說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覺中共將因此陷於孤立。同時那次因事沒有出席的李大釗先生也極力支持我的主張。在蘇俄大使館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趙世炎，蘇俄和共產國際都贊成孫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區委會在這種形勢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轍；但不少同志難免有點喪失顏面的感覺，於是我再出來做轉圜的工作。在另一次黨員大會上，我發言說：北京區委會在馮玉祥倒戈后，努力在工人學生中發展工作的方針是正確的，已有相當成績，令人欣佩。只是反對孫中山北上的一點是左傾的，但現在還來得及挽救。我特別說明這不是一種可笑的錯誤，而是由來有目的。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以後，黨內對國共合作過於樂觀，後來因為遭受國民黨右派不擇手段的打擊，又轉為灰心失望，走到另一個極端。其實同志們只要想想孫先生在廣東平服商團事變，和對廣州英領事的干涉所採取的強硬態度，以及他這次所發表的北上宣言，就會覺得這個盟友不可輕易拋棄：因此反孫北上的態度是不很適合了。我也指出：這種左傾的傾向不僅在北京有，也同樣存在於中共各地的組織中；即中央前此的指示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意味。現在孫先生即將到來，時機迫切，還是勇於迅速改正，表示歡迎為是。
由於我的勸說，大會通過了我的提案；並委託我去調解民眾團體中關於這件事的不同意見。根據這一決議，我去進行說服一些站在反對立場的民眾團體的負責人（其中包括中共黨員和若干國民黨左派），結果甚有成效。
在孫先生到達天津的前幾天，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茶廳里，我約集了兩派的重要代表各三人進行協商。我首先痛陳同系國民黨所領導的團體，現在分成歡迎與反對孫中山先生北上的兩派，是至可惋惜的事。我隨即提出三點：一、國共兩黨黨員和他們所領導的民眾團體應一致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二、擁護孫先生的北上宣言，一致促其實現，反對一切違背這個宣言的企圖及與軍閥實力派妥協的傾向；三、兩派民眾團體的領導機構應在上述兩個原則下合而為一。
我的主張獲得了一致的支持，會談也由嚴肅轉為輕鬆；並且決定兩派民眾團體的領導機構立即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合併組織的具體步驟。
這場足以使國共關係惡化的大風浪，就這樣暫告平息。不幾天，中共中央歡迎孫中山北上的指示也到了。中共的政策也就由懷疑國民黨將與軍閥妥協，反孫北上，轉變為迎孫北上，促成國民會議的召集。
① 馮在攆曹錕下台後，以曹的名義任命與國民黨比較接近的黃郛組織攝政內閣，暫時看守各中央機關。黃就任后，定十一月十四日宴請在北京公使團，但公使團竟拒絕赴會，黃只好臨時取消實會，這顯使馮感覺公使團方面不滿他的做法。
第二章 國民黨在北京的政治會議
十二月四日，一代巨人孫中山先生到達天津，使北方的革命人士和民眾大感興奮。不料他突為病魔所侵襲，致令他北上雄圖歸於泡影。在孫先生病危時期，國民黨陷入苦難之中；幸賴高級人物—包括共產主義者在內—極力維持團結；同時廣東方面又獲得第一次東征的軍事勝利，廣州政府地位得以穩固；這樣，他的逝世，才不致使國民黨發生根本的震蕩。
在孫先生到達天津以前，北京的臨時政府就已經組織好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由天津入京，二十四日就任臨時執政府執政。段祺瑞這個北洋軍閥的元老，原已無力左右北京政局，在這次反直戰爭中，他的嫡系盧永祥又因戰敗而失去浙江地盤；所以他這次的出山，其實是在張作霖、馮玉祥兩大軍事首腦鑒於時局的需要而捧出來的。
段氏上台以後，表示外崇國信，尊重對外條約，以期獲得外交團的承認；同時主張召集善後會議，並於十二月二日制訂以軍閥官僚為主體的善後會議條例。這與孫中山北上宣言中所主張召集的以人民團體代表為主體的國民會議，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精神背道而馳。因此，孫中山先生到達天津之後，就與段執政發生了歧見和爭執。
孫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適。當時北京革命圈子內盛傳他不過是患著輕微的感冒，也許是政治病。因為與他有過同盟關係的段執政，不徵求他的同意，完全從相反的方面，逕將一切國是按己意安排，使孫先生沒有置詠的餘地，所以索性稱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為摧毀了三角聯盟，也使國民黨內部趨於團結；中共的黨員們至此也相信孫段之間是不能妥協的；黨政要人們多僕僕于京津道上，商討時局對策，並組織民眾團體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問孫先生，表示支持，從而打擊段祺瑞的氣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領了一個數約十人的鐵路工會的代表團到天津去探視孫先生。那時，孫先生已卧床不起，由他的秘書汪精衛接見。見面后，首由鐵路工會領袖鄧培、孫雲鵬表示慰問，並聲明鐵路工人一致支持孫先生的主張，汪精衛當即代表孫先生表示謝意，並說一俠孫先生病愈，將約期親自接見。
接著，汪精衛向我暗示，孫先生的病況，比外間所知的要嚴重得多，他又問我：「你看孫先生抱病進京好，還是趁早離津南下，擇地就醫好呢？」我答以這要取決於孫先生的病狀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說：「段執政是不尊重孫先生主張的；張作霖又要求孫先生放棄聯俄政策以敷衍東交民巷；馮玉祥又因實力不足，表示消極；在這種局面下，孫先生到北京去，又能有甚麼作為呢？」我答覆他的大意是：孫先生如果南下就醫，可能會給人以在政治上退卻的錯覺？
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醫的話，在政治上有多種積極的意義，最少是能將北方民眾都團結在孫先生的旗幟之下。汪答應將我的意思轉告孫先生。
孫中山先生應否抱病進京，確是當時議論紛紜的事；那時也尚無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瘤絕症。一般國民黨要人都從赴北京可能獲得的醫療條件和政治需要來研究這個問題，結果多數主張他到北京去。孫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孫先生在民眾盛大歡迎之下，抱病到達北京。
孫先生到北京以後，已不能接見賓客和處理事務；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組織一個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據汪精衛宣布，這個政治會議是臨時性質的，代替孫先生在醫病期內處理一切政治事務。其名單以汪精衛為首，包括李石曾、吳稚暉、于右任、丁維汾、王法勤、李大釗和我等十餘人（後來陸續增加了幾個到北京來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
這個政治會議每星期並會兩次，此外還有臨時會議。參加者都懷著沉重的心情，按時到會。會議主席系臨時推定，也沒有設立秘書機構。不過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衛為會議的中心；因為他是這會議與孫先生之間的唯一聯絡人物。可是他卻百般謙讓，不肯負起領導這個會議的責任。
每次開會的時候，都首先由汪精衛詳細報告孫先生的病況，有時報告一些從廣東等地來的消息，此外就是到會者的個別報告。會議並無一定的議程，也很少事先有準備的提案；這使參加者覺得會議缺乏組織，應該加以改善。不少參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要求汪精衛擔任這會議的臨時主席，並將會議好好組織起來。但汪總是不說明原因，唯唯否否的推託一番。
有人指出，汪精衛所以不願負起責任，是因為廣州還有一個常設的政治會議，由胡漢民代理孫先生任主席。孫先生雖在北京，但國民黨中央機構卻在廣州。北京的政治會議只是臨時性質，不好撇開廣州處理一切。
李大釗先生和我是參加會議僅有的兩個共產黨員，只好採取謹慎的態度。中共立場一直是堅決支持孫先生的主張，反對對段讓步，尤不願因孫病重使國共關係轉趨惡化。我們按時到會，嚴肅的坐在那裡，很少發言；不主動提案；只是支持一些與我們主張相符的主張。我們覺得如採取積極的態度，萬一引起爭端，可能被視為是乘孫先生病危、挑動國共間的紛爭。
這個政治會議既這樣缺乏組織，大部分時間便為吳稚暉的漫談所控制了。開會往往是在上午，報告事項佔了約一小時，其餘的時間，便由吳稚暉扮演主角。他談鋒甚健，所談的多半是一些上下古今、與會議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時還夾雜一些嬉笑怒罵的謔語。他的漫談，似也有一個規律：一每逢他不贊成或不願討論的案件，他便漫談起來，轉移目標、使提案歸於流產；二如果是他願意討論解決的事，他卻不做聲了。而他所不願意討論的，多半就是有關反對段執政政府，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
吳稚暉的「漫談」，愈來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圖。有一天李大釗先生告訴我，當他偕同吳稚暉步出會場的時候，吳曾向他說：「張國燾這下後生家，我從前倒很敬愛他的；現在聽說他竟是一個狂嫖濫賭、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說他聽了這句話，大為詫異，立即嚴肅的回答他：「我敢保證張國燾決不會如此。他不嫖不賭，是個持身嚴謹、奮發有為的人物。」
我聽了李先生告訴我的這些話，真是氣得發抖。李先生接著又向我說：「你不要生氣，還有下文。」他又告訴我他當時即認為吳稚暉這些瘋瘋癲癲的話，目的不只是攻擊我個人，可能還有文章。因而他特約吳稚暉共進午餐，談了一大篇話，內容是關於北方的情況和國共關係等等。李先生曾向吳稚暉說起，我這些年領導鐵路工人與吳佩孚奮鬥的種種事實，我又是國民黨中央委員中第一個入獄者，我出獄后又如何竭力平息反孫北上的左傾情緒等等。又說：目下民眾團體原在醞釀著的反對段祺瑞的示威運動，還是張國燾依據政治會議的意旨，在那裡多方疏解，才沒有爆發出來。
李先生上面這段話的用意是要向吳證明我是如何為國共合作努力，打消吳的誤會。他還向吳說倒，我雖批評過無政府主義，但並不歧視無政府主義者；尤其對吳稚暉先生是很尊敬的，希望他也能平心靜氣，顧全大局。李先生說，經過這番解釋之後，吳已無話可說了。李先生要求我不要說穿這件事，而且得便不妨找吳攀談，表示一些敬意，以彌補這個痕迹。
我當時拒絕李先生這建議。我不揭穿吳稚暉這種造謠誣衊的企圖，已算是很客氣了，更我討好他，萬萬做不到。我向李先生說，吳的用意的確不僅在攻擊我個人，而欲乘孫先生病危，來找中共的麻煩。他素來是不擇手段的，雖是滿口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卻無原則的崇拜實力。從前他曾根據段系的要求，勸孫先生與陳炯明合作①，現在又安知他不是看準實力派的臉色，要孫先生與中共反目呢！因此，我認為向這種人解釋，表示好感，不會發生實效。李先生贊成我上述的看法，並向我說，不必過分重視吳稚暉這類不能見信於人的瘋話，但要鎮防中吳的詭計，他將與吳繼續周旋，要我也能不形於色。我們便採用這種態度來對付，因而吳稚暉沒有得著機會向我和中共再行進攻。
吳稚暉這尊「毒氣炮」終於向汪精衛開火了。在一次政治會議席上汪精衛曾委婉解釋，孫先生病重，不能接見政治會議的委員們；孫夫人宋慶齡尤不願孫先生接見賓客，怕影響他的病況。吳聽了這些話之後，便展開了他的「漫談」。他引述歷代的宮廷故事，說當一個皇帝病危的時候，往往為少數皇親國戚、殯妃太監、奸相權臣等所包圍，發生種種蒙蔽天聽、假傳聖旨的事情。這些話已顯然是影射汪精衛了；但吳仍不肯就此止步，還進而誣指孫夫人宋慶齡與汪精衛狼狽為奸。他閃爍其詞，若隱若現，彷彿二人真有不可告人的暖昧關係。汪精衛聽了這些話，面紅耳赤，坐在那裡一言不發；滿座為之愕然，卻也只好裝作沒有聽見，就此散會。
這件事在會後推敲起來，幾乎所有的人都覺得奇怪。因為大家平素相信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三人是要好的朋友，汪夫人陳璧君和吳稚暉就一同住在李石曾的家裡；現在居然在會議上說出這樣露骨諷刺的話來，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就我所知道的，這是吳稚暉和汪精衛間第一次的交惡；也許他們就是從此分道揚鑣的。
吳稚暉的這些話，只暴露出自己的弱點，他那些鬼話自然沒人相信。多數人反而覺得汪精衛受了委屈，增加了對汪的同情與敬佩。本來人們心目中只認為汪是隨孫北上辦外交的，還輪不到他做孫中山的繼承人；現在覺得他能容忍持重，氣度大於胡漢民獷這些觀感也許對汪以後的當權大有關係。當時有人說，汪之不肯擔任這臨時政治會議的主席，原來是有人從中反對。有人推測，大概是吳稚暉有甚麼話，沒有機會向孫先生陳述，也得不到汪的支持，因而出諸于會議上對汪的譏笑謾罵。有人稱許汪精衛在苦心孤詣維持這個局面，認為他決不會有意隔絕孫先生與其同志間的聯繫。也有人埋怨，這都是由於汪的過分謙讓，才引起這次的是非。
我們的政治會議雖然發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現象，但還能維繫下去，發生一些積極的作用；主要是由於段祺瑞政府的壓力所促成的。首先是段本人對孫先生採取傲慢的態度，雖然經過不少人的奔走，要求段親自去探視孫先生的病，段卻斷然拒絕；這使所有的國民黨人都大為憤慨。不少人說，段氏希望孫先生早死，並企圖氣死他。再則段氏也瞧不起國民黨及其在廣東的實力，他不但不羅致國民黨人士去參加善後會議；而且不斷的施以恫嚇，不是說要逮捕在北京的國民黨人，就是說要取締他們的活動。這些事相應地阻止了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使多數國民黨人覺得非繼續聯俄容共不可。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鮑羅庭在國民黨內的地位愈顯得重要了。他比孫先生早到北京，以國民黨政治顧問的身份，參加我們的政治會議；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捲入是非的漩渦，不多發言；他的幾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徵得孫先生的同意，並估計在會議上能夠通過，才要言不繁的提出來。因此，他的提案多獲得會議的一致支持。，這樣，漸漸也使參加者覺得重要的事還是要鮑顧問出來說話，才易於解決。
當時幾件有關政策的事，在這個政治會議中，都大致得到解決；這與以後國民黨的發展也大有影響。首先是善後會議與國民會議的問題。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孫先生髮表聲明，表示對段讓步，不斤斤於國民會議與善後會議名稱上的爭執，但提出兩個要求、一、善後會議須加入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學生聯合會、農會、工會卿弋表；二、軍制財政諸問題，最後解決之權，當歸還於國民會議。並保證這兩個要求如被容納，當表贊同善後會議。這個聲明就是鮑羅庭徵得孫先生同意，向政治會議提出通過的。
在國民黨方面看來，這個讓步是相當大的。因為這無異贊成了段的主張；而且所要求加入人民團體的代表，並未提出代表人數的比例，並不能改變善後會議的性質；至於軍制財政諸問題留待國民會議作最後解決一點，；主要也僅是使廣東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時受打擊而已。當時不少的國民黨左派為這個讓步表示不安，尤以共產黨員為甚。國民黨方面曾向他們在廣東等地的組織函電疏解，我也曾在北京中共的黨員大會上說明國民會議預備會既不能實現，現在有條件的參加善後會議，與共產主義者參加西歐各國的議會是同其性質。這些努力使國共雙方多數同志獲得了諒解。
可是段政府仍是一味顢頇的拒絕了孫的兩次要求，他於一月二十九日致孫中山先生電中，僅允聘各省省議會、省教育會、省總商會、省農會及天津、上海、漢口等總商會之會長，為善後會議備諮詢的專門委員。段的答覆，顯然是藐視孫先生這最後的讓步。我們的政治會議覺得如再遷就，就將喪失一切，因於一月三十日通過了《中國國民黨黨員概不參加善後會議》的決議。
就這樣，孫段之間完全決裂了。這在段祺瑞的臨時政府方面說來，是喪失了統一全國的最後機會，在國民黨方面說來，也就只有鞏固廣州政府，準備北伐之一途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段氏召集的善後會議舉行開幕式；二日我們的政治會議以國民黨的名義通電全國，表示「仰體本黨總理的意旨，對善後會議不能贊同。」十日又通電主張國民自製《國民會議組織法》。這樣國民黨與北京政府又公然唱起對台戲來了。
二月間，北京有兩個會議在舉行。一個是上面所說的善後會議—這個會議對北京政局其實不能有甚麼實際的影響，段氏只將它看作是協助臨時政府過渡到成立正式政府的工具；一切政治的實際發展，還是由軍閥們在那裡操縱。另一個便是中國國民黨所召集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參加的多半是學生會、工會和其他知識分子團體的代表，任務是在否定善後會議，支持孫先生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並提供促其實現的具體方案。
國共兩黨原擬將國民會議促成會變成一個廣泛而有力的國民運動，但也未能如願。中共中央於一九二五年一月間在上海召開中共全國第四次代表大會，決定以促成國民會議為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國民黨在段祺瑞的壓迫之下，也只有以國民會議促成會為反抗的表示。但因不少國民黨要人不願與段政府過分磨擦，以免增加病勢沉重的孫先生的優慮．因而這個國民會議的促成運動，聲勢並不浩大，事實上僅是一種反抗的姿態而已。
其次是國民黨與國民軍的關係問題。國民黨要人受著段執政的輕侮，都覺得非有軍事實力作後盾不可，因而聯絡國民軍便是我們政治會議所策劃的主題之一。汪精衛等曾與馮玉祥及其代表有過多次的接觸，于右任負責聯絡胡景翼的國民第二軍；王法勤等則與孫岳的國民第三軍相周旋。鮑羅庭對於這件工作更是起勁，他獲得北京蘇俄大使館的協助，曾到張家口與馮玉祥作過一次頗著成效的長談。
在二月間的一次政治會議席上，鮑鄉庭提出了一個有關國民軍的報告，指出馮玉祥願與國民黨合作．但馮的處境不利。張作霖的大軍在壓迫他，徘徊于湖北境的吳佩孚及其殘餘勢力在仇視他，段祺瑞又幫助張作霖來牽制他，因而他不便表示態度。他要求于右任去接替他任國民軍總司令的職務，對外發言，較為便利；他則在暗中予以支持。鮑羅庭認為馮的這種意見值得考慮，
可是于右任認為馮玉祥的話缺乏誠意，他不願去做這個空頭總司令；他並且說即使勉強去做，也將一事無成，個人反會因而受罪。在座的人雖多對於右任的看法表示同情，但也主張他不妨一試，如能有利於國民革命的共同事業，即使個人受點委屈，也是值得的。
我也曾就這件事與于右任商談過。我指出依照于先生的聲望以及與國民第二軍的深厚關係，不見得絕對不可為，不妨先到張家口去與馮談談。于先生仍是堅決拒絕。他表示馮玉祥絕不會真將軍隊交人指揮，即國民第二軍也情形複雜，並非他這個老上司所能完全控制。如果掛著總司令的空名，這個要求軍餉軍械，那個要求地盤，將窮於應付。如果有幾分可為的話，他將不辭勞怨。他並說那時要邀我同去分擔一部分責任。
這件事就因為于右任的反對擱置下來了：國民黨要人中也沒有人去實際參加國民軍的工作。但國民軍將領與國民黨的關係是密切起來了，當時國民黨在北京的活動沒有受到段政府的武力壓迫，這與國民軍的態度大有關係；因為當時北京的衛戍部隊就是屬於馮玉祥系統的，這些接觸，成了後來馮玉祥參加國民黨的伏線。
最後我們討論到孫先生萬一不起，國民黨應該有些甚麼安排。孫先生的病勢到了二月下旬，幾乎人人都覺得是凶多吉少。每人腦海中都在思索著，都在忱慮著國民黨今後的去向；於是，孫先生的遺囑問題，就成為我們討論的課題了。
我們的政治會議沒有正式討論到遺囑的內容問題，到會者多只是旁敲側擊的表示一些意見。有的人覺得孫先生應當有一個詳細的遺囑，將國民黨的大政方針和組織原則都指示出來。有的人又覺得遺囑最好簡單一點，不要作細目的指示。有的人說到孫先生萬一不起，國民黨就再不會有總理了，無論黨務、政治，都應採取委員制。有的人說到孫先生在廣州政府的領導職務應由那些人繼承，也要決之於孫先生最後之一言。但這些意見，在政治會議上都未進行充分討論。
大家對遺囑的問題表現了很大的焦慮，多數人都說應當儘早準備。但汪精衛每每解釋說，一提起遺矚問題，孫夫人便非常傷心，認為這會使孫先生感到難過，要求暫緩向孫先生提及。在這種情形之下，政治會議雖曾設想過許多方式，企圖要求孫先生留下幾句遺言，但都為了顧慮孫夫人的心情，沒有實行。
三月初，在我最後一次參加政治會議的席上，到會者對於遺囑問題更感覺迫不及待了。我們討論結果，決定委託汪精衛辦理這件事；要他相機將孫先生所說的話，記錄下來；或者準備一個簡單的稿子，經孫先生認可后，請他簽個字。 176
一九二五年三月初，正當國民黨人士從各地趕到北京來，與孫先生作彌留前的訣別時，我卻於三月八日匆忙的黯然離開北京。我是為了避免立即被捕的危險，遵從同志們的公意，不得已而南下的，三月十二日，我在鄭州鐵路工會內獲得了孫先生與世長辭的消息，大為悲痛，深以不能為這位我所敬佩的革命先進執緯為憾。我立即在當地召開了一個鐵路工人大會，為孫先生誌哀，在會上痛陳我對於這一種偉大人物的追思。同時我也在那裡想著國民黨失去了孫先生以後可能發生的一些變化。
幾天後，我回到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從李大釗先生的來函中，知道了孫先生著名的遺囑是由汪精衛起草、經孫先生同意簽字。他致蘇俄的函件則系由鮑羅庭與宋慶齡、汪精衛等商擬，同樣經孫先生簽名。至於孫先生的繼承問題則未有任何的決定。
正當國民黨領袖病困北京，大家遑遑不安的時候，廣州的軍事勝利卻發生了鎮定劑的作用。盤據廣東東江的陳炯明的軍事勢力，原是廣州政府的最大威脅；陳炯明利用孫先生離開廣州，在北京卧病的時機，發動了對廣州的攻勢。他的軍隊於一九二五年初，進佔了廣州附近的東莞、石龍等地。坐鎮廣州的胡漢民代帥動員了國民黨所有的軍事力量，實行反擊。那時，蔣介石以黃埔學生為基幹所組織的黨軍，為數雖不過是兩個團，但在這次戰役中，初顯身手，就表現了卓越的戰鬥力。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由許崇智統率的粵軍和蔣介石指揮的黨軍所組成的右翼軍，攻克東莞；十五日再克淡水。這使在北京卧病的孫先生和我們政治會議的同寅們都為之興奮。戰事勝利發展下去，到三月十三日（即孫先生逝世的翌日），在棉湖地區，黃埔黨軍又獲得了這次戰役決定性的勝利。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東征」；它標志著孫先生改組國民黨政策的初步成功；它穩定了國民黨在廣東的基礎；也安撫了國民黨負痛失領袖的彷徨心情。而黃埔力量的興起，也以此為其關鍵。
① 李劍農也說：「吳孜恆（即吳稚暉）受浙盧之託，求孫先生容納陳炯明。」（見李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五八三頁—上海太平洋書店，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再版。）

《我的回憶》
第二冊
第九篇 工運與反帝
第一章重返中共中央
（略）
　
　

《我的回憶》
第三冊
第十六篇鄂豫皖蘇區
第一章 到鄂豫皖的途中
我在上海僅僅工作了兩個多月，便踏入了蘇維埃戰爭的前線；從此，開始了我五年的游擊生涯，我所親身經歷的，也可象徵當時各地蘇維埃紅軍的實況。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我和沈澤民陳昌浩準備進入鄂豫皖蘇區。我和陳昌浩擬經安徽合肥去六安。當時，我們對於鄂豫皖蘇區的情況，知道很少，我們只知道那裡有兩個小蘇區，一個以黃安縣北部的七里坪為中心，包括黃安麻城光山羅山四個鄂豫交界縣份的一些鄉區，另一個則已金家寨為中心，包括六安霍山商城三個豫皖邊縣份的一些鄉區。這些蘇區與中共中央之間建立了交通網，但彼此間相互聯絡的情況，卻只有周恩來才清楚，周恩來因此委託顧順章為我們安排這次秘密旅行的各種事項。
顧順章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務部，歸周恩來指揮，是周的得力助手。這時，顧順章又實際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蘇區間的交通網。顧順章原繫上海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工人，清幫的活動分子，五卅運動時即系工人領袖之一；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動，他任工人糾察隊總隊長，周恩來曾一度任顧的副隊長；此後，周經常是顧順章的領導者。我還是在五卅運動時與顧順章認識的，那時我就欣賞他的能幹，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華更是令人佩服。不過他的儀錶談吐，多少有些海派氣味；也許這點是他為人美中不足之處。
顧順章為我服務，十分賣力，他決定親自護送我到漢口，沈澤民的行程則由他的助手料理。他告訴我，有一艘來往滬漢之間的野雞船，與他有密切關係，這艘船將於三月底開赴漢口，他要我坐那艘船，他自己則先趕到漢口物色人員護送我去黃安，他並詳細向我說明每一細節應採取的步驟，我決定照他的計劃實行。
那艘野雞船定於四月一日啟碇，三月三十一日晚九時左右，顧順章的助手雇了一輛街車來接我，於是我和我的太太告別，離開我的秘密住所，搬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館。這家旅館也是與顧有密切聯繫的，常為他利用作為活動的據點，這時他早為我預訂了一個房間，連旅客登記表也代我填好了，註明我是由香港剛來的，以應付可能的盤查。我預定在凌晨三時上船，顧則搭夜車往南京，再轉船赴漢，可先我一日到達。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凌晨三時，我扮成普通商人，顧順章的助手扮成我的夥計，街車司機雖與我互不相識，卻也是一個同志。我們在夜深人靜時直駛楊樹浦碼頭，到達碼頭時，曾有一巡捕來查問，我的夥計下車應付了幾句，便通過了，此外，並沒遇著甚麼阻擾。到達船上水手艙中時，陳昌浩以先我在那裡，併為我在他鋪位的旁邊佔了一席地作為我睡眠的地方，陳昌鎬也是扮成我的夥計，他在那裡擺出一副伺候老闆的神氣，為我多方張羅照料，我們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離開了上海。
晨光普照的時候，船開出了吳淞口。這是一隻貨船，十幾位客人都是水手們私帶的「黃魚」，我們這兩條「黃魚」，雖同是商人打扮，但又有點不像。水手和客人多猜測我們是販賣鴉片的鉅賈，於是我們將計就計，和同船的人一起打麻雀，我們立定主意，輸一些錢，而我們的技術確實蹩腳，輸錢時也顯得很自然。幾天工夫，我們輸了近百元的大洋，同船的人皆大歡喜，認定我們是一擲千金的大鴉片商。
四月下旬，我們的船快要到漢口了。顧順章囑咐船主要在下午六時后靠碼頭，因為顧順章認為六點多種是暗探們用膳的時間，那時登岸，危險性可能少些。果然，這艘船馬上減低了速度，直到六時過後才停泊好。我和陳昌浩各提簡單的行李，走出碼頭的時候，天已近黃昏，碼頭外的要道上，有一個年青人手裡拿著一張當天的報紙，向我們投射了一個暗號，這就是顧順章派來接我們的。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輛人力車，我們也跟著坐上人力車，直向離碼頭不遠的日租界駛去。在日租界一條較僻靜的街道上，我們走進一所房子的二樓，顧勳章已在那裡等候我們，他知道我們一路上沒發生過甚麼困難之後，便和我們研究下一步的步驟。他告訴我們，從這裏到鄂豫皖區，不能由漢口交通站的人護送，須由鄂豫皖派出來的交通迎接進去，現在已確知那個可靠的交通，至少還要三天才能趕到，因此，我們至少要在漢口停留三天。
接著他又告訴我們，這個交通據點，住著一對可靠的夫婦，一向是很穩妥的，但據最近的消息，這裏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懷疑，因此，他對我們是否可以住在這裏，頗表躊躇。他還告訴一件我向來不知道的事，他說他是有名的「花廣奇」大魔術師，曾在漢口表演多次，轟動一時，漢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師，其中有幾個和他來往親密，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顧順章。他建議如果這裏不好住，可以搬到他的一個學魔術的學生家裡，那是一位大商人的家庭，不會引起人們懷疑的。我不同意顧順章這個建議，我對他說：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裡，不能躲藏著不見客，漢口認識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認識我，萬一遇著了，反而不妥。這裏雖已為日租界暗探所懷疑，但不見得在這幾天內就會出事 。我們就藏在這裏，決不露面，也許要妥當些。我們研討的結果，一致認為還是一動不如一靜。
在這個僅有兩間卧房的二樓上，主人夫婦住在後房，我們則住在前房。我們不敢憑窗外望，以免為人所發現，只有在房裡閱讀書籍報紙。當日一份中文報紙上，譯載一篇外人所作「剿匪」的文章，其內容大致是讚揚蔣介石將軍剿滅共匪的努力，並說道中國歷史上曾屢次採用封鎖政策剿匪，獲得成功，現在蔣氏也注意封鎖，沿著匪區，築碉堡，堅壁清野，使匪不能向外發展，以圖逐漸縮小包圍，這是一個穩健而有效的辦法。我讀了這篇東西，便開始考慮對策。
七日傍晚，顧順章領著剛由鄂豫皖區來的交通到我們寓所。這位來迎接我們的青年人，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倒像一位經過磨鍊的商店夥計。我們商定翌晨啟程，乘公共汽車向目的地進發，顧順章因不便在汽車站露面，決派他的助手到站照料。
八日上午八時，我和陳昌浩跟著那位交通，離開日租界，穿過中國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車站。我們各自提著包袱雨傘之類，前前後後各自行進，似乎並不相識，在車站分別買票，我們很順利的搭上了經黃陂到麻城李家集的公共汽車。車開行到郊外時，曾停車經過兩次檢查，我們沒有遇著困難就通過了。
同車的旅客，在通過檢查以前，是鴉雀無聲的，似乎懼怕將要發生甚麼岔子。檢查完了之後，大家就有說有笑。車中有人說，車抵李家集時，還有一次更嚴厲的檢查，不過有店鋪在那裡的人，就沒有甚麼麻煩。他們紛紛議論，李家集街上駐紮的軍隊和民團太多了，買賣不如以前好做了，共匪常在李家集附近騷擾，被綁架去的人不少，某商店的老闆某某，就是前幾天被綁去的。我聽了這些話，知道我們的游擊隊，確是很活躍，但綁票的行為，不但會失去人心，而且是土匪的作風。我這個不會說湖北話的人，只有裝著重聽，不和人交談。
下午四時左右，我們到達了離李家集八華里的一個小站，就在那裡下車。交通領著我們循小路向鄉村走去，翻過幾個小山坡，離公路已經不遠了，那位家通才放慢腳步與我們同行。他告訴我們現在大致沒有危險了，從那個小站到我們所要到的村莊共十五華里，現在還須走一個鐘頭才能到達。我們最好是在黃昏後到目的地，以免為人注意，因而我們慢慢的走反較好些。
這時我才有機會和那位交通談談關於交通網的情形，他雖不知道我的姓名，但他知道我們是他的重要上級，因此他也不避嫌疑的告訴我們。他告訴我：他就是本鄉的人，這裏的農民協會，從前組織得很好，反動以後，農民協會被禁止了，一切的活動也沒有了，但農協的影響仍是很大的。現在我們所要到的村長住著同姓的二十多戶人家，都是同情革命的，其中有兩戶與中共有關係，其他各戶則暗中掩護。我們的游擊隊，也把這個鄉村當作同情區，從不在這裏打土豪，因而維持著友好的關係，他每次出入鄂豫皖區，都是以這個鄉里的兩三個村莊為落腳點。
他又告訴我，有一個交通站，設在李家集附近大路旁的一間小鋪里，漢口的總交通站于幾天前通知那個小店鋪，轉知他來接我們的。他自己只知道漢口一個接頭的地方，他每次赴漢就是到那裡接頭。他推測在鄂豫皖的周圍，有好幾條直達中共中央的交通線，他自己知道這一條。
他又說，在我們所要到的村莊上，藏著一個鄂豫皖蘇區的特務隊，是專來迎接我們的。我們今晚還要走一晚的夜路，沿途要穿過白軍和民團駐防的地方，才到達鄂豫皖蘇區南端的高橋區。平常他走路的時候，無論是帶領人員或運送東西，總是夜晚悄悄偷過去；因為我們是重要的人，所以特派一個特務隊來接。
在暮色茫茫中，我們從後門進到這個村莊的一個人家。進門后，立即看見有幾個雄赳赳的青年人在那裡守候著，那位交通將我們的身份告訴他們之後，那個特務隊長，立時命令全體武裝起來，頃刻之間，那些人都由普通農民變為佩戴短槍的紅軍了。隊長慎重向隊員宣布：要嚴防民團來巡邏和敵人的任何襲擊，誓死保衛這三位新來的人。
我們所到的這家人家，房屋相當的大，有好些個房間，男女老少一大群，都用驚奇而帶喜悅的眼光望著我們。女人們忙著為我們料理食物，男人們則分別到外面去放哨。特務隊隊長和副隊長帶著八個隊員藏在屋內把守前後門。
飯後，特務隊長在徵得我們的同意之後，下令出發，預定在拂曉前到達目的地。在行進中，隊長帶頭，副隊長殿後，我們則走在中間，沿途不說話，不吸煙，嚴防為敵人所發覺。
在沒有月亮的黑夜裡，我們這一隊人，從村莊後面的小路，走過滿布松林的小山岡，為了遠離村莊和敵哨，我們必須要繞道走，有時走山岡小徑，有時走曲折的田畦，聽不到狗吠，我們一意急行。
我此行的心情，輕鬆而又愉快，和我在南昌暴動失敗后，夜奔甲子港的狼狽狀態，恰恰相反。我覺得我此後的生活是改變了，用不著提心弔膽嚴防暗探的追蹤了。我面前這十個敏捷矯健的游擊武士的英姿，使我想起明早將要會見上萬個同樣的人物，我將和他們一起奮鬥，我為此感到驕傲。
我這個不慣於行夜路的人，越走越覺得我這雙腳有些不濟事。我在黑夜中急行，高一腳，低一腳，有時腳被石塊打著發痛，有時跌跤，我用盡氣力還不免掉隊幾步。走在我後面的隊友，老是鼓勵我不要掉隊，甚至輕輕的哼出一首掉隊歌，其中一句我記得是：「掉隊的人兒，哎喲喲！不怕羞！」我不甘落後，決心鍛煉自己能和他們一樣的矯健。我雖滿頭大汗，走上坡道時還有些喘氣，但我咬緊牙關，竭力趕上去。這一整夜的行程，我們中途只休息過一次，並用缸子在一個小溪中汲取了一點水喝。高大個子的陳昌浩有較多的體育鍛煉，也要費盡氣力，才勉強跟得上。特務隊長曾向我表示，他知道初走夜路是件辛苦的事，但我們如果耽擱了，就要準備和民團開火。我鼓起勇氣，請他放心，我會努力跟得上的。
天微明——這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我們的隊伍才放慢腳步，隊長選擇了適宜休息的地方，要我們解下包袱，多休息一會。他指著前面一座高山告訴我們，那時木蘭山，高橋區就在那座山東面腳下，我們已經走出了民團的防地，前面那座小山岡上，就有我們的哨兵，到黃安獨立團團部則還有十里的路程，昨夜我們所走的路，按大路計算是八十里，但我們彎彎曲曲的走小路，約計有一百二十華里。
這最後的十里路，我們可走得慢了，而且時走時歇，隊長也不再督促了，全隊行進的速率都隨著我的腳步為轉移。我拖著沉重的腳步，好不容易的向前移動，快到八點鐘了，我們才走到山窩的一個小祠堂內，這裏就是獨立團的臨時駐地。
獨立團團部的人們，圍攏來歡迎我們，但我已沒有精神和他們周旋，我趕緊解脫我的鞋襪，看看我的雙腳，使我自己也為之驚奇，原來兩腳已布滿了水泡和由鞋帶子所勒成的血漬印。我的同志們看見了也只有把我當作傷兵來服侍，忙著讓我吃東西和休息。這個團里只有徐政治委員是在一九二七年武漢時期會見過得，他除了為我介紹這個團的王團長和徐政治部主任以外，並安排我有幾個鐘頭的休息時間。這就是我踏進鄂豫皖蘇區的起點。
第二章 初次參加游擊戰
我一踏進這個蘇區的邊緣，就參加了游擊戰。初次參加游擊戰的情景，我至今記憶猶新。
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近午，團部的大廳里有二三十個人在聊天；長官與士兵雜坐著，毫無拘束的談笑。他們彼此互成同志，對於長官則在「同志」之前加上一個官銜。他們的總稱是「紅軍戰士」。官長和士兵的服裝是一樣的，使人分不清那一個是長官，那一個是士兵。獨立團官兵的服裝不及特務隊的整齊。官長和士兵起居飲食都在一道，待遇也是平等的。他們這種同甘共苦的生活，滋生了他們活潑與樂觀的團結精神。先我起床的陳昌浩，已在大廳里和他們高談闊論了。他們想知道鄂豫皖蘇區以外的情形，特別對於我們這兩個新來的人，大感興趣。我聽見有人問陳昌浩說：「國濤同志不是機會主義嗎？」陳說：「這是早就過去了的事。」並告以現在我是中央最高領導人之一，兼軍事委員會的主席。他要他們稱我為「主席」，一切聽從我的指揮。他自己也自我介紹，說他初從蘇俄返國，任少共中央委員；此來是擔任少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的書記。但他自己則不僅注意青年工作，對游擊戰爭亦極感興趣，而且身體強健，曾受過一些軍事訓練等等。
我起床後步入大廳，間雜在他們當中坐著，全廳的視線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來。王團長為我一一介紹，並告訴我那個護送我們來的特務隊，是直屬軍委會的，不過現在撥給他指揮，現在已到別處去休息了，並且已經分派他們新的任務。我請他代我嘉獎他們，並向在場的人說：「這裏許多同志，都是我的老戰友，我初來，許多事要學習，請隨便告訴我一些事情吧。」同志們撇開我的問題，先向我續起舊來。許政治委員說到一九二七年在漢口和我會見過。王團長接著說，一九二七年他到漢口，知道湖北區委由我負責，但沒有見著我。此外還有兩三個同志說在漢口聽過我演講，他們說我比從前胖了些。
我們一面進餐，一面互道情況。飯後，王團長提出了一個軍事行動的建議。他說這個黃安獨立團只有六個連，共五百餘人。現在駐紮在這裏的是第一營的三個連，約有三百人，槍支只有一半。他們在兩天前到這裏，任務是護送我們到蘇區中心去，可是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離這裏約三十里的某地，駐紮著新開來的白軍一連，他想帶著隊伍，去解決那個連。獨立團的最大困難是缺乏子彈，每枝槍平均不到十顆子彈。他想我們今晚應在此間休息，獨立團則去行動，以期擄獲一些槍枝子彈補充軍械。
我贊成王團長這個建議，並要他畫一個行動略圖給我看。王團長和在座的長官都很熟悉這一帶的地形，但卻不會繪圖。我告訴他們學會繪圖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行動戰略圖，我就不會了解他們的行動計劃，部隊長官的指揮，也不一定會準確。他們於是遵照我的意思畫了略圖，畫得實在不高明，他們確是第一次學習，官兵們在那裡七嘴八舌的糾正偏差，好不容易才把這張圖擬定了。
接著，我告訴他們白軍這個連一再那裡駐紮了好幾天，可能建築了工事，最好能派一位幹探去偵察一下敵軍駐地附近的情況。那位瘦小的徐政治部主任，自告奮勇的願意去，預計黃昏時可以趕回來報告。他在我們同意之後，就化裝去了。不一會，這個原穿著軍服的徐政治部主任，居然惟妙惟肖的化裝成一個手提糞箕的拾糞農民。我非常高興的看著這個「拾糞農民」的背影，向對面的小坡走去。
午後，我休息了片刻，又更多的了解了這個獨立團發展的經過。這個對立團是由農民自衛軍蛻變而來的。鄂豫皖蘇區各鄉村都有農民自衛軍的組織，按連營團的編製，每鄉至少有一連，多的有一營；每區多數有一團，還有多於一團的。自衛軍的士兵就是各鄉村的壯丁，平時務農，有事時集合行動。這些自衛軍統歸各縣蘇維埃政府下的軍區指揮部指揮，又名為「不脫離生產的地方武裝」，各區鄉的自衛軍奪取了敵人的少數武裝，便由自衛軍中的精幹分子裝備起來，形成某區的獨立連，獨立連的士兵於是脫離生產，經常行動；這又名之為「脫離了生產的地方武裝」，也就是由自衛軍轉化為紅軍的一種過渡組織。這種獨立連通常人數是足額的，武器最初只有一二十枝步槍，多數無槍的士兵仍攜帶梭鏢作戰。步槍逐漸增加的結果，也就能夠單獨擔任游擊的任務。這個黃安獨立團，就是由這樣的六個獨立連編組起來。
那位農民出生的黃安獨立團王團長，在他的同伴中，資格算是最老。一九二七年初，他已是中共黨員，當地農協的負責人。武漢分共后，他是高橋區一帶率領農民打游擊的少數領袖之一。那時他已是這裏唯一的土生土長的游擊健將了。他的同伴們都敬佩他，但也有人批評他「老大」（即自視資格老有些自高自大的意思）。那位徐政治委員被稱為「大徐」，而徐政治部主任則被稱為「小徐」；他們都是學生出身，在這一帶工作很久，游擊戰的經驗則不算豐富。團不利參謀文書等人員都是本鄉的低級知識分子出身(又的是道士的徒弟，又的讀過幾年私塾或小學）。連排班長多數是因戰功而提升的，少數則是紅軍中的戰士，因不願背鄉離井乃留住當地，或因作戰受傷，痊癒后便被拍到這裏來。
正規紅軍在鄂豫皖區只有第四軍，組織比較健全。地方武裝的獨立團在組織上則遠不如正規紅軍，他沒有機關槍，這是與正規紅軍不同的第一點。他沒有單獨的衛生組織，傷病兵都得交由當地蘇維埃政府處理。他也沒有單獨的補給組織，全團官兵從來未領過薪餉，只是按時由當地蘇維埃政府，殺豬宰羊，犒賞一頓。全團所需被服鞋襪，也有政府發動農民代為制辦。他們在蘇區內駐紮時，由政府供給伙食，到白區行動時，就自行打土豪，解決補給問題。
到了黃昏，我們的「拾糞農民」回來了。他手舞足蹈的告訴我們，一切都偵察清楚了。他在那連白軍駐地附近，拾了滿筐的糞，白軍就地拉矢，其駐地四周的糞真是多極了。他已將滿筐的糞交給前面一家農戶，贏得農民的謝意。他偵知這一連白軍都駐在那個山坡上的一所廟裡，廟旁的山岡上築有一個圓形工事，但沒有設置障礙物。通往那個廟的道路，以及構築工事附近的情形，他都弄清楚了，沿途民團駐地也沒有甚麼變動。
王團長根據徐主任所偵知的情況，下達夜襲命令，時間算得十分準確。十時,這個獨立團的第一營，就已集結在團部門前的廣場上。我對他們作簡短的講話，嘉許他們的英勇，鼓勵他們努力爭取勝利。這個隊伍旋即按計劃悄悄出發了。我、陳昌浩和那位交通以及幾個病兵則留在團部內休息，由留下的幾個兵為我們警戒。
翌晨，天將曉，一個從前線歸來的傳令兵，高聲向我們報告勝利的消息，並說王團長帶著隊伍，隨後就到。不久，得勝歸來的王團長向我報告，他們已解決那連白軍的大部分，獲步槍四十余枝，子彈約五千發，俘虜五十餘人；除已將所獲槍支彈藥，由各連分配外，俘虜經過簡單的宣傳后，已經釋放了。我方僅有幾個輕傷，已送往高橋區蘇維埃政府照料。
王團長等都向我道賀，說這次勝利是我的正確指導所獲致的。徐政治委員更說到這次行動因有徐主任的偵查，沒有經過甚麼激烈的戰鬥，就進入了敵人的駐地。除黑暗中逃跑了一些人以外，敵人概被包圍繳械。以前每次行動，多是帶著隊伍出發，看見情形有利，就幹起來，否則退回來，不免空跑一趟。這次計劃準確，因而獲得空前的勝利。他們在回途中，檢討戰績，大家一致認為如果沒有我的提示，似不會有這樣圓滿的結果。
我同樣為他們祝賀，並說這是全體官兵和蘇區民眾一向英勇奮鬥的結果。我還向他們說到下次行動時，要注意繳獲敵人的文件，如工作器具等，都要擄獲回來。他們贊成我的意見，也承認他們自己「游擊習氣」過甚，只注意擄獲槍枝子彈，其他就不大主意了。
十日午後，這個得勝的隊伍護送我們向北進發。由獨立團駐地（蘇區的邊緣）到高橋的中心區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有三十華里之遙，那是我們所要到達的目的地。我開始領略蘇區的一般情況。
這一營人裝備著新擄獲的槍枝子彈（每人平均有三十發了），精神抖擻。在蘇區內行進，不用戒備，可以時行時歇。我這個走壞了腳的「傷兵」，坐在臨時用竹竿紮好的轎子里，隨同團部在隊伍中間行進。我們勝利的消息，早已誇大的傳遍了各處。沿途的農民爭著來看我們所擄獲的槍支彈藥，和我這個來自中央為他們所稱譽的「賽諸葛」的風采。
當地農民與獨立團的官兵相處的水乳交融，沿途有不少農民伴著隊伍一同走一段路，祝賀勝利之聲不絕於耳。他們和獨立團官兵的談話，也是極其親切，看見我坐在轎子上，他們有的一位我是被俘的土豪，因而說：「為甚麼不把他四腳朝天？」或者說：「號一條白肥豬！要值串把大洋吧！」戰士們搶著糾正說：「不要瞎說，他是我們的中央。」農民們聽了「中央」二字，防腐蝕「真命天子」似的，不禁伸伸舌頭說：「中央呀！領導我們打勝仗的中央呀！了不得，我說錯了！」
我們的隊伍在沿途村莊上休息的時候，農民們興高采烈的將準備好了的茶水，供給戰士們解渴。村莊上男女老少都圍攏來觀看，戰士們也非常和藹的告訴他們，我們是新從中央來的人，特別將他們新繳獲的槍枝子彈，誇大一番。這種與農民親若家人的情趣，是國民黨區域里所看不見的。
這些事使陳昌浩高興得了不得，他覺得出乎意料的發現了許多奇迹，特別是戰士與農民的親密關係，軍民對中共中央的信仰，軍民一致進行游擊戰爭等，為之讚賞不已。他在那裡注意了解實況，也覺得他過去所學的軍事知識，許多是不適用的，要從新學習游擊戰術。後來他終於擔任紅四方軍政治委員的重要職務，成為靈活敏捷的游擊驍將。
下午五時左右，我們到達了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的一個大村莊上宿營。這一營人旋即分散住到各民房裡去了。也有一些戰士請假回家，情形顯得有些凌亂。王團長曾向我解釋，在高橋區中央，不用戒備，一切可以隨便些；各排班紛紛找他們所熟悉的人家去住，但他們都會集住在大廳里，不會出亂子的。有家在附近的戰士，請假回家了，明早必能按時歸隊。
我們和團部駐紮在高橋區蘇維埃政府的辦事處。這是幢較寬大的房子，門口掛著兩塊大招牌，一是「高橋區蘇維埃政府」，另一是「中共高橋區區委會」。房子裏面除了陳設簡單的辦公室和卧房以外，還有一間倉庫，裏面堆滿了農民所捐獻的布鞋草鞋襪子之類東西。蘇維埃政府人員，正忙著將這些東西分發給戰士們。這些鞋襪大小不一，由各戰士選用合適的，很費時間。當天，政府還宰了三條大豬，安人分配，犒賞全體官兵。一切放哨做飯等等勤務，概由政府指定本村農民執行，使全體官兵都能充分享受一晚的休息。
我在這裏第一次會見了現任中共政府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李先念。他那時擔任高橋區中共區委會的書記兼該區蘇維埃政府的主席。這個細長生財的青年人，原系木匠，是一個黨齡較老的能幹游擊家，他的態度嚴肅，說話也很謹慎。他向我敘述了高橋區發展的經過，現有人口的數字，黨員團員人數，自衛軍、少先隊等等組織的概況。這些事我現在自然已記不清了。
他特別向我說明，高橋區孤懸在鄂豫皖蘇區的南端，要經常向四周打游擊。如果這個黃安獨立團離開了這個區域，白軍和民團就要乘機來侵襲。高橋區各地都布滿了放哨的單位，敵人進襲時，頃刻之間，他們就會知道，於是區委和區蘇維埃的人員，都擎起武器（自然多數是梭鏢），攜帶文件包，上山去了：以免在山上辦公，一面指揮作戰，還要指揮男女老幼「跑反」（意即掩護老百姓向敵人不宜到的地方藏躲）。自衛軍則在敵人的四周騷擾並乘機反擊。因此，敵人不敢分兵深入，有時他們能繳獲敵人少數槍枝，有時也遭到失敗，人畜被擄去，村莊被燒毀。
李先念所說的，使我對當時蘇區有一個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幹，後來他被調任紅四軍某團的團政治委員。從此，我們總在一塊對敵作戰，他也逐漸成為紅四軍少數領導人之一。
十一日清晨，王團長率領這一營人護送我們繼續北行。徐政治委員則率領其他人員留駐高橋區，辦理該團官兵所需夏服等類的事。我們當天的行程是八十華里，北行二十五里后，便出了高橋區境，要通過約五十里的「灰白區」，然後才能到達七里坪蘇區邊境的一個村蘇維埃宿營。在高橋區內，我沿途所見情形，與昨天所見一樣，只是再沒有人誤認我是土豪了。那些消息靈通的農民，在我轎子旁邊走過時，多向我表示親切的敬意。
將近走出高橋境以前，王團長命令他的隊伍改為備戰行軍。他向我解釋甚麼叫「灰白區」，就是在本質上仍然是白區，不過區內人們不積極反對蘇區而已，我們與灰白區的關係大體上是互不侵犯的。黃安縣城離高橋區邊境不過五十里，董必武就在這個城裡生長，他在城裡辦過學校，在地方上很有聲望。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時期，國民黨黃安縣黨部和農民協會都很左傾。這個灰白區的一些紳士和知識分子多曾是國民黨左派，後來國民黨反動了，他們有些受牽連，遭到國民黨的迫害。因此，這個區域的人們，對「剿共」十分消極。蘇區的人也不在灰白區打土豪，彼此一向相安無事。
王團長表示他對灰白區的情形相當熟悉，白軍駐在黃安城內和交通要道的據點上，民團雖散布各地，但也很難到偏僻的地方來，平常我們的便衣人員可以在晚上安全通過，白天有幾條槍的隊伍，也可以去得。只有黃安通河口①的要道是敵人的交通線，我們橫過時，要特別警戒。
我們進到灰白區后，情況顯然不同了。在路上見不到老百姓，更沒有人為我們準備茶水。在田野間照常工作的農民，不敢理會我們。我們停留在村莊做飯的時候，村莊中的婦孺，並不躲避我們，男子則站得遠遠的，不敢和我們接近。我們向婦女借用東西，或購買糧食蔬菜，她們不僅不拒絕，而且態度和善。王團長解釋，這裏的男子躲開我們，是怕我們去了后，會遭到「通匪」的懲罰。
午後，我們的隊伍快要橫過黃安通河口的大道時，發現大道上有大隊敵人正向河口前進，王團長偵知這是駐在黃安城內白軍蕭之楚部第四十四師的一旅人，開往河口換防。他徵得我的同意后，開始分散隊伍向敵人襲擊。我也下了轎子，參加這場戰鬥。我在蘇維埃唯一的一次坐轎子，至此就結束了。
我們的隊伍以排班為單位，分佈在一個很廣泛的區域內，我和陳昌浩等隨著王團長行動，身邊也只有十個戰士。我們爬到一個山坡上，觀察戰況。我看見我們的隊伍東一堆西一堆，這裏放一兩槍，那裡放兩三槍，向敵人騷擾。這就是被人們稱譽的「麻雀戰術」。敵人表現的很驚慌，不敢向我們反擊，他們佔領陣地，交換掩護前進，正向一個高山上的寨子集中，我們的隊伍緊緊環繞著敵人的四周活動。敵人用機槍四向掃射，槍聲愈來愈熱鬧，彷彿是一場大戰。
黃昏時，敵軍都集中到那個寨子里去了。這個寨子四周的城牆系用大石切成，四個城門也很牢固。據說這類古老的寨子在附近是很多的，大多是太平天國時代，當地人民建立起來作為避難之用。這個寨子裏面尚留有一些破舊的房屋和水井，白軍就利用這裏作為據點。
我們的隊伍就集結在這個寨子外一處山腰的平地上休息，王團長派出兩個小隊，分頭摸到寨子的城門附近，放了幾槍。於是替人都跑上城牆，向四周放槍投彈，槍聲炸彈聲徹夜不休。其實，我們方面並沒有一個人受傷；我們的戰士有愛惜子彈的良好習慣，不輕易放槍，這一夜，敵人損失的彈藥自然又是不少了。我們的戰士紛紛譏笑敵人膽小，這一夜必定不能安睡。
王團長偵知敵人已將城門緊閉，認為今夜再也沒有事了，因此命令讀物就地睡覺，連哨兵也不派，似是不願他的士兵有不必要的疲勞。他在臨睡之前向我說：「請睡吧！現在可以好好休息一晚。」不久，他真的睡著了，我這個初參加游擊戰的人，在震耳的槍聲中睡不著。我心中也對陣前睡覺的事，不以為然，便獨自起來，環繞這個宿營地巡視一周，所有戰士似都睡著了，沒有一個人和我打招呼。我向寨子走去，敵人的子彈飛過我頭上呼呼作響，我沒看見一個哨兵，我在那裡慢慢踱著，心裏想：讓我權充哨兵吧。王團長悄悄走到我的跟前，輕輕地向我說：「你還不放心嗎？敵人縮到寨子裏面去了，絕不敢出來，我們屢次這樣陣前睡覺，絕未遇到過以外，而且我們打慣游擊的人，說睡著就立即睡著，有甚麼風吹草動，馬上又醒過來。」我告訴他要嚴防萬一，如果疏於警戒，總有一天會吃虧的。王團長的神情，似仍不以我的話為然，但也只得勉強派出一班人來警戒。
拂曉以前，我們的隊伍，已準備好繼續打游擊。敵軍也開始走出寨子向河口方面移動，我們包抄到敵人的右前方去了。當晨曦初露時，我在一個高地上忽然聽見成千上萬的農民的呼嘯聲，震動了四周的山谷。王團長告訴我，這是七里坪區的農民自衛軍到了。果然，獨立團第二營的第四連有一個傳令兵來報告，他們這個連知道我們在這裏作戰，馬上趕來配合行動，還帶來幾千名自衛軍，他指給我們看，他們的指揮所就設在前面那座山頭上。
這場似真似假的戰爭是一幅奇觀。全副武裝的敵軍沿著大路，佔領高地，踽踽向他們所要到的目的地移動。由於我們的活動，敵軍有時被逼停在高地上，不敢前進；除了放槍以外，不作任何進攻的嘗試。另一方面，星羅棋布的農民隊伍，卻極其活躍，四面威脅，企圖使敵軍陷於混亂，以便乘機奪取武器。
我觀察全盤情況，覺得敵軍似旨在避免我們的襲擊，是消極的逃避。我們的行動卻非常的迅速，到處試探敵軍的弱點，是積極的攻擊。但我們也有弱點，就是輕視敵軍，不注意自己的隱蔽。我曾向王團長指出，我們如果能注意隱蔽，將更能增加敵人的驚疑和避免可能的傷亡。但一般戰士總以為隱蔽是不夠勇敢的表現，而且也沒有這種訓練。我知道要糾正這種缺點，並非一朝一夕的事。
我了解了獨立團的作戰行動后，就要去看看自衛軍。我冒險通過了為敵人機關槍火網所控制的田阪，到達對山的自衛軍的陣地，我在那裡會見了七里坪區農民自衛軍的團長和獨立第四連連長等指揮幹部。那些自衛軍是按連分別集結在各叢林里，每連都有不少的紅旗，插在敵軍實現所及的地方。隊員則拿著梭鏢隱伏在樹林中。他們時而移動，時而叫喊，也還有些攜帶籮筐的農民隨著自衛軍一同行動，這是準備繳獲了東西，迅速挑往蘇區之用（自衛軍到白區打土豪例帶籮筐，以便挑走穀子）。自衛軍的團長向我解釋，他們的任務是協助獨立團威脅敵人，要等到敵人混亂了，才能去參加戰鬥。
近午，王團長因敵軍無懈可擊，便將大部分隊伍，收縮到敵人較遠的後面山頭上來了。我代表中央慰問了自衛軍之後，也由前線回來和王團長會晤。我們商定由王團長仍帶著他的隊伍監視當前的敵人，以便等到黑夜再行動。我和陳昌浩等則繼續北行，這裏到七里坪區一個邊境村蘇維埃，不足十里路，只須幾個兵護送就夠了。再過去全部都是蘇維埃的轄區，單身也可行走，不必再有人護送了。至此獨立團護送我們的任務，已告結束。
在我們（我、陳昌浩和那位交通）三人離開前線向蘇區中心行進途中，陳昌浩覺得僅僅兩天多的時間，看見了不少的新事物：如對敵軍的夜襲，高橋區的活動，農民武裝向強大的敵軍進行騷擾戰等等，這些事，他在上海時，從文件中雖也曾看見一鱗半爪，但究竟不太了解，現在親身經歷，才有深切的認識。
陳昌浩向我說起，他混在戰鬥中，聽見他們的種種議論，知道他們對於中央十分敬重，對於我們新來的人非常關切。他轉告我他所聽到的一些事情。戰士們看見我坐轎子，有點覺得知識分子經不起苦，直至昨天下午我從轎子上跳下來，參加作戰的時候，他們又高興的說：「主席也下轎和我們一道作戰了。」今早我要他們注意隱蔽時，他們多覺得好笑，等到我通過火線，到自衛軍那邊，有人在那裡說：「這位主席真負責，連自衛軍作戰都要親自去看一看！」王團長還說：「以前上級不了解實況，亂下命令，以致難以執行。現在張主席遇事謹慎和負責，看來，以後不會再有那類不切實際的命令了！」陳昌浩覺得王團長這種議論，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我們所要肅清的立三路線的殘餘。
不到一個鐘頭，我們到達了那個村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這是鄂豫皖蘇區的邊緣。我此後所要說到的，便是這個蘇區的概況。
①：河口在黃安西邊四十華里，是黃陂縣一重要市鎮
第三章 推行新政策
我到達這個蘇區中心后，立即考察實況，開始試行政革，這種改革的性質，用中共當時的術語來說，是反對立三路線的軍事冒險，實施鞏固蘇維埃和紅軍的正確路線。同時，用這個蘇區的術語來說，是反對「游擊習氣」，亦即反對土匪軍閥的傾向。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而且受著許多條件的束縛，不宜完全實現。
四月十二日午後，我和陳昌浩由那位交通引路，向七里坪進發。七里坪蘇區是鄂豫皖蘇區的發祥地，位於黃安北部大別山麓。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后，這裏便是中共黨員農協幹部和農民自衛軍的逃逋藪，也是一九二八年秋收暴動的一個主要地區，成為長江以北的「井岡山」，它的發展經歷是很有代表性的。
從這個邊境村蘇維埃到七里坪是五十里，沿途村莊都遭受過破壞；特別是那些寨子祠堂廟宇等較大的建築物，大多隻剩下斷垣破瓦，都是白軍進攻時，為了不讓游擊隊利用來作為據點而特別破壞的。人們往往根據這些遺迹，告訴我們一些英勇戰爭的往事。當地到處布滿了崗哨。我們每走二三里路程，就會遇著崗哨的盤查，比高橋區的崗哨組織，似乎還要嚴密些。這些崗哨都由路旁村莊的少年先鋒隊擔任，他們三五成群，日夜輪流看守崗位，盤查行人，傳達警報。
我們通過崗位時，要出示路條，答覆盤問。那位交通往往指著我說：「這位是中央！」指著陳昌浩說：「這位就是你們小鬼隊的總頭目！」那些天真的農家孩子，年齡多不滿十六歲，頸上系著一根紅布帶子，手裡拿著木棍，聽見「中央」二字時，肅然敬禮。我拉著那些孩子，笑著問他們：「甚麼是中央？」他們所知的似是最大的官他們的，甚至比總司令還大的就是「中央」，我故意問：「是不是蔣介石呢？」他們都知道蔣介石是他們所要打到的反動派，而中共中央才是他們所擁護的。
陳昌浩這個少共中央的負責人，很注意哪些少先隊的活動。他很詳細的詢問那些孩子們關於少先隊的情況。少先隊是少共所領導的，按鄉、村和個別村莊分大隊中隊小隊編組起來。每一個村莊至少有一個小隊，人數十餘人至數十人不等。這個組織專門擔負崗哨的責任，在道路上設明哨，在偏僻的山野間則設暗哨。這項工作幾乎花費了各鄉村的孩子們的全部時間。
陳昌浩認為蘇區的孩子們竟能負擔著「警察」「海關」等等繁重任務，真是想不到的事。他注意考察他們的工作效率，那些孩子們向他誇耀，捉拿間諜，防止走私，傳達白軍民團進攻消息等項，是他們常做而又很具成績的。陳昌浩知道那些孩子，多數失學、不識字，便問他們如何識別路條的真偽，他們都是記住路條的暗號和印信的特點，稍有可疑，就詳加盤問，因此，很少漏網。他還問他們如何對付攜帶武器的敵人，他們的答覆是隨時能獲得村中成年人和自衛軍的援助，只要一聲喊叫，就有很多人圍攏來。
我們走了約一半路程之後，所遭遇的就不是盤問，而是歡迎了。我們所過的村莊，總有十幾個乃至幾十個少先隊在列隊歡迎。我們檢閱這些儀仗隊時，鄉村中的負責人往往向我們解釋，向村中男女大人，都忙著公私工作去了，剩下的只有在家休息的少先隊。這無異告訴我們蘇區的人力十分缺乏。
黃昏時，我們到達了著名的七里坪。這個小市鎮上的房屋，多半歷經戰火的破壞。雖經蘇維埃動員人力先後重建起來，但不能說已復舊觀。七里坪區蘇維埃政府和中共少共七里坪區委會等機構都設在這裏。好一點的房子都被這些機關佔據了，窮苦的農民們都擠住在為數很少的房屋裡。市鎮上已沒有買賣，氣象顯得十分蕭條。
我們住在中共區委會的辦公處。飯後，去蘇維埃主席和中共區委書記以下的黨政負責人，都來和我們聊天。我經過這三天行路的鍛煉，不再有不慣的的感覺，精神抖擻。我向他們說：「先將你們所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提出來談談吧！」那位區蘇維埃主席回答：「糧食問題是最困難的。現在剛整田插秧，離夏收還有三個多月，全區所存糧食，約計能維持一個月，要缺兩個多月的糧，看來要發生嚴重的飢荒。」在座的人都眾口一詞的支持這位主席的看法。
他們分析糧荒的原因，認為這一帶水田少，山地多，盛產花生，由於蘇區和白區的隔離，花生賣不出去，糧食換不進來。土地已經分配了，因人力和耕牛農具的缺乏，有些田地荒蕪。蘇區許多壯丁參加了紅軍和地方武裝，剩下的農民所擔負的任務也太多，如自衛軍、擔架隊、運輸隊等。婦女要做鞋襪供應紅軍，小孩子要站崗放哨，老年人也要忙著打草鞋，因而人力極感缺乏，耽擱了生產工作。此外，敵人侵襲蘇區的時候，前奏耕牛，搗毀農具，更是這些東西不足的主要原因。上級雖然號召加緊生產，並沒有解決實際困難，何況鄂豫蘇區各機構都設在這個區域內，人數在五千以上，紅軍經常在這裏經過或停留，又增加糧食的額外消耗。這裏附近各蘇區又都缺糧，沒有互相調劑糧食的可能。
他們一向靠到白區去打土豪來解決糧食困難。每當紅軍向白區行動的時候，農民都踴躍參加，大批自衛軍和運輸隊，滿筐滿籮挑著穀子回來了。挑回來的穀子，按成分配；自衛軍和運輸隊通常分一半，另一半則交蘇維埃作為公用。但是現在四周已無土豪可打，除非到很遠的白區去，才能取得糧食。
他們也認為到白區去打土豪，引起了白區人民的反感。依照打土豪的原則，是應發動白區當地的農民，自動起來打，由此獲得的糧食，也應該分給當地的窮苦農民，這才不會招致多數人的反感。可是現在是由蘇區的人去打，糧食也全部運走，這不僅失掉了打土豪的意義，而且被打的區域，因為糧食被運走了，糧食供應就會不足，糧價也要上漲；此外，自衛軍和蘇區農民到了白區之後，那裡還能分辨土豪不土豪，還不是見糧食就「打」。糟蹋糧食的事也是在所難免的。因此，白區的農民往往站在民團方面來對付我們的游擊隊。鄂豫皖蘇區的周圍，有些地方民團勢力日漸強大，可以說主要是因打土豪而引起的。我們明知如此，但也沒有其他可以代替打土豪的辦法。
我覺得這是急須解決的嚴重問題。不過這裏只是一個區的範圍，一牽涉到整個政策，在這裏就無法解決。我因此提出增加生產的主張，來和他們商討。我問他們，你們這裡有些甚麼早熟的農作物，尤其是在一兩個月內可望收成的東西。我還告訴他們，井岡山在缺糧時，一般戰士和農民有好幾個月只有南瓜吃的故事。
我的意見引起在座者的興趣，在座的老農們說到他們已往加緊生產工作，是一般性質的。重點也是放在增加稻穀的生產上，其實，這一帶盛產瓜菜，一些荒地上，還可種山芋黍穀類等，其中多數是早熟的，既不需很多的人工，種籽也是現成的。如果發動老幼婦女注意生產這些菜蔬雜糧，對於渡過這段青黃不接的糧荒時期，將大有助益。
我們商談的結果，決定了增產早熟農作物的具體措施。我們要求這個區域內每一個人至少都要種五顆南瓜，每戶都要增種一塊地的蔬菜和雜糧，並要求少年先鋒隊員們，在放哨或在家休息時，都要儘力做這些事。其他成年男女也應利用片刻的閑暇時間，在駐地附近進行這些工作。各戶對於種下的農作物，應隨時照顧。此外，區蘇維埃還應注意不浪費人民的時間，減輕他們的勞役，並厲行節約糧食等等。
在座的人覺得這些辦法是可行的，認為加緊生產再也不是空洞的號召，二是要切實去做的。我也警告他們，到白區打土豪的辦法，在原則上很不對，須要停止。如果他們不在增產和節約兩方面努力，那就只有等著餓死。在座的人由於他們已有經驗，對於這個問題，似也認識得很清楚，後來事實證明，他們也執行的很起勁，收到了很大的實效。
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和中央特別委員會是這個蘇區的最高機關，設在距七里坪北面十五里路的村莊中，由七里坪向北走三十里即是鄂豫皖交界的地方。翻過大別山，再走十五裡邊到了河南光山的一市鎮——新集（後為國民政府改為經扶縣。當時鄂豫皖區的中心機關，就散設在七里坪北面的一些村莊上，不到一個月就遷到新克服的新集來了。這就是後來知名的鄂豫皖區的首都）。十三日早，我們由七里坪中共區委書記陪同向北進發，這是我們這次旅行的最後路程。我們那天早上走了約一半路程，邊到了這個區域的軍醫總院。我們看見一個大村莊，面臨著一條小溪。村莊內有一千多個傷病兵，這是由軍分會軍醫處直接管轄的。在這個村莊的廣場上，有成百的傷病兵，曬著春日早晨和暖的陽光，解開衣服在捉虱子。這使我聯想到這裏的衛生問題，當時是十分嚴重的。一路所見的戰士和普通人們，多患著滿身干瘡，我想這與虱子很有關係。這裏的人無法抵抗虱子，因而有一種荒謬的說法：「身上的虱子越多，革命的資格就越老！」我這個來了不到五天的人，也曾在衣服上捉到幾個虱子，足證這個小動物是無處不在的。
村前小溪邊，成百的婦女在替傷兵洗滌衣服。七里坪區委書記告訴我，這些洗衣婦女，便是婦女慰勞隊。這種組織為鄂豫皖婦女運動委員會所領導，也是依地域分編為大中小隊的。這裏附近村莊的婦女慰勞隊，輪流來為傷病兵洗衣服，縫補衣襪，幫助料理伙食，併為醫院洗繃帶。以為繃帶不易得到，所以一條繃帶必須常洗，一直用到完全破爛為止。不在醫院附近的婦女慰勞隊，經常也是工作紛繁，如代紅軍縫補鞋襪織補衣服等。反動派造謠說蘇區的婦女慰勞隊是營妓性質，其實，這是與事實不符的，她們不僅工作忙得很，而且有很多都是老太婆。
那位區委書記，提起這個醫院，就覺得很傷腦筋。他告訴我們，這個醫院院長，前幾天就被傷兵打傷了。傷兵特別暴躁，伙夫的伙食做的不好，護士照顧不周，都會引起傷兵的不滿。他和其他同志到這裏來慰問傷兵的時候，也曾遭到他們的奚落。其實，醫院所欠缺的東西太多了。醫生、護士、藥品、以至醫療用具無一不缺，也難怪傷兵要鬧彆扭。尤其是動手術的時候，因為缺少麻醉劑，接受手術的傷兵往往會痛的慘叫起來。這又使其他傷兵聽了寒心。這個醫院的政治部成為傷兵責罵的對象，軍委會也毫無辦法，老是要醫院負責人忍耐，不要觸怒那些傷兵。
我們在這個醫院巡視一周，覺得醫院的負責人大致上做到了他們能做的事。那些傷兵們都住在民房的大廳和較好的房間中，窗戶都已經改大了，也增設了新窗戶，空氣和陽光是充足的。傷病兵都是按傷勢和病情來分類居住。約有半數睡在木板上，其餘則睡在稻草上。所有病房都很乾燥，也收拾得很乾凈。各種娛樂設備，在當時條件許可之下，也是應有盡有，傷病兵在這方面相當感覺興趣。因此，我想到引起傷病兵不滿的原因，大概不是醫院當局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困難。我只有向傷病兵和醫院負責人，表示一般慰問的意思，也不敢做過多的承諾。
我們由醫院出發。不一會，王平章、鄭位三、戴季英、周純全、郭述申、徐立清等都在大路上迎接我們。這些同志們都與我會過面，但有些我已記不清他們的姓名了。我們就別重逢，分外親切。他們告訴我這裏最近的一些軍事勝利消息，主要是里這裏三十里北面的新集，原始地主民團的堅強堡壘，不久以前被我們圍攻下來了。由於這個勝利，使我們在河南光山羅山等縣的工作更易於發展。曾鍾聖還帶著一部份軍隊繼續圍攻新集以西的幾個寨子，目的是要打通新集與羅山宣化店蘇區的交通，擴大蘇區範圍。現在他們已通知曾鍾聖趕回來和我會面。
這些同志們都與我會過面，但有些我已記不清他們的姓名了。我們就別重逢，分外親切。他們告訴我這裏最近的一些軍事勝利消息，主要是里這裏三十里北面的新集，原始地主民團的堅強堡壘，不久以前被我們圍攻下來了。由於這個勝利，使我們在河南光山羅山等縣的工作更易於發展。曾鍾聖還帶著一部份軍隊繼續圍攻新集以西的幾個寨子，目的是要打通新集與羅山宣化店蘇區的交通，擴大蘇區範圍。現在他們已通知曾鍾聖趕回來和我會面。
我和這些負責同志會面之後，很注意了解當地的實際問題，特別是糧食問題。但同志們所希望於我的，卻是告訴他們這個區域以外的好消息。每次從中共中央來的要人，首先都要作一篇冗長的政治報告，描述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誇大這個區域以外的勝利，作為振奮人心的法寶。著似是立三路線所養成的作風。我也曾很持平的告訴他們一些各地的實況，他們似覺得不夠刺激。我乃強調我們如能將當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推進全國革命形勢發展的切實步驟。
我們的討論仍是從糧食問題開始。我告訴他們我在七里坪時 所知道的糧食情況，和已採取的急救辦法，要求他們告訴我整個區域糧食問題的現狀。
他們告訴我鄂豫皖蘇區有兩個主要部份：一是以七里坪為中心的鄂豫皖邊區，一是以金家寨②為中心的鄂豫皖邊區。在鄂豫皖邊區內，叫老一點的蘇區有黃安的七里坪和高橋區，麻城的北區，羅山的宣化區，這些地方缺乏糧食的情況，大致是相同的。其中高橋區因四周連接白區，比較容易解決些，至於新開闢的光山新集區和在新集以東的沙窩區，糧食的情況還要壞些。這都是經過長時間打土豪的結果。現在這兩區的北面，布滿了民團勢力，而新集沙窩兩區的人民大半為民團威脅走了，土地荒蕪了，糧食也沒有了。
至於豫皖邊區，包括六安的金家寨區，麻埠區，霍山的流破幢區，商城的南區，和英山北部的游擊地帶，糧食狀況，大致要好些，因此大部紅軍，已開到那裡去行動和就食去了。他們認為那裡的情況也和七里坪一帶有相似的地方。六安一帶盛產茶葉麻竹材等，但不易運銷出去，所需糧食和其他日用品，也不易運進來，而且軍隊在那裡駐紮久了，到處打土豪，同樣會增大白區和蘇區的對立形勢。
關於糧食問題的討論，迅即擴大為一般經濟問題，乃至整個政策問題的討論。在一般經濟政策問題上，出增加糧食生產外，還要解決蘇區內部和蘇區與白區之間的商業問題，市場價格問題。那時蘇區盛行一種強迫規定商品價格的辦法，價格也規定得很不合理，如糧食價格一般規定得很低，這就造成了糧食外流的狀況。我的同志們告訴我，儘管蘇區內糧食缺乏，但仍有少數糧食從蘇區流出去。因而我們覺得，要解決糧食問題，就要廢除限價，抬高糧食價格，活躍市場，使蘇區以外的糧食，有流入的可能，同時使蘇區的糧食不會流出。土產流出去，換糧食進來。而且蘇維埃政府，要全盤改變它的經濟財政政策，即由打土豪轉變到稅收制度的建立，但這又非一時所能完全做到的。
就在這些問題上，表現了兩種不同的看法。少數同志如具有立三傾向的戴季英，認為改變經濟政策並不能解決糧食缺乏的實際問題，只有注意軍事發展，繼續打土豪，同時糾正一些打土豪所發生的缺點，才是比較有效的辦法。多數同志如鄭位三、王平章等，則覺得打土豪已經造成赤白區的對立，如果繼續下去，不僅不能鞏固蘇區，而且將危及蘇區的存在，只有逐漸建立財政經濟制度，加緊節約和生產，逐漸廢除現在打土豪的辦法，才是根本之圖。
不兩天，曾鍾聖從前線趕回來了。他告訴我一些軍事情況和他正在執行的軍事計劃。當時紅四軍是由鄺繼勛任軍長，余篤三任軍政治委員。這個軍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三個師。第十第十一師各有三個團，第十二師則僅有兩個團（其第三十五團尚在擴編中），人數約一萬人，槍枝六千多一點；再加上地方武裝的槍枝，合計鄂豫皖全蘇區約有九千條槍。
鄺繼勛帶著第十一師全部和第十師的兩個團到金家寨去了，他們的任務是相繼解決駐紮在流破幢、麻埠③這些市鎮上的駐軍，以期奪取敵人武裝來壯大自己，並擴大蘇區的地盤。那一帶糧食較充足，可以在那裡多行動一些時候。但從此地到金家寨去，中間隔著約一百里的白區，交通阻隔，因此，無法知道他們行動的近況。
曾鍾聖認為國民黨政府現在並無進攻鄂豫皖蘇區的整個計劃，只在邊緣上有少數白軍配合民團經常騷擾。在新集克服后，他會同余篤三和第十二師師長徐向前，指揮第十二師和第十師的第三十團在新縣西北一帶地區活動，企圖擴大光山星山的蘇區地盤。誰知那裡的地主們堅守著一些寨子，不肯放棄，我們圍攻高山寨時，傷亡竟達千人，最後還不得不放棄圍攻。他覺得要進攻那些寨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因為當地人民都被脅迫到寨子里去了，糧食和其他的一切也被他們搬到寨子里去了。我們軍隊所遇到的是嚴格的堅壁清野，曠日持久，糧食無以為繼，攻堅又無重武器，不免招致傷亡。他也承認貧民們追隨著地主民團，堅決抵抗我軍，是由於打土豪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軍分會本身組織並不算是健全的，面臨的困難也很多。據曾鍾聖告訴我，因為幹部缺乏，只有優先充實戰鬥部隊。這樣，軍分會本身在人手上更相形見拙了。擔任參謀長的蔡申熙，原任第十師師長，因負傷未愈，才改任參謀長，現在他又兼任軍事學校的校長，經常在校里授課，不能實際執行參謀長的職務，現在參謀部只有一位年輕的李參謀長主任負實際責任，參謀人員少的可憐。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由余篤三兼任，余到前線去了，政治部的人員多隨同前往，剩下的也為數無幾了。軍事學校學生不到兩百人，住在離這裡有六十里的沙窩區，這些學生除上課外，還要擔任繁重的警戒任務。軍醫處和軍需處的組織倒是很龐大的，軍醫處所屬的醫院經常有四千傷病兵；軍需處附近設有許多小工廠，如修械廠、被服廠等，還看守著上千個被抓來的土豪，總共人數要逾兩千人。因此軍分會的直屬機關就超過了五千人。
軍需處所看守的那些「土豪」，是按他們的身份，分別予以「優待」，希望他們能設法繳出一些罰款、醫藥用品以至軍用品等。但日子久了，在他們身上愈來愈榨不出甚麼油水來了。赤白區的阻隔，白軍民團的封鎖，以及那些土豪確繳不出東西等等困難，使軍需處這項工作的效果，逐漸縮小。
被俘虜來的岳維峻師長，似是一個最突出的「土豪」。軍分會曾向他表示，如果他能供應紅軍二十萬元的物資，就可以釋放他。岳也欣然接受這個條件，認為這個數字是他能力所能做的到的。據曾鍾聖告訴我，岳維峻這件交易被國民黨武漢行營知道了，因而從中作梗。其後運進來的物資，如醫藥品，不是贗品逾期品，便是有害的東西，而且經手送物資的人，也多是武漢行營派來的特務。曾鍾聖也判斷不出這是由於國民黨政府不愛惜岳維峻，抑是岳維峻有意搗蛋。
根據這些情況，我提出了初步改革計劃。我向我的同志們指出，中共中央所給予我們的任務，是鞏固和擴大這個蘇區的根據地，建立堅強的蘇維埃政權和壯大紅軍，以期配合中央蘇區（即江西蘇區）和其他各蘇區一致行動，爭取更大的勝利。這就需要我們根據中共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方針，檢討我們的工作。某些錯誤應當糾正的，某些政策應當改變的，都應當立即採取具體步驟。
我表示我初來，許多事還不完全了解，而且沈澤民等同志也還沒有到這裏，因而我建議俟沈澤民等到達后，再行改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邊區省委。在沒有改組以前，仍由特委會負責，我則暫以中央代表名義，參加特委會工作。特委會應從速準備召集一次特區黨員代表大會和蘇區工農兵人民代表大會。這兩次大會的任務是釐定我們的全盤政策。
現在所要立即解決的有下列幾個問題：一、糾正亂打土豪的風氣，立即釋放一部份已拘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區與白區間的關係。二、厲行增產節約，解救糧荒，依照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辦法，予以適當的補充，立即通令全蘇區實行。三、實施新經濟政策，其要點是：取銷限價，獎勵經商，活躍市場，提高糧食價格，輸出土產品，建立稅收制度和蘇維埃銀行，發行蘇維埃紙幣。四、土地政策、蘇維埃制度和黨的組織的健全等，也應立即研討其利弊得失，以期實施相應的改革。
曾鍾聖對我的主張表示疑慮。他顯然輕視了打土豪所發生的錯誤，認為既要打土豪偏差時難免的。他還認為我的辦法緩不濟急，不能堅決實際問題。他以軍人的頭腦，認為我所說的這些偏差，只有在軍事有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才能糾正。他向我說：「我素來認為國燾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辦法取得軍事上的驚人勝利，不料他現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決的次要問題。」我覺得這些話正是立三概念的標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來。的確，我那時是不願意輕易給同志們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線的殘餘」這類的術語，我就沒有用過。我強調只有政策正確，又能糾正明顯的錯誤，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風，才能獲致軍事勝利。決不可因果倒置，誤認在軍事勝利后才能整飭內部，注重政治紀律。
曾鍾聖這樣的觀點，在這個蘇區內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糾正過來。我們後來就為了糾正這些錯誤，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另一方面，在這個蘇區里也有不少深明大義的人如王平章、鄭位三，他們極力支持我的全盤主張，認為這是他們早就想做的事。周純權根據他在政治保衛局工作的經驗，認為打土豪發生了嚴重的流弊，主張立即釋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聲望的軍人，同樣支持我。他向我指出紅軍幹部中游擊習氣甚深，鄺繼勛余篤三的領導軟弱無力，師團級幹部中有不少個人英雄主義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紅軍幹部的工作，以糾正他們的游擊習氣。
我認為在討論中所揭露出來的問題，都不簡單。我了解了一些實際狀況，更覺得立三路線並非偶然發生，其出發點就是將迅速爭取軍事勝利放在不適當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權的混亂和各派軍閥相互戰爭的時機，急速發展紅軍，向武漢進攻。這種計劃實說不上是無產階級的近代軍事行動，也無勝利之望，但李立三總以為值得去冒一下險。曾鍾聖的說法也是基於許多實際情況，有理由可以自圓其說。我設想毛澤東大體採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義的做法，將逐漸擴大自己實力一點放在首要地位。這雖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徑，但其實際策論，則甚少說明，也許含有甚多農民叛亂的色彩，缺乏無產階級的氣味。
我認真檢討了一番，以理正我的基本態度。我曾經自己問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線讓步嗎？或者說，是打吹一陣革命的好消息，強調不顧一切爭取勝利的方針嗎？當然是不可能。因為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間，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戰事結束，蔣氏獲得勝利。南京政府內部雖然仍有許多紛擾，但蔣氏勢力是加強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來對付蘇區和紅軍。中共中央搬往各蘇區，也並非是因為蘇區不久可以有驚人的發展，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在上海和整個白區不易立足之故。此時此地，我如果重複一些李立三的論調，豈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澤東那樣，彷彿自己是綸巾羽扇，身懷無字天書，裝作未卜先知的軍師么？或者說，既然要領導農民，自己就要農民化一點。我認為不可為，而且不屑為。共產主義，顯然是一種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義，顯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農民叛亂理想，兩者如何能混為一談。如果用另一種觀念來說，也許可以說我太不懂得共產主義的中國化了。
我這個人對共產國際，特別是對斯大林，身懷不滿，而且又是不為他們所信任的人，我能以手持共產國際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願意一開口就搬出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來嚇服那些「土共」。我更沒有扮演過手持「正確路線」的「上方寶劍」，處罰那些立三分子和那些行行式式不聽話的人。五年以後，和我一直共事的陳昌浩向我說過一些帶有批評性質的話，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愛的領導者，有一些特長為他們所不及，但他直說，他從未聽見我吹噓共產國際，甚至連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很少說到，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當時我承認他所說的合乎事實，但也指出有些經過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敘述了這些經過情形）。
接著我發表了一次總結式的重要演說，我向這個區域的全體負責幹部闡明了我的態度和工作方針。我表明我自己支持鞏固蘇區和壯大紅軍的方針，但如何實施，除已有決定外，仍須由我們自己去研究並草擬計劃。我自己就抱著一面工作一面研究的態度。我說明江西紅軍在本年一月間消滅張輝瓚師的勝利，雖令人鼓舞，但是蘇維埃走向紅軍勝利，還有一段漫長的時間。增加自身力量不僅要從量的方面，而且也要從質的方面下工夫。我們應當努力爭取戰爭勝利，擴大蘇區和紅軍，一刻也不能放鬆使紅軍成為「王者之師」。我們要淘汰一些地主富農分子，使其完全為中共領導；加強戰鬥力，不亂打土豪，經濟上一點也不亂來，使蘇區成為模範政治區，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潔，以自別於國民黨政府那種魚肉人民的作法。要完成這些繁重任務，首先要努力是特委會下的所有組織布爾什維克化。
我的主張獲得特委會大多數委員的積極支持。我素來的信譽，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志們相信我會領導他們走上較妥善的勝利道路。他們聽了我的解釋后，表現的心悅誠服，即使是抱懷疑態度的曾鍾聖，也轉而表示支持。接著我接管了軍委會主席的職務（曾鍾聖則退居軍委會委員）。我也經常參加特委會會議，推行我的新政策。首先是從拘押中的一千多個土豪中，第一批無條件釋放了三百多人，其餘陸續清理，不久又釋放了一大部份。增產蔬果和早熟農作物的辦法在全蘇區內，積極推行。蘇維埃負責人忙著調配一些糧食，分配給那些極度缺糧的人。蘇區內的幾個主要市鎮，商賈賣販活躍起來了。有關財政經濟的條例，陸續制定頒行。印刷廠也在籌設之中，準備發行紙幣。
軍委會的軍需處是一個最保守的機構，其負責人對於我的改革甚感惶恐。他們認為釋放土豪，使主要財源斷絕，將無法解決軍隊的供應，目前最急迫的就是軍隊的夏裝問題無法解決。我不得不親自去考察這個問題，清查了軍需處的庫存，找出積弊和浪費所在。我和他們詳細研究如何節省用料，如何利用舊存服裝，如何控制發放等辦法。結果發現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製成一萬五千套，比原擬製成的一萬套，多出三分之一。又由於我的這些努力，證明了軍隊供應不會受到重大影響。同志們的憂慮減少了，改變政策的障礙也減輕了。
我在這個蘇區中心，忙了約兩個星期，一切工作的進行，大體上已建立了一個新秩序，但我仍沒有與紅四軍廣泛接觸。我決定到金家寨去，看看那裡的紅軍主力，試圖推行同樣的改革，去掉一些游擊習氣。灌溉一些革命的作風。同時，特委會也準備將所屬機構遷移到新集去，並在那裡籌備黨和蘇區大會的舉行，以討論我所開始試行的新政。
① 即少年先鋒隊。
② 金家寨在安徽省六安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接河南省商城縣界。 404
③ 麻城亦稱麻埠鎮，在安徽省六安縣西南九十里。
第四章 金家寨之行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我由七里坪區出發，前往豫皖便蘇區中心金家寨，並在紅四軍中工作了一個短時期。我了解了這個蘇區及紅四軍更多的情況，為我後來提出全盤改革計劃，做了進一步研究。
我翻過鄂豫交界處一座並不很高的山腰，首次蒞臨我們即將作為本區首都的新集。這個城堡式的小市鎮，原系地主們的堅強據點，現在正好為我們所利用。這裏的城牆，經歷年培修，高大堅固，超越一般的縣城，市鎮上當鋪商店糧倉以及多數住宅，均建築的頗具規模，為這一帶所罕見。在這個赤區中心，這裏自然是最適宜於作為首都之用的。當時，地主們早已逃走了，房屋多未遭破壞。同志們正從事與整理市政，計劃遷移。
紅四軍政治委員余篤三率領著第十師的第三十團在這裏迎接我。他是從新集西北面的前線趕回來的，他所率領的第三十團則預備護送我到金家寨去。這位工人出身的余篤三，原是武漢使其漢口一個工會的領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為反米夫派的積極分子。四中全會後，米夫派在中共中央得勢，使他頗為不安。他對第十二師攻打高山寨招致重大傷亡一事，引咎自責。對於他的現任職務，他也覺力不勝任。我曾囑他暫居新集，指導這個區域內的軍事活動，一切俟我自金家寨歸來后，再行解決。
翌晨，我偕第三十團繼續東行。我們這一日的行程共六十里，沿途可以從容瀏覽。我當時已接任軍分會主席，有馬代步，一切雜務，也有隨從人員料理。因此，我這次旅行，不若前次步行的艱辛，可以專心致力考察各方面的情況。任三十團團長的王樹聲成為我的嚮導，他一路向我敘述他在這個區域里所經歷的事，使我對這裏的發展，有更親切的了解。
王樹聲團長在這個區域內是參加游擊隊最早的一個。他自始就參加這裏一個基幹的游擊隊，從隊員積功升到團長。因此，他的個人經歷也就是這裏游擊隊成長的經過。這個團長，身體強健，行動敏捷，對於本區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談吐處事，充分流露出久經歷練的游擊健將的才氣。他所率領的第三十團跟他一樣，也是在游擊戰中成長起來的，在紅四軍中算是資格老而又最有戰鬥里的一團，共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槍八百余枝，重機槍四挺，這些實力遠非黃安獨立團所能比擬。全團官兵對於王團長十分敬重，資望較淺的團政治委員也唯他馬首是瞻。
王樹聲眉飛色舞的描述當地游擊隊的最初發展，現在就我所能記憶的，略志於后：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佔領武漢不久，麻城也光復了。那時農民協會開始組織，他正在麻城中學念書，成為CY的團員，並參加農協工作。他旋因工作積極，升為農民自衛隊的大隊長。他們幹得非常起勁，「打到土豪劣紳」，「打到帝國主義和軍閥」，「減租減息」等口號更是叫遍各地；也曾捉過土豪劣紳，戴高帽子遊行。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又提出「分配土地」要求，但沒有實行，就發生了國共分家的慘劇。
該年七月間，武漢政府宣布分共，鄂東北黃安黃岡黃陂和麻城等縣農協，都遭受到反動勢力的壓迫。這些農協幹部、中共黨團員，也有一些國民黨左派分子，紛紛向黃安麻城北部的大別山「跑反」①。他們有些帶著農民隊伍，托著破爛的槍枝和梭鏢之類的武器，東一股，西一隊，沒有統一指揮，也沒有一定的行動方針，時而抵抗，時而躲藏，情況相當混亂。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舉行秋收暴動，提出「平分土地」，「殺盡土豪劣紳」，「組織工農蘇維埃」等口號。他們乃集合這些分散的農民隊伍，進攻黃安麻城等縣城。那時農民隊伍還是烏合之眾，毫無作戰經驗，敵人槍聲一響，他們便四散奔逃，受到好幾次的重大損失。而中共中央，不知當地的實際情形，常鼓勵他們去暴動，未免近於兒戲。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十分厲害。夏斗寅的第十三師開到黃安麻城一帶駐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這一師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既較熟悉，又與當地地主民團勢力相結。他們捉到農協的人就殺，有全家被殺的，有房屋被焚毀的，並且分區分鄉實行搜山清鄉。中共黨齡較老一點的黨團員和重要的農協幹部多被殺害，而無辜農民之遭殃著就更多了。這種白色恐怖，自然也逼著一些人不能不跟著農民的隊伍上山。
面對這種白色恐怖，似無法與之抵抗。一般同志不是怕死，就是失望，紛紛逃亡。不少的人埋藏槍枝，改名換姓，逃出這個恐怖區域；另一些人藏在山林深處，每晚更換幾個地址，以免遭到殺害。王樹聲所參加的那一支農民隊伍，算是最堅強的，藏在深山之中，晝伏夜出，又是集中行動，有時分散戰鬥，偶爾還能予敵人以打擊。但隊員損失和逃亡者甚多，他們由百餘人，減到五十人，最後只剩十八人了。
王樹聲這支隊伍的十八個人，九個是黨團員，其餘九個便是大別山中的綠林好漢。那些好漢們原在農民隊伍中只佔少數，大體還能循規蹈矩的跟著多數走。現在他們佔了半數，也就原形畢露了。
在一個月明之夜，那九個土匪坐在王樹聲等九個共產黨員的對面，聲言要開談判。土匪頭目說：「你們共產黨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還談甚麼『土地』『蘇維埃』，我們要的是『吃喝樂』，再也不能跟著你們共產黨傻瓜了。把你們九個人的槍枝子彈和錢財都交給我們，好好分手，否則，我們就來分個高低！」原任這一隊的隊長看形勢不對，和顏悅色的對土匪說：「請給我們一點時間，讓我們商談一下。」
他們九個人得到土匪的同意，進行密商。結果認為如果火拚的槍聲響起來，四周民團必乘機圍捕，那是同歸於盡。即使民團不來，他們與那些槍法高明的土匪火拚，也是凶多吉少。他們處於劣勢，不得不採取讓步政策。那個隊長只得向土匪說了一些好話，要求不要火拚，應允將所有的錢財，全部交出，但槍枝子彈則須保留，以便對付白軍。幾經談判，結果將全部錢財交給土匪，所有九個同志的子彈，還分一半土匪，才獲得妥協。他們在分手的時候，還相約以後不互相敵對，不互相破壞。
他們九人與土匪分家之後，更是垂頭喪氣。每人子彈只有十幾顆了，又無法補充，形單勢孤，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王樹聲當時是隊員，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隊長無能，沒有好好駕馭土匪。幸好，當時有一個名叫符定一的隊員，是廣東籍的老農民幹部，提供了一些新的希望，他勸同志們不要悲觀，認定打游擊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遲早要離開我們，現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說他自己在廣東辦農協時，就有些游擊戰爭的經驗，這裏的情形，經過近一年來的經歷，也已相當熟悉，可以幫助同志解決許多游擊上的困難。而且他善於夜間識別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竅門，必要時他自己可到漢口去購買槍枝子彈。他們聽了符定一的話，才又振作起來，並推舉他當副隊長。
王樹聲很佩服符定一，認為是先進的廣東農民運動，產生出來這麼一位傑出的人物。符定一在他們最艱苦的初期，以遠見、忠誠、勇敢等資質，對這個區域的游擊戰，發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最後還貢獻出他自己的生命。王樹聲說到這裏還問我：「主席認識這個人嗎？」我回答：「認識的，他是廣東同志，初系廣東農協的職員；武漢時期，他被調到湖北農協任幹事。矮矮的個子，一聲不響，很老實，到很有幹勁。」
王樹聲繼續告訴我，他們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雖然打了許多游擊，經驗仍感不足。符定一任副隊長之後，一切安排都較妥當，他還教他們一些有關這方面的知識。不久，符定一堅決建議，要他們設法去劫奪一些金錢，他好到漢口去購買槍枝子彈。這樣，他們又過了一段短時間的土匪生涯。
有一次，隊長派王樹聲和另一個隊員去搶劫。這兩個知識分子想了半天，覺得無從下手。最後王樹聲想起他自己的家鄉，那裡有個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遠方叔父，他小時候常去他家，一切路徑都很熟悉。他們兩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樹林中，等到天黑，他們矇著面從後門溜進去，掏出手槍，禁止事主聲張。不料這家的老太婆認出這兩個蒙面客中有一個是王樹聲，竟叫出他的小名，這使他羞慚得無地自容。這位老太婆是王樹聲的叔祖母，知道了他們的來意之後，似減少了恐懼，轉頭和他的兒子商量，認為這個侄孫子大概是急得無法才來的；如果讓清鄉團知道了，就要弄出許多是非，不如趕緊給他們所需要的讓他們快些走。於是這個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頭五十元和一包金銀首飾，要他們拿去。王樹聲此時不忍拿那包首飾，只拿了那筒現洋，並衝口而出的說：「謝謝您家！」便與他的同伴，急從後門溜走了。
符定一帶著他們幾次劫奪來的金錢，前往漢口，購辦武器，這是一件極危險的工作，尤其是由說廣東話的人來擔任，更是令人耽心的。可是符定一很自信，約定十天准能完成使命回來。誰知道了第十天，仍無訊息，多數人在耽心他的安全，也有人在懷疑符定一是騙錢跑了。直到第十一天晚上，符定一背著兩支新駁殼槍和幾百發子彈回來了。這件事，使全隊的人大為振奮。
原來符定一在來回漢口的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間認定方向，通過沒有路的地帶，逢山過山，逢水涉水。他晝伏夜出的彎彎曲曲行進，避免了一切的盤查，甚至就沒遇見過行人。他餓時，便偷吃一些田野間的瓜果之類；忍飢挨餓，吃盡艱苦，回來休息幾天之後，才恢復健康。他在漢口時，用江湖竅門，找到廣東同鄉，介紹他與日本軍火商人接洽，才成交了這筆買賣。
由於他們能購買軍火，他們的觀念也隨著改變了。他們在計劃如何擴充實力，如何展開行動。他們將這個好消息傳播出去，要那些躲藏起來的同志們，把他們埋藏的槍枝和金錢拿出來，重行參加隊伍。同志們知道他們所缺乏的子彈，可以得到補充，也可望獲得新的槍枝。這樣，大家都樂於參加，他們隊伍的人數便陸續增加起來了。
符定一從此專門擔任這項「跑漢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兩次，有時還帶一個助手去。他這樣做了約半年的光景，使他們增加了三十多條短槍和各種子彈，其他如指北針、望遠鏡、表以及急救藥品等，均賴他獲得了相當的供應。而且由他恢復了他們與白區黨的聯繫，建立了交通線。從此，他們可以獲得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可惜符定一的計劃還沒有全部完成，就在最後一次赴漢口的工作中，再沒有回來了。後來才知道，他是被國民黨殺害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間，武漢一帶發生蔣桂戰爭，黃安縣的七里坪鎮和麻城北部的張店鎮的駐軍撤走了。於是，他們的隊伍，開始到處向民團進攻。他們雖缺乏游擊經驗，軍事行動不一定很順手，但已逼使民團集中到較大的市鎮，不敢分散行動。他們仍能佔有一些鄉村，組織蘇維埃，發動農民打土豪，分土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王樹聲所參加的這支游擊隊擴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共中央所派去的徐向前到達了他們那裡。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黃埔第一期生，參加過廣州暴動和海陸豐的農民暴動。他隨後就成了他們的大隊長。這個大隊新編為三個中隊，王樹聲就升任為其中的一個中隊長。據王樹聲說，他起初聽不懂這位大隊長的山西腔，常要藉助于紙筆。徐向前教會了他們許多軍事知識，併發揮他那優越的軍事天才，指導他們打游擊。從此，他們的軍事行動便節節勝利。大隊的人數也迅速增長起來，由幾百發展到一千到二千……蘇區也跟著擴大，其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們這裏來。
同時，以金家寨為中心的豫皖邊區，也由一些當地的同志，和他們一樣的艱苦奮鬥，建立起另一支游擊隊伍。在蔣桂戰爭以後，這支隊伍也獲得迅速的發展，中央又派了安徽籍的黃埔一期生許繼盛去領導，組成一個大隊。
一九三〇年中央命令將「鄂豫邊區」和「豫皖邊區」這兩塊蘇區合組「鄂豫皖蘇區」，歸中共特區委員會領導，並設立軍分區分會。他們這些游擊隊合組為工農紅軍第一軍，不久又改為第四軍。由曾在四川任過旅長的鄺繼勛任軍長，徐向前的大隊編為第十師，徐任師長；許繼盛那個大隊編為第十一師，由許任師長，由於軍事的繼續發展，不久又編組第十二師，調徐向前為第十二師長，以擔任編組的重任。第十師師長則改由另一黃埔第一期生蔡申熙擔任。此時，紅四軍師以上的幹部大多是由中央派來的，團以下的幹部則多系由這個蘇區老游擊幹部擔任。
王樹聲對於許繼盛那個大隊發展的經歷，雖然知道的不多，但總覺得那個大隊在發展中的遭遇，似不如他們這個大隊在成長中所受的困難之多。他覺得曾鍾聖鄺繼勛蔡申熙等對於本區的成長，並沒有甚麼了不起的貢獻。但他確是推崇符定一，視之為最先的開拓者。其次，他認為徐向前是紅四軍的第二個功臣，是他的長官，也是他的老師，總之，是領導他獲得勝利的人。
在一個臨時宿營的地方，夜深人靜，油燈如豆，王樹聲滔滔不絕的敘述這些可歌可泣有血有肉的故事，我為之神往，只可惜事隔多年，我的補記自然遺漏甚多，對於王樹聲當時敘述時生氣勃勃的神情，更難一一形之筆墨，不無遺憾。此外，我們也談到許多當前的問題，這裏我再擇要說說。
我們從新集東行，是從河南光山縣南部新集區，通過沙窩區，再到商城的清區，然後再進到商城南區的蘇區。我和王樹聲騎著馬，先先後后在隊伍中行進，我們走了約二十里，便出了新集區境，再在沙窩區走了四十里才宿營。沿途看不見老百姓，路旁村莊有些久已沒有人煙，有些僅有少數的老年人。這些村莊的房屋雖還算完整，但因無人照料，屋內泥土上甚至一滋生青草，田地都已荒蕪，山頭上的寨子都被毀掉了。這一帶的荒涼景象，使我為之慨嘆不已。
據王樹聲告訴我，這一帶是他們以前常來打游擊的地方。他們初以湖北麻城黃安北部為據點，向北打游擊，只要翻過大別山，就進入了河南境。湖北的農民到了河南境，就像到了外國一樣，確實有些亂來，這就引起當地人民的反感。這一帶現已在我們軍事力量控制之下。一般農民雖有不滿，但誰願離鄉別井，不過由於地主民團百般威脅，宣稱哪一個不逃離蘇區的就殺無赦，因此，除少數的老年人留在家裡看家以外，以萬計的農民都逃到這裏北面的白區去了。
王樹聲還指點我，如何從破壞的遺迹來識別系紅軍抑系白軍經過的地方。譬如寨子，雙方均不願完整的留下供對方做據點之用，必須予以破壞；但紅軍破壞必很徹底，而白軍的破壞則僅系敷衍命令，略事點綴而已。又譬如祠堂，白軍也為了不留給紅軍作營房之用，加以破壞；而紅軍則為避免引起農民家族觀念的反感，不加破壞。在譬如廟宇，白軍也常加破壞，而紅軍則僅搗毀廟內的菩薩，以破除迷信。至於普通民房，白軍也有任意破壞的，紅軍則絕不損及民房，因為我們已不再採用燒殺政策了。
王樹聲說到他們曾號召這一帶逃走了的農民，回家安居，但尚無顯著的效果。這一帶的農民逃得並不遠，多數聚在據這裏幾十里路的白雀園區一帶，沙窩區北境。地主民團把守著幾個寨子，作為對我們的封鎖，每個寨子里都住著成千逃亡的農民。我們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和蘇區的工作人員，常向這些寨子喊話，要他們回來，但結果總是雙方對罵一陣。
王樹聲也承認以往」亂打土匪「的行動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我曾和他詳細計議這件事，我主張蘇區和紅軍幹部進行廣泛教育，糾正亂打土豪的作風，號召逃亡的農民回家，並保障他們的安全。所有回家的農民，只要不再採取行動反對蘇維埃和紅軍，一切舊賬，都可置之不問。王樹聲和他的同僚們都覺得這是應該採取的步驟。後來我們在這一方面作過不少的努力，好不容易這一帶才有半數的農民陸續返回他們原來的村莊。
蘇區周圍各個區域的情況極不相同。我們即將進入的清區，要算是一個特別的區域，為改良主義的民團勢力所統治。該區首領是大地主顧某，他任區長和民團隊長，我們的人稱之為「顧狗子」。我的同志們常說：「顧狗子這條老狗，使我們最厲害的對頭。」
王樹聲也稱許顧狗子是一個反共能手。顧的一個外甥在武漢政府時期曾是CY團員，有些社會主義的知識，回到清區后即脫離了團的關係，成了顧狗子的智囊。他提出了一套改良主義的辦法，為顧狗子所採納，制定成為他這一區的公約，約二十余條，其要點是：實行二五減租，借貸利息不準超過百分之二十，保境安民，阻止兵匪官吏入區騷擾，區內人民如參加紅軍游擊隊殺無赦等等。
顧狗子實施這個公約，一面安撫農民，另一面建立他個人的獨裁，簡直成了一個土皇帝。他將他家裡的大廳布置成為一個公堂，大小事務，概由顧狗子坐堂解決。他家門前的廣場上，豎了一根大旗杆，掛起一面「大將軍八面威風」的旗子，並私設一座斷頭台，如捉到通匪姦細，即鍘掉人頭示眾。
顧狗子對付我們的辦法，是以游擊對游擊。他將這個區域內原有山寨都毀掉，他從不採用堅守寨子的策略，認為這是防禦的下下策。他主張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我們在野外作戰。他搜颳了不少錢財，購置了長短槍三百多條，組成一支堅強的民團。紅軍進入這個區域，如果人數少，他便動員民團和一般老百姓，四面包圍來解決我們；如果我們的人數多，顧狗子的隊伍便躲在山林深處，相機踩我們的尾子，或實施夜襲。他們打游擊的功夫與我們不相上下，因此，王樹聲認為需要有一團人，才能護送我安全通過清區。
翌日清晨，我們走了十五里，便進入清區。我們在一個山岡上的茶店休息，這個茶店內只有一個老年人照料。我的同志們告訴我，我們進入清區，男女老少早已躲到山林去了，這個茶店的老年人便是顧狗子留下的偵探。第三十團政治部主任特別找那個老年人說：「快去報告顧大老爺，說我們是借路經過的，只在休息地點喝水造飯，不會損害一草一木，叫他不要留難，否則，當心我們的報復！」那位政治部主任還坦率的告訴那個老年人說：「我們是有名的第三十團，全部在此，有槍八百多根，有重機關槍四挺，不要講錯了！」那個老年人果然抄小路去報告。
我看見這種情景，頗為奇怪。我問王樹聲，是否彼此之間有互不侵犯的諒解，王樹聲說「沒有。」他們卻曾派人與顧狗子接洽，要求成立互不侵犯的諒解，但被顧狗子拒絕了。因此，我們與顧狗子之間經常接火，現在告訴他我們的實力和企圖，無非是要他不要輕舉妄動，來阻礙我們的行程。果然，我們一直通過清區，沒有遇著甚麼阻攔，只在我們離開清區時，他們才無目的的放了幾槍，我們大家笑著說：「這是歡送我們出境的禮炮哩！」
我一踏進清區，便覺得這裏的情況，與前次所經過的沙窩區迥然不同。沿途所見阡陌都是綠油油的，很少荒地，山上還新種著參差不齊的小樹，道路平坦，橋樑堅實，足見顧狗子對於農村建設十分注意。路旁農舍也都相當完整，我所進入過的民房，屋內布置也多井然有序，有的人家廚房爐火熊熊，大概屋主人是剛上山區了。我看見顧狗子所統治區域的這些情況，覺得這個土皇帝在安定農村方面，比蔣介石還要高明些，如果蔣介石能向他學習一些辦法，也許我們的困難更多了②
清區這種情況，使我憂慮起來，覺得蘇區發展不易。我詳詢王樹聲其他各區的的情形。王樹聲說在這個蘇區的東面系麻城東八區，是地主勢力的堅強堡壘。這個區域內到處是寨子，地主的武力相當雄厚，自太平天國以來，歷經世變，那裡就一貫在實施保境安民的政策。那裡的地主們雖沒有顧狗子那一套改良辦法，卻也維持著半獨立的狀態。我們如果進去，他們便全力抵抗，他們除了完糧納稅以外，也不奉承官府，更不輕易放白軍入境騷擾。他們區域內沒有土匪，秩序安定，因而農民尚能安居樂業，我們的農運也一直沒有發展到他們那裡去。
鄂豫皖蘇區的北面，是淮河流域的平原。從新集往北走約一百里，都是山寨子林立的區域。再過去便是水寨子的勢力範圍了。地主們在平原上建築城堡式的房屋，周圍挖有寬而深的護城河，出入設有弔橋，經常有人防守。這些水寨子也是多年來為防匪患發展起來的，尤以太平天國時為最盛。王樹聲覺得這些水寨子比山寨子更能持久防守，擋住了我們向北發展的道路。
這個蘇區的南面是長江，沿江又有武漢等重要城市，西面則是京漢鐵路，都是國民黨駐有重兵的地方。鄰近蘇區的那兩方面，到處都有民團，它們編製大多是小股的，只能配合駐軍行動，遠不如清區和東八區那樣有戰鬥力，此外，如豫皖區的六安霍山英山一帶的民團勢力，則比較脆弱，因而是我們發展阻力較小的地方。
光山有一個民團，人槍在千數以上，算是我們周圍編製的最完整的一個最大民團。其首領以辦理團練，敉平太平天國的曾國藩自比。他主張聯合鄂豫皖區周圍的民團，充實戰力，統一指揮，負起剿滅我們的重任。王樹聲覺得國民黨軍隊與民團之間，也是互有矛盾的；蔣介石要排斥雜牌部隊，似不會讓民團獲得發展，也不會讓曾國藩再生。
王樹聲提供了上述這些重要資料，使我初步了解民團與農運相互消長的關係。我覺得武漢時期湖南農民運動發展得那樣快，湖南民團勢力薄弱是一個重要因素。毛澤東在贛湘閩一帶能大展游擊雄才，也許與該地民團勢力較弱不無關係。先進的廣東農運就受著地主民團勢力的沉重打擊，一時無法抬頭。後起的鄂豫皖蘇區，又在強勁的地主民團勢力包圍之中，這對於它的發展，不免有重大影響。
清區橫亘在鄂豫邊區和豫皖邊區兩片蘇區之間，簡直是我們極大的障礙。後來我們不知花了多少氣力，企圖拆掉這片牆，仍無大效。我後來也幾次重履清區，並和顧狗子較量過游擊本領。如果我們的隊伍不是長於此道的話，也許要吃他一點小虧。
我們那天還是安全的通過了清區，從宿營地出發，走里一百里，到達了商城的南區蘇區，在一個邊境村蘇維埃宿營。我們的隊伍，受著蘇區人民的歡迎，沿途人民，送茶送水，殺豬宰羊，犒勞我們，其情緒之熱烈就象在高橋區一樣。我們的隊伍，一進到蘇區也就像回到家鄉，與父老兄弟團聚一樣的興高采烈。王團長因護送任務完成，也就帶著隊伍到第十師的駐地去了。我則另由蘇區人員陪同，直往金家寨。
第三天，我和隨從人員通過商城南區，走了七十里，便到了金家寨。這是安徽六安縣的一個市鎮，與河南商城南區毗連。商城南區和六安金家寨區是較老的蘇區。和我同時由上海出發的沈澤民夫婦，也于兩星期前到達這裏。
據沈澤民告訴我，他由上海轉浦口，搭津浦車到蚌埠，再坐船到正陽關，然後步行到這裏。一路都很順利，沒有像我那樣夜間通過白區的艱辛鏡頭。的確，這一帶赤白區對立的情況，沒有鄂豫皖邊區那樣激烈。原來安徽的農運本來就有些落後，在蘇維埃運動中，階級鬥爭的進行，也不算激烈。所以這一帶民間建築物破壞的程度，不若七里坪區之甚。
沈澤民對該區的工作不表滿意。他認為這裏的中共組織簡直不像共產黨，一般同志既不知馬列主義為何物，也未嚴格遵行中央指示。這裏的黨團機構、蘇維埃政府和紅軍中，都有不少地主富農分子混入。土地分得很馬虎，尤其沒有發動群眾，自下而上的分配土地。地主富農仍保有很多土地財產。紅軍將領態度跋扈，瞧不起黨和蘇維埃，只知將地方武裝改編成紅軍，卻又不注意地方武裝的發展。亂打土豪的現狀相當普遍，糧食倒不是嚴重問題。
沈澤民主張立即展開黨內鬥爭，改組這裏的領導機構，一切要從根本做起。我同意他的看法，卻不贊成他採取激進的手段來改革。我告訴他一些我的觀感和我已經採取過的步驟。我婉詞勸告他，不要抹煞這裏同志們的艱苦奮鬥的成就。我們要耐心幫組他們，不要過份的批評他們，如果採取激進手段，反易與當地幹部形成對立，一切將難於下手。沈澤民旋即接受了我的意見，表示他將緩和他的論調，暫不提起改組的事。
接著中共金家寨地委書記李某，要求約集全體地委委員和我懇談，卻不願讓沈澤民參加。我答應了他的要求。他們紛紛向我陳述，沈澤民同志一到這裏，就批評他們，這樣不對，那樣也不對，卻又沒有提出具體的糾正辦法，使他們大為不安。
這個地委會相當幼稚，委員們都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有的入黨不久，有的剛從團員專為黨員，才具經驗，均嫌不足。原來這裏的游擊戰爭，是由外來同志發動起來的，本地的中共組織卻是新的發展，而且較老一點的黨員多到紅軍中工作去了，留下的自然多是一些新手，沈澤民對他們的批評，未免過份。
我鼓勵這些同志，說他們過去的努力已是難能可貴。我向他們解釋我和沈澤民等來到這裏，是幫助和指導他們工作，絕不會打擊或排擠他們。沈澤民對他們有過批評，也無非是求全心切，並沒有不信任他們的意思。而且我還直率告訴他們，我已於沈澤民獲得諒解，將一致採取具體步驟，幫助他們工作，並說明我們將如何做法的大要。
經過我的解釋，地委同志們才轉憂為喜，他們聲言將擁護即將成立的鄂豫皖區中央分局和省委的領導，並與沈澤民和好共事，表示樂於學習和糾正過去的缺點。這個小糾紛解決之後，我的注意力也就轉到紅軍方面去了。沈澤民則負責指導黨和蘇維埃的工作。
沈澤民與金家寨當地幹部間的間隙，雖暫時獲得彌補，但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後來還是發生過許多矛盾。沈澤民是一個愛好文學的老同志。他雖是留俄學生中「二十八宿」之一，但與我的友誼較為密切，大體能和諧共事。他也許受莫斯科的影響太深了，往往拿聯共的標準，來衡量這些山區的「土共」。他是缺乏工作經驗的書生，卻會背誦馬列主義的教條。而當地游擊好漢卻一切都從實際情況出發，不懂得甚至不多理會什麼馬列主義，所以這兩者間的矛盾，一直沒有徹底解決。
第四軍軍長鄺繼勛率領他的軍部人員駐在金家寨，我就住在他的軍部內，和他朝夕相處。我聽說他的領導力不夠，這次我自然特別注意到這一點。鄺原是四川軍隊中一位行伍出身的軍人，做過很久的團長和一個短時期的旅長。他雖參加過四川兵變，但也缺乏游擊戰爭的經驗。這回我初次和他見面，覺得他對於下級軍官所應有的經驗，很是豐富，但作為一個軍事最高指揮者，則不免有些缺點。他對戰術問題如夜間動作之類，多有獨到之見，但談到戰略問題，則創見甚少，也不如蔡申熙那樣注意這類問題。
對豫皖邊區軍事上有過很大貢獻的第十一師師長許繼盛，率領著部隊住在金家寨東面七十里的地方。他聽見我來了，派他的政治部主任到金家寨來見我。這位政治部主任黃同志，資歷較淺，一切惟許繼盛之命是聽。他向我傳達許繼盛的三點意見：第一，許不滿沈澤民，認為這個蘇區是紅軍打出來的，金家寨一帶的黨和蘇維埃的負責人，都是紅軍提拔出來的後進，沈澤民不先和紅軍幹部接頭，企圖以黨統軍，而且對地委委員又採取打擊態度，這是不應該的。第二，許不滿鄺繼勛的領導，認為後來的鄺繼勛缺乏能力，以致軍隊的領導重心，落在幾個師長身上。第三，許有取鄺而代之的野心。黃同志說明前次曾鍾聖處理這個區域內的軍事和政治，都先徵求幾個師長的同意，師長之中又以許繼盛為最能幹，是以由鄺領導軍事的局面，必須有所改進。黃同志特別說到許一向敬重我的領導，但也希望我也尊重他的意見。
我再三問明黃同志，知道這些話確系許繼盛要他講的之後，頗為生氣。我覺得許繼盛充分表現了軍閥主義的傾向，非予以糾正不可。我要黃同志先行趕回前線，轉告許繼盛，要他尊重黨的領導和黨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不好亂說話，不要表現國民黨的軍閥習氣。我會立即到前線和他詳談。
我在金家寨耽擱了約三天，就和鄺繼勛及其軍部人員到前線去。沈澤民則留在金家寨，指導地委會工作，並等待時機立即到新集去。金家寨東面約九十里的麻埠，駐有國民黨軍隊陳調元部的一旅人，這是最接近該蘇區的一支敵軍。我方第十第十一兩師就隱蔽在麻埠西北約三十里的地方，等待機會消滅麻埠的敵人。我們從金家寨出發，走了約七十里，便到達了我軍駐地。
沿途經過的都是山陵起伏的地帶，到處都是茶林。這一帶盛產六安茶葉，多經由麻埠，獨山到蘇家埠出口。當地流行著「金麻埠，銀獨山，蘇家埠就是金鑾殿」的諺語，描繪出茶葉貿易的盛況。沿途農舍和茶園沒有遭受過嚴重的破壞，各小集鎮的買賣，也頗熱鬧，市面上流通的是銀元和銅板，糧食並不缺乏，而且還有些糧食從白區流進來。
這些情況與七里坪區顯然不同，使我為之興奮。但當我細細考察，也發現了沈澤民所說的一些事實：土地改革並沒有深入，耕地曾以勞動力為標準草草的分配了，小地主和富農仍保有較多的耕地，有些已分得土地的農民，還暗中向地主繳納一部份租金；至於茶園竹林等山陵地帶，則未分配，大多仍屬原主所有。沿途村莊蘇維埃政府和民眾團體的負責人，多半是比較富裕農民出身的，其中也有小地主和富農。鄉村中的一些組織，與七里坪區的相類似，但對中共中央的向心力，遠不若七里坪區。沿途人民雖也同樣歡迎我們，但表現得不很熱烈。
這裏沒有赤白區的明顯對立，離金家寨愈遠，蘇維埃的色彩愈淡。據當地同志告訴我，這是許師長的「德政」。最初在這裏領導遊擊戰爭的，多是由壽縣一帶來的同志，只有許師長是六安本地人，他提倡「兔子不吃窩邊草」，紅軍游擊隊在六安境內以外可以大打土豪，在商城南區他們就進行的很激烈，赤白區的對立也很分明，可是在六安境內，許師長只贊成打擊那些為富不仁的人，打土豪的範圍也就縮小了。
我們到達目的地時，這兩個師的官兵都集合在廣場口歡迎我們。我會見第十師師長劉英，他曾任馮玉祥部的騎兵下級軍官，也是被馮派往蘇俄的三百多個留學生中的一個。他具有馮部優良風格，善於管理和訓練部隊，嚴格服從命令。他的同僚們稱讚他身體強健，熟諳許多軍事技能，英勇善戰。他原是第十師副師長，師長蔡申熙受傷后，他才升任師長。我初次和他見面，也覺得他是一個標準的軍人同志。
我早認識的第十一師師長許繼盛，是一個才華畢露的軍人，愛談政治。我們見面之後，他很熱烈的和我敘舊。他提到他從參加黃埔第一期學習起，歷任連排長工作，曾跟我見過好多次，受過我很多熏陶。南昌暴動前夕，他任北伐軍團長，因在河南前線負傷，羈留九江，還是我去南昌路過九江時，送他往上海去醫治的。此後，他在上海躲了兩年，才被派到這裏打游擊。那天他還準備了豐富的晚餐，為我們洗塵。
當晚我們舉行高級軍官的軍事會議，通過了許繼盛提出的作戰計劃。許鑒於我軍在這裏駐紮很久，麻埠的敵人已偵知我們的策略，並已嚴密設防，因而主張繞道去進攻獨山，消滅駐在那裡的敵軍一個團。麻埠離蘇家埠五十里，獨山則位於這兩者的中間。駐在那裡的一團敵軍，是維持他們後方交通的。我軍以一部襲擊獨山之敵，大部分則用以對付麻埠和蘇家埠前來救援的敵人，但對蘇家埠敵軍（約一萬人）又隔河予以嚴密監視，主要是誘麻埠之敵救援獨山，我軍乘機予以殲滅，佔領麻埠。
鄺繼勛軍長根據這種計劃，下達作戰命令，定於第三天繞道襲擊獨山。第十一師以主力進攻獨山敵人，並以一部監視蘇家埠敵軍，軍部則率第十師全部埋伏在獨山麻埠間的要道旁，俟麻埠敵軍出動救援獨山時，即在野外殲滅之，並乘機佔領麻埠。
第二天是我們休息的日子。我大部分時間和許繼盛懇談，他向我說明他的主要見解。他批評中央一意鞏固蘇區的政策，認為這帶有保守的色彩，更易被一般蘇區同志誤解，彷彿紅軍的主要任務，就在保護他們。他主張紅軍自由發展，不要負擔「鞏固蘇區」的包袱，應該到很遠的地方打游擊，以期獲得迅速的發展。他認為中共中央派鄺繼勛任軍長，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鄺的軍人資格雖老，可是游擊經驗卻不如紅軍的老團長，現在由他擔任紅四軍的最高領導，就失去了發展的前途。許繼盛不重視政治工作，並說軍政治委員余篤三能力薄弱，其他各級政工人員，又多為後進。因此，許繼盛主張中共中央給予他們那些軍官以全權指揮軍隊的權利。
許繼盛也承認紅軍優缺點，譬如對婦女的態度就不對，甚至高級軍官，包括他自己在內，也有一些羅曼史。但他覺得這些事都要在軍事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才能獲得根本的改善。
我曾向他多方解釋，指出不可將蘇區與紅軍，黨和紅軍分別開來看。不可有單純軍事發展的觀念。紅軍無論到什麼地方都需要有後方的補給，否則便無由發展。因此，需要根據土地革命的政策，鞏固作為紅軍後方的蘇區。事實上能否如是，故有待于力量的發揮，但我們在原則上總應如是想法。紅軍如果失去統一的黨的領導，即使有一些很好的軍事指揮同志，也許仍會和國民黨軍隊一樣，在行動上溢出主義的規範。紅軍到遠處發展的觀念，很可能被誤解為只是找一個富庶區域去享受一番，或者專靠軍事力量去打江山，那也不過是流寇式的行徑。
經過我這番解釋，許繼盛也自覺理屈，表示接納我的指示，也沒有再提不滿沈澤民的話了。我更近而指出，一個中共軍人與土匪軍閥是不同的，並勸告他不可一味以為能行王道，就比國民黨軍人高，他還要勉力做一個近代的為人民服務的軍人。至於鄺繼勛同志如果力不勝任，自有正當的解決途徑，但不可有取而代之的英雄思想。政治工作應予以重視和充實，不應根據現狀輕視它。我也說到我歡迎同志們提供意見，但不願他們固執成見。許繼盛雖滿口接納我的意見，但他後來並沒有依據我的承諾辦事。
第三天，我軍少數部隊配合地方武裝，由正面向麻埠之敵佯攻，主力則暗中繞道移向獨山。我方軍事行動大體布置得很妥當，但沿途的鄉村蘇維埃組織卻充分暴露出了弱點，對我們的照料並不熱烈，有的甚至連負責人也躲避了。我發現這些蘇維埃組織，不過是空招牌，那些負責人，有的畏懼敵軍，有的也許暗通敵軍。我們為了保密起見，就連我軍此行目的地也不告訴他們。
第四天拂曉，我們很順利的解決了獨山之敵的大部份，獲槍約六百枝，但已出麻埠救援獨山的敵軍，則因我軍過早暴露目標，折回據守麻埠區的高山陣地，憑險抵抗。在這些戰役中，我也覺得鄺繼勛的指揮不夠精細。他的第一個錯誤就是過早命令第十師出擊，等到麻埠敵軍退回陣地堅守，又指令第十師攻堅，因而我不得不向鄺建議暫停進攻。這件事，當時在場的高級軍官都認為我的處置適當，減少了不必要的傷亡。
果然，麻埠敵軍因我軍佔領了獨山，後路已斷，不兩天就繞道向蘇家埠撤退了。我們原料到麻埠之敵，不幾天就要逃走，我們正好中途截擊，但我軍卻遲了一部，敵人已先期跑了。這件事又與鄺繼勛的指導有關係，因為他估計麻埠之敵不會這樣快就逃走，所以沒有作必要的準備。這使我覺得鄺委實不夠機警，而且還表現了固執的好勝心。我當時沒有表示任何批評，但對紅四軍領導之改進，已認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我軍集結在獨山一帶休息的時候，考察了各單位的內部狀況。我覺得這支軍隊確是中共領導的農民隊伍，它有不少優良傳統，是從鬥爭經驗養成的，但也有一些缺點。這些缺點是舊式軍隊的遺風，並雜有一些土匪傾向，但有些也是由於游擊戰爭滋生出來的。
我軍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農民，其中最大多數是窮苦農民。另外百分之二十則是失業的或染有流氓習氣的農村遊民，其中有些是從國民黨軍中俘虜過來或嘩變投來。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過好幾個連，士兵中帶有顯煮流氓色彩的，也不過各有二三人。我很滿意這種情況，認為是有優良的基礎。
營以上的幹部都是中共黨員，連排級幹部則有少數非黨員。嚴格來說，這些入黨的軍事幹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紅軍幹部的升遷，概憑戰功和政治的堅定性，如一個排長要升任連長的時候，團長鬚根據戰功，鑒定他的指揮能力，團政治委員則須鑒定其在政治上的堅定與否，再由師部軍部核准任用。紅軍因經常作戰，幹部的流動性頗大，但這種鑒定大體上還是適當的。
紅軍每個連都有中央的支部組織，黨員人數由幾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紅軍的政治工作，以連為基本單位。連政治指導員指導黨支部的工作。平時要講授政治課，戰時要鼓勵士氣。有時動員全連士兵，幫助駐地農民進行組織蘇維埃或分土地等工作。連政治指導員也有時召開全連戰士大會，檢討作戰經驗，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問題。在改善生活問題方面，戰士們發言有較大的自由。戰士們也可對連排長提出批評的意見，但不能作出任何決定。
紅軍富有團結力，這就是最顯著的優良傳統。官兵之間，同甘苦，共患難，大體上確能做到。戰時協同動作，大家認為天經地義；如某一連在戰爭中陷於險境，附近的連必不顧任何危險，全力支援。官長愛護士兵，士兵之間也實行互助，扶病救傷，不計艱險。行軍時遇有戰士稍感不適，連排長必代其背負槍枝。優待新兵成為普遍的風氣，新兵初入營時，老兵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慣，新兵被委派的任務，也較輕易，又能獲得老兵的協助。新兵如犯錯誤，也能獲格外原恕。凡此，都是與國民黨軍隊顯然不同的地方。
但紅軍中的軍閥土匪傾向，也相當顯著。紅軍的制度法規極不完備，有些原則也不能嚴格執行。軍官們恃功而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舊觀念還在作崇，他們瞧不起蘇維埃，認為這是由他們扶植起來的，應為他們辦差。他們雖不敢公然瞧不起黨，但卻自視為特殊黨員。他們到了白區，對亂打土豪，特別是「打土豪不歸公」③，多少有放任的態度。調戲婦女的事，在蘇區內也常有發生。在優待俘虜的原則之下，雖沒有虐待或殺害俘虜，但私搜俘虜荷包據為己有，則是司空見慣。即或偶爾執行紀律，也只憑高級軍官個人的意志，沒有什麼固定的法律手續。
這種傾向尤以第十一師最顯著。從鄂豫邊區發展起來的第十師，一切成規較為先進，軍政幹部地主富農成份較少，黨員黨齡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決定，這與徐向前的領導有關，反之，從豫皖邊區發展起來的第十一師則較落後，軍政幹部地主富農的成份較多，黨員的黨齡也較淺，許繼盛的聲望有時高出於黨和蘇維埃之上。當我們在獨山一帶發動當地農民起來分土地，組織蘇維埃的時候，地主與富農常出入于許師長之門，許有時也公然袒護他們。
紅四軍的一般幹部，也很佩服毛澤東在井岡山所提出的「避實就虛」的游擊戰術，但有些也以能堅強作戰而自豪。紅四軍缺乏訓練，在戰場上往往由連排長領導者集團衝鋒，因此傷亡頗重，尤以下級幹部為甚。幹部傷亡了又不易獲得補充。在紅四軍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話，說：「什麼是革命成功，在戰場上犧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這句話的起源，也許就是為了鼓勵一般戰士，英勇作戰，不要怕死；但我覺得這代表著失去前途的消極觀念，是有害的。在劇烈的游擊戰爭中，自然養成這種冒險輕生的觀念。另一方面，這與李立三的熏陶，也很有關係。我曾坦白指出，這是由游擊戰爭所養成的失敗主義觀念。我們奮鬥，絕不要輕易犧牲自己，而是要獲取勝利。後來朱德也告訴我，在江西蘇區的紅軍幹部中，也發生過同樣的觀念，他也曾設法糾正。
我知道了這些現狀，設計各種改革方案。我覺得這個工作萬分艱巨，有些是要擬出計劃和制度，有些要進行耐心教育，有些甚至要經過鬥爭才能改善。我曾召集幾次軍事幹部會議。如嚴密執行紀律，各師團實施幹部訓練，強化政治工作，規定在每一戰役前後，儘可能舉行軍事會議，俾能討論作戰計劃及檢討戰爭經驗等等。其他牽涉較多的問題，則擬俟黨的大會舉行時再行討論解決。
至此，我在鄂豫皖蘇區的考察工作，大體可算結束了。所有應興應革事項，我胸中也已略具端倪，急須召開全區黨的和其他的各種大會，以推進工作，向更高的階段發展。
① 乃逃避戰火的俗稱。
② 據說顧狗子後來也被蔣介石殺害了，這大概是因為顧狗子「保境安民」的宗旨，被蔣認為是據地自雄的緣故。
③ 即將打土豪所獲的的財物，沒入私囊。
第五章 新集的盛會
一九三一年六月開始，我們在新集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議。首先是鄂豫皖區中共黨員代表大會，接著是蘇維埃代表大會,CY代表大會，婦女代表大會和其他專業性的會議。這些會議的作用都是為了蘇維埃運動的正規化，事實上也是這個區域整個工作轉向的一個重大關鍵。
獨山戰役結束之後，我在豫皖邊區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后，便隨著紅軍主力向西移動。我們積極籌備召開黨員代表大會，這是該區第一次的盛舉。
為了這個大會的舉行，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暫時停止。紅四軍第十第十一兩師由獨山移駐到新集北面的白雀園區，第十二師也從新集西北地區開到這裏來會齊。紅四軍駐在白雀園區，是因為這裏地處兩個蘇區之間，遇有緊急，易於調動；而且給養也較易解決。紅四軍這時的主要任務，是休息整理，實施訓練。同時也可就近發動白雀園區的群眾，建立蘇維埃，並打通兩個蘇區之間的道路。
五月下旬我返回新集。那是鄂豫皖區黨政軍各機構都搬來了，沈澤民等也先我到達了。從此新集便成為這個區域的首都。由於機構的集中，工作效率隨之增加，氣象為之一新。當時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組成，我的主要時間花在軍分會的工作上，沈澤民則負責指導特委會和蘇維埃政府的工作，陳昌浩則專致力於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會晤了闊別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黃埔第一期的時候，並不是一個露鋒芒的人物，我們接觸不多，在我並無深刻的印象。這次重逢，我們深談數次，我發覺他確實具備做這個蘇區游擊戰爭的領導者的條件。他的軍事見解切合實際，游擊戰的經驗豐富，指揮作戰極負責任，對下屬則嚴謹謙和，不失大將風度。他對黨和蘇維埃極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嚴肅，沒有軍閥惡習。他和我討論政策和實際工作的問題，不像許繼盛那樣，任意批評鄺繼勛等領導之不當。
我在軍分區的工作很繁忙；因為人手不足，機構不健全，往往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次要和技術性的工作。我們的軍隊數量雖然不多，但單位複雜，我每天要批閱從各方面來的軍事情報，和處理各處臨時發生的緊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戰略見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沒有進黃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過工會工作了。我知道他的頭腦冷靜、精細，此次我們在這裏重逢，他的左手一再作戰中殘廢了，但仍任軍事學校校長，工作十分積極。他厭惡軍閥土匪習氣，主張紅軍正規化。在軍事指揮方面也許不如徐向前，而在戰略見解上則往往有獨到之處。可惜他不能實際主管參謀業務，我只有在作重大決策時，事先找他商討一番。
在黨員代表大會舉行以前我們即在各方面從事改革，但效果並不顯著，只有經濟方面已看出一些成果。飢荒的恐懼心理已經減少了，各地所種瓜菜均已結實累累，十分缺糧的戶口，已獲得適當的救濟，節約的辦法也在普遍實行①，各市鎮的買賣活躍起來了，食鹽和布匹等日用品在市場上也不感缺乏，甚至軍隊所需醫藥品也可在市場上買到一部分。蘇區內的土產在大批的輸出，蘇維埃紙幣的發行額在逐漸增加，在蘇區內暢通無阻，比白區的現銀幣的的價格還高百分之四。
這種經濟開始復甦的現狀，對這次黨的代表大會是一次莫大的鼓舞。一般同志已不再認為這是緩不濟急的書生辦法，毋庸等待軍事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就可以進行的。他們已不再對中共中央的政策懷疑了，覺得循此前進，前途無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蘇區黨員代表大會在新集一個廣場上臨時搭蓋的竹蓬中，隆重的揭幕了，代表人數約九百人，紅軍和地方武裝每個連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選派代表參加（當時該區黨員七千餘人，團員四千餘人）。另外還有列席的和旁聽的人員二三百人，濟濟濟一堂，可稱盛會。
但大會事實上類似於農民的群眾大會，代表們比識字的和略識幾個字的占最大多數，這就使會議的進行特別困難。我們決定沒舉行一次正式大會之後，必須跟著舉行好幾次的小組討論。在小組討論會上，由知識較高者擔任指導，將會中案件講解給那些文盲聽，經過幾次的講解和背誦，如果多數代表，能夠記住這一案件的要點，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對案件有意見的，也多在小組會上先行提出來，以便整理一些要點，在大會上提出討論。這樣，這次大會花的時間就多達三個多星期了。
「什麼是共產黨？」這個問題是最難解釋的。農民和城市工人的觀念大異其趣，他們多不知道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因此，蘇區的中共同志往往說：「共產黨是窮人的政黨。」「窮得一無所有，就叫無產階級。」「每個窮人都能分得一塊土地，就是共產主義。」這些解釋顯然是農民的觀念，是不合於馬列主義原有的界說的。我們最初還想糾正一些不正確的地方，但愈解釋，他們愈不清楚，也只好讓他們作這樣簡單的了解了。
我向大會提出了一篇淺顯易懂的政治報告。我說明了這個蘇區當前的任務，從中共政策、蘇維埃與土地革命和健全紅軍三個角度來闡釋今後工作的大要。我特別解釋紅軍與軍閥土匪的區別，要求我們的軍隊，成為一支中共新領導的、真正為人民福利、能擔負革命任務的鐵軍。糾正一切游擊習氣（按既土匪作風），要尊重黨和蘇維埃，、糾正亂打土豪、對婦女亂來、自私享樂的觀念。尤其要求幹部，要以身作則。
這個糾正游擊習氣和嚴整紀律的問題，成為大會熱烈討論的項目。許多代表對二個月多月前攻打高山寨，傷亡千餘人而宣告失敗的事件，展開批評。有的檢討說，我們的宣傳完全無效。我們向寨子里的人喊話，說我們維護農民的利益，但寨子內的答話，卻是罵我們亂打土豪，甚至將平民的糧食也沒收了，又指責我們在某某地方強姦婦女，罵我們言行不一致，接著就是大批石彈射將出來。有的人有檢討說，無論紅軍官兵或蘇維埃人員都有過破壞紀律的行為，寨子里的指摘，不完全是反動派的造謠，而是有些事實根據的。
許繼盛成為批評的對象，是這次大會最緊張的一幕。沈澤民在發言中指出許繼盛在多方面保有軍閥土匪的習氣，單就其對婦女的態度來說，就是最不應當的；許的私生活糜爛，有許多姘頭。他質問許道：「你的姘頭中，是否有有夫之婦？又是否有被迫的？這種行為是否破壞紀律？這是不是土匪的享樂主義？又是不是軍閥橫霸的習氣？這配作為一個中共黨員和紅軍的高級將領嗎？」
在大會中公開指斥高級將領，在鄂豫皖區還是空前的創舉。許繼盛極感不安，他辯稱他沒有過強姦婦女的事，不過是行為較為浪漫而已。他以自我檢討的口吻說，他原是黨齡較老的黨員，只因打了幾年的游擊，就染有土匪習氣，今後他將徹底改正錯誤，以往過失請大會嚴予處分。
大會展開的鬥爭愈烈，牽涉的範圍也愈來愈廣。原任軍分會主席的曾鍾聖和任軍政治委員的余篤三，也受到鬥爭狂浪的波及，他們被指責沒有及時糾正許的錯誤，難逃縱容之責，同時他們也自承犯有同樣性質的錯誤。新集有一個新從七里坪遷來的酒店商人，他是「拉皮條」的老手，也受到嚴厲的制裁。這次批評大會在整飭軍風紀方面，發生了積極的作用。一般人都覺得今後不能再亂來了。
最後我出來結束這一場鬥爭。我向大會提議，我們最主要的事是要使同志們了解這些錯誤的嚴重性，訂出共同遵守的紀律規範，並不是要對過去犯過錯誤而又表示能悔改的同志立時予以處罰。有些同志曾犯過輕微的錯誤，只要能改正過來，就可不咎既往，不必恐懼。
根據我的提議，大會轉而致力於紀律規範的建立。首先對婦女態度的問題，規定凡有強姦婦女罪行者，應受蘇維埃法律的制裁，嚴重的要處以極刑。對於婦女們的其他非法行為，按情節輕重依法予以制裁。除法律的制裁以外，我們還規定應進行廣泛教育，提倡男女的正式結合，並在紅軍駐地附近和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設置接待室，供有夫婦關係或正式戀愛者住宿或談話之用。
大會通過一些條例，建立蘇維埃政府的革命法庭和工農監察委員會，軍分會之下設立軍事法庭，中央鄂豫皖區設置監察委員會。就由這些機構來執行維護紀律的責任。
我們主張，說服教育和嚴格執行紀律要相輔而行。我們反對發動蘇區內自衛軍和農民到白區去打土豪，以解決蘇區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只有紅軍為了實際的需要，可以在白區徵發土豪的糧食，但鬚髮動當地窮苦人民一致進行。我們反對：亂打土豪，打土豪不歸公、和私搜俘虜荷包等等，認為這都是不法行為。我們所有蘇區的人，都要尊重蘇維埃的法律，尤其是紅軍官兵，不可有違反蘇維埃法律的行為和藐視蘇維埃的態度。我們反對蘇維埃工作人員倚勢欺壓老百姓。我們要提倡黨內民主，反對黨的幹部任意強迫命令一般黨員。
土地問題是這次大會另一個重要項目。沈澤民就這個問題向大會提出報告，主張重新分配土地。他說明這個區域的土地雖已大致分配了，但分配得不好，主要是：一、分配的原則系以勞動力為標準，僅依土地面積的大小來計算，而忽略了土地的肥瘠良莠問題。而耕牛、農具、山林、茶園等，還多未分配；二、在分配得時候，沒有發動群眾反地主富農的鬥爭；地主富農雖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但在有些地區，他們仍在經濟上佔有優勢，保有政治上的潛勢力；三、分配得不確定，經界不顯明，僅憑分配時所插的標誌來認定，而這項標誌歷時稍久，多以湮沒無存，引起許多混亂，因而必須重行分配，另以土地使用證為憑；四、代耕制度原是優待紅軍的好辦法，但被濫用了，蘇區內參加紅軍的人員已經很多，蘇維埃工作人員和地方武裝人員的田地，也多援用紅軍條例要老百姓代耕，這樣，使老百姓的勞力更感不足，影響了生產，應嚴格擬定代耕制度，縮小代耕制度範圍。
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給窮苦農民；富農多餘的或出租的土地也在沒收分配之列。在理論上說來，平均分配土地，本與社會主義無涉。中共中央認為這種做法是資產階級民主所應採的政策，既可以滿足一般窮苦農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發動廣大農民起來鬥爭。其實土地國有和農業生產社會化，才是社會主義的起點。每家農戶得同樣一份土地，不過是將地主富農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分散的小農制而已。每個分得土地的農民都不過是小所有者。
實行平分土地，是很複雜的工作。因此，各個蘇區推行得並不完全符合理想，步驟也參差不齊。主要原因是農村的階級分化並不明顯。從主觀劃分階級，本是極困難的。一般來說，中國農村中，大地主為數不多，土地分得很零碎；中小地主占相對的多數。有一片很小的土地出租，不能不說他是小地主，可是他的境況，也是貧苦的，甚至還是靠出賣勞力為生。農民窮苦與否，有時也不能單憑有無土地來劃分，往往一個自耕農甚至有點土地出租，家境確不是富裕的；而另一個佃戶雖無土地，但租種大片土地，要僱用一些僱農代為耕種，家境卻是比較富裕的。還有鄉村中商賈負販和一些手工業者，也附帶經營農業，有的被視為農民，有的又被視為商人或手工業者。就由於這些複雜的經濟因素，要去劃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確非易事。
中國農民曆來所希望的，是買田置地安居樂業。平分土地的口號，對於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苦農民，確是富於吸引力。可是，受過革命洗禮的鄂豫皖區的農民，對於平分土地，了解得更清楚。我曾詢問過許多農民關於平分土地的觀感，他們多數說到要蘇維埃站得住，土地分了才能算數。有的卻說單分得一塊土地，沒有耕牛農具和本錢，還是不濟事。這些簡單的答話，道出了這一問題的癥結所在，沒有政治保障和必需的經濟條件，單憑分土地，不能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
從莫斯科到中共中央的教條主義者，卻誇大了平分土地這個政策的魔力，認為只要能正確的實行平分土地，就能創造出蘇維埃政權。其實，沒有一個反帝國主義和反南京政府的廣大聯合戰線，單純的土地革命也是形單勢孤，不宜成大事。另一方面，立三主義者，則以軍事勝利為解決一切問題的先決條件，所以對於平分土地，不予以必要的重視。
我們在這次大會中，曾極力鼓勵同志提高農民對於分配土地的熱情，指出：平分土地與鞏固蘇維埃政權是相互影響的；廣大的農民群眾，熱烈的起來分土地，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穩固了，農民分得土地才更有保障。此外，各個蘇區土地革命所形成的力量，匯合全國各地反帝反南京的力量，才能獲致蘇維埃政權的勝利。我們這些努力獲得相當的成效，我們雖不能將平分土地的運動擴大為到處泛濫的狂風巨浪，但卻鼓舞了這個區的農民，勇敢地平分土地，與反共勢力對抗。
這次大會決定：不問已否分配土地的區域，概鬚髮動群眾，按新規定來分配。分配的標準，是以土地的收穫量所值市價計算，每個窮苦農民分得一份大致有同等收益的土地（田與地混合來算，肥瘠搭配來分）。此外，這個區域在以前分配土地中，也有很多優良的傳統，如貧農僱農分好田，中農土地不動，地主富農分壞田，商人手工業者分得田后必須自己耕種，大口分一份，小口分半份等等，這次大會決定將這些傳統辦法盡量予以保留。
此外，各鄉村中也還有一些土地不能完全分配的或不易分配得，如大片的森林、茶園、竹林、水塘或其他水利設備，較大片的荒田荒地，則由各鄉村蘇維埃經營，名之日蘇維埃公田公地等。在立三路線時代，曾利用這些公田公地，組織所謂「集體農場」。我們不贊成這種辦法，提倡出租或組織合作社經營，由蘇維埃徵收租金，大體是經營者獲得必要的報酬，其餘則為蘇維埃所公有。
大會還決定了耕牛農具也要分配，但鑒於這類東西分配不易，又規定了一些實際處理的辦法。由於耕牛農具的缺乏，每個農戶也不易分得同等的一份，因而提倡共有共用，如幾戶人家共分得一條耕牛，則由這幾家擬定辦法，規定飼養和工作的方法。以後在赤區內所通行的換工互助辦法，大致就是從共有共用的制度演變出來的。
重分土地的實行辦法，是先由各村蘇維埃召集農民大會，檢討從前平分土地的得失，再由各鄉村蘇維埃的土地委員會予以評定。已經適當分配的則大體不予變動，不適當的則逕行變更。為了防範地主富農對於土地改革的反抗，大會主張充實貧農團，用鬥爭方法強迫地主富農交出被沒收的土地房屋和耕牛農具等，但並沒有訂出任何故意打擊地主富農的威風等手段。
土地分配定了，就由各鄉村蘇維埃造具地籍簿，頒發土地使用證。大會中許多農村代表曾主張頒發土地所有證，以確定一般農民分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權。但大會主席團認為中共更進一步的目的是土地國有，如果頒發土地所有證，將強化農民的私有觀念。大會終於採納了頒發土地使用證的辦法，並規定農民對於土地的使用權，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是長期性質的。所有持有土地使用證的農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但不得出租或出賣。
硬性規定土地不得出租出賣，擬是這次大會土地決議的一個重大缺點。不待說，土地是農民的主要財產，如果不能自由出賣或出租，這就使土地的使用價值大大打了一個折扣；而且分得土地的農民也會覺得他雖可以耕種這塊土地，但是不能自由處理它。不準出賣或出租土地的理由，主要是不讓農民重行失去土地和產生新的地主富農，但這種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又是不能抑制的。事實上，當時分得土地的農民還是有些違反這種決定，私自出租或出讓這種土地使用權。
在剝奪地主富農的政治權利上，我們倒採取了有彈性的政策。一般來說，地主富農是打擊的對象，大會強調不讓地主富農分子混跡于蘇維埃和紅軍之中，但對於出身地主富農家庭而在紅軍中有戰功、或系中共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而有工作成績的，則視為已經革命化了，屬於例外，不受歧視。其餘擁護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的，縱然是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也可享有普通公民的權利。
大會在縮小代耕制度的範圍上也有具體的決定。一個農家的壯丁因參加紅軍去了，這一家的耕作能力失去了或減少了，因而需要鄰近的農戶為之代耕。但現行代耕辦法是很混亂的。大會規定這種制度僅限於優待紅軍戰士，而且多數是帶補助性質的，換句話說，戰士家屬的勞動力仍須用於耕作，代耕者僅居幫忙地位，並非全部代耕。代耕者與被代耕者之間，必須互相商定何地何時需要補助勞力，以免浪費代耕者的勞力和適合被代耕者的需要。至於蘇維埃工作人員和地方武裝人員（即不脫離生產者），概不得援用紅軍條例要求代耕，但獎勵他們與各農民間的換工互助，已解決他們缺乏勞動力的困難。
此外，我們還制定了統一的農業累進稅，取銷過去實行過的徵收和借貸余量等不正規的辦法。農業累進稅規定每一農戶平均每人所收穀子在四擔以下者，免征租款；全戶所收穀子超越這個基數一擔至三但者，征百分之八，循此累進直到收穀子超過基數四十五擔者，征百分之四十三②（如五口之家收穀子二十擔者，免征；收二十二擔者，征一斗六升，約為全收穫量百分之點七三；又如收四十五擔者，規定征百分之三十五，即九擔二斗五升，合全收穫量百分之二十強；再如收七十擔者，則須征二十一擔五斗，約為全收穫量百分之三十強）。至於雜糧的收穫則免征或減征，富農按比例附加百分之五，軍屬烈屬則減征或免征，均另有規定。
這次黨代表大會舉行時，鄂豫皖區各領導機構都實行改組。大會選舉了一個中共鄂豫皖區省執行委員會，委員人數為二十餘人，除原特委會委員大多聯任省委員外，還提拔了約半數的工農幹部擔任省委，京漢鐵路工人劉琪，當地農民領袖高俊亭等就是這次被選舉出來的。沈澤民被選為省委書記，徐立清郭述申分擔宣傳組織兩部工作。省執委會的常務委員會則由書記及宣傳組織兩部部長，以及蘇維埃幾個主要負責人王平章鄭位三周純權等組織而成。常委會之下，除宣傳組織兩部外，還設有秘書處職工婦女委員會等等。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鄂豫皖區軍分會也同時改組，並改名為鄂豫皖區軍事委員會，直隸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委員為：張國燾、沈澤民、蔡申熙、徐向前、曾鍾聖、王平章、鄭位三、徐立清、郭述申、鄺繼勛、周純權、陳昌浩等。我任軍委會主席，蔡申熙任參謀長，陳昌浩人政治部主任。紅四軍改由徐向前任軍長，曾鍾聖任軍政治委員。原任紅四軍軍長的鄺繼勛，調任第七十三師師長（初名第十三師，不久改為第七十三師）。原任軍政治委員的余篤三，調任蘇維埃政府工農檢查委員會主任。
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的委員人選幾乎與軍委會的委員是相同的，它只是一個決策機關。我任中央分局的書記，直接指導鄂豫皖省委會和軍事委員會兩個主要機構工作，，不另設置執行機構。中央分局的任務原是很廣泛的，須在長江以北發展黨和蘇維埃的組織、正規紅軍和游擊部隊，但事實上它的工作始終沒有走出鄂豫皖區的範圍，因而顯得相當空洞。
我們的組織雖然龐大起來，但我們的組織力量還是很薄弱的，我們的人手也十分缺乏，每個負責幹部都兼任幾個職務，工作過於繁忙，黨員的文化水準十分低落，我們的決議到達縣一級的組織，便往往停頓下來，各鄉村黨和蘇維埃的組織，甚至看不懂上級的決議。知識分子極感缺乏，命令的下達往往需要上級的委員步行到各鄉村去，鄉下級負責人詳加講解。這樣，工作效率很低，決議的執行也要大打折扣。
省委急謀解決這方面的困難。它調集一些得力的幹部，充實它屬下的地委和縣委的組織，它在一般貧農和僱農中爭取新的黨員，花了很大的力量，來推進訓練和教育工作。省委之下設有黨校短期訓練班補習乃至識字班等。它也獎勵各縣委辦較低級的黨校。蘇區內的小學，命名雖是列寧小學，但內容則很落後。省委所出版的《黨生活》等刊物，也必須經過講解，一般同志才能了解。
沈澤民覺得將這樣幼稚的黨組織，提到布爾什維克的水準，不知要花多少力量和多少時間。他取笑說這是「愚公移山」的工作。的確，這樣的黨員和幹部，缺乏共產主義的的觀念和應有的常識，自然還保有一些舊迷信和舊觀念。多數正值的黨員只是瞎忙，一知半解的傳達命令，這就不免犯「強迫命令」的毛病。少數幹部彷彿是「地保」，利用職權來實現自私的目的，如分土地便不難上下其手，自己先分一份較好的土地。這真是哭笑不得的事情，嚴辦與優容，都易發生毛病。
軍事方針的確立和領導幹部的變更，是刻不容緩的重要措施。我個人認定我們當前的軍事任務，是鞏固和擴大這個鄂豫皖蘇區，和適宜的配合各個蘇區紅軍的行動。我們計劃將鄂豫邊和豫皖邊兩片蘇區打通連接起來，並使之與上述的兩片蘇區銜接起來，形成一個較大的鄂豫皖蘇區。這樣做，我們可以威脅漢口至九江的長江交通線，對於江西紅軍是一個有力的支援；也可以與湘鄂的紅軍互成犄角之勢。這個計劃對於當時紅軍幹部乃至一般同志，都有過極大的鼓舞作用。
徐向前被提升為紅四軍軍長，一般幹部為此極為興奮。紅軍中軍閥土匪習氣受到批評，代表這種傾向的許繼盛受到壓抑，這就給予一般同志一個深刻的印象。一般同志覺得我們極力提拔那些思想行為都被視為正確的同志，來負擔軍事領導責任，是十分恰當的。同時，我們並沒有排斥那些犯過錯誤的同志，以對立三路線採取調和態度著稱的曾鍾聖仍擔任軍政治委員；許繼盛受到批評，仍任第十一師師長。這在事實上說明，我們的同志若能改正錯誤，就不會受到組織上的處罰。鄺繼勛領導能力不夠，似是一般同志所公認的，現在改任第七十三師師長，負擔逐漸改編地方武裝，形成一個新的師，進一步發展為第二十五軍，這仍是一個獨當一面的重要任務。而去鄺繼勛這一師是直接由軍委會領導，暫不受曾是他的部屬的徐向前指揮，這對鄺個人也不是太難堪的事。一般同志覺得這樣處理，是煞費苦心而又十分周到的。
我曾向一些軍事幹部說明這些措施的意義，並要求他們根據上級決定，強化軍中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廣泛的實施訓練和教育，反對游擊習氣，嚴格執行軍事計劃，爭取勝利。後來，這種軍閥土匪傾向，經過了長期的和廣泛的鬥爭，才逐漸改變過來。我們在大會裡的努力，不過是個良好的開端。
建立蘇維埃政權是一件更艱難的事，這個區域的人們大多不知什麼是蘇維埃政府，他們的了解相當可笑的。少數知道蘇維埃是工農政府，「蘇維埃」這個字是由俄文翻譯過來的。有的說到蘇維埃政府是共產國際創立起來的，總機關在莫斯科，中國的總機關在江西，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只是一個分機關。更可笑的，當我和一些普通同志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有的猜測著說：「蘇維埃就是蘇兆征的別號，蘇兆征是廣州暴動中蘇維埃政府主席，因而我們的政府以蘇兆征的別號來命名。」另一位則反駁說：「蘇徵兆同志已經死了，鄂豫皖乃是蘇徵兆主席的兒子。從前皇帝死了，便由兒子繼承；現在我們的蘇徵兆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兒子『蘇維埃』繼承，因此，我們的政府叫做蘇維埃政府。」的確，這個由俄文翻譯過來的名詞「蘇維埃」是太生硬了，一般農民不宜懂得。
不用說，一個政府的命名，是有重大影響的。蘇維埃政權在這個區域已經有了約三年的歷史，仍不為一般人民所了解，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大的憾事。由此，我們也可以推知這個政府的名稱，在更廣泛的中國鄉村中是如何的陌生；甚至在城市中，也不為多數工人所了解。一般人只覺得這不是中國固有的名字，而是從俄國輸入來的。他們既不能了解這個政府的真正意義，更說不上有什麼同情了。
在黨代表大會尚未閉幕時，我們還舉行了蘇維埃代表大會（其他如CY代表大會，婦女代表大會以及許多專業性的會議，也都次第舉行了，各該會議的詳情，這裏從略）。這個大會是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開幕的，為了是一般人易於了解起見，我們叫它為工農兵代表大會，到會的代表多半並非經過選舉而產生，而是由各級蘇維埃政府民眾團體和紅軍各單位攤派出來。大會的任務偏重於一些緊急動員的工作，如強化蘇維埃各級組織，重分土地，解決糧食困難，推行財政經濟政策等。
在這次大會上，一般代表最注意的是糧食問題。不少代表批評已往向農民借貸糧食的辦法不妥當。他們根據事實指出借貸糧食的混亂情形。有些熱心革命的農戶，糧食被借出去了，先陷於飢餓的困境，得不到償還，而且因此也減低了一般農民的革命熱情和生產情緒。黨和蘇維埃的負責人，都在大會上承認了這是一個重大的過失。我們也指出過去在這裏所實施過的徵發糧食辦法固然要不得，後來改採的借貸糧食辦法，也是要不得。這都是立三路線的遺毒，今後要改采徵收累進農業稅的辦法。
當年十一月七日，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又在新集舉行，這算是一次正式的大會，共到工農兵代表三百九十七人，是由蘇區內一百七十萬工農兵選民選舉出來的。這個區域周圍的工農團體也派有約二百名代表前來觀禮。這次大會的作用，算是完成了鄂豫皖區蘇維埃政權的奠基工作。
大會發布了正式宣言，闡述這個政府的任務，制定了臨時組織大綱③；根據組織大綱，選出人民委員會的負責人及其所屬的個委員會的負責人。農民出身的高敬亭被選為蘇維埃政府的主席，原任主席的王平章當選為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人民委員會之下，設有外交、軍事、交通、財政、經濟、內務、土地、糧食、文化教育、勞工、革命法庭、政治保衛局、工農監察委員會等十二個機構。各縣鄉的蘇維埃組織，則較為簡單；通常一個縣蘇維埃，設有經常性質的土地財政經濟和軍區指揮部等重要機構，其餘則按需要設置。
這個區域的蘇維埃政府只是一個升級的地方政府，當然不發生根本法的制訂問題。這個政府所設計的是區域性的政策和實施的條例的制訂問題。許多重要的條例，如農業商業稅務等條例，土地分配的條例，軍區制的條例，審判制度等，都是由這次大會制定的。
概括地說，使蘇維埃政權規模具備，政令推行無阻，是我們那時努力的中心。我們要求軍隊和人民尊重政府的職權，如果人們不依照政府法令行事，便不能擺脫軍閥土匪的惡習。紅軍高級將領，尤其要尊重政府法規，他們的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樣的。紀律對於一切人是平等的，只有黨的共同意志可以領導蘇維埃政府，但黨也不能因此輕視蘇維埃政府的職權，一切政令都由政府根據黨的決議頒行。
我對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的一切，實際體驗愈多，愈是為它的前途擔憂。我覺得這個政權的能夠存在，是以國民黨政權的不統一、混亂和殘酷的統治為其主要的憑藉。這個政權的發展前途也是受著限制的。中共組織力量的薄弱，紅軍因缺乏補給而不易迅速壯大，土地革命不易衝破赤白區的對立而泛濫到更廣大的區域去蘇區面臨的眾多困難，也需要長期的努力，才能克服。加之敵人的勢力遠較我們為優厚，我們一時無法瓦解它。
我覺得中共的土地政綱，有其根本的缺點，既不易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鬥爭，而且偏於對內。經由游擊戰爭發展紅軍的方針，也為各種條件所限制，難有速效。蘇維埃政權的基礎更是歸於窄隘。這個政權被孤立在土地革命的小天地之中，不易為廣大的工農群眾所了解和同情，對於全國各地知識分子和一般小資產階級，也缺乏號召的力量。對於以城市為中心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更無法建立適當的聯繫。特別在當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佔東三省的事實為我們所知悉之後，我更認為中共所領導的蘇維埃運動遠離了反帝國主義的路線。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規定反帝國主義與土地革命是兩個並重的主要任務，但蘇維埃政權卻偏到土地革命的一面去了。我想起斯大林的沒有遠見，我又想起布哈林在中共六次大會中重視反帝國主義以及不抹煞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等主張，若拿現在的事實來證明，就更為正確了。
我設想如果蘇維埃政府能改名為「人民政府」，也許可以開闢出更有希望的途徑。我所假象的人民政府仍應由中共領導，以工農勢力為骨幹；但它的政綱尺度則不妨放寬些，以便號召那些反日本侵略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來與我們合作。如果我們孤立於反日本侵略之外，反會被人民視為不顧國家前途，專以土地革命來損害民族的命運。我曾不只一次向我的同僚們提起過這種意見，我在下文中還要說到這一點。但我自己無法作這種根本改變。蘇維埃運動這個根本計劃是從莫斯科到中共中央，都屢次肯定了的，而且已在各處實行，鄂豫皖區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如果我們自以為是的獨斷改變過來，那自然是極不好而又是不可能的事。
後來的歷史證明，中共所領導的蘇維埃運動，只是一種大胆的嘗試。在這個運動中，中共發揮了艱苦奮鬥的精神，學習了領導政權和軍隊的重要一課。但這個運動的本身是失敗了。它不是被國民黨消滅了，而是在抗日戰爭之始，我們自動的轉變了方向。斯大林這個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蘇維埃運動的公式，也是立三路線和中共內部一切左傾行為的根源。因為這個運動本身是左傾的，所以才產生李立三以軍事冒險去促其實現的想法，其他教條主義者更只會在這條公式下兜圈子。我這個較早體驗到這個運動的根本缺陷的人，後來竟為此被指為「右傾」或「叛徒」。但我自信我那時的看法是出自愛護中國革命的真誠。
① 當時蘇區內許多農戶的糧食被紅軍出具借條借去吃了，現在有蘇維埃政府酬予償還一部分；赤區的農民一般每天改為吃兩頓粥和一頓飯。 424
② 這就是以勞動力來計算的，對於以收穫量為計算標準的原則，自然又有輔助的作用，實行時又富有伸縮性，由各鄉村土地委員會按各戶需要和其勞動力的多寡來評定。鄂豫皖區農業累進稅制，詳見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通令第七號（載《紅旗周報》第二十七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版）。
③ 我手邊已無臨時組織大綱的原文，《紅旗周報》第二十七期曾載有一篇說明這個組織大綱的文字，題為《蓬蓬勃勃的中國蘇維埃運動》，可以參閱。
編輯者注：許繼盛應為許繼慎之誤。

第六章 整肅
新集黨代表大會反軍閥土匪傾向的鬥爭，曾引起被批評或明或暗的反抗，終於釀成一次軒然大波的整肅運動，並肅清了一些私通國民黨改組派的分子。這種風波之來，與我們所遭遇到的內外困難是相聯繫的。
在黨代表大會舉行的時候，領導層的內部意見常有參差。沈澤民的態度顯然是偏於急進，他主張對於那些犯過重大過失的同志，給予各種不同的處分。他不善於根據實際情況來處理問題，愛援引馬列主義和中央決定，來評判一般同志觀念上或行為上的錯誤。甚至在討論軍事策略問題的時候，他也提出過紅四軍力不勝任的主張，這引起一般同志或多或少的不滿，認為他的主張不是太過急進，就是有些外行。
沈澤民卻不是一個堅持己見的人，也公開承認他的工作經驗不夠，需要學習；事實上他的左傾空談也在逐漸減少之中。我常要在會議上緩和他的急進主張，我們有時甚至要公開辯論，雖然結果沈澤民總是撤回或修正其自己的意見，但使一般同志不無領導層內部意見不盡一致的觀感。
在黨代表大會將閉幕時，由曾鍾聖提議，我和曾鍾聖蔡申熙許繼盛四人有過一次懇談。曾許在這次會談中，盡情發泄了他們胸中的鬱積。
許繼盛表現的有些傷感，表示他將改正錯誤；但他的錯誤已在大會上毫不留情的被揭露出來，到會的軍事方面的代表，勢必會把它傳播到軍隊中去，因而影響他的指揮威信。他感謝我對於他的信任，表示願意仍任原職，到前線去戴罪立功，不過他總有點耽心沈澤民等不會諒解他的過失。
曾鍾聖接著表示，他贊成大會各項決議，願意忠實執行；但批評沈澤民見解不切實際，動輒給人帶上帽子，打擊早已在這個區工作的老幹部。他自然不滿沈澤民對他的評擊，也為許繼盛所受到的批評鳴不平。
我利用這個機會，向這兩個受批評的負責幹部詳加解釋，並予以勸慰。我指出大敵當前，應團結一致對外，一心去爭取勝利，不應心存芥蒂。批評錯誤，在原則上是必要的，批評的技術縱有不當，也只是次要問題。這次大會主要是反右傾的軍閥土匪傾向和富農傾向以及立三路線的左傾殘餘，不應轉移目標來批評沈澤民，因為他最多不過是缺乏經驗，說話有時不完全恰當，這是可以諒解的。我對他們兩人表示遵守決議這一點，感覺欣慰，鼓勵他們努力奮鬥。
蔡申熙以老戰友的身份，亦多方勸慰曾許二人。他首先表示對於過去的過失不能及早糾正，他自己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在能夠認真糾正，這就是天大的喜事；而且過去的錯誤積重難反，不經過這次大力鬥爭，很難生效；決不可從個人榮辱出發，抹煞這次批評的意義。如果沒有這次批評，我們的前途是「死路」；現在批評出來了，大家如能照此改正，那末黨和個人的前途都是光明的。因此這次大會絕不是打擊了我們，而是救了黨和我們。他進而表示充分的信心，認為國燾同志能把握住這支舵，澤民同志也會從工作中學的經驗，大家必能毫不顧慮的改正錯誤，團結一致奮鬥。
曾許二人都為我和蔡申熙的勸告所感動，笑逐顏開，一致表示願意毫無芥蒂的上前線去為黨的決定而努力。我和蔡申熙也為此高興，認為內部的隱憂是大部消除了。可惜後來事實的發展，又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我們不願因會議舉行過久而延擱我們的軍事行動。七月中旬，黨代表大會剛剛閉幕，新任軍長徐向前和新任軍政治委員曾鍾聖，就率領紅四軍全部向前線進發。他們由白雀園經金家寨開往英山，準備消滅駐在英山羅田沂水廣濟黃梅一帶之敵，在那裡發展蘇區，並乘勝向北發展與原有的鄂豫皖區打成一片。鄺繼勛則仍駐白雀園，編組原有的地方武裝第七十三師。他那時還只掌握一千多人，正編組第一個團。這就是紅四軍出發后，留下保衛這個蘇區的一支主力部隊。
紅四軍出發英山以後，敵軍自然乘機向這個蘇區的周圍進襲，我們感到四面八方而來的壓力。新集之北二三十里就常有敵人的蹤跡，白軍民團鑒於蘇區內地方武裝實力雄厚，不敢貿然深入，但在蘇區邊緣的騷擾，則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拖去耕牛，掠奪糧食，甚至殺害壯丁，強姦或擄走婦女。我們的地方武裝必須經常戒備，我們的大部份精力也就花在應付這些事情上。
蘇區被封鎖了，區外的報刊不能進來，消息隔絕。我們與其他蘇區沒有任何聯繫，與上海中央的交通也陷於癱瘓狀態。護送我進入蘇區的那一位交通，第二次到漢口去了之後，便再也沒有回來，大概是被殺害了。我們往往要派特務隊到白區去行動，以期獲得一些區外報刊，有時甚至要為此損失生命。
我們不知道中央仍在上海抑或已遷往江西蘇區，中樞的安危令我們甚為耽憂。那位曾照顧我安全抵達漢口的顧順章，就在我由漢口乘汽車向蘇區進發的那一天被捕了。顧順章是中共的特務首腦，掌握著中共中央與各蘇區交通的總樞紐，曾在漢口以花廣奇魔術大師的身份出現，現在終於被國民黨的特務識破了。可能他要以出賣中共來挽救他自己的生命，他竟然投降了。他在武漢向國民黨當地最高當局泄露了中共的秘密；據說當晚李家集就特別戒嚴，搜捕我和陳昌浩一行，自然這也是由於顧順章的口供。不久，他被移送到南京，由蔣介石親審。
顧順章的叛變，是震動中共的一件大事。上海的中共中央很快便獲知這件事的真相，避免了更重大的損失。當時中共中央和各地組織都因之大為混亂，所有機構和各同志的住處，均即時遷移；人事上也多調動，以逃避國民黨特務根據顧的線索來進襲。當時已被禁在獄中，但國民黨尚不知其確實姓名的惲代英，就被顧順章指證而遇害；其他因顧的口供而被害的，人數也頗不少。中共中央乃亦采殘酷手段來泄憤，顧順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動人員暗殺了。
這件事給予鄂豫皖蘇區的影響也很大。預定由中共中央調派大批幹部到這個區域來的計劃不能實現了。繼我和沈澤民之後，來到這個蘇區的只有少數的幹部如陳賡（接替徐向前任第十二師師長）李特（任軍委會參謀主任、後來又任參謀長）傅鍾（任軍委會政治主任）黃超（任軍委會秘書長）朱光（任政治部宣傳處長）和王子綱等三個無線電技術人員，總共不過十多人。他們先後到達，途中比我們還要辛苦些，有的利用河南信陽和安徽壽縣一帶的中共地方組織，輾轉引導進來，有的不憑交通線，冒險徑行偷混進來。
其次，我們與中共中央和各個蘇區建立交通網的計劃也無由實現。建立無線電的交通是這個計劃中最重要的部份，我們在積極訓練無線電工作人員，但所需要的無線電器材，卻因交通線的被破壞，一時不易運進來。我們所編定的密碼本，又為湘鄂西紅軍在作戰中遺失了。直到當年年底，我們才有第一架無線電，延遲了好幾個月，才與紅西蘇區商定了一本不能完全信賴的密碼，致使地面上運輸和交通線，一直無法暢通。中央老在警告我們，要深刻認識到顧順章叛變的嚴重性，不要信賴殘存的交通線，即原非顧所知道的，也要嚴防波及。
我們所收到的打擊有增無已。我們風聞中央書記向忠發被捕了，但不知何時被捕，是否與顧順章的告密有關，以及牽連什麼同志。我們約莫知道向忠發被捕后，他的表現和中央所受到的影響都很不好。中央是凶多吉少，有可能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我們只有互相勉勵，即使失去了中央的領導，我們也要單獨奮鬥。
直到一九三二年春，我們才接到關於中共中央情況的可靠消息。周恩來秦邦憲張聞天等中央負責人，於一九三一年八月間先後到達江西蘇區的赤都瑞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那裡繼續執行職權，並與當年十一月七日召開了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我和項英當選為副主席。這時，江西中央蘇區曾獲得一些軍事上的勝利，衝破了國民黨的三次圍剿。尤其是國民黨第二十六軍孫連仲的大部二萬餘人的轉變，參加紅軍，使江西紅軍的實力大為增加。
中共中央搬到江西蘇區之後，中共的力量也大部投到各個主要蘇區去了，擴大白區的工作一時便隨之減弱。中央給我們的函件也說到白區工作，一時不易發展，尤其是發生了顧順章叛變、向忠發被捕等嚴重事件之後。中央還要求我們不要過份相信留在上海的中央分局及其擁有的交通線，要嚴防敵人的滲透。
由於消息隔絕，江西蘇區勝利的消息，我們隔了很久才知道。反之，我們的不幸又往往被敵人利用來發動宣傳攻勢。敵人宣揚中共中央是被摧毀了，甚至造謠說周恩來也已投降了。敵人利用赤區與白區的通商關係，派遣一些姦細到處造謠：不是誇說國民黨已調集主力軍攜帶大批飛機大炮，不久要來進攻這個蘇區；就是離間人民與蘇維埃政權的關係，號召軍民人等反正。國民黨這些做法，生效雖然不大，但對這個尚不穩定的蘇區，確有動搖人心的作用。
蘇區內部的困難，數不清，說不盡。即以疾病的侵襲來說，帶給我們的損害，有時會比敵人的打擊更為重大。我們的環境衛生很壞，食水不潔，蒼蠅蚊子臭蟲虱子是有名的四害，瘧疾痢疾和皮膚病等猖獗流行。許多工作人員患了瘧疾，依然照常工作，他們得不到醫治，久而久之，也就不把它當作一種病了。我們的營養和很壞，吃得只有大米雜糧和花生之類，缺乏蔬菜，更缺乏肉類。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這是黨和蘇維埃剛閉幕的時候），我就病倒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拖延最久的一次大病。我在大會時，就已患瘧疾，但我在體溫恢復正常時，仍抱疾工作，不久便併發了腸胃病，下痢不止，而又嘔吐，飯食藥品，隨服隨吐。我的身體日漸瘦弱，已無力起床。在大城市中我的病也許不算是嚴重的，但在偏僻的鄉間，醫療藥品，均感不濟，幾乎使我喪失了生命。我自覺身體的抵抗力太弱，經不起考驗，也為我在這緊急關頭所肩負的責任而耽憂。其實，愈是焦急，病就愈難痊癒，纏綿月兩個月，病況才有轉機。
我的卧病，對這個區域工作的發展，自然不無影響。在我身邊的同志為我的病耽憂，甚至他們曾想到萬一我一病不起，善後步驟應如何安排等。特別是在前線的同志，更因此為之不安。後來曾鍾聖曾承認因聞我病重，深恐這個區域的領導權，將為他所最不滿意的沈澤民所掌握，所以他有帶著紅四軍脫離這個蘇區的企圖。
鄂豫皖區中央分局和軍委會的工作，並未因我的病而停頓下來。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會主席職務，分別由沈澤民和蔡申熙代理。這時，我們在各地傳達大會的決定，採取一面鬥爭一面說服的較溫和的辦法，來糾正已有的錯誤。雖然只有極少數的人受到處罰，但黨的內部竟因此發生了一種反中央分局領導的暗流。
這股暗流以金家寨為起點。大會後，豫皖邊區地方委員會的一些負責人，開始散布對這次大會不滿的言論。他們說：「這次代表大會利用一些枝枝節節的問題，來打擊老幹部；新來的幹部反對早在這個區域工作的幹部，也就是黃安麻城人反對安徽人。」他們批評沈澤民是不懂世故的留俄學生，只知挾中央以壓制地方，其實中央是否存在，還是問題。他們知道了我病重的消息之後，更表示不能信賴沈澤民的領導。中央分局覺得金家寨這些反黨的言論，似是許繼盛播弄起來的。許在路過金家寨時，並未表明遵從大會決定的態度。相反，他表示愛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言外之意，似乎不滿大會對他的批評。
紅四軍與七月中旬開到英山前先後，接二連三的擊潰了那一帶的國民黨駐軍，繳獲大批槍枝，俘擄敵軍約兩千名左右，乘勝佔領了英山沂水兩個縣城。八月上旬曾鍾聖有前線送來的報告，描述那一帶富庶的情形。紅軍吃得很好，而且正在沂水搜集布匹，解決冬服問題。他還說到，據他們所知，國民黨軍隊正在圍剿江西蘇區的紅軍，軍情甚急。紅四軍準備向廣濟黃梅行動，相機截斷長江交通，並乘勢在武穴附近渡過長江，直指贛西北，會同江西紅軍，消滅國民黨的圍剿。
與此同時，一位隨軍出發的省委委員送來報告，與曾所說的又大有出入。它說道紅四軍高級幹部中有渡長江向南發展之議，是否由於中央分局改變了原來的計劃。它還批評紅四軍的政治工作不得力，只知解決紅四軍所需的物質問題，不重視在這一帶發展蘇區的任務。有說道不贊成改變原有的計劃，紅四軍幹部也多有同感云云。
這件要案提到中央分局和軍委會時，我因病重沒有出席，沈澤民等也因耽心我的病，而沒有告訴我。會議決定由沈澤民草擬一封答覆的信，內容大致是說紅四軍仍應照原定計劃，在英山沂水一帶發展蘇區，擴大已有的勝利，壯大紅軍，決不可渡江南下；並說明配合江西紅軍行動，雖是紅四軍的主要任務，但紅四軍脫離了原有根據地和地方武裝，孤軍渡江南下，不僅不能給江西紅軍以有力的支援，反會因紅四軍的離去，使鄂豫皖遭到損失，這也是立三路線的軍事冒險的想法。若照原計劃執行，則不但鄂豫皖蘇區可以擴大，紅四軍也可以壯大，而且能牽制更多的敵軍，這是對江西紅軍最好的配合方法。
這封複信不過是重申原有的計劃，本是無可非議的。不料曾鍾聖許繼盛等竟提出進一步的反對意見。曾鍾聖說道這封信是澤民同志起草的，國燾同志病著不知道，澤民同志素來將紅軍視為保護他個人的工具，這種右傾的保守觀點，是有害於紅軍的。許繼盛更強調紅四軍的行動，應該由將領們為軍事的前途打算，不必理會新集的指示。
在紅四軍的將領會議中，曾鍾聖將他的渡江南下的主張，描繪成為原有計劃的一部分。他說明原有計劃並未規定紅四軍不能越過長江。在他看來，長江不過是一條小河溝，紅四軍可以隨時偷渡過去，也可以隨時偷渡回來，國民黨的海空軍是不能阻攔的；因而他認為渡江南下的行動，可以由前方將領商決，不必徵得新集的同意。以徐向前為首的多數將領，雖不贊同這種主張，但也不願在軍中展開政治性的討論，因而表示仍須事先獲得新集的批准。同時，紅四軍中一般官兵，也都是這個蘇區的子弟，有不願遠離這個蘇區的鄉土情緒。這樣，資望較高的曾鍾聖也無法貫徹他的主張。
曾鍾聖終於再向新集來一個哀的美敦書的報告。他誇大渡過長江和切斷長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到某月某日仍未得到軍委會的明確指示，便徑行渡江。這個報告約於九月上旬到達新集，使我們大為震動。
這時，我雖仍不能起床，但病況業已好轉。中央分局和軍委會兩機構的委員們，齊集在我病榻之前，舉行緊急會議。蔡申熙首先說明，在國民黨重兵監視之下，偷渡長江是冒險的行動；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軍也難展布，而且要在渡江北返，則更困難。這種舉動顯然違背了原定計劃。他判定曾鍾聖之所以堅持這種錯誤主張，是立三路線在作怪，也是別有用心的。他追悔他曾保薦曾鍾聖許繼盛等人擔任要職，以至發生這次嚴重的抗命事件。他提議派陳昌浩去接替曾鍾聖軍政治委員的職務，並糾正他的錯誤行為。
我們一致贊成蔡申熙的主張。陳昌浩和其他委員，建議派蔡申熙去接任紅四軍軍政治委員，以收駕輕就熟之效；但蔡則以體力不逮為理由辭謝，並堅持由陳昌浩繼任。最後我表示完全接納蔡申熙的意見，並說黨代表大會雖曾批評了曾鍾聖和許繼盛等，但因他們表示悔改，仍任要職，黨對犯過錯誤的同志，並不貿然採取懲罰的態度是對的。蔡申熙愛護那些老同志，也是應有的態度，而且他曾屢次函勸曾許等，放棄成見，遵守新集的決定，是以蔡同志毋庸引咎。現在曾許竟到了公開反抗的地步，那是他們的執迷不悟，除了撤換以外，別無其他辦法。
這次會議決定派陳昌浩為中央分局和軍委會的全權代表，趕往前線，處理這一事件，不僅應制止渡江的行動，必要時刻將部隊撤回原有蘇區來。軍委會又命令陳昌浩繼曾鍾聖為紅四軍軍政治委員，曾則調回新集；至於許繼盛等應否免職，有陳昌浩相機處理。除這些正式的決定和命令外，我們還共同簽名寫了一封致各高級將領的信，鼓勵他們遵守黨的正確決定。我也當場表示，一俟我能起床行動，當趕往前線，協助陳昌浩處理一切。
陳昌浩去了約一個星期，我不理會醫囑休養的勸告，力疾前往白雀園鄺繼勛師部，向那裡的同志們說明這次曾許等行為的不當。鄺繼勛和他屬下的負責幹部，對於我們的決定，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沈澤民蔡申熙等，也在新集就這一件事向各方面加以說明，以期獲得多數同志的支持。這正是「九一八」日本強佔東北的時候，我們這個小天地卻忙著處理內部可能發生的危機。
不到幾天，陳昌浩由前線送來了急報，說明一切都已照軍委會命令順利執行，紅四軍全部即經由英山金家寨開回白雀園休息整理，要我不必再帶病趕來前方。我因此就留在白雀園，等候紅四軍的到來。
又過了兩三天，陳昌浩帶著一支先頭部隊，押送曾鍾聖和許繼盛回到白雀園。他向我報告，他這次前方之行，不僅糾正了反黨的行動，而且破獲了反革命的陰謀案件。他為此驚奇、興奮，覺得幸能及早發現，否則要鬧出大亂子。
陳昌浩敘述他花了五天功夫，趕了七八百里路程，到達駐在沂水的軍部，立即將中央分局的決定和軍委會的命令向紅四軍的高級將領宣布，獲得了以徐向前為首的高級將領們的完全支持。曾鍾聖見大勢已去，只好表示服從，陳昌浩也就順利的接管了軍政治委員的職務。這樣，黨的主張貫徹了，渡江南下的論調也被打消了。這是表示紅四軍中的黨的領導力量很堅強。在這次爭論中，一般幹部，都能深明大義，尤以徐向前的立場堅定，起了領導作用。
陳昌浩接任軍政治委員后，立即進一步調查紅四軍的內部狀況。多數高級幹部認為曾鍾聖的主張是錯了，但大體上還是忠實于黨；許繼盛和他少數親信的態度，卻有可疑之處；甚至第十一師中有人傳說：「第十一師在渡江后，要脫離紅四軍另找出路。」徐向前等認為，第十一師中多數幹部是擁護黨的，但許繼盛和他的少數親信的言行，應當徹底查究。
陳昌浩根據一些幹部的提議，執行軍政治委員的監察職權，親自率領少數政治工作人員，搜查第十一師師部。陳昌浩向我追述這一幕時，說他是提心弔膽的，深恐許繼盛會反抗。可是當他到達十一師師部，宣布要搜查的時候，多數師部人員表示服從，師部的唯一直屬部隊特務連，更表示了欣然支持的態度，這使許繼盛嚇得面無人色，不敢有任何反抗。
第十一師師部有一個吳參謀，是人所共知的許繼盛的親信，平日與許一道冶遊，言行乖謬，早已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個年輕的吳參謀自以為得著許師長的庇護，想不到有這次搜查，是他沒有預先消滅證據的原因。陳昌浩就在他所保管的公文箱中，發現了私通敵人的證據，主要是新近由白區來的兩封信和一份通訊的密碼。
陳昌浩於是要約許繼盛押著吳參謀到軍部來，實行訊問。當時紅四軍的高級將領都齊集在那裡，像是舉行高級軍事會議，也像是在開特別軍事法庭。旁聽的官兵，更擠滿了整個大廳，氣氛甚為緊張。吳參謀應信件密碼俱在，證據確鑿，而且信中詞句多是用這個密碼寫成的，不能不承認通敵的罪行。他承認他是國民黨改組派，他的所作所為許繼盛是知道的；他供認他被派來，主要負有運動許師長向白軍投誠的任務；而且利用黨內紛爭的時機，以聯絡了一些黨羽，準備在渡江南下，紅四軍遭受挫折的時候，實行反叛。
由於這個驚人案件的發現，紅四軍將領們會議決定:立即罷免許繼盛的師長職務，並押解新集審理。曾鍾聖雖證明沒有反革命的嫌疑，但他的反黨言行，顯為反革命者所利用，因一同前往新集，聽候查辦；紅四軍立即班師回白雀園；所有各師各團參預這一反革命陰謀的黨羽，概由各級政治部暫行看管，一俟到達目的地，再行一併整肅。
陳昌浩向我報告這些經過之後，並將搜獲得信件和密碼等整個案卷交給我，要求我先問問曾鍾聖和許繼盛，就知道他這次在前方的處置是事在必行的。
我先後先約曾鍾聖單獨會晤，要求他毫無顧忌的說明真相。他向我說明審問吳參謀這個姦細的時候，他始終在場，一切證據他都細心看過；他認為案情毫無疑問，大致吳參謀還只是一個拉線人，真正的首腦當然是許繼盛。他自悔他任軍政治委員時，對於這樣一件重大的反革命陰謀，毫無察覺，而且他的渡江主張反為許繼盛等所利用，幾乎中了奸計，自請處分。我也坦率的向他指出，他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但不是反革命的同謀者。後來他返回新集，受到反黨和助長反革命發展的指責，撤免了中央分局和軍委會委員的職務，改任軍委會參謀，主管地方武裝的訓練工作。
我又約集陳昌浩曾鍾聖共同與許繼盛會談。許繼盛這時已是垂頭喪氣。我向他說明他有充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他說到前方的同志對他是很優待的，沒有正式審問過他，更沒有威脅他，但事實俱在，他承認他犯了包庇反革命的嚴重罪行，不過他自覺他還沒有做出反革命的行為。
許繼盛說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他在上海曾與國民黨改組派來往，一九二九年他由上海被派來豫皖邊區打游擊的時候，他的一個國民黨改組派的朋友曾向他表示，現在奉著中共的命令去搞軍隊打游擊是可以做的。將來改組派得勢，推翻蔣介石，奪取政權，許可以帶著軍隊過來，與改組派合作，許說他當時並未接受這個約束，也不知道這個改組派的朋友，後來投靠了蔣介石。
許繼盛繼續說明這件往事：他到蘇區打游擊后，早已把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了。不料一九三〇年他在金家寨一帶打游擊已搞成一個局面的時候，那位改組派的朋友便介紹吳參謀來了，他認為吳是老朋友介紹來的一個軍人，因而就委他當參謀。他們彼此嗜好相同，一塊玩女人，生活打成一片。新集大會以後，吳某要他不要向黨低頭，並對他常有要挾。他承認他已經知道了吳某確是一個姦細，但他受了他的威脅，不敢舉發，只在那裡糊裡糊塗的混下去，並沒有背叛的意思。
在這次談話中，曾鍾聖很憤慨的質問許繼盛，說許仍然企圖隱瞞真相，避重就輕，只說了吳參謀所已說出來無法否認的部分。曾鍾聖為了洗清本身的責任，一再嚴詞質問許本人是否事前知情，要許明白交代。許繼盛也不得不承認，這件事他確是完全瞞著曾鍾聖的。
我了解了這件事的真相之後，立即派人押送許繼盛連同全部案卷，前往新集。並要曾鍾聖也去參預許案的審理，同時對自己的錯誤，做一個交代。我向新集建議，許案應由中央分局指派人員組成特別法庭來審判，並根據已有線索查明各部分的同謀者；但肅反不可與黨內鬥爭混為一談，曾鍾聖和其他凡有這種、或那種錯誤的同志，就只應受黨紀的制裁。
徐向前率領著紅四軍繼陳昌浩之後，緩緩的撤回到白雀園來了。其時軍中瀰漫著肅反的狂熱。各師各團在行進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個嫌疑犯。紅四軍中發現有國民黨改組派的大新聞傳到了蘇區，肅反的浪潮，就跟著泛濫到各個角落。「肅清反革命」、「肅清國民黨改組派」的聲浪，高唱入雲，法蘭西大革命時清楚貴族反革命的浪潮，不期然重現於這個蘇區。人們多分辨不清甚麼是國民黨改組派，甚麼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證，誰就要受到這股熱浪的衝擊。紅四軍中各軍各師的軍政幹部對於嫌疑人犯，不問情由，嚴加審訊。審問的方式多為群眾性的，被審問者在群情憤慨之下，幾乎無法為自己辯護，甚至刑訊的事也發生不少。
我目擊這種情況，深恐發生重大流弊，立即設法制止。我首先以軍委會主席的身份，下令各軍事單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徑行審問。所有已被捕的嫌疑人員，概交高級政治部所組織的軍事法庭審理。禁止用刑逼供。此後各師團非事先得到軍部或高級政治部的允許，不得看管任何人。在肅反鬥爭中，我們並應廣泛採取獎勵自首或過悔的方針。這個命令的頒行，才抑制住了這股狂流的泛濫，也使我和其他的頭腦們，有機會去研究事態的真相。
我研究了這個案件之後，不久既召集了一個幾百人的軍事幹部會議，每連均有代表參加。在這次會議上，我發表了關於肅反的報告。我以最淺顯的語句，解釋甚麼是反革命，甚麼是國民黨改組派，而甚麼又是普通的過失。現在事實表現出來，同志們往往將反革命與普通過失混為一談，我進而指出，有各種資料證明參与反革命陰謀的不過是一小撮的人，現都已被捕了，其餘多數被牽連的，卻只是犯過這種或那種或輕或重的過失，有些也受過反革命者與的影響，有些則與此毫無關係。
我根據中共中央肅反的方針，說明要分別首從；換句話說，首要者嚴辦，脅從者從寬，脅從而又真誠悔過者免罪。我又根據很普遍的事實指出某一個嫌疑犯，曾因他的家長有反蘇維埃的行動，就被視為是反革命者。又有某某僅因他的家屬對革命有過動搖的表現，就也被視為反革命。我提醒與會者，蘇維埃的法律是不追究曾反過黨的農民的；而且蘇維埃和紅軍的勢力，還不算十分強大的時候，一般農民有過這種或那種的動搖，乃是意料中事。紅軍戰士家庭所作所為，不應由該戰士負聯帶責任，他自己既有過戰功，決不能視為肅反對象。即使動搖過的農民，也不能視為反革命。
我還根據較普遍的事實，指出某一個嫌疑犯，在某一次合法會議中，聽見反黨言論，沒有起來指責，這自然是不好的事，但他就因此被視為知情不舉，竟被視為國民黨改組派，這樣判斷就未免過份了。又如某個嫌疑犯曾和某個反革命者在一塊玩過婦女，因而被視為是改組派的黨羽，這同樣也是過份的株連。
根據上述分析，我著重指出現在我們主要的任務，是繼續在軍中展開反軍閥土匪傾向的鬥爭，在蘇區內，繼續展開反富農、反官僚、和其他左傾立三路線和右傾動搖思想的鬥爭等等。就由於這些壞的傾向，滋生了反革命。但反革命者究竟不過是少數人，而反革命的核心又已被毀滅，因此，我們切不可任意株連，自相驚擾。現在已被捕的嫌疑人犯，除少數案情嚴重者外，多數均應按照情節，予以較輕的處罰或無罪釋放。
我的這篇報告，大大感動了我的同志們，他們有些覺悟到在肅反的狂熱中，不免過於感情衝動，有些覺得如釋重負，再不會因某些小事而被牽連了。徐向前陳昌浩等重要幹部，也在會議中表明，決根據我的指示，繼續深入黨內鬥爭和肅反。他們承認在肅反的火頭上，不免感情衝動，任由各師團隨便抓人，今後決不會如此了。
在新集的中央分局，旋即接受了我這篇報告，製成了決議，通令各地施行。在這個蘇區內雖然也破獲了一些許繼盛的同謀者，但多數被整肅的，均系一些利用蘇維埃職權，佔有較多較好的土地等的違法者。後來據中央分局的統計，這次的肅反案，被捕者約六百人，軍人佔三分之一；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盛等百餘人，其中判死刑者約三十人，判處各種刑期的徒刑者約百人。
後來中共中央認為鄂豫皖區的肅反進行得非常成功，可為各蘇區的模範。江西蘇區自富田事變開始肅反起，歷次進行都不免失之嚴苛，幾乎釀成能發不能收的局面。當時周恩來等到達江西蘇區后，曾批評毛澤東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內情究屬如何，因我未曾與聞這件事，所以至今還不知其祥。
總括來說，我們在鄂豫皖區的這次整肅鬥爭，主要是肅清了軍閥土匪傾向，也打擊了立三路線的殘餘，糾正了一些右傾的和墮落的傾向，並剷除了一個反革命的陰謀。但是在執行時，也發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輕倚重的判決，甚至刑訊逼供。我們沒有能夠一一糾正過來，這不僅與中國的落後環境，有其不可分離的關係；也是中共寧左毋右的觀念，起著重大作用之故。
第七章 鄂豫皖區的末期發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二年七月，蔣介石發動對鄂豫皖區大規模的圍剿，也正是鄂豫皖區和紅四軍欣欣向榮的發展時期。我們的發展，顯然是我上面所說各種努力的結果，後來，我們終於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力下遭受挫敗。這似乎也是由於蘇維埃運動的先天缺陷有以致之。
這個時期，我們在軍事上獲得多次大大小小的勝利，紅四軍的實力也隨之膨脹起來。我們在肅反運動中，曾極力整飭紅軍內部，清除了紅軍中一些地主富農出身的和不可靠的分子，提拔了許多貧苦農民出身的幹部。我們的軍官幾乎是清一色的黨員，政治工作也大大加強了，我們將充實軍隊內部的措施，視為最主要的工作。
我們是內線作戰，因而軍事策略是集結優勢兵力，分別擊破包圍這個區域的敵軍，向四周擴展蘇維埃的領域。我們的軍隊每日均在戰鬥之中，大小戰鬥不知凡幾，這裏不能一一敘述，我僅就比較重要的幾次戰役，略加說明。
當時敵軍對於我們這個區域，大體是採取守勢的蔣介石的剿共方針，重點似是放在江西蘇區，尚未重視鄂豫皖區。我們的周圍大多是一些國民黨的雜牌部隊，他們的將領有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心理，他們的裝備雖不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但戰鬥力則並非都是弱的，如吉鴻昌等所率領的原馮玉祥的西北軍，就以善戰著稱。這些敵軍都依據城鎮設防，聯絡民團駐守的寨子，同時又沿線建起碉堡，形成對這個區域的縱深包圍圈。
我們經常講求打破包圍圈的軍事策略。我們覺得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所倡導的游擊戰術，多已不適用，如「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疲我打，敵人窮追，我兜圈子」的戰術，就只能適用打野戰，不適宜於對付採取守勢的敵軍。我們要主動的進攻防守的敵軍，但我們有缺乏攻堅的重武器，因而我們採取「圍困一點，消滅來救援的敵軍」的策略，我們認為這才是「以包圍對付包圍」的辦法。
我們根據紅四軍的特長，來發展我們的游擊戰術。我們的軍隊能夠發揮奇襲的力量，主要是靠行動迅速和秘密行動兩個條件。我軍裝備很輕，運動力很強，就具備了運動神速、能對付多方面敵軍的條件。我軍行動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裝的掩護和佯攻，往往使敵軍不易了解我們的真正企圖。我們特別注意夜間行動和夜襲的戰術，發揮奇襲的作用。我們也講究構築工事，以減輕傷亡和節約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勢兵力處於內線作戰的環境下，所應採取的戰術。
我們將每一次的軍事行動看作是一場實地演習。在作戰以前，不惜詳擬計劃，各方動員，以期發揮獅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戰以後，又詳加檢討，認識錯誤和偏差，擬出下一次行動所應採取的新方法，使我們能在行動中求得進步。
紅四軍在白雀園整飭內部的期間，即曾向駐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帶的敵軍實施壓力；並在潢川附近的一個小市鎮上，消滅了吉鴻昌部一千餘人。吉鴻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被蔣介石免職，憤而到了上海。他對紅軍的觀感，因親身的經歷，似有了根本的改變。他與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發生聯繫，對於孫連仲部後來投降紅軍，起了拉線的作用。後來，他參加了馮玉祥在張家口所組織的反日同盟軍，為蔣介石所殺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軍南移，圍攻駐在黃安縣城的敵軍梁冠英師。我們很重視這一行動，認為是拔除老蘇區的眼中釘。我們的準備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這次行動既有軍委會主席的命令，又經過高級將領會議詳細研討，決定整個行動的計劃，最後又由高級軍事長官召集中下級軍官開會，詳細講解執行這一計劃的每一步驟。
政治工作在這次戰役中，也顯著的發揮了作用。中共軍中的政治委員，有監督同級軍官的特權，同級軍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員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時，政治委員並可撤換或逮捕同級軍官。但在紅四軍中，軍官都是同志，我們認為政治委員的監督特權，只能適用於那些非同志的軍官，因而改采同級軍官與政治委員，分負軍事與政治責任的平等制度。
由於這種平等制度，在決定軍事行動計劃時，軍委會政治部和各級政治委員會，須提供有關這一行動的政治情況的資料，並制定政治工作計劃。這個計劃的要點，是從政治方面來鼓勵全軍官兵執行計劃的信心；動員當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裝等，配合軍事行動；瓦解敵軍；鼓勵敵軍官兵投降等等。同級政治部等於同級政治委員的辦事機關，也就是由它來執行上述政治工作計劃。政治委員平時指導政治部工作的進行，戰時則參加作戰。能幹的團政治委員往往是太上團長，否則亦等於副團長。至於軍中中共的組織，則隸屬於政治部，在官兵中起帶頭作用。
在這次黃安戰役中，我們決定以各團的政治委員和團政治部，為實施政治工作的主要環節，所有鼓勵士氣，動員民眾，瓦解敵軍等政治工作，都以團為單位來進行。這樣，軍政治委員的工作，也就有了頭緒。他只須指導各團的政治委員，工作就能分頭進行。中共軍中黨的組織是以連支部為基本單位，團政治委員指導各連政治指導員和連支部書記，就能如臂使指。
我軍按計劃到達黃安城下，首先掃蕩了城外的敵軍梁冠英部前哨據點，敵軍全部退守城內。我軍重兵則駐在黃安城的西南面，其餘東北兩面則由地方武裝監視。我們的目地是斷絕城內敵軍的糧食供應，一俟敵人糧食缺乏、離城退卻的時候，實行在野外予以殲滅。
我軍戰鬥力遠較梁冠英師為優，在數量上我們也多一倍。我們經常能分半數以上的兵力，壓迫黃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帶的敵軍，使之不敢前來救援。黃安城內之敵軍曾屢次出城，企圖奪取糧食，但我們已在城的周圍堅壁清野，使他們無法如願。如果他們離城稍遠，即有被我們消滅的危險。
我們很注意改善七里坪區與高橋區之間，灰白區（在黃安城附近）內居民和我們的關係。我軍的運輸擔架隊均來自蘇區，不在灰白區徵用，我軍所需糧食，半數也是從蘇區運來的。我軍在灰白區打土豪只限徵發糧食，而且要當地居民公認為土豪的，其糧食才予以徵發。我們到處公告，不準軍人侵擾當地居民，准許居民舉發，損壞了物件要賠償，借用東西要還，公平交易，不許強買強賣。由於這些措施，灰白區的人民迅速改采親近我們的態度。
我們動搖敵人軍心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我們並不禁止人民出城進城，我們所捉到的敵軍官兵，仍然放進城去。我們用各種方法告訴敵人，外援已絕，糧食將盡，只有繳械投降，這將受到紅軍的優待，不願從軍者，並可給資遣送還鄉。敵軍士兵攜械投誠或被俘后參加紅軍，一向是紅四軍的一項兵源。黃安戰役之時及戰役之後，敵軍士兵投靠我軍的人數有顯著的增加。
這樣包圍黃安一個多月，敵軍果然因糧食不濟，乘夜向西南逃串。我們消息靈通，早獲情報，而且追擊迅捷，敵人如陷天羅地網，幾乎全部為我們俘虜了。陳昌浩在這次進擊中，又表現了他機警敏捷的才幹。他奉命在離黃安約四十里的地區，抄襲敗竄之敵，最大多數的敵軍都為陳昌浩部所解決，只有師長梁冠英單身漏網。
我軍在這次戰役中，佔領了黃安縣城，俘虜敵軍官兵約五千人，繳獲槍枝三千余。黃安縣城從此被我們改名為紅安，這也是我們佔領得最久的一個縣城，它一時成為我們勝利的標誌，對於蘇區人心的振奮，是有極大作用的。這一帶的灰白區，也從此變為新蘇區，這個蘇區的南疆也為之大大擴展。高橋區不再是孤懸在南邊的孤島，已變成了那一帶新蘇區的核心。
我軍正在黃安附近擴大戰果的時候，敵軍兩個師（原屬西北軍系統，指揮人姓名我已忘記了）由宋埠李家集路線向黃安進逼，這似是蔣介石知道黃安失守以後，嚴令這兩個師恢復失地。這兩師的將領們在嚴令之下，只好特別賣力。
當我軍屯駐在黃安以南約四十里地區的時候，敵軍這兩個師竟採取主動，乘夜向我軍實施正面突襲。敵軍突破了我軍一團人所據守的陣地，直向我們的軍部所在地挺進，使我軍陷於險境。我和徐向前陳昌浩急起應戰，可是身邊所能指揮的部隊已只有百餘人，徐向前就在這次戰鬥中，為流彈擊中，左肩骨受傷，但他仍是沉著應戰，直到這次戰鬥轉敗為勝為止。
這次戰鬥也表現了我軍自動協同作戰的精神。我們駐在左右翼的部隊，雖未得到軍部命令，但根據戰況，紛紛向突進之敵的左右兩翼抄襲，於是敵軍不得不向後退卻，我軍乘勝追擊，沿途又繳獲敵軍人槍各一千以上，敵軍迅即退至黃陂附近。
我們檢討這次戰鬥經驗的時候，對自己疏於防範，深自責備。我們嘉許徐向前，他在受傷時，雖經臨時包紮傷口，體力顯感不支，但仍強自鎮定，繼續指揮，卒挽危局。這種不計生死堅強沉著的精神，確是紅軍的寶貴品質。接著他還在軍中帶傷執行軍長職務，只在職務稍閑時，略事休養而已。至於各師各團的指揮員，這次能在危急時互相聯絡，相機對敵抄襲，更是我們應當繼續發揚的自動協同作戰的精神。
我們的軍事勝利，以蘇家埠一役為最著。我軍以少勝多，戰果極豐。這不僅標誌紅四軍戰鬥力的旺盛，也表現我們整個政策的成功。
一九三二年初，我軍有黃安經金家寨麻埠獨山，度過淠河，進圍蘇家埠。我軍占黃安，又擊潰了救援黃安的敵軍后，我們估計敵軍已暫時不能向黃安進攻，因轉向安徽西部的淮河流域發展。鄺繼勛師仍留在鄂豫邊區行動，這個師的力量雖已有充實，但還只適宜於負擔一些較小規模游擊戰的任務。
我軍度過淠河后，逐漸壓迫敵軍退守蘇家埠六安霍山等重要城鎮。蘇家埠這個重要市鎮，駐有陳調元部兩個旅，這是我們上次佔領麻埠獨山後，最接近我們東面的一個敵軍據點。敵軍在這市鎮的周圍，駐有永久性的工事，有些系城堡。我軍在蘇家埠外圍，同樣廣掘交通壕和建築防禦工事，並利用交通壕，逐漸縮小包圍圈。
我們的計劃是圍住蘇家埠這一點，斷絕蘇家埠敵軍糧食的供應，逼使他們投降，並消滅從合肥六安一帶來救援的敵軍。這一帶地區地主民團的勢力頗大，一般人民畏懼於紅軍接近，而且我軍的兵力又遠較敵軍為少，我們須從各方發揮我們的力量，才可望獲致勝利。
我們極力爭取當地居民的同情，孤立地主民團的勢力。我們宣傳紅軍所到的地方，農民可以安居樂業，都不要向地主交租和還債，一俟情況安定，將實行減租減息和分配土地等。我們宣布紅軍絕不會侵犯當地窮苦人民的利益，只向土豪徵發一部分糧食。我們也要求地主民團勢力不要與紅軍作對，否則就要受到我們的懲處。
由於這些叫溫和政策的實施，當地人民多半留在家裡，沒有被地主民團脅迫逃避。一部分農民還對我們採取友善的態度，雖然還不敢建立蘇維埃政權和實行分配土地，但極願不露面的幫助紅軍的某一個行動。我軍所需要的糧食，全部要就地解決，這一帶確也是盛產糧食的地方。我們徵發糧食，事先有當地窮苦人民的代表鑒別那些人家是真正的土豪，實行徵發糧食的時候，由當地人民帶路。我們並不徵發土豪糧食的全部，只斟酌情形，徵發半數或大部分。徵發來的糧食，也有一小部分用來救助當地窮苦人民。
當地人民對於我們的同情，日漸增加。我們在軍事上獲得許多方便。我們不須派遣軍隊去征糧食，只由政工人員率領少數武裝人員去辦理。一般人民開始感到，紅軍來了，他們的日子過得較好了，首先是免去白軍和民團在鄉間任意滋擾。務農的和經商的熙來攘往，多希望陳調元部隊失敗，趕快離開這兒。當地人民還供給我們一些有價值的軍事情報。
我們很注意節約兵力，利用密如蛛網的交通壕和工事，只須一團人，就可以勝任愉快的包圍蘇家埠。敵方經常有少數飛機來轟炸我軍，但由於交通壕的掩護，不特不能予我們以重大的損傷，也沒有妨礙我們的行動。敵軍知道我們包圍蘇家埠的兵力，小於守軍的四倍，經常向我們突襲；有時還藉助於飛機的掩護來進行。但我軍在交通壕內，行動神速，是敵人的策略成為畫餅。敵機也常向蘇家埠投擲糧食，補給守軍，但為數很少，而我們的包圍圈越縮越小，投擲的物品經常就落到我們這邊來了。
這樣，我們經常保持八個團的機動部隊（紅四軍共有九團，除一個團包圍蘇家埠外，還剩有八個團）。當時六安和霍山各駐有敵軍陳調元部的一旅，多次企圖策應蘇家埠的守軍，每次我軍都以優勢兵力將之驅退。後來，我們只需少數地方武裝，就能監視這兩處的敵軍。
蘇家埠的守軍被困兩個多月，彈盡糧絕，已無逃出的希望；他們求援的電報，如雪片飛出。駐在蚌埠的王鈞部奉命經合肥六安馳援。王鈞部三個師進到蘇家埠附近時，我軍以全力向敵右翼抄襲，王鈞部大部被殲滅，總指揮勵世鼎被俘。守軍至此完全絕望，乃不得不開城投降。
這次戰役，我軍戰果極為可觀。勵世鼎所率援軍被俘一萬二千餘人，槍枝被繳九千余枝，其殘部退回合肥去了。蘇家埠的守軍，投降的約五千人，繳出槍枝約三千五百枝。此役總共先後獲槍一萬五千枝（包括幾次小的接觸所繳獲者），等於我們全軍槍枝的兩倍，不能不說是一次空前的大捷。
這使國民黨當局大為震動。蔣介石似乎覺得，那些雜牌部隊是不能濟事了，開始調用他的嫡系主力來對付我們。我們獲知湯恩伯部第二師正由河南許昌信陽一帶，向潢川集結，企圖乘虛進襲新集。同時，這正是一二八淞滬對日戰爭剛結束的時候，蔣氏高唱「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我們在六安的軍事行動，當然被視為是擾亂後方安寧的罪行。
我們檢討這次戰役，覺得戰鬥力大大增強，特別是「包圍一點，消滅援軍」的軍事策略，在這次戰役中，運用得極為成功。政治工作也發揮極大作用。我軍本可以乘勝佔領六安霍山等縣城，向合肥進逼；但認為湯恩伯部如果進襲新集，將動搖赤區的根本，因此，我們移師西向以制機先。
我軍旋即有蘇家埠直趨商城潢川，找尋湯恩伯主力決戰。我們抵達商城城下時，城內守軍據城防守。我們首先故作包圍商城的姿態，然後全軍循商潢公路，向潢川挺進。駐在潢川的湯恩伯似已得著商城的告急電訊，擬會合商城守軍，裡應外合來夾擊我們，湯恩伯由潢川率第二師等三個師的兵力，向商城進發。敵我兩軍相遇于「豆腐店」，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遭遇戰。
兩軍前哨接觸后，敵軍迅速就地展開，匆匆佔領陣地應戰。我軍原擅長遭遇戰，立即表演暴風驟雨式的衝擊，經過短時間的肉搏，敵軍的陣勢已呈動搖；我軍攻勢再接再厲，敵軍就全部瓦解了。敵軍兵力超出我們兩倍以上，機關槍火力更遠較我們的為強，但作戰意志卻遠非我軍可比，一經較量，優劣立辨。敵軍大部向潢川潰逃，一部據守公路兩旁的一些水寨。擔任總指揮的湯恩伯，也在亂軍之中，退到一個水寨里去了。
在這次戰役中，我軍因受沿途水寨里敵軍的阻撓，不能展開有力的衝擊，結果我們在這一役中只俘獲敵軍人槍各近兩千，我軍的傷亡也超過五百人，這是我在這個區域參加作戰以來，我軍傷亡最大的一役。敵軍潰退時，把那些來自外國的優良裝備，沿途拋棄到水塘和水田裡，以期迅速逃離火線。著名的湯恩伯師，就在這一役之後，調離潢川整補去了。
就在這次戰役之後，蔣介石似覺得鄂豫皖區的力量，再也不可輕侮了。而且鄂豫皖區地處衝要，紅四軍動輒可以威脅武漢，截斷長江和京漢路的主要交通線，無怪乎天把這個區域看作是心腹大患。因此，鄂豫皖區和紅四軍成為蔣所急於要進剿的主要對象。蔣乃在武漢設置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張學良任副司令。這樣，鄂豫皖區在蔣的「剿匪」日程上，已列為第一位。
一九三二年四月間，我們對蔣的企圖雖然還未詳細知悉，但已隱然覺得我們將要面臨更大規模的戰爭，便加緊部署紅軍力量。鄺繼勛編組地七十三師的工作，進行的頗為迅速，得到一般同志的讚許。這時，我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擴組本區的軍隊為第四方面軍，轄原第四軍及新編組的第二十五軍，以徐向前為第四方面軍的總指揮，陳昌浩為政治委員；他們兩人仍分別兼任第四軍的原職。鄺繼勛升任第二十五軍軍長，率領已編成的第七十三師前往豫皖區金家寨蘇家埠一帶，利用在蘇家埠一役中所繳獲的武器，從速編組地七十四師及第七十五師。其第二十五軍軍政治委員一職，則暫由蔡申熙兼任，但蔡原為參謀長，且為紅軍學校的職務所羈，軍政治委員的職位，暫時只是挂名而已。
我軍最重大的缺點，是缺乏訓練，便積極在這方面謀求補救。我軍作戰，軍官們身先士卒，因此幹部傷亡數字較大，這種情況一直不能糾正過來。我在上面說，徐向前受過傷，師長如劉英陳賡也先後受傷，團級以下的幹部傷亡更不可勝計。我們幹部的補充十分困難，我軍乃抽空實施戰鬥教練，以期士兵能散開利用地形作戰，改正由軍官率領密集衝鋒的作風，這也是減少傷亡的要著。
我軍的裝備是增加了，有了幾尊山炮，幾十尊迫擊炮，以百計的機關槍。我們需要訓練炮兵和機關槍兵。同時，也繳獲了一些無線電台器材，正在一架一架的拼湊修理起來，訓練編組人員來使用。我們繳獲來的槍枝，一部分已發交地方上的獨立團，但尚存有一部分。兵工廠也能修理槍枝和制手榴彈之類的武器，正在日夜開工。新兵也隨著武器的增添而增加，訓練工作也就繁重而複雜化了。
我們的軍事工作暫時分成兩個區域來進行，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軍在鄂豫邊區四周行動，加強訓練，並充實地方武裝。以鄺繼勛為首尚待充實的第二十五軍軍部，則會同金家寨一帶的黨政機關，在豫皖邊區負擔同樣的任務。這個分工對於鄺繼勛說來，擬是相當沉重的責任：他要單獨對付那方面周圍的敵軍；他的二十五軍軍部和第七十三師尚須繼續加以充實，還要編組兩個新師，又要擴充訓練那一帶的地方武裝，並指揮他們作戰。工作之繁忙和他的才幹，本不是完全相稱的，然而一時又沒有其他辦法可想，也只好暫時聽之。
除軍事工作外，這個區域其他方面的工作也獲得若干進展。首先是糧食不再感缺乏了。一九三一年中國各地發生了很大的水災，但我們的蘇區因雨水充足和努力生產，反而是大大的豐年。沒有了糧荒憂慮，社會秩序也顯得安寧了。當時蘇維埃政府的糧食工作，主要是徵收糧稅，儲藏糧食，儲備種籽等等。
老蘇區的土地經過重逢以後，大有改善。土地使用證也發到了各個農戶手裡。一般農民覺得他們有了一塊可以長期使用的土地，工作情緒為之高漲。代耕制度有了相當的改善，農民們的勞役負擔，也相應的減輕了。一般人都慶幸本鄉土不再受到白軍民團的侵襲，邊疆上的糧食也不會受到敵人的掠奪。
財政經濟政策方面所收得的成效，尤為顯著。蘇維埃政府的收支，日漸接近平衡。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間，我們的軍隊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月可以領到一元大洋的零用費。敵人雖然加緊封鎖，但我們的日用必需品大致仍不感缺乏。蘇維埃銀行經常存有五十萬斤以上的食鹽，這是用蘇區土產向白區換來的。
國民黨統治的混亂，也是我們能衝破經濟封鎖的一個重要因素。駐在金家寨背面固始三河尖一帶的敵軍，就是不認真執行封鎖法令的雜牌部隊。那支敵軍因國民黨軍事當局對他們待遇不公，軍餉缺乏，在當地實行走私，以辟財源。這個敵軍旅長並與我們訂了一個通商條約，其要點是彼此互不侵犯，經他的防地進出的貨物，准他私收定額的稅款，我們的商業機關每次奉送他五千元，以補償初辦時稅款的不足。這樣我們出入口的貨物，就在這個缺口通行無阻了。
此外，蘇維埃政府各級機構的行政效率，逐漸提高。不可靠的分子和不法的行為，以及捉土豪迫繳罰款的事也大為減少了。蘇區農民到白區去搶糧食的事從此絕跡。黨團員的數量增加了，黨團和民眾組織加強了。蘇區內到處在修橋補路，建置驛站和各種小型工廠合作社，以及發展文化教育工作等等。
這些進步發生相當大的影響。我訪問過老蘇區內的一些老農民，徵詢他們的意見。他們大致表示蘇維埃政府的新章程新辦法，與他們所聽見、所看見的從前的一些造反行動，如白蓮教、白狼、紅槍會等的舉事，顯有不同，即較之一九二七年的農協運動，也有進步。現在這裏一片興旺的氣象，這樣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們所耽心的，是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還要若干年，天下才能太平。老農們的這種觀感，刻劃了當時那裡的真相。
我們最大的苦惱，確是力量不易擴大。一九三二年四月間，這個區域的人口大致在二百萬以上，比較穩定的區域（即老蘇區）擁有人口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多數新發展的區域，政權機構大致上還不算健全，，土地還沒有分配好，地方武裝的力量還很薄弱，我們當時稱這類地方為「尚未穩定的區域」，但它佔了我們全區的三分之二。我們的努力主要放在這些區域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們不能單靠發命令去解決一切問題，主要的方法是發動群眾鬥爭。一個新蘇區，如果我們下命令實行分土地，若是農民不起勁，還是無濟於事的。因此，我們著重於派遣一些幹部，去發動當地農民，自行分土地。農民們固然贊成分土地，但往往心存顧忌，如蘇家埠附近的農民，就常常這樣說：「等到合肥六安打下來了，再分土地罷！」
擴大紅軍是我們經常進行的重要工作。我們需要大量的兵源來補充缺額和編組新軍，單靠老蘇區地方武裝人員來補充紅軍是不夠的。在新蘇區我們將長舉行軍民聯歡大會，動員壯丁來參加我們的隊伍。紅軍中的官兵也常用交朋友的辦法，吸引青年到軍隊中來。這些辦法效果固然相當可觀，但仍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也有一些青年農民抱著觀望的態度，他們似覺得在勝利尚極渺茫的目前，就貿然參加造反，那是過分危險的事。
這些事令我煩惱。我覺得這個蘇區主要是靠軍事力量來維持。我們是在大胆嘗試土地革命究竟有多大的燃燒力，蘇維埃政權究竟有多大的優越性和適應性。我們鼓起信心，開足馬力，爭取最大限度的勝利。在這些發麵，我認為我們已經是竭盡所能了。作為一個領導者，我不得不考慮究竟能否、和如何獲致決定性的勝利。這就更使我聯想到蘇維埃運動的前途問題。
這個蘇區被隔離在偏僻的鄉村裡，使我們失去政治的感應能力。這種苦惱似是當時整個中共和各個蘇區所共有的。我們對於這個區域以外的動態，漠然無所知，往往要在事件發生后一兩個月，才從所搜獲的報刊中，獲知一鱗半爪；我們又缺乏通訊設備，將我們的心聲，傳達到外面去。我們與中共中央和各個蘇區也互相隔離，彼此無法交換意見，就是互通情報的事，也非常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佔中國東北，遲了兩個月之後，我們才能根據一些材料檢討這一暴行。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會議上，我指出現在反日情緒在全國已激成極大的浪潮，我們應當重視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紳的，也是搗毀南京政權基礎的步驟，可是與反帝運動不易發生密切的聯繫。各地愛國人民會覺得：既要舉國一致對日，中共就不能在鄉村中專搞土地革命。蘇維埃政府對於反日的知識分子缺乏吸引力，更不易將反日軍人團結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
我雖然提出了反帝與土地革命相互關係這個嚴重問題，但也沒有說出具體的結論。同志們大體也受到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約束，不能有甚麼新的闡明。我們仍認為南京政府是賣國媚外的，只有蘇維埃政權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運動。必須以打倒蔣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為先決條件。這樣，我們就無異置身於反日運動之外。主要是放棄了爭取愛國人民的同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發了淞滬戰爭，駐在上海的十九路軍積極對日作戰，舉國反日情緒達到沸點。以攮外必先安內為國策的國民黨政權，居然也參与對外的作戰，這是出人意外的。我軍那時正圍攻蘇家埔，我們大致仍認為國民黨一部分軍人和全國人民是抗日的，南京政府則是阻撓抗日的。我們也提出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國民黨軍人應來參加紅軍一致抗日」的主張，但這種口號僅屬宣傳性質，我們並不能在政策上有所變更。這使我對中共的蘇維埃政策有了更大的不滿。
當年四月間，淞滬抗日戰爭早已結束，我軍在潢川地區也擊潰了湯恩伯部，正準備應付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蔣氏那時以紅軍搗亂後方為理由，更加強攘外必先安內的論調。他在廬山積極訓練剿「匪」軍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對共政策，並在武漢調兵遣將，準備廝殺。我們針對蔣的政策，也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蔣」的口號。不過我們也覺得蔣之將「抗日」與「剿共」聯在一塊，是很厲害的一著。在中央分局研討衝破第四次圍剿的時候，我曾暗示我的同志們，我們可能暫時要受打擊，主要因為我們在反日運動上，沒有佔到適當的地位。
我們的最高軍事策略，向來不在中央分局公開討論。為了機密的理由，只有少數巨頭——我和蔡申熙沈澤民徐向前陳昌浩——密商決定。蔡申熙被委為這方面的草擬人；他所擬議的常常與我的看法不謀而合。蔡擬具了在順利發展的條件下，一些積極性的軍事方案，但他的根本看法是不樂觀的。他認為鄂豫皖蘇區過於狹小，在敵軍優勢兵力壓迫之下，沒有迴旋的餘地，不易實施化整為零的游擊戰術。他主張必要時紅四軍應向京漢鐵路以西行動，這雖是退卻行動，但為必要步驟。就在蔣的四次圍剿前夕，蔡申熙更認為非這樣做不可。
我們對付四次圍剿的軍事策略：積極方面，是以這個蘇區為根據地，分別消滅進攻的敵人；消極方面，是失利時退到京漢鐵路以西，佔領襄樊鄂陽一帶鄂北地區，與大江以南湘鄂邊區的賀龍部互相呼應。我們由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時，不能向南北東三方面發展，因為南有長江，北有黃河，東面是津浦線，這三方的軍事要點，都有國民黨重兵駐守。因此，我們在軍事觀點上，只有向西，西面是國民黨軍力較弱的地方，也有廣大的後路。
蔡申熙參謀長為了我們的退路問題，曾花了不少時間，研究京漢路西面的情況。那時，原在洪湖一帶的賀龍部因軍事上的失利，退到湘西桑植去了，我們很難與他取得聯絡。京漢路以西、孝感、雲夢、安陸一些零星游擊隊，早被國民黨軍隊摧毀，其中有些逃到鄂豫邊境大別山脈的西段。蔡曾派遣人員企圖與這些游擊隊聯絡，也派了一些人深入鄂西北和陝南一帶地區，調查情況。他在這方面的努力有可觀的成績。後來，蔡在四次圍剿中陣亡了，這對我軍西向行動，是莫大的損失。
當年七月間，鄂豫皖蘇區，終被蔣介石優勢兵力的四次圍剿所壓碎。紅四軍的主力被逼向京漢鐵路以西行動，進鄂北陝南輾轉到了川北巴中通江南疆一帶，才立住腳，在那裡建立起新的「川北蘇區」。鄂豫皖蘇區從此不僅發展中斷了，而且成了蔣介石的屠場。留在這個區域的游擊部隊，在那裡堅強奮鬥，所受犧牲極其重大。沈澤民等重要幹部就是在那裡殉難的。後來留守在這個區域里的徐海東部也被逼輾轉到了陝北，成為各地紅軍集中陝北的先行者。最後剩下的高俊亭部到抗日戰爭時，改編為新四軍的第二縱隊。
上面所說到的，就是鄂豫皖蘇區和紅四軍披荊斬棘，艱難締造始末的大要。行文至此，我這個鄂豫皖蘇區的園丁，真有感慨萬千之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