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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曾慧燕：網上文革紀念園 為歷史補白 歷史義工王友琴 替巴金圓夢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曾慧燕 (2003年3月25日）
轉自作者臉書
前言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文革明年即將是60周年紀念，拙文也是22年前的舊文，如今重讀，仍是熱血沸騰，悲憤填膺，不能自已！
茲舊文重發，希望後人不要忘記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曾經發生過這些慘絕人寰、滅絕人性的罪行！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史無前例」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簡稱「文革」)，是影響每個當代中國人命運和人生道路的重大歷史事件。文革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創痛之巨，傷害靈魂之深，遠超 20世紀在中國發生的任何事件。據文革研究史學者不完全統計，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在二百萬至三百萬之間。
任教芝加哥大學的中國文革史研究學者王友琴，很早就開始利用業餘時間，收集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當她開始探索文革史的時候，一次又一次被那些未被記錄的死亡深深震動：「不但為這些死亡，也為這些死亡的不被記錄和報告。」
王友琴致力了解的是普通人的死亡故事，因為提到文革，世人普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元帥彭德懷和劇作家老舍等「名人」悲慘的非正常死亡，一般平民百姓的死亡，幾乎沒人知也無人提。
王友琴的想法是：「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於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於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而探索和記錄歷史事實，是學者的責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歷史的重要部分。當這些事實的說出受到種種阻礙，更需要學者的努力。」歷史是無法割裂的。
王友琴畢業於中國北京大學，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學位。來美后曾任教史丹福大學，多年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尤其對「文化大革命」有深入調查。她直接、間接訪問了受害者的父母、子女、親友和師生等，作成翔實紀錄，多年如一日，揮筆不輟。
她說，調查文革史實，「是一個比想象要慢要難的工作，還曾經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困難，但是我還是繼續堅持」。
1999 年，她把整理出來的死亡故事總稱為《文革受難者列傳》。開始用《列傳》一詞的時候，「我的腦子裡還地震似的震動了一下。這是因為在習慣了的想法中，『傳』常常是為曾經轟轟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寫的。這是司馬遷以來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為什麼對默默無聲地倒下的受難者，就不可以作傳呢？」
由 2000年 10 月開始，王友琴等人的工作成果，呈現在新建立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網站上，目前已收錄七百多名受難者的死亡故事，其中四百多人由王友琴親自撰寫。為文革這段被蓄意掩蓋或有意歪曲的歷史，留下真實內容。人們為了感謝為時代留下見證的人，將王友琴等一批志同道合者，稱為「歷史的義工」。
有一個默默幫助王友琴的人，也稱自己是「歷史的義工」。王友琴記住了這個說法，向所有義工們表示深深的感謝，她也以義工一員自居。
當文革在中國大陸仍被官方列為研究禁區時，最早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是知名老作家巴金，但在當局人為阻撓下，至今仍是「一個夢」。倒是這些年，文革研究在海外蓬勃發展，應了「牆裡開花牆外紅」。尤其是網際網路 （大陸稱「互聯網」)新科技的誕生，「文革博物館」既然不能在中國土地上矗立，就只能在「上不見天，下不著地」的計算機網路上暫覓棲身之所。
王友琴說：「假如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應該把每一個受難者的名字刻寫在博物館的牆上；假如能出版一本文革浩劫死難者紀念冊，應該把每一個死難者的故事白紙黑字印刷出來。」但在有可能這樣作之前，本應坐落在北京城的文革博物館，只有感謝現代高科技，在網上提供廣闊的空間，才有可能建立一個網上博物館和文革死難者紀念園等，在海外為巴金「圓夢」。
「這是一個非金石磚木所建立的紀念園，也看不到花草和樹」，但是這裏閃耀著義工們的歷史感和義務工作留下的筆觸。目前在海外，除了王友琴等人建立的「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影響比較大的，還有由在華府從事空間科學數據系統開發工作的在美大陸學者華新民主辦的「網上文革博物館」(www.cnd.org)，以及由賓州狄金森大學學者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大革命文庫》光碟，他們都是在兩岸三地學者和海內外中國人支持下，藉助計算機科技建立另類「文革博物館」。
另外，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資料室，據說是海外收集文革資料最完整的地方，其收藏包括許多文革時家喻戶曉、曾滿街張貼、但目前在大陸仍未公開的文獻。
王友琴指出，網路技術提供了全民寫作和閱讀歷史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們已經可以用和司馬遷十分不同的物質手段書寫歷史」。在大陸官方將文革研究列為禁區的情勢下，「歷史的義工」的努力，彌補了歷史的空白，也多少可以告慰巴金。
王友琴說，描寫文革的慘痛歷史，是非常折磨心理和感情的工作，往往必須承擔多種壓力和恐懼。多少次，受難者悲慘的死亡故事和遺屬承受的巨大苦痛，令她深深感染到那種椎心之痛，但基於某種原動力和歷史責任感，她義無反顧。
她感謝每一位受訪者，花費時間和她一起回憶和追尋往事。「這種回憶在很多情況下，是非常痛苦和難堪的。可是他們的道義感、勇氣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戰勝了心理深處的迴避和恐懼。他們講出了他們的記憶，有的還幫助我一起來搜尋歷史。」
牛雞之間選擇自己位置
●問她為何甘當「歷史義工」？她說了一個「牛與雞」的故事。
她曾訪問一位老教師，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勞改農場勞改多年，做過很多活，其中之一是放牛。
農場里有一棵大柳樹，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帶牛群到大柳樹旁邊吃草。後來，牛群中的一頭牛老了，干不動活兒了，因此在那棵大柳樹旁被殺掉。
自從那老牛被殺后，他再帶牛群去那棵大柳樹附近吃草時，牛群停步不前，並且哞哞長叫，聲音十分悲切。此後，他又試過兩次，牛群依然拒絕去那裡吃草，並齊聲哀鳴如初。他聽了也黯然，從此就不再趕牛群往那地方去。多年來，他一直為牛的記性和堅持嘖嘖稱奇。
王友琴奇而問之：「牛記得那裡是同伴被殺之處而哀鳴並拒絕前往？動物有這樣的同情心以及記憶力？」
老教師說，牛確實如此。不過，別的動物就不一定。比如，在殺過雞的地方，別的雞照樣嬉戲玩樂，好象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有時候，一群雞中間有幾隻被抓出來宰殺了，拔毛開膛，一些腸子之類的被扔在地上，別的雞照樣奔來啄食，還互相爭奪。
王友琴聽著，牛和雞的兩幅畫面在腦子裡鋪展開來，清晰而現實，這位曾在勞改農場待過的教師，觀察到牛和雞對待死去同伴的方式，提供衡量對比的坐標。
她想到了人。「對生活在文革后時代的普通人來說，我們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雞之間的某個位置。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們有的在公眾場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毆打和侮辱后自殺，有的在飢餓疾病與精神虐待中死去。他們曾經是教師、父母、同學、朋友、親戚、同事、鄰居，人群中的一員。他們的死，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記憶？我們對他們的死，有過什麼樣的反應？為他們的死，我們做了什麼？」
後來王友琴所做的一切，包括調查文革普通人的死亡故事和寫作、建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等，「都可以看成是個人良知在牛雞之間的一種掙扎和努力」。
她說，網站剛開通時，在大陸也可看到，網友反應熱烈，每天都收到大陸讀者的電子信，許多人都引用「牛雞」故事，表示「不願再做『雞』了！」給予她極大鼓舞。但在運轉了 17 個月後，去年 3 月，突然一反常態連續幾天沒有接到大陸電郵，她察覺事態不妙。果然，大陸當局將「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封閉了，大陸網友進入該網頁，映入眼帘的是「本網頁無法展示」。
兩次迫害高潮殺人無數
●她指出，文革領導人以革命的名義，用國家的權力，通過「群眾專政」的方式，在文革中迫害大量的人死亡。
文革對人最大的迫害高潮有兩次。一次發生在 1966 年，伴隨著「紅衛兵」組織的興起，在所謂的「破四舊運動」中；另一次在 1968 年到 1969 年，在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和鞏固過程中，稱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1966 年 8 月，在毛澤東的熱烈支持下，「紅衛兵」迅速由一個中學生小組，發展為全國每個學校都有的文革組織。校園暴力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開始。一大批教職員工被抓進「牛鬼蛇神隊伍」中，遭到紅衛兵學生的「鬥爭」，實際上是被毆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
不但有中學老師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還有小學老師也被打死。「這是中國自有學校以後兩千年來從未發生過的暴行」。
在文革領導者的引導下，校園暴力進而蔓延到校外。紅衛兵學生走出學校，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燒書籍和砸毀文物的同時，一大批所謂的「鬼蛇神」被打死，還有一大批人被從城市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這些被驅逐的人，有的在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達目的地之後，很快死於飢餓疾病，也有的在那裡無法生存被迫自殺。
王友琴指出，這場殺戮從 8 月初開始，延續了前後兩個月時間。全國的學校無一例外，都發生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擊。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萬居民被驅逐，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徵革命的紅色裝飾的背景中，被害者血淋淋的屍體，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三輪車，駛過北京街道，運往火葬場。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燃燒，超負荷運作，卻依然供不應求。他們的屍體堆在那裡發臭，然後被燒掉。他們的骨灰都被扔掉，沒有保留。」
1966 年殺戮的主要特點是，被害者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殺害，關於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字紀錄留下；他們不是由專業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而死；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兵執行。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剝奪財產住房，直至把人殺死。
兩年後，1968 年，在一系列毛澤東親自作「批示」、修改或者「圈閱「中共中央文件」指導下，各層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理」的對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為「審查對象」。全中國的每個「單位」，從高等學校到鄉村小學，從機關到工廠，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裡的一些成員關押禁閉在中，時間可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因為文革當局把文革的打擊對象，叫做「牛鬼蛇神」，當時人們把這種每個工作單位都私設的牢房叫做「牛棚」。
學校和機關停課停工，早中晚三班挖掘「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年紀較大的人，會因幾十年前做過的事情成為「歷史反革命」；年紀輕的人，也可以為無心說的幾句話而成為「現行反革命」。不小心弄髒了毛澤東的照片像章因口誤念錯了標語口號，就是「罪大惡極」。早上出門工作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否可以回家，還是將被關進「牛棚」。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在公眾場合，有時在「牛棚」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及延續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現大量「自殺」行為：「屍體在水面浮起，鮮血從天花板上滲出，血和腦漿噴濺在水泥地上。跳樓，喝殺蟲劑『敵敵畏』，割動脈，投水，摸電門，上弔，卧軌，各種可怕的方式被採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離審查」時，也就是被關在「牛棚」時死去的。他們生前與世隔絕，死後由看管和審查他們的人宣布「自殺」，沒有遺書留下，也沒讓死者的家屬查看屍體。在他們死後，還以他們的名義開「鬥爭會」，他們的漫畫像甚至屍體被放在「鬥爭會」場上。他們已經死了，還被詛咒是「畏罪自殺」、「死有餘辜」。
後來，從「隔離審查」中回來的倖存者，講出他們身受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也有人泄露其中一點真情。從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殺」其實是「他殺」，即把打死了的人丟往樓下，或者懸挂在房樑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後確是由他們的手結束了自己生命的人，也是在受盡侮辱和拷打后，在絕望中才那樣做的。「導致他們殺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審查方式難以想象的下流和殘酷。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最陰暗恐怖的季節。與 1966 年的「紅八月」殺戮相比，迫害變得更加有系統也更持久。大量的「項目組」被建立起來。這些「項目組」人員到全國「外調」，深夜審訊「審查對象」，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定案方法恐嚇威逼被審查者，並且強迫他們寫下大量的「認罪書」和「檢討」。
在其它各種名目的「運動」中，還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致死。但仍以1966夏天的紅衛兵殺戮，以及 1968 年冬天的「革命委員會」殺戮為最，在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上被記錄的絕大部分受難者，都死於這兩個文革的死亡高峰期。
王友琴強調，「這種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生命的殘害，是文革最主要的罪惡」。
死亡未記錄文革被淡忘
●在對人的殘害方面，王友琴將文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以及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島」上的囚犯作比較，她認為，其性質、規模和程度都非常相似，最大的不同，則是文革真相寫出來的還非常少。「由於不被記錄和報告，文革因此被淡忘」。
「與死亡不被記錄相比，記錄死亡意味著對死亡的重視，紀念死者意味對生命的尊敬」。
她指出，對於那些被殺害的人，自從有了社會司法系統后，更一直需要記錄。這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掛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
為活著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記錄這一類死亡的動機之一」。
但是，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卻很少被記載。文革殺戮從來不是秘密，卻又不記載。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她說：「文革死亡是極其殘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況下，受難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槍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而是被虐殺。他們被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抽打至死，有的經歷了長達數小時甚至數天數月的各種酷刑。同時，受難者往往被殺害在公眾場合，殺戮可以在學校和街頭大張旗鼓地進行。參与殺戮者，不僅有成年人，還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學生。」
在文革時代，受難者的名字沒有被報導或記載，他們的骨灰沒有被允許保留，是對他們在被剝奪生命之後進一步的蔑視、侮辱和懲罰。在文革后，權力當局只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上發表一些在文革中受難的極高級的幹部和社會名流的名字與生平。大量普通人的受難被排除在歷史的紀錄框架之外。
她指出，關於文革死亡紀錄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體圖景被歪曲了。其實也可以說，為了歪曲文革的大圖景，需要在歷史寫作中對文革的受難者忽略不計。受難者名字的湮沒，也使得對文革災難原因的探索，變得無關緊要。因這種原因的探索，必然涉及文革最高領導人和使文革產生的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制度，因此在中國不被允許。
另一方面，文革殺戮在毀滅生命的同時，也顯然扭曲了人們關於同類生命的看法。先是人們被強迫接受這些文革死難者的死亡，然後，他們既然把死難者喪失生命，都不再當作嚴重的罪行，對於在歷史紀錄中，他們名字的缺失，也就視為當然。
王友琴說，兩千年前，當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時候，儘管那個時代的所有書寫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進行，遠比現在費力。儘管他寫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體為主線，他在《秦始本紀》里，記錄了歷時三年，後來被簡稱為《焚書坑儒》的歷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經過和後果。
但是司馬遷沒有寫出這四百六十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為他有不同的價值觀念，認為沒有必要一一寫出受難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開始就沒有作這樣的文書紀錄，而司馬遷的寫作年代，已經離開「焚書坑儒」有一百來年，無從查找。
作為對比，文革中的受難者，如上面指出的死於 1966 年的紅衛兵殺戮和 1968 年的革命委員會迫害的人，未被記載也未被報告。受難者的生命被徹底摧毀了，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不但骨灰，連一張被害者的名單都沒有留下來，甚至這兩個事件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得到一個名稱。
幸好，大多數文革的經歷者還活著，他們中有人記得文革死亡。在調查中，王友琴和數百名文革的經歷者們當面談話，也寫信或者打電話，後來，又開始寫電子信。「我和他們談話，提出問題，並且一起回憶文革往事。他們幫助我發現和核實文革受難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們是怎麼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閱文革時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開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紀錄。那個時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幾乎沒有提到受難者。不過，一些當時的材料能為死亡提供旁證」。
留下事實與靈魂的感受
●她是從學校做起的。她記錄了學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師的名字以及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生前身後。在她訪問所及的學校，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還有很多人自殺了。「儘管在訪談前已經作了很壞的設想，聽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還是常常超過了預想。我盡量仔細地把這些文革死亡記錄下來，包括他們的姓名、死亡日期和地點，以及可能獲知的細節。雖然我有時候想，將來的人們，也許永遠不會相信我寫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 1986 年，她寫了文革開始后、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北京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時距離卡仲耘被害已經 20 年了。她一邊採訪調查，一邊整理紀錄，在她的筆記本和計算機里，寫出了一個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開始是教師，後來，有工人、醫生、保母和家庭婦女等。
她說：「在文革前，他們是普通的老百姓，做自己的工作，過自己的日子。這些受難者幾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對者。但是文革把他們當作打擊目標，害死了他們，作為『牛鬼蛇神』、『黑幫分子』、『地富反壞右資』、『現行反革命』等。他們無聲地死去了。對他們身受的殘酷迫害，他們沒有做過反抗的行動，旁人也沒有發出過抗議。但是他們的隱忍不是我們忘卻他們的理由。」
在採訪過程中，王友琴感受最深的是「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活著的人比死去的人還痛苦，生存者的創傷長期存在文革后的生活中。
她曾經採訪文革爆發時的一名中學生。中學生回憶，1966 年的「紅八月」，她曾經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衚衕，拉出來一輛平板三輪車，滿載屍體，十來個被打死的「階級敵人」，衣服都被打爛了，「就好象菜市場的一扇扇的白色生豬片堆著一樣」。然後她馬上說：「不能告訴你衚衕的名字，因人家會知道是我說的。」這是在事發 34年之後。她的恐懼和失態的表情，一下子驚呆了王友琴。
王友琴試圖安慰她。她說：「那條衚衕很長，有那麼多住戶，看到這輛運屍車的一定有不少人，沒有人能斷定是你告訴我此事。我還說我的原則是絕不泄漏消息來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這不是因為她不了解這些情況而害怕，這是一種深埋在心裏 34年的對那樣殘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剎那間湧出來，扭曲了她的臉。等她平靜下來，她告訴我這條衚衕的名字和位置。她說她 34 年來幾次夢到那一恐怖場面，卻從未有機會向任何人說過這一場景。」
進入「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網站首頁，可以看到除「前言」外設有三個欄目：「受難者名錄」、「紀念文字」和「研究與評論」，下面醒目大字書寫「為死難的親友留下永久紀念，為您見證的死難者留下記載」。
已收錄在受難者名錄內的七百多個死者，鍵擊一個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于這個人的故事，有的還有照片和有關材料的複印件。有的人了解情況較多，也就寫得很多。有的人的情況知道得很少，就只有寥寥數語。另外還約有 70 人，只知道死亡時間、地點或是某人的親屬，卻不知道死者具體姓名，都列在「無名氏」一欄。
王友琴說，電磁波在一秒鐘里，可以環繞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網上的文章不到一秒鐘內就可以傳遍全球，但是，《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等網站，都是被大陸當局網上「防火牆」攔殺的目標。也就是說，大陸普通人無法進入這個網站。
她呼籲，知道文革受難者故事的人，可以寫信給她在網上提供的電子信箱地址，對紀錄提出修正和補充。她更希望寄來文章，為所知的親人朋友，認識或不認識的受難者，「留下事實的紀錄與靈魂的感受」。
肉體與名字 無聲消失
●文革中發生無數學生毒打或打死老師事件，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以「歷史的義工」自居的文革史研究學者王友琴首位採訪的受難者對象。
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了學校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冰瑩。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
紅衛兵把五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大聲「揭發」和「控訴」。
棍棒毆打、開水淋燙被斗者
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大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還有人去開水房取來開水，要燙被斗者。
接著，五個被斗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裡的鐵制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裡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紅衛兵命令「黑幫」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鐵鍬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沉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五個被斗者被亂棒橫掃，這些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拿來的舊桌子椅子腳，桌椅腳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里涌流出來。
「勞改」了一陣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黑幫頭子」挨打最重
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為她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5點來鍾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輛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紅衛兵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另一副校長胡志濤看到躺在手推車的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但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側小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7 點多鍾，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但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人已經死亡多時。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胡志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到廁所摳洗茅坑蓋，手指甲蓋都磨去半邊露出鮮紅的肉，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後來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 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毒打，穿的布襯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里。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臟病。四個人眼睜睜看著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面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
最後的照片無言控訴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聞訊趕到郵電醫院，看到妻子渾身傷痕。他當即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照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里攝下卞仲耘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儘管是黑白照片，但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仍清晰可見。
第二天，王晶堯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打死的。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半個月之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迴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
王晶堯堅決反對解剖屍體。他不願讓妻子慘死後，還要遭受無理的切割。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儘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顯。
卞仲耘被打死時，50歲，在這所中學已經工作了17年。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於 1917 年，是北京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
師大女附中位於北京西城區，離天安門廣場與毛澤東和其它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遠。文革前，該校是北京的「重點中學」之一，很多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上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是文革前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 1965 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高幹子女佔了一半。這一特點，不幸與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聯繫。
在這之前，1966 年6月23 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幾個學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90度大彎腰，以亦「低頭認罪」；上台「揭發批判」者，都作氣憤填膺狀，聲音高八度，講話時揮拳頭跺腳。有學生跑上台，用學校自製的槍頭包有鐵皮的假步槍，這個一槍，那個一槍，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幾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澆她的頭，然後揪著她的頭髮，把她拖起來。
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 90 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唾沫。」
陳彥榮和無名氏之死
王友琴在接受訪問時，在她採訪的四百多名「普通人」的死亡故事中，還特別講述了普通工人陳彥榮的悲慘遭遇。
1966 年，陳彥榮是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家住北京海淀區藍旗營 109 號，恰恰位於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附近。
1968 年 8 月 18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慶祝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幾十萬人，多報數字是為了壯大聲勢 )。接見大會後，紅衛兵對平民的暴力迫害和殺害的規模急速升級，被打和打死的對象，從教育工作者擴大到北京普通市民。
同年 8月27日，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紅衛兵抄了陳彥榮的家，要陳家拿出金條、手槍、「變天帳」和「地契」等，陳家拿不出來。紅衛兵仔細搜查也沒有找到，就把陳彥榮和妻子劉萬才一起帶走。他的12歲的兒子陳樹剛也被打了。接著，「紅旗戰鬥小組」的人叫來一輛卡車，把陳彥榮和其妻子拉到清華園中學，將他倆綁在暖氣管上，用皮帶和鐵條抽打。打了一段時間，又被拖上一輛卡車拉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內。
在那裡，他們又被綁起來，繼續被拳打腳踢，還被用木棒和銅頭的軍用皮帶抽打。紅衛兵一邊打，一邊問：「你是不是地主？是不是富農？」「你有沒有罪？你該不該死？」
陳彥榮夫婦一直被打到後半夜1點左右，陳彥榮死了，快咽氣時，他跟妻子說：「我要喝水。」妻子向看守的紅衛兵要水，不肯給，37 歲的陳彥榮死在妻子面前。那晚跟他們在一起被毒打的，還有一個比他們年紀大的女人，他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被打死了。
「打死個人只是28塊錢的事」
隔天紅衛兵把陳彥榮的屍體與同時被打死的女人，一起送火葬場燒掉，未留骨灰，但要陳家付 28 元（人民幣）火葬費。
陳彥榮被打成重傷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身上留下了永遠的傷疤。「紅旗戰鬥小組」的人對她說：「你回家拿 28塊錢來。」當時的火葬費是 28元。
所以在北京的中學里曾流傳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
指的就是火葬費。「打人的人這樣說，覺得很得意，以為表現了他們打人的無限權力和對被打死的人的輕蔑」。
陳彥榮家裡拿不28塊錢，被紅衛兵打死的人，跟人借錢也不容易。大兒子陳書祥東借西借，好不容易湊全了這筆錢。他拿著錢去北大附中。到了學校門口，那裡的恐怖氣氛使他猶豫再三，不敢進去。當時打人還在校園繼續進行。
北大附中的紅衛兵不但打學校里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也打他們的兒女，紅衛兵把這些人叫做「狗崽子」。
陳書祥害怕進去后也會被打。徘徊了一陣，他在校門口聽到有人說，今早有兩具屍體被拉去燒了。他想其中之一必是他的父親。他改變了主意，無聲地離開了。後來紅衛兵來他家拿走了那28 元錢。
屍體被摩托車輾來輾去
據北大附中校內的目擊者、一位老師說，曾經看到有死屍丟在校內空地上，紅衛兵騎著摩托車從死屍上輾來輾去。不知道那是否是陳彥榮的屍體？陳彥榮被火化了，他的骨灰被丟掉了。留下來的是一張未被使用的由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給北大附中紅衛兵的證明信。因為陳書祥那天沒有進北大附中，所以沒有交掉這張證明，得以保存。
王友琴強調，北京在 1966年夏被紅衛兵打死的幾千個老百姓，都像陳彥榮這樣，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證，也不用劊子手行刑，就由一夥紅衛兵隨意打死。「北京歷史上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這種做法的野蠻和殘忍，前所未有。到了九十年代，還有一些當年的紅衛兵，在不能掩蓋他們打死平民百姓的事實時，就轉而辯說，他們當時打死的是『壞人』，拒絕認錯。事實上，在被打死的數千人中，沒有一個人被判過死刑，甚至沒有被判過任何罪。」
陳彥榮之死，不是孤立事件。1966 年 8 月 27 日，即陳彥榮被打死的那一天，據一份內部統計，北京有228人被打死。這還不是打死人最多的一天。
1966 年 8 月下旬，北京每天有數百人被活活打死，再加上大量被打被侮辱后自殺的人，比如，作家老舍就是在8 月23 日被鬥爭和毒打后，于 8月 24日自殺身亡。「北京城猛然增加了大量的死亡人數，以致北京火葬場的焚屍爐供不應求，燒不過來，出現了火葬也要排長隊等候的情景。」
據指出，「平常火葬場焚燒的屍體，都是身體乾淨服裝整齊的。讓死者乾淨整齊地離開人世間，文明社會的人們已經這樣作了數千年了。但是這些人被從打死的現場直接送到了火葬場，加上他們是被打死的，屍體上有大量的血，時值盛夏，死人太多，燒不過來，屍體上加了冰塊，所以屍體堆上冰水和血混流淌，氣味極其可怕。目擊者說，慘不忍睹，恐怖至極」。
在被打死與驅逐間選擇
還有一個與陳彥榮同時被打死的女人。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她被送去火葬場燒掉了。「從那時起，她的肉體與名字，都永遠地消失了。比陳彥榮更甚，她是一個無聲無息而且無名的受難者」。
就在陳彥榮被打死後，「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發出「通令」，北京市九個城區近郊區有十萬居民被驅逐出北京。這些人佔了當時總人口的 2％。這些人被註銷戶口掃地出門，被強迫去農村地區，只被允許帶走每人一個鍋一個碗和極少量的衣物。他們中有的人在火車站，又被守在那裡的紅衛兵毒打甚至被打死。有的人在火車上被打死，也有的人被送到農村后，再遭鬥爭而自殺。
總之，這十萬人後來的遭遇十分悲慘。但在當時，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驅逐之間選擇，他們只好毫無反抗地離開了。
也就在陳彥榮被打死的時期，北京砸毀焚燒了無數文物和書籍。當人命都不能保障的時候，沒有人會站出來保護文物。儘管這些文物和書籍對收藏者來說非常珍貴，但人們不可能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護它們。
王友琴說，考古學家可以從骸骨掙扎的姿勢，來判斷在被挖掘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秦國的諸國王的墳墓中，有人是被活埋的。但是，未來的考古學家，卻不可能這樣來發現一個 37歲的壯年男子陳彥榮的死因。因為在1966年那個夏天，被紅衛兵打死的陳彥榮和其他有相同遭遇的人，都已經被焚燒成灰。而且，連骨灰都已被拋棄。「除了他們的家人，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如果我們不能用文字來加以記錄的話」。
文革網站文庫資料
●1.「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 (Chinese Holocaust Memorial)，網址 www.chinese－memorial.org，由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等人2000年10月建立。
該網站首頁設有四個欄目：「前言」、「受難者名錄」、「紀念文字」和「研究與評論」，醒目大字書寫其宗旨「為死難的親友留下永久紀念，為您見證的死難者留下記載」。其中已有700多名死者收錄在「受難者名錄」內，鍵擊一個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關於此人的故事，有的還有照片和有關材料的複印件；另外還約有70個「無名氏」欄，內容為只知道死亡時間、地點或某人的親屬，卻不知道死者具體姓名的。
《紀念文字》目錄內，則收集有王友琴採訪文革受難者親友和其它人寫自己熟悉的死者的故事，如經濟學家張五常寫乒乓球國手容國團之死；遇羅文寫哥哥遇羅克的故事和二姨王桂蘭之死；彭令范寫《我的姐姐林昭》等。《研究與評論》一欄，則收錄有王友琴執筆的《學生打老師》等文。
2. 網上「文革」博物館 (Virtual Museum of Cultural Revolution)，網址 www.cnd.org，1996年由一群旅美大陸學者在留學生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創辦，主編為現在華府從事空間科學數據系統開發工作的學者華新民，目前已收錄200至300多萬字資料。網頁造訪次數20多萬次，每天超過六千人次。
進入網址www.cnd,org后，點擊左下角的「文革博物館」，才能正式進入「展廳」，展廳有中英文選擇。此網上「文革博物館」分成九個「展廳」：包括最新展出、文獻資料、學術研究、史海鉤沉、往事回憶、上山下鄉、國際雲、文藝作品及人物追蹤。該「博物館」目前開始收藏圖像和音響方面的資料，包括文革期間的照片、宣傳畫、歌曲和樣板戲等。
3.《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近日面世，由賓州迪金森大學學者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歷史學家余英時作序。收集逾萬篇以上的原始文件，總字數近三千萬，相當於一個袖珍型「文革博物館」。
參与編纂「文庫」的八位學者，包括宋永毅（美國狄金森大學）、石之瑜（國立台灣大學）、丁抒（美國明尼蘇達州若曼學院）、周原（美國芝加哥大學）、沈志佳（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郭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王友琴（美國芝加哥大學）和周澤浩（美國賓州約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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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等人三年多來，走遍世界各地的亞洲圖書館，徵集了眾多的私人收藏及第一手文字資料，在數以百萬計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獻中進行專業性編輯校勘，彙集成光碟中的上萬篇文獻。「文庫」以類相從，分成七個單元，所收的都是第一手數據，余英時形容其為將來研究文革的學人，「提供了最方便、最重要的原始資料彙編」，「為革命暴力蹂躪中國，保存了最寶貴的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