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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讀《文革受難者》札記
【大紀元8月29日訊】一個偶然機會，使我有幸讀到《文革受難者》一書，那是由《開放雜誌》社出版的關於「文革」期間的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 作者王友琴博士，系北京大學校友，現執教於美國。 她用十年時間，歷盡艱辛，查閱資料，調查尋訪當事人、見證人，分析整理，彙集635名受難者的實際遭遇。在層面上涵蓋了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以及社會平民。在重點人物的剖析上，追溯到三五反、思想改造（含「忠誠老實」）、肅反、反右、反右傾等歷次政治運動。該書內容翔實，立論鞭辟入裡，文筆細膩生動，情節真切感人。從搶救十年浩劫的民間記憶考量，該書堪稱價值無與倫比的絕代巨著。

1966 年毛澤東親自發動、領導、指揮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實際上是大革文化之命！頭一把火是利用中學生組織「紅衛兵」造反，掀起狂飆驟起。首當其衝遭殃的是中小學校長、老師以及在校學生以及附近居民。然後逐步捲入大學師生。從1966年8月18日開始，毛澤東先後五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上百萬「紅衛兵」，對「造反」給予鼓動和支援。大批「紅衛兵」揪斗校長、老師，有「問題」的同學和社會平民。勒令被揪斗者掛黑牌，剃陰陽頭，坐「噴氣式」，以墨汁澆頭，批鬥，遊街，關押，唱「牛鬼蛇神嚎歌」。「紅衛兵」反覆抄家、抓人、打人、殺人，其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堪稱是滅絕人性，慘無人道。

這些「紅衛兵」把辛勤培育他們的師長，雙手捆綁，拳打腳踢，煽耳光；用銅頭皮帶、棍棒、擰成麻花的跳繩，狠狠抽打；用帶釘的桌椅腿打得血肉模糊；把人裝入麻袋並以亂棍猛打；讓被斗者跪在鋪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強逼被斗者喝尿、吃屎、喝痰盂內髒水、喝水溝有毒污水、吞咽整隻死麻雀和整盒鞋油；用冷水、開水澆燙；不給飯吃、不給水喝、幾天不讓睡覺；勒令被斗者自己打自己、互相打、讓兒子打生母；把人打休克后，向眼裡揉碎玻璃或向頭上澆開水，以試其死活。有的家庭被同時打死數口。對病傷的被斗者，醫院不得救治。

有的人不堪忍受毒打折磨，尋找機會自盡。對自殺者還不放過立靈牌繼續批鬥。不論打死者、自殺者，均不留骨灰，還要死者家屬掏28元火葬費。有的「紅衛兵」狂妄地叫囂：「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嗎！」

有些人被毒打致死，紅衛兵或拋屍入水，或扔出樓外，或吊以繩套，偽造自殺現場，詭稱被害者畏罪自殺，甚至不讓家屬察看遺體，以逃脫罪責。

可憐這些獻身教育事業的教師，花季妙齡的青年學生，安分守己的社會平民，被橫扣上各種罪名，有的因出身成份不好，或有歷史問題，或有海外關係，或有思想言論問題，有的只因擁有一點房產等等，便大禍臨頭。遭受揪斗毒打，逼上絕路。有的人喝安眠藥或殺蟲農藥；有的上弔、投河、以頭撞牆、跳樓、跳鍋爐煙筒；有的迎撞汽車、卧軌；有的以利刃割斷動脈、擰開煤氣；有的撲向高壓電線、觸電；等等。有的夫妻雙雙自盡；有的全家數口同時自殺。無辜知識分子與平民落此慘烈結局，在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

「文革」十年浩劫，僅北京即有十萬平民被掃地出門，攆往（名為遣送）農村。人只允帶一件衣，每戶只允帶一口鍋。而有些人在火車站或列車上還不免被追上的歹徒活活打死。真是無法無天，駭人聽聞。

當年革命領袖利用「文革」把青少年煽動起來，教唆和放縱其踐踏人倫道德，淪為嗜打嗜殺的野獸。令人憂慮的是，這一代青少年給國家帶來什麼樣的未來？

北京最早開始打人的幾所著名中學，如師大女附中、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等，高幹子弟眾多，如宋彬彬（后改名「要武」）、鄧榕等。這些有高官家庭背景的，最先知道內部消息，有恃無恐；加以年輕思想單純，又受仇恨教育、鬥爭哲學、個人崇拜洗腦，易受教唆煽動，嗜斗嗜殺，以手染鮮血為榮。有位女生打人過於疲勞，以致胳臂累得抬不起來。當年打人最凶的是中學生，女生尤甚，其次是小學生和大學生。北京女三中曾湧現打人兇狠的「四大閻王」。還有的女中出現四個剃了光頭的打手，以出手狠毒聞名遐邇。

1966年8月20日（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后二日）迄9月底，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共打死1772人。火葬場排了長隊，忙不過來。有的人還未斷氣也被送進焚屍爐。

通過「紅衛兵」大串連，把北京紅衛兵造反、打人、殺人的赤色恐怖，迅速推向全國。繼之以1968年的群眾專政、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進一步擴大打人、殺人狂潮，把野蠻殘暴的赤色恐怖推向頂點，血腥遍及了全國城鄉。

作者通過各種渠道調查了115所學校，僅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殺害（不含自殺）者有：北京師大附中校長卞仲耘，101中學教師陳葆民，女三中校長沙坪，八中負責人華錦，師大二附中負責人姜培良、教師靳正宇，十五女中校長梁光琪，十女中教師孫迪，六中老校工孫霈田，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教師呂員先，138中學黨支部書記張冰潔，25中教師陳沅芷和一名工友等等。

大學領導人「文革」期間受難者，已知有19人（除註明死因者外，余均為 「自殺身亡」）：趙宗復（太原工學院院長），江陵基（蘭州大學校長、黨委書記），高芸生（北京鋼院院長、黨委書記），陳傳綱（復旦大學副校長、副書記），鄭思群（重慶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李敬儀（南京師院院長、副書記）被斗死，李達（武漢大學校長）被斗死，邵凱（遼寧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田辛（華東工院代書記）被打死，孫泱（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瘐死獄中，魏思文（北京工大校長、黨委書記）被打死，唐麟（湖南大學副校長），彭康（西安交大校長、黨委書記）被斗死，高仰雲（南開大學黨委書記），李廣田（雲南大學校長），常溪華（華東師大校長、黨委書記），蔣梯雲（同濟大學副校長）被打死，李秋野（北京外貿學院院長），張自人（上海工大校長、黨委書記）被斗死。上述受難者自殺的11人，佔58%.

北京燕園等師生在文革中死難者，據記載有七名：

張東蓀，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73年瘐死於秦城監獄，時年87歲。

吳興華，北大英語系教授，1966年8月3日在燕園被逼喝陰溝有毒水而死，年45歲。

沈乃璋，北大哲學系教授，1966年10月9日服安眠藥自殺，年55歲。

蔣蔭恩，中國人大新聞系教授，1968年4月在被批鬥后告知家屬：「上吊自殺」，年58歲。

許政揚，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1966年8月投水自殺，年41歲。

姚祖彝，外貿部翻譯，1970年元旦前後在南京被槍斃。

李鏗，北航學院外語教研組教師，1968年6月跳樓自殺。

據了解，燕京校友在文革中受難者絕不止上述七名，尚有若干未被錄入者，如閻簡弼、孫會鑫、顧之安等等，皆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該書還記述了文革中軍代表讓侯仁之先生交代時，採用的方法是和他談一顆子彈的價錢，話外之意不言而喻。

當年在北大校園，有位外籍學者目睹打人場面，就用不太流利的漢語勸阻兇手說：「他已經認錯了，就不應再打了。」然而野蠻的兇手置之不理，照打不停。

一些民主人士和著名學者，早年曾因對國民黨政府口誅筆伐而名噪一時，當局多不追究。新中國成立后，這些人審時度勢，謹言慎行，但仍不免以文賈禍、因言獲罪，終致緘口封筆。雖極力扮演順民角色，猶動輒得咎，甚至步向死亡。如清華大學潘光旦教授便自悟了「四 S」：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即投降、屈服、活命、滅亡）。今昔對比，恐怕「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有的高幹子女「紅衛兵」在如今出版回憶錄時，對自己當年毒打老師，手上有血和人命的史實，均刻意迴避，毫無反思，更無懺悔和謝罪之意。暴露出其品質上的欺世盜名與靈魂上的醜惡。難道這些當年的造反「英雄」、殺人「好漢」，至今仍不受到良心的譴責？

更有令人遺憾的是，作者在尋訪當事人時，竟遭遇到許多困難。有的知情人心有餘悸，疑慮重重，迴避訪問，或不願提供細節，甚至表示：「讓自己有一個平安的晚年吧」！這反映了人們至今仍對當局的撥亂反正將信將疑，對中國的前景缺乏足夠信心，也說明了浩劫之後的炎黃子孫仍為深沉痛苦所束縛而難以解脫。這不能不使讀者仰天浩嘆，感慨萬端。

（脫稿于「文革」40周年）

仲維光：讀王友琴《文革受難者》
人性、責任和才華的凝結

——讀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



仲維光



一



一九六零年，距二次大戰結束十五年，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寫出了數千頁的巨著《第三帝國的興亡》。六十年代末期，這本著作的中文本開始在中國流傳。鐵幕外的人們很難想象這本書對於共產黨中國社會中的求知、求善的男女的影響。他們那個時候在文化上、精神上正處於最惡劣的時期。《第三帝國的興亡》是非常少的人能夠找到閱讀的，屈指可數的幾種書之一。也許這真是本天賜之書，因為稍有頭腦的青年人就能從對比中看到，三十年前人類所經歷的那場災難，極權的罪行，竟然和周圍發生的一切何等的相似。這個「啟蒙」使得很多人從此走上了反省、叛離之路，走向了人性和知識的重新覺醒。

又過三十幾年，在八九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后的八年，出版了清理二十世紀人類另外一個罪惡的極權主義的巨著 《共產主義黑皮書》，並由此引發了是否應該把希特勒和共產黨的極權主義等同並論的爭論。目前雖然這場爭論仍然在繼續，但無論爭論是否會有結果，上述在中國知識界發生的這個歷史事實，這種等同對比對於中國民眾，以及最近三十年的中國社會變化所產生的積極影響，說明把這兩種極權主義等同並論是非常有意義的。

當時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人，對於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並沒有懷疑，也沒有感到毛澤東的共產黨政府當時的所作所為，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相比有不一樣的地方。這個政權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對當代文明和傳統文化的毀滅，對他們感到對權力有所威脅的所謂階級敵人的消滅，除了手段有其中國獨特的特色外，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然而，中國雖然遭受了如第三帝國那樣的歷史性災難，時過三十多年，記錄、探討這一段中國和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時期的歷史書籍、文藝作品卻並沒有像猶太人和西方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在其後的一二十年中不斷地出現，甚至深入開掘這一最沒有人性，最黑暗時期的文章也不多。不僅如此，細心的、稍有良知的人，還會發現，這些政治特點，在其後的鄧小平，乃至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的統治中，仍然繼續存在。

二零零四年，在文化革命爆發后將近四十年的時候，在美國出現了兩部大型的、有影響的有關文化革命的作品：一部是文獻影片《早上八九年點鐘的太陽》，一部是王友琴女士所著的《文革受難者》。如何描述文化革命，是每個作者自己的權利，同樣，如何評價看待這些作品也是讀者的權利、評論者的義務。人們單從題目就能看出，這是反差極大的兩部作品。《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從題目就使人們感到，它描述的是曾經有過的「希望」和「豪情」，以及後來的失落和哀歌。《文革受難者》則如這本書的書名和封面所顯示的那樣，是黑暗和悲慘，是對歷史和災難的記述。不僅如此，這個反差就筆者來說，它還顯示著更深的內涵，反映出筆者在上面提到的，從八九年後在今天，世界知識界仍然在進行的爭論，即如何看待共產黨極權主義的罪惡問題？

希特勒的罪惡已經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儘管還是有極少數人拒絕這個結論，還有很多德國人不情願接受，但是，對納粹德國的否定評價已是公理。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儘管最近十幾年來，以《共產主義黑皮書》為代表的一批作品，在共產黨集團崩潰后，同樣大量揭露了共產黨鐵幕社會曾經遮蓋的罪惡，而這些罪惡，無論其規模和殘酷性、就被迫害致死的人數來說，都已遠過於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罪惡」本來就是「罪惡」，但是，由於這個共產黨極權主義和一大批左派知識分子的追求曾經緊密相連，因此最後居然爆發出一場曠日持久的此「罪惡」是否能夠和彼「罪惡」相比，共產黨的罪行是否能夠和希特勒的罪行相提並論的大規模的爭論。

現在，對於中國文化革命出現的不同描述，在筆者看來很有些類似於這個爭論的地方。不同的記述實際上涉及的問題是：

文化革命是否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文化革命的執行者，紅衛兵，是否應該和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一樣牢牢地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如何看待毛澤東及這個共產黨集團在中國實行的極權主義？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和卡瑪的《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就是這個潮流中視角截然不同的兩部作品。很多時候，甚至可以說它們是對立的。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是一部建立在歷史事實上的史書，作者不是想為某個人，或某一階層、群體的參与者「去掉」或「減輕歷史的包袱」，從而尋訪他們，或者接觸受害者，請他們回憶解釋當時的事情，而是要書寫重現歷史史實。在成書前，王友琴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調查，一個人、一個人地追訪；在成書時，她則以最簡單的，沒有任何修飾的語言，努力再現當時的歷史圖景。由此，人們能從書中樸素準確的描述，平靜客觀的追問中看到，對王友琴來說，在生命面前，人是平等的，無論你是國家主席劉少奇，還是普通教師、工人，或是十四五歲的學生。這些受難者在書中的出現次序按照姓氏拼音排列，並不因為你是國家主席，你的命就比別人就更值錢，你的死就比別人更值得大書特書。

正因為如此，王友琴的書中記述的絕大多數人，是名不見經傳的「小民」。她不吝篇幅、專門詳盡地記述的也是文化革命中的這些普通人，例如劉澍華、陳彥榮、卞仲耘、孫歷生等人。

在王友琴的書中，不僅對無辜者如此，對於記述歷史和罪惡時涉及到的有過失、有罪責的人和事，她的記述也是不掩飾、不留情、不分派別，無論你是老紅衛兵還是造反派。正因為此，我深深地感到，王友琴的書是深刻的，她記述的是歷史，記述的是影響民眾生命的，最根本的善和惡。這一點，不僅如余英時先生所說，王友琴繼承的是司馬遷以來中國最優良的史學傳統，她還繼承了近代人文主義文化中最為寶貴的精神傳統。



二



對於王友琴女士的工作的深刻，作為同樣思索反省這一段歷史的人，我有著自己特殊的體會。這部剛剛問世的《文革受難者》，在她寫作的時候，我就有幸斷斷續續地不斷讀到。我雖然從六十年代末期，就開始反叛那個社會，不斷地對自己進行反省，但是，二十多年以後，王友琴女士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對於歷史事實的無情揭示，一針見血提出的問題，還是多次令我羞愧，刺激我、鞭撻我，迫使我進行更多的反省和思索。

我是在九六年夏天認識王友琴的。由於我寫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誕生》一文，她輾轉找到我，和我交談，向我了解情況。其實，此前我就已在《聯合報》上讀過她的《學生打老師：一九六六年的革命》一文，對她的敏銳和才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第一個公開發表文章，直接把紅衛兵和希特勒的青年組織進行對比的作者，由於我從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時就感到這種相同性，並且一直奇怪，如此明顯的問題，何以記述文革歷史的人都沒有觸及。所以，當時對於能讀到這樣的文章，並且認識作者，我自然感到非常高興，此後我不斷看到她的工作的進展。而她的工作也總是令我，以及我太太還學文驚訝、感嘆和佩服。

《文革受難者》也選入了王友琴《學生打老師》一文的主要內容，她在記述那一段的歷史中具體提出的這種歷史對比，在這本書中作了更為充分的揭示。

「紅衛兵作為一個青少年組織，在它的三個特點：狂熱的領袖崇拜、以一種先天條件為接納成員標準、以及暴力行為之間是否有一定的聯繫，這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從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也可看到這三個特點。這種相似性說明這一問題的研究可能在歷史上和世界上都具有相當的普遍意義。」

對於出現紅衛兵現象，王友琴在其後的研究中更一針見血地提出：本來共青團已經是維護這個專制政權在青年人中的工具，為什麼在六六年要以紅衛兵取代共青團？用紅衛兵取代共青團，肯定是由於某種功能，某種目的共青團已經無法完成。

這本來不是什麼秘密，因為那些「老紅衛兵」們，當年曾經非常明確地，引以為榮地宣言過。但是，研究文化革命史的人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個方面，並由此進行更深入的探究。

為什麼用紅衛兵取代共青團？共青團究竟在哪些方面不能滿足那些權貴子弟的要求？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共青團沒有，並且不能赤裸裸地把他們的特權寫在綱領上！對此，從六四年開始，駱小海、宮小吉和宋彬彬們就非常清楚。他們同時當然也知道，這個特權和他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領袖崇拜」血肉相連。他們那時開始的，甚至直到今天他們還不斷強調的「教育革命」，就正是要在教育界把他們的特權寫在旗幟上，保證在制度上。

在六六年六月前後，這些幹部子弟、「紅衛兵」們，更毫不掩飾地闡述他們的這種目的。他們要通過教育革命，徹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徹底貫徹「階級路線」。這些人很多到今天還在得意洋洋地回憶當年的情形，張承志也仍然為紅衛兵的名字出自他的建議而自豪，當時他非常明白地說，「就叫紅衛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同階級敵人、反革命修正主義鬥爭到底！」

張承志所說的「階級敵人」「反革命修正主義」正是王友琴筆下的那些「受難者」，平民；並且正是這個「鬥爭到底」造成了其後的廢除高考、紅八月，紅色恐怖，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最殘酷黑暗的一幕。

為什麼他們從六十年代初期后，就開始那麼不遺餘力地鼓吹「教育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他們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鞏固了這個集團對於民眾的專制，保證了他們的接班地位，就保證了他們未來的一切。雖然在六十年代初期，在當時，在他們十五六歲、還在受教育的時候，他們已經嘗到了「專制蜜果」，但是，這仍然不能滿足他們。在學校，他們不僅要受教育，而且要利用特權佔據所有最好的受教育的位置（不經考試進入大學、乃至名牌大學），甚至把持掌握學校的權力。他們要「取締修正主義的黑市、土壤」（清華附中紅衛兵六月以前反對校領導的口號之一），貫徹階級路線、廢除高考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剝奪一切有才華的平民子弟和他們角逐競爭優越的受教育條件的可能性。所以，文化革命具體對於他們來說就是教育革命，而凡是經歷過文化革命的人也都知道，這場革命中幾乎所有罪惡的都是在教育革命的啟動下，從他們所在的那些中學發生並且擴展蔓延的。《文革受難者》一書翔實、清楚地描述重現了這段歷史。

在卡瑪的《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中，他們之所以仍然再三強調他們是為了搞教育革命，很大一部分原因則是因為來到海外的人，大約也感到了正常社會給與他們的壓力，他們所曾經積极參与的文化革命是極其醜陋的，所以，他們在影片中都遮掩了自己的面目。不過無論如何，就這一點來說，他們和國內的張承志、卜大華們還是有了很大的區別，至少知道這不是一種可以炫耀的「歷史的光榮」了。然而，奇怪的是，他們居然相信用「教育革命」遮掩自己的歷史，為自己積极參与文化革命求得解脫能夠成功。用一種罪惡說法掩飾另一種罪惡說法，這不過是一種掩耳盜鈴。當然，對他們大約也只能如此，理屈必然詞窮，然而，如果這樣一來果真就淡化了文化革命的罪惡、使之擺脫了人們的探究、追問，那對我們來說就確實是悲劇了。

從共青團到紅衛兵，看上去只邁出了一步，但是就是這一步，卻打開了極權社會最狂熱、最沒有人性、最愚昧的一頁。而它產生於完全在共產黨統治下成長的第一代人，並且是特權階層的子弟們，也有其必然性。

據說，當那些昔日的老紅衛兵們知道王友琴在醞釀寫作《文革受難者》的時候，就曾奔走相告：王友琴正在積極妖魔化紅衛兵呢！

我不知道是否正是這點觸發了卡瑪拍攝《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文獻片，不知道她是否要以此來回答「王友琴的妖魔化」，或用他們的話說所謂還歷史以真面目，同時為那些老紅衛兵們現身自辯提供場所。但對我來說，紅衛兵根本不需要人們來妖魔化！只要打開六六年夏季中國的報紙，只要看看那充滿血腥氣的三論造反，只要想想腰系武裝帶，在操場上指揮毆打被迫勞改的校長萬邦儒、韓家鰲，「狗崽子」鄭光昭的張承志，只要看看《文革受難者》一書中那一長串受難者名單，紅衛兵難道還要人去妖魔化嗎？連共產黨自己也不敢否認，那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而這個最黑暗時期就是紅衛兵，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醜陋的怪獸之一，充滿熱情地跟隨毛澤東創造的！

千年縱過，紅衛兵和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一樣，罪惡難逃！

但是，或多或少具有和希特勒的青年組織類似特點的不僅是那些幹部子弟的紅衛兵，它的很多特點存在於那個時代中，存在於每個人的血液中，當然也存在於其後那些所謂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中，也就是筆者參加過的這些組織和活動中，或者說，筆者自己的身上。每一個積極跟著毛澤東幹革命的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流有這種被共產黨改造過的狂熱、愚昧、被異化了的人性的血液。當然，紅衛兵的三個特點，雖然在造反派紅衛兵中也存在，並且也是統治他們的靈魂，但是，在程度上是無法和老紅衛兵們相比的。

首先對於領袖的狂熱崇拜上，儘管沒有一個造反派組織或個人，對此提出異議，而且，幾乎對所有的人來說這種狂熱崇拜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平民子弟畢竟和統治集團沒有血緣聯繫，他們或多或少甚至可以說是統治的對象，專制的對象。他們沒有宋彬彬們到天安門城樓上見偉大領袖，利用這種光環的可能。事實上，在他們狂熱的領袖崇拜底下，不僅不可能產生那種狂熱和暴戾，而且潛在地存在著一種自卑和自怯。只有在離開那個社會，來到西方后，平民子弟才可能真正和駱小海、宋彬彬、卡瑪們平起平坐，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至於第二個特點，那種以一種先天條件為接納成員的標準，時代雖然強迫給與了造反派紅衛兵，但是，因為他們自己不具備這種條件，嚴格執行根本是不可能的。

對於第三個特點，暴力傾向，在造反派紅衛兵中雖然也普遍存在，並且時有暴發，但是由於他們被壓迫與被侮辱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既不敢像幹部子弟那樣肆無忌憚，也不可能那樣殘暴。他們至多不過是在夾縫中找到了生存，根本沒有條件走向老紅衛兵所特有的那種極端。基於這種原因，在他們身上所顯現的這種暴力傾向大部分存在於派系之間的「群體」武鬥中，而較少針對個人的迫害。共產黨社會並沒有給與出身不好的人作為個體表達存在的可能。遇羅克的遭遇是一個典型的結果。

然而，這卻不等於說，他們是無咎的。王友琴的筆沒有放過任何沒有人性的事情，不僅幹部子弟，很多所謂造反派的人也常常對她的記述感到非常不舒服，甚至反感。對此，我自己也深有體會。



三



這些年來，我在斷斷續續地閱讀她不斷寫出的歷史的時候，時有被一記重鎚敲到靈魂深處的感覺。

這其中最簡單的事實是，我雖然來自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經歷了清華附中文化革命的最主要的過程，清華附中在當代中國也出了很多「作家」，搞社會科學的人，舞文弄墨之人，但是有關清華附中文化革命中的災難的翔實的調查、記述，卻是由一位外校的人做出的，這實在令我感到慚愧。沒有一位清華附中的人付出過她那樣的勞動，進行過她那樣的抽絲剝繭般地解析調查，更沒有一個人像她那樣對災難進行過如此追思盤問。儘管王友琴的記述還有些微不確的地方，例如年級、班級誤記，但是，事到如今，已經可以說，不會再有一位清華附中的人，像她那樣，掌握那麼多，那麼準確翔實的歷史材料。我相信，由於年齡、時代的原因，今後任何研究清華附中文化革命歷史的人，都必須找王友琴切磋請教，讀她的書。

在王友琴關於清華附中文化革命的許多記述中，不只一段記述令我震動。例如她所記述的在向作家史鐵生調查當時他們班上打人情況的時候的一段情況：



「北京作家史鐵生在１９６６年時是清華附中初二（３）班的學生。當筆者問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學，他回答說，打了，打得不重。

筆者問，不重是多重？

史鐵生說，打了兩個女同學。是紅衛兵打的。讓她們跪在教室里，用皮帶和拳頭打了，剪了她們的半邊頭髮。

記得筆者當時不禁追問：這怎麼還叫『不重』？

史鐵生是作家，使用漢語詞彙應當比較準確，當然也懂得這樣毆打折磨，對兩個１５歲的女學生來說，是『重』還是『不重』。他這樣說，是因為在１９６６年的清華附中的環境里，有大量更為嚴重的罪惡發生，所以如果不是被「往死里打」、不是被打到生命垂危的程度、不是像劉樹華和其它『黑幫』那樣被打得不想活了，大概就可以算『不重』。

史鐵生還記得這兩個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孫淑綺。她們被剪『陰陽頭』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是『隱瞞家庭出身』，這在當時就可以成為一個罪名，可以讓紅衛兵拿去作為一個理由來懲罰你，從中也可以見出紅衛兵的觀念，以及他們認為有權力用暴力懲罰同齡人的那種蠻橫。

史鐵生不是『紅五類』，沒有當過紅衛兵，而且對被打的人懷有同情，所以記得這些細節。經歷、道德觀念和記憶的關係在這個例子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見《文革受難者》，第263頁）

這一段記述一直打在我的腦海深處，它使我再次深切感到，儘管我每每想到當年曾經愚昧地跟隨共產黨的生活，內心就感到痛楚，一直力圖在精神和知識上清除極權主義文化留給自己的痕迹，但是也還是像史鐵生一樣，對諸如類似的很多常識問題依然經常缺乏應有的敏感和判斷。這不是一個小問題，今天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在海外的中國人都說，中國人的道德已經淪落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但是，難道不就是在這一件一件的小事，在無處不在的各個角落裡敗壞它嗎？難道不正是我們失去的敏感和判斷，助長了它的蔓延發展嗎！

我們如何能只是譴責別人！

這不是使我觸動的一個偶然的例子，在王友琴筆下記述的清華附中的一位體育老師—趙曉東之死中，更引起我深深地反思。

如王友琴在調查中記述的，趙曉東是清華附中的體育老師，工作兢兢業業，在文化革命前受到學生們的普遍愛戴，但由於有所謂「歷史問題」，在文化革命中一直是整肅的對象。而這樣一位被老紅衛兵整肅的人，在六八年初教師幹部亮相站隊時，他，甚至於他在我們學校初中上學的兒子「居然」站到傾向老紅衛兵的一派那邊，這不但令我們這些造反派不解，而且引起了對他的痛恨。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學校革委會開始整肅趙曉東。在他自殺前的鬥爭會上，我們這派的一位老師起來揭發，說趙曉東的兒子，用氣槍威脅他。毫無疑問，對趙曉東的殘酷鬥爭，我們這一派當時也非常積極，包括他自殺前的鬥爭會。但是，對於趙曉東的死，直到王友琴調查時，才使我突然對此感到慚愧和內疚。後來，我聽說，王友琴關於此的文章發表后，我的一些清華附中的朋友還和她聯繫，企圖使她刪掉，或變換記述這個事件的方式。其實他們應該想到，我們不但沒有抵制，而且同樣是積极參与了這場「階級鬥爭」。

事實上，趙曉東之死是我終生不能忘記的。那是我第一次面對一個同類的非正常性的死亡。我記得，當時，也就是他跳樓一兩分鐘后，我跑到了四樓他跳出去的那個窗口，向外一看，還沒有看到他的身軀，而只是看到幾片腦漿、血肉，就一陣劇烈的噁心，迫使我立即離開了窗口不敢再看。這種感覺使得我晚上無法吃飯，一直延續幾天才消散。當時我為我自己的膽怯軟弱感到羞愧，一直把這種感受隱藏在深處。但是，這一次的經驗使我刻骨銘心地理解了「物傷其類」的原始本能，從此任何涉及人的傷亡事件，我自知沒有能力面對，都遠遠地躲避。我甚至感到，我和我的後代可能都不能做醫生；也可能就是因為我還保有這點原始本能，所以後來能夠徹底厭惡共產黨的沒人性。

王友琴對歷史的記述，對人生命的尊重，使我再次感到，我和我的造反派的朋友們，不只是文革的受害者，那個社會的被壓迫者，也是那個社會的締造者，並且在一定得條件下，也會被統治者所利用，自覺或不自覺地犯下罪惡。這就是筆者從共產黨的文化中覺悟出來后感受最深的一點：毛澤東和共產黨毀滅的不僅是中國的山河、文化，而且毀滅了兩代、甚至更多代的人的良知。

在我九六年的文章，「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誕生」一文中提到的，六六年曾經受到迫害、被剃成陰陽頭的同學霍秀兒，她如今在電視台工作。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聽說，她以及不少某些當年受到殘酷迫害的我的其他同學朋友，對於王友琴的這些記述和任何進一步的調查，常常持這樣的態度，或者否認她當年的遭遇，或者對這一段經歷保持沉默。對於這種否認和沉默我並不感到奇怪，這其實才正是我們時代的最大的悲哀。如果只是迫害和被迫害，那或許是簡單的，很容易反正，問題在於從四九年開始，統治者造就了一個時代，生活在這個社會受極權主義文化教育的人，無論是迫害者還是被迫害者都失去了正常的感覺，正常的思維，幾代人的人性被異化，不知正常的榮辱，甚至喪失了正常發聲的能力。在歷史上的文革中能夠發生如此大規模的不可理喻的殘暴證明了這點，今天中國社會在各方面的繼續敗壞，也是它的產物。這無疑從另一方面說明了王友琴女士的工作的重要，《文革受難者》出版的重要。



四



然而，王友琴和她的《文革受難者》，對於我來說，還有著更多的感受。

我認為，《文革受難者》作為對文化革命的記述，作為歷史，作為社會學，作為文學，都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薦的書。它是最近二十年中文世界出版的最好的書籍之一。

王友琴女士是文學博士，而在《文革受難者》所作的工作主要是社會學、歷史學。但是，從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看到她的文章時，我就驚異地發現，王友琴所使用的方法是非常乾淨、準確的社會學、歷史學方法。

出了中國國門，稍有敏銳感覺的人都知道，幾十年的封閉，和意識形態化，使得中國的社會學、歷史學，乃至一切人文科學，無論就概念，還是方法來說都已經和世界無法接軌。四十年來的訓練和培養，也使得這兩三代社會學家沒有能力像他們的前輩和其他地區的社會學工作者那樣進行科學地描述、分析和研究。有能力和有感覺的人，肯定只能採取「十年磨一劍」的辦法，耐得寂寞地在那裡打造；而儘管如此，出手還是經常會露出「功力不足」、「旁門左道」的痕迹。但是，王友琴的著述，出手就居然沒有任何來自共產黨社會的「假」「大」「空」的社會學的痕迹。她對現象的描述駕馭準確乾淨，並且一下子就能把握到可能得到的結論，和值得深入追究的問題。

在歷史學上，余英時先生在為《文革受難者》一書所寫的序言上，非常準確地提到王友琴女士在那些方面繼承了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中國歷史學者治史的優良傳統。對此，筆者深感余英時先生的眼力超群，眼前有景道不得，對我來說，也只能談一點我覺得不得不說的感受。那就是如同司馬遷的《史記》一樣，王友琴的著述也不只是在歷史學上，而且在文字上也出類拔萃。

王友琴的文章，沒有任何那個社會滲透給每個人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式的語言和文風，有事說事、有問題問、有感發感。她的文字洗鍊、準確，沒有任何拖泥帶水、虛張聲勢，同樣是出於污泥而不染。她的文章絲毫沒有那種雷鋒日記式的、革命導師式的浮夸，或為社會效應刻意而作，或為彰顯自己學問、社會地位而寫。對此，筆者在最近一年多所參与的有關如何紀念李慎之先生的討論中，更深切地感到這種傾向不僅在中國主流知識界，而且仍然大量地、毫無反省地存在於今天所謂持異議的知識分子中，由此，我對王友琴的文字、文風也更加讚歎佩服。

王友琴女士是我見到的第一位出自共產黨社會，卻又有如此才能的大陸學者。我自己花費二十多年努力才得到的結果，王友琴女士似乎毫不費力地就具有了。我常常驚異，甚至認為這是天才，她天生具有抵禦共產黨文化的能力，天生就存在著一種研究和治學的能力。



五



文化革命給我們這兩代人留下的是苦難、創傷、瘡疤，我們留給後代的是教訓，而不是輝煌。而同樣，我認為，現在似乎也可以說了，紅衛兵，卜大華、張承志們在文革中留下的是醜陋，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在其後半生，最近二十年中，在文字上、精神思想上留下的依然是醜陋。

余英時先生在為《文革受難者》一書寫的序言中，談到中國是個健忘的民族，這點我並不相信。春秋、戰國，二十五史，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民族有如此詳細的記載，秉筆直書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歷代中國文人不僅有記史的傳統，而且有做人的傳統。這個傳統的確從五四運動以後，被左派文人逐漸清除，被共產黨文人徹底斬斷動脈，但是，要想置中國文化傳統、人文傳統于死地，卻也絕非易事。在這個廢墟上所生出的王友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她把那些對我們的民眾犯下的罪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釘在光天化日的恥辱柱上，讓死者瞑目，讓有罪的人寢食不安，讓後世的人能夠借鑒思考，讓有良知的人時刻警覺。

對於這種「思考」和「警覺」，我認為，《文革受難者》再次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知識分子，乃至一切人，對犧牲者、受難者，也就是「死」人如何反應問題，是一個最為根本性的問題。如前所述，筆者認為，王友琴和卡瑪的兩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最根本的區別是，人的生命是否是最重要的，並且由此產生，在每一個生命面前，是否以革命的名義、以階級的名義所犯下的罪惡就比以種族的名義所犯下的罪惡輕，就可以原諒饒恕？草菅人命就不是罪惡？

對卡瑪來說，她希望從罪惡的背後發現非罪惡的東西；對王友琴來說，罪惡就是罪惡，不管它是以什麼名義犯下的。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隨便打死人，「打死人」、草菅人命，就是要追究，要反思。我認為現在可以說的是，在卡瑪對於文化革命的研究中，至少到二零零四年，她仍然沒有感到，研究文革，最重要的是成千上萬的受難者遭遇的「災難」。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在研究九十年代中期去世的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的思想的時候，曾經看到，青年時代曾經一度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波普，就是因為看到在一次群眾運動中，那些馬克思主義者是如何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犧牲民眾的生命，從而徹底摒棄了馬克思主義，成為研究極權主義思想基礎的最重要的當代哲學家。

但是，對於在政治上玩忽人命這樣的災難性事實，知識精英們的反應並不是都像波普那樣：對於死「人」，尤其是犧牲別人，是不能容忍的；掩飾罪惡、為罪惡開脫，也是不能容忍的。這種犧牲，對另外某一部分知識精英來說，他們的反應是另一樣，一方面，他們以為自己找到了真理，為了「美好」、「烏托邦」可以犧牲一些人的生命。毛澤東的「要奮鬥就會有犧牲」，已經成為所謂「名言」，但是，問題在於如果是犧牲他們自己，便也罷了，這些精英要犧牲的只是別人。另一方面，則或許掩飾和開脫這些災難能夠使他們心安理得地繼續保持「輝煌」，或者獵取更多的利益。（當然對於鄧小平這樣的語言和暴行，「殺他二十萬，換得二十年的安定值得。」筆者永遠認為，這是人世間如希特勒一樣的惡魔。對筆者來說，鄧小平就是和毛澤東一樣的專制者、第一代共產黨人，他殺人是為了政權，他的經濟改革也是為了政權，並非為了文革乃至到七九年為止，三十年共產黨統治的「受難者」。）

上述兩種不同反應是針鋒相對的，它涉及到的問題是：如何看待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反省他們曾經給民眾、社會帶來的災難？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還是罪惡的源泉之一？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早就感到，心平氣和、與世無爭的王友琴或遲或早會引起一部分人支持、信任，另一部人按捺不住的憤恨。因為她的工作太深刻了！

在閱讀《文革受難者》的時候，如同王友琴女士這本書中正面記載的，如同卡瑪的電影中所間接描述的，在有記載的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災難都是人類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統治者、或者是知識分子，即所謂人類中的「精英人士」製造的。在很多罪惡中，知識分子是共謀、協從，推波助瀾者，鑒於此，筆者認為，那種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的看法，是不準確的，甚至是片面的。這種說法，在某些知識分子那裡不僅是自諛，而且嚴重地存在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救世主的心態。

什麼是「良心」，是個永遠爭論不休的問題，那些個以「革命」為名義犯下罪惡的知識精英，也永遠以為自己代表真理，自己是社會的良心。所以，筆者認為，知識分子只是社會中以知識和思想為職業的一部分人的代稱，不同的人對知識和思想的態度，與知識和思想的關係是不一樣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人類社會中很多悲劇性的事件和歷史，知識分子都深深地捲入，他們既是肇事者，也是受害者。五四以來的中國歷史告訴我們，不是因為民眾水平低，因為中國文化傳統使中國沒有能夠走向民主，陷入比中國封建專制還殘酷的當代極權專制，而是因為知識精英們的思想和良知發生了問題。五四之後，中國走向了共產黨專制，並且專制了人民五十年，六十年代初期，餓死了上千萬人，文化革命迫害死上千萬，不僅和毛澤東、共產黨集團，而且和這些知識分子的助紂為虐，這些知識分子天生的軟骨症，甚至還有這些知識分子的智力，有著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關係。時下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的短視和軟弱，民運陣營的混亂和水平低下，也都是和知識精英自己的素質有關，絲毫怨不得民眾。

筆者認為，對這些以知識和思想為職業的知識分子來說，在他們參与社會事務時，必須同時要受到社會和民眾的監督，他們應該永遠既是啟蒙者，也是啟蒙的對象。不僅如此，筆者對波普的以下兩個論斷也深有同感：

第一，知識分子的傲慢，不僅過去，而且現在都是社會的一個主要的災難。重要的是讓民眾知道，「一切知識都是一種推測」！一切知識分子都可能犯錯！

第二，當代某些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一個黑社會，他們利用輿論，互相吹捧、愚弄民眾、牟名牟利，嚴重地攪渾了知識和精神領域中的一切，民眾必須監督他們。實際上正是這些知識精英，每日每時地都在製造大大小小的各種災難。最近一百年這個世界遭遇的浩劫：兩次大戰，希特勒和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文化革命，不過是這些日常問題和災難的積累爆發。

我不知道，或者說也不相信，人類能夠在以後的歷史中完全避免這類災難。因為人類社會中總會有一部分人，為了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特權、野心和物質，藉著各種名義和目的，傷害其他的同類，但是我想，王友琴女士，以及《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們所嘔心瀝血做的事情，目前在知識界所進行的爭論，乃至我們早年讀過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都是在試圖避免或者減輕這些人類的災難。

我在讀《文革受難者》的時候，曾經奇怪，為什麼在王友琴的筆下，對《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中的每一個遁詞和謊言都有充分的歷史資料揭穿，並且其中最主要的文字、史料已經流傳將近十年，還要拍出這個毫無新意的所謂文獻電影？

思索再三，我更深地感到，這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我們無需，也不可能說服卡瑪和她力圖為之解釋的那些人。因為人的追求不同，人對人的生命的價值的看法不同。但是，也正因為這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所以我們也必須為社會和未來承擔自己的角色、負起自己的責任。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人再陷入這種殘害之中，成為受難者；現在，我們還應該看到，這種專制仍然在生存，並且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還在變型，繼續從各方面殘害我們的民眾、我們的文明、我們的國家，以及這個世界健全的肌體。為此，無論是為了現在，還是未來，我們都不應忘記文化革命這個千年浩劫，不能忘記幾千萬的文革受難者。

我相信，無論怎樣，今天的人，後世的人，會像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那樣，閱讀《文革受難者》，從王友琴的著述中得到無數的啟發和反省。

我相信，雖然一些當時受害的人，由於很多原因現在拒絕回憶，甚至掩飾當時的血腥，但是，我想陳書祥會感到安慰，劉澍華的親友會感到安慰，因為有人記載了他們父兄的生命的冤屈，記載了他們災難，控訴了那些殘害他們的人和社會。

我為我們時代終於有了王友琴的書，《文革受難者》，為我們這一代人產生了王友琴而感到欣慰！

2004年8月20日于德國埃森初稿，29日修改。